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革命的诸问题

　　中国发生社会变革过迟了。它今天之所以是一个具有如是深刻对照的国度，就在这一点。他受一个全世界的制度拉着，迫得从木犁跳到曳引机，从抬轿跳到飞机。帝国主义迫使天朝上国要择居于下界，这个下界在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均已远超过它了。中国已没有循次渐进之余地，也没有机会来经历世界其它国家已通过了的各个历史的发展阶段。它想与其它各国并驾齐驱，它一定得向前拼命一跳。西方曾花数世纪来进行变革，中国就必须花几个年代来进行。这一扭转如没有最深刻的震动是不能够发生的。从此便决定了过去三十年间中国事变之动乱、速度、广度和爆炸性。

　　新时代既如是急迫的要求把中国抬高到物质和文化的平面上，中国便不仅必须猛烈的和它的过去决裂，它还必须改变它的现在。旧的桎梏和新的桎梏两者都必须加以破除。帝国主义的侵略，输入生产、运输、交通和金融的最新式技术，亦即输入近代资本主义之工具。但是帝国主义却使商人、地主、官僚和军阀适合它自己的用场，藉此来帮助保存中国社会组织的前资本主义形式。外人建筑的工厂、外人建筑的铁路是用来从落后性中抽取超额利润的，这种落后性尚在整个中国占优势。帝国主义因为操纵了中国经济的一切重要地位并为了酬答海外投资家而从中国抽去贡品，它便窒塞了中国资源地「正常的」或独立的发展，这发展是有利于中国人民提高生活水准的。假如中国人民从穷乏的地位开始提高到丰衣足食的地位，生产力就一定要解除一切束缚自己的东西。土地就一定要回归那些耕种它的人们，而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经济生活的权力就一定要打破。这两点就是中国革命问题的不可分离的要素。它们的解决当然不能单独在中国的国家范围内来寻求。在世界经济的现状中，某一国家的问题再也不能够与整个世界的问题分离。在中国，按照最直接的意义来了解，它们的历史任务的性质就表示这些历史任务的解决不能不与帝国主义列强直接冲突。这一点马上指出中国社会和政治冲突之国际性。中国社会的改造只能是整个世界底经济及社会改造之一个因素。同时，中国现在已成了这个世界之一部，成了世界规模上敌对力量的活动、估计和冲突的巨大要素。中国国内危机发展和最后解决不能不发生远超出其国境以外的重大（而且恐怕还是决定的）影响。

　　如果革命不首先把土地及农民辛劳而获的生产品归还农民，要想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来一个急激的改变，连想也不能想。只有依照这个办法，旧式土地占有制才能破除。不经过这个必需的第一步，则农村经济的最后改变以及按照新形式和新方法来增进农业生产是不可思议的。中国人口有3/4或三万万以上的人民是依赖土地谋生的。这几万万人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他们的贫穷就是中国的贫穷。中国的未来的希望恰恰就在这大多数人民的巨大生产能力的解放。今天，他们被一个社会制度弄得赤贫了，这个社会制度把他们从土地榨出来的生产品夺去，同时把土地本身也夺去，但一点报酬也不给回他们。

　　中国的农村经济具有如下的主要特色：（1）土地所有权愈来愈急速的集中于人口中数目愈来愈少的一部分人的手中；（2）多数土地权限让渡于住外地主、政府官僚、银行和城市资本家，这些人操纵商业资本，而商业资本则经过地方商人和高利贷者而深入最僻远的村落，但地主、官僚、银行和城市资本家回头又受外国金融资本及世界市场制度操纵和支配；（3）农业生产之失序和衰落，这些由于愈来愈细分的土地之不经济的利用，最落后的耘耕方式之保存，地主、高利贷者和国家之苛捐重税，饥荒、水灾和旱灾之肆虐，以及军队举行的内战，这些军队是由那些被收夺的农民扩充起来的。

　　世人曾一度那样普遍的怀着幻想，以为中国是较为安乐的小地主国家，这一幻想等到最近的调查才最后加以打破，这次调查是第一次充分地和科学地进行了的。陈翰笙教授曾根据分区的研究（这是在他的指导之下举行的）估计农民人口中，不下65%是完全无土地或土地饥荒的，所谓土地饥荒就是指保有零碎的土地，而这些零碎土地却太小，而且太受落后的生产方法和现制度的残暴手段所牵累，以致即使在仅能糊口的水准上，也无以为生。[1]土地占有和应用的差异以及在土地上应用和剥削劳动力之差异，暴露农民人口内深刻的分裂为富农、中农和贫农这三个范畴。[ê]

　　土地租佃的状况反映出农业内的阶级关系。1927年制作的一个官式估计称，农民中55%完全无土地，20%为土地不足者。有人估算可耕地的81%集中于13%的农村中。[2]这些数目字大体上为后来的调查者证实。在中国北部，个别的土地所有者占了优势，但把一个标准的县份加以研究，证明农业人口中虽然只有5%的无地佃农，但总数百分之70%才占有30%的耕地，平均每块土地为10.9亩或2英亩弱。在另一个县份里又发现人口65.2%占有25.9%，土地分摊每块7亩弱，或1英亩强。地主和富农合成农业人口的11.7%，占有43%的土地，而中农家族则占有其余的土地。

　　在人烟远较稠密的长江流域和南方（在这里已最先感受帝国主义的影响，而农业的商业化因此也比较进步）发现这种不平均现象厉害得多。调查者在浙江省的某县发现人口的3%领有80%的土地。在无锡（华中的另一县）农户的68.9%仅领有土地的14.2%，平均每户领有1.4亩，或1/4英亩弱。地主和富农不过占农户的11.3%，却领有65%的土地。[3]

　　单独调查广东南部[4]的结果，发现该省各区的土地所有者构成人口的12%至32%，而佃农及农业劳动者则构成68%至88%。调查者发现某地代表人口64.3%的贫农中有60.4%是无土地者。已经过研究之县份，每县都证明农业人口中有半数以上没有土地。在贫农耕种之土地中，只有17.2%是领有的，而82.8%是租佃的。据调查，一家贫农家族领有的平均地面积为8.7亩，而平均耕种面积（包括租佃地）为5.7亩。又据调查，一家农户的起码生活所必需的亩数，按照县份的不同，在6亩与10亩之间，而佃农所必需的亩数，则加倍。

　　土地所有权这样极度的集中，一半还是由于往日占重要地位之国家、庙堂或公社土地逐渐割让，以及农村宗族的大集体领有地转落于小群有势力宗族领袖手中，变为他们的事实上的私产。农业生产不断衰落，农民双肩负担不断加重，很快便使他丧失了自己仅存的土地。他用在这一小块土地上的本领一点也敌不住其它地方农业上的科学进步，也不能帮助他去解决他这块土地的不断低减的生产。中国的重要商业农获物：丝和茶已在世界市场中失去它们的地位，因为更新式的竞争者已更有效的生产出更好的生产品了。[5]

　　商业资本之深入最辽远的内地及与之俱来的廉价工业品的流入，完结了农民的旧式的自足自给生活，而整个国家的落后性，足以应近代市场要求的交通之阙如，再上农民的方法的原始性，又一齐把农业生产者摧毁。他为了生存便必须为贩卖而生产，但他这块土地的狭小及他的耕种的原始性却成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使他无法顺利地这样做。他不仅不能生产足以供给他所需要的剩余额，他倒还要借债来购买肥料，购买食粮以渡过收获之前的难关，购买籽种，偿付农具之租金及用费。他为这些债务抵押了他的土地，至于利率则永远不低过30%，而且常常在60%、70%、80%以上，甚至还有更高的哩。赋税的沉重负担，军阀们的横征暴敛（这些军阀是统治他的），迫使他更深的沉沦于债务中，且使他和他的土地一任高利贷者和收税吏为所欲为。[6]他还受商人随意敲诈，因为他不能把他这一点子收获运到更远的市场去，他希望赚钱。收获物被恣意垄断了，价钱也受操纵了。一季勤劳的结果总是增加新债而不是增加剩余额。债务跟着他到下一年和下一代。他丧失土地便成了一个佃农。他必须把他的收获物40%至70%让之于地主而且还让给他一个巨大的附加百分率，那就是特别税、礼物及义务，这些义务从过去湮远的封建时代起不知经过几世纪遗留下来的。（在古代传统规定的特别期间内，替地主作无报偿劳动的义务也包括在此项义务之内。）他无法抗拒之饥饿、水灾和旱灾牺牲他的收获、他的土地（如果他有的话），牺牲他的家庭，而且往往还要牺牲他的生命。但即在最好的年成中，他也差不多濒于饿毙。他比之地主、收税吏、商人和高利贷的债奴好不了多少。

　　这个过程，从许多方面看来，都在使大多数农民陷入于慢性的、无可救拔的赤贫中。几千百万被驱离土地的农民，行乞、挨饿、做土匪或扩充军阀的队伍。在南方他们流到海外去，流到美洲、南洋和印度去。在北方，他们移殖于满洲的未开垦的土地上。几千百万人拥塞着沿江河及沿海的城镇，这就是新兴工业无法吸收的廉价人力的无穷泉源。他们的劳力尚贱过于牲口的劳力，而横亘整个中国，人类就干着牛马的工作。土地愈来愈多的被抛荒。中国是最大的农业国，也迫得开始有增无已的输入粮食。[7]内外市场也开始不祥的衰落。整个经济建筑已腐朽人心。

　　上述的情形表示解放土地以供更大的生产用场（而这一点又表示解除农民的负担）已成了任何复兴和苏生中国经济的努力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但这一点要能够实现，只有整个国家经济同时解放，按照其需要来发展和调整本国的资源。但只要帝国主义经济和特权保持一日，这一点也永远办不到。外国资本在一切基本的经济部门中占据了支配的地位，像水蛭一样的吮吸这个国家的资源。它占有将近一半的棉织工业（中国之最大工业）。它直接领有1/3的铁路，在其余铁路上则握有抵押权。它在中国领海中，领有和经营半数以上的航运，且独自经营80%的中国对外和沿海贸易。帝国主义者利用其技术的优越及其政治与经济的特权，使中国利权不断外溢。在1912年与1924年之间，该国的入超竟累增至15万万元[ê]的总额，在往后十年中，这个数目还达到两倍以上哩。1902年与1914年间，外国投资已倍增了，在随后十五年间又增加了一倍，竟达总数33万万美元的估值。这笔投资4/5以上直接投放于运输业和工业，其余就是借款，这种借款使中国政府变成帝国主义者的柔顺工具，且给了后者一个致命的支配权，操纵了该国的内外岁收。[8]

　　中国想取回自己的生产力支配权，它就必须夺回这种丧失了的阵地。它必须终结那些地盘冲突（军阀们在外人「势力范围」内，受帝国主义支持，他们永远要维持这种冲突下去），把自己统一起来。只有采取这个办法，国内和平才能恢复，军阀制度的沉重压迫才能撤除，国内市场才能扩张和发展。也只有采取这个办法，中国工业才能成为提高全国民众生活程度的基础。中国要想解决土地的难题，它必须把自己从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它要想从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它又必须令农民解除其不可忍受的负担的希望，藉此，把大多数农民群众鼓舞起来。一个反帝运动要把土地暴动的口号和民族解放的口号并排地写在旗织上，才能取得力量，把帝国主义加以制服。

　　这个任务怎样才能完成，又由谁才能完成呢？答案自然要归结到阶级力量和关系的估计，因为人口的每一部分对土地和对帝国主义都保有各别不同的关系。每一部分也必然怀着不同的目标来参加政治斗争。农民构成小资产阶级的最大多数，历史已非常丰富的证明，它在政治决斗场中不能独立起作用。它深刻的分裂为几个阶层，这些阶层的经济利益，厉害的冲突起来。它是人口中最分散和最落后的部分。它无论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是地方化和带狭隘性。就为着这些原因，农村往往追随城市。农民往往顺从城市阶级，因为城市阶级能够集中、团结、支配和号令。农村经济一定不可避免的绕着都市的向心力旋转，如果没有这种向心力农民就束手无策，尤其是那些最贫苦的农民，即最受到剥削和最接近耕地的农民。他因为得不到那个起支配作用的城市阶级的援助或者因为蔑视这一阶级，结果他自己企图改善他的命运总是采取孤立而没有持久的暴行方式。

　　这种说法，适用于俄国，尤其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是几千百万穷民的大国，这些人民受了文盲和迷信的笼罩，在地域上竟如是分裂，以致风俗习惯和说话在省与省、城与城，甚至村与村之间都有厉害的差别。中国的伟大农民战争总是以农民内部之重新分层结合告终，因为叛乱的农民一贯就是受统治阶级之一部分督率，而这一部分统治阶级并不是追求一个新社会，而是追求一个新朝代。等到战争已完结，一个新皇帝便登极而地主们也重新抬头。只有一个城市的同盟者能够改变一切社会关系，破坏整个旧国家机关并在它的废址上树立一个新的，才能够把农民从这种有害的历史循环中解救出来，使他们脱离农村中的少数剥削者，以及帮助他们沟通那使城市与乡村分离的文化裂罅。

　　在欧洲，两三个世纪以前的资产阶级革命已尽过这种历史的作用。新兴的资本家一定得把资产阶级财产的权利伸张到土地去，并且替新兴产业制度的工资奴隶制把劳动从农奴制中放出来。小资产阶级中最急进的部分走上前来帮助农民打破封建的桎梏（封建制度利用这些桎梏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上）并奠定了强固的民族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基础。在20世纪的中国，一个不同的社会模型势必有不同的解决办法。资产阶级不能解放农民，因为资产阶级生长的特殊条件及迟缓性，直接剥削农民的正是它。我们已经指出过，资产阶级并不是以一个清楚的城市集团抬起头来，而是从旧统治阶级中生长出来，我们又指出过，它仍有成千根纽带和土地上的前资本主义或半封建的剥削制度连结在一起，而且它还是直接参加其中的。农民忍受地主、商利贷、商人、银行家、军阀、收税吏和地方官僚的掠劫。这些剥削者的利益混合在一起并成了整个统治阶级的连带利益。地租、利息、封建税和国税的征收人是同一个人，这种情形并不是不普遍。

　　陈翰笙教授写道：「中国地主与法国旧制度下之地主完全两样，他们往往是四位一体的家伙。他们是收地租者、商人、高利贷和行政官。许多地主—高利贷者变成地主—商人；许多地主一商人又变成地主一商人一政客。同时，许多商人和政客也变成地主。地主保有酿酒坊、油坊和谷仓。另一方面，批发所和杂货店的所有者又是土地的承押人，最后又是它的主人。地主的当铺和商店设法隶属于军政当局的银行，这是一件尽人皆知的事实……当若干大地主把重利盘剥当做主要职业来干时，这些银行差不多通通和这件事有点关系。又许多地主同时是军政长官」。[9]

　　这就是中国统治阶级的真面目，同时也就是榨取农民的剥削制度的真面目。支配这一现象的基本关系是资产阶级性的。许多世纪以前，当生产的基本手段—土地变成可让渡的时候，封建制度（就其古典形态来说）已在中国消灭了。商业资本侵入农村，便在那一个仍然保留许多前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结构之内，建立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剥削方式。现时的资产阶级（身兼地主—商人—银行家—政客—收税者），其收入乃出自高利贷、市场投机、土地抵押、国税及地租。他自身就是中国经济落后的产物，他从那深植于社会结构内的前资本主义剥削形式方面，也蒙受不少福利。他采取无论在性质上和来源上都带有强烈封建臭味的方法来征收租税，如军阀的征发、采取义务劳动和礼物形式纳给地主的税、现物地租、强迫劳动、兵役、庞杂的地方税和厘金等便是。

　　在帝国主义的重压之下，中国资产阶级最重要的部分已成了外人或外人操纵的资本的数代相承的掮客，宛如军阀及其政府已在其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成了帝国主义互相竞敌的棋盘的小卒一样。当满怀大志的中国工业家和银行家逆睹其自身的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自然而然的要去解松帝国主义的支配力之时，他们却碰到了这一事实：他们与国内被剥削群众隔离的鸿沟较之他们与国外竞敌（对这些外敌他们尚如是密切的依赖）矛盾更是深刻和不可逾越。资产阶级能够而且一定会设法向帝国主义者取得让步，向他们要求和获得较大一份赃品，但资产阶级如果不把自己摧毁却不能希望令群众满足。如果不推翻一切现存的财产关系和破坏城乡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土地是不能归还农民的。这一基本事实预先决定了中外剥削者要联合起来反对被剥削者。这件事又同时表示中国革命任务的解决已落在一个最新、最最年轻的阶级—城市无产阶级的手中，这个阶级把城市和乡间几千百万劳苦大众和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做自己的后盾。只有它的利益才和整个中国经济生活的急激改变相一致。

　　无产阶级在一个生齿繁殖的国家里不过占一个极小的少数，但它却能够负上政治领导的责任，这个思想已不再是一个学理，已于1917年在俄国成了事实。在那里，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承担了一个破产的资产阶级无法负起的任务。十月革命已经证明，一个无产阶级暴动—新阶级矛盾的极致—与一个农民战争—旧阶级矛盾的推移—的结合，在近代帝国主义世界中是一个落后国家的唯一出路。中国也像俄国一样，它必须把那些在历史上属于过去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任务加以解决。俄国已经证明，在20世纪，只有激烈的改变一切阶级关系及整个社会结构才能够完成这件事。而这种激烈的改变靠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种革命的结合来完成。

　　十月革命的经验对整个落后的东方，尤其是对中国是很重大的。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曾发生于资本主义初期，即发生无产阶级尚未以一个独立的阶级出现之前。但就是这些革命也只是由于平民大众的坚决干预才产生了它们的历史的成果。荷兰的手工业者和都市贫民奋斗了一世纪来推开西班牙封建制度的魔手，替荷兰资产阶级的经济扩展清除道路。替英国资产阶级共和政治奠定基础的正是克伦威尔军队中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在法国这个古典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度内，农民暴动把第三等级的那些受惊吓的市民们赶回贵族的怀抱中。都市的平民、雏形的无产阶级、穷人、短裤党，一次又一次的从巴黎的沟壑中抬起头来，把革命推向前去。最后打破了封建制度的铁链和解放农民的正是1793年的雅可宾共和政府，不是1789年的国民会议，虽然雅可宾政府必须把农民交给资产阶级秩序的新奴隶制（农民成了这个奴隶制的一个必要部分）。

　　在上述的事变与俄国革命之间，插入整个历史时代，这个时代深刻的改变了整个社会并因而改变了社会变革的方法和工具。资本主义在世界规模上建立分工。国家界限的树立原来是便利于把国内市场及供应这个市场的生产制度加以改造的，但势不可当的技术进步和大财富的自动扩张很快便和国家界限冲突起来。一群互相竞敌的国家争夺市场、新原料来源、廉价劳动和较高利润。从这些冲突中生长了殖民地帝国。世界上一切落后的区域都隶属较进步的国家而且不可抗拒的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轨道中。亚洲和非洲成了两个极大经济、政治和军事冲突的剧场。从这个迅速展开的过程所包含的无情的竞争中，发生了大财富集中的趋势，而在大规模工业中以大量生产为基础的独占业也生长起来，全世界也分成数目愈来愈少、力量愈来愈大的经济和政治集团，这些集团藉经济或军事的手段不断互相竞争工业的支配转变为金融的支配，这种金融的支配力跨越大海高山，甚至攻陷了旧中国的长城。当落后的俄国和新近觉醒的东方的革命已成熟的时候，世界已经远进入帝国主义的时代了。

　　这个变革了的世界对那些落后国家是现成的榜样。发展迟缓的国家必须向前飞跃，把世界其它国家已经历过了的改进步骤综合为几个单纯的历史阶段。先进国与落后国相互间的高度依赖关系把它们的政治命运联结在一起，破坏了落后国任何渐进和孤立地民族发展的可能性。在经济上，它们必须从最原始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跳到工业、运输和市场组织的最新技术；在政治方面所必须作的跳跃也不下于经济方面，近代民主政治的长期和较为渐进的发展缩成一个简短的阶段了。事情还不止此，因为社会已在世界规模上发展到这个地步，它不仅迫使落后国要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并驾齐驱，而且还要超过它们。资本主义已是生产力的桎梏。它的国家界限阻断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而这一发展现在只有在国际规模才有可能。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世界只能提出一个灾劫的战争来解决问题。假如在先进国中，资本主义与其民主的政治机构已无法适应扩张经济的基本要求，那么落后国家想在民主政治的范围内来博取和平的资本主义发展，已完全无望了。它们万一要走上前去，便必须跨过整个历史时代，建立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这就是1917年在俄国所发生的情形。事实证明只有年轻的无产阶级才能够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及现在提出的问题。

　　十月革命是胜利了，因为历史发展的行程使生产力的生长要有赖于无产阶级走上政权。在俄国，工人之能够利用这一历史的时机，就是因为他们受一个党领导，这个党已把历史底阶级结合的自觉性发挥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它是从19世纪中叶欧洲的革命经验及俄国较近的历史中获得这一自觉性。这几个最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及继起他们之后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列宁和托洛茨基，把这一自觉性加以综合，并把它发挥得清清楚楚，这4个人已在整个历史时代上留下他们的伟绩，这种伟绩是很少人干得出来的。

　　无论在先进国或落后国里，历史的辩证律已从资产阶级手中取出社会进步的横杆，把它交到无产阶级手中，但光是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工人在经济领域里起来反对他们的阶级敌人，他们就必须凭他们自己的经验获得他们的政治和历史任务的自觉并必须锻炼一支必需的武器—政党出来，这个政党是能够在政治决斗场上领导他们作独立行动的。

　　阶级斗争的历史，就其最直接的意义说来，就是被压迫阶级从奴服及依赖于其压迫者中解放出来的历史。当市民们不复卑躬屈膝于贵族面前的时候，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便提上议事日程。1848年欧洲的民主运动是流产了，因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受了工人和庶民大众的惊吓，竟把农民卖给封建的反动势力并容许加文尼克[ê]及其德奥的副手去摧残刚刚生长的工人阶级运动。资产阶级背后既站着一个蓬勃生长的无产阶级，它便再也不能解决土地的恐慌或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权。相反的，它倒还屈服于俾斯麦和拿破仑第三之流，想藉助于革命以外的手段，把难局加以部分和鄙啬的解决。

　　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从上述的事变中结晶起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过去的历史加以剖析，已替历史的方向画出一个轮廓，而且他们也已经以无阶级革命家资格从事斗争，现在他们感觉到工人们必须取得组织和政治的完全独立，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集团，而人类的未来也就属于这个集团。他们于1850年写信给德国共产主义者说，「无产阶级政党要是不受资产阶级利用和监督，像1848年的情形一样，那它」今后就必须「以尽可能统一和独立地政党的资格现身于战场中」。它必须避免成为一个「官式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附属品」且必须致力于「一个独立底……工人组织的建立……并使每个公社成为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在里面讨论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不可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一个「暂时的结合」以反对任何共同敌人是可能的。不过千万要站在这样基础上，即，对这些同盟者采取警惕的不信任态度，且毫不妥协的提出工人自己的要求，「以取别于资产阶级民主派所提出的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尚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视为农民的城市同盟者，因此逆料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制将要建立于德国。但是工人政党的任务就在于了解革命不能就此停留。

　　他们写道，「我们的利益和任务就在不断的革命，使一切大小资产阶级都被逐于统治地位之外，使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使无产者的联合不仅限于一个国家内，并且还推广至全世界所有主要的国家……我们的任务不是改变私有财产的关系，而是铲除私有财产，不是调和阶级的对抗，而是消减阶级，不是改良现社会，而是创造一个新社会」。[10]

　　几年之后，马克思又指出不断革命的重要因素，他于1856年写信给恩格斯道：「德国全部问题将系于第二次农民战争来掩护阶级革命的后方。如果办到，事情就好极了」。[1]1德国并没有照此实现，但就50年后俄国所发生的情形而言，上述的话是一种差不多有如数学那样精确的预言。

　　1848年的教训及1871年巴黎公社的教训（巴黎公社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粗糙的轮廓贡献于世界）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潮（即尽人皆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之源头。当比较先进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减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的和革命的内容来适应他们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渐进的概念之时，落后的俄国却承受一切革命学说中之最坚强者，恰好像它曾采纳资本主义技术之最大胆的一样。列宁的天才创造出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固守着工人阶级在组织上和政策上无条件独立的思想。它对俄国未来所抱的全部思想建立在革命的国际性上，建立在更先进的国家的工人们的合作上。俄国工人运动中的另一潮流以孟什维克主义见知于历史，它以实行阶级合作为职志，且怀有这样的思想，认为俄国革命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必须服从资产阶级。列宁的思想与此种思想大相径庭，他认为只有农民受工人而非受资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才会实现和进行到底。至于从这个工农联盟中产生的国家，则列宁尚未决定其性质，他只是用「工农民主专政」抽象公式来表现他。托洛茨基继列宁之后，作了一次勇敢的理论推进，并宣布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工农合作只有经过以几千百万农民为后盾的无产阶级专政才会而且才能够实现。这就是托洛茨基的有名的不断革命论。它的基本前提就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只有在世界规模上才能实现。事变远出乎大多数人的梦想之外，竟使这两个怪杰的思想和行动迅速结合起来。[1]2

　　1905年的革命，暴露自由资产阶级以专制政体桌子的面包屑沾沾自满，在往后的反动时期内，无产阶级独立的思想便成了列宁的不断的论题。他写道，布尔什维克派「在这个确切不移的规则之下，不用害怕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共同携手打击敌人，（这个规则就是：）不要混合组织，分别进兵，共同攻打，不要隐蔽利益的冲突，监视同盟者有如敌人」。[13]当1917年孟什维克设法将革命引入资产阶级的河床中的时候，列宁写道：「在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一切资产阶级政客都给人民以空口允诺并麻醉工人。我们的革命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必须拥护资产阶级；这就是取消派[★]阵营中那些不值钱的政客所说的话。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因此工人们必须叫人民睁开双眼，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欺骗，以必须教他们不要相信空话，要依赖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团结，自己的武装」。[14]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础。俄国的专制政体是俄国生产力的制动机，而俄国与中国一样，资本主义的与封建的剥削方式缠结在一起并使大多数农民受其支配。这种情形所包含的意义，在布尔什维克看来并不是各阶级联合反对沙皇，恰恰相反，而是这些阶级的互相斗争展开，而无产阶级也以一个农民的真正领袖的资格出现。十月革命用算术的内容来充实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的「代数公式」，或者用列宁自己的话来说，「生活把它从公式的领域取出，放入实际的领域中，给它以血和肉，使它具体化，并因而改变了它」。[15]十月革命证明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农民战争致胜。布尔什维克和俄国工人期望世界各国工人参加他们，他们便把大胆的学说翻译成惊人的实际。当战争打断沙皇制度底下的最后支柱时，他们便把一个庞大的落后国家转变为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

　　从工人的俄国散放出来的革命刺激披靡一个厌战的世界，在列强的殖民帝国中找得反响。战争已耗竭了帝国主义世界，它终于在它的最薄弱一环里爆发起来，十月革命引起全部建筑摇摇欲坠。战争已在欧洲引起震动。它同时又刺激了近东和远东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叛乱。横越土耳其、叙利亚、埃及、阿拉伯、阿富汗、印度、印度尼西亚、安南以至中国和朝鲜，这些属国人民都设法打破战争已削弱了的锁链。落后地俄国的经验对他们全体都具有决定的重要性，因为它把基本的理论和战略教训加以具体化，又因为它把新的客观因素加进世界政治中，这一客观因素就是工人国家的挑战，它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来对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力量。在俄国领导无产阶级走上政权的人们把希望寄托于世界革命的往前发展，并把他们的国际主义规定为「一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隶属于国际规模的斗争的利益，又一国已经战胜资产阶级，则能够而且准备不惜以最大的民族牺牲来推翻国际资本主义」。[16]

　　他们之得出这个见解并不是由于情感，而是由于这一事实，即，世界社会主义改造之能够实现，其唯一办法就是「产生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以推进和完成资本主义已经建立的世界经济制度，这个统一的经济「乃以一个总的计划为根据，且受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监督」。这一点便产生了「迫切的需要，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加以转变，把它从一个民族的基础（即，存在于一国又不能影响世界政治的）改变成为一个国际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是能够给世界政治以决定影响的）」。[1]7这一转变有赖于两大主流的汇合：先进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与无数属国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这些属国包含全世界面积和人口之一半至3/4）。

　　当共产国际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之下成立起来的时候，它把它的全部世界革命的战略寄托在西方工人和东方被压迫人民的合作上。后者得到前者的指导和帮助，就一定能够从他们的各个不同的落后阶段中脱颖而出，跳过资本主义的阶段，直接参与社会化的改造及世界生产力的管理。这个大胆的思想就是国际主义的根深蒂固的基础，列宁的名字与这一国际主义不可分离的连结一起。

　　在殖民地与其它比较间接隶属于列强的属国（半殖民地）内，民族解放斗争所采取的形式取决于它们彼此的经济发展及随之形成的阶级结构。工人的革命政党不仅必须拥护民族运动（整个看来，这是进步的），而且还必须懂得在属国里什么阶级能够解决国内问题，能够于解决国内问题时把这个国家推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方面去，因而能够最坚决的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列宁于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上讨论到这些问题时，他着重指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内，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与民族革命运动的差别。前者倾向于和帝国主义妥协，俾满足土著统治阶级的上层。后者则设法解决它们的最迫切的国内社会和经济问题，藉此在反帝斗争中统一人民大众。无产阶级革命家必须在这一洪流中设法领导群众反对他们土著剥削者，这是使民族解放运动得到成效的唯一手段。[18]

　　列宁在他替第二次大会起草的殖民地提纲里说[1]9，「在落后国中支持反对地主及一切封建残余的农民运动具有特别的重要性。首先我们必须尽可能的努力使农民得到一种革命性，把农民及一切被剥削者组织在苏维埃中……

　　「支持殖民地与落后国的革命乃共产国际的义务，其唯一目的就在把落后国中未来无产阶级党的各种单位——这些未来无产阶级党不仅挂上共产主义的名义而已——统一起来且教育它们，使它们自觉到它们的特殊任务，亦即使它们了解在其本国内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倾向的任务。共产国际必须和殖民地及落后国的革命运动建立暂时的关系，甚至建立联合，但不是和它们混合，而是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尚处于萌芽状态中」。

　　列宁预见民族资产阶级运动要力图利用十月革命的权威和声望，为了预防受它们「监督」起见，便插入一个特别的警告：「要坚决反对冒充共产主义的革命家的企图，他们想用共产主义的外衣来遮掩落后国的解放运动」。

　　在上述同一大会通过的一个补充文件里，这些观念又具体的表明如下：

　　「在附属国中发现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运动，这两种不同的运动天天愈来愈互相背离。一种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民族运动，这个运动具有一个处于资产阶级秩序下的政治独立的政纲，另一种就是贫苦和愚昧的工农的群众行动，这一行动为的是从各种剥削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前一运动企图操纵后一运动而且往往获得某种程度的成效，但共产国际及受影响的党必须反对这种操纵且帮助殖民地的工人群众去发展其阶级自觉。推翻外国资本家是殖民地走向革命的第一步，为了做到这一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份子的通力合作是有用的。但首要和必需的任务就是成立共产党，这些共产党将组织工农，领导他们走上革命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因此落后国群众之达到共产主义并不是经过资本主义发展，而是依赖先进资本主义国的阶级自觉的无产阶级领导。

　　「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实力已不再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民族派的狭隘圈子内。在大多数殖民地内已有了组织好的革命政党，这些党努力与工人群众发生密切关系。（共产国际与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关系应经过这些党或团体的中介来实现，因为它们是其本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们今天尚不十分大，但它们反映群众的愿望，且后者将跟着它们走向革命。各帝国主义国的共产党必须与这些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党联合一起来工作，且经过它们，贡献一切精神和物质援助于一般革命运动……

　　「殖民地革命在最先几个阶段内不会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但假如一开始领导权便落在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手中，革命的群众就不会被引入歧途，将一直通过革命经验的连续的发展时期……在最先几个阶段，殖民地革命一定要靠这一政纲来进行：这一政纲将包括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改革条文，如分配土地等。但并不因此就得出结论，认为革命的领导权将一定要让之于资产阶级民权派。相反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进行有力的、有系统的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尽可能早一点组织农民和工人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和先进资本主义国的苏维埃共和国合作，俾最后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秩序」。[2]0

　　在这几段话里，共产国际把半世纪革命思想和经验的成果总括起来并应用于东方问题，而且最主要、最具体的还是总括和应用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所暴露出来的处于20世纪情形之下落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在的原动力。

　　俄国革命的教训对中国而言，具有特别的力量。这两个国家的命运首先就由一条邻接的边境连结起来，这条边境竟横贯亚洲几达六千里之远。两国都由诸色种族和民族构成，这些种族和民族均具有特殊的文化和特性，这两个国家和这两群人民并没有对垒冲突起来，倒还有逐渐横越土耳其斯坦及蒙古边境而融合起来之势。在两个国家中，农业人口占大多数，而无产阶级则占一个渺小的但又是决定的少数。中国像沙俄一样，它在大战结束伊始尚是一个落后国，这个国家结合资本主义之初步基础与封建的过去的残余，这种结合是一种变则，它只能使大多数农民衰亡和穷困。在俄国，君主政体束缚该国的生产力且把过去的野蛮主义保存下来，在中国则帝国主义采取远较凶猛的方式来瘫痪该国的经济生长。经济的和社会组织的落后使两国的群众不得不沦到奴隶的景况中，而这种奴隶的景况则受最黑暗的迷信、愚昧和数世纪旧传统底重负来支持。在战争所产生的环境中，年轻的俄国无产阶级已证明只有它才能够解放本国的潜伏的创造力，打开其富源的工业化之路，并从此藉助于别国工人建立世界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

　　俄国固然落后，中国却更落后，因为它之加入历史的主流里迟缓得多，又因为帝国主义已成了它的道路上的障碍，而这个障碍远较罗曼诺夫家族的腐败的专制政体有力得多。俄国1905年的革命清楚的划清阶级的分界线，且它之发生，正当落后的俄国已本其一己的权利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之时，这个革命还是世界历史因素之一，它招致1911年中国的爆发，推倒最后一个满清皇帝的皇位。在俄国，1905年的事变已使俄国工人阶级最进步的一部分对其历史的作用有了自觉，但在中国，在1911年，经济结构的改变与新的阶级划分的发生尚没有发展到要用政治权力的术语来表现的地步。资产阶级受了帝国主义窒塞，未免太脆弱了，它不能用它自己的统一和近代的国家机关来代替满清。无产阶级差不多还没有出世。因此，政权便落到军阀手中，这些军阀们的敌对地盘略略隐蔽着帝国主义对抗的交互作用。但1911年革命已导入一个过渡时代，这个时代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招致新朝代的兴起，而一定要招致这个国家的经济和阶级结构以及盘踞于其上的国家机关的完全变革。在大战那几年，生产力之惊人的生长产生了一个近代的中国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压力的暂时减弱已给了中国资产阶级某些层份以自由生长及梦想不到的利润的灿烂闪光。但是它的资本主义扩展的希望却与帝国主义者的竞争及互相竞敌的不可逾越的栏栅冲突起来，又与外资投放于生产品、补助原料及工业制品而抽取的巨额贡品冲突起来。而且中国资产阶级不解决土地问题便不能使它的国内市场复苏，而不颠覆财产关系的全部现存的建筑，土地问题也不能解决。

　　俄国革命贡献一个新的和激烈的分歧点。世界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坚决的认为它是保持他们自己的胜利的唯一可能的条件）要合理的改造世界经济，并按照生息于世界上的人类的要求，合理的分配世界生产品。这就表示要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下世界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中国置身于新秩序中，它就一定取得先进国的有计划和有系统的帮助，而其一兴一革也符合于各国人民的经济及文化水准一般提高的利益。这是唯一的意义，中国只有按照这个意义才会真正完成它的民族解放。而做到这一步的办法就是动员本国的广大群众反对中外的剥削。资产阶级，这个帝国主义的奴仆不能够领导这一斗争。年轻的无产阶级，这个掌握机器的新手立即使便碰到一个任务，要领导大多数人民走入未来世界。此外没有别的阶级能做这件事了。

　　在中国社会中，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与其说是取决于它与人口其它部分比较之数量，还不如说是取决于它的比重。中国碰到的与从前俄国碰到的一样，已不再是本国社会主义「成熟」与否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改造「成熟」与否的问题。又成问题的与其说是无产阶级与全部人口对比之真实数目，毋宁说是工人在各个阶级互相关系中所占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但指出这一点仍然是很有兴味的：1905年俄国的工厂人口是150万，而城市和农村工人合计有1000万。[2]1中国在大战结束伊始，工业的勃兴产生一个工厂工人的阶级，人数共计有150万左右。1927年，产业工人（包括工厂人口）计有275万左右，而手工业工人则在1100万以上。[22]虽然人口分配和密度以及两国人口的不相称的总数不容忽视，但这些数字仍表现出明显的类似。俄国和中国工人的斗争心和好战性也相类似。后者在大战期间才形成一个阶级而第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工会在1918年才出现。但一年之后，中国工人阶级已干涉本国的政治生活，举行罢工声援爱国学生以反对日本强夺山东及巴黎和会的出卖。六年之后，有100万工人参加罢工，这些罢工中许多是起于直接的政治要求的。再往后两年，中国工会差不多有300万会员，而上海工人也实现了一个胜利的暴动，把政权拿到手中。这种空前生长的紧张性一半是脆弱的根源，但它仍然是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积蓄深厚的表现，虽则这个阶级尚属年轻。在这个地方，单纯的比较必须停止，让位于历史延续的标准。俄国工人阶级已取得胜利并已统治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这个事实就是中国工人力量的深厚泉源之一。

　　假如中国工人因为是那样年轻的一个阶级，所以比较薄弱，那么正因为现在俄国这个工人国家已在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中成了一个巨大的客观因素，所以中国工人比之先于他们出现的俄国工人远较强大。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这个革命发放出来的难于捉摸的推进力中，或表现在它所教的重大历史教训中。它之存在是可以捉摸的。中国工人虽刚刚起来斗争，但他们后面有俄国无产阶级、俄国无产阶级国家，及团结于共产国际队伍内的所有先进国工人的最先进的部分，这全部力量就是中国工人的后盾。这一力量成了世界的动力，它比之其它任何条件都优越，主要就是它使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有资格大胆的要求一个4万万人民的国家的领导权。但恰好就在这一点上，一个历史的矛盾侵入来，而且开始把非常有利的环境转变为不利，把中国革命的最大财产转变它的最沉重的负债。

　　当中国革命的新兴和新鲜力量开始增加运动量时，欧洲的革命浪潮已在低落中。俄国苏维埃政府受国内外环境所迫，不得不设法休息。它从沙皇制度承受下来的经济建筑受了战争摧残，且已由于「军事共产主义」之需要，被耗竭到了极度。无产阶级专政迫得要向新经济政策倒退，以便替筋疲力竭的人民博得一个喘息的机会。环境之迫使这一次战略上的退却，主要就是因为希望先进欧洲工人的援助，没有实现。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是领导欧洲工人运动的，但正当大战爆发把它们的誓约加以试验时，它们已立即从口头的国际主义者堕落而为实际的民族主义者。它们已牺牲工人而保卫欧洲的资产阶级祖国。在战争结束之后的震动中，它们证明是资产阶级秩序的最坚固的支柱。它们拦住无产阶级的高潮，且把政权原封不动的交还资产阶级。一个坚决的革命领导的阙如阻碍了新兴革命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所预想的。苏俄没有得到欧洲工人国家的立即援助。倒还碰到帝国主义干涉的咄咄迫人的刺刀。它虽然逐走了它的敌人，但临末它迫得要设法和敌对资本主义国家包围它的边界成立暂时的休战。

　　列宁说过而且反复说过几千遍：在落后俄国中的工人国家至少要得到几个先进国的工人的援助，否则就不能站得稳。当他迫得要率先向新经济政策退却时，他承认因为欧洲革命浪潮及俄国群众的紧张精神开始减退，敌对阶级从国内外加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影响，已有了危险的增长。布尔什维克希望经过共产国际及苏维埃国家的积极干涉，在世界舞台上一种新的事变的结合一定很快的使他们能够改变力量关系，转而有利于无产阶级。共产国际首四次大会供给外国各党以思想上的武装，因为上述这个新的事变的结合有不少依赖于它们的地方。但要想强使历史就范已非一个列宁或一个托洛茨基的天才能济事了。在群众脱离政治舞台而陷于孤立和退却的情形当中，尤其是在内战最后的几场大战打过之后，官僚的反动（它反映着国内外敌对阶级的压力）把持了新国家的机关。它远在欧洲的年轻革命组织能够领导工人重新走向政权的斗限之前，已开始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官僚层开始结合于新形成的苏维埃国家的外壳之上，它拿俄国的民族孤立做它的出发点。它开始改变苏维埃的政策，把世界革命的约言改变为官僚的狭窄打算的保守的民族利益，而这个官僚又把自己和工人政权等量齐观。列宁在他临死的几年攻击这种倾向，但它比他强。他的斗争很快结束，政权便落入新官僚层的代表的手中，这个官僚层的化身就是约瑟夫‧斯大林。反对篡夺者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团结在托洛茨基及布尔什维克党内无产阶级核心的最优秀的份子周围。他们逆流前进，但他们不能挡住或挽转它。新领导尚在口头上赞助无产阶级革命的推展，但实际上却着手以官僚特权的巩固来代替了它。欧洲革命的失败尤其是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产生了失望的情绪且减损了信心，以致怀疑西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能力。从这些根源和这些情绪中，生出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是斯大林于1924年第一次提出的。他把它强加在列宁地不可调和的国际主义之上，且把它造成为后来修正了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主要轴心。

　　这种民族主义的堕落发生于苏维埃孤立的腐蚀力之下，他必然促使苏维埃的国内外政策脱离无产阶级的基础。在国内，这个政府从事于买好小资产阶级、富农和耐普曼。在国外，它采取的政策，愈来愈使国外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隶属于新兴苏维埃官僚的外交要求。现在问题已不再是「作最大的民族牺牲以推翻国际资本主义」，而是作最大的国际牺牲以保持俄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了。这一发展经过了一个年代以上，且经过了一连串眩人的曲折摇摆才在西方各国的共产党内开花灿烂。它的影响不久也在东方各国内感到，苏维埃官僚渴想在东方各国找寻强大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同盟者，并对工人阶级的力量丧失了信心，遂致应用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并非出自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十月革命，而是直接出自孟什维克主义，而孟什维克主义则主张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应起领导作用，并准备使工人的利益隶属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把资产阶级革命划分为几个严格的年代学的「阶段」，这种迂腐和机械的思想代替了十月革命的活的经验，这一经验已证明这些阶段如何混合或结合起来。

　　斯大林及和他一道的许多上层「老布尔什维克」那样轻易的滑入这一条道路中，丝毫不是偶然的。在1917年4月列宁回抵俄国之前，他们已毫无例外的，通通认为革命头一阶段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权，具有不可侵犯性。1917年3月斯大林已成了拥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著名公式的作者，但列宁反对这一公式竟到了这个地步，甚至威胁着要和党的领导破裂。是年3月，斯大林在党大会内宣称，「只要临时政府加强革命的步骤，我们就必须拥护它，但如果它是反革命的，拥护临时政府就不许可了」。[2]3数日之后，列宁在他的有历史意义的〈4月提纲〉里，严厉地对抗上述这一见解，他的提纲写着：「不要拥护临时政府。把它所有诺言的极端虚伪性加以暴露。……要求这个政府，这个资本家的政府不成为帝国主义政府，对这种产生幻想的要求我们不是嘉许而是揭破……」。[2]4他又向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大会宣称，「连我们自己布尔什维克派也表示信任政府了。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死亡。同志们，你们竟相信政府。在这种情形中，我们便分道扬镳。我宁愿居于少数」。[25]当他要求党取道走向工人政权并宣布「民主专政」的旧观念只适于放入「『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前期的古物保存所」[2]6中之时，那些恐怖战栗的「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也惊倒于他们之间）骂他「跳过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列宁的路线占了上风，而十月革命也淹过那些「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保卫者的头。当革命浪潮退去，政权落入他们手中之时，原来他们尚死守住他们的「革命前的古物」哩。十月革命的经验已经过去了，但几乎一点痕迹也没有给他们留下。那些「古物」（可不是代替这此「古物」的活的实际）又重行刷新，且标上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十月革命的招牌来撑起新统治层的权威。刚巧在这个时候，革命开始发生于中国，苏维埃官僚便转而注意东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富于动力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便让位于斯大林的经验主义，这种经验主义又隐伏于布哈林的学院式的公式中。他们的政策的基本动机并不是保护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渴望找寻一个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同盟者。孟什维克马尔丁诺夫及拉夫斯基便出头来替东方做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诠释者」。他们的轴心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

　　中国工人已经自发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们从城市发放出来的推动力已经开始鼓舞大部分农民行动起来。中国资产阶级方面（希望发展，焦急不安）已伸手操纵这一初生的运动，且已像列宁预见的一样。企图用共产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权威来掩护它自己。在另一方面，卑贱的中国苦力却正发挥他们的英雄主义、勇敢、牺牲和忍耐力（这是他们的特出的标记），反抗社会，这个社会竭力使他们永世成为一个愚钝和驯良的动物。为了填补他们底政治不成熟的缺陷，他们需要工人国家的帮助。首先他们需要一个革命政党，这个党由十月革命的思想库来武装，由共产国际的力量来做后盾，并对其历史作用充满自觉。凭这些力量，中国革命便有了一个无比的机会来影响整个被压迫的东方和破坏帝国主义权力的基础，藉此对帝国主义施行致命的一击并打破了苏维埃国家的孤立状态。

　　在短促的几年中，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涌现于中国城市的街道及中国田野的疲弊土地中，且威胁着要把中国社会之一切古老的、腐败的和枯朽的东西加以破坏。但是挺身站在这些衣衫褴褛的队伍前头的人们，却不教他们永远和那种夺人志气的屈辱的传统决裂，倒还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剥削者的政治战车上，甚至还是在他们起来斗争的时候。十月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力量和权威并不是用来支持当作一个独立力量的无产阶级，而是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结果，群众正当急剧涌起盛极一时之际被制止了，他们的组织被摧毁了，他们的领袖被砍了头了。他们公然干犯的那个剥削制度的摇动了的基础又重新稳定，屹立如故。这就是中国革命的悲剧。

　　

[1] 陈翰笙著《中国现在之土地问题》1933年，上海出版。在J. Lossing Buck着之《中国农村经济》(Chinese Farm Economy ，1930年，上海出版)中，也可找到有用的事实，虽然收集得不充分。又在R. H. Tawney著《中国之土地与劳动》 (Land and Labour in China)一书（1932年纽约出版）的注解中，也找到一些适当的论文和各种专门研究著作的书目。

[ê] 陈教授把这三种范畴规定如下：「当一个农户靠土地仅能自给而在他的农业劳动中没有直接受他人剥削或剥削他人者，我们可以说，这种农户属于中农阶级。中农的地位帮助我们去决定另外两个农民阶级的地位。当一家农户在忙时雇佣一个或一个以上之农业劳动者（日工或季工），以致超过普通自给的中等农户所需要之劳动力总消费量，或当该农户所耕种之土地面积超过中农所使之平均土地，我们就把这种把这种农户归入富农一类，我们凡在某处发见农户耕种之土地两倍于其本村中农之土地，我们就无须进一步考察劳动关系，随便把他们归入富农一类。贫农比较容易认识。凡农户耕种之亩数（一亩等于一英亩之1/6）低于中农，而其成员除靠自耕之产物维持生活之外，尚必须依靠工资收入或具有补助性的某种收入者，一概属于贫农。凡贫农中不耕种任何土地（他们自己的，或租来的）而就雇于人，或者只耕种一小块土地，而主要还是靠出卖他们的劳力于农业中以维持生活者，称为雇佣的农业劳动者，但仍属于农民。」《华南土地问题》（1936年上海出版）第8页——译者注。

[2] 〈国民党土地委员会报告〉见汉口《中国通讯》（1927年5月8日）。

[3] 陈氏《中国现在之土地问题》第2—5页。

[4] 陈翰笙著《华南之土地问题》，1936年，上海出版。

[5] 参阅1934年4月南京出版之《给国联行政院报告书附录》(Annexes to the Report to The Council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附录6和7，在Tawney着之《土地与劳动》一书中也有更扼要的概括和书目提要，参阅该书第50—54页。

[6] 王寅生著《华北的苛捐杂税和农民》(Requisition and Peasantry in North China)，1931年上海出版；陈氏：《现在之土地问题》第15—18页；陈氏：《华南土地问题》第5章；又参阅伊罗生编《国民党反动之5年》（1932年上海出版）中之〈国民党对农民〉。

[7] 参阅《1932年中国海关年报》第48页以下；陈翰笙着〈中国之经济解体〉（见1933年4月至5月之Pacific Affair）；C. H. Lowe著《中国目前之劳动问题》表一；Dr. Friedrich Otto着〈五谷之收获和输入〉(“Harvests and Imports of Cereals”见1934年10月《中国经济杂志》）Louis Beale和G. Clinton Pelham合著《中国贸易和经济状况（1931年—1933年）》(Trade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in China，1931—3)，1933年伦敦海外贸易部出版，第7页及144页以下。粮食输入1918年达总数的5%，1932年为20%。往后一年，仅仅偿付输入的粮食就耗去总输出的45%。

[ê] 照美元计算。

[8] H. D. Fong著《中国之纱业和贸易》第26表；G. F. Remer著《在华之外国投资》(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1933年纽约出版，第69、86—91、135等页；1926年之《中国年报》第822页；房福安着〈外人操纵交通之程度〉（见1930年9月10日上海出版之”The China Nation”）L. K. Tao和S. H. Lin合着之《中国工业与劳动》（1931年北平出版）第12、16—17页。

[9] 陈氏著《现在之土地问题》第18页。

[ê] 加文尼克是法国1848年6月屠杀巴黎工人的反动将军—译者。

[10] 〈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给德国党员的第一号通告〉（见恩格斯著《德国之革命与反革命》附录三，第135页以下。）

[1]1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讯集（1846—1895年）》，1934年伦敦版，第87页。

[1]2 关于列宁1917年对他的1905年底口号的估计，请阅《列宁全集》（英文版）第20卷第118页以下，关于这种思想及后来围绕着这种思想而发生的争论的说明，请参阅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及《俄国革命史》第三卷附录三。

[13]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30页。

[ê] 取消派是指1905年革命失败后，那些想使工人运动迁就沙皇法纪的孟雪维克—译者。

[14] 前揭书（英文版）第20卷第33—34页

[15] 前揭书第20卷第120页。

[16] 〈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见《第三（共产）国际之提纲与章程》（1920年7月17至8月7日第二次大会通过），1920年莫斯科版，第70页，又参阅列宁着〈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草案〉见1920年6—7月之《共产国际报》。

[1]7 〈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第69页。

[18] 《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始末记》（1921年汉堡出版）第140—3页。

[1]9 〈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第70页。

[2]0 〈补充提纲〉，（见《提纲与章程》第72—5页），参阅〈东方问题提纲〉见1922年11月3日至12月3日《共产国际第4次大会之决议与提纲》（伦敦出版，日期未详）第53页以下；又参阅沙发洛夫〈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及共产党人对它的态度的报告〉，见（1922年1月21日—2月1日）《东方劳苦大众第一次大会的经过》（1922年彼得堡出版）；第166页以下。

[2]1 托洛茨基著《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32和53页。

[22] Lowe著《中国目前之劳工问题》第154—5页；关于工业人口研究资料之总合，请阅房福安之《中国劳动》（1931年上海出版）第二章。

[2]3 〈1917年3月党大会的记录〉，见托洛茨基著《史大林伪造学校》（1937年纽约出版）第239页之附录。

[2]4 《列宁全集》（英文版）第107页。

[25] 列宁前揭书第98页。

[2]6 列宁前揭书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