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的内在性及历史主义的或实在论的内在性

　　有人论证，说实践哲学是在19世纪前半期文化最高度发展的环境中产生的，而这种文化是由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政治著作和实践所代表的，也就是说这三种文化运动是实践哲学的来源。^[1]对于这个论断应该怎样去认识？是说这三者分别对实践哲学的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产生做出了贡献呢？还是说实践哲学是这三者即这一时期全部文化的综合，因而不论考察新综合中的哪一个“要索”—理论的、经济的或政治的，都能发现这三者中的每一种都是其兼备“要素”？我看应该是后者，而且我以为应该把这种综合中的兼备“要素”确定为内在性的新概念，内在性本是德国古典哲学提出的思辨形式，后来借助于法国政治学和英国古典经济学而转化为历史主义的形式。
　　关于德国哲学语言与法国政治语言在实质上的同一性，参见前面的札记。在我看来，研究德国哲学，法国政治学及英国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是一项最有意思最能有收获的研究工作。我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实践哲学等于黑格尔加大卫·李嘉图。^[2]关于这个问题，一开始的提法应该是：李嘉图在经济科学中所使用的方法论上的新准则，是否只应看作纯粹工具性的准则（或看作是形式逻辑的新的一章），还是具有哲学革新的意义？形式逻辑“趋向律”原理^[3]的发现使 “人的家政和“一定的市场”等经济学基本概念得到了科学的定义，这不也是一种具有认识论意义的发现吗？难道新的“内在性”关于“必然”和自由的新观念等等不正是包含在它里面吗？在我看来，转化成这些术语正是实践哲学的功劳，它把李嘉图的发现普遍化，以恰如其分的方式推广到全部历史中去，并以独树一帜的方式从中引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

　　有整整一系列的问题有待于研究：
　　1．把李嘉图的原理从经验的推则提炼为正式的科学原则。
　　2．探索李嘉图的这些原理的历史来源，这与经济科学本身的产生有着不可分的渊源，也就是说同资产阶级作为“具体的世界阶级”的发展，从而也同世界市场的形成相联系。这个市场上的复杂运动的“密度”之大，已足以使从中离析出一些必然的规律性并加以研究成为可能。（必须指出，这些规律是趋向律；趋向律不是博物学意义上的规律或思辨决定论的规律，而是“历史主义”意义上的规律。也就是说只有存在着“一定的市场”或换个说法，只有存在着一种活跃的、在其发展的运动中有机地相互联系的环境，这些规律才起作用。经济学是把这些趋向律看作是现象的量的表现加以研究的；在从经济学向普遍的历史的转化过程中，量的概念间质的概念、同（量）变成质的辩证的质的概念合二而一*）。

* 量——必然；质——自由，质——量辩证法（辩证联合）和必然—自由辩证法是同一的。

　　3．把李嘉图同黑格尔和罗伯斯庇尔联系起来。
　　4．考察实践哲学是怎样从这三种活生生的思潮的综合，上升为清除了一切先验论和神学痕迹的新的内在论观念的。
　　除了上述研究课题，还应该提出一项有关实践哲学对以柯罗齐和金蒂雷的现代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当代延续的看法的研究。恩格斯关于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那句话^[4]，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是理解为一个已经大功告成的历史领域，已经一劳永逸地把黑格尔主义中富有生命力的精华全部吸收干净，还是理解为一种仍在运动着的历史过程，正在重现哲学文化综合的必要性？我看还是第二个答案对。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节里所批判过的那种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彼此片面的观点^[5]，正在现实中重演，今天，虽说处于历史的更高阶段，还和当时一样，仍然需要综合，需要一种在实践哲学发展的更高阶段上的综合。

^[1] 参看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2] 大卫·李嘉图（1772—1823），著名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对他既十分推崇，又给予严厉的批判，特别是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中从两个主要方面总结了李嘉图发现的重大意义：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理论（劳动价值论），指出了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但葛兰西在此处和后文（原著第412页）关心的，并非李嘉图的结论，而是他在方法论上的创新。正如葛兰西在1932年5月30日致塔齐娅娜的信中所承认的，他在这里只是凭直觉而无绝对的把握，其实就是怀疑，无论是“趋向律”还是“经济人”及“一定市场”的概念，完全归之于李嘉图是否恰当？就拿后两个概念来说，最好把它们放在本世纪初“批判”（即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同“纯粹”经济学进行论战的背景上来考察，这一点，葛兰西在别处（《Noterelle di economia》，手稿第259—283页）含蓄地提到过。在手稿第266页上，葛兰西把经济人定义为“对一定社会形态的经济活动的抽象，即对一定经济基础的抽象”，接着（手稿第267页）又说：“可以肯定，这种抽象决不会必然是超历史的，决不会具有跟经济抽象相同的性质。‘经济人’是必要的抽象，是对一定社会形态的经济活动的抽象，正如经济学家在其科学著作中所提出的全部假设无非是基于一定社会形态的全部前提一祥。”关于“一定的市场”，（手稿第269 页）写道：“纯粹经济学的一定市场是一种任意的抽象，只对学究式的烦琐分析有纯属惯例的意义。而对批判经济学来说，它应该是一定社会形态的具体经济活动的总和，并按照一致性规律把这些活动加以归类，这些规律固然是抽象出来的，不过这种抽象并非不受历史的制约。”

^[3] 葛兰西把趋向律分析为具有“真正‘历史’性质而不只是方法论性质”的规律，关于这一点参看手稿第211—215页上有关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札记。在此处，葛兰西也批评柯罗齐把这个规律“绝对化”而不是赋予辩证的历史的意义，说来也怪，这种批评跟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第3卷第15 章）对李嘉图的批评几乎相同。

^[4] 这句话的出处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

^[5] 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著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