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阴谋和党（1920年10月26日）

阴谋和党

葛兰西

（1920年10月26日）

　　资产阶级报纸（《新闻报》除外）不得不承认，社会党人对于军国主义者叛乱的威胁所发出的警报是有“十分有力的根据”的。依然对罗马政府保持忠诚的里雅斯特政权预见到阜姆的叛乱者的进攻，从星期六到星期日一夜之间就派军队占领了城市的战略要地。在米兰，政变的总排演曾定于星期日进行；为了“迷惑人民”，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所必需的因素一样也不缺了，发出悲伤号叫的姑娘有了，成为殉难和信仰的体现的瞎子也有了；政权不得不禁止游行示威并往广场派去了……两辆消防车（反动分子的暴动没有用机枪来镇压，资产阶级政府只准备把反对他们的斗争进行到一定的程度，进行到……使用水龙为止）。可是，法西斯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则继续积极进行破坏活动：他们知道，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不受惩罚是有保障的，他们最多只能是冒点洗冷水浴的风险；他们在加紧培育冒险精神、对新感受的贪求、不服从任何由议会制机关规定的纪律的行为，军国主义者必定试图干冒险勾当，他们当然不是《晚邮报》的说教所能遏制的。
　　《新闻报》甚至不提的里雅斯特和米兰的事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新闻报》自己关于焦利蒂执政前那个时期的声明和它在当时所开展的运动使得它在同共产党人争论时手脚受到束缚。《新闻报》不可能主张，粗鲁的革命首领对阜姆事件有责任，它不可能把自由主义民主派关于反动是革命者积极主动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自然发展的结果这样一种理论重新拿出来面世。《新闻报》由于它的过去，由于自己在战争方面的乐观主义立场，由于自己在关于如何解决因为战争而产生的问题这样一个问题上的立场，已经不可能不受惩罚地试行欺骗自己的忠实读者了；它回避答话，假装什么也没有听到和看到，只限于单调无味和喋喋不休地反复痛斥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党人。
　　资产阶级已不能控制国家，第一，这表现在它的经济活动上，既表现在工业活动上，也表现在农业活动上；第二，表现在它的政治活动上，表现在正常的立法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国家中应当存在于各个阶级、阶层、集团之间以及各个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方面的调整上；人身的不受侵犯和自由，集会和出版自由，都已变成了旧日美好时期的童话；第三，表现在它的国际政策上。
　　资本家再也不能利用简单的经济推动和各种私人利益的冲突，使用平常的手段来迫使人们劳动了。企业主自己通过自己的行动开始证明，破坏和浪费生产力的现象正在发生；他们在联合成为大公司之后，试图靠垄断、靠保护关税、靠政治压力来增加自己的利润；以前企业主所特有的品质和职能目前已不存在了。积累呢？资本家的“积蓄”在战争时期就开始汇到国外；目前在资本家看来可以称之为“积累”的东西也就是侵吞的国家财产。主动性呢？在由银行垄断和控制工业这样的制度的条件下，“主动性”不再存在，只存在“官僚政治”。任何资产阶级政府都不可能使这种实际情况“合法化”，因为不能使瓦解和衰落合法化。资产阶级政府也不可能消除这种实际情况；变成银行家和投机者的资本家拥有巨额金钱，可以收买官吏，收买议员，收买军队首脑，收买法官，使整个国家机器陷于瘫痪。衰落开始于工业，而后扩展到农业，通过银行与农业机器和肥料生产销售垄断联合组织的作用，农业变为资本主义工业的附庸。农民在暴动、夺取地主的地产、在他们自己之间分配土地。资产阶级国家不可能使这种强制重新分配财产的情况合法化，不可能使这样出现的形成新的小私有者阶层的现象合法化；另一方面，它也不可能给予农民夺取土地的行为以有效反抗，因为否则它必须发动—场可怕的国内战争，两个西西里的王国并入皮埃蒙特以后立即开展的反匪斗争如果与之相比也只不过是场儿戏。同样，资产阶级政府不可能反抗城市工人日益向往对工业直接监督和直接控制的现象。两种运动（工人为共产主义而斗争，农民为把土地作为私产转归自己而斗争）在齐头并进，这个情况使得资产阶级政府陷于瘫痪，使得它必定软弱无力。这种同时发生两种运动的现象不是偶然的；这证明共产党人关于建立在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基础之上的当前生产制度正在彻底破产的论点是正确的，这使得另外一个观点在政治上是很重要的，这个观点就是：只有工人国家使得对工业的直接控制合法化，即组织好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才能也使农业革命合法化，长久可靠地巩固农民取得的成果，使得这些成果（由于在技术上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归工人掌握）成为向比小私有制和中等私有制要高级的经济形式前进的出发点。
　　立宪国家没有能力保持对日益发展的新生产力的控制，这间接地表现在：在各阶级、集团之间、在各个人之间的关系方面盛行暴虐和违法现象。在这里，任何办法都不能用作固定不变的措施，在这里，得势的是专横、任性、偶然；如果国家的执行机关很容易沾染营私舞弊作风，那么专横、任性、偶然就开始服务于自私和狭隘的目的；国家在瓦解，瓦解的过程甚至发生在它最小的粒子内部。
　　政府不能进行统治了；它甚至弄不清被统治者想要什么，至于要得到他们的支持，它是不能设想的。在自己的活动中以抽象的和一般的思想为出发点的民主党要存在，客观上变得不可能了。政府在失去力量，阴谋成为政治生活的主要因素。
　　反动的阴谋在意大利得到的土壤比在其他国家得到的更适宜，这是因为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调节者已丧失任何权威。邓南遮的冒险如果从检验资产阶级国家活动能力的角度来观察，真是具有可怕的意义，愈是想夸大它的作用，把它描绘为纯“文学情节”，使它看起来令人可笑，就愈是明显地承认国家软弱无力、国家制度衰败。其实、对于让一个追求强烈体验的诗人能够蔑视它并使它顺从的国家，能谈得上什么主权呢？出于个别人依靠他自己拥有的手段进行反抗而不能争得和平的国家能有什么权力呢？
　　《新闻报》应当告诉我们，救世主焦利蒂为了扭转这种局势可以怎么办。它应当回答我们一个问题：难道在意大利不象在俄国那样，建立共产主义（就实现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历史过程的第一阶段而言，就建立工人国家而言）是必然的和必不可免的？难道在俄国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什么社会力量能够夺取政权和恢复秩序、即使得出于战争而蓬勃兴起的经济力量合法化并把它们纳入正常的轨道？难道目前在俄国存在着一种力量能够代替共产党执掌政权？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能力再产生政党，即使得日常的、触及广大人士的利益具有有组织的形式；它只是产生阴谋和政变。未来是届于依然还有能力组成为坚如磐石的、团结的政党的那种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无产阶级和贫农；它们的政党就是共产党。正因为如此，避而不谈阴谋的《新闻报》一听到组成共产主义派时就惊慌失措了，它正在使理智、危机的心情、健全的理性都牺牲于自己的狂怒之中；《新闻报》的蹩脚作家像一切耶稣会会员一样，都有某些实际的锻炼，都被描绘得有某种历史的嗅觉和心理的直觉；幽灵的出现使他们惊慌失措了，诚然，他们作为博学的人已预见到了幽灵的出现，但是仍然使得他们这些属于注定灭亡的阶级的人怕得手脚冰凉，使得他们惊恐万状。

载于《前进报》皮埃蒙特版1920年10月26日第27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