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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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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晚才收到您的回信，我很高兴直接获得您的消息^[1]。我曾得到关于您的互相矛盾的不同信息，正如关于许多其他朋友的信息一样，因此对他们目前的想法和事态发展不能做出判断。我们今天产生意见分歧，我认为主要是由于我在1920年对当时事态的解决办法持极度悲观态度这一事实造成的。法西斯掌权的事件及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破坏使我相对感到震惊。当然，近期我没有留在意大利，这也造成我目前的精神状态，从而也逃脱了可怕的精神压力，而许多同志和朋友每天都在承受由暴力和卑鄙行径施加的这种压力。相反，我在俄国每天所见的景象：一个民族在创造新生活、新习俗、新关系、新思维方式并提出所有问题，也使我在现在对我国及其未来持更乐观的态度。我想说，在世界上已存在某种新事物，它在地下以锐不可当之势潜在地活动。为什么我们国家就应当脱离这一普遍革新的进程？移居俄国的多数意大利工人表明，即使我们在1920年夺权，也不能维持政权。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俄国工人在6年革命之后仍能心甘情愿地忍受痛苦，甚至今天仍不得不忍受；而意大利人却想摆脱痛苦，他们会千方百计地让自己远离痛苦。从这一观点看，法西斯主义改造了我们的国民，我们每天都经受考验；它赋予国民健壮的体魄，一种健康道德，一种闻所未闻的抗拒痛苦的能力，从未存在过的深刻情感。法西斯主义确实创造了持续的革命形势，正如沙皇制度在俄国所做的那样。曾经主宰我的悲观主义，尤其在占领工厂时期那种悲观情绪今天已经无影无踪。自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把意大利形势看成玫瑰色。相反，我认为仍有许多痛苦和斗争在等待着我们无产阶级，比过去的斗争更加残酷，但今天存在发展的确定路线，我觉得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伟大的保障。今天可以某种确定性做出某些预见，可以比1919—1920年更加勤奋地工作。这就是我的乐观主义，我愿把这种乐观主义传播给我要接触的所有朋友和同志，我觉得他们正承受着法西斯主义施加的巨大精神压力。
　　我发现群众不像知识分子那样悲观。群众在探寻一个路标、一个焦点，为群众指明方向，这是今天我国最重要的问题。老一代知识分子拥有许多历史经验，他们看到我国国民在最近几十年的曲折发展的全过程，但他们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恰恰在这一危难阶段，他们畏首畏尾，不愿澄清、组织并集中业已存在的理想力量，这些力量无须鼓动（这点可能是乌托邦的），只需集中和指引。你看看期刊^[2]发生的事情，它今天的印量是1920年的两倍，这一迹象证明了我给您写的那些内容。在1920年，形势显得特别有利，那是一种四日热症般的狂热，今天对形势的认识更加深入、更加坚实，即使周围是一片苍凉景象。
　　我心情非常愉快，能够围绕期刊重新创造一个工作集体，它是在1919-1920年形成的。我想，因此您的合作特别珍贵：自然您用笔名发表文章，因为我们已经犯了许多错误，让我们手无寸铁的力量对抗几乎武装到牙齿的死敌，从而导致失利。还有您同俄罗斯杂志合作的想法通过我可以重新提出并实施。在俄罗斯出版一系列文学、艺术、哲学的大型期刊，关于我们全部文化及思想运动，都需要意大利方的长期合作。文章或专栏的稿酬很高，因为在俄罗斯文学活动备受重视（可能过于受重视了）。无论如何，这给予您弄到俄文期刊和书籍的办法，这里在所有领域书刊的出版都非常繁荣，尤其在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
　　我想立即回复您的信，因此我想给您写的许多事只能简单提及。如果您仍想按以往地址给我写信，并告诉我关于科斯莫教授的消息，我将非常感激您。1922年5月在柏林我同他进行过一次饶有兴味的谈话^[3]。
　　请欣然接受我最诚挚、最亲切的问候。

葛兰西
1924年4月2日，〔维也纳〕

注解：

^[1] 致齐诺·齐尼。

^[2] 指《新秩序》

^[3] 科斯莫是都灵大学语言与文学系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派往柏林任意大利驻德国大使馆参赞。关于同科斯莫教授的会见，葛兰西在1931年2月23日致塔吉娅娜·舒赫特的信中有详细描（参阅《狱中书简》，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2—3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