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分歧
﹝斯里兰卡﹞莱斯里·古纳瓦达尼
I 从属于苏联的外交政策
1．我们在锡兰的经验
自从一部分人脱离锡兰平等社会党参加斯大林主义阵线之后，许多人对于锡兰平等社会党和锡兰共产党在政治上究竟有何差别的问题，不禁产生了新的兴趣。这里的这几篇文章，目的在于试图用最简单的方式说明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主要分歧，我们希望这些文章将能够帮助澄清这一问题。
首先，最重要的分歧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政策是以群众斗争的需要为主要依据来决定的，可是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却是完全决定于另一种因素，那就是，决定于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的临时的——并且是随时改变的——需要。换句话说，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任何一个阶段都尽量采取一种能够推进运动的发展，以使其达到消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目的的政策，而斯大林主义分子在每一个阶段所采取的政策却只是为了协助苏联政府执行它的外交政策，至于这种行动对于群众运动将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他们全然置之于不顾。
这一论断的真实性，是过去二十五年左右世界各地共产党的历史都已经证明了的。可是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最好拿我们在锡兰所取得的经验作为一个开端，因为在这里我们所要谈的事例是大多数人都完全知道的。
锡兰共产党的历史是并不很长的，1940年初一部分斯大林主义分子被从锡兰平等社会党清除出来，它才开始形成。可是就是它的这一段不太长的历史也完全足以说明，从它所发挥的功能来讲，它并不是帮助人民群众完成自己的解放斗争的一种工具，而是帮助苏联政府和帝国主义取得协议的一种工具。
从1940到1941年，锡兰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和锡兰平等社会党一起一直就反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争，并把它说成是帝国主义的战争。那个时候苏联正和希特勒的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种政策当然是和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的需要完全一致的。
可是在1941年年中，在希特勒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之后，他们的政策就忽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现在不仅是苏联对德国的战争，而且整个的大战都变成了民主力量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民的战争”。甚至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这时日本还没有对苏联作战）之间因殖民地问题引起的战争，也变成了我们应该支持的“进步的战争”。他们对工人的要求，不是要他们举行罢工，而是要他们更积极地工作。被关入监牢或者被迫进行地下活动的锡兰平等社会党人现在被称作是国家的叛徒和日本的奸细。这种政策当然绝不能有利于群众斗争，而只能是有利于苏联外交政策。
战争在1945年结束了，可是苏联政府和它的西方的帝国主义盟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却并没有完结。它们进行合作的“蜜月期间”的感情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年中去。因此当一个新的政党，统一国民党在锡兰出现的时候，锡兰共产党就完全不能从锡兰人民群众的观点，从维护锡兰人民利益的观点来看待这个政党。
它必须通过克里姆林宫的玫瑰色的眼睛来观察这个政治组织。因为，斯大林不是和统一国民党的领导人们，那些英帝国主义的代言人，维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吗？因为这个缘故，当锡兰平等社会党能够辨明统一国民党的性质，认为它实际是锡兰资产阶级的政党，并从一开始就警告人民群众，要他们认清它的本质的时候，锡兰共产党竟不得不公开宣称，统一国民党并不真正是一个什么政党，而不过只是一个“阵线”，并且现在在这个阵线中还可以找到许多进步分子。1947年2月锡兰共产党在它的代表会议上竟然进一步采取决定，要在即将举行的普选中，支持统一国民党提出的候选人，以反对锡兰平等社会党的候选人！
当然，由于群众强烈地反对资本主义的统一国民党，锡兰共产党并没有能够顺利地执行它的这种政策，比方说，他们不得不撤消了对他们自己提出来的候选人的支持，而这个候选人完全是用来反对统一国民党的佩雷拉同志的（这个共产党的候选人是以“独立”的身份参加竞选的）但问题是，在对待统一国民党的关系上的这种妥协政策的最根本的基础，却并不是锡兰的政治局势的需要，而是莫斯科外交政策的需要。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看1948-1950年间锡兰共产党的策略。1947年的大罢工，不同于1946年，最后以失败告终了。成千上万的工人遭到牺牲，工会运动进入了可怕的低潮。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进行的工作很明显是耐心地、艰苦地重新建立已经涣散的工人组织，以便迎接新的斗争高潮。锡兰平等社会党正是这样做的。而锡兰的共产党却并非如此。对于那些共产党人来说，决定的因素，是苏联的外交政策随时改变的需要，而不是工人运动的需要。
1948年以苏联政府为一方，以西方帝国主义为另一方的合作，终于结束了。现在，冲突变成了主要的东西。于是，锡兰共产党的政策也照常进行了改变。政策的主要目的现在变作是尽一切可能给帝国主义和他们的代言人制造麻烦，形成一种压力，以使帝国主义分子能够和斯大林达成合理的谅解。从1948年到1950年，锡兰共产党完全不考虑锡兰国内的实际情况，大力宣扬革命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并企图鼓动工人进行自杀性的斗争，因为这种斗争，结果只可能是完全消灭他们仅剩的一点力量。很幸运，当时并没有人理会他们。
在这里，我们请大家注意，在我们中间成长起来的一批新的斯大林主义辩护者所提出的一个新的论点，看来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们说，事实的确是这样，可是所有这些都已经过去了。将来的情况肯定会完全不同。苏联和帝国主义者之间达成谅解是决不可能的事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苏联政府外交政策的需要又把锡兰共产党推上了斗争的道路。
不幸的是，这个论点包含着许多的空想，而并没有多少必然的逻辑。在这两个大的军事集团之间，不可能有长时间的妥协，这一点的确是事实。战争随时在威胁着整个世界，可是恰恰是因为这个缘故，苏联政府外交政策的需要要求在印度、缅甸和锡兰这样一些国家中能有中立的政府。因此，一个中立的资本主义的政权越来越变成了锡兰共产党的目标。而另一方面锡兰平等社会党的目标却是要以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政权来代替统一国民党的资本主义的政权。
我们上面已经提到的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第一个分歧，从这里可以看出，实际是一个最主要的分歧。这一情况的真实性，从我们自己在锡兰的经验中更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这就是为什么锡兰平等社会党中的每一个健康的成员都拒绝走上和斯大林主义阵线进行联合的道路，拒绝接受“苏联的领导”，使我们的斗争服从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
2．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任务
我们在前一节中已经说明锡兰共产党的作用，并不是作为帮助人民群众争取自己的解放的工具，而是作为帮助执行苏联政府外交政策的工具。这实际是许多共产党的一般特点，它已经使得工人运动多次遭到出卖和失败。在这样一篇很短的文章中，要作更详细的论述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只能简单地讲一讲，由于追随苏联外交政策的改变而不可避免地出现的一些主要的政策上的“变化”。
1933年，希特勒取得了德国的政权，并马上就变成了苏联的主要威胁。因而，苏联外交政策的中心要求是尽快和民主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和美国取得“和平协议”，以对抗希特勒。然而，不幸的是，这时世界各共产党不是被用来领导它们本国的人民群众取得反资本主义斗争的胜利，而是被当作一个工具以保证那种协议的实现。
在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所有的共产党都开始向右转了。争取和苏联达成“和平协议”的斗争变成了所有这些党的根本路线。而且为了争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这种协议的支持：它们全都放弃了阶级斗争，而采取了“人民阵线”的阶级合作主义的路线。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也被放弃，而代之以维护资产阶级民主以便反对法西斯主义危害的政策。
这一政策使得群众运动遭受了多次的挫折，而以西班牙的情况尤为严重。在这里，由佛朗哥将军领导的反对人民阵线政权的法西斯主义的颠覆活动，在1936年遭受到的打击，并非来自政府的力量（当时的政府是站在法西斯主义一边的），而是来自人民群众，工人组织了自己的民兵，接收了许多工厂，甚至夺取了政府的权力，而且西班牙的农人也把土地完全占领过来。这一反法西斯的斗争已经显然发展成一次社会革命。反法西斯的斗争，只有在它变成人民群众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的时候，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可是这种情况和斯大林主义分子的计划是不相适应的，他们感到他们的达成“和平协议”的目标，将会由于在西班牙出现社会革命而遭到危害。一心要“争取”英园和法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而把他们在西班牙进行的斗争完全限制于保存资产阶级民主。拿苏联的军事力量作为一个恫吓的武器，他们和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的领导人们一起，解除了工人的武装，把农人已经夺得的土地归还给地主，监禁和枪杀反对这种政策的革命的工人，完全充当了绞杀西班牙革命的刽子手。这种反佛朗哥的斗争，从一开头就纯粹是以恢复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为目的的军事斗争，其结果是肯定会遭到失败的。1938年，这一斗争已经完全结束，而英勇的西班牙人民却直到今天仍然挣扎于佛朗哥的铁蹄之下。
1939年8月，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苏联外交政策发生了改变。因而各国共产党的政策也立即经历了和它适应的重大的转变。“民主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曾经在人民中作了四年准备工作的反希特勒战争现在开始了，而苏联却并非站在“热爱和平的民主主义国家”一边，因此这个战争变成了必须加以反对的帝国主义战争。
当希特勒于1941年6月掉转头来进攻苏联，而苏联发现自己正和英法处于同样地位的时候，那些一向是苏联外交政策驯服工具的共产党，在一夜之间也完全改变了它们的政策，立即把那次大战看作是“人民的战争”，而加以支持。在那些“民主主义的”国家中，阶级斗争被放弃了，其他的一切斗争（包括1942年8月印度争取独立的伟大斗争）也都受到了挫折，1943年由列宁建立起来以便领导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也自动解散，作为对丘吉尔和罗斯福衷心信赖的一种表示。
在这次战争之后，苏联政府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合作一直延续了好几年。因而各共产党所采取的阶级合作政策也随着继续下去。这些政党向帝国主义分子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以防止战后欧洲革命浪潮的兴起，并以稳定已经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的秩序。在法国，共产党人甚至接受了资产阶级政府的部长职务，而这一政府那时正在对越南为自由而战的英勇战士们采取军事行动，他们同时还投票赞成发行战时公债。
1948年，苏联外交政策从和西方帝国主义进行合作变为和它们进行日益加剧的斗争。于是那些共产党的政策又随着改变了。在两年的时间中，它们一直采取进行罢工和怠工的冒险主义政策，希望借此恫吓帝国主义分子，以使他们和苏联政府达成协议。甚至在这时候，问题也不是如何发展群众运动以便达到胜利地夺取政权的目的，而只是继续采取着一种施加政治压力的政策。
这个路线曾经几经改变，而最后却确定下来，专门以发动广泛的争取和平的运动为务，目的是要使得某些资产阶级集团不再和美帝国主义结成联盟。共产党所关心的不是发展群众运动，以求最后胜利地夺取政权。（在南斯拉夫和中国这两个人所共知的例外的国家中，共产党所以能把群众领向胜利，完全只是因为它们没有理会克里姆林宫对它们所作的指示。）
在法国，共产党所掌握的群众的确包括了大多数的法国工人。大规模的总罢工运动不时发生，可是政治情况却始终停滞不变。在意大利，百分之四十的人民都积极支持共产党，可是争夺政权却并不是该党的目标。在大约三年以前，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陶里亚蒂竟公开对资本主义的总理加斯贝利说，如果意大利政府愿意退出大西洋公约，那他的党马上就会支持政府！
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这种使群众运动从属于苏联外交政策需要的政策，削弱了这一运动，使它在许多国家中遭受到残酷的失败，帮助帝国主义取得本身的稳定，并推迟了世界资本主义最后总崩溃的期限。因此他们认为这样的一种政策也并不符合苏联自已的真正的利益，因为说到最后，世界资本主义的命运如何，是完全关系到它自己的命运的。
II 它们为什么会进行错误的领导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第一，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把群众斗争的需要从属于苏联政府外交政策的需要，其次，这种政策给群众运动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这种情况的主要责任当然应该归之于苏联的领导人们，他们在1943年以前通过共产国际，后来又通过其他的一些方法为世界各地的共产党提供了这种罪恶的领导方针。
在这里，我们来回答一下在许多诚实的个人的头脑中产生的一个问题，想来是很有好处的。如果苏联是一个工人阶级已经取得胜利。资本主义已经被消灭的国家，那么他们要问，这个国家的领导怎么可能会向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提供错误的领导方针呢？
我们只要想一想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苏联革命的日子过去以后，苏联曾经经历过多次的变迁，想一想在这期间一种严重的官僚主义的堕落倾向已经发展起来，同时想一想今天的苏联的领导和1917年革命期间的领导，在性质上和目标上是如何完全不同，那么这种思想上的混乱是很容易得到澄清的。
俄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的那些年月，对俄国人民群众来说，真是充满了苦难的年月。那些年又是内战，又是帝国主义的干涉，国内饥荒，国外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抵制。而且更重要的是，革命想要向俄国国境以外发展，以求在那里找到一个立足点，结果也遭到了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革命热情的低落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只要我们想一想，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人民中的绝大多数是完全没有文化的农民，那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一个官僚机构怎么会慢慢夺得领导权，占据了原来由人民群众占据的位置。
这种官僚主义的堕落倾向已经渗透了整个的共产党、各工会组织以及政府机关的各个部门。其结果是一切民主精神完全破坏无遗，而使一个包含着许多极端罪恶的特性的极权政府得以建立起来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革命后的俄国正经历着一种特殊的双重性的发展。一方面，通过企业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而达到的消灭资本主义的结果给苏联经济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官僚机构的得势却在政治领域中带来了骇人听闻的堕落倾向。
这个官僚机构很久以来一直都忘了，他们统治着的这个国家乃是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创建起来的。由于对本国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缺乏信心，同时对其他地方的群众的力量更加轻视，这个官僚机构几乎是具有保守的天性，它唯一关心的只是如何维持现状以求保住自己的地位和种种特权。为了这个目的，他们随时准备冷酷无情地牺牲全世界工人的利益。这就说明为什么苏联的领导人向世界工人提出的领导方针，目标不是为了实现世界工人的利益，而只是为了符合苏联政府现行外交政策的利益。
可是这里还有一个小问题也需要澄清一下。即使我们承认苏联本国的落后情况以及它长时期处于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下的孤立状态使得苏联的领导人日趋堕落，采取了狭窄的民族主义的观点，可是我们仍然不得不问，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又为什么会接受苏联领导人的这种叛卖性的领导昵？我们承认在这些共产党内的确可以找到许多动机非常纯正的忠诚的男女志士。可是这些人又究竟为什么会同意这样的一些把苏联外交政策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他们本国革命斗争的利益放在从属地位，甚至常常是完全置之不顾的政策呢？
我们光是说，他们从莫斯科得到经济援助，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真正的最根本的理由是，这些人并不是对群众的力量怀有信心、相信通过他们的努力就可以取得胜利的革命者。虽然对于共产党内的一般工人群众来说，特别是对那些真正群众性的共产党内的一般群众来说，情况也许并不是这样，可是对所有共产党内的自觉的斯大林主义分子，特别是那些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来说，这可是千真方确的事实。
正像苏联的官僚机构把他们的信任不放在群众身上，而放在苏联的军事力量和苏联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周旋的能力等等方面，他们的国外的追随者，在精神上也和他们的祖师完全一样，不是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本国人民群众的革命潜力上，而是寄托在苏联（现在还有中国）的军事力量上。
这就是为什么，在斯大林主义分子看来，为了使苏联政府在执行它的外交政策的时候能够取得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暂时的利益，而不惜把本国人民斗争的利益置于从属的地位，或甚至有意识地使它遭到危害，这并不是一种背叛行为，而反倒是真正把运动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斯大林主义分子，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把本国的群众运动并不看作是有一天能够给人民带来解放的主要工具，而把它看作是另一个主要工具的附属品，这个主要工具，在他们看来，就是从国外派来的红军。
在近代史中，有两个例子可以说照客观情况的需要战胜了对斯大林的服从。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在群众的压力下拒绝服从斯大林的指示，终于取得政权，消灭了资本主义。同克里姆林宫的决裂就是这种“独立自主”的结果。其次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最初奉行斯大林的政策使自已从属于蒋介石的国民党，而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惨痛经历之后，终于不顾斯大林的指责，走上了进行反蒋的全面斗争的道路——直到获得胜利。斯大林当时没有敢再次重复他对待南斯拉夫的政策。在这两个国家的例子中，在实践方面和斯大林主义的决制，非常不幸，并没有带来和斯大林主义的那种不要革命的观念的真正的决裂。不论是南斯拉夫成者中国，如果它们原来是先进的国家，国内有一个在文化上高度发展的无产阶级，那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说，整个的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
然而，从上面的两个例子来肴，最重要的一点是，胜利的取得是和同莫斯科的不革命的路线和决裂分不开的。因此，它们也就帮助更进一步地说明，世界各地的共产党现在仍然是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国外的“救星”上，而不是寄托在对本国人民群众的信赖上。不管是谁，我们首先要看他是否信赖人民群众和他们的一定会有所成就的革命力量。归根结底，这就是真正的革命者和斯大林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者的区别所在。
III 民主和专政
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另一个分歧是他们对不同形式的政体的主张。托洛茨基主义者主张一种民主的政体，而斯大林主义者则赞成独裁者专政。
我们完全知道，斯大林主义者对于这种指责一定会愤怒地加以否认。可是只要那些斯大林主义者继续不加批判地维护苏联现存的政治制度，那种反民主的极权政治，那么他们的这种否认根本就不能成立。事实上，这些斯大林主义者，由于锡兰平等社会党不肯放弃批判苏联政治制度中各种反民主性质的权力，因而就拒绝和锡兰平等社会党建立统一战线。我们很难相信这些对国外的极权主义的政权热烈拥护的人们，在国内宣扬民主会带有任何诚意。
不难证明，在苏联现存的政治制度中，根本连丝毫民主的影子都没有。在这里我们只要指出一个事实就够了：在苏联的选举中，对每一个选区来说，都只容许选举唯一的一个候选人！谁也不容许提出自己来和官方提出的候选人竞选。换句话说，苏联的选举完全不是民主选举，而不过只是一个巨大的骗局，选举人只是去投票赞成早已被选定的一个代表。令人痛心的是，在过去也有一个国家曾经实行过这种一个选区一个候选人的滑稽可笑的制度，那就是——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
空口说选举人可以不选官方提出的候选人——他并且也可以投票反对他，那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事实上那样作的结果，只不过是使他的一张选票作废罢了。民主选举的基础是容许选民可以在敌对的政策和敌对的候选人中进行选择。而在这里却根本没有选择可言。更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要一个普通人公开表明对政府的反对，不怕承担一切后果，那是根本不能想象的事！
这同时使我们想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苏联选举显然是在一种强迫的空气中进行的，投票人数极高的百分比（有时高达99％）被斯大林主义者用来证明在苏联，共产党是如何得到人民的拥护。这个党的确得到人民极大的拥护，这一点我们并不否认。可是不管这种拥护达到多高的程度，即使在一个工人国家中，我也不能想象，一般的普通人会如此热情以至投票人数高达99%，特别是他们知道那个候选人不管怎样也反正是会当选的。从这里我们必然只能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投票人数的百分比所以这样高，只不过是由于他们害怕触怒政府当局。上面所讲的苏联这种选举制旋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说明这种选举是如何远远脱离了民主的原则和实践。而这里真正关健的问题是，在一个国家中，如果除了当权的党以外，其他的一切政党都完全被禁止，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政体。在苏联存在的这种一党制乃是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条主要的原则。托洛茨基主义者却认为这是对民主制度的否定，他们主张其他一些苏联的政党都应该有权自由进行活动，可以自已进行宣传，可以参加竞选，而且如果它们能够使大多数的选民相信它们的政策的正确性，也可以管理政府。
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这种除了当权的党，对其他一切政党都加以取缔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包含着巨大危险的制度。当权的党，即使是一个模范的革命的政党，如果不经常受到公众批评的监督就必然会有非常巨大的堕落的危险，仅这一点就是不容忽视的。真正的公众的批评，只有在敌对的政党有自由对当权的党进行攻击并提出不同的政策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苏联的例子正可以说是一党政治的危害性的活生生的明证。
为了维护这种一党政治的正确性，斯大林主义者常常提出论证说，既然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当然也就只需要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阶级的利益总的来说是一致的。可是也很可能，在某一特定时期，只有某一个党能够正确反映这种利益。谁来决定那是哪一个党呢？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必须由工人自己来决定。然而在斯大林主义的安排之下，由于其他的一切党已全被取缔，那就是等于已经替他们把这个问题决定了。
资本主义的消灭并不表明，在什么是建设社会主义最好的方式上：所有的人意见都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很可能存在分歧，而且是巨大的分歧。在一个党内不可能解决的分歧就不可避免地要求建立单独的政党。否定人民的这种权利，就是否定他们在不同的政策中进行选择的权利，那也就是否定民主。
在这里我们要请大家注意和斯大林主义的反民主传统有密切关系的两个问题，我们认为这决不是节外生枝。第一个问题是，东欧国家完全被剥夺了独立自主权。苏联政府不同这些国家逐步发展自由的平等的关系，却日益加强对它们的控制。和南斯拉夫的决裂正就是由这个问题引起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彼此尊重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工人国家之间才能够建立正常的关系。
其次，斯大林主义的反民主的传统也完全渗透了共产党的组织。现在的共产党远远不是一个民主的组织，在这里不同的观点不是可以自由提出、自由宣扬，而是党内的任何反对派一般都很快受到惩罚。任何人如果敢于对莫斯科外交政策所决定的路线表示异议，马上就会被清除出去。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却是完全不同的。在党内任何分歧的意见都有提出和宣扬的机会，最后总是由党员大会在充分讨论之后民主决定的。比方说，锡兰平等社会党党内倾向于斯大林主义的集团，在它分裂出去以前，在党内完全有充分的机会宣扬它的观点。这是只有在一个民主的政党中才有可能的。
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斯大林主义的反民主的实践，是对社会主义高尚理想的叛卖。他们相信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社会，不仅在经济方面，而要在各个方面都将超过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揭露资产阶级民主，认为那是一种假民主，而他们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要用一种真正的，更充分的民主来代替这种假民主。他们称这个民主为工人的（或社会主义的）民主。
IV 保卫苏联
我们在前面的一节中已经清楚地说明，托洛茨基主义者强烈地反对目前苏联的这种极权主义的政治体系，他们认为应该用一种他们称之为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民主的民主政治体系来代替这种极权主义政治。另一方面，托洛茨基主义者充分地赞成苏联现存的经济制度，那就是工商企业国有化和计划经济。
换句话说，他们在对苏联的经济制度表示赞同的同时，却反对它的政治制度。而因为经济比政治更带有根本性，成以他们仍然认为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尽管在那里出现了政治上的堕落倾向。由于这种原因，他们仍主张无条件地保卫苏联，而反对一切资本主义的敌人。
这种一方面支持苏联，一方面又反对它的政治制度的态度有些人未免感到迷惑不解。这种迷惑主要是由斯大林主义的批评家们造成的，这些斯大林主义的批评家声称，任何人如果支持苏联，他也就必须支持苏联的政治制度。可是这种推论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它把苏联这个国家和它的政府等同起来，并且假定一个工人国家只可能有一种政治制度，那就是苏联现行的制度。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只要大致着一看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就可以弄清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同样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却十分可能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比方说，我们看到德国实行过一般称之为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制度，而在英国却又有一般称之为议会民主的政治制度。这两个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同样，我们也不难想象，不同的工人国家，也可能有不同的政治体系。目前在苏联这个工人国家实行的政治制度乃是一种官僚主义的独裁政治。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必须用他们称之为工人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体系来代替这种独裁政治。
不管怎样，在苏联推翻这种独裁政治的任务必须由苏联的工人们自己去完成。这个任务决不能交托给资本主义分子或帝国主义分子。不管这些人如何成天叫嚷着民主，他们进行反苏斗争的唯一目的是要消灭国有化和计划化的经济制度，代之以资本主义制度。因此，托洛茨基主义者决不能和资本主义分子站在一起，来反对苏联的官僚机构。相反地，为了保存苏联的进步的经济体系，他们倒准备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分子们站在一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
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这种一方面保卫苏联，一方面又反对它的政治制度的立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十分明确、十分清楚的。人们的迷惑只是由斯大林主义分子造成的，那些斯大林主义分子希望把苏联和它的领导集团等同起来。他们把对这个领导集团的任何攻击都说成是对苏联本身的攻击，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压制对这个集团的任何批评。这当然不是什么使人惊奇的事。因为也只有采取这种办法，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才能其正保卫住自己的地位。要按照这个集团所作的一切来看，它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办法来为自已辩护！
不管怎样，托洛茨基主义者，决不会在别人的恫吓之下，来美化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或者支持一个罪恶的领导集团。他们坚持执行一方面保卫苏联，一方面反对它的政治制度和领导集团的政策。在这样一个政策的指导之下，托洛茨基主义者决非像斯大林分子们所说的出卖了苏联。他们也决非像资本主义分子们所急于想表明的，出卖了民主。相反的，他们所采取的正是可以同时保卫二者的唯一的道路。
V 真理和假真理
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另一不同之点，关系到用假真理当作一个武器的问题。托洛茨基主义者即使在看到事态对他们不利（当然是暂时的）的时候，也仍然坚持真理，而斯大林主义者却与此相反，只要假真理能够有助于维护他们的狭隘的党的利益，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求助于这种假真理。不仅如此，他们简直是一贯地使用假真理作为他们的斗争的一个武器。
对于一般从来没有研究过斯大林主义的方法的人们来说，话也许看来未免过于笼统一些。但是，真实的情况的确不多不少正是如此，这一点我们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问题上都很容易找到无数的例证来加以说明。
作为我们的第一点说明，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种斯大林主义的可鄙的假真理的传统的根源，那就是苏联所实行的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政治制度中，我们看到使用最高形式的假真理的方法达到了完美的程度。自1936年以后在苏联进行的清党工作和随着清党工作而来的审讯活动是所有的人都很熟悉的。这种审讯，再加上由审讯而产生的荒唐的招供，本身就构成对斯大林主义的统治者们所采取的消除政敌的方法的严厉的谴责。
在今天，每一个有自已的思想的人都会毫不怀疑地相信，那些审讯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审讯，而只是为了宣传的目的而进行的遮人眼目的活动，在那些审讯中，一切罪证都是毫无争辩余地的，被告不过像木偶一样表演着被派给他的角色；那些所谓的供词也完全不是真正的供词，而只是从不幸的被告的嘴中硬逼出来的虚假的供词。这些情况，托洛茨基主义者当然一直是非常清楚的。由于错误地相信杀死斯大林也许会改善苏联的情况，（而对这些如此富有经验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甚至这一点他们也是很难相信的），他们也许会相信一个季诺维也夫或者一个加米涅夫曾企图刺杀斯大林。但是决没有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能够相信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样一些大半辈子为了推翻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人，会在他们脱离斗争几年之后，跟帝国主义分子勾结起来要在苏联重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这却是在莫斯料的审讯中所得到的“供词”。
这种“供词”的虚假性，在今天，不仅只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而且是大多数的人都完全清楚的事实。斯大林死后，苏联政府公开承认了十五个医生的供词全部都是虚假的，都是通过不正当的非法的手段取得的，这种承认已经彻底地粉碎了整个斯大林主义的假审讯和假供词的法律程序，这等于是暗暗承认过去在苏联所获得的全部“供词”以及后来在东欧国家所进行的“审讯”，全都不过是一些可咒诅的谎言和骗局。
这种把一切政治上的反对者都指控为帝国主义间谍的可恨的做法，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一直都在那里一成不变地搬用。在锡兰，也是如此，共产党内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全被清除出党，但理由并不是他们的政治上的真实的分歧意见，而是一种荒唐的指责，说他们是某一帝国主义国家的奸细。很显然，这样作的目的是要使那些持有分歧意见的人失去威信，并借以削弱他们的政治见解可能发生的力量。
托洛茨基主义者有时候也必须把某些人从他们的党内清除出去。可是他们决不财他们进行虚假的诽谤，而是公正地说明所以开除他们的真实的政治原因。他们相信和正义站在一起的人根本不需要害怕充分和自由地说明这里所牵涉到的政治问题的真相。
而且，斯大林主义者还不仅是在组织工作上使用这种假真理的武器。在政治问题上，我们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他们也同样使用这种武器。比如说，斯大林主义者对上一次的帝国主义战争后来所以改变立场，对它加以支持的真正原因，实际是在1941年年中，苏联看到自己已经和同盟国中的帝国主义分子们处在同一个军事集团中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许是十分诚实地（虽然在我们看来是十分错误地）考虑到，为了苏联的间接的军事利益，完全有必要牺牲参加同盟国的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群众斗争。可是他们又不肯坦白地、诚实地把这种情况向人民群众说明，而仍然采取欺骗的办法，对他们说帝国主义战争的目标已经改变了，整个战争已经变成了人民的战争。
接着在1934年斯大林解散了第三（共产主义）国际，他这样做很明显是为了讨好他的帝国主义同盟者，丘吉尔和罗斯福。可是他对他的追随者所提出的理由却完全是虚假可笑的，他说现在各国的共产党已经都具有必要的经验，可以不必依赖一个中心的领导，单独进行活动了。
苏联的领导人们的这种对待真理的苟且的态度得到他们的国外的追随者的效法，是完全不足为怪的。这就是锡兰的斯大林主义的报纸所发表的一些时事论文所以常常表现对真理毫不关心的真正的原因。
托洛茨基主义者与此完全不同，他们始终依靠真理的武器来推进他们的运动。假真理是他们极端厌恶的一种手段。这当然不是说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也不肯用欺骗的办法去对待敌人。比方说，本文的作者，如果他不是对政府当局隐瞒着自己的真实姓名，那他就不可能在战争期间五年半的时间内始终躲过了帝国主义的警察的眼目！可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决不对人民群众撒谎，或者欺骗他们。忠实于列宁的教导，他们对人民群众讲的都是真理，即使真理并不总是那样合自已的胃口，有时甚至会带来暂时的挫折。因为，他们相信，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群众运动的最好的方法，这个群众运动将来有一天一定会强大得足以把政权接收过来并管理那个政权！
至于虚假和欺骗——托洛茨基主义者愿意把他们留给资本主义分子们去使用吧。他们需要这些东西！资本主义分子所维护的那种制度，就是让极少数的人剥削和压迫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所以只能依靠把真理隐藏起来的办法来保卫这种制度。相反的，对于力求推翻那种制度的工人们来说，在他们的武库中，最大的武器就是真理。让那些自称工人领导的人们不要损害了这个武器的锋利。
VI 斯大林主义的危机
实行国有化和计划化经济的苏联的建立，是世界工人运动的一个巨大胜利。它本身的存在就表明世界资本主义遭到削弱，因而它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的一个巨大财富。然而另一方面，它的趋于堕落的政治制度却使得许步人退避三舍，使他们脱离了争取社会主义的运动。“将来的社会主义就是这么个样子吗?”他们绝望地问道，斯大林分子所能做的当然也不过只是尽一切可能来美化这个政治制度，一般的办法就是把一切对它的指责都说成是资本主义的虚假的宣传。不用说，这一套表演是不能令人十分信服的。
相反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坦白地承认这种政治上的堕落倾向，但同时指出这不过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情况产生的暂时的现象。他们满怀信心地宣称，苏联的工人一定会有一天推翻他们的官僚主义的统治者，接收国家的领导权，在国内实行社会主义民主而使一切走上正常的道路。
许多年来，这种反对官僚机构的政治革命的设想一般都只表现为一种假想的预言，在实际生活中很难找到或者根本找不到可以令人信服的具体的根据。因而，一方面，资本主义分子可以兴高采烈地提出他们的阴森森的论断，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归根结底就是消灭一切社会和政治自由。另一方面，斯大林分子也可以拿在苏联看不到任何工人阶级反抗的迹象，来证明在那里没有任何事情会引起工人的反抗。
可是今天，情况已经改变了。因为，已经发生的许多重大的事件都表明，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政治革命的预言并不是空洞的梦想，而是有现实作为根据的可靠的预见。随着斯大林的忽然死去在苏联出现的许多改变就是：表明托洛茨某主义者完全正确的第一个显著的例证。
斯大林刚刚死去以后，苏联的新的统治者们简直是手忙脚乱地急忙向苏联的人民群众提出了一系列的让步和诺言。其中包括降低物价，大赦（政治犯不包括在内）、释放那十五个医生、答应改革刑法以及不鼓励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很明显，那些新的领导者，意识到那个高压手段的政权在群众中已经产生了极深的仇恨，同时由于害怕群众会利用斯大林的死所造成的新的情况采取某种行动，因而急于想在群众中造成一种印象，让他们相信在斯大林时代之后，一个新的更自由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换句话说，这些让步和诺言表明了苏联人民的不可怀疑的力量已构成了对政府的一种压力。
这情况是如何会产生的呢？斯大林的死无疑发生了很重要的作用。可是同样不容怀疑的是，这一发展的基础早就已经打下了。苏联已经不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工业的发展已经产生了一个文化水平比过去更高的工人阶级。达个工人阶级，认识到并且完全信赖自已的力量，已经不再愿意像过去一样对官僚机构处处让步了。
苏联已经不再是一个四面被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包围的孤立的工人国家。这一事实也有助于情况的改变。在过去，官僚主义的统治者们可以拿苏联正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以及边界上随时可能发生危险的情况作为论据，日益强化压制人民的国家机器。可是今天，由于大批东欧国家的建立、中国革命的成功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中群众运动的兴起，官僚机构也就没有办法再使用这种论据了。日益觉醒的苏联工人，已经开始看到他们的那个压制性的政权并不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人国家的保卫者，而是反对工人的官僚机构的保卫者！
在日益增长的来自工人的压力之下，不进行一次巨大的斗争，居于统治地位的官僚机构是否会被迫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呢？斯大林死后的种种让步是否表明事情真会朝着那个方向发展呢？托洛茨基主义者并不这样想。首先，我们必须注意，大赦的范围不包括政治犯，而改革压制性的刑法的诺言也始终没有兑现。换句话说，那些让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改变这个政权，而只是为了维持这个政权。此外，在东德发生的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也让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了在属于苏联集团的欧洲国家中消灭官僚主义的独裁政治可能采取的形式。
1953年8月17日，在东德发生了反斯大林主义政府的。由一百五十万产业工人参加的总罢工，其声势是如此浩大，甚至东德的武装警察也完全无力应付。最后调动了驻在东徳的强大的苏联占领军才算把当时的局势控制住。这个壮大的工人运动所提出的要求和口号清楚地表明，运动的矛头不仅指向官僚主义的东德政府，它同时也反对西德的资本主义政府。东徳工人的运动，这种第一次公开反对官僚主义独裁政治的反抗活动已经为苏联的以及苏联控制的、在官僚机构统治之下的东欧国家中的政治革命开辟了道路。
在早些时候的一篇文章中，我们曾经联系南斯拉夫和中国的情况谈到了斯大林主义的危机。我们指出在这些国家中，只有在实践中抛弃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纲领的时候，革命才能向兰发展。而且南斯拉夫，由于采取这种作法，最后和克里姆林宫公开决裂了。东德的事件以及斯大林死后俄国的改变更说明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已经蔓延到了苏联集团中的各个国家，包括苏联自己在内。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运动的每一步发展都将更进一步加深这种危机，而使官僚主义独裁政治日益贴近最后的毁灭。
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立场是不容辩驳的。斯大林分子的立场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们是反对工人的官僚主义暴政的保卫者。资本主义分子预言说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胜利，其结果将是一种新的暴虐政治，这种预言现在已被证明完全是虚假的。不但这种事情决不可能发生，而且和那种胜利相配合的，将是苏联集团国家中的工人们在反对自己的官僚主义的暴君们方面所取得的胜利。
1954年3月
译文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一辑（续编）》，商务印书馆1965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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