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狱中书信》（1927-1932）
致塔齐娅娜
（图里，1932年4月18日）
亲爱的塔妮娅：
谢谢你抄录了朱莉娅那封细述德利奥身体情况的信。
我准备服用“索马托斯”药片，这我已跟你说过。既然我已准备试用，你就不必再劝说了。
只要我看完柯罗齐的著作，会马上写一篇短评指点你，但不是你所要求的字斟句酌的文章，因为那样的文章很难仓促急就。但是我已读完了头几章，那是几个月前单独付印的，关于你应从何处着手，以使你的研究有个范围并且结构完整[1]，我心里已经琢磨了几点意见供你参考。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柯罗齐今天的文学和哲学著作主要论述哪些文化问题？这些问题是刻不容缓的，还是凭一时热情提出来的，或是具有较普遍和深远的意义？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柯罗齐的活动是在很久以前，确切地说是在大战期间开始的。要理解他的近作，你必须重新研究他的两卷本战时文集《战争随感录》增订第2版。我虽然手头没有这两本书，但读过它们的初版[2]。
让我给你概括一下他的几个主要论点：我们必须反对法国和共济会宣传所散布的观念，即认为这场战争就象十字军东征那样，是一场保卫文明的战争，以激发原始情感和宗教狂热。战争过后是和平——也就是说，战斗停止以后，各国必须重新开始彼此合作；首先，继军事联盟之后而来的是和平联盟，但两者未必重合。如果把应付目前形势的功利主义政策抬到普遍范畴和原则的高度，这些不同级别的新联盟又怎么能组成？知识界有责任抵制这些荒谬宣传，并且在不削弱本国战时实力的情况下，反对形形色色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以挽救未来。柯罗齐始终在和平时刻觉察到战争时刻，在战争时刻预见到和平时刻；他竭尽全力想对这两种可能性提供调停。
实际的结果是，柯罗齐的观点使得意大利知识界恢复了同德国知识界的联系，这是法国人和德国人无论过去或现在都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因此，柯罗齐的影响对战后初期的意大利政府是有益的，出于国家在那个历史时刻的最深刻的需要，必须中止法意军事同盟，疏远法国而再次德国靠拢。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并不积极参与政治的——我指的是不热衷于政党活动——柯罗齐当上了1920一1921年的焦利蒂内阁的教育大臣。[3]
可是战争真的结束了吗？我们是否已经不再使用纯粹战略性质的政治判断，仿佛它们已是绝对原则了呢？是否已经不再扩大意识形态使之成为哲学和宗教了呢？当然不是。因此，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战斗必须继续；当前，争端象过去一样依然存在，我们不应放弃这个斗争。
第二个问题是柯罗齐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柯罗齐在战前已经受到知识界普遍尊重。十分奇怪而且出乎一般人意料的是，他在盎格鲁一撒克逊国家里的知名度远比在讲德语的国家里高。他的著作的英文版比德文版或意文版出得多。柯罗齐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的世界文化领袖的地位而自豪，并且承认所应当担负的责任，这一点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著作显然是面向世界精英的。
不应忘记，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柯罗齐的史学理论著作为当时的两个主要“修正主义”运动——德国的爱德华·伯恩施坦和法国的索列尔[4]提供了精神武器。伯恩施坦本人承认，柯罗齐的文章使他的全部政治经济思想重新定型。索列尔同柯罗齐有密切的联系，这是早已被确认的事实，但只是在今天，通过他所公开的信件，人们才了解这种联系的深度和韧度。这些信件表明，他在精神上依附柯罗齐达到多么惊人的程度。
大战期间，特别是1917年以后，柯罗齐大大地推进了他的关于修正主义的研究。从1910年起，他发表了一系列新的论文，探讨史学理论，从《编年史、史实与伪史》算起，包括19世纪意大利历史编篡学史》的最后几章及关于政治学的一些论文，直到他的最新著作，其中包括至少我所读过的那儿童在内的《欧洲史》。对于柯罗齐来说，最要紧的是他的修正主义领袖的地位，他把全副精力都倾注在这方面了。在一封致科拉多·巴尔巴加洛教授的短简中（刊登在1928年或1929年的《新史学杂志》上，确切日期我记不清了），柯罗齐直率地说，精益求精地阐述他的伦理一政治的史学理论（指20年的思考），旨在使他40年前的修正主义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亲爱的塔妮娅，如果这种评论有助于你的研究，请告知，我将再写几条寄给你。
亲切拥抱你。
安东尼奥
[1] 指1932年发表的柯罗齐的《欧洲史》头几章，其要冒已于上一年以提要的形式连同柯罗齐的亲笔信，由那不勒斯道德与政治科学院作为“19世继欧洲史导论”公开发表。——第580页
[2] 柯罗齐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章是在意大利报刊上发表的。1918年3月，葛兰西对其中一篇论述莫里斯·巴雷斯的文章（载《评论》1918年1月20月）分别在《人民呼声》报和《前进报》撰文予以概述。——第580页
[3] 乔万尼·焦利蒂信仰自由主义，在大战前的10年执政期间，在意大利建立了较广泛的民主基础，实行普选，承认工会，不干预劳资冲突等等，主张发展意大利的经济，扩大公民生活。由于反对意大利介入战争，主张严守中立，焦利蒂退出政界直到大战结束时为止。1920年焦利蒂重新上台执政，想要阻止民众和法西斯的前进，但没有成功。他并没有积极地反对法西斯，一直担任参议员直至去世。——第581页
[4]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德国社会党人，1880—1890年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主编，1897—1898年在社会民主党的刊物《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后来汇编成《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这些文章标志着改良主义和渐进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修正的开端。伯恩施坦曾多次当选为帝国议会议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社会主义危机时期，他是十分活跃的和平主义者。若尔日·索列尔（1847—1922），法国作家，“革命工团主义”理论家，主张必须准备好一批精选的无产阶级团体或精英以暴力摧毁资产阶级文明。他既接受马克思和蒲鲁东的影响，又接受某种颓废的尼采主义影响，互相交织在一起。他本人对当时是意大利社会党最高纲领派领袖的墨索里尼有影响。——第5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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