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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亲爱的乌尔巴尼：
　　关于在费卢乔^[1]那里劳动的意大利工人和合作社的问题，我的意见和看法如下:
　　1，在我抵达莫斯科之前意大利同志们已经同费卢乔一起被雇用。我不知道费卢乔为一方、你和阿马德奥为另一方达成了什么确定协议。费卢乔在其所有谈话中都特别强调阿马德奥提供的保证，而我不了解保证的范围及限度。但我知道这点：在我出发前不久，费卢乔本应雇用新工人，但他当着彼安科和阿尔弗雷多的面说，在我走后和阿马德奥到俄罗斯后他可能决定雇用意大利工人。他不愿通过我办这件事，因为他对目前的工人们做出太多的让步，仅仅由于同我个人的友谊，他不想从一开始就危害他对新雇员所处地位（消息是彼安科向我提供的：显然消息是秘密的，我求你这样认为。你只能同彼安科提及此事）。
　　当我到达莫斯科时，工人们同费卢乔根据如下总原则友好相处：工人们不应视为被雇佣者，而应被看作同企业整个发展息息相关的合作者。费卢乔向他们保证提供食宿并满足最紧迫的需要。费卢乔在计算每个人的所有开支时，将食宿费除外，在其账簿上它们是集体开支，以对全体意大利工人征税的方式出现。我立即指出，鉴于工人们的心理，这种家长式共产主义不可能长久。然而，起初工人们赞成这一点，而费卢乔把它变成原则问题。对他来说，这一点是未来建造机械的工作计划的第一个试验。他一再坚持要让这样的条件保留，因为对他具有根本意义，不仅仅是自爱，而且具有政治和思想意义。然而，我的预见得以证实，那个原则彻底失败。经济政策的新进程业已开始，即迄今仍有效的进程C因此，意大利工人的工资应当同莫斯科的平均工资相同，但某些涉及公司特性的条款和规定仍有效。这些条件大体上都谈到了。事实上意大利工人的工资高于莫斯科的平均工资。他们可以向你引证个别苏联工人工资高于他们的情况。除了个别情况不能视为平均状况这一事实外，还存在另一事实：在我出发前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以消除那些个别情况。让我们看看我认识的在莫斯科工作的其他意大利工人的情况、我请你注意：科吉，每月计件9个零部件，作为首个降薪措施，被迫接受每月20金卢布的借贷证券。安达洛一段时间以来靠计件可以挣得80至90金卢布，后同一位水平低劣的俄国工人为伴，后者同他分享两人的计件工资。这样，他的工资也得用借贷证券支付，工资重新下降，每月只挣50至60金卢布。但在我出发之前瓦伦泰的情况如何呢？他由于同费卢乔签订了特殊合同，一个月领了100金卢布工资，后从其支部可以发现积蓄减少，我不再记得同俄国党内现行规则相比是降低了25%还是30%。由于这种物质性的原因和我将陈述的其他原因，我从不相信向费卢乔发出最后通牒，就能得到工人们所要求的东西。
　　其他理由如下：
　　（1）工人们离开费卢乔为到另一家工厂找工作，必须经过监控共产主义劳动力在各个企业分配的俄国党。俄国党把在费卢乔处劳动的意大利工人视为肩负使命的战士，并要求一个证明书表明他们被解雇仅仅是由于劳动力过剩，正像隆巴迪那种情况。如果同费卢乔决裂，工资问题就要由俄国党来解决。我们的同志们根本不能证明他们的工资低于俄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更不能证明共产党员有权离开他们今天占据的岗位，因为他们的工资不允许生活超过俄国生活的平均水平。
　　（2）我们同费卢乔的关系，要考虑到他的性格及他在国家享有威望的客观形势。由于我精心地研究过费卢乔的形象与个性，我确信在他成功的情况下对他影响最强的，并阻止他头脑发热的关系（一般说来）是我们党对他的吸引，尤其是目前多数派特别是阿马德奥个人对他的吸引。他非常信任我们，因为他确信我们知道想要实现的目的，因为他坚信我们凭借我们的意志和组织能避免革命对资本主义进行无政府主义式的破坏。他自认为，作为个人，同我们党整体相比是平等名义的同类和盟友。如果我们从他能成功的观点出发，并且显然它是我们向俄国党和国家保证其重要性和潜在能力的出发点，那么我们就还应当努力维护同他的良好关系，让他享有的威望和影响不受损害，甚至要增强。毫无疑问，无论如何必须避免在财政问题上同他发生冲突。即使在最佳情况下，他也不可能从企业扣除一文钱收益。钱到他那里非常困难并要经过一大堆手续。同他一起提出并非因生活最紧迫需要的更高工资问题对他意味着：
　　（1）对他不断深陷的财政困难雪上加霜。
　　（2）表明我们党没有能力让其党员和党小组（他们被视为优秀分子）做出必要牺牲，以避免加重俄国政府为劳动支付的费用；而费卢乔，不属于我们党，也不是共产主义战士，却不要求其地位允许他获得的好处和工资。我不知道你从什么观点出发提出这个问题，我想把上述意见告诉你，为的是让你相信我的立场一直真诚，是同我们党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的。我认为这一立场是理性的并继续如此。我还希望对意大利工人不要限于形式上号召遵守纪律和保持共产党员尊严，而要向他们讲明形势的真相。每一次他们都对我说出理由，然后安然无恙地重新开始抱怨和出现问题。如果问题变得用其他方法绝对解决不了，我认为在同费卢乔决裂之前，最好把此问题提交俄国党监察委员会，并让它作为仲裁人去解决。必须让来到那里的我们的同志们改掉思维习惯：同俄国个别工人的生活水平及法国的生活水平相比，我们党应当保证他们一定的生活水平。他们是俄国的成员，学会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并不坏，这种纪律不仅涉及一般政治立场，而且尤其关系到私人生活，我们的同志们却觉得那是圣殿。
　　关于合作社问题，我对管理委员会做出的指示和创办合作社之前的事实意见如下。在扩大执委会上，蒂托指明党的收入的可能来源，因为他找到在意大利投资意俄商贸公司的方法。帕维拉尼应负责具体实施商务，在我同帕维拉尼的谈话过程中，尤其当我确信能允许进口柠檬后，我认为赋予这种活动的最佳形式是合作社。还由于你的赞同，大家决定创办合作社，并恰恰认为其首要商务和未来贸易基础是柠檬贸易。当我同科德维拉谈此事时，你正在莫斯科，你是一位律师，你可以提示签订规范的贸易合同，然而现在你却指责我，我不是律师，对贸易知之甚少，也从未从事过贸易。真相是，当时我们两人的思想一致：即使（为了开始其活动和发展）合作社应当从事具体贸易，但不能超越共产党的道德决定的某些限度，从所有观点看，科德维拉建议的协调方案都是最好的，因为通过一位党的同情者进行协调，因为这可以使一定意大利资本投资俄国贸易。我不知道目前商务的确切形势。我认为无论如何缺少一个成文合同丝毫不损害要求赔偿损失的行为，如果认为采取这一行动有益的话。因事实上没有签订成文合同，采取司法行动存在客观困难，由于合作社的性质肯定不可能去意大利击鼓呐喊，想要靠2000箱柠檬谁知能挣多少钱。然而，从事实上看，你的指责没有根据，我很惊奇你用这种方式写信，它向我表明你甚至没有认真地阅读合作社的书面文件。我不记得在管理委员会最后一次或倒数第二次会议上是否将涉及议定生意延误条款列入议事日程。但一致决定，由帕罗迪同志记入记录，因德·莱奥内缺席，那次由他行使书记职能，其内容如下：不应中断科德维拉的谈判进程，旨在承认同他及其继任者议定这笔生意的特殊效用。然而，授权合作社主任帕维拉尼寻求其他可能的解决方案，并将他断言已开始同其他可能的意大利投资者的谈判进行到底。应注意帕维拉尼同志提出的同俄罗斯个体商人集团议定生意的建议，但要记住这种可能性应当推迟到最后一个方案，并很可能被拒绝。
　　帕罗迪应当有会议记录和作为附件的帕维拉尼的信，在这封信里提出了不同建议心我仍然认为要坚决摒弃合作社生意基于俄罗斯投资者集团的假设，此事将会产生极坏印象并使我们党威信扫地。我更乐于合作社解散并且不再谈论贸易心但我想无须制订宏伟计划，仍然可以工作并干成一些事。我有印象，你被帕维拉尼的伟大梦想所征服，帕维拉尼还没有学会对俄罗斯的工作条件不抱幻想。这就是关于这两个问题我要对你说的内容，对这两个问题，正如对已出现的其他任何问题一样，我请你对你寄给我的信中显露的言行深刻反思。
　　致以兄弟的敬礼。

马西
1924年1月19EJ，维也纳第九办事处

注解：

^[1] 维尔吉利·费卢乔（Virgili Ferruccio，1891—1970），自学成才者。1922年初来莫斯科，同意大利技术入员和工人一起创办航空器材实验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