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政治的科学

政治的科学

葛兰西
翻译：陈越

来源：《现代君主论》，（意）葛兰西著，陈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第12页

　　实践的哲学^[1]给关于政治和历史的科学带来的根本创新，在于证明不存在抽象的、固定不变的“人的本质”（这个概念当然起源于宗教思想和超验主义），人的本质无非是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用语文学和批评学方法来确认的历史事实。因此，必须把政治科学的具体内容（连同逻辑体系）视为发展着的有机体。不过应该看到，马基雅维利为政治问题指出的方向至今还受到争议和反驳，还没有成为“常识”（这个方向就是他的作品中潜在的主张，即政治是一种独立的活动，自身具有区别于道德与宗教的原则和规律——这个命题有着重大的哲学意义，因为它潜在地提出了一种道德和宗教观，即开创了一整套世界观）。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仅仅意味着在马基雅维利思想里已经萌发种种要素的那场知识和道德革命还没有发生，还没有成为民族文化的公开的和明显的形式吗？或者这只具有当前的政治意义，可以证明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的鸿沟，证明分属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两种文化的存在，证明统治阶级（例如教会）对于普通人民固有的态度，因为它既不愿成为孤家寡人，又必须让他们始终相信马基雅维利不过是魔鬼的化身？
　　这样就产生了马基雅维利对于他自己时代的意义的问题，以及他在自己的著作——特别是《君主论》——里所抱有的目的的问题。马基雅维利的学说，在他的时代，并不是纯粹的“纸上谈兵”，并不是与世隔离的思想家的专利品，并不是仅仅在入会者中传布的秘籍。马基雅维利的风格也不是中世纪和人文主义时代所常见的体系化论文作者的风格。相反，这是一种行动着并在鼓吹行动的人的风格，是政党“宣言”的风格。福斯科洛做出的“道德主义”解释^[2]肯定是错误的。但是，马基雅维利的确揭露了什么东西，而不仅仅是在用理论说明现实：可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是道德主义的目的还是政治的目的？人们总爱说：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行为准则“有人用没人说”；大政治家据说都是从咒骂马基雅维利并且自诩为反马基雅维利派起家的，但这只是为了能够“伪善地”运用他的准则。这么说来，马基雅维利不就够不上一个马基雅维利派了吗？不就成了一个贸然泄露天机的“明白人”了吗？这不是跟流行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讲的正好相反吗？克罗齐断言马基雅维利主义是科学，所以一视同仁地既为反动派服务，也为民主派服务，就像剑术既有助于绅士，也有助于盗贼，既用于自卫，也用于杀戮；他断言我们应该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福斯科洛的评价。抽象地看，这是对的。马基雅维利自己说过，他所写的都是曾经被人运用过的东西，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一直在运用的东西；由此看来，他并没有打算开导那些明白人；他的风格并不是不偏不倚的科学活动的风格；我们也不能认为他是沿着哲学思辨的途径写出这篇政治科学论文的——试想它至今仍然招来了这么多反驳和敌意，那么当初，在这个独特的学科里，它的出现也应该是一个奇迹。
　　我们由此可以推想，马基雅维利真正考虑的是“那些不明白的人”，他的用意是要在政治上教育“那些不明白的人”。这种教育并不像福斯科洛看上去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消极的、痛恨暴君的政治教育，而是一种积极的教育，它教会人们为了达到某些目的，就必须承认某些必要的手段——哪怕是暴君的手段也在所不辞。生长在统治者世家的人，几乎自动地就带有现实主义政治家的特征，这是因为他的家庭环境给了他一整套复杂的教育，因为在这里支配一切的，只有王朝的或世袭的利益。那么，谁是“不明白的人”呢？是当时的革命阶级、意大利“人民”和“民族”、市民民主派，从他们中间产生了萨沃纳罗拉^[3]和皮耶罗·索得里尼^[4]，却产生不了卡斯特鲁乔^[5]和瓦伦蒂诺^[6]。可以认为，马基雅维利就是要劝说这些力量，使他们相信必须有一位不仅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知道怎样得到它的“领袖”，使他们满怀热情地接受这样的“领袖”，哪怕他的行为可能与当时人们普遍拥有的意识形态——宗教——相对立，或貌似对立。马基雅维利的这个立场如今对实践的哲学再现了出来。必须再次成为“反马基雅维利派”，以发展出一套可以同时有助于斗争双方的政治理论和技巧。但是我们相信，这套理论和技巧最终将特别有助于“不明白”的那一方，因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历史的进步力量。事实上，紧接着就会出现一个结果：建立在传统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统一被打破了；而只有这样，新兴力量才会意识到自身的独立个性。马基雅维利主义历来有助于提高保守统治集团的传统政治技巧，实践的哲学同样如此；但这绝不能掩盖它在本质上的革命性。至今我们仍然可以感到这种革命性，而它也可以说明一切反马基雅维利主义产生的原因——从耶稣会士的反马基雅维利主义，到虔诚的帕斯夸莱·维拉里^[7]的反马基雅维利主义。

^[1] 葛兰西在狱中使用一些假名和一些拐弯抹角的说法来替代那些众所周知的。敏感字眼”，如用“实践的哲学”替代“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为了对付监狱当局的检查。英译本甲把“实践的哲学”径直改为“马克思主义”。但英译本乙保持原稿形式的做法似乎更为可取，因为这样同时还可以“避免把过分简单化的解释强加给那些通常本身就具有一种概念价值的短语。因此，‘实践的哲学’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委婉称呼，也是葛兰西使用的一个自主的说法——用来规定他眼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特征，即这一哲学在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之间所建立的那种不可分割的联系”（英译本乙“前言”）。译者认为，这种联系在葛兰西那里最独特的方面，是要在政治的“第一要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领袖和被领导者。以及知识分子和群众、高级哲学和一般常识之间建立意识形态的统一过程，即领导权，从而使“实践的哲学”本身“表现为对以往〔哲学〕思想方式的超越”。在这个意义上，马基雅维利也可以说是第一个“实践的”哲学家，即领导权的理论家。

^[2] Ugo Foscolo（1718-1827），意大利诗人，认为《君主论》旨在揭露暴政。

^[3] 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多明我会修士，佛罗伦萨宗教政治改革家。他以布道方式抨击教会和统治者，是1494年佛罗伦萨人民驱逐梅迪奇家族和共和国复兴运动的领袖。随后，他在佛罗伦萨实行道德专制。1498年，他在反对派的策动和教皇的迫害下，被作为异端者处以火刑。

^[4] Piero Soderini（1452－1522），1502年当选佛罗伦萨共和国行政长官。1512年，他在被（与教皇结成神圣同盟的）西班牙军队推翻后流亡。

^[5] Castruccio Caatraccani（1281－1328），意大利军事首领，卢卡大公。曾长期与佛罗伦萨对抗，试图建立强大的君主国。马基雅维利晚年曾以赞赏笔调写作关于他的传记《卢卡的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的生平》。

^[6] 即切萨雷·博尔贾，曾被法国国王路易十二赐封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博尔贾（Cesare Borgia，1476－1507），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曾在罗马涅建立了一个新的、强大的君主国，后在征服全意大利的过程中功败垂成。他是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里加以理想化的新君主的原型。

^[7] Pasquale Villari（1826-1917），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以道德主义的方式谈论马基雅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