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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乌托邦
葛兰西
（1918年7月）
政治体制必然是由经济结构、由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决定的。许多人认为通过简单地宣布这个公式，他们就能解决每一个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就能把教训传结左派和右派，肯定地判断事件。例如他们得出结论说，列宁是空想主义者，而不幸的俄国无产阶级是彻底的乌托邦幻想的牺牲品，因此，一次可怕的觉醒不可避免地在等待着他们。
真实的情况是，不可能能有两种相同的政治体制，正如同不可能有两种相同的经济结构一样。真实的情况是，这个公式决不是对突出明显的自然规律的枯燥的表述。前提(经济结构)和结果(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简单的和直接的；一个民族的历史也不只是由经济事实的文件来证明的。阐明这种因果关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要弄清楚它，就要求对每一个智力的和实践的话动进行必要的深入广泛的研究。只有在这些事件已经有了一定的连续性之后，就是说，这些事实发生很久很久以后，才有可能进行这种研究。一位学者也许能够肯定地说，一个特定的政治体制不会胜利(不会存在于永久不变的基础之上)，除非它固定地和实际地依附于一个特定的经济结构——但是，他的话除了是一个一般化的说明外，并无任何价值。何况当事实真正展开时，他又怎么可能知道，将确立怎样一种从属的模式呢？未知的东西比起能够查明和确定的事实来要多得多，这些未知的东西当中的每一件都能够推翻最后的结论。历史不是数学计算；它没有什么十进制，没有服从于四则运算的等量累进计算，没有分解方程式和开方。数量(经济结构)转化为质量是因为它是人手中的一种行动工具——人的价值不应该仅仅从他们的体重和身长，从他们的肌肉和神经所产生的物理能量上来看，而要从这样的事实来看，即他们具有头脑，他们能受苦、推理、高兴、期望和拒绝。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这种未知的、变化无常的"人性"要比任何其它事件中的情况更为神秘。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心理，如同其它一般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心理一样，从未被研究过，而且也许不可能研究。革命的成功与否的结局都将为我们提供可靠的文件证明，说明它创造历史的能力。现在，我们别无办法，只能拭目以待。
那些不肯等待而是试图立即作出明确评价的人，有着其它的目的——当前的政治目的。这是说给他们的宣传对象听的。把列宁说成是空想主义者，这不是文化上的事情，也不是历史的评价；这是一个会带来直接后果的政治行动。如此直截了当地说政治体制如何如何，这不是学术上的陈述，而是企图引起一种特殊的心理，以便使这种行动而不是另一种行动得到人们的赞同。
在生活中，没有任何行动不留下后果。相信一种理论而不相信另外一种，这本身就对行动有特殊的影响。甚至一次错误也会在这样的程度上留下它自身的痕迹，即接受这些错误的东西并加以传播能够延迟(当然不是防止)达到目的。
这证明，直接决定政治行动的并不是经济结构，而是解释这种结构及控制其发展的所谓规律的方式。这些规律同自然规律毫无共同之处——即使假定自然规律也没有客观的、真实的存在，而只是我们的智力思维的产物，它们被构思出来以便于进行研究和教学。
事件并不取决于某个个人的愿望，也不取决于甚至为数众多的一群人的愿望。它们取决于极为众多的人民的愿望，这些愿望通过他们采取或不采取某些行动、通过他们的相应的理智态度表现出来。事件还取决于少数人所掌握的与这些愿望有关的知识，取决于少数人在把这些愿望体现于国家权力之中以后，能否在某种程度上把它们引向一个共同的目标。
这是否因为人多数个人的行动都是事先注定的呢？不，这是因为他们除了维护他们自己身心健康之外别无其它社会目标。因此，事情就是这样：他们适应环境，并且机械地重复某些姿态，通过他们自己的经验或者他们受到的教育(别人经验的结果)，这些姿态本身已经证明同期望的目标即生存相适应。大多数人活动中的这种类似情况，导致了类似的活动效果，因而赋予经济活动以某种结构：出现了法律的概念。只有对更高目标的追求，才能打破这种对环境的适应。如果人类的目标不再只是生存，而是一种特殊标准的生存，那么人们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同时，由于对更高的人类目标进行传播，因而人们成功地改造环境，并建立起一些新的等级制的结构。这些新的结构不同于现存的那些调整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结构。而且随着愈益普通地达到更高的人类目标，将逐渐地长期取代现存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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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如果把这些虚伪的规律看成是处于个人意志之外的绝对的东西，而不是由于个人的弱点(由于他们未曾组织起来，因而最终不能把握未来)而产生的对周围环境的心理适应，那他就不会看到心理能改变，弱点能变成力量。然而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了，于是规律(或虚伪的规律)被打破了。单独的个人抛弃了他们孤独的生活，联合到一起了。但是这种联合是如何产生的呢？这也只能用绝对规律和常规来说明——如果人们由于愚蠢和偏见没有立即掌握规律的活，他们就会发布判决书，宣判：乌托邦，空想主义者。
这样一来列宁就成了一个空想主义者。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时候起直到今天，俄国无产阶级的观点完全是空想主义的，一次急剧的觉醒不可改变地在等待着它。
如果有人把根据西方世界经济和政治活动正常发展的各个阶段构造出来的抽象的一般图式，套用到俄国的历史上去，那他就只能得出这个结论。但是每一种历史现象都是"个别的"；发展受"自由"的节奏所控制；研究不应该集中在一般的必然性，而应该集中在特殊的必然性上面。对于因果关系变化过程的研究，必须严格限制在俄国事件的来龙去脉的范围之内进而而不是从一个抽象的和一般的前景来进行。
俄国的一些事件无疑存在着一种必然关系，而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必然关系。战争是一种经济条件，是组织实际的日常生活的方式，它决定了新国家的发展并使无产阶级专政成为必需：落后的俄国不得不象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用同样的方式来进行这场战争。
工业化社会出现的那种单个个人的集中，在宗法制的俄国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无产者要互相认识，组织起来，并对自己的能够用来达到全世界人类目标的阶级力量有所认识的话，这种集中就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一个广阔的农业国家会使单个个人孤立起来，并妨碍产生任何一致的和普遍的认识：这就不可能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单位和具体的阶级意识，而这种阶级意识能向人民指出他们自己的力量和用这种力量建立长期的合法政权的意志。
这场战争表明了经济活动最大限度地集中在少数人(国家领导人)手中；而与此相适应的是单个个人最大限度地集中在兵营和战壕里。在战争中，俄国确实是一个乌托邦的国家；由于野蛮侵略考的入侵这个国家试图进行一场需要技术、组织和精神抵抗的战争——而这一切都只有一个在智力上和物质上被工厂和机器团结在一起的民族才能做到。这场战争是空想主义的，宗法制的沙皇俄国的崩溃是因为它自己愿意承受一个战争老手的敌人强加给它的疲于奔命。但是由这个专制国家无所不包的权力人为地制造的条件，带来了必然的后果：广大群众(他们在社会上原是孤立的个人)被迫挤在一个狭小的地理范围内，他们之间产生了新的感情和前所未有的人类的团结。他们在过去孤立的状态中愈是感到软弱。在专制制度面前就愈是弯腰屈膝，他们现在的集体力量愈加显露出强大，他们维护这种集体力量并依靠它来建设新社会的意志就愈加大胆顽强。
专制的规章被清算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混乱的时期，单个的人们试图把自己组织起来，但是如何组织呢？他们怎样来维护这种从苦难中成长的人类团结呢？
于是，庸人跑上前来回答道：必须由资产阶级来恢复秩序，因为这种方式是经常发生的——跟随在宗法的和封建的经济后面的，往往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和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这种庸人看不到在事先建立的图式之外还有什么解救办法；他们把历史没想为仅仅是一种要经历固定的和可预知的生长阶段的自然有机体。如果你种下一颗橡子，你肯定能得到一棵橡树苗，你也肯定要等待若干年，橡树才能成长并结出果实。但是历史并不是一棵橡树，而人也不是橡子。
在俄国，能够完成这项任务的资产阶级在哪里呢？如果资产阶级要进行统治是一条自然规律的话，为什么在这个场合这一规律不起作用呢？
这个特殊的资产阶级还没有被发现。有少数的资产阶级分子曾试图负起这项责任，但是都被压垮了。难道尽管他们人数不多、无能和软弱，他们也必须取胜，必须负起责任吗？但是这些不幸者要涂上什么样的圣油才能甚至在失败中获得胜利啊？难道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正统主义和神权的再生吗？
任何认为列宁是空想主义者并声称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是空想主义者的尝试的人，不可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通过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来获得文化修养。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已经陷入到《圣经》之中。只有他才是真正的空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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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乌托邦思想在于不能把历史设想为一种自由的发展，在于把未来看成是事先制作好的商品，在于相信事先制定的计划。乌托邦思想是一种市侩气息，一种被海因里希·海涅嘲笑过的市侩气息。改良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的庸人和乌托邦分子，正如同保护贸易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都是一些资产阶级的庸人和空想主义者一样。海因里希·冯·特赖施克是德国市侩作风最主要的倡导者(德意志国家崇拜者是他的精神继承入)，正如同奥古斯特·孔德和希波尔特·泰纳代表了法国的市侩作风，文钦卓·焦贝蒂代表了意大利的品种一样。这是一些鼓吹国家的历史使命，或者相信个人的天职的人；他们都是一些拿未来作为抵押，并企图把它限制在他们事先确立的图式中的人，是一些不去设想神圣的自由，并且由于事情已经变得如此糟糕而总是为过去呻吟叹息的人他们不是把历史设想为自由的发展(自由能量的产生和自由结合)，这种自由的发展与自然界的进化完全不问，就象人与人类的联合同分子与分子的聚集体完全不同一样。他们不了解自由是历史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破除了任何事先确立的图式。社会主义的庸人们贬低和败坏了社会主义学说，而且如果在他们看来有谁不尊重社会主义学说，他们便会莫名其妙地火冒三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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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自由表现出来的个人的和联合的力量，已经把事先作出的保证和计划所设置的障碍清扫在一边。资产阶级力图确立自己的领导权，但是失败了。于是无产阶级接管了对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指导，并正在建立它自己的秩序，我们是说它自己的秩序，而不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是不能通过一道魔术的命令召之即来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从一个社会阶段发展到另-个更富有集体价值的阶段。无产阶级正在建立它自己的秩序，它正在建立那些将保证这种发展的自主权并将把它自己的权力置于永久性基础之上的政治体制。
专政能够防止少数派别活动者搞政变，因而是保证自由的基本体制。专政是自由的保证，因为它并不是一种要永远保存的方法，而是一个使永久性机构得以产生和巩固的过渡阶段，专政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将消亡征这些机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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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在革命之后仍然是不自由的，以为这里没有对自由的保证，因为自由还没有被组织起来。
这是制造一个等级制度的问题。但它是公开的，不会进一步强化成为阶级等级和门第等级的问题。
这种等级制度必须有群众位于其底层。有一个单独个人位于其顶端；但是它必须形成一个社会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权威纯粹是精神上的。
这个等级制度的现存核心是苏维埃和人民的政党。苏维埃是有待于联合起来和发展起来的基层组织；正因为布尔什维克主张国家政权应该由苏维埃来支撑和控制，布尔什维克就成了政府的政党。
这些秩序的要素正在从俄国的混乱当中明确起来；新的秩序已经开始。一种等级制度正在被建立，在它的底层是无组织的苦难的群众，其次是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农民，然后是苏维埃，然后是布尔什维克党，最后是一个人：列宁。这是一种基于威信和信赖之上的等级分类，它是自发形成并通过自由选择保持下来的。在这种自发性中哪里有什么乌托邦思想呢？乌托邦思想是权力主义，而不是自发性；也就是它竟然已经变成追名逐利的野心，成为门第等级制度，并且声称自己是永存的。自由不是乌托邦，因为它是一种根本的愿望；人类的全部历史是由建立能够保证最大自由的社会制度而进行的斗争与努力所构成的。
这种等级制度一旦形成，就会发展它自己的逻辑。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党并不是封闭的机构；它们不断地同社会溶合成一体。正是在这当中，自由居于统治地位，并且得到保证。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党不是特权阶级，而是处于不断发展状态的机构。它们同意识的发展保持一致，并且体现了把俄国社会组织起来的能力。
所有的工人都能参加苏维埃，所有的工人都能为改造苏维埃施加他们的影响，并使苏维埃更接近了同所需要和要求的东西一致起来。现在，俄国政治生活所采取的方向与国家的道德生活，与俄国人民的普遍精神所采取的方向是趋于一致的。在等级制的各级之间存在着不断的运动；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参加选举苏维埃代表的讨论中得到一次提高他自己的机会——他自己可能就会是代表。他控制着这些机构，因为他经常检查这些机构并熟悉它们。他有着一种社会员任感，成为一个积极参加决定自己国家命运的公民。通过这个等级制度的作用，权力和意识从一个人传给许多人：这样一种社会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这是新俄罗斯历史的生命力。从哪些方面看它是乌托邦呢？人们想要付诸实行的甚至是与经济和政治条件格格不入的预先制定的计划又在哪里呢？俄国革命是自由的胜利；组织这样的革命是以自发性为基础，而不是以某个通过暴力自称为"英雄"的命令为基础的。这是一个民族沿着等级制度的路线连续而有系统的提高，并且为自己建立一个接一个新的让会生活所需要的机构。
但是难道这就不是社会主义吗？……不，这不是那些有着宏大蓝图的庸人们所给予的那种意义荒诞可笑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发展着的人类社会。一旦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被组织起来，社会生活将比现在更富于社会主义的内容，社会主义化的进程将不断地得到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不是在某一特定的日子建立起来的——它是-个连续的过程，是一个向着由大多数公民(即无产阶级)组织和控制的自由王国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
1918年7月27日《人民呼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