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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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1]：
我首先回答你最后一封信提出的现实问题[2]。
关于论纲：我赞成你和阿尔丰索的意见。我觉得内格里和西尔韦亚提出一个纯粹的形式问题[3]其实，即使只有两三位同志为起草党的全部活动的共同纲领而预先达成共识，派别就存在了。正因如此，从所有观点看，必须争取在最有利及机构内危机最小时形成派别n我认为，在我们目前形势下，这一点尤其至关重要。作为业已令人瞩目的集团参与一般讨论，在此集团中有主要组织的代表，他们可能就是目前中央委员会的多数，这是对广大群众产生影响的头等重要的政治事实：这已经是重构组织的开始。我甚至想，如果中央委员会多数同我们在一起（我不确切了解每位委员的意见），最好召集他们开会并把集团论纲作为他们的论纲加以介绍。依我看，类似事实对党，甚至对共产国际的影响巨大，而且影响本身就是解决的开始。我想象不出内格里和西尔韦亚以什么本质理由反对类似方针，鉴于党已做出开展讨论的决定，只是尚未决定是否全由个人发表意见。一切都变成数字问题：5还是50更好？存在50人的派别还是5人的派别吗？这真是荒谬绝伦，彻头彻尾的荒谬绝伦。由于你们决定在同志们中开展必要的说服运动，以便至少在第二时期获得他们的签名，我认为形势并非不利，问题也未终结。我仍坚持我的观点，由于我们三人对两人，我们的意见会“民主地”获胜。
乌大维：我写出他的名字，正如我能写出许多其他人的名字，对这些人我不可能长期跟踪他们的立场。你所写的内容并未让我惊奇，因为根据我熟知的他以往的路线[4]这很正常。本质的东西不是他的名字，而是我们对少数派的态度问题。当我提到乌大维的名字时，我记得内格里和乌尔巴尼对我描述了各位同志的态度（我曾问过这些人的消息），关于乌大维他们对我说：“乌大维同志同少数派在一起，但他说他希望目前多数派继续领导党，却在使其得以划清界限的问题中提出少数派纲领。”我觉得乌大维的这种立场，对于一般地理解少数派的力量和成分很有意义，因此我提出他的名字。这个名字可以更换，正如一般说来我可以提出所有名字，但必须在方向含义上而不是字面上理解它们。其实，我对许多同志一无所知：他们起初的路线和开始立场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
阿马德奥：你向我提出的问题非常困难[5]：我常问自己应当如何对待他，但我得不出答案。其实，我们应当同他讨论一系列原则问题和组织问题，我知道他在这些问题上固执己见、不可动摇。一般说来，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同少数派没有分歧：少数派可以作为群众被我们吸纳，而剩余的清算者让他们坚守阵地更好地工作。同阿马德奥的问题截然不同并特别棘手。我确信他不会动摇，我甚至确信他会毫不犹豫地脱离党和共产国际，也不愿让他的信念屈从于上级压力。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不是如此坚信不疑，很久以前——从1921年起我就会采取另一种立场。我尚未阅读葛利埃科发表在《普罗米修斯》上的关于我传略的文章[6]。但我在1923年3月，即在被捕之后曾读过一篇刊载在《劳动者》上的文章，我认为是葛利埃科写的，那篇文章包含对我完全错误的赞誉[7]。
在那篇文章中，我的立场和阿马德奥的个性相提并论，这一立场不是自主的，总是源于担心——我若做反对派，阿马德奥会干什么：他可能隐退，他可能制造危机，他或许从不适应妥协。吉亚里尼的企图（我在其他地方对你说过[8]）表明，如果我成为反对派，共产国际将会支持我，但那会产生什么结果？当党艰难地组织起来时，在内战中党会成为《前进报》的靶子，它会利用我们的分歧来瓦解我们。今天，鉴于我已指出的阿马德奥的态度，形势没有改变。我还认为党不能缺少他的合作。但如何做呢？给他写一封信，我觉得远远不够。我也不知道给他写什么，我觉得此事相当滑稽。大体上我想，同他展开论战对我们、对他、对党都有益无害。至关重要的是论战应围绕原则性政治路线展开，千万不要偏离方向。我觉得论战肯定会这样进行。我认为另一件事也很重要：千万不要对阿马德奥问题着迷，不应设想他若成为反对派，我们就不能工作。
他达到荒谬程度的宁折不弯的个性迫使我们提出党建问题，而问题的核心是排除他和反对他。我认为，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不应当像过去那样妥协；观点鲜明、公正、彻底的论战更有价值，对党有益并让党做好应对任何意外事件的准备。自然，问题并未解决，这是我目前看法。你所写的事务都很正确，但实际怎样操作？你如果愿意，可以写一封信；也可用我的名义写，如果你认为这样更好。然而，依我看，不要抱太大幻想，要做出最悲观的假设，以便准备应对任何意外事件发生。
我认为，最好把亨伯特-德罗兹近期给季诺维也夫所写的报告（更确切地说是同鲁杰罗的谈话[9]）中涉及阿马德奥的内容通知他。根据这个报告，他们会对阿马德奥和形势做出完全虚假的判断，进而损害党。鲁杰罗办了一件大蠢事：他断言亨伯特-德罗兹写得异乎寻常，并且可以认为阿马德奥的精神状态就是这样异乎寻常。我认为阿马德奥是完全清白的。我非常了解他，因此可以肯定他从未有过如此愚蠢的想法，绝对没有。
《新秩序》：我想知道你对前两期的判断。我长期处于隔离状态，我现在仍处于这种状态，这使我的自我批评精神淡薄了。有时我觉得干了一件脱离生活、完全人为的事情。此外，必须严肃地采取措施组织好合作，否则《新秩序》确定无疑会退化。还应想到刊物是半月刊而不是周刊，它并未参与一个独特的运动，比如在1919-1920年它曾领导的工厂委员会那样的运动。这一切决定了它目前的性质，因此必须组织好。在拼版时也要反映其新特征。我认为社论必须具有犀利的政治半月刊的风格，甚至应占整整第三版，根据我们工农政府的直接纲领和我们的一般学说，对意大利事件的方方面面加以评论。我希望你应担起此专栏的重任，直至刊物印行时该专栏应保持时效性：你能把这一切干好，如果你愿做就会有时间。依我看，刊物的特殊计划仍应是工厂和工厂的组织。如果你们接受这一计划，就应当在思想上和实践上落实你们在最后一封信中提及的工作。我感觉自己悬在半空中：我总害怕脱离现实实际并在修建空中楼阁。因此，我乐于你们在给我写信时，对我的建议和意见做出分析和判断。我通知你们，我的建议和意见不是指示而是提示，它们有待你们补充和完善，为了让我严肃地看待它们，并设想它们的所有结果和一切方面。我们应当运用我们拥有的手段努力营造类似1919—1920年的氛围：那时任何创议都要经受现实检验才被采用，最初要用多种手段了解工人对创议的意见。因此，我们的创议几乎总能取得直接和广泛的成功，并且显现为对普遍感受需要的解释，而不是冷漠地实施一种思想模式。我习惯于这样工作。我长期远离意大利妨碍我习惯于新环境、新工作方法，妨碍我创造同群众沟通及实际接触的其他可能性，而你们却能经努力拥有这些可能性。我强烈地感受到我的这一弱点，有时它令我灰心丧气。
《种子》：在结束此信之前我还想提出另一建议，至少它可以同其他建议一起为我们未来运动做准备。我想过，我们党应当为了党的利益让意大利社会党的旧刊物《种子》[10]复刊，可以是半月刊或月刊。新刊物可以办得如同旧刊物，但内容要更新，只是类型相同。每本售价一个多索尔道，这样可以在贫苦农民中传播；应多登载一些短文，再配上许多简单的插图，等等。工农政府的口号必须通俗化，应当重新开展一点儿反教权主义的宣传运动（我觉得这非常必要，因为四年的反动肯定让农民群众重新陷入神秘主义迷信之中），这种宣传必须同我们的一般宣传相结合。我不知道社会党人是否想使这一刊物复刊，过去该刊广泛发行并为他们赢得了不少选票。因此，我认为不要公开地谈论此事，除非在出刊的前夜，否则社会党人会为自己抓住该刊并实现复刊。然而，必须从今天开始清点我们的组织的和思想的力量，以便在适当时机使用。我们从未做过这种工作，因而使我们严重受挫。我认为，在我们党内存在更大的能量（比我们设想的更大），最好让它们活跃起来，促使它们投入工作，不断地激励它们，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和巩固我们的运动。
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萨尔迪
1924年3月27日，维也纳
注解：
[1] 致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2] 参阅1924年3月2。日陶里亚蒂致葛兰西的信。
[3] 涉及葛兰西关于构建新领导集团并通过"一系列文章"将该集团介绍给全党的计划，陶里亚蒂写道：“内格里和西尔韦亚提醒注意：在今天关于全党各种问题的讨论和发表意见之前，你建议进行的那些行动，仿佛是形成宗派和党内宗派斗争的开始”。
[4] 当葛兰西提议让乌大维·帕斯托雷加入新集团时，陶里亚蒂表现出犹豫不决：他是个“好人，但政治上摇摆不定”。
[5] “我认为，必须说阿马德奥在党的领导机构中同我们的合作，并且一般地同不赞同他的派别的合作，确实是我们大家所希望的，但同时大家希望这种合作应建立在明确基础上，这样就不会压制不赞成他的集团的意见。”
[6] 1924年2月15日刊登在《普罗米修斯》上的文章《葛兰西》。
[7] 葛利埃科所写的《波尔迪加》一文，发表在1924年3月7日的《劳动者》上。
[8] 参阅第100封信。
[9] 参阅第104封信。
[10] 意大利社会党为农民办的宣传性刊物，从1901年9月至1913年先在特尔尼后在罗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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