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克罗奇是文艺复兴的最后一位代表

克罗奇是文艺复兴的最后一位代表

葛兰西

　　不妨说，克罗奇是文艺复兴的最后一位代表，他表达了种种世界性的要求和关系。这丝毫不意味着，克罗奇不代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的因素”，而是说，在种种民族的要求和关系当中，他着重表达那些更带有普遍性的、同远远逾越民族范畴的欧洲文明（即通常所称的西方文明）相联系的那些关系和要求。
　　克罗奇以他的个性和他的世界文化主将的地位，成功地重新承担起面向世界地知识分子地作用；从中世纪到十七世纪末，意大利知识分子几乎是作为一个整体发挥过这样的作用。另一方面，假如克罗奇身上活跃着世界文化主将的意识，导致他始终采取不偏不倚、奥林帕斯式的立场，而不采取过分损害这种立场的一时的、偶然的行动；那么，同样确凿的事实是，正是他本人提出了这样的原则：为了让意大利文化和习俗摆脱偏狭的地方观念（它作为政治上、思想上四分五裂的历史残余而遗留下来），需要通过同国际世界的接触和思想交流，来提高精神生活的水平（这正是佛罗伦萨的《呼声》派的革新纲领）。因此，从根本上说，民族的原则是寓于克罗奇的立场和作用的内在原则。
　　克罗奇的作用可以同天主教教皇相媲美。但应该指出，克罗奇在他的影响所及的范围内，有时比教皇更灵活巧妙地行事。
　　就克罗奇在文化方面地作用而言，不应该把治学严谨的哲学家克罗奇同他的活动的其它方面等量齐观 [1] 。须知：
　　首先，克罗奇是美学理论家和文学艺术理论家。《大英百科全书》最新一版委托克罗奇撰写“美学”条目，这篇论文在意大利取名《美学》发表，作非商业性的发行。应美国人的约请，他写了专着《美学原理》 [2] 。在德国，克罗奇拥有数量相当可观的追随者。
　　其次，克罗奇是实践哲学批评家和历史理论家。
　　再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克罗奇是伦理学家、生活的导师、行为准则的设计师；这些准则杜绝任何宗教的说教，相反地，启示人们怎样可以“摆脱宗教而生活”。克罗奇信奉夹杂着绅士色彩的无神论和反僧侣主义，它们排除了平民阶层反僧侣主义的粗俚鄙俗，但却终究是无神论和反僧侣主义。
　　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从学说和伦理的角度着眼，教皇、克罗奇、金蒂莱 [3] 三者之中，谁能够最充分地代表意大利现代社会？即是说，第一，谁是意识形态的执牛耳者，赋予文明社会进而赋予国家以最有效的精神接合剂，因而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第二，在世界文化的范围内，谁在国外最好地体现出意大利的影响。
　　这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回答的问题。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主宰着各各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力量。教皇是意大利大多数农民和妇女的领袖和向导，因为他是借助一个完整的、高度集中的、机构严密的组织，借助这支仅仅比政府略微逊色的巨大的政治力量，来实施他的权威和影响。然而，这一权威业已成为消极的，仅仅出于惰性而被接受下来的权威，而且在教政协议 [4] 签订以前，它实际上已只是国家权威的反照。鉴于这一原因，很难把教会同一个世俗者在文化中的影响相比拟。
　　把克罗奇同金蒂莱作一番比较，是更加合乎情理的。透过种种表面现象，显而易见，克罗奇的影响是金蒂莱望尘莫及的。克罗奇的影响不象金蒂莱那样喧嚣一时，然而更为深刻，更为牢固。克罗奇实际上是某种世俗的教皇。不过，克罗奇的伦理过分知识分子化，过分属于文艺复兴的典型，因此无法被人民大众所接受。教皇和他的教义却不忘对最微小的事情提示行动准则，进行教诲，从而对广大群众产生影响。

[1]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第10卷《克罗奇》一文中写道：“不应该把哲学家克罗奇同伦理学家、生活的导师、行为准则的设计师克罗奇等量齐观。这两个克罗奇理论上是不可分割的，但实际上克罗奇的影响更多得是通过他得缜密得论争活动，而不是通过他的理论著作来传播的。”——原书编者注
[2] 《美学原理》，巴利，1913，拉台尔查出版社。克罗奇在该书前言中追述，该书系应美国一大学之请所著。——原书编者注
[3] 乔万尼·金蒂莱（Giovanni Gentile,1875-1944），意大利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者，后为法西斯主义理论家。——译者注
[4] 1929年墨索里尼政府与罗马教廷签订的协议，宣布教廷在意大利不再拥有世俗权力。

　　《历史唯物主义与贝奈德托·克罗奇的哲学》，都灵，埃依纳乌迪出版社，1966年版，第245－247页。
　　《葛兰西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34－136页。

【附1】

　　给丹吉娅娜的信

　　（1930年12月1日）

　　从这封信[5] 看得出来，克罗奇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同若干年以前比较，彻底改变了。克罗奇竟然坚持说，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向中世纪神学的倒退，向康德和笛卡尔以前的哲学倒退。
　　克罗奇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我觉得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待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的立场相似：“路德所到之处，文明销声匿迹”，埃拉斯慕斯 [6] 这样说。然而，历史学家们和克罗奇本人今天也承认，路德和宗教运动，是包括克罗奇哲学在内的全部近代哲学和文明的开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不曾理解，一场伟大的精神、道德的革新运动，既要被广泛的人民群众所接受，正象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一样，自然会采取粗俗的、以至迷信的形式；这是不可避免的，还由于这样的事实，即德国人民，而非小贵族中的显赫的文化人，充当了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角和旗手。

[5] 指1930年10月《新意大利》杂志主编路易吉·卢索（Luigi Russo，1892－1961）教授在该刊披露的一封信，谈1930年9月在英国牛津召开的第七届国际哲学大会上卢那察尔斯基同克罗奇就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展开的论战。——译者注
[6] 德西德利乌斯·埃拉斯慕斯（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尼德兰人文主义者。克罗奇在《意大利巴洛克时期史》一书中曾援引他的这一观点。

　　《狱中书简》，都灵，埃依纳乌迪出版社，1965年，第384－385页。
　　《葛兰西论文学》，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2－133页。

【附2】

　　给丹吉娅娜的信

　　（1932年4月25日）

　　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我觉得是克罗奇的著作广泛流行的原因；哲学家们在世的时候通常是没有缘分享受这种幸运的，在学术界以外受到欢迎，更是稀罕的现象。我以为，克罗奇的著作深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们的文风。有人说，克罗奇是曼佐尼以后意大利最杰出的散文家 [7] 。这一论断在我看来是切合实际的，只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克罗奇的散文并非承袭曼佐尼的散文，而是可以溯源到许多杰出的科学散文作家，尤其是伽利略。就文体而言，克罗奇的创新是在科学散文领域，在于他擅长极其精练同时又极其深邃地表达某种事物地功力，而在许多作家笔下，描述这种事物常常不免流于混乱、隐晦、冗长和佶屈聱牙的形式。
　　在我看来，克罗奇始终不渝的、超群出众的特点，是他通过一系列短小精粹的文章，毫无学究气地传播他的世界观；在这些文章中，哲学直接以良知和常识的面貌出现，被人接受。这样，对许多问题的回答在传播过程中渗透到了报纸的字里行间和日常生活当中，最终人们竟然不知作者为何许人；许多克罗奇的追随者不善于这样写作，或许，他们甚至不知道克罗奇的存在。而许多基督教作家浸透了蔚为可观的唯心主义因素，他们今天试图把托马斯主义作为能够满足自身和现代世界的精神需要的观念来推销，来摆脱这些唯心主义因素，而终于无法做到这一点。

[7] 语出法国作家、文艺批评家克雷缪（Benjamin Crémieux，1888－1944）《现代意大利文学概貌》，巴黎，1928，第190－191页。

　　《狱中书简》，都灵，埃依纳乌迪出版社，1965年，第612－613页。
　　《葛兰西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37－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