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皮埃尔·弗朗克 相关链接：第四国际 -> 历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及主要文件 关于殖民地革命问题 （1957年10月） 殖民地革命、即殖民地各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羁绊的运动，是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几年中世界上引人注目的现实。只是到了今天，除了始终不断地进行的殖民地革命而外，才出现一个同样十分重要的因素：在仍旧处于官僚政治束缚下的工人国家中发动的政治革命。 十多年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使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动摇的活动。它们已经赢得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胜利。在过去沦为殖民地的一切大陆上，革命的浪潮还在继续高涨。 殖民地革命已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地重新估价他们以前对世界革命进程的看法。事实上，从第一次革命胜利，即从1917年10月起，到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年为止，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即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第三国际以及随后的第四国际，都是以下列另一种看法作为他们的方针的根据的：在苏联发动的革命将自行扩展并在西方取得胜利。 我们当时自然没有低估东方的革命运动。我们能够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找到一些看出东方革命有可能取得胜利的语句，但这些胜利不过是偶然可以发生的事情。当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策略主要针对西方、针对欧洲。1927年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并没有使我们放弃改革共产国际的斗争，因为工人运动的重心还在欧洲。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是要对那作为欧洲革命中心和世界革命中心的德国革命抱有希望。德国工人运动是世界工人运动的中心，等到它失败以后我们才脱离在第三国际内部争取改革的斗争，进而为第四国际努力奋斗。甚至在法西斯主义的年代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们集中注意的还基本上是欧洲的革命浪潮。 可是，形势已经按照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发展：在苏联赢得其第一次胜利的世界革命，没有等到它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那些国家取得胜利，便首先在我们今天所说的不发达国家中打开了出路。这是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在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曾经大肆利用的一桩事件。可是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其他许多人的心中，并不因此有丝毫损失。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使我们能够正确地分析、理解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近几年的极端复杂的形势中不致迷失方向的唯一工具。继第一次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基本危机，已经大大地削弱了资本主义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资本主义遭到一个十分严重的革命危机，因而它不得不作出认真的选择。由于它无法在所有的战线上用同等的力量扼守阵地，它有意把它的力量集中在欧洲的殖民地宗主国，而把一小部分的力量留在亚洲。它必须不惜以任何代价保住欧洲的堡垒。主要由于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领导集团的背叛，资本主义终于能够在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建立某种均势——虽然是不稳定的，但总还是一种均势。 另一方面，在亚洲，资本主义只保持有限的势力，当地的资产阶级也很软弱，殖民地革命在其挺进过程中便在中国取得了一次十分显著的胜利。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无关，中国农民群众起义的声势非常浩大，它终于在斗争中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带动前进。资本主义的统治被推翻了。 当帝国主义了解到它已经在亚洲丧失了十分重要的阵地时，它在欧洲也几乎没有能够恢复某种均势、某种稳定的局面。正就是在这个时候，它干涉了朝鲜战争，企图阻挡远东革命的发展。 这样我们便处于一种在战前我们根本没有料想到的局势。资本主义的进一步的衰落、欧洲革命的迟迟不能实现以及殖民地革命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这就是展现世界革命发展的一个新的前景、一个具体得多的前景的图画。现在，我们亲眼看到殖民地革命的继续和工人国家内政治革命的最初的一些步骤。最可能的前景是：这两项发展正在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作好准备，而美国的革命将成为世界革命取得胜利的最后环节。 我们并不是为了要画一幅历史壁画而捉出这种图画和这种前景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以指导和领导整个世界革命为己任的组织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并且对我们来说，这种任务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较近的未来的一个具体前景。知道在哪里集中我们的力量和决定世界革命在这个或那个地区的目标，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回想一下我们所作的这种重新估价，以便有批判地审查过去的观念、概念和著作，从而能够按照我们当时的看法来加以判断，并了解某些事情在我们现在看来是错误的以及它们错误到何种程度，那也是有用处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期和在战争结束时我们所写作的和发表的一切东西，都是按照我们以前的看法来设想和动笔的。如果只举出这个或那个观念、这个或那个语句，我们就无法进行认真的有批判的审查；我们必须全面地对照在这局势以前所抱有的看法来观察那些文章和言论。 例如，有的同志曾经很想知道，固然不断革命论大体上已经很好地得到了证实，它是否曾暴露出某些缺点，我们是否还需要使它更灵活一些，以及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犯过错误。比如说，这样一个事实是很重要的，即：中国的无产阶级并没有以领导革命的身份直接参加进去，无产阶级的领导只是间接地通过更加尽力防止中国无产阶级的活动的工人党的领导才得到保证。有些同志发表另一种意见，认为在一系列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有着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完成的不容忽视的一定程度的工业化。有些同志发表另一种意见，认为虽然帝国主义殖民地宗主国已经丧失了一定数量的殖民地，这对资本主义制度却没有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因为我们近几年来亲眼看到了异乎寻常的经济“繁荣”。最后，印度的例子在同志们中间引起了许多疑问。印度在本国资产阶级领导下获得了并不单纯是形式上的独立，并且它正在全世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是我们在战前曾经坚决认为印度的资产阶级不会有能力引导印度走上独立的道路；我们可以引述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所发表的一些独特的语句。因此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过去是不是低估了当地资产阶级的潜在力量？ 我们必须重新看一看所有这些意见，逐一地加以审查，但是——像我刚才说过的——我们不能孤立地作这样的审查。我们必须联系到我们以前的看法、联系到当时存在的条件来处理这些事情。例如，就中国来说，在1925年—1927年期间的形势和1946—1947年及以后的形势之间，毫无共同之处。我已经提到帝国主义从远东撤退一大部分力量的情况。而且，中国的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的几年里削弱很多。中国的红军又得到了大量的装备。我们当时所看到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情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政策的因素在全部的图景里只起了很不重要的作用，当然更不必说从人数的角度来看，中国无产阶级在整个革命时期始终不变的全部人口中是多么软弱了。正是由于这些异常的情况，我们才说中国的例子是完全特殊的，并且认为它不允许我们缩小无产阶级在不发达国家的革命中起主要作用这一基本的观念。 至于经济问题、即工业化的发展和殖民地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我宁愿让它由有关政治和经济展望的报告来加以讨论，因为这样可以阐述得更广泛些。在这个报告中，你们将找到关于特殊的情况以及一定数量的殖民地的丧失何以没有给帝国主义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原因等等的解释。可是我相信，从帝国主义者在中东的抗拒所作的努力和所采用的暴力来看，他们显然懂得斗争的重要性，并且他们正在一个对他们生死攸关的形势下进行战斗。这对他们来说比他们已经丧失的东西要重要得多。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肯定是最为重要的印度的例子。毫无疑问，我们在1948年低估了印度在那时所获得的独立的程度。当我们重新阅读我们的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关于那个时期的殖民地运动的文件时，这一点就看得很清楚了。 我们所犯的这个错误的根源是什么呢？我再重说一遍，我们当时确实是主要根据欧洲革命的比较迅速的胜利来决定我们的方针的，因为它如果获得胜利，就会对印度无产阶级的发展间接地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印度的无产阶级以后就会有很大进展，而印度的资产阶级也就不会有它事实上已经有过的那么多的回旋余地。 在这方面，简略地重温一下某些理论问题并不是一个坏的想法，因为我并不认为民族独立问题是不断革命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我们追溯它的根源，那就是，当我们考查托洛茨基据以阐释其“不断革命”论的外界状况，并重新阅读他论述的这个问题的主要著作、即他的《不断革命》一书时，这一点就表现得十分清楚了。 托洛茨基是就沙皇俄国系统地阐明他的不断革命论的，那时沙皇俄国不但不是一盒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而且相反地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帝国主义。所提出的问题不是独立的问题，而是下列的问题。俄国是一个经济上不发达的国家，它那时还没有解决民主的任务、首先是土地革命。托洛茨基在1905年和它在1928年写的论述不断革命的书里所提出的，正就是土地革命的任务。托洛茨基就沙皇俄国来阐明的、以后在谈到其他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时又提起的基本思想如下。他说，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不能起到完成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革命的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所起到的作用，它不能坚决地担负起领导全国的责任，以便彻底地和全部地完成其前辈所完成的任务。它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同帝国主义和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它也过分软弱，同时它看见自己的面前正在出现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组成部分的本国无产阶级的威胁。托洛茨基从来没有说过资产阶级根本不会进行任何斗争，而只是说：它不会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它不会像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那样能够建立一个稳固的资产阶级政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虽然从人数上说还很薄弱，却完全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解决民主的任务。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当然不能以解决单纯的民主任务为限，而是会着手以社会主义建设社会的工作。这三言两语可以使我们想起不断革命的本质和基础。托洛茨基论述这个问题的那本著作的主要一章就冠以这样的标题：“不断革命是国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改造。” 不断革命并不意味着本国的资产阶级不能对帝国主义进行一定的斗争，殖民地社会在本国资产阶级统治下不能有任何发展。它基本上意味着：本国的资产阶级不能全部完成民主任务；和它前几个世纪的先驱不同，它不能建立一个使资本主义在整个历史时期内保持稳定局面的政权。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印度的形势，考查印度从宣布独立以来发生的事情。 在这个时期，印度的独立已经成为不容怀疑的事实。可是我们所看到的整个发展不是由于印度资产阶级真正的力量，而是由于主要在国际范围内的一些特殊情况的凑合。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曾经有利于印度资产阶级的情况。它曾从东西两方得到支持和援助。我现在暂时不来讨论这种援助的重要性。虽然有这些情况，印度的资产阶级却没有解决民主的任务；尼赫鲁的政权、国大党的政权正在接近一个新的阶段，而根据一切消息灵通的观察家的意见，这个阶段充满着危险，并将对印度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固起决定性的影响。 必须首先指出，印度的资产阶级还没有解决全国团结一致的问题。相反地，它是以巨大的分割——其本身由分开的部分构成的巴基斯坦的建立——为代价才获得它的独立的；并且完全可以肯定，印度的某种形式的统一问题将再度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至于土地问题，我们不能说印度的资产阶级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甚至也不能说它已认真地把这个问题抓在手里。在过去的时期，尼赫鲁主要是一方面利用了国际局势，另一方面在印度社会中扮演了拿破仑主义者的角色，特别是利用了事实上主要在国大党领导下进行的过去的斗争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威信。 在经济方面，新政权、即国大党政权并没有给群众带来十分可观的改善，也很少向他们提供什么远景。有些比较是能够用统计数字作出的，有些是无法用统计数字作出的；但群众却不看图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作出比较。特别是，印度的群众像亚洲其他一些群众一样，拿中国的发展来作比较。正是由于这种比较的条件，尼赫鲁才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其目的在于给群众打气，给他们提供另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条印度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使他们不必遭受中国人民所经历的种种痛苦的廉价解决办法。 印度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是设想得很大胆的；但是他们一经开始实行，他们就发现自己面前的经济和财政情况包含着一些大大地危害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现的十分严重的危险。印度缺少外汇。它也因通货膨胀而受到打击；并且在今天看来，如果印度不接受巨额贷款，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一切打算都会大受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印度政府今天向左右两方或毋宁说是东方和西方乞求数目十分巨大的贷款。尼赫鲁开始以非常温和的态度对待美国，想要获得极端重要的贷款。 印度的这种局势在许多资本阶级或社会民主党的旁观者中间引起十分严重的忧虑。让我们只引证两个人：美国新闻记者、见多识广的国际问题专家华尔特·李普曼和工党的主要经济学家巴洛夫。他们宣称，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英国的大量干预，如果没有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援助，那就不可能维持印度政权的稳定，并且他们补充说，那时就会发生印度走上中国所遵循的道路的危险。李普曼甚至进一步说，同印度方面开始出现的一切情况相比，叙利亚事件只是一件小事罢了。 我相信，由于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经验，我们谁也不会抱任何幻想，认为资本主义有可能断然地干预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以保证它的政权的稳定。我这样讲并不是说资产阶级的印度根本不会接受任何援助；我也不是说事物的动向直接趋向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而是相信我们必须了解：排在日程上的不是资产阶级的稳定而是它的危机。 我们可以从印度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从独立到现在这几年里，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印度资产阶级真实力量的表现，而是由于它能出乎我们的意料长期地在国内和国际方面起一种拿破仑主义的作用。不曾有过稳定的局面；最后的日子比我们设想的来得迟，但它正在日益逼近。国家的改造在资产阶级领导下以前没有实现，现今也并不在求得实现。有过一些改造，但没有一项是根本的；死亡线正在逼近，国家改造的问题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问题。 印度的例子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一般地解释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过去几年内可能已经遭遇的事情。在每一个具体场合下，都存在着已经起了作用的特殊因素。它们对印度和埃及来说是不同的。但本国的资产阶级根本没有由于自己的力量而起过重要的作用。也没有使国家保持稳定。它的任务同它自己的由于所处的环境而拥有的力量是不相称的。我们不妨再回想一下那个环境：资本主义的大量削弱、工人国家的加强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长期不能实现。革命发展的速度已经有了改变并且慢下来了，但我们正在毫无疑问地接近或者可以说是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印度，这种情况表现得很清楚，并且，顺便问一句，这将是我们关于本届代表大会组织部分的任务方面所必须考察的问题。 在远东，还发生了印度尼西亚的问题。也有异常重要的运动正在进行：最初几个月里我们已经看到十分重要的选举结果，这是一种异常强大的革命动力的朕兆。我想一位有资格的同志将在讨论的过程中详细地谈及这个问题，所以我就不在这个报告里多加论述了。 如果说我们今天在远东范围内、特别是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看到出现一个新的革命高潮，那么另一方面，在从卡萨布兰卡到巴格达的阿拉伯世界里，殖民地革命已经达到高潮。 全世界都知道，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角度来看，那些正在进行这种革命的地区是极端重要的。这是亚洲、欧洲和非洲这三个大陆的会合点。欧洲和远东之间的最短的路程须通过这里。它从高加索油田的边界直到同美洲大陆十分接近的那一部分海岸。中东的石油资源是非常著名的；最近宣布在邻近北非的萨哈拉又发现了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何以国际间对这些地区的角逐会如此剧烈。我们面临着一个有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危险的局面。从苏伊士运河事件到现在的一年期间内，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事件和一些危机，最初是约旦，现在是叙利亚；我们肯定还会经历其他一些事件和危机。借用福斯特·杜勒斯的话来说，我们正俯身在“深渊边上”。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阿拉伯国家革命的本身力量的问题。这些国家可以分成两个各有其比较显著的一致性的集团：一方面是中东，另一方面是北非。 在中东，起主导作用的是埃及，并且，由于它是这整个地区以及所有阿拉伯国家中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它肯定还会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个主导作用现在是由纳赛尔的资产阶级领导的。纳赛尔曾经以他自己的方式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语句很好地描述了当时正在发展的局势和他自己的想法。我们在我们的出版物中几次引证过纳赛尔写的《革命的哲学》一书里的几段文字，在这几本书里，他解释埃及的军官团怎样进行干预以排除腐化堕落的派系，把他们的国家变成一个在经济上相当发达的现代国家。接着他又说明他自己的意见：在把国王法鲁克赶下台去的军事政变之后，他所看到的不是支持那些发动这次政变的人们的全国团结一致，而是纷纷露头的私人的愿望和利益。因此他得出结论：在他的国家中，正在同时合并两种发生革命。一方面是其目的在于使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羁绊的革命，另一方面是群众希望赖以获得较大幸福和实现一个崭新局势的社会革命。 纳赛尔用他自己的话——非马克思主义的措辞——重新发现了我们关于不断革命论、关于不发达国家的革命的二重性所发表的言论。当然，纳赛尔也描述了他的想法、他的希望和他的纲领，这些都是一个喜欢把各种事情办得有条不紊的军人的见解。那两种革命不应当同时发生。首先应当实现摆脱帝国主义羁绊的政治革命。在完成这一革命以后，就可以由最高领导来决定怎样逐步地改善国内的状况。很难更清楚地解释现今埃及革命的资产阶级领导方面的想法；他们的想法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当然，它也会朝向一个和最高领导可能采取的决定截然不同的道路发展。 米夏同志肯定会就这个埃及和中东问题发表演讲。他已经为代表大会的预备性讨论作出了一项重要的贡献，尤其重要的是它已经为我们在中东的运动拟定了一个大纲。我想在这里只提到两点。米夏同志在他的几篇文章里十分正确地指出了纳赛尔和庇隆对工人运动抱有不同的态度。这种差别是很重要的并且是很大的；但是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条件不同，由于阿根廷的工人运动同埃及的不一样，它有着不可忽视的长期的组织传统。也许正是这种斗争的力量、这种形势发展的力量将迫使纳赛尔在将来更多地考虑到劳动群众。在塞得港事件期间，因为工人运动的发展在埃及还很薄弱，纳赛尔很大胆地武装了群众。我们可以肯定：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他的勇气将远不如以前；他对埃及劳动群众的态度将复杂和有变化得多。 我想引起你们注意的另一点，是一个特别存在于叙利亚和约旦并在伊拉克从事非法活动的组织。我指的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乍看起来，我觉得这个政党好像是民族革命运动类型的政党的一个阿拉伯变种。我们必须十分仔细地研究这个组织。这里肯定是马克思主义思潮能够很好地求得发展的一个政治中心。 现在我们谈到北非。我只打算提出几点基本的看法。我们当然会有几篇阐明这些问题的发言。必须这样做，因为这是殖民地革命斗争中的最前哨。它要求我们对于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不但给以政治上的支持，而且要尽可能给以物质上的援助。 好多年来，法国帝国主义的政策一向是力求分裂构成北非的三个国家，即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它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希望寸步不让地保持它对整个北非的支配权。后来它对突尼斯作了一点让步，这就是所谓“内部的自治权”。接着它又必须给与摩洛哥以所谓“相互依存中的独立”；它不得不送回以前被放逐到马达加斯加的苏丹。 既然答应让摩洛哥独立，它就必须随即让突尼斯享有独立地位。 在这些情况下，法国帝国主义认为它比以前更能保持它在阿尔及利亚这一北非要冲的权力了。如果没有阿尔及利亚的独立，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独立都是颇成问题的。 帝国主义的一切如意算盘都落空了，因为不久以后阿尔及利亚就在1954年11月发动了起义。法国帝国主义现在正竭力想扑灭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它在那里驻有五十万正规军，用来对付大约八百万的居民。它每天要花费二十亿法郎。法国帝国主义实际上再也找不到任何愿意扮演保大的角色和充当帝国主义奴仆的本地人了。目前，法国议会正在讨论一项“组织法”来确定阿尔及利亚的新的地位。它正在被所有法国的政党所讨论。它正在被提交给世界各国的政府。它不能被提交给阿尔及利亚人，因为他们中间谁也不会把它接受下来。可是为什么法国帝国主义这样顽固，为什么它还继续推行一种显然是毫无希望的政策呢？由于社会结构的关系，阿尔及利亚并没有法国资产阶级按其自己的说法称之为“有效的对应发言人”那号人物。他们即使不是不可能，也至少是很难做成一种同他们能在其他殖民地完成的交易相类似的政治交易。法国帝国主义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在阿尔及利亚的统治，已使当地的地主实际上完全消灭。当地的有产者是存在的，但他们的人数不多，很难说他们形成一个按组织意义来理解的本国资产阶级。有产者阶层是非常有限的。阿尔及利亚也有小资产阶级，但它极端贫困。它只能是非常贫困，如果你了解那里广大的人民不是无产者、即不是正式的无产阶级；它是一种次无产阶级，一种在世界上罕见的生活异常困苦的下层群众。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只有“贫民”这个词儿才能恰当地形容这一类人。连法国的统计数字也承认，阿尔及利亚绝大多数人民的总收入低于住在法国的四十万阿尔及利亚工人寄回的储蓄，虽然这些工人所做的工作最苦而所得的工资最低。据官方宣布，一个阿尔及利亚家庭每年的收入是两万法郎，大约折合四十二美元或十五英镑。这就足以解释为何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是具有高度爆炸性的以及为何帝国主义很难找到一个由有产者组成的能够领导该国的适当的社会阶层了。 不消说，阿尔及利亚的这个革命也对邻国、即突尼斯和摩洛哥起一种爆炸性的作用。 所以，除法国帝国主义而外，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本国资产阶级也对阿尔及利亚所发生的事件非常敏感，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平衡正在遭到严重的威胁。在上一个月或最近六个星期的期间中，我们看到突尼斯资产阶级的最有资格的代表人物布尔吉巴消除君主制度，也看到摩洛哥的苏丹采取措施来对付某些曾经公开地同法国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封建地主。突尼斯和摩洛哥的这种措施是预防性的措施，是对这些国家中正在发生的并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所唤起、鼓励和加强的动乱的一些让步。布尔吉巴是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最精明的人物，他想找出一个能使资产阶级政权在阿尔及利亚确立起来的方案。他已经在某种形式下提出建立一个确为这些国家的历史发展中所固有的北非联邦的想法。但他尤其希望能够利用突尼斯和摩洛哥的资产阶级去支援不管何种的阿尔及利亚资产阶级。 关于阿尔及利亚的工人和贫苦农民群众，我们必须首先强调指出，当地的工会运动现在已经摆脱了法国工联的保护。必须指出，在以前整个时期，法国帝国主义都不使土著领导工会，不使他们有自己的工会运动；只要工会从属于一个由巴黎领导的法国工会联合会，法国帝国主义就宁可让它们甚至处在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下并依靠这种领导。摩洛哥的情况也是一样。 至于说到阿尔及利亚的斗争，今天真正领导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民族解放阵线在整个时期最初把重点放在军事问题上、即专门从军事观点出发的武装斗争的问题上。然后它才注意政治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具体地表现在它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中。我们在《工人真理报》上曾大段地摘录过纲领的原文。在最重要的论点中间，除了它给予无产阶级的十分重大的任务而外，据我们看来最应当强调的一点是建立一个组织、一个以人民类型的委员会为基础的地方政府。当然，由于阿尔及利亚革命发展的形势非常复杂，我们必须以完全相对的方式来考察这一点。 法国工人阶级领导部门的罪恶态度，肯定是对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政治发展的最严重的障碍。它们实际上已经各以它们自己的政策尽可能破坏法国无产阶级的援助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行动。我们大家知道，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偶尔说过一些好话。但那是言不由衷的，并且我们很容易理解，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事实上已经消失了。去年，当吉·摩勒政府把千百万工人召回军队并把他们派到阿尔及利亚去时，法国全境发生了示威游行。集合在火车站的青年自发地不愿动身。共产党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组织好扩大这些斗争，相反地，只要哪里出现暴力事件，它就谴责那些事件是煽动分子挑来起的。 从1957年春以来，我们看到劳动群众对政治十分冷淡；而那些在言论和行动上有所表现的人，则是浑水摸鱼的少数法西斯反动分子。 在法国，有小资产阶级左派人物领导的若干小资产阶级运动，他们当然并不抱有帝国主义的态度，而是赞成让阿尔及利亚独立或赞成同它谈判的；可是，如果我们探索到他们的思想深处，我们不妨说，他们的真实态度是拥护一个牢固的法兰西共和国并以干涉政治的方式献计献策的人们的态度。不消说，当阿尔及利亚人在他们的报刊上对这些分子下逐客令并劝他们先打扫自己门前的台阶时，他们是做得对的。 在这样地为阿尔及利亚人创造的环境里，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特别受到危害。有许多欧洲的工人、甚至欧洲的共产党人在长时期内不了解吉·摩勒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也不了解斯大林和共产主义的区别。殖民地国家的工人的文化水平自然很低，要他们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吉·摩勒、多列士之流区别开来，就成为一个困难问题。 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前途来说，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有几十万这样的阿尔及利亚人，他们以工人的资格参加法国的工业生活和工人运动，他们参加斗争并给工人运动提供了许多像工厂代表和工会斗士这样的干部，他们在阿尔及利亚未来的革命斗争中必将起重大的作用。 我现在想略为谈一谈所有的革命战士必然都十分注意的而他们在法国境外不大了解其底细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两个组织，即民族解放阵线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之间的倾轧问题。我们必须首先答复拉姆贝尔集团关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是阿尔及利亚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党这一说法。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它甚至不是一个工人党。像民族解放阵线一样，它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组织；其社会成分自然是与阿尔及利亚居民的成分联系着的。这些组织的基本队伍是工人和极贫苦的农民。 从纲领的角度来看，不可能看出所发表的两份原文之间有什么巨大的差别。它们双方都要求独立、一步阿尔及利亚宪法和土地改革。我们是惯常用显微镜来研究纲领的，如果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基本的差别，那么阿尔及利亚的群众之所以大规模地倾向民族解放阵线而不倾向民族运动党，就不是为了纲领的缘故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从最初起，民族解放阵线就在阿尔及利亚的革命中有较大的影响。起初，民族运动党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侨民中间拥有一个很大的多数。依靠我们可以利用的一切验证的资料（对号召罢工的响应、工厂中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地位，等等），我们即使不能确切地衡量它们的倾向究竟如何——因为这些事情是无法衡量的——也至少能够作出判断。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会发生错误的。今天，在1956年有了变化的阿尔及利亚侨民的大多数拥护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运动党只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还保住它的阵地。 在阿尔及利亚的群众看来，正在领导斗争的是民族解放阵线，所以他们在两党之间作了自己的选择。实际上，我们在武装斗争几个月之后了解到了发动斗争的一些情况。而开始战斗的正就是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是在阿尔及利亚和居住在法国的侨民中间的一个主要的组织；在多年期间曾不断地留心观察这个组织的极少数法国斗士知道它的内部正在产生危机。1947年开始，我们知道了一连串的事件。这些事件看来是个别的而不是大规模和全世界的，但它们是一些重要的政治症候。这个危机在1952—1954年的期间呈现出严重的性质，那时突尼斯和摩洛哥正在进行斗争，并且突尼斯人和摩洛哥人正在通过这个斗争来夺取一些利益，但是在这个时期，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是无能的和无力的，它毫无作为。这就在上层中间引起了危机，它们开始分裂了。它也促使在这组织中为数颇多的对上层的危机感到厌恶的一批中级干部、即该党的非正规军事组织的干部违反上层的意志而主动采取行动，并开始进行武装斗争。在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分以后，上层中间有一派被彻底清除了。另一派、即梅萨利·哈吉的一派在几个月的期间内对起义抱观望态度，在起义发动后六个月光景才宣布赞成武装斗争。所以，在阿尔及利亚，梅萨利一派、即民族运动党没有能够在武装斗争中起重要的作用。掌握武装斗争的领导权的，正就是由起义的组织者建立的民族解放阵线。我们认为这一点可以充分地解释为什么群众在两党之间作了那样的选择。 我们的态度、特别是法国支部的态度一直受到想要尽力援助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胜利这一愿望的鼓舞。如果认为社会和政治的明显差别已经在革命运动中确立起来，那是达不到上述的目的的。我们认为正是革命的发展和它的进步才会使马克思主义思潮产生和壮大。 必须再提一下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最近的发展。由于日益成为少数党，民族运动党——我们认为这纯粹是策略上的考虑——已经采取了灾难性的立场。它不是希望听到美国人的好评吗？无论如何，它已经对联合国、美国国务院和阿登纳政府发表了声明，这些声明表现出了法国外交部长比诺在今年2月对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所说的“亲西方主义”。最后，它已经在法国组织了阿尔及利亚工人的工会，而不是要求阿尔及利亚的工人参加他们工厂中伙伴所组织的工会。 当然，我们并不模仿拉姆贝尔集团的立场，仅仅把一个组织代替另一个组织。我们并不把自己和民族解放阵线等同起来，因为它可能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我们支持实际上的阿尔及利亚革命，以及它现今的实际上的领导。这绝不妨碍我们对这个革命的一些组织和领导作出我们自己的政治估价。 我已经着重说明了几个问题；阿尔及利亚革命还有其他许多方面可以谈一谈。但是我要再度提醒你们，这是今天殖民地革命的最突出的问题。一方面，它只得到其他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或最近摆脱帝国主义枷锁的那些国家的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它却每天被无产阶级的传统组织所叛卖，那些组织曾经竭尽全力把那直接与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胜利有关的法国无产阶级引入歧途。我们的职责就是随时随地干预工人阶级的运动以结束这种可耻的局面。我们运动的全部历史的特征是以尽可能活跃的行动来引起工人运动的注意，鼓励它行动起来，走向正在同阶级敌人作殊死斗争的革命的地区。在阿尔及利亚的具体问题上，我们必须始终忠实于我们的传统。 ※ ※ ※ 北非和中东使我们了解到非洲大陆的大部分主要情况。帝国主义者在那里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感到各国人民的解放愿望。这些国家的人民从一个较低的水平着手，我们往往看到部落结构的解体，并且由于这一点，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是比较突然的和复杂的。泽尔曼统治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前的预备性讨论期间已经在一篇文章中对这些问题作了概括性的考察。可是我们显然不能停留在那一点。我们必须仔细地考察现有的各种运动、群众运动，以及在这些国家的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的知识分子的组织。工会运动也开始在那里广泛展开，并且在有些非洲国家中我们已经看到普遍的罢工斗争。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存在着一个从思想上深入探索非洲革命问题的基本答案的倾向。现在已经形成了少数可贵的马克思主义干部，这可能对那些国家的革命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个报告中，我不打算阐述我们的党在拉丁美洲和锡兰的情形以及所存在的问题。来自这些国家的代表将远比我讲得更详尽。我决定只对两方面的情况略为作一点说明。 在拉丁美洲，美国所指使的第一次暴力行动，即对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府的干涉，发生在我们上一次的代表大会的期间。从那时起，出现了反对庇隆的行动。现在玻利维亚的局势正在发展成为一种爆发。但所有这些事件也表明了，特别是在阿根廷的事例中，帝国主义和它在那些国家的代理人是无法使任何政权保持哪怕是极短暂的稳定局面的。如果帝国主义终于使庇隆复辟以阻止阿根廷的社会分裂，上面这句话也同样可以适用。 至于说到锡兰，我们想对大会强调指出我们的支部对语言问题上的地方自治主义潮流所作的英勇抗击。这个态度加强了党的力量，我们相信它不久就可以使我们得到收获。 现在还有待我们来看一看怎样才能把关于殖民地革命问题的讨论作一番总结。国际执行委员会曾把这一项目列入议程，并在会议上拟定：一篇总的序幕——由国际书记处准备——关于世界不同地区革命的一些专论——由那些有可靠根据比较直接地同这些问题有关的支部的同志们执笔。不幸地，由于我们大家所了解的工作的繁重，后面的这些文件落空了。只有少数几篇供讨论的文章可以由一些同志写出来。 在这次代表大会召开时确定其名称的殖民地委员会在这讨论开始前举行过会议。它研讨了可以进行的事项，并在最后把这些提供给你们。一方面，这里的讨论应当根据这个报告和那篇总的序论进行，在这次代表大会结束时我们必须有一篇经过修改补充的序论。可是这篇序论按其性质来说总还只会是非常笼统的。委员会建议趁此有许多资格的同志出席会议的机会，写几篇关于某些殖民地革命关系十分重大的国家的形势的论文来。这些论文应当在代表大会结束后当月的月底写好。有了这些论文，国际书记处就可以写出一个综合殖民地革命现状的文件，提交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下次会议，由它明确地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加以通过。我们认为这是最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 ※ ※ ※ 对我们来说，成问题的不仅是一个文件。我们在座的人大家都理解到殖民地革命对社会主义胜利的重要意义。在一切殖民地国家，在殖民地国家人民的一切运动中，都有一种探索，一种热烈的愿望，想要了解形势并找出他们解放自己的解决办法。我们草拟的这个文件必须不但是供我们阅读的、指导我们自己作为第四国际的活动的文件；它必须成为殖民地各国人民中间广大斗士的工具，成为它们战斗的武器。帮助这些人进行斗争，我们就会加速我们运动的进展。殖民地各国人民的胜利，也就是第四国际的胜利。感谢 石魂 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