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共产党（1920年9月）

共产党

葛兰西

（1920年9月）

一

　　在索列尔之后，每当人们想提出关于现代无产阶级运动的概念的时候，引证原始基督教会都成为一种时髦。不过应当马上说明一点，即索列尔对其意大利的崇拜者的眼光狭隘和思想简单没有任何责任，正象卡尔·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荒谬的思想上的自命不凡没有责任一样。索列尔是历史研究方面的“发明家”，对他是不能效法的，他没有向想当他的学生的人提供一种随时随地都可以机械地运用并能取得优异效果的万能方法。对于索列尔，也象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一样，基督教的主张是达到全面发展的思想领域中的革命，即达到极限的、使得新颖而独特的道德、法、哲学、美学关系体系得以建立的革命。把这些结论当作一切革命的思想公式接受下来，这也就是粗鲁而愚笨地背离索列尔的直觉历史观点；这种历史观点只允许对无产阶级文明的“萌芽”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历史研究，如果说无产阶级革命是现代工业社会内部固有的，这一点（象索列尔认为的那样）是无疑的，如果说由此会产生新生活准则和革命阶级所特有的崭新关系体系，这一点是无疑的，那么无产阶级文明的“萌芽”就必定存在。那么，认为工人与最初的基督教徒不同，工人的生活方式是纯洁的，有节制的、独具一格的，这个主张能有什么意义呢？即使抛开根据一知半解得出的总结——按照这种总结“都灵金属加工工人”是一群愚笨的人，他们每天都吃烤鸡，每夜都在妓院饮酒，他们不爱家庭，他们在电影中，在象猴子一般地模仿资产阶级习惯当中寻求美和道德理想的满足，——再说一遍，即令抛开这种根据一知半解得出的幼稚总结，那么上面所援引的主张也不能成为判断历史过程的根据。这个主张按其对历史过程的理解程度，可以相当于下述判断：当代的基督教徒经常吃鸡、淫荡、酗酒、作假证、不保持夫妻的忠诚，如此等等；因此，任何使人相信存在苦修教徒、殉难圣徒、圣者的话，都是谎言。换句话说，任何历史事件都需要当作自由的发展，在现实的实际情况范围内，在其特殊的表现上来加以研究，而自由所表现的目标、制度和形式完全不可能与过去的历史现象的目标、制度和形式相混淆和相类比（除非是借喻）。任何革命，无论是基督教革命，还是共产主义革命（这些革命都是通过使人民群众参加深入而广泛的运动而发生的，也只有经过这个途径才能发生）都只能破坏和摧毁一切现存的社会组织制度。谁能想象得到目前既无意志又无权力的无数群众参加破坏活动和历史性创造活动所导致的直接后果？这些从来没有“意志和权力”的群众要把每一次社会活动和局部活动视为自己的意志和他们夺取的政权的体现。他们将认为，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是他们暗中反对的，他们要彻底地加以破坏。正是由于革命的波澜壮阔，由于不可能预见到革命的发展以及由于革命特有的无限自由，谁能对于在如此火热的熔炉中锻炼出来的感情、激情、主动性和美德说出绝对的判断？撇开我们特有的意志和力量不谈，目前存在的、今天我们观察到的一切会发生什么变化呢？难道每一天如此紧张的生活不都会是一场革命吗？难道不会有甚至想象不到的创造成果，不会由于变化同时遍及全体人民群众而在各个人的思想中发生任何变化？
　　从今天、当前存在的事物出发，在精神生活和感情方面是什么也预见不到的。我们现在可以指出的只有一种目前已成为工人阶级固定的、特有的感情；这个感情就是团结一致。这是支持反抗的意志和准备牺牲的决心的感情，它的强度和力量可能只适用于人民群众，虽然历史预见能力不强，但是能够哪怕大概地推测事件进程的时期。也就是说，不能指望团结一致的强度和力量会成为在革命和创立新社会基础的整个时期进行历史创造活动的意志的支柱，在这个时期，不可能准确地断定，需要多长的时间进行战斗和做出牺牲。因为必须与之战斗并且应当战而胜之的敌人不再在无产阶级之外，不再是受限制的、被控制的外在实际力量，而是将在无产阶级本身之中，在它的愚昧、懒惰之中，在它迟钝笨拙和缺乏敏捷的直觉能力之中，在这个时期，阶级斗争的辩证法会进入个人之中，新的人在其思想的每一个表现中，在其每一个行动里，都必须反对埋伏起来的“资产者”。因此，工人的工会（是实现无产阶级团结一致并且使之具有组织性的组织）不可能是确定未来文明的特点的起点和本源。工会中没有为发展自由所必要的因素；它本身必定由于总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它是被决定的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
　　在目前阶段，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是在组织物质现象和力量这方面实现革命。支持群众意志的群众感情和情绪不可能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特点。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只能在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去寻求，只能在共产党（目前它正存在和发展并成为力争建立国家、力争按无产阶级方式组织现有物力和奠定人民自由的基础的纪律严明的组织）中去寻求。
　　共产党在目前是唯一可以严肃地同原始基督教时期的教会相比拟的机构。在共产党已在国际范围内存在这个限度内，可以进行一下类比并且在把争取天堂的战士与争取人间幸福的战士进行这样类比方面做出一系列结论。共产党人当然不亚于地下经堂时期的基督教徒。正好相反！基督教向其信徒提出的崇高抽象目标由于有神秘的魅力而似乎成为一种对英勇、殉教、苦行的奖赏。为了使迷信苍天赏赐和永世享乐的人产生自我牺牲的心境，没有必要让他们具有意志和倔强的巨大力量。工人共产党员好多星期、好多个月、好多年在工厂每天工作8小队，另外又无偿地为党、工会、合作社工作8小时。他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比不顾任何危险去参加秘密祈祷会的奴隶或者手工业者应当得到更高的评价。同样，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是比最伟大的基督教圣徒还要伟大的人物。正是由于他们创业的目标是具体的、人道的、有限的，工人阶级的战士比为信仰上帝而斗争的勇士更伟大：向他们的意志提出的目标愈明确，支持他们的道义力量就愈无限。当工人成为“主宰”的时候，当他们成为社会价值的尺度的时候，工人（每天8小时在机器旁边弯着腰重复单调的、次序明确的同一动作）的感情会获得多么巨大的力量？工人尽管被迫劳动，而不知道怎样和为什么劳动，还能进行思考，单是这件事情难道不是个奇迹吗？这个奇迹在于工人每天都重新争取获得独立精神生活和理论创造自由的权利，反对疲劳、枯燥而单调的令人感到机械因而扼杀精神生活的动作，——这个奇迹体现在共产党中，体现在通过共产党表现出来的从事斗争和革命创造的意志上面。
　　在企业中，工人只完成执行任务的职能。他们不监视整个工作和生产过程；他们不是活动的、构成线的点；他们是插入一定的地方的钉针和按他人的意志安排在自己的目标上的点所联成的线。工人力图把自己这种生活形式搬到自己的一切生活领域；他们到处都很容易适应于物质执行者的角色，适应于服从他人意志的“群众”的角色；他们是智力上的懒惰者，不会和不愿意看到比鼻子尖更远的地方，因此他们没有任何用以选择自己的领导者的标准，很容易让人家用诺言蒙蔽住；他们乐于相信，不经自己的巨大努力，不经特别紧张的思考就能达到目标。共产党是国内解放的历史过程的工具和形式，通过这种解放，工人从执行者变为倡导者，从群众变为领袖和领导者，从手变为头脑和意志；共产党的成立可以视为当工人国家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时会得到最广泛的发展和普及的那种自由的胚胎。古典社会的奴隶和手工业者参加了教会，在教会中由于成为同一个父亲的儿子而具体地感到自己是平等的，是兄弟，于是便“认识了自己”，实现了自己的解放，工人参加了共产党，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在共产党内，同其他人一起致力于“发现”和“发明”新的生活方式，“自愿地”参加全世界的活动，他们思考、预见、承担责任，他们不仅是被组织者，而且是组织者，他们意识到自己成为吸引全体人民群众跟自己走的先锋。共产党即使纯粹作为一个组织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形式。以往的任何一次革命中都没有政党；它们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产生的，是在议会民主制的基础上瓦解的。在这方面也证实了下述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本主义创造着它以后无法对付的力量。民主党的目的是发现宝贵的政治活动家，使他们在政治竞争的形势中获取胜利；现在的当政者是银行、大型报纸、工业家联合组织安置的；政党分解为许多聚集在个别人周围的集团。共产党是从社会党的灰烬中产生的，它抛弃与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议会主义根源相联系的一切，显示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根本特点：俄国革命是组成为共产党的人们，变为党的队伍、获得了新的感情，创造了新道德的人们所完成的革命；这种道德正在获得普遍的性质，成为一切人的理想。

二

　　我国的政党是国内现有各阶级的反映。
　　政党的产生、发展、瓦解和复兴是与战斗着的社会阶级的各阶层随着它们生存和发展条件的根本变化，随着它们的自觉、对切身利益的认识的提高而相应地发生的具有现实历史意义的变动相适应的。在议会民主制基础上产生的传统政党的迅速瓦解和新的政治组织的产生，成为当前历史时期的特点〔这是使得国内和国际生产和交换机构发生深刻变化的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这个普遍过程有其确定不移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是由于旧的阶级和阶层发生分化以及在个别国家整个国土上，往往是资本统治下的整个国土上的的各居民阶层的状况发生惊人变化而产生的。在历史上甚至最消极的分化过程很迟才开始的社会阶级，例如农民，也没有在瓦解社会机体的力量的强有力的影响下不被触动；甚至可以说，过去这些阶级愈是消极和落后，它们今天力争取得到极大（从阶级斗争的辩证法的观点来看）成果即发生国内战争和破坏经济关系的愿望就愈强烈。两年来我们看到，是如何在意大利似乎无根无源地产生强大的农民政党——“人民党”的，这个政党在诞生的时候就希图代表农村一切社会阶层（从贵族大地主到中等地主，从小私有主到佃农，从对分制佃农到贫农）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愿望。我们看到，在已经占据了议会中近100席的“人民党”的当选名单上，绝大多数是贵族大地主、大林场主、大中地主的代表，即极少数农村居民的代表。我们看到，在“人民党”内，反映大量选民分化的各派之间内部斗争是怎样产生的，是怎样很快具有了十分紧张的性质的；广大的小地主和贫农群众再也不想充当被利用来维护大中私有主利益的消极普通群众；“人民党”在他们的强大压力下分裂为右派、中派和左派。我们还看到，“人民党”的极左派是怎样在贫农的压力下开始穿上革命的外衣并且同也变为广大农民群众代表的社会党进行竞争的。现在我们看到，“人民党”发生瓦解，它的议会党团和中央委员会已经不反映广大选民以及组织在白色[天主教]工会中的劳动者的利益和自觉。现在极端主义分子开始成为这些力量的代表，他们不愿意取消对这些群众的控制，他们由于不能通过议会中的合法活动来欺骗这些群众而想采取压制手段和要求建立新的国家政治机构。这种迅速组织起来又很迅速瓦解的过程也发生在其他妄图代表农民利益的政治派别——退伍军人联合会——之中；这个过程是可怕的国内危机的反映，国内危机使意大利农村感到震惊，它表现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大罢工，表现为夺取和瓜分阿普利亚的大地产，表现为进攻封建城堡，表现为西西里各城市出现成千上万的武装农民。
　　农民群众中的这种深刻的风潮彻底动摇着议会民主制国家大厦。今天只是工业家联合组织代表着作为政治力量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已经没有这样的政党：它的思想也可以为城乡小资产阶级各阶层所接受，从而使合法的国家可以在广泛的基础上保存下来。资本主义正衰落到这样的地步：它只有在大型报纸（发行份数40万，而选民总共有1000）和不受广大人民群众活动所影响、在全国丧失威信和声望的上议院中才能找到政治代表；因此，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逐渐与高级军阶系统、国王近卫军，与停战后到处出现的力图（每一个人在斗争中都反对所有其他人）成为意大利的科尔尼洛夫分子或波拿巴分子的各式各样冒险家结帮成伙。因此，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今天只能在国家军事改变和试图建立钢铁般民族专政以迫使被愚弄的意大利群众通过武装劫掠邻国来恢复经济的行动中表现自己。
　　既然由于资本主义作为生产和交换方式已经完结，资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已经完结和衰朽，既然农民不是同样能够创立国家的一种政治力量，那么工人阶级由于受不可违抗的历史必然性的驱使而必须起领导阶级的作用。
　　只有无产阶级才有能力建立强有力的威严的国家，因为它有经济改造的纲领——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在资本主义于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所达到的发展阶段已经成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在建立新的国家权力机关即苏维埃制度以后给人民群众的汹涌力量指出明确的方向，重新安排经受灾难性动荡的国家生产机关的正常活动。在目前我们所处的这样的时期提出成立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对自己的历史使命有明确认识的共产党，成立将会创造新制度并成为十分特殊的新历史时期的倡导者和主要动力的共产党，这是自然的，是有历史根据的。即使意大利工人阶级的传统政党——社会党——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我们所处的时期所特有的一切组织形式的瓦解过程。从世界大战爆发起一直到今天领导着我们组织的那些人的巨大历史错误是：他们深信他们能够拯救旧结构的政党，使之避免内部瓦解。实际上，政党的传统、组成政党的各种派别的历史根源、政党公开或者悄悄地与劳工总同盟结成的联盟（这种联盟在党的一切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使工会活动家们得到他们受之有愧的权力和威望）、使议会党团得到的无限自治权（使参加重要的党代表大会和各种会议的代表得到的权力和威望象工会活动家得到的权力和威望一样，也是受之有愧的），——所有这一切使得意大利社会党与英国工党处于同一行列。由于上述的一切，它仅仅在其一般的纲领性宣言上才是革命的。
　　它是党派的堆积，它的行动毫无生气和迟钝缓慢（它的行动也不可能不这样），它往往成为那些不严肃对待政治和没有能力从事政治活动的冒险家、野心家、沽名钓誉者容易捕获的俘虏；由于其成分复杂，由于磨损得无法使用的机体的各个部分之间的不断磨擦，由于党的领袖（它的变为其主宰的公仆）的行为，它没有能力承担这样的重任：．事件的发展不断地迫切要求它表现革命主动精神和采取革命行动。因此使产生这样一种反常的历史现象：在意大利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领导和教育群众，而是群众推动和“教育”政党。
　　社会党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体现者；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学说本应成为它的罗盘，帮助它在复杂的事件中确定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它本应具有历史预见的能力，可以识别有思维能力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信徒；它本应有一个以这种历史预见为依据的共同行动计划，能够向战斗着的工人阶级提出明确的口号。然而，社会党，这个宣称自己是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的体现者的党，则像意大利居民中最落后的阶级的政党（“人民党”）一样，受到群众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只有当群众行动起来和发生分化的时候它才采取行动和发生分化。这个宣布自己是群众的领袖和导师的社会党实际上只是记录群众自发话动的可怜公证人；这个宣布自己是工人阶级领袖的可怜社会党只不过是无产阶级大军的辎重队。
　　如果说社会党的这种奇怪行为和工人阶级政党的这种反常状况直到现在还没有招致灾难，其原因就在于：在工人阶级中，在党的城市支部中，在工会中，在企业中，在农村中，已经存在着一批批坚韧不拔的共产党员，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作用，坚韧不拔而富于远见卓识地进行活动，能够引导和教育各地方的无产阶级群众；问题在于：在社会党内部已经有潜在的共产党，要能迅速发展，要能恢复和革新工人阶级政党的原来结构，要能给劳工总同盟和合作社运动提出新的活动方针，只是还需要严密的组织、高度的集中和本身的纪律。
　　目前这个时期取代了金属加工工人斗争时期，这是个即将召开党代表大会的时期；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党将要对共产国际采取认真周密思考过的十分明确的立场，这个时期的迫切问题就是把现有的起作用的共产主义力量组织和集中起来。社会党异常迅速地日益瓦解，正陷于衰败；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它的各派就已经具有了新的面貌；党内的人们和团体面对着在参加共产国际时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和义务，感到慌乱不安，开始改变自己的立场；含糊不清的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立场在一部分党的领导中间得到了拥护者，在党的各支部中引起了焦虑和惊慌。在这种普遍的没有原则性、没有信仰、缺乏意志的情况中，在这种卑鄙下流、失败主义的汹涌海洋之中，共产党人的职责就是团结成为强有力的团体，联合起来，准备去实现将来提出的口号。诚实无私的共产党人应当依据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的提纲、依据使共产党人必须服从世界工人运动最高权威的严格纪律，来开展必要的工作，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立意大利社会党的共产主义派；这一派为了挽救意大利无产阶级的荣誉，应当在佛罗伦萨代表大会上[1]，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成为意大利共产党——共产国际的支部。共产党人应当进行工作，以使共产主义派形成为这样的党：它具有步调一致和高度集中的领导机关，它在工人阶级进行活动、联合和战斗的一切地方都有其纪律严明的团体，它有一整套的办法来实现监督、活动和宣传，从而使它有可能今后作为名副其实的政党发挥作用和发展壮大。
　　共产党人在金属加工工人进行斗争时期，依靠自己的坚韧不拔和积极主动拯救了工人阶级，使之免遭灾难。现在，他们应当使自己的行动和立场贯彻始终。他们应当拯救（通过改造）原始结构的工人阶级政党，向意大利无产阶级提供一个能够组织工人国家并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的共产党。

载于《新秩序》1920年9月4日第15期和1920年9月9日17期

[1] 出于安全的考虑，召开代表大会的地点后来改在里窝那：在佛罗伦萨，法西斯分子已经猖狂肆虐。——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