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精神分析的危机——论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社会心理学（1932-1969） 六、母权论在今天的意义 巴霍芬的母权论和母系氏族社会的理论在19世纪及20世纪上半叶相对说来默默无闻，这个事实可由当时的环境得到充分的说明。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父系制度在欧洲及美国，仍然岿然不动，这就使那种主张妇女是社会和宗教结构的中心的观点显得不可思议、荒诞无稽了。据此看来，在过去的40年中所发生的社会变化和心理变化应该提供为什么母权制问题会引起新的浓厚兴趣的理由；只是现在才似乎发生着变化，要求对那已经觉睡了一百多年的思想进行新的评价。然而，在论述这些变化之前，请允许我给不熟悉巴霍芬和摩尔根的读者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原则立场和母系氏族社会的价值。［注：第7章更详细地讨论母权理论及其心理学意义。E．弗洛姆《遗忘的语言》一书中的《俄狄浦斯的神话和恋母情结》一章论述了该论题的其他方面］ 根据巴霍芬，母权制的原则就是生命原则、统一原则、和平原则。妇女在照料婴孩中，把超越其自身的爱倾注于他人，殚精竭虑，以期保护并美化他人的存在。母权原则是普遍性的原则，而父系制度则是有限性的原则。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根源于母性原则，但却随着父系社会的发展而冰消瓦解。母权制是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和平和慈爱原则的基础。它也是合理关怀物质福利和现世幸福的基础。［注：参看J．J．巴霍芬《神话、宗教和母权》，约瑟夫·坎贝尔编］ 无独有偶，L．H．摩耳根也得出这个结论［注：摩尔根1871年在《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一书中作为初步探讨，1877年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更确切地加以论述］，美洲印第安人的王权制度是建立在母权制原则上的，它类似于在亚洲和澳大利亚曾有过的制度，他断言文明的更高形式“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原则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甚至这样简洁地展示母权制的原则，也将清楚地说明我们为什么如此重视下述社会心理学的变化。［注：这些评论只是下一章导论，而下一章则是一篇早期论文的翻新，因而我决意简洁明了地仅仅提及这些变化，更详尽的分析留待来日］ 1、家长制的独裁制度不能完成其功能，它无力阻止大规模的灾难性战争以及恐怖主义者的专政；它不能避免未来的灾祸，诸如核生物化学战争、大部分殖民地世界的饥馑，空气、水和土壤的日益严重的毒化所造成的恶果等等。 2、民主革命抵制了传统的独裁结构，并以民主结构取而代之。民主化进程伴随着技术的、富裕的社会的出现，这个社会主要不是要求个人的顺从，而是在协同合作和巧妙地使用赞同的基础上运转。 3、妇女革命虽然尚未完成，但在传播关于男女平等的激进的启蒙思想上，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场革命无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父权制权威，还是对象苏联这样的保守国家的父权制权威都无疑是当头棒喝。 4、儿童和少年革命。儿童在过去只能以拒食、哭喊、便泌、尿床、倔强等不恰当的方式进行反抗。但是自19世纪起，孩子们找到了代言人（如海因利希·倍斯特洛齐、弗洛伊德等人），他们强调儿童有自己的意志和激情，决不可等闲视之。这种倾向在20世纪的力量日益增长，越来越显示出其远见卓识，本杰明·斯波克博士就是一位最有影响的代言人。就青少年而言，他们现在再也不低声下气地为自己说话了。他们要求倾诉的权利，要求不被轻视的权利，要求在管理其生活的种种安排中有权成为积极的主体，而不是充当消极的客体。他们直接了当地、强劲有力地、有时甚至是恶毒地攻击着父权制权威。 5、消费者天堂的幻觉。我们的消费文化造成了一个新的错觉：只要我们继续行进在技术进步的大道上，那么，最终将会达到这样的地步——没有不能实现的愿望，甚至那些不断产生的新愿望也没有不能实现的；满足愿望将是指日可待、易如反掌的。技术在这种幻觉里显示了伟大母亲的特征，这种技术的母亲取代了自然的母亲，她看护着自己的孩子，用永不止息的催眠曲（以广播、电视的形式）来使他们安静。在这个过程中，人成了感情上的婴儿，人希望母亲的乳房源源不断地提供丰裕的乳汁，希望不再需要由个人做出决定，人在这种希望中才感到平安。相反，决定是由技术机构本身做出的，并由技术统治者加以解释和操纵，他们是正在崭露头角的母权制宗教的伟教士，尊技术为该宗教的女神。［注：我们注意到，这些反对父权制而拥护母权制的倾向特别发生在富裕社会的那部分人口中，他们往往在电脑自动控制的部门工作，这一点很重要。农民、小城镇店主等老式的中下层阶级从高消费中得不到好处，感到自己的价值和个性受到的威胁；因而他们牢固地依附于陈旧的父权制的独裁秩序，成为女权新潮的劲敌，对那群毫不含糊而又极端激进地表达了新价值、新时尚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在纳粹德国之前的中下层阶级中可以看到相似的现象，这些阶级是纳粹主义滋生的土壤。）我在1932年用德语写的第8章中，简略地叙述了社会结构由父权制转变为母权制的可能性］ 6、一定的母权制倾向在一部分多少有些激进的青年身上也可以观察到。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激烈地反对独裁主义，而且还因为他们接受了象巴藿芬和摩尔根所描绘的那样的上述母权制世界的价值和态度。群体性生活的思想无论是以中产阶级和偏狭方式，还是以激进的分享性生活的群居组织的形式，都与巴霍芬关于人类早期母系社会阶段的描述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而产生这样的问题：在仪表、服饰等方面的性差别缩小的倾向是否与下述倾向——即抛弃男性的传统形象，使两性更少极化，进而在情感上回归到性器官成熟前的幼儿阶段——毫无关系呢？ 在这部分年轻一代中，母权制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这种假想得到了其他迹象的支持。“群体”本身似乎承但了母亲的功能，立即满足各种欲望的需要，在药剂迷幻状态中最清楚地表现出来的被动接受的态度，挤成一团在肉体上相互抚摸的需要——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一种回归到幼儿对母亲的联系。在所有这些方面，虽然年轻一代的消费方式含有不同的内容，并公然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绝望，但他们似乎不象自己想像的那样不同于年长的一代。这种新女权主义中的恼人成份在于，它纯粹是父权制的否定，是向婴儿方式的直接倒退，而不是向母权制的更高形式的辩证的进步，赫伯特·马克库塞之所以对年轻人有号召力，看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事实：他是向女权主义的幼稚的倒退的代言人，他以革命的雄辩术使这一原则更有吸引力。 7、精神分析学的一项进展，也许与这些社会变化无关；它开始在纠正弗洛伊德母子之间性联系的中心作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仇恨父亲的陈腐观点，它持有的新概念是：不管孩子是什么性别，在婴儿和母亲之间都存在着一种早期的“前俄狄浦斯情结”的强烈联系。我在第一章曾指出，这一进展怎样在弗洛伊德后期著作中初露端倪，并被其他人十分谨慎地接受下来。精神分析学家们如果全面研究过巴霍芬的著作，就会看出它对理解这种非性欲的固恋母亲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 我想以理论性的思辩结束这些介绍性的话语。在下一章中，读者将会看到，母权制的原则就是无条件的爱和天赋平等，它特别强调血缘的联系和地域的联系，看重怜悯和仁慈；父权制的原则是有条件的爱、等级结构、抽象思想、人制定的法律和国家的原则。 据说，在历史的进程中，两种原则有时猛烈冲突，有时又合而为一（例如，天主教会，或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如果它们格格不入，那么，母权原则本身就在对孩子过分的溺爱和使孩子幼稚化中表现出来，从而妨碍了孩子的完全成熟；而建立在孩子的恐惧和悔罪感上的父亲般的权威则成为严厉的支配和控制。这就是在家庭中孩子与父母亲关系的情形，也是决定家庭结构的父权制社会精神和母权制社会精神中的情形。纯粹的母权社会会妨碍个人的充分发展，因而阻碍了技术的、理性的和艺术的进步。纯粹的父权社会对爱和平等漠不关心，它只关注由人制定的法律、国家、抽象原则和服从。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一书中，一个法西斯头目的原型克雷翁的人格和体系被描写得尽善尽美。［注：参照《遗忘的语言》中的“俄狄浦斯神话和俄狄浦斯情结”一文关于这一点的讨论］ 当父权制的原则和母权制的原则形成综合时，两个原则各自带有另一个原则的特色：母爱中含有正义和理性，父爱中也有仁慈和平等。 当今反对父权制权威的斗争似乎践踏了父权原则，它表明了一种以倒退的、非辩证的方式向母权制的复归。一个可行的、进步的解决方法就在于这种对立双方的新的综合，仁慈与正义的势不两立将在更高层次上被二者的统一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