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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国家
葛兰西
（1917年7月）
受生产方式制约的资本主义积累，相应地引起劳动群众的团结。这里可以找到马克思主义的一切革命原理的根源，找到产生无产阶级新的生活方式，即旨在取代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由自由竞争、阶级斗争产生的资本主义混乱的共产主义新秩序的原因。
劳动者由于处在总的资本主义的活动范围之内，因此他们也是在自由竞争基础上进行活动的市民个体。但是，对于所有人来说斗争的起始条件是不同的：私有制的存在使少数人处于特权地位，使斗争力量悬殊。劳动者不断遭到生存的威胁：他们的生命本身，他们的文化生活，他们家属的生活和未来常常处于危险的境地，由劳动市场上的出其不意的变化和波动来决定。正因为如此，工人总希望摆脱竞争和个人主义的樊篱。联合和团结的愿望成为劳动者阶级的特性，改变着工人和农民的心理和生活方式。于是出现了体现这种愿望的机构和组织；在这些机构和组织的基础上开始了历史性发展的过程，导致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
团结的愿望应当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极重要因素。社会党和工会正是作为这一历史倾向在前一个时期(可以称为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时期或积蓄力量的时期)的产物而出现并发展壮大的。
当然，这些无产阶级组织和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不是孤立的，不是由于劳动者阶级的生活和历史经验所固有的某种特殊内部规律而发生的。历史的规律是由组织成为国家的私有者阶级提示的。国家常常是历史的主要角色，因为在国家机构中集中了私有者阶级的力量。尽管存在由于竞争而引起的纷争和冲突，私有者阶级能够组织起国家，建立单一的联合体，以便在竞争的最高阶段——在争取政权，争取领导社会的统治地位，争取使社会服从自己的意志的阶级斗争中维护自己的特权，使之不受侵犯。
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运动无非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从属现象。无产阶级组织在不是内部规律而是外部规律的影响下，在由资本主义竞争所产生的环境和强制手段的巨大压力下，应当具有一定的形式。在迄今以前的整个时期里，对于无产阶级运动来说具有代表性的并导致第二国际破产的内部冲突、各种倾向、动摇和妥协，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中的某些派别毫无保留地认为工人们的工会组织是革命的基本因素，并把自己的宣传和活动建立在它的基础上。曾经有一个时期，似乎认为工团主义运动正确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正确解释了事物的本来面目。
工团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具有目前这种形式和执行目前这种职能的工会看作是劳动者联合的一种永久的、不变的形式。其实，这种形式和这些职能是由外部强加于它的，因此不可能具有经常不变的和事先预定的发展路线。工团主义把自己描绘成“自发性”自由主义（注——自由主义在这里是指劳动和资本之间的自由竞争的拥护者）传统的创始者，实际上它是抽象的雅各布宾主义的变种之一。
工团主义派别的错误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它在对劳动者进行革命教育方面不能代替社会党。工人和农民意识到，从历史规律由私有者阶级和议会制民主国家来提示的整个时期来说，任何要想摆脱这些规律的作用的企图都将是徒劳的和可笑的，当然，在工业生产发达的社会所具有的那种具体形式下，每个人积极参与生活并对环境发生影响的程度，是以他作为市民个体，作为自由民主国家的一员而进行活动为限度的。自由主义的经验没有白白失效，在没有被用尽以前它可能还要大显身手。不参与政治者的不问政治无非是政治的变种：否定国家和反对国家的斗争也同样是一种政治行为，就象参加国家机关、议会和市政当局在一定范围内安排的总的历史活动一样。只是这种行为的性质有所不同：工团主义者是在完全脱离现实的情况下从事活动的，因此他们的政策是根本错误的。社会党议会主义者则是在同现实紧密联系的情况下从事活动的；他们可能犯错误(并且已经犯过许多重大错误)，但是他们的错误不涉及他们活动的方向，因此他们在这场“竞争”中占了上风。广大群众团结在社会党的周围，他们的参与客观上导致社会关系的变化。尽管党犯有各种错误和失策，但它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使过去微不足道的无产者成为举足轻重的人，使他们有了觉悟，使解放运动有了正确的和朝气蓬勃的方向，这个方向基本上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错误曾经具有与工团主义运动的错误同样的性质。社会主义者在参加人类社会的整个国家活动时，曾经忘记了他们应当主要是站在批判、对抗的立场上，他们让现实来吞没自己，而不是让它来服从自己。
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应当具备这样的心理，这种心理可以称为“接生术”。他们的行动不是随事变进程的摆布、受资产阶级竞争规律控制的优柔寡断的运动，而是从可以预见的发展前景出发的批判。历史是不断地形成的，因此它在根本上是不可预见的。但是这不等于说，“一切”都是不可预见的，也就是说在历史中占统治地位的都是随意性和意外性。历史既是自由，同时也是必然。一些结构(历史体现在它的发展和活动中)出现并且保留下来，因为它的任务就是要付诸实现。人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精神活动的一定的客观条件形成了，并得到广泛的发展。如果这些客观条件(这些条件由于其物质本性几乎只能是物质地确定的)改变，那么调整和决定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关系的总和也随之改变，人们的觉悟程度也有所改变，社会制度形成了，传统的机构则衰落下去，不能完成它所固有的任务，并变成有害的障碍。假如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类的智慧不能掌握节奏，不能确定过程的实质，那么文明的发展就成为不可能。政治上的天才人物正是根据这种掌握尽可能多的具体征兆以便确定过程实质的能力来加以鉴别的，也就是说根据预见最近和遥远的未来并借助这种预见来制定国家活动的方向、承担对人民命运的责任的才能来加以鉴别的。在这方面，卡尔·马克思大大超越了现时最伟大的政治活动家。
社会党人充分认识(常常甚至奴颜婢膝地)作为资本主义主动精神的产物的历史现实。他们陷入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心理错误：相信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体制是永恒的，相信这些体制基本上是完美无缺的。在他们看来，这些民主体制的形式可能作某些改变，某些方面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是基本上它应当是不变的。这种狭隘眼界和虚荣心的典范就是菲利普·屠拉梯的武断说法，他认为议会同苏维埃相比就好象城市和野蛮的部落一样。
与历史发展的这种虚假观念、以往的妥协实践和“议会痴”策略相反，出现了目前“夺取国家”的公式。
根据俄国、匈牙利和德国革命的经验，我们深信，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体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是无产阶级历史上的崭新的现象，那么无论如何同上述体制比较起来也是崭新的现象。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是为了自由竞争的目的而建立的；不必“更换人马”，可以改变这些体制的活动方向。社会主义国家还不是共产主义，也就是说还不是确立在经济合作基础上的实践和秩序，它是过渡型的国家；它的任务是通过废除私有制、阶级、经济的民族界限来消灭竞争。这个任务不可能用议会民主的方式来实现。“夺取国家”公式应当理解为在无产阶级集体经验的基础上立新型的国家，以代替议会制民主国家。
这里我们应当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上来。我们说过，在迄今以前的时期，社会主义和无产阶运动建立的机构不是孤立地展的，而是直接有赖于资本主义最高法则所控制的社会化总形势。战争根本地改变了阶级斗争的战略条件。资本家不再是无所不能的了；他们的自由受到了限制，他们的垄断权力被摧毁了。资本的积累达到了顶峰，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在世界范围内实行了垄断化。与此相应的工人群众的团结给革命无产阶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工人运动的旧机构在革命活动如此蓬勃发展的条件下显得不够有效。它的形式本身对于领导已经纳入自觉革命过程的力量来说已不中用了。但是它还没有完全过时。它作为自由竞争的产物必须继续存在到竞争的最后残余消灭为止，存在到阶级和政党完全消灭——民族的无产阶级专政溶合到共产国际中来为止。但与此同时，新型国家的制度必须产生和发展，以便取代议会制民主国家的私有的和公有的国家体制。这些制度必须代替资本家来执行行政职能和对生产的控制，保证企业中生产的自治；它必须执行生产和交换的复杂关系体制所固有的一切职能，把企业的个别车间联合成一个基本的基层经济单位，把农业的各个不同部门联合起来，通过合并和并列从属的办法形成民族和国际经济的严格体制，以摆脱私有者寄生性压迫的束缚。
西欧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潮还从未达到如此巨大的地步。但是我们认为，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目的并不一定意味着同样明确地意识到为达到这一目的目前所要采取的手段。群众已经确信，无产阶级国家应当体现在工农兵苏维埃体制中，然而还没有制定客观地保证建立这个国家的策略观念。因此，目前就必须建立已经牢固地进入群众意识之中的无产阶级机构网，这些机构网应始终能保证广大群众的纪律和忠心，保证结团结一致的工人和农民提供充满活力和富有发展前途的组织形式。显然，如果群众运动目前具有革命性质，处于无产阶级组织的当前水平，那么其结果只能是民主国家的活动有某些形式上的改善，例如扩大议院权力(通过成立大会)或允许具有反共情绪的社会党人糊涂虫入阁。从德国和奥地利的经验中应得出某些教训。民主国家和资本家阶级的力量还很强大：资本主义主要是依赖为它效劳的叛徒和走卒，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而这样的人还没有绝迹。
无产阶级国家是不能魔杖一挥就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需要时间和淮备工作的过程，例如将现时的机构体制化并进行宣传。必须大力发展工厂里现有的无产阶级机构，赋予它们更大的权力，并在农村建立这类机构，以便使参加这些机构的人成为意识到这些机构所面临的革命任务的共产主义者。否则，工人群众的任何热情，他们对革命事业的任何忠心都不能阻止事变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以致把革命归结为建立一个新的由一些骗子、饶舌者和不负责任的人组成的可怜的议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建立无产者的国家，就必然要付出更多的惨痛牺牲。
载于《新秩序》1917年7月12日第9期
《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 4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