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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nding of the Bulletin in Defense of Marxism
《捍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的创办
﹝美国﹞史蒂夫-布鲁姆（Steve Bloom）
2020年5月
QNG 翻譯、树林 校对
首先，感谢马克思主义文库将这个资源放至网上。《捍卫马克思主义公报》（The Bulletin in Defense of Marxism，下文称BIDOM）从来都不是广为流传的刊物。它的发行量未达千份。然而，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它参加了美国第四国际运动核心问题的政治讨论，我认为，任何想学习本国革命思想史的人都会对此颇感兴趣。
这本杂志是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社工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下文简称SWP）的领军人物弗兰克-洛弗尔的心血结晶，几乎是弗兰克单枪匹马创办的——尽管他在创办之前确实咨询过乔治-布雷特曼、莎拉-洛弗尔（弗兰克的妻子）、我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意见。创刊号出版于1983年12月，在位于纽约下东区弗兰克和莎拉的公寓的厨房桌子上所被制作，当年早些时候，弗兰克和社工党全国委员会的其他三名持不同政见者：纳特-温斯坦、林恩-亨德森和我（下文将详细介绍）一起被开除出党。
因此，为了理解BIDOM的诞生，了解社会主义工人党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些背景知识会很有帮助。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美国迄今为止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持有托洛茨基传统的组织，该组织与被驱逐的反对派之间形成了内部政治分歧。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堕落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意识形态一向基于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辩护并认为其是苏联斯大林主义独裁政权建立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延续。党是建立在这种政治理解的基础上的，它也根据那段历史和传统所招募和培训干部。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1979年尼加拉瓜革命后），以杰克·巴恩斯为中心的党领导核心开始质疑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基础。他们尤其断定一向被（正确地）理解为托洛茨基主义分析核心的不断革命论是错误且需要摈弃的。
这里不是讨论不断革命论的地方。（你能在BIDOM的自身页面中找到大量相关材料）然而，请允许我在此指出该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从而对于可能尚不熟悉它的读者来说，其并非一个毫无意义的术语：
一个发生在二十世纪的革命常常起始于民族自决革命，因此，从完全意义上来说，它只能达到民族自决，然而，它是否也可成为足以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和建立工人国家的革命。
这是社会主义工人党思想的关键基础，但巴恩斯领导开始拒绝它。
当然，任何革命组织的领导者都可以断定某一革命理论原理是错误的且应被改变，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在我看来，事实上，革命的标志之一便是对自身的不断革命，以更好的思想取代此前的思想。放弃参与这一进程的革命者常迅速转变成宗派主义者。
然而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问题在于巴恩斯派企图修改党的理论时并未开诚布公地与党交流。相反他在未经承认的情况下，隐秘地开始改变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基础。他们就一些重要方面写出了一篇遗漏特定问题的文章，或是发表了一份缺少其应有清晰和准确性的声明——同时却还声称自己完全效忠党的历史传统。
逐渐遗漏和不精确的表述对越来越多的人而言越发明显。
此过程中一个低点发生于1982年，当时《战士报》（The Militant）发表道格·詹尼斯纪念1917年十月革命七十五周年的长文，其中詹尼斯在提及托洛茨基时并未将其作为一名俄国革命参与者，而只将其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记录者。当一些党员质问此事时，激进的编辑与其他党员的回应是：这是詹尼斯的签名文章，所以说这只是他的意见而不是该党的正式声明，因此其中任何错误的陈述及遗漏都无关紧要。
多数社会主义工人党员不够熟悉有关理论及历史，更无法理解错误的陈述及遗漏破坏了纲领的基本原理。他们接受了巴恩斯领导层对于不改变党的任何理论的保证，认为所有的反对和抱怨都只是少数对此不满的异见者的烟幕，但没有合法的反对理由。然而，即使在詹尼斯文章发表之前，就已有足够多的人开始注意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反对派的发展。这仍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员中的极少数，但其中包括了一些突出的历史领导者，其中一位（除了弗兰克·洛弗尔）便是乔治·布雷特曼。
在1981年8月党代会召开前，布雷特曼对巴恩斯领导层所提出的有关古巴的决议提出了一系列修正案。但这些修正案还未明确集中于有关不断革命的问题。布雷特曼针对这一经多数人同意的决议所提出的反对意见仍是涉及文件中错误的陈述及遗漏。但事后我要争辩说（虽然可能有许多人会反对我），布雷特曼认为此决议的严重问题仍然是不断革命的问题，因此需要纠正。
1981年，弗兰克·洛弗尔与我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布鲁克林支部当选为大会代表，以支持“布雷特曼修正案”，全国各地同时也选举出另外三名代表。
此时，乔治由于多年来的类风湿性关节炎而病得很重，他自认为已无法在党的全国委员会再连任2年。他让我作为党团代表做大会报告，此后，我们有权依据他的修正案在大会代表中获得的票数在党的全国委员会中担任职务。结果则是弗兰克与我都在那次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委员会的委员。
我们两人当选后不久（1981年12月）便宣布：基于对党领导层错误立场的担忧，而当前这种错误已远大于古巴，我们将在党的全国委员会内部成立一个核心小组并将其称为“第四国际核心小组”（Fourth Internationalist Caucus，下文简称FIC）。
“反对党集团”和党内清洗
同时党内出现了另一个反对派（事实上其出现时间甚至早于我们围绕布雷特曼修正案进行整合的集团），其中心是旧金山党支部。该反对派在全国委员会中有两名强有力的支持者——来自旧金山的纳特-温斯坦和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林恩-亨德森。纳特和林恩还在全国委员会中正式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他们将其称为“托洛茨基倾向”（Trotskyist Tendency，下文简称TT）。如同FIC，TT也提出了与党的理论传统相关的问题，但它更为关注美国的阶级斗争，尤其在工会中面对其直接问题时，而在这方面巴恩斯派已明显转向了弃权政治。TT对于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等中美洲国家的革命斗争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立场，例如其对桑地诺主义者在推翻索摩查之后并未采取有力的社会化经济的措施提出批评。
弗兰克和我很快得出结论，认为亨德森和温斯坦对巴恩斯集团与美国阶级斗争的政治关系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为全国委员会中所有反对派结成联盟奠定了基础。1983年初，我们宣布成立“反对派集团”，以迎接定于当年夏季召开的党代会（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其从未召开过）。
然而在反对派集团内部，两股潮流间仍存在着明显的重要差异：在与多数派的辩论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理论上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放弃，还是眼前的美国阶级斗争问题。此外，如前所述，FIC认为桑地诺主义者在尼加拉瓜的政策与不断革命论完全一致，而TT则坚定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此外在反对党集团成立时，党的领导层开始以最站不住脚的莫须有罪名开除个别异见者。我们在集团内部的观念分歧也表现在如何应对已经开始的党员清洗问题上。
温斯坦和亨德森认为巴恩斯派已经明确巩固了对党的控制，而不可能受到有效挑战。无论如何，进一步的反对活动只会导致同志们被开除。而那些留在党内的同志如果想在任何群众舞台上开展富有成效的工作，就都会被受到束缚。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最好还是离党，在那里，同志们至少可以不受阻碍地开展群众工作。
不同于温斯坦和亨德森的看法，弗兰克和我则认为党领导之所以驱逐持不同政见者，正是因为他们害怕对理论问题进行真正的讨论，因为这将暴露出他们对托洛茨基纲领的抛弃。由于党规被硬性解释为除在正式的会前讨论外，普通党员禁止以任何形式谈论党的政策，因此在下一次会前讨论开始之前，无法进行及其重要的理论辩论。因此我们最需要的是尽可能多的成员能幸存于清洗中，直到1983年5月讨论再次获得批准。届时我们将能够为SWP的历史性纲领进行最有力的辩护。
因此，尽管在反对党集团内部我们就大多数政治问题均达成了实质一致，纳特和林恩却对肃清行动相对漠不关心，甚至如果有时他们认为这样做能有效地发表政治声明的话，还鼓励一些人采取可能会被开除党籍的行动。
在1983年5月的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党领导层找到了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将宪法规定的大会（至少两年一次）推迟到了1984年夏天。当然在取消1983年大会的同时，会前讨论也被取消了。直到1984年初，巴恩斯派正式完成对所有持不同政见者的清洗，也因此避开关于其纲领变化任何有意义的政治辩论。
完成清洗的一部分是在1983年8月本应举行的全国委员会会议期间开除反对党集团的四名成员，如果遵循党章，大会通常会在这个时候举行。从形式上看，我们四人只是被“停职”，因为党章也禁止除大会外开除全国委员会成员。但实际上，从1983年8月我们被“停职”后，我们就被排除在党内生活的各方面之外了。
社会主义行动的成立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的出现
1983年秋，被开除的党员在芝加哥会面，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提出了两种观点，这与我在上文谈到的反对党集团内部关于如何应对党内政治清洗的分歧并行不悖。弗兰克和我支持一项动议，即成立一个目标明确的由被开除的党员组成的公共派别，在所有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上“完成与社工党多数派领导层的斗争”。
然而在芝加哥会议中多数人回绝了这一做法，且投票通过了一项替代提案：推出一份新的公共报纸和一个新的革命组织，与会者决定将其命名为“社会主义行动”（Socialist Action，下文简称SA）。每个人都仍承诺，我们将在新组织中为两种倾向留出空间，既要照顾芝加哥那些希望与巴恩斯派进行纲领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人，又要优先考虑成立一个新的革命集体。
该承诺将很快经受考验。从芝加哥返回纽约后不久，弗兰克-洛弗尔便向新当选的社会主义行动党政治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发行直接面向那些仍留在党内的人的公报。该公报将直接转载自1981年大会以来巴恩斯派禁止党员阅读的文件。这些文件包括第四国际主义核心小组和反对派集团向全国委员会提交的决议，以及对当时臭名昭著的道格-詹尼斯关于俄国革命七十五周年的文章的批判。弗兰克建议他和一小群对SA感兴趣的成员可制作这一份公报，而不需要耗费任何人力或财力，否则芝加哥方面便会实施其成立一个新组织（即SA）的方案。
SA的政治委员会在答复弗兰克时断然拒绝了他的建议。结果便是弗兰克辞去了新组织的职务，以个人项目的形式创办了BIDOM。结果，就在第一期刊物问世前几周（1984年1月），社工党领导层在全国各地有计划地驱逐了所有剩余的已知持有不同政见的党员。
乔治-布雷特曼目睹了弗兰克“面向社工党成员发行公报”的提议被社会主义行动党领导层草率驳回的过程，尤其在他被开除出该组织后，他便再不想加入了。他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行动党正在发展一种与社工党相同的基于多数派、专断领导风格的组织文化。因此，他说服了一群思想家直接向第四国际发出呼吁，要求承认他们是被排除出党的独立派别，他们称之为“第四国际主义倾向”（The Fourth Internationalist Tendency，下文简称FIT）。我没有参与到第四国际主义倾向的成立之中，因为我决定不和弗兰克一起退出SA。我仍然是SA的成员，试图说服SA的领导层来改变其做法，并在事实上履行在芝加哥做出的承诺，为新组织建立一个包容性的内部运作机制。但很快我发现这样的努力毫无结果，于是在FIT实际成立几周后，我辞去了南澳大利亚州立大学的职务，加入了FIT。
作为首批行动之一，FIT将BIDOM作为正式出版物并任命了一个包括弗兰克和我在内的编辑委员会。1984年3月所出版的第4期BIDOM首次将FIT命名为出版机构。从那时起BIDOM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两人的集体项目。
鸣谢和特别补充事项
除了弗兰克-洛弗尔之外，莎拉-洛弗尔和乔治-布雷特曼也是帮助构思和启动BIDOM/FIT的关键人物。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在早期参与了这些工作——他们都曾在某些时候作为文章作者出现在期刊上，但他们也值得在本引言中加以介绍：他们是双子城的比尔-奥纳施和洛杉矶的伊夫林-塞，他们和我一起担任了FIT的首批全国协调员。
克利夫兰的让-塔西、芝加哥的亚当-希尔斯、西雅图的丽塔-肖、新泽西的拉里-斯图尔特、布鲁克林的戴维-魏斯、费城的哈斯凯尔和纳奥米-伯曼，以及新泽西的汤姆-比亚斯（他不在被开除的社工党成员之列，但很快加入了我们的项目）。我肯定遗漏了某个人，或者不止一个人，因为这已经是四分之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了，一些名字仅凭记忆难以全部回想起来。对于我应该感谢却没有提到的人，我深表歉意。
还应当提及的是，在双子城，不仅仅是比尔。共有七名同志被社工党明尼阿波利斯分部集体开除，其中大部分人后来加入了FIT。戴夫-里尔和梅兰妮-本森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明尼阿波利斯成为我们在纽约之外最强大的支持基地。在此，我还想提及保罗-勒布朗和卡罗尔-麦卡利斯特的贡献，他们分别于1985年底和1986年初加入该项目，使匹兹堡成为FIT有重要影响力的城市之一。
在某种特殊背景下，我还想提及社工党密尔沃基支部。我们的做法是向党的每个支部邮寄一份BIDOM，希望有人会真正看一看，并给予关注，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否会真的发生。1991年，当社工党密尔沃基分部解散后，比尔-布雷汉与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一些前成员提议加入FIT时，我们才发现这一点。那次经历深深地坚定了我对盲目信仰的信念：即使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你的想法产生了影响，也值得假设你的想法产生了影响，并且不放弃。在此期间，让-塔西总是不断地提醒我：不要忘记分子过程，虽然你看不见，但它们一直在进行。
有几个笔名要告诉大家：切斯特-霍夫拉就是乔治-布莱特曼，斯图尔特-布朗就是我。塞缪尔-亚当斯是杰里-戈登，琼-马丁是玛丽莲-沃格-多尼，阿尔伯特-哈里斯是保罗-勒布朗，芭芭拉-温特沃斯是卡罗尔-麦卡利斯特，克劳迪奥-曼加尼饰是维奥-梅坦，大卫-塞波是大卫-曼德尔，拉斐尔-萨巴蒂尼是基思-曼恩，大卫-琼斯是大卫-里尔，梅拉娜-马尔尚是梅拉妮-本森。
关于弗兰克为杂志选定的名称，有必要说明一下。该书收集了托洛茨基在1939年和1940年间撰写的所有文章和信件，这些文章和信件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卫苏联的政治纲领，反对那些呼吁建立“第三阵营”的人，该阵营建议在战争期间采取反对帝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立场。用托洛茨基的这本文集来命名杂志，是弗兰克对社工党历史上这一时刻的一种隐喻和批评，当时出现了一股挑战纲领性基本原则的潮流，有可能将党引向偏离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歧途。
最后，当您阅读这本文集的内容时，您会发现BIDOM的早期刊物都在致力于实现弗兰克最初向社会主义行动党提出的建议：记录社工党内的斗争，与党内的清洗运动和巴恩斯派的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作斗争。随着BIDOM越来越关注美国阶级斗争中的问题——工会运动、反战斗争、黑人和女性平等——以及国际事件，情况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但我想特别指出其中一项：玛丽莲-沃格特-多尼发现并翻译了米哈伊尔-贝塔斯基的俄文手稿《给孙子们的笔记本》，以便我们能在期刊上连载。贝塔斯基的作品是对苏联斯大林大清洗受害者的感人至深的诗意悼念。当我回想起BIDOM的所有主张和成就时，它仍然令我印象深刻，是我们最杰出的成就之一——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字工作的组成部分，当时几乎没有其他左翼期刊可以与之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