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相关链接：专题：波兰工人斗争与资本主义复辟（1975—1993年）
波兰的工人代表会和自治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决议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2月第八卷第12期，总第60期
1．自八一年夏天以来，波兰政治革命的上升，进入了新的阶段，工人代表委员会及其地区性和地方性联系出现了。因此，自治运动具有爆炸性的反官僚动力。政治革命这样跨前的一步，乃相应于双重政权状态的进一步两极分化；自从工人群众的自我组织在“团结工会”和各种“社会运动”中有力地上升以来，双重政权状态就成为波兰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特征。
经济危机的严重性，令工人阶级的广大层份日益感到需要由工人发动和直接控制有效应急措施。经济危机包括以下各点：工业生产下降，消费品缺乏，城乡经济联系腐蚀，黑市价格狂涨，配给制度失败，建屋进度严重地下降，无数生产性投资计划取消，等等。
抗议物资缺乏或抗议当局各种威吓性措施的运动和罢工，继续爆发。群众自觉到的力量，他们的一般态度以及他们对抗官僚政权而采取的反叛性主动，都迫使后者退让和增加后者的瘫痪状态。
在这个情形下，群众主动寻求通过自我组织，填补政权留下的真空。他们从抗议和控制的阶段，走到作出决定甚至管理的地步。这点在“团结工会全国大会”上表达了出来，它不只采用“自治的波兰共和国”这个主题，而且明确地质疑政府和党以工人名义作出重大社会和经济决定的权力。（大会要求就自治问题举行全民投票，接着决定组织一次全民投票，讨论国会通过的重大法律问题。）
2．由于官僚层无可能正面抗击强大的群众运动，因此“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方针，是拖延时间，作出协议，然后反悔。他们寻求分化“团结工会”，甚至想将它的部份领导人招纳，并限于有选择性的镇压行动——今日已有超过二百个控诉“团结工会”战士的悬案——以便加剧独立工会干部的分化。
在疲倦与基本物品供应危机等反面效果的“协助”下，官僚层希望带来群众动员首次下降的趋势。冷热风不断吹。它发出“全国一致”的呼吁，同时试图将经济危机恶果的责任推在“团结工会”肩上。事实上，所有这些都必然制造条件促成更严厉的镇压和官僚为保卫权力及阶层特权而进行的反攻。
对官僚层来说，“理想的解决方法”将会是一次反革命干预，而克里姆林宫武装部队只在幕后支持。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个牵涉民族问题的冲突，避免令民族问题起着对波兰和苏联官僚层来说是个中心和灾难性的角色。就是在这个前景的设想下，波共一些部份正努力准备军队和警察中的特别干预部队。
工人群众的自我组织、政治化和激进化的不断上升过程，在波共内产生了反响，增加了官僚统治的危机。一百万党员同时是“团结工会”会员。尽管波共是官僚统治层的党，但这事实并不表示它就不会受到波兰工人阶级蠭起运动的波浪所冲击。波共的解体过程先于并且伴随着国家机器的极深危机，因此它需要先行自理门户，然后才能“恢复”国家的“秩序”。危机的深度和群众运动的广度，令它不能在“保持现状”的路线上达到上述目的。波共必须有一个“革新”大会，其目的是令官僚层重新确立党内控制权，在最少损害的情况下达到它的基本目的，就是重新确立它对国家的控制，引导、阻塞然后击破群众运动。今次的波共大会却不能解决官僚政权的危机，也不能改变官僚层和群众之间的力量对比，这对比是越来越不利于前者了。
而且，波共内部的激进反对派（平面联系组织）遭受挫败，也加强群众的感觉，认为卡尼亚式的“革新”并非官僚政权真正的改革，而只简单是转移工人视线的策略。工人并非愚蠢的。不过，党机器毕竟恢复了某些控制，可是它仍很脆弱，在上升的政治革命的撞击下，党内新的分化将会出现。
波共大会刚召开，权力真空的感觉就被进一步证实了。群众日益难以忍受经济危机及其恶果。造成有群众基础的新的大胆主动的条件，很大程度存在，例如“反饥饿游行”。反对政府委任生产厂长的权力（如在波兰国营航空公司和新卡托维兹企业），反对新闻检查的斗争等等。
3．一旦经济危机及工人群众自我组织起来这两件事令全国感到需要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时，工人自治便成为波兰当前的问题。
官僚层和政府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预防性的，当时正值“团结工会”和工厂内都提出这个问题。但在第一个时期（持续了将近一年），争取自治的斗争遇到了三个障碍：
（1）它迷失在一个主要是观念和法理的辩论中，反映了专家的份量，而专家与工人阶级主要关切的问题脱节，他们有时受到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
（2）许多工人干部回忆起一九五六至五七年自治试验的可悲失败，当时自治试验完全被官僚层重新吸纳和结合了。自治斗争也与一个愿望相矛盾，那就是人们想维持“团结工会”最主要作为保卫工人眼前利益，尤其是对官僚层的决定有控制和否决权的工具。
（3）它最初也受一个广泛存在于群众中的幻想所阻碍，群众幻想“团结工会”可以迫使政府实行一个考虑到工人利益的经济政策。
从一九八一年六、七月开始，工人阶级前锋的态度开始转变。由于官僚层所预备的“经济改革”的拖延、不协调和反工人性质，以及生产日益混乱，因此大工厂许多工人开始采取控制手段，清点存货和讨论生产计划。实际的生活经验和实践，解决了“团结工会”结构应否用作经济管理的问题。为了做到这点，工人自己建立了工人代表会，它们紧密地与“团结工会”联系。代表会或主动筹备这类代表会的委员会，今日存在于一千间工厂内。在不少地区，如罗兹、卢布林、华沙、西里西亚等地，都成立了“工人代表会合作立宪委员会”。
在“大工厂联系网”和“各区工人代表会合作组织”的发动下，组织了几次工人代表会代表的全国性会议。“各区工人代表会合作组织”希望发动各代表会的全国协调。
工人自治运动因此正明确地朝向建立新的特别组织，倾向于接管经济的管理。辩论日益从观念的辩论转向自治如何实际运转的几个方案之间的冲突。
4．如果扼要地说，可以区别到三种不同的自治方案，它们反映了不同的社会／政治选择，相应于不同的阶级利益和不同的社会层份。
（1）政府的方案，表达了官僚层（党和国家官僚层）领导层份的利益，它主要企图将群众对自治的期望抽空其内容。关键性的决定将留在官僚层手中，市场规律将会进一步更广泛地使用。在工厂平面，被选出的工人代表将会与行政工作联系起来，他们也将对一些他们无权作出决定的基本政策负上责任。这个方案的明确目的，是要工人对紧缩政策负上责任，逐步分化他们和挫击他们的士气。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形，这个方案也只能令自治成为官僚管理的一个小改革（如匈牙利模式）。
（2）“团结工会”温和的专家和“独立”经济学家的方案，表达了官僚层内一个经理层份的利益。这个所谓自治，首先基于企业的财政和决策自主。它包括给予厂长扩大的权力，同时广泛地使用市场调节规律；它与真正的计划经济的需要和工人的利益（在社会和管理方面）是对立的。
（3）一个相应于工人阶级利益的方案，它的几个构成部份已被“团结工会”内部的一个工人阶级左翼所界定。为了要作为实际可行的选择提出来，它必须更为明确地保卫从所有平面表现出来，因而是民主地计划的工人自治。官僚集中的计划，将会被民主的计划取代，计划的中心目标和优先发展事项将会由全体工人在全国公开讨论和辩论后民主投票决定。工人阶级整体的选择，可以由这个结构表达出来。自治将会在生产部门、地区、地域和每间工厂内运行，每一层面作出其份内的决定。直接咨询全国人民，工农大会，生产者消费者大会等，将会完成工人自治的架构。
这三个方案并非只是技术上不同；它们实在表达了不同的社会利益。坚强争取第三个方案是必需的，因为它是唯一符合工人阶级的眼前和历史利益的。另外两个方案不容许工人对自己生活（无论作为生产者、消费者或市民）有真正的决策权。在这两个方案中，真正的经济决定将会被官僚层或“市场规律”或两者一起强加于工人身上。这两个方案都倾向于大量增加社会不平等和将工人的团结分裂成为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集团或不同地方等的利益，这些利益日益变得互相矛盾。它们也表示必然攻击全面就业，失业将大量重新出现。在这个意义上，只有第三个方案才是表达工人自治的真正社会主义前景。
5．朝向经济自治的运动，也提出了直接由工人行使政治权力的需要性。即使“团结工会”自限于控制和质疑政府决定的行动，工会所行使的却实际上是对立政权的作用。
争取废除新闻检查、自由使用大众传播媒介的斗争，实际上是打破波共和官僚层的政治权力垄断。这个动力应该无可避免地导致争取倾向以及政党合法化的要求。“团结工会”全国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包括了政治多元化的主张。如果加上民兵开始大规模工会化和“团结工会”支部向士兵作出的呼吁，我们就可以了解官僚层的权力受到何种程度的挑战了。
工人群众中产生的对自己力量的强有力的自信，是由过去一年来所赢取到的许多胜利所滋养的。从这个角度看，“团结工会”全国大会代表了政治层面的一个转变。官僚层作出威吓以迫使大会的第二部份比第一部份后退或最少令激进化不致加剧的企图，更是失败了。政府与“团结工会”主席团关于自治的妥协已经弄翻了。
波兰工人的自信，首先表现于这次“团结工会全国大会”期间工人民主的可敬畏的爆发；工人民主不只在大会平面存在，而且也在各工厂平面存在，在各工厂内，差不多每天都有会议讨论大会的进程。由“团结工会”各支部发出的数以千计的讯息和电报，向大会的代表施加经常的压力。这种自信在大会第二部份表现为对加价决定的抗议，以及部长（他在大会上被迫解释自己及政府的政策）被迫辞职。这次第二部份的大会实际上是一个最高议会的大会，是今日波兰正上升的胚胎工人权力的议会。
6．双重政权形势的深化，在政治架构的平面提出了类似自治讨论所提出的问题。关于需要建立新的政治架构的问题，在“团结工会”内部提出的不同方案，表达着代表不同阶级和社会层份利益的不同政治和思想流派。
在目前阶段，最能顺应工人阶级利益，以达到政治革命目的的方案，主张由所有自治组织依据多个候选人名单进行自由选举，选出国会的第二议院、工人代表会议院和其它自治组织（如区域性的）。
这个方案不但容许双重政权组织的建立和现存组织的集中化，而且推动工人群众经历真正工人权力的初步经验。在这些情况下，很快地，国会的第一议院的权限将被降到最低限度。在今日的波兰，工人阶级的社会比重将保证它在这类议院中取得大多数。
自由选举国会这个主张，明显地是无可拒绝的。但今日如果将群众活动集中在这个要求上，就会导致与官僚层的冲突，而对群众来说，这个范畴不及自治问题有利。而且，这个提法并不让我们能解决面对波兰工人的基本问题：官僚政权还是工人权力。
最后，将自治集中在国会第二议院（而它并不与市平面及地区平面的自由选举要求相对立），确能更有效地抗拒官僚层挽救其权力的最后一次企图：官僚层试图通过一次“全国和谐调解”的手段，将“团结工会”领导层内温和、妥协的一翼，与波共和教会统治集团拉拢在一起。在经济危机极为严重这个借口下，波共领袖奥尔绍夫斯基、有代表性的天主教知识分子和某些“团结工会”领袖，共同作出了这类建议。这种“全国统一”的政府，目的将会是令“团结工会”共同承担处理危机的责任，继而快速打破工会及工人阶级的团结。但是，选举一个“自治”国会，则能够维持工人的团结，并最明确地表达他们走上权力的道路。
任何工人自治及自治集中化的方案，都必须提供一个答案，满足工人和独立小农的需要。事实上，官僚强加的限制，和分配中间性或生产性货品（如肥料、农具等）给独立农民的财政条件，加剧了农业危机。这个危机引致工人阶级及一部份农民之间关系紧张，甚至有可能加剧。为了对付危机和加强工农联盟，工人代表会和组织在“团结农会”内的小农需要发展紧密的合作，以能控制分配，并优先发展为农业而生产的制成品。
7．到目前为止，工人阶级和“团结工会”干部的激进化和政治化，是在日益激烈反对官僚层、其政府及党的基础上发展的。这种激进化无区别地有利于所有表现为最敌视统治政权的倾向。这点是无可避免的，因为三十年的斯大林主义独裁统治和官僚层令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备受质疑，造成思想的混乱。此外，也是因为教会所占的份量：在过去二十五年来，官僚层希望和容忍教会扮演国内唯一半合法的反对势力。民族主义或右翼倾向（例如“独立波兰同盟”）因而能够在工人阶级内取得某些根据地，也是因为一些倾向在面对官僚政权时动摇。
在围绕经济自治和群众政治权力制度化的问题上，正发展政治分化和选筛过程，导致各政治力量的“重组”。在选举“团结工会”主席和全国领导时，不同的倾向已经开始组织起来，它们从右派的“独立波兰同盟”一直到革命的社会主义左派，后者尤其代表了工人自治的动力。这个“选筛过程”和分化，将会持续并扩大。
如果群众渴望民族主权，曾是今日运动蠭起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民族问题现正成为政治分化的一个显着因素。尽管官僚层提出民族主义的意识，但它仍表现出是靠克里姆林宫的支持才保持权力的。右翼政治倾向表现自己不只是波兰官僚政权的最坚决反对者，而且是面对苏联官僚层时民族主义理想的体现者。这是他们取得群众支持的两个主要泉源。
可是，工人激进化和政治化有任何进展，都会越来越尖锐地刻划出“独立波兰同盟”及其它所有在波兰出现的右翼政治倾向的矛盾和含糊性。工人日益要求民族主权与工人的政治及经济权力结合起来，而“独立波兰同盟”和右翼倾向是反对工人权力的。民族主权表示波兰工人群众应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可是，右派鼓吹对西方经济更加开放，会将波兰经济的决策权交给“世界市场”、西方银行家和“国际货币基金会”手中。秘鲁、土耳其和扎依尔的情况，显示了在这些条件下“民族主义”成了什么样子。
因此，只有革命社会主义者日益表现为民族主权、工人权力和真正的工人自治的真正而不妥协的代表。工人自治必须基于群众运动的特别力量，而群众运动如果“自我限制”，就会冒被磨蚀之险。
8．帝国主义及其同盟和苏联官僚层及其同盟，都继续对波兰上升的政治革命施加不断的压力。无论施加这个压力的技术性变化是怎样的，但它的唯一的目的是：阻止波兰工人阶级夺取及直接行使政治权力，摧毁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达致“缓和”然后将“团结工会”结合入官僚制度之内，和准备进行镇压，都是同一政策的两面。
在苏联官僚层方面，如果说它的攻击一直较为公开和少隐藏（军事威胁，冬天来临时进行经济封锁的威吓等），那么近几个月来它就同时企图分化“团结工会”的领导和最少与工会领导的一翼联系起来——这政策与波兰官僚层的政策是一致的。这个方向最引人注意的行动，是匈牙利国家工会主席格斯柏写信给“团结工会”全国大会的第二部份会议。这些手段也反映了苏联官僚层在面对波兰例子有可能蔓延到苏联国内及苏联的势力范围内时，作出了较为特别的反应。“团结工会”大会向东欧国家的工人作出呼吁，并以各国文字大量印发这呼吁，构成对官僚层一个新的、焦虑的警报。同样地，官僚层也必然非常焦虑于工会向波兰军队作出的各种呼吁，例如彼得库夫省首府彼得库夫．特雷布纳尔斯基的“团结工会”地区领导呼吁士兵保持“与我国团结”，“不要让自己被利用来保卫一小部份因官方委任制度才掌权的人的利益。”
帝国主义以公开表示同情的声明，掩饰背后对波兰革命不断施加的经济压力。可是，实际的情况是更为明确的。财政压力仍然很大。偿还债项的期间得以延长，是同时要付高昂利息的。西德的资本家提出了要波兰附属于“国际货币基金会”。食物援助完全不能满足波兰的需要，也不超出帝国主义国家能力之外，因为帝国主义国家沉重地负担着滞销的食物储存，而许多食物是终被毁灭了。
到目前为止，西方工人运动支持波兰工人的努力，大致上是不足够的。作为不行动的借口的，时常是说“团结工会”内存在支配性的天主教影响。事实上，这种消极状态最主要是由于工会官僚（包括共产党的和社会党的）害怕：真正由会员管理的工会、承认倾向有权存在的模范工会民主、以及走向真正工人自治的动力，会蔓延地影响资本主义欧洲的工人阶级。由于所有这些工会官僚都在不同程度上帮助“处理”资本主义的紧缩政策，因此，波兰“病菌”对他们来说，正如对苏联官僚层一样，是危险的。
面对着这些威胁、攻击和不足的支持行动，第四国际必须继续倾全力推动在最大可能的团结基础范围内动员一个广大的运动，有效地支持波兰正上升的政治革命。这个支持运动的主要轴心如下：
——不得插手波兰工人成为自己命运主人的斗争!
——立刻延缓债务的偿付，且要取销波兰所有外债!
——争取国际工人运动所有群众组织以及声称支持工人运动的所有政府与“团结工会”联络，以便保证在工会控制下大量食物和医疗援助能到达波兰工人阶级手上!
推动并实现这个支持运动，将会促进波兰国内反对亲资产阶级和反动思想倾向的斗争，并会让正开展的支援全球的革命反帝运动，得以在波兰扩展。
要将这些转为行动，正如要将波兰政治革命的所有任务转为行动一样，就要求所有革命社会主义者紧密团结，不懈地抗击资本主义剥削、帝国主义政府和波兰及苏联的官僚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