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广州：1926年3月20日政变

　　蒋介石守护他本阶级的利益宛如屹立于冥府大门的三头沙比拉斯（按Cerberus乃守护冥府大门之犬形三头蛇尾怪物——译者）。一个头面向右，样子像戴季陶，他已成了广州国民党保守派的领袖思想家。戴氏在上海、华北的公开活动的右派与广州的隐伏的右派之间，充当中介。他在广东省会活动和影响的范围充分驳倒那种单纯根据民国13年改组之赞否而定为左右派的粗率划分，这种划分已证明是鲍罗廷及其它同僚所怀抱的一种愉快的过度简单的思想，这犹如一个酷热的广州下午的一顿冷饮。但冰在太阳底下融化，恰好似政治虚构解消于斗争的闪光中一样。在这两个非常不同的政治倾向间，表面上似乎有一条深刻的裂缝在，事实上却证明这一裂缝只是一个根本性质相同的集团的两部分间的分工。北方的右派是一样桥梁。「左派」将跨越它而进行和列强妥协。在广州，早在1925年7月，正当国民政府成立之时，戴季陶已开始准备这种妥协。

　　他得到蒋介石的默认的保障，开始印发反共产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他宣布人口之中「先知先觉」的部分有指导和治理「不知不觉者」的当仁不让的权利，他声明共产主义与孙中山的遗训没有共同点，他极力劝人保持总理的学说，以免受共产主义掺假之虞。戴氏大胆创建孙文主义学会，这个学会小心谨慎的设法使自己和北方的西山会议派分清面目。孙文主义学会派「宣称，他们与西山会议派有三点不同。（1）西山会议派是反对民13改组的，他们则拥护它。（2）前者只包含腐败和反动的官僚和无政府分子，他们则是积极的革命家。（3）……（西山会议派）之目的……乃推翻汪蒋，而他们则承认汪蒋为他们的领袖。但是他们虽属于左派，他们和西山会议派一样积极的、顽强的反对共产党人。他们也要求与共产党破裂」。 [1]

　　沙比拉斯的第二个头向着左方。它很像蒋介石，不过它对革命却叫出忠诚的话。「我也愿意长眠于为国民革命、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而牺牲之烈士墓旁。革命不能没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际革命也不能漠视共产主义。我们不能否认，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三民主义的实现，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既然晓得我们不能使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分离，在我们中间为什么还要有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呢？」 [2]

　　沙比拉斯的第三颗头在正中，往前看，它是萌芽的野心的审慎的守护者。蒋介石向左边倾听他本人的主张：把共产主义和孙文主义等量齐观。他向右边倾听戴氏的主张：宣布这两种主义的难于消除的矛盾。他从左面取得支持、群众面前的威望、俄国的军火、金钱和顾问；但他却从右方取得材料，制成他自己那架机器的轮齿。他委任要职时，他的选择严格限于非共产党人。蒋氏建筑这一非常「纯正」的国民党的政治组织，他得到那位惨白的、貌美的弱质书生——汪精卫的充分合作，汪氏是小资产阶级急进派的首领，他永远命定要成为他的强力的大资产阶级的同盟者手中的绑腿布。

　　在国民党组织内，有几个著名共产党员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但这几个共产党员一个也不获准任职于党的秘书处。军事委员会任用一批俄国的技术顾问，军队政治部的多数位置都操纵在个别共产党人手中，但共产党人却被严峻的摒出总参谋部及军队的财政处。国民政府本身就没有共产党人参加，只有鲍罗廷得到顾问资格，但在群众组织中，又在政府及党部的下级中，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却委身于日常工作。国民党左派就从他们那里取得力量，而这一力量使它能够操纵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次大会里，阶级利益和人物的冲突，在群众运动的阴影之下隐藏起来（虽然只是微薄地隐藏）。全国有组织工人的数目已达80万。广东的农民协会，其会员已发展到60万以上。香港被罢工瘫痪了，在广东，纠察队巡察城中街道和码头。资产阶级的代表们心里尚鲜明的记着广东统一的教训，他们了解，他们在未来的战斗中将需用这种群众的武器。他们兴高采烈的通过决议：重复申说那些毫无诚意的空口允诺和国民党「工农政策」的热烈辞句。他们柔声谴责戴季陶的反共宣传，向沙比拉斯第一头蹙额示愤。他们头一次把蒋介石选为国民党的中央员执行委员，向沙比拉斯第二头笑脸相迎。他当场接受，并忠心高呼：「联合苏联，联合世界革命」。 [3] 但沙比拉斯第三头却绝不过问大会，因为这里的最高角色是汪精卫，他是党和政府的首脑，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操纵一切国民党的职位，这是蒋介石所羡望的。

　　盖蒋介石早已自视为孙中山门徒中的领袖。廖仲恺被刺及胡汉民褫职，只留下汪和他的要求对敌。蒋仍然不过是黄埔军校校长和第一军军长，汪不仅以党政首脑的资格，行使重要的民政，且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资格，代表文官支配军事机关。在这种情形之下，其它军长（他们已和广州荣枯与共）在政治和物质利益，尤其是军火的分配上，享受莫大的平等待遇。二月，当苏维埃军事代表飨宴国民党的领袖时，一位俄国军官举觞祝贺，他把汪的名字放在蒋的名字之前。一位来宾说，他瞧见蒋的脸色转白，嘴唇紧闭。蒋「当晚不发一言」。 [4] 蒋非常嫉忌汪独搅许多特权，资产阶级方面也晓得如何利用蒋的虚荣心。右翼国民党的老卫士早已知道，他们经过蒋介石来重夺党的大权，一定会成功的。他们在西山会议（这是戴季陶帮助组织的）上已采用「联蒋倒汪」的口号，蒋当时虽公开排斥这种思想，但他却暗地里培植它。当1926年1月右派残余会议举行于上海，坚执地重行提出他们的主张时，蒋证明更能容纳这种主张。虽然「左派」表面上已胜利，而共产国际也已从莫斯科方面庆祝「国民党转变成为一种坚决的斗争力量，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真正的党」， [5] 但右派的影响在广州是分明可见的。

　　有一位眼光锐利的中国记者从广州写一篇通讯道：「国民党右派或反共派的大本营在北京和上海，它们……在南方首都较不急进的国民党人方面，得到不少支持。这一点，蒋将军及其它同志己感觉到了」。 [6] 这种影响已不再是间接传达的了。张静江，这位青年将军的恩人，已亲自光临监视他的投资。他已加入蒋介石的心腹集团，且已成了他的主要政治助手和顾问。

　　使资产阶级获得保证，俾能够对方兴未艾的群众运动握有领导权，这是资产阶级目下所切望，同时也是张静江敦劝他的被监护人去做的。保证群众运动不越过资产阶级利益之界限是必要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具体的说来，便必须鞭策共产党人俯首就范，把他们的地位调整并规定为资产阶级国民党的辅助者。干脆说一句，现在时候已到，应克减共产党人的政治工资以增加资产阶级的政治利润，并把群众运动的庞大的资本积蓄交给后者支配了。现在是如何使上层领导稳定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对共产党人及其小资产阶级的急进同盟者施行猛烈的打击，这一打击是足以引起损害的。但不是致命的。广州政客和军人朋党之所以为纵横交错的阴谋诡计生嫌露隙，只不过因为他们中许多人都在争着首先施行这一打击吧了。多谢鲍罗廷，蒋处于得宠的地位，而决定行动的也就是他。

　　帝国主义者影响右派，并经过张静江及孙文主义学会来影响蒋介石。他们的欲望与他的野心，他的诡谲，他对于政治及军事竞敌的嫉忌，他对权力之无误的贪心混搅在一起。压平共产党人就是争取资产阶级对群众的领导权。屈服他的竞敌就是为自己取得领导地位，以实施这一领导权。在这一模型中，一切五颜六色的线条都迅速缠结成一个结节。它有赖于蒋介石来斩断它并藉此以产生一个新的模型。他彻底而确切演变为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人，他并非夜间决定日间行动的，而是日间决定夜间行动」。

　　1926年3月20日黎明之前数点钟，蒋的军队调动了。借口是所谓「中山」舰之恫吓态度，盖中山舰已于晚间驶离黄埔。是晚的事变结合许多复杂的阴谋，在这里如加以追溯，未免离题万丈了，因为许多可疑的冒充的国民党英雄们的野心冲突都与此事有关。 [㈠] 但是蒋有系统的进行他的计划时，这些事情都被扫开。在他所统率的军队中，一切党代表（大约有50人，多属共党人）均遭逮捕。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总机关被解除武装。城内一切苏维埃顾问均受软禁。邓演达乃共产党同情者，他会继廖仲恺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现在也被扣留了。蒋确确实实是出其不意来打击他的所有牺牲者的。李芝龙是海军部的共产党领袖，他也是从梦寐中被拖走，押赴军事监狱之一个。东方发白，蒋介石一跃而成了广州的主人。其它国民党领袖们则陷于极度混乱中。一位共产党的史家记载说，一切人「在事前均毫无准备，甚至亦未估量到此」。 [7] 每一个人都惊做一团。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匆促聚会。他们在一道决议案里大胆宣称：「既然蒋介石一贯为革命而奋斗，希望他领悟他在这次事件中之错误」，但是，他们决定，「鉴于当前的局势，左派同志应暂时引退」。 [8]
在汪精卫看来，这也就表示切实离开舞台。他恰好生病起来。他的传记作者叙述说，他「考虑解决这个局面的最好办法，就是他引退，让蒋暂时当政」。"> [9] 他在造币厂布置的冠冕堂皇的一幕中，把权柄移交给蒋之后，他便离职远引，先潜赴广州郊外某村，数日之后便亡命欧洲。他于离国之前，写信给蒋，哀求他坚守「革命的」道路。只「要他这样干，汪牺牲一己，毫不在乎」。 [10]

　　国民党「左派」软弱地投降了，因为蒋突然打击他们，并没有唤起真正的左派，唤起有组织的群众的相应的压力，群众们都陷于混乱，且完全得不到消息，不知道上面发生什么变故。 [11] 一位外国视察者数日后来到广州，发现共产党人隐匿起来，俄国顾问正束装就道，心里非常高兴。 [12] 但蒋尚无意直接打击群众运动。他只不过设法把这一运动放在资产阶级的确实支配之下，回头又把这一支配权集中在他自己手中罢了。他顺利地把「左派」领袖迫走之后，便走上前向工人解释。他告诉他们说，3月20日事变，尤其是罢工机关的捣毁乃出于「误会」，他又应允惩治负责官员。共产党人自身就胡涂得那样到家，他们竟不知道相信他还是不相信他好。 [13]

　　昨天还从旁监视的右派政客，这时从他们的香港和上海的亡命地拥入广州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5月15日召集，会期临近，一种故意制造的屠杀空气笼罩全城。墙上贴满标语，警告神秘的「挑拨」，而共产党将要实行政变反对政府的谣言也流布起来了。中央银行发生挤兑。会议开幕之前夜，戒严令突然箝制了全城。除了蒋氏心腹之外。谁也猜想不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14]

　　蒋在会议中提出「党务整理案」。此案制定之目的在将国民党中共产党员之组织活动，限制于最狭窄的范围之内。共产党员「不得怀疑或批评孙总理及其学说」。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常会。限制各省市及中央党部之共产党委员不得占委员1/3以上。共产党不得当国民党或政府各部部长。另一方面，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其它任何政治组织或活动」。这就是说，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但国民党则不能加入共产党，否则注销党证。今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其本党党员发出之一切训令须首先交由两党的特别联席会议通过。 [15]

　　蒋一方面使共产党人受这种狭窄的政治束缚。一方面进行集中一切权力在他自己手中。3月20日的政变已破坏了文治派军事委员会的权威，汪精卫的撤职已令蒋握有一切党政务的支配权。5月15中全会批准了这些变动。蒋正式被举为党的主席，他立即又委张静江代理他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举行北伐的计划通过了，而蒋介石也被委为一切北伐军的总司令。后来又发下一批特别命令；在北伐期间内授蒋以紧急权。一切党政机关均直属于总司令部。军事委员会本来被认作文官抑制军阀野心的机关，现在也全部转入蒋的手中了。他又成了政府财政的仲裁者。他操纵政治部、兵工厂、总参谋部、陆海军校。广州政府变成了一个军事独裁。蒋的胜利是完成了。

　　这次蒋介石在广州夺取政权。不流一滴血便建立起资产阶级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列宁曾警告落后国家的共产党，要它们用全力反对资产阶级支配群众运动，现在在中国，资产阶级正好支配着群众运动。在克里姆林宫中负责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的那些人已用死的列宁来纪念活的列宁。他们从他在国家大典，在大会和群众集会上发表的著作中，抽取些断简零句来喃诵，这正好似国民党政客在纪念其已故领袖的纪念周中，口里呢喃着孙中山的滥调一样。列宁曾写着：共产党人必须拥护民族革命运动，其「唯一的目的」就在团结共产党的份子，教育他们，使他们了解「反对其本国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的任务」，但是当列宁写这几句话之时，他不仅仅是在定立训条，就是当他极力主张无产阶级运动即「处于其萌芽形式中」亦应保持其独立性时，也不仅仅是如此。 [16]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全部经验总结在这句隽永的话中：共产国际及其落后国的党应反对资产阶级想支配那设法「解除一切剥削」的群众运动的企图；又「并不因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落后性质「便认为革命的领导权应送给资产阶级民主派」。 [17]

　　中国的事变又重新试验而且又重新证实这一分析。但克里姆林宫的轴心已不再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政策。在中国，它相信国民革命运动如果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就可以更迅速地产生一些急需的同盟者。苏维埃国家与共产国际的精神和物质的援助并非经过共产党而送达群众运动，而是经过资产阶级国民党，这个党被说成为一切阶级的党，而共产党人及群众则一定要服从它。这种政策已直接招致了3月20日政变。假如共产国际的领袖们不能像列宁一样预见事变，他们现在至少也碰到了既成的事实了。事情是迟了，但还不太迟。克里姆林宫的经验主义者还能够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支配的斗争——否则就完全「把革命的领导权让之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何况此刻还不是让之于民主派而是让之于军事独裁创造者的资产阶级。

　　共产国际领袖，斯大林和布哈林却采用后一路线，且设法隐匿广州已发生的政变，不让国际的下层知道。他们把它发生经过的一切消息都压下来。这些事情不仅不让俄国工人及共产国际的其它支部知道，而连它的执委会，甚至连执委会主席团的其它委员都不让知道。关于这一点，有两个机关的委员们作证。 [18] 当政变消息已出现于中国和国外的帝国主义报纸时——详细事实虽往往被曲解，但这些记载却包含有非常真实的断言：广州政权已转入蒋介石手中了——共产国际报纸的中心机关开始发出猛烈的否认。

　　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于1926年4月8日写道：「路透社……最近发出一则新闻，称在广州，蒋介石，这位革命军的最高司令官（路透社从前称他为赤党）已实现『一次政变。但这则谎报（旁圈照原文）不久就被否认……国民党并不是只有几个党员的小团体，而是名符其实的群众党，而广州革命军及广州革命政府就是建立于这一基础之上的。一夜工夫在那里实行一次政变当然是不可能的』」。 [19]

　　广州政府并没有变成资产阶级政策的工具，它此刻愈益「矢忠于世界革命」且以「苏维埃政府」的资格，伸张其权力于邻近各省。

　　共产国际的同一报导继续往下写道：「广州国民政府的前途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顺利的……广西省将于短期内成立一个苏维埃政府……由于国民革命运动，结果将军们的权力消失了。（旁圈照原文）国民政府现在彷照苏维埃的制度，在广东省内进行组织一切县镇行政」。 [20]

　　1926年4月21日，纽约《工人日报》 [㈡] 采登一则莫斯科专访说：「香港及伦敦的反动的英国报纸努力推进他们的帝国主义宣传，现在又散布关于国民政府破裂的耸人听闻的故事。这些报导并没有真正的根据。它们无非是英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的阴谋手段而已。现在广州没有发生过什么暴动。这些报导的根据似乎是一位广州军将领——蒋介石与广州政府间的某些异见(！)。这些异见与原则问题无涉，且与武力争夺政权毫无关系。这些意见已祛除了，广州仍是中国民众解放运动的堡垒。英帝国主义企图为它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广州的不重要的异见已失败了……莫斯科报纸认定英国反动报纸这种挑拨离间的阴谋正好暴露英帝国主义对于广州的真正计划。《消息报》写道『愿望是思想之父，英帝国主义者把它们的真正企图表现为既成事实』」。 [21]

　　假如发出这样的否认只是偶然出于无知，那么，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报告就不能这样说了，维辛斯基写道：「英帝国主义者……妄想在广州挑起一个暴动，并向全世界大吹大擂说，广州政府已塌台了，国民党右派已夺取政权且成立一个政府了，这个政府已赞成和英国妥协且正在逮捕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人。所有这些话都证明是帝国主义者的向壁虚构。……被帝国主义报纸『推翻』的广州政府现在事实上愈益强大了……」 [22]

　　1926年末，这一鸵鸟政策交给共产国际的最高机关来考虑，共产国际的最高机关关于中国问题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案下文将见分晓，它一也不提及广州的三月事变或这一事变的结果。共产国际上层希望藉这种沉默来隐藏三月政变的意义并使中国共产党人易于顺从（中国共产党是由共产国际在华代表就近指导的。）

　　鲍罗廷曾一度北上，在政变之后，在5月15日国民党中全会之前遄返广州。有个眼光锐利的外国观察者当时已和蒋介石若干最亲近的顾问有关系（而且他后来也服务于蒋介石政府），他于事变后数日抵广州。据他的叙述说：「俄人似乎相信万事皆休了。许多中国共产党人都躲起来……反共派欢天喜地……鲍罗廷与蒋解决争端。蒋想知道俄国在北伐中，对他帮助到什么程度。鲍罗廷从前曾一贯反对北伐。蒋对联俄延续之态度视鲍罗廷对北伐之态度而定。他们得到一致意见了。俄人一定支持北伐。联俄的政策仍继续维持。共产党人恢复原状」。 [23]

　　据另一个纪实说，「后来蒋与鲍罗廷的关系愈益和好了」， [24] 而且5月15日国民党会议的一切决议均「受鲍罗廷完全赞许」。 [25] 据更进一步的记载说：自委任蒋为总司令后，所有授给他的紧急权力均同样授给「鲍顾问」。 [26] 无论如何，这却是一个事实：鲍罗廷及追随他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毫不犹豫的屈服于3月20日政变所造成的军事独裁。鲍罗廷甚至还顺从蒋的意思，把一批俄国军事顾问撤换，代以更易驾驭的同僚，因为这批军事顾问在军队间平等贡献他们的意见和分配物质的援助，而并非特别经过蒋，故他们已惹起蒋的不欢。这次事情出乎蒋介石的意想之外，不用很大的因难便完成了。他于是毫无悔意的翻过身来对付若干会帮助他举行政变的右派阴谋家，把他们逐出广州。他现在越发要用左的外套来掩蔽他的领导了。他的右派同僚遄返上海了。等到他再次用得着他的时候，他能够而且一定要召唤他们回来的。

　　凡是从莫斯科官僚方面得到政治上的鼓励和报告的历史家，他们通常都只用几段话来交代3月20日政变，把这次政变的意义完全隐瞒起来或加以曲解。正当这次政变发生之时，莫斯科甚至无耻的抹杀它的意义，它自然希望写历史时不注意这一事实。例如，罗易·菲些耳便把3月20日的结果写成如下的话：「但蒋的著名特性不是勇敢，他分明为他自己的行动所惊吓，他于是寄……一封谦卑的信，哀求鲍罗廷立即南返……」。鲍罗廷回来时，蒋「百般辩解。……」他问鲍罗廷，他应当怎么办？「准备北伐」，鲍答说。那么，正「因为鲍罗廷想修补3月20日政变所造成的伤害(！)」，「蒋才计划第二次政变……这一次是反对右派……」。

　　他往下写道：「但是鲍罗廷、左派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排除蒋介石呢？」「因为他们太薄弱了……」他学着鲍罗廷的口气答道。「他们虽有广大的群众同情，但他们在广州却没有充分的力量来克服蒋介石及拥护蒋的资产阶级……双方面都知道，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与其现在从事于流血（而只有广州军阀才能从这一流血中获胜），他们还不如默默赞成把问题拖延到他们抵达长江之时。开始北伐的提案在5月15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上通过。在这次会议上，每一派把意见坦白直陈达到这个地步：「诸君呀，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互相搏斗的。但我们需要一个更广大的用武力之地。让我们把算帐的日子延缓一下吧，此刻让我们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吧」。 [27]

　　菲些耳随便将5月15日通过的其它决议置之不提，而这些决议却是束缚共产党的。流血果真是延缓至他们抵达长江之时了，但3月政变、5月决议以及共产党之投降它们，已事先保证了将来流的一定是工人的血了。所谓「共同目标」就是资产阶级对群众运动的胜利。鲍罗廷在这里被描写得彷佛很想将来和蒋介石斗争——而准备这一斗争的方法则是事先把一切武器交给他似的。如果偏要说蒋介石有什么特性的话，那就是为了他本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施行打击，施行痛烈打击的本领，斯大林—布哈林—鲍罗廷之流对于工人的利益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中国共产党人执行他们的命令，迫得要投降，甚至要匍匐于国民革命运动的新主人之前。 [㈢]

　　蒋介石借口共产党人密谋举行他们自己的政变，遂实行了3月的政变并执行了5月决议案。不错，在广州有直接反蒋的阴谋，但不幸共产党却连想也没有想过这一类事。在它心里没有什么事情比1926年3月组织工人阶级暴动那样生疏。蒋和他的右派助手制造共产党「阴谋不轨」的谣言，他们所根据的就是局势本身的逻辑呈现给他们的材料。他们——并非共产党人——瞧见工人阶级的组织蓬勃生长，瞧见它的武装纠察队，它的战斗精神以及它的力量，他们懂得它当时是能够夺取和掌握革命运动的领导权的。因此，懂得干的时候已到来的正是他们，不是共产党人。当他立即干起来时，再没有人比得上共产党领袖那样震骇，那样痛苦，那样委屈，他们竟被控犯有计划举行工人阶级进攻之罪。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写道：「第一、……共产党若不是一个疯子的党，当然不会就要在广州建设工农政府；第二、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共产党的政策，恰恰和右派所宣传的相反，不但主张广东革命的势力不可分裂，并且希望全中国的革命势力都要统一，不然无对敌作战之可能」。” [28]

　　陈独秀在6月4日给蒋介石一封公开信里，更进一步的争辩着说：「……正当英日吴张反动势力大联合，攻破北方国民军之时，复在广州谋阴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如果是共产党同志中那一个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不过我知道我们的党并且相信我们的党中个人，都没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 [29]

　　蒋介石于3月20日不久之后，在一篇演讲辞里提起某一共产党员的一句话，来证明这种思想存在于共产党人心中，这个共产党员说的那句话就是：「我们团体里有一个段祺瑞，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要先打倒这里的段祺瑞」。于是这位作过这次演讲的共产党员赶快给蒋介石一封公开信，解释他所指的是「思想上的段祺瑞」，亦即旧封建思想，又解释因他讲的是普通话，不是广东话，他的原话翻译者弄错了。「……我不但没有诋毁先生的言论，自信因为国民革命而爱护先生的言论，实在是到处公开的。……曾记3月20日事变以后，我……会见先生……当时很诚恳的对先生表示我们始终信服先生的态度，先生若果真以同志相待，应该开导我，或是见我有什么不对，更应当声色俱厉的责罚我，使我好晓得改过，先生却很平和的轻轻答道：『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为什么现在竟加我以『诋毁中伤』『有旁的用意』的罪名」 [30] 写这封信的人就是高语罕，他不是一个无名小卒，他是共产党的领导同志，他同时还供职于国民党的监察委员会。

　　当3月20日政变碰到委屈的否认和叱责之时，5月15日中全会的决议却毫无问题的被接受了，共产党人寻求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来把它们说得有条有理，并加以辩护。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国民党的一封正式信说：「帝国主义者见之（即指『党务整理案』）或且疑为贵党已中其奸计而自破革命战线，表现右倾……然贵党之出此，或者认为与本党合作之方式，历年以来，迭次引起党内一部份人之疑虑与猜忌，……故必须先在合作方式上有几种之改变，袪除一般无谓之疑忌，然后决然肃清内部，打击反动派，方能整齐革命之战线，以全力对待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与压迫乎？果若此，则与本党合作政策并无所谓根本冲突，此原则为何，即团结革命势力以抗帝国主义，不问其团结及合作之方式为何也。果若此，则吾两党联合之根本精神，不……稍减……贵党『党务整理案』原本关及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 [31]

　　5月26日，共产党《向导周报》 [32] 的一位广州记者写道，5月15日中全会「既有团结革命分子与反动派战斗的宣言，又非根本推翻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合作的政策」，且「单是这一中央会议的党务一案，还不足决定民党中央的右倾」，故此，「共产派认清革命的现时形势，要求极巩固的极彻底的革命联合战线，他们在此地对于民党中央的新决议案的态度，便以此为标准。民党中央会议中的共产系（Fraction），……对于民党内部组织问题……毫没有什么争执」。 [㈣]

　　这种谄媚政策在共产党下层并非畅行无阻的。在上海，有一批同志要求党立即退出国民党，他们宣称在5月15日国民党中全会造成的情形之下，共产党人不能有效地工作了。上海中央委员会与广东党组织均极力反对这一本能地正确的无产阶级要求。广东委员会（后来比较上海中央更「急进」）认为「退出国民党就等于放弃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放弃革命的国民党旗帜给资产阶级。这就是莫可补偿的损失。这个时候应该采取暂时让步的政策以保留在国民党之内」。 [33]

　　但党的领导机关难于3月20日之后奉共产国际的命令，执行了投降的政策，它也开始觉得必须修正党的路线。要求恢复独立的呼声已传播到这个程度，甚至连陈独秀也写信给共产国际，提议以国民党外之两党联合来代替国民党内之工作。 [34] 1926年6月共产党中全会当真把这个意见做成决议通过了。它马上受到共产国际严厉的叱责，但在共产国际内，托洛茨基领导的俄国反对派也已经开始同样的提出中国革命的问题，设法使中国共产党人脱离国民党的窒死人的压制。有一篇正式文章，几及一年之后才第一次暴露3月20日的政变已将中国的民族运动放在国民党右派的支配之下，这同一篇文章也同样第一次揭露中国共产党人曾要求他们的自由，并揭露这一要求曾奉令「改正」。甚至中国共产党提议在国民党内部组织左派——这是一个惊人的暴露：原来所谓左派甚至还没有自己的派别组织——也同样遭到叱责，为的是要执行这一政策：「领导整个国民党向左走并使它获得一个稳定的左派政策」。 [35]

　　在中国，鲍罗廷坚决压制中国共产党内部主张采取独立政策的倾向。他宣称：「目前是共产党人替国民党做苦力的时期！」36退出国民党的提议横遭压制，因为这次提议等于「放弃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给资产阶级」。但资产阶级却并没有等待共产党人。3月20日之后，国民党的旗帜牢牢的握在他们手中，而群众却从来没有料到这一点，只好让之异日突如其来的、凄惨的碰到它。中国共产党人竟不去站在伟大工农组织（共产党人在这些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占优势，而广东政府也仍然依赖它们的力量）的前头，在阶级斗争战场上进行反资产阶级的战斗，他们倒还追得仅仅去做奴隶式的辩护。1926年3月20日政变暴露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强有力的群众运动的惊人现象，这一运动竟毫无痛苦的被迫离开自己独立发展的路线，被放到其阶级敌人的领导和支配之下，且因为受了它自己的领袖欺瞒，对这件事还茫然无知，这些领袖犹哓哓置辩说，他们从来没有梦想领着群众离开资产阶级的指导。 [36]

　　还是亏得这一点，资产阶级代表才能够仍以「革命领袖」的资格出现于群众面前，在他们和共产党人之间，很少有什么明显可见的不同了。1926年5月，蒋介石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有500个代表，代表400个工会和124万有组织工人，在这一百几十万工人中，有80万自去年5月以来曾参加过200次以上的政治和经济罢工。 [37] 蒋以骗人的客气，自称为兄弟。他以纯粹犬儒主义的态度来感谢工农，因为他们于1925年曾在东江和粤南战役中尽过决定的作用。他说：「在这个时期内，工农大众……促成国民党的统一，肃清一切反革命派并巩固国民政府之基础。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工人和农民已能够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毋须依赖军队的力量！」 [38]

　　蒋介石竟敢向中国工人说出共产党所不敢说的话：工人能够依赖自己的力量来斗争并百战百胜。他可以用「世界革命万岁！」来收束他的演辞，并在共产党人的声音与所有其它人的声音混合一起的欢呼中步下讲台。他现在可以进行准备北伐，因为他心里已有了把握：群众运动尚可为他利用。争取支配权的预备战，没有引起资产阶级一点灾害便结束了。老实说，这不是一幕战斗，只不过是一幕顺利排演的阴谋吧了。亏得共产党的退却和屈从政策，它正在群众斗争的战场之外发生过了。有组织的工农只须共产党人一号召便一定已把他们的砝码投入他们所属的天平盘中——对抗资产阶级——但他们现在却被人召去参加北伐战争，他们参加北伐乃处在保证资产阶级获得胜利果实的环境之下。北伐军于7月向北进发，它们乘着新的革命浪潮的高峰很快就势如破竹，连战皆捷，这一革命浪潮有如激流一样淹没江西、湖南和湖北，把几千百万新人卷入斗争，不久便吞没武汉和上海。

　　同时在广州，3月20日政变的后果已令人感觉到了。资产阶级从秘密的阴谋变成公开的镇压。广州共产党人的「暂时退却」成了一条永远不尽的长途。7月29日，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宣布戒严令。公众组织、集会、报纸、工农义勇队，一切均受军事当局节制。三天之后，又一条命令下来：「在北伐期间禁止一切劳工骚乱」。当局虽表面上超然事外，但它已动员广州的流氓加入「中央工会」了。对革命工人的进攻发展到街头上。

　　工人们突然从外表的平静（这是他们的领袖抚慰他们的）中惊觉，拿着武器、棒子、竹竿、小刀，间或拿着一枝手枪和步枪，起来自卫。经过6天的巷战，有50余工人遇难。8月9日，当局颁布一切劳动争议均由政府执行强迫仲裁的条例。禁止工人携带任何种类之武器，又禁止工人集会、结队游行。一道警察命令道：「北伐期间任何扰乱后方之企图均视为反革命及叛党之行为」。军队的巡逻控制各街道。「中央工会」的会员奉召去破坏一个印刷罢工，这个罢工已使全市出版界停顿了。工人代表会，这个代表17万广州工人和店员的革命组织恫吓着要举行总罢工。但他们的恫吓拖延太久了。它终没有实现。广州工人经过连年斗争从雇主方面夺来的几点小小的胜利品，又失掉了。毒辣的包工制曾使工人降为工头的无告的奴隶，且曾在广州被部份的废除了，但现在又恢复起来。公共的弊害（如官准的烟赌窟）又重新繁昌起来，官家「敲榨」的苛捐杂税也驾乎国民革命以前时代的捐税而上之。 [39]

　　在广东农村中，3月20日政变是地主向叛变农民发动恶毒攻势的信号。1927年2月广东省农会作一报告，列举许多攻击农民，杀害农民领袖，捣毁农民协会的案件，这种进攻，1926年6月开始发生于广东，以后一直到该省的革命的农民运动被消灭之前，从未终止过。但就是在这个报告的字里行间，农民运动的共产党领袖尚继续掩护这次反攻的真凶。它说：3月20日事件「确实没有影响我们国民党的政策。但贪官污吏、士豪劣绅却利用它来散布谣言，如称：『农民协会被解散了』，『国民党中止农工政策』……5月15日中全会通过之提案只是充分处置国民党内务问题，但不法地主、贪官污吏却据此来推断政府将要解散农民协会，又推断国民党已放弃农工政策」。 [40] 地主及其奴仆正确地学取蒋介石政变的榜样。农民从来没有懂得，地主对他们施行攻击是完全「合法的」，3月20日政变已确乎把农民的叛乱排出国民党「合法」的范围之外了，虽然农民的领袖尚那样手足无措的依存它。这同一转变又使省港工人罢工毫无结果的终结。

　　3月政变不久之后，解决这次大罢工的谈判又重新举行。这种谈判曾于一月间停顿下来，因为当时英国绝对拒绝香港工人的要求，而广州政府也坚主它只能充当香港当局与罢工工人的中介人来谈判。1925年6月在罢工伊始，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曾要求交还沙面租界及撤退广东海面一切外国军舰。香港工人曾要求言论出版自由，要求有选举中国代表参加香港殖民地政府之权，要求改善工人生活，禁止童工，施行八小时工作制，并要求收回定于是年7月1日普遍增加房租的成议。

　　英国已拒绝一切谈判，当罢工和抵货继续下去时，它高踞在香港山上大发雷霆。1926年2月4日香港总督宣称：「只有受布尔什维克阴谋教唆的广州罢工委员会的非法活动，才阻止省港在旧时亲密的基础上恢复正常的关系。我们希望而且要求广州政府完结这些非法行为。我也希望它清楚的了解，香港将在原则上永不赞成偿付罢工费用或赔补不复职工人的损失」。 [41] 督宪大人发言之后，不过短短的几个星期功夫，他所希望和要求的终于来到了。蒋介石的3月政变在广州造成的转变，已令人们有可能在「旧时亲密的基础上」恢复关系了。

　　4月9日，香港的非正式接洽又重新举行，香港政府的检察长坎培君与广州外交部长伍朝枢磋商，据官方描述，此次磋商为一种「由衷之谈」。 [42] 中央执行委员会5月全体会议休会后数日，广州政府又正式邀请港方重开谈判。英国欣然赞成。双方代表与7月会晤。省港工人原来的要求，双方都不赞成了，陈友仁现在已接任外长，他说：「这些要求乃是在623屠杀案之后的非常环境中拟定的，我政府为博得满意解决之忠诚的愿望所推使，准备把它们所包括的条件，加以重新审定，使行其中再没有什么与在华贸易强国之一——英国之荣誉和利益相违反的，免得解决路上继续受了障碍」。 [43] 现在问题已不是偿付工人罢工期间的工资。而是由英国贷给广州1000万元，条件是：「在广州政府直辖的领土内，完全停止抵货及其它一切反英的表示」。 [44] 中国代表甚至不再假装代表罢工工人利益。罢工委员会要求在这次谈判中参加意见，蒋介石下令「广州公安局长制止工会干涉目下进行中之省港会议」。 [45]

　　在谈判期间内，军警巡逻市中各要道，且严密监视工会领袖，「制止工人中的任何运动，盖此种运动将产生一种见解，以为国民党不能控制广州局势，并以为和国民党谈判解决罢工……将属徒劳无益，广州罢工委员会尚要求：如果不准它参加现在进行中的谈判（这一谈判与工人有重大关系的，）也应听一听它的意见；据一般人了解，如果双方没有异议，整个会议的次委员会可在某些问题上聆取工人代表的意见。广州华人已抱有这样的见解，认为在7月15日双方代表……会见之前，整个问题已在国民党领袖及蒋介石将军之间决定好了，他们看不出在工人中有任何煽动足以改变既成的政策。他们之静听罢工委员会的意见无非是一件客套事而已」。 [46]

　　「客套」归工人，1000万元归蒋介石！这不算是一宗倒霉买卖。但谈判却无结果而终，因为广东政府不复替工人说话，而事实上它也和英国人一样急于结束罢工，这件事一表明出来，它的磋商地位便立即破产。因此，英国退出谈判，于9月3日，一队英国海军陆战队肃清广州西堤各码头的工人纠察队。陈友仁对这种行为提出抗议，要求「现在寄泊于长堤的英舰退回沙面附近之通常抛锚所」。 [47] 这与撤退广东江海一切英舰的要求相去太远了！但罢工和抵货的后盾已遭打破。1926年10月10日，广州政府无条件的宣布停止罢工和抵货。国民党及罢工委员会解释此举乃时势所需，盖「国民革命的权力和影响伸展至长江已引起全国形势的变化」了。这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15个月斗争，没有使领导这次斗争的工人们的要求得到半点满足便草草了结了，这样草草了结还称「不是失败而是伟大的胜利」哩。 [48]

　　鲍罗廷解释说，「或者是帝国主义应该投降中国，……或者是中国承认失败。但既然失败是不能加以鼓励的，那么，为了在全中国——在更大的基础上，用更大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了结这个角落的战斗便成了必要」。 [49] 失败是不能「加以鼓励」的。它必须合理的化成胜利。重要的时机和决定的地位久己不经一战的让之敌人了，但把这件事加以隐瞒是必要的。香港的罢工和抵货已给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的远景广开门户，且已无可比拟的证明工人们为自己利益而活动的才能。但在共产国际和鲍罗廷的教导之下，中国共产党人已毫无感觉的让机会错过了。省港工人一定得用高价偿付这一「胜利」。

　　罢工和抵货自动取消之后，香港总督喜气洋洋的宣称，「我们可以很有理由的希望，广州当局目下将做坚决的努力，以重建法律与秩序」。香港渴望想在两广见到「一个强大，稳固和开明的政府；我们应乐得做这一政府的密友和坚定不移的拥护者」。 [50] 12月国民政府迁都长江，在广东重建「法律与秩序」的任务便交给桂系军阀李济琛，他已攫得充分统治权了。对付工人的严厉的警察手段已实施。强迫仲裁一切劳资争议，禁止工人领有或携带武器，禁止工人擅自捕人及纠察厂店等一批紧急法令也颁布了。 [51]

　　为了答复这些手段，纠察队及其它工人志愿军「奉工人代表会（这个大会是受共产党指示的）之令，目下在他们的立场未重新确定之前，深居简出」。 [52] 共产党人本来在鼓动改选参加各省国民党组织的代表。但他们现在急于取悦李济琛，便突然把这种鼓动停止了。 [53] 当李济琛实行改组，委派他自己的私人充任一切要职之时，他们不发出半句抗议。他们丝毫没有致力于有组织的抵抗这种反动的进攻。广州被军阀紧紧的箝制住了。共产党人的投降也完成了。 [54]

　　埃尔．勃劳达、谭曼尼和约圭．杜里奥合组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27年2月17日抵广州，当时广州的情形恰好正如上述。他们视察一下那尚残存的、受独裁者李济琛束缚住的群众运动的外壳，李济琛告诉他们说：「国民政府永远不会违反工人阶级的利益的」。 [55] 他们致电慰问蒋介石，蒋又回电以示欢迎。 [56] 他们给国际报纸的第一个报告深以身居「革命的广州」为荣，没有半点提到冲突之事。 [57] 他们在香港纠察队参加大罢工遇害者的墓前献花圈，上面附有这样的题句：「香港纠察队烈士象征中国工人阶级贡献于中国革命及世界革命之伟大捐助」。 [58]

　　6个月之后，在事变久已自行发展之后，这个代表团才用如下的话来写及它访问广州的情形：「北伐正盛极一时，广州商人聪明的利用联合战线的口号，来免除他们替工人阶级负的义务……广州无产阶级的若干领袖碰到资产阶级这种聪明和蛊惑的策略，竟弄不清他们的政策……（他们）漠视了……无产阶级的基本的阶级利益，为的是害怕破坏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彷佛严格遵守一切反帝和反军阀的『联合战线』口号的唯一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及其革命领袖似的……这无疑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后来使中国工人阶级耗去重大的牺牲和不少的血」。 [59]

[1] 汤良里著《秘史》第231页。
[2] 《黄埔年报》，1925年12月广州出版。
[3] 1926年3月18日《国际通讯》。
[4] 李芝龙著《汪主席之辞职》。
[5] 1926年2月17日《国际通讯》。
[6] 1926年4月10日《密勒士评论报》。
[㈠] 李芝龙，这位海军部的共产党领袖一点也想不到成了这一晚活动的徒有其名的重要对象，他已在《汪精卫主席之辞职》一书中，记载这段史实的大部分，这本书一年后才出版于武汉。
[7] 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四章第五节。
[8] 李芝龙著《汪主席这辞职》。
[9] 汤良里著《秘史》第346页。
[10] 李芝龙著《汪主席之辞职》。
[11] 邓中夏著《香港罢工检讨》。
[12] George Sokolsky著《亚细亚之取火匣》(Tinder Box of Asia)1933年纽约出版，第336页。
[13] 邓中夏著《香港罢工检讨》。
[14] 李芝龙著《汪主席之辞职》。
[15] 该决议案这全文收入T. C. Woo着之《国民党与中国革命之未来》一书中（见该书第1706—9页）；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第四章第五节，和布施胜治的《苏维埃之远东政策》第251—6页均有引证和摘录。
[16] 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见《提纲与章程》第70—1页。
[17] 前揭书74—5页。
[18] 「当俄国共产党员已在中国被捕，我们的报纸尚没有一句话提到1926年3月20日的蒋介石政变」——季诺维也夫语，参阅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集》第347页附录〈中国革命提纲〉；「斯大林—布哈林集团把1926年3月蒋介石的第一次政变隐瞒了整整一年」。——阿尔拔．特列恩特（Albert Treint）语，参阅1927年11月巴黎出版《反对派文件与党的答复》第76页〈特列恩特同志的宣言〉。
[19] 1926年4月8日《国际通讯》。
[20] 同上。
[㈡] 《工人日报》乃美国共产党机关报——译者。
[21] 1926年4月21日纽约《工人日报》。
[22] 维辛斯基着〈中国局势与帝国主义者的计划〉，见1926年5月6日《国际通讯》。
[23] G. Sokolsky 著《亚细亚之取火匣》第336页。
[24] 汤良里《秘史》第249页。
[25] A. M Kotenev著《新灯替旧灯》(New Lamps for Old)，1931年上海出版，第237页。
[26] 汤良里著《秘史》第249页。
[27] 菲些耳著《苏维埃之世界政策》，卷二第651—3页。
[㈢] 关于3月20日政变，还有一个特别露骨的歪曲历史的例子，这可从前任沙皇军官V.A.恰刚妥夫的著作中寻出，他数年前毫不困难的混入斯大林的阵营中。据洽刚妥夫说：「（政变后）不到两个月，『右派』和『中派』为了博得群众的拥护，迫得妥协起来，致向『左派』作许多让步……因此，5月各派和谐起来，而蒋介石便成了国民党的领袖及革命军的总司令」。——参阅V.A.洽刚妥夫著《俄国及苏联在远东》第151页，1935年出版于纽约。蒋因为要做广州主人，竟「让步」和「妥协」！
[28] 见1926年3月末上海《向导周报》，该文并与中国共产党其它论文和文件收入1926年7月北京出版之《本党与广州事变》一书中。
[29] 〈陈独秀给蒋介石的公开信〉（1926年6月14日），见《本党与广州事变》。
[30] 〈高语罕致蒋介石的公开信〉，见《本党与广州事变》。
[31]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国民党的信〉（1926年6月4日），见《本党与广州事变》。
[32] 收入《本党与广州事变》中。
[㈣] 这篇报告的作者赵世炎命定要忍受「丝毫」没有讨论资产阶级进攻的后果。一年之后，他壮烈地死于蒋介石刽子手之手。
[33] 李立三在《中国革命》（文件集）的序文中曾加引证，该书于1930年在上海出版。
[34] 陈独秀：〈给党员的信〉。
[35]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与国民党〉，见1927年4月15日《共产国际》报。
[36] 陈独秀：〈给党员的信〉。
[37] 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四章第三节。
[38] 恽代英著《国民党与工人运动》一书曾加引证，该书于1927年4月出版于武汉。
[39] 1926年7月31日、8月7日、8月14日、8月21日及8月28日《密勒士评论报》上之「南华消息」。
[40] 〈广东省农会报告〉（1927年2月），见1927年5月8日，武汉出版之《中国通讯》。
[41] 《中国年报》（1926年）第982页。
[42] 邓中夏着〈香港罢工之检讨〉；1926年4月24日《密勒士评论报》。
[43] 〈广州抵货谈判〉，见1926年《中国年报》第989页。
[44] 前揭书第998页。
[45] 1926年8月7日《密勒士评论报》。
[46] 1926年7月31日《密勒士评论报》。
[47] 《中国年报》（1928年）第976页。
[48] 前揭书第977—8页。
[49] 菲些耳著《苏维埃之世界政策》卷二第645页引证。
[50] 《中国年报》（1928年）第978页。
[51] 〈广州罢工条例〉见1927年上海《中国经济杂志》；参阅1936年12月31日North China Herald报之〈广州之劳工镇压〉一文。
[52] 1926年12月31日North China Herald报。
[53] 李立三编《中国革命》附录之〈「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以后均简称为〈八七告党员书〉。）
[54] 米夫著《中国革命》（1932年莫斯科出版）第971—8页。
[55] 斯托拉(Sydor Stoler)着〈广州之工会运动〉，见1927年9月15日汉口出版《泛太平洋工人》。
[56] 勃劳达(Eaal Brauder)著《国民革命中国之内战》（1927年，芝加哥出版）第12页。
[57] 〈在华之国际代表〉，见1927年4月28日《国际通讯》。
[58] 谭曼尼(Tom Mann)著《中国见闻录》（1927年伦敦出版）第8页。
[59] 史托拉着〈广州之工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