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健全的社会》（1955年） 第四章 精神健康与社会 精神健康的概念取决于我们的人性概念。在前一章，我力图表明，人的需要与感情来源于人的存在的特殊状况。人与动物共有的需要——饮食、睡觉、性满足——非常重要，因为这些需要根源于身体内部的化学组成和反应过程，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愈来愈强烈（当然，食物和睡眠的需要比之性需要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未满足的性需要，至少从生理角度讲，并不具有那么强大的力量）。不过，即使全部满足了这些需要，也不足以使人精神健全、健康。精神健全、健康的条件在于人的那些需要和感情是否得到了满足，这些条件产生于人类处境的状况：人的需要与他人相关，需要超越，需有一个根，需要身分感，需要倾向及献身方式。人的七情六欲、他对权力的渴求、他的虚荣心、对真理的追求、恋爱及友爱的激情、他的破坏性和创造性，以及每一种促使他行动的强烈愿望，都来源于人类的特殊状况，而不是植根于弗洛伊德所制定的里比多发展的各个阶段。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人解决生理需要的方法十分简单；而要解决纯粹社会的和经济的需要则非常困难。人的需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取决于很多因素，最终（不是至少）得看其社会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以及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如何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来源于人类存在的特殊性的基本心理需要，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满足；否则，人就会精神失常。这种情形正如人的生理需要必须满足，否则，他就会死去一样。不过，满足人的心理需要的途径却多种多样，各种方法的差异与精神健康的各种程度之间的差别相当。如果某种基本需要得不到完全满足，人就会精神错乱；如果满足了，但令人不满意（这是指从人类存在的本性角度考虑），结果便是神经症（无论是明显的神经症或是以社会决定的缺陷形式出现的神经症）。人必须同他人发生关系。但是如果这种关系是以共生或异他的方式形成的，他便会丧失独立性和完整性；他会虚弱，感到痛苦，变得敌视他人，或者情感淡漠。只有当他以友爱的方式把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时，他才能感到在保持自身完整的同时，与他人结合在一起。只有在生产劳动中，他才同自然发生关系，与自然结合成一体，又不被自然所淹没。人只要仍然同自然、母亲、部族保持着乱伦式的扎根关系，就无法发展自己的个性及理性，就仍然是为自然所俘获的无法自助的猎物，并且，他也决不会感到同自然结合成了一体。只有当他发展了理性和爱的能力，只有当他能按照人道的方式来体验自然界和社会之时，他才会感到自在、安全，才能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用不着说便很清楚，在两种可能的超越形式中，破坏性会导致痛苦，创造性能带来幸福。我们也很容易便能看到，只有那种建立在体验自己力量的基础上的身分感才有力量，而一切以集团为基础的身分经验都会使人不能自立，从而使人虚弱。归根到底，只有当人达到了理解现实的境地，他才能使这个世界成为人的世界。如果他。生活在幻想之中，他就绝不能改变产生幻想的条件。 总之，我们可以说，精神健康的概念正是来自人类生存的状况，这种说法不仅适合于各个历史发展时期，也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文化。精神健康的特点是：有爱与创造的能力；能够脱。离同部族及土地的乱伦关系；有自我身分感，这种身分感来自自身的经验，即自己是力量的主体和主动者的经验；能理解自身之内及之外的现实，即能够发展客观性及理性 关于精神健康的这种概念，从本质上讲，与人类最伟大的精神导师所规范的标准不谋而合。这种巧合在某些现代心理学家看来，似乎就能证明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的心理学的前提，不是“科学”，而是哲学或宗教的“理想”。显然，他们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各种文化产生的伟大学说都是以对人性的理性洞察力、以人的全面发展的状况为基础的。这个结论看来也与这样的事实相一致：尽管地域千差万别，历史存在不同的时期，“已觉醒的人们”却能在各不相干、互不影响的条件下，给人以同样的教诲。埃赫那吞①、摩西、孔子、老子、佛陀、以赛亚、苏格拉底、耶稣等，都为人类生活定出了同样的规范，这些规范大同小异。 ① 埃赫那吞（公元前1375—1458）：埃及法老，宗教改革家。 ——译 注 对于许多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来说，要接受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说的思想，就得克服一个特别的困难。他们仍然根据19世纪唯物主义的哲学前提来思维，这项前提认为，所有的心理现象都必须以相应的生理、肉体过程为基础，并是这些过程的结果。弗洛伊德的基本哲学倾向也是在这种唯物主义 的影响下形成的，因而他认为，他在“里比多”中发现了人类感情的生理基质；而本书所提出的人的相关需要以及超越需要等理论，则没有相应的生理基础。本理论的基础不是肉体的东西，而是与世界、自然、人相互作用之中的人的整体品质，是来自人类生存状况的生活实践活动。我们的哲学前提，不是19世纪的唯物论，而是将人的行为，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作为研究人的基本经验资料。 如果我们考虑到有关人类进化的概念的问题，那么，我们关于精神健康的概念便引起了一个理论难题。我们有理由认为，人类在几千年前形成了真正“原始”的文化，开始了人类历史；此时，人的理性发展还没有超过最初级的阶段，他的倾向参照系同现实、真理还没有多少联系。当原始人只是缺乏精神健康的品质之时（这些只要通过进一步进化，便可获得），难道我们可以说他精神不健全吗？确实，有一种答案可以轻易解答这个问题。这个答案便存在于人类进化与个人进化的明显类似的情况之中。假使一个成年人的态度和倾向如同一个一个月大的孩子，我们肯定会把他划为重病人或者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那一类人；而一个月大的婴儿有同样的态度，则是很正常、健康的，因为这种态度与他的心理发展的阶段相一致。因此，我们可以像弗洛伊德一样把成人的精神病描述为一种固结于或退回到本来属于进化过程的早期状态的一种倾向；就人本该达到的进化状态而言，这种倾向已经不适用了。同样，我们也可以说，人类，如同婴儿一样，以一种原始的倾向开始了自己进化的历史，一切与人类进化的完全状态相一致的人类倾向形式，都是健康的；而“固结”及“倒退”，这些代表着人类已经经历过的早期进化状态的倾向，都是“病态的”。这种解答引人注目之点在于，它并不是只考虑到了一个事实。一个月大的婴儿还不具备成熟态度的生理条件，他绝不可能像成人那样思维、感觉或行动。与此相反，千万年来，人具备了成熟的一切生理条件；在这漫长的时间中，他的大脑，身体各部的协调官能、体力都没有什么变化。他的进化完全在于他向下一代传送知识的能力，以及由此而来的积累知识的能力。人类进化是文化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机体变化的结果。如果我们把最原始的文化中的婴儿放到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之中，他也会像这个文化中的其他孩子一样发展、成长，因为决定他的发展的唯一因素是文化因素。换句话说，一个月大的婴儿（无论在什么文化条件下）都不可能像成年人那样精神上成熟；从原始发展阶段起的任何人，要是条件具备的话，都会进化到顶峰，成为一个完人。因此，那种认为原始的、乱伦的以及不通情达理的人是处在一个正常的进化阶段的说法，同认为婴儿同样也处在一个正常的进化阶段的看法不是一回事。不过，从另一方面讲，文化的进化也是人类进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可见，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完全满意的对问题的解答。从一个立场出发，我们可以谈论缺乏精神健康；从另一点来看，我们也可谈及发展进化的早期阶段。不过，这种困难只有在我们对付问题的最一般形式之时，才显得特别大；而当我们一接触到我们时代的具体问题时，问题就不那么复杂了。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个性化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充分发展了的成熟个人，才能最有成效地利用自由；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发展自己的理性，以及爱的能力，他便无力承担自由和个性的负担，就会试图逃避自由。退回到扎根于国家、种族的虚幻关系的行动都是心理疾病的表征，因为这种退缩并不与人已经达到的进化状态相一致，还因为，退缩的原因正是病理现象。 无论我们谈论“精神健康”，还是讨论人类的“成熟发展”，我们都应看到，精神健康以及成熟的概念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只有经过考察“人类状况”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必需和需要之后，我们才能获得。因此，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以个人是否“适应”社会为前提来给精神健康下一个定义；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先看社会是否适应人的需要，社会的功能是促进还是阻碍精神健康的发展，然后再根据这一情况来下定义。一个人是否精神健全，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取决于他所处社会的结构。健全的社会能拓展人具有的爱人的能力，能促使他创造性地工作，发展他的理性与客观性，以及使其具有基于自己的生产力的经验的自我身分感。不健全的社会则造成人们相互憎恨与不信任，将人变成供他人利用与剥削的工具，剥夺了他的自我身分感，而使他成了顺从、屈服于他人的人，或者变成了一个机器人。社会可以具有两种功能：它可以促进人健康地发展，也可以阻碍人的进步。实际上，大多数社会都具有这两种功能，问题只是，社会对人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的程度和方向怎样。 关于精神健康和社会功能的这种观点（即我们需要客观地给精神健康下定义，社会既促进人健康发展，也使其畸形发。展的观点），不仅与上述的相对主义的观点发生了矛盾，也与另外两个观点针锋相对。下面我就这两个观点作一番讨论。第一种观点，肯定也是当今最流行的观点，想使我们相信，当代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生活方式”，与人性最根本的需要是一致的，适应了这种方式就意味着精神健康与成熟。于是，社会心理学不是成了批评社会的工具，而是成了现状的辩护士。这种观点中包含的“成熟”与“精神健康”的概念与工业工人以及商业雇员的满意态度相一致。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关于适应的概念。斯特雷克对感情成熟下了这么一个定义：“成熟便是指坚持干一项工作的能力，能干比要求多的事，可靠，不怕困难坚持不懈地执行一项计划，能够在一个组织内或在权威领导下同他人一道工作，有能力作出决定，有生活的意志，具有灵活性、独立性，能宽容别人。”①很清楚，斯特雷克在这里所描述的成熟，是当代社会大组织中好工人、好雇员或好士兵的美德；这些美德是招聘雇员广告中通常提到的雇员必备的品德。对斯特雷克以及其他许多有类似想法的人来说，成熟与适应社会的能力相等，他们从不提这种调节生活的方式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 与此相反，从霍布斯到弗洛伊德却持有另外一种观点，即认为人性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可改变的矛盾，这一矛盾来自所谓的人的非社会本性。弗洛伊德认为，人受到两种生物冲动的驱使：渴望性快乐与渴望破坏。人的性欲望系指完全的性自由，即能得到所有他认为满意的女人。“人通过经验发现，性爱（生殖器官的爱）使他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因而性爱就成了一切幸福的原型。“于是，人必定要“继续沿着性关系的道路，去寻求他的幸福，把肉欲变成生活的中心”。②人的自然性欲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同母亲乱伦，这种作法的性质导致了父子之间的冲突和仇视。弗洛伊德说道，禁止乱伦的作法“也许对人的性爱生活造成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创伤“，从而强调了性爱生活的另一个方面。③ ① 见Ｅ。Ａ。斯特雷克所著《母亲的儿子》，费城、纽约，Ｊ。Ｂ。利平柯特出版公司，1951年。 弗洛伊德认为，原始人没有，或者极少有满足这些基本欲望的限制。这与卢梭的观点相吻合。原始人可以充分表现出侵略性，原始社会也没有限制性冲动满足的规定。“实际上，原始人根本不知道有约束本能之事。……文明人用他的某些幸福机会换取了部分‘安全感’。” ① 弗洛伊德一方面继承了卢梭关于“幸福的野蛮人”的观点，另一方面，又采用了霍布斯关于人的基本仇视态度的说法。弗洛伊德问道：“ＨｏｍｏｈｏｍｉｎｉＩｕｐｕｓ（人之与人犹如狼之与狼）；在自己生活和历史的证据面前，谁有勇气来反驳这种说法？“②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侵略性有两种根源：第一，固有的破坏欲望（死亡本能）；第二，文明对本能欲望强加的挫折。人可以通过超我，把一部分侵略性引向自己，少数人可以将性欲升华为友爱，但是，侵略性仍然是根深蒂固的。人总要互相竞争，互相攻击，不是为了物质东西，就是为了“在性关系中获得特权，这就在本该相互平等的男女关系中造成了最深的积怨和最强烈的敌意。我们可以设想通过使性生活完全自由的方法除去这些积怨和敌意，使家庭这一文化的细胞不再存在；但是，事实上我们却不能预见到文化发展的新途径。不过，我们却可以肯定一件事：不管如何引导，人性的特征都无法抹去。” ③正由于弗洛伊德认为，爱从本质上讲是性欲，他便不得不提出爱与社会内聚力相矛盾的主张。他认为，从本性上讲，爱具有自我中心及反社会的特点，团结一致感及友爱都不是人性固有的原始感情，而是目的被抑制了的性欲。 ① 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 弗洛伊德提出了关于人的看法，认为人生来便具有渴求无限的性满足的愿望，具有破坏性。以此观点为基础，他势必会描绘出一幅文明与精神健康及快乐必然冲突的画面。原始人是健康的、快乐的，因为他的基本本能没有受挫，但是他缺乏文化的赐福。文明人比较安全，享有艺术与科学，但是他必定会患神经症，因为文明生活使人的本能不断受挫。 在弗洛伊德看来，社会生活与文明同人性的需要根本对立，人所面临的，是一种悲惨的选择，即他必须在以无限的本能满足为基础的快乐和以本能挫折（本能挫折导致了神经症及其它形式的精神病）为基础的文化成就之间，作出一种选择。弗洛伊德认为，文明是本能受挫的产物，因而也是精神病发生的原因。 弗洛伊德关于人性从根本上讲具有竞争性（反社会性）的概念，与我们在许多著作中所见到的那种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性便是人的本性的见解完全一样。弗洛伊德关于恋母情结的理论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这种假设相信，父亲和儿子争夺母亲之爱，存在着“天然的”敌对情绪，有着必然的竞争。这种竞争不可避免，因为儿子生来便有乱伦的欲望。弗洛伊德完全顺着这条思路提出了另一种看法：每一个人的本能促使他渴望在性关系中获得特权，这一愿望因而导致了深深的敌意。我们不难看到，弗洛伊德的整个性理论是在人类学的前提下形成的，这个前提便是：竞争与相互仇视乃人生来就有的本性。 达尔文在生物学领域说明了这条原则，提出了“生存竞争“的理论。经济学家，比如李嘉图以及曼彻斯特学派，将这条原则移植到经济学领域。后来，在同一个人类学前提影响之下，弗洛伊德主张这条原则也适合于性欲领域。弗洛伊德的基本概念是“性欲的人”，上述经济学家的基本概念则是“经济的人”。无论“经济的人”也好，“性欲的人”也好，都是一种十分方便的虚构概念；这些概念所称的人性——孤独、非社会、贪婪以及竞争——使得资本主义看起来就是一种完全适应人性的制度，从而叫人们不要去批评它。 “适应的观点”以及霍布斯—弗洛伊德关于人性与社会存在必然冲突的观点，都包含着一个护卫当代社会的意思，两者都带有片面性，曲解了人与社会的关系。此外，两者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不仅同部分地由社会造成的人的非社会方面发生冲突，而且同人的最有价值的品质相冲突；社会压抑而不是促进了这些品质。 要对社会与人性的关系作客观的考察，就必须顾及社会对人的促进和抑制这两方面的影响，考虑到人的本性以及源于本性的需要。由于大多数作家强调了现代社会对人的积极影响，在本书中我就不多说了，而将重点放在似乎被人们所忽略的方面：现代社会的致病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