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和思想体系（意识形态）

　　有人说，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任何一次波动都可以当作基础的直接反映来加以描述和说明，并把这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对于这种主张，必须当作一种原始的幼稚病从理论上加以驳斥，同时还要用具体的政治和历史著作的作者马克思提供的真凭实据在实践中大力反对。从这一角度来看，特别重要的著作有《雾月十八日》和关于东方问题的文章，以及其他的论著（《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法兰西内战》）和一些短文。研究这些著作，把散见于各处的理论观点搜集起来，加以整理和诠释，就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论。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在其具体研究中所提出的预先警告，这种预先警告在他论述一般问题的著作*里大概是见不到的。下面举几个这方面例子：

* 这类预先警告只有在像伯恩海姆所作的^[1]那种系统的方法论的阐述中才能见到，伯恩海姆的著作可以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学校教科书或“通俗读本"的典范提出来，书中除去哲学的和学者式的方法外（伯恩海姆把这看作是一个原则问题，尽管在他的论证中隐含着某种世界观），居然公开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1．要想静止地（就像摄影咔嚓一下那样）确定某个特定时期的基础是很困难的。政治实际上是每个一定时期的基础的发展趋势的反映，这些趋势未必一定能实现。要想对基础的某个阶段作具体的分析研究，只有在它的发展过程结束之后才能进行，而要想在这一过程之中进行研究那只有靠假设了，还得加上一个明确的限制短语：本文所述均系假设。
　　2．由此可知，某个政治行动可能是统治阶级的领袖们（dirigenti）由于考虑不周而造成的失误，这种失误会由历史的发展如以纠正，通过统治（dirigenti）阶级的议会危机和政府危机予以摆脱。至于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那是不承认发生失误的可能性的，它把每一个政治行动都看成是直接由基础决定的，从而也是基础的实在的和经常的（指已完成而言）变化。“失误”的本质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既可以说是错估形势产生的个人冲动，也可说是统治阶级内部派系倾轧争夺领导权而又图谋未遂的反映。
　　3．许多政治行动是由组织性质的内部需要决定的，换句话说，这些行动同使某个党、集团、社会具有内聚力的需要有关。对此，人们还认识不足。这个问题，只要以天主教会的历史为例，便可一目了然。假如我们对于教会内部的每一次思想斗争都想在基础中找到直接的根本的解释，那我们就会授人以柄而自讨没趣：在这方面已经写出了各式各样的政治—经济传奇。相反，这些争论大部分显然同宗派的和组织的需要有关。如果在罗马和拜占庭为圣灵起源的问题而发生的争论^[2]中，想为圣灵仅仅起源于天父的说法在东欧的基础中寻找依据，而为圣灵起源于天父和天子的说法在西方寻找依据，那就未免迹近荒唐了。两大教会的存在和冲突固然取决于基础和全部历史，但其所提出问题对双方来说都是分庭抗礼和团结内部的本原，但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所论证如正是对方实际上已经肯定了的东西。一方面，分裂和冲突的本原照样存在，另一方面，构成历史上的问题的正是这种分裂和冲突，而不是某一方任意竖起的旗帜。
　　附注二：在《劳动问题》杂志上发表哲理性系列小说的撰稿人（准是那位声名狼藉的弗朗斯·惠斯）在一篇题为《俄国的倾销及其历史意义》的引人发笑的虚构故事里描写的正是早期基督教的这些争论，他说这些争论同时代的物质条件有直接的联系，又说，如果我们找不出这种直接的联系，那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情况离我们太遥远，或是由于某些智力上的缺陷。这是一种信口开河的说法，缺乏科学上的意义。事实上，每一个实在的历史阶段都要在尔后的阶段留下自己的痕迹，到后来这些痕迹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成了存在过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的最好不过的证明。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时间上的统一，现在本身包含着全部过去，而过去的“本质的”东西又在现在之中实现着——丝毫没有代表真正“本质”的不可认识的东西的残余。销声匿迹的部分，即没有在历史过程中辩证地流传下来的东西，本身就说明是无足轻重的，偶然的，伴随而来的“杂质”，是记事而非历史，归根到底是一种表面的不必注意的小插曲。

^[1] 指E.伯恩海姆的《历史方法教科书》。

^[2] 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15世纪，争论的焦点是《使徒信经》中所谓的圣灵起源条款，即争论圣灵究竟起源于“天父和天子”呢还是只起源于“天父”，西方教会坚持前说，而拜占庭则坚持后说。——第4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