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上海暴动

　　在上海，工人们已掀起一个无比深入和富于战斗性的罢工浪潮，来响应北伐军的胜利。在1926年期间，据一个官方的调查，在上海有169次罢工，波及165家厂店，包括202297个工人。在这次罢工中，有82次或49.64%次是全部或部分胜利的。另一个官方统计则列举257次罢工，其中有53.89%是全部或部分胜利。 [1]

　　是年铜币价值的不断低减引起生活费的剧烈上升。工人的生活状况也因之恶化。罢工的要求大都不出增加工资，召回解雇雇员，开除不法工头，反对无理开除，罢工期间工资照发，偿付或增加米贴，减少或规定工作时间，改良工厂设备、工房、饭堂及一般工人待遇，废除体罚，发花红，释放被捕或被监禁工人，工作时受伤赔偿费等。其它不断反复提出的要求也就是上海产业中一般状况的明证，这些要求例如免费受医，生病期间工资照发，学徒发工资，星期日停工，工资到资即发，女工于分娩期间应发一个月工资，禁止用童工代替成年工，养老金等便是。

　　这些罢工斗争是在军阀及外国当局极野蛮的镇压的状态之下进行的，它们中半数以上也是在这种状态之下取得胜利的。上海总工会处于非法的地位活动。很少罢工是没有连带发生被捕和武力压迫工人的事情的。但这种手段对罢工浪潮的影响极微。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和九江，上海的群众运动染上更直接的政治色彩。工人们准备依照自己的办法来干涉事变，以便从政治上谋解决他们的问题。

　　10月，孙传芳一个部下在浙江举行了一次流产的叛变，这件事遂成了10月24日上海第一次暴动的信号。浙江叛乱失败了。上海暴动（共产党让钮永建领导的国民党机关来发动这次暴动）便被孙傅芳的走狗相当轻易的压服了。这次并未号召总罢工，也没有动员全体群众起来行动。钮是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委任官，又是蒋介石的亲信，他负了双重任务：一方面扰乱孙氏后方，俾有利于蒋；另一方面限制共产党人之影响和活动。10月23日晚，浙江叛乱失败的消息传到上海。钮不守信约，竟干脆逃避那原定于翌日举行的暴动。几队共产党工人的小队伍于当晚袭击警署，但很快便寡不敌众了。工人们当然从这次经验中得出教训，准备未来的更有效的行动。在11月28日与12月12日的群众大会中，反军阀和反帝的情绪很高涨，这几次大会就是临近的暴动的先声。

　　在这几个月中，上海的政局异常复杂。它围绕在一个运动的周围，这个运动一开始本来是想鼓动上海区的自治的，不久便发展成为苏、浙、皖三省自治的鼓动。这一运动成了一切集团和阶级政治活动的焦点。虞洽卿及江浙银行团领导之银行买办资产阶级，吴稚晖、张继等领导之右派国民党政客，黄郛、王正廷之流的职业阴谋家和说客，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麾下之流氓，钮永建领导之国民党党部，以及普通社会上无数的小人物、食客、蜂媒、职业操纵及营谋者，通通以这个运动为焦点。甚至孙传芳（这次自治运动大抵就是直接反对这位当地军阀的）也染指于这一个自治的大饼。徘徊于近旁的就是奉系的特使，杨宇霆，他正想从中拉合张作霖和国民党。拖在所有这些资产阶级政客和操纵者的尾巴后面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上海总工会，而工人及城市贫民群众却期望它们来领导。 [2]

　　12月孙氏军事地位之恶化，使这一奇怪和混杂不堪的运动归于瓦解。孙氏于绝望中求助于昔日的盟友，张宗昌，张氏是一个山东军阀而且在他的同类中还是最有名贪婪的。张的军队开始沿津浦路南下。上海的资本家听说张将以10万元不值钱的军用票强迫他们兑现，他们均大惊失色。银行界鉴于张宗昌的直鲁军占领上海有引起纷乱之虞，故他们转而注意蒋介石，他似乎是最中肯的候补者，能够拯救他们于自下而来的工人及城市贫民的侵犯，及自上而来的山东军阀的掠劫中。

　　帝国主义当局（英美人较日人更甚）似乎已觉得局势的复杂一时不很易于了解。在1927年最初的那几个星期是，他们的最流行的态度似乎是想保持和防护他们已有的邪恶，而不想忙着去管他们丝毫不知道的其它邪恶。因为在外国商家、银行家、军人、领事和传教师看来，这种摸不着头脑的不安靖，这些无穷的投枪和飞矢（他们就是这些投枪和飞矢的摇摇欲坠的靶子）彷佛是一个普遍凶暴的命运之神的打击。他们分不清谁是兔、谁是狗。因此，他们用关闸和铁丝网围着他们的租界。海外一团一团兵和全部舰队都调来保护他们，免遭意外。只有他们当中眼光最锐敏的（附注一）才从始便了解他们利益之所在亦即上海银行家利益之所在，并照此而确定自己的方向。他们知道蒋介石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军阀，他披着一件色彩甚多的外套。假如上海银行家准备支持他，他们晓得他们也可以跟着照办。只有上海的工人才障碍他们的交易成功。蒋一到来就会除去这个障碍。因此，2月间蒋的军队一进入浙江，一切有关系的人均把局势弄得清清楚楚，只有工人和共产党的领导除外，他们犹以为蒋是革命的英雄将领哩。

　　国民革命军于2月17日占领杭州，翌日进抵嘉兴，离上海不足50里。前锋沿铁路直薄松江，离上海仅25里。上海顿然紧张起来。总工会预料国民革命军进展更近，故下令于19日晨举行总罢工。工人们像机器一样的准备响应这个号召。在48小时之内，35万工人走出街头。 [3]「繁华富丽的上海，顿变为死气沉沉的区域；全市电车停驶，轮船不开，邮局闭门，繁华的百货公司停止贸易，一切大的制造厂停止工作。工厂与作坊的汽笛回声，唤不动一个工人入厂」。 [4]

　　工人们把斗争发展到街头上。和警察开始发生冲突了。共产党的领导不自行站在工人前面，倒还期望国民党的代表来做政治指导。总罢工的口号只限于「响应北伐军！」「打倒孙传芳！」「欢迎蒋介石！」甚至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也没有了。底下就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之一，瞿秋白告诉我们当时中共中央的活动情形：

　　「……宣布罢工并不是党的正式决议。罢工爆发之后，它并没有被认为暴动之第一步。不仅在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没有什么政治宣传，就是在工人间也很少人明白总罢工的方针和目的……

　　「虽然决定提出『召集市民代表会』的口号，但并不把它看作一个号召一切工厂和工会工人选举代表，邀请小商人派出自己代表的行动口号。也没有想到使这个代表会成为国民革命的一种苏维埃，把它变为一个行动机关，在这个机关里，凡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从武装防守过渡到武装暴动等问题均能讨论。换言之，并没有致力去把它转变成为事实上的临时革命政府。

　　「党只是组织一个临时革命委员会，由工人的上层代表及资阶级代表构成。因此，走出街头的群众没有机会参加工人代表与资产阶级代表的『阶级斗争』……自然的结果就是工人代表在每一个问题上向大资产阶级让步……我党把群众叫出街头，让他们在那里逗留三天，一点也不注意他们。我们不领着他们往前走，下令进攻，走向暴动。我们甚至还没有进行防御斗争。工人们夺取步枪和枪决叛徒大都是自发的行动……

　　「我们干的工作就是花全副力量和钮永建、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谈判——而这种谈判只是想利用这各种各色（资产阶级）集团间的冲突。这种策略等于这样：工人罢工起来，但在跨步前进之前，等着资产阶级的俯允。小资产阶级受了冷遇，没有领导，没有方向。我们希望保障胜利的情势造成（即指钮永建一方面与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另一方面与大商人谈判的胜利结束）之后，我们希望这件事干好之后，才来开始准备暴动，这在客观上就等于出卖工人阶级！」 [5]

　　李宝章和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的巡捕没有等待共产党和资产阶级谈判的结果，便向工人报复。学生和罢工工人在街头散发传单，一被捕便当场砍头和枪决。罢工的头一天，李便派他的大刀队梭巡街道。罢工领袖被外国巡捕逮捕便移交中国地界处决。在租界和中国地界一样，警察队伍搜查行人和店铺，竟在街道上产生这样一种恐怖的空气，以致多数店铺，尤其是闸北和南市的店铺都停市了。华岗讲及浦东（黄浦江对岸一工业区）有一个小贩口呼「卖大饼」，军队诬之为呼「打败兵」，即执而痛殴，以刺刀乱刺。两个金属业工人和一个电车卖票员因发传单而立遭斩决。老西门有市民阅读若干颜色小传单，被大刀队斩决。三个学生在曹家渡向群众演讲被执，同样的残忍处死。被杀的确数从不知道，估计有200人。一位外国记者亲眼看见这些杀人勾当：

　　「大刀队将牺牲者的头斩断之后，他们便把这些死人头挂在电杆上示众，或者放在大盘上游街。这种惨像穿过热闹的通衢大道，结果产生一种真实的恐怖景象，因为牺牲者连审判的外表程序也不准经受的。处决发生于人烟最稠密之区。刽子手拿着大刀，伴同一队士兵，把他们的牺牲者押赴一个显著的角落，罢工领袖就在那里被迫而引颈受戮，当死人头插在尖头竹杆上，高高举起，带到第二个处决的地点之时。成千成万人都觉得毛骨悚然」。 [6]

　　工人与军警的巷战发生于21日。工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一发现武装便开始夺取它们，在街头上进行抵御恐怖。当共产党领袖终于规定2月22日下午6时为暴动时刻之时，小规模的战斗已发生了。这次暴动是预计响应国民革命军之到来的，盖每个人均相信它们正沿沪杭路挺进。总罢工已维持了3日。工人的头颅已落，鲜血流满街衢。共产党领导尚和钮永建及其它资产阶级代表在继续谈判。在这个期间内，国民革命军从未离开松江。本来它们进军上海，路上并没什么军事障碍。它们与上海的距离不过25里，而路上也只有少数士气颓丧的北军，于狼狈溃退回城时，掠夺各村。

　　国民革命军停顿不前不是偶然的。蒋介石接到钮永建一封电报，劝他「暂时停进」 [7]蒋突然下令：在军队向南京及京沪路蓦进中，停止嘉兴——松江沿线的一切活动。军事情势完全有利于占领上海，但蒋却慨然让李宝章从容屠杀上海工人的领袖。这一点双方都特别了解的。据消息灵通的《密勒士评论报》报导：「李将军已设法加入国民革命军，据报，蒋介石将军亦已同意把它拉入……甚至风传保守派的国民党人并非全然不喜欢李将军的流血暴行的，因为这种暴行打击党的急进或共产派的权力，同时也打击它的头」。 [8]数天之后，李得到酬劳，被任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于是证实这一消息。 [9]

　　预定的暴动被流血的屠杀镇压掉了。街头战斗一直继续至24日，逐渐变得零星，后来终于完全熄灭了。这时，罢工的阵线也已衰弱了。多数工人被事变的转变弄胡涂，已回厂上工。逮捕和处决仍然不绝如缕。一位外国目击者补写最后一笔：「……许多人因为拿着『欢迎勇敢的北伐军军长——蒋介石』的传单，被捕了。这些人也算是犯罪且立遭处决」。 [10]

　　尽管有总罢工的深度和广度，尽管随后又有野蛮的手段用来镇压暴动，尽管共产党领袖仍然继续混乱和动摇，但2月19日至24日的事变却证明仍然只是一个更惊人地奇观的序幕。灾害是沉重的，但工人组织仍屹然未动，而工人们也学会如何去斗争。昨天的失败并未摧毁他们，只不过锻炼他们去准备明天的战斗。但是他们的领袖曾经从这些新鲜经验中学到点东西吗？2月19日的总罢工已直截了当的提出了政权的问题。经过维辛斯基而接受共产党国际指导的共产党领导，「当暴动已经发生了，还在讨论是否要举行一个暴动」，又在工人斗争的时候来进行与资产阶级作上层勾结。「结果，我们错过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历史时机，一个非常的机遇。当政权在街头上，党不晓得如何去取得它。更糟的就是它不愿去取得它，它害怕取得它」，维辛斯基的僚属给共产国际的信所写如此。 [11]他们把这次失败与德国1923年暴动的失败相比，但补加几句话说：「只有这一点不同——在上海无产阶级有更大的力量来使用，而机会也在它的一面。假如它采取一种坚决的态度来干涉，它一定能够替革命征服上海，并把国民党内部的力量关系加以改变」。

　　假如这三位俄国代表相信2月的情形是如是，人们当然亟想知道他们对随后面来的事变作何想法。2月暴动已失败了，但他们发出那封信去莫斯科四天之后，工人们正要攫住一个更是非常顺利的时机，而这一次，他们一定证明他们已经学会如何去斗争及取得胜利了。但共产党领导机关受了它和蒋介石的联盟死死缚住，只会晓得如何转胜为败。

　　在摧毁暴动之后两个星期当中，张宗昌的直鲁军沿京沪线开下，取得上海区，孙传芳狼狈向北退去。在外国租界内，帝国主义者添增卫军，加强他们的铁闸和沙包防御物。二月末，沪上有7000英军，1500美国海军，600日本海军，此外尚有海军陆战队来自黄浦江中愈聚愈多的外国舰队。更多的军队源源而来。2月25日。外交团发出一强硬声明，它宣布采取「必要的步骤以保证租界的安全及侨民的保护」。 [12]

　　此刻军事活动沿着三条战线扩展。国民革命军沿长江而下，占领安庆和芜湖并准备直薄南京。第二支军队沿镇江——苏州线直迫京沪铁路。国民革命军集中的第三据点是上海西南，沪杭路上的松江。这一线自初步进攻，引起2月19至24日的暴动之后，便沉寂下来，3月复趋活跃。蒋介石的一位桂系部属——白崇禧缓缓沿线进迫上海。3月10日晚，他进抵上海郊外的龙华。他就在那里按兵不动，开始与鲁军防守司令毕庶澄谈判让国民革命军「和平占领」沪市。直鲁军完全军心涣散，许多都已逃去了。但他们的主力（由白俄雇佣军增援）尚扼守市内的战略地点。

　　龙华成了无数阴谋的焦点。钮永建趋见白将军。他献计道：「停一日入城，毕庶澄就要投降」。 [13]蒋介石下令该线：「勿攻沪。勿与帝国主义者冲突。停候」。 [14]

　　市内工人却并不想停候。总工会号召于3月21日正午举行总罢工，同时举行暴动，并派代表赶赴龙华，请求白崇禧开动他的军队援助工人的进攻。他拒绝调军。当工人们自动行动起来的时候，这些代表尚想法敦劝他。正午汽笛的回声未休，就开了火了。 [15]

　　罢工是完满的。实际上上海每一个工人都走出街头了。他们的队伍因为店员和城市贫民群众的参加，骤然增涨起来。直接卷入此次罢工者在50万与80万之间。 [16]暴动的计划已小心拟定。它以5000纠察队构成的一支精练的工人民军为基础，这支队伍再分为2、30人的小队。他们开始只有150枝毛瑟枪。 [17]这就是说一队还派不到一枝。其它人则只携带木棍、斧头和小刀与警察及鲁军肉搏。

　　战斗在沪市7个地点同时发动：南市（包括法界的整个南部）；虹口（公共租界三面环绕的狭长地带）；吴淞（黄埔江和长江汇流附近之炮台区）；沪东（包括杨树浦的广大工业区）；沪西（毗连租界的另一工业区）和闸北（沪上无产阶级人口最稠密之区）。

　　除闸北之外，在每一个地方，工人们在黄昏之前都已胜利地控制了警署和地方军事机关。许多士兵和警察都脱去他们的制服，委弃他们的武器和军用品。武器到处都可以得到，傍晚纠察队的袭击队伍已比较充分地武装起来了。家具、箱子和凳子都抢到街头上。大门也取下来建立警署周围的障碍物。几百间烟雾迷漫的小饭店忙着准备饭食，妇女们用碗盛着热气腾腾的饭送上前线。工人男男女女都在右臂上缠着红布条，这就是新兴无产阶级军队的徽章。天晚，所有警察署都占据了。电话局和无线电局也占据了。电线也割断了。

　　华岗记载道：「南市……武装动作开始时，先向警察厅进攻，2时许即完全占领了。同时占领了电话局。警察的一署三所，及一署三所第一分所，次第占领。从警厅与各分署中，徒手的群众夺得了枪械。沿途的游巡队，在最短时间中，经群众缴械降伏。大队由警厅进攻兵士厂。无激战而降伏，4时完全占领兵工厂。南火车站是时已无敌踪，被群众占领；铁路工人夺得火车头往来运输。5时到华商电车公司集合。广大的南市区域，在4小时内便全部解决。

　　「虹口……无驻兵，只有警署。在时间上说虹口是首先被占领的。虹口电汽厂与丝厂及金属业的工人群众，当暴动开始时，最先发难，占领警署，夺得枪械。逃散的警察，嗾使流氓与工人为敌，时来袭击工会，袭击已被工人占领之警署。因此工人纠察队既战胜警察，复抵抗流氓之扰乱，以武装镇压……」 [18]

　　贺生（译音）的记载描写此次虹口的特别事件道：「……逃散的警察发觉进攻者是共产党人而不是国民党员。他们便重新集合，在钮永建的领导之下反攻……因此巷战再度爆发。但结果工人获得胜利……」 [19]

　　浦东工人仿效军队编制编成队伍，扑攻第三区警察署。这个警署差不多毫无困难的落入他们手中。溃逃的军队均被缴械。他们中许多人都参加纠察队，成立临时的工人保安局，他们又共同占取全区的公共机关。国民党代表率领一批流氓打手过江要求接管全区。他们通通被迫退回他们的小轮船，且唯唯奉令退回上海。

　　在吴淞，工人们已把军队击溃，一部分兵士，因为不知道沪市情形，趁淞沪车赴沪。他们至江湾附近，发觉铁轨已被工人拆断，盖工人已预知他们的溃退也。兵士遂据守江湾、虹口、闸北三区邻接的地点——天通庵车站。此时，吴淞的工人纠察队已取得充分的支配权。

　　大约有五万工人的先锋部队胜利地占领杨树浦之后，便开向闸北，与闸北的作战工人会合，而两区工人遂会同进攻天通庵站。

　　沪西事情的经过也一样，工人占据警署，夺得武装之后，遂渡河会同纠察围攻四区警署，经过一场剧战之后，占领之，是役纠察队之总指挥及若干警察被杀。工人们遂集合力量，从各方面围攻北火车站，北火车站居闸北之中，此处战事最烈。

　　各处的抵抗已迅速失败，武装工人经过比较小的困难便奏胜了。但到晚上，战事仍在工人阶级的闸北的各要道中剧烈进行。张宗昌的白俄雇佣军驾铁甲车巡逻各要道，用机枪扫射工人队伍。镇守北站的一辆铁甲列车也由白俄指挥，炮击工人阵地。从北浙江路的租界隘口可以控制宝山路的全景，而工人之蜂拥进攻北站就从宝山路经过，驻守该隘口的英军一窥见进攻工人行近时便立即开火，他们的借口是「保护」租界。几百鲁军获准避居租界，后来又确实由租界当局遣送回山东原籍。

　　当下午沪东沪西工人拥入闸北之时，纠察队的队伍便大增，它们便安然围攻闸北敌人的六个要塞——北站、湖州会馆、商务印书馆俱乐部、警察五区总署、广东街分署、中华新路警署分所。第七个，同时也是最后的敌人阵地在宝山路的另一首，在天通庵车站。下午4时，各警署及湖州会馆均已陷落。其余三个中心：北站、商务印书馆及天通庵处在等分闸北的一条直线上。武装纠察队则夹处它们之间。商务印书馆驻有几百兵，拥有充分的机关枪和炸弹，完全受了包围。在这三个地点，战斗继续进行一个通宵。

　　「北站方面，敌人于晚间纵火围攻……烧民房数百间。……纠察队乃弃防线而救火，以水龙皮管，开自来水管猛勇扑救，卒致扑灭火势。附近居民，义愤填膺，对工人纠察队感激至流涕，居民壮丁，以义愤所激，自愿加入暴动。老者少者，自屋中取出木板砖石布袋，为工人纠察队布置防线，建筑障碍物。……敌人不敢进攻，惟时以排枪射击；白俄人的铁甲车，则时以大炮轰击；英国帝国主义的铁甲汽车，亦时时偷袭向工人射击……

　　「（3月22日）天明以后，敌人已觉困乏，纠察队乃从各方面猛勇进攻。……至正午，天通庵车站敌军解决称降……下午4时半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中敌军，易便衣欲逃，被生擒，余人愿降……纠察队总指挥处遂由五区总署移至俱乐部中，自此以后，全部武装集中攻北站」。

　　「但自上午起，北站敌人复用二次火攻，延烧房屋无数；是时自来水管已断，无从施救。纠察队防线退至五次，但敌亦不敢前进，最后各方队伍集中后，猛攻一小时余，白俄兵逃入租界，北站鲁军亦溃退……」。

　　6时，北站上空飘扬着白旗。

　　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从龙华开抵麦根路之时，情形就如上述。师长薛岳受了自己部队的压迫，终于不顾命令率军来帮助工人。他赶到的时候，工人已干完他们的事了。除了缩在钢铁丝网后面又恨又惊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外，整个上海都在他们手中了。宝山路、宝通路、中兴路一带，鞭炮的喜庆声及工人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代替了来复枪声。铁路工会下令修复各铁路。为执行这项命令而组织起来的300个工人的交通队就是上海暴动胜利之后首先复工的一批工人。

[1] 1927年3月《中国经济杂志》；1933年上海社会局出版之《1918年以来上海之罢工和关厂》。
[2] 〈上海争夺战〉见1927年1月13日《国际通讯》。
[附注一] 如马尔劳人之命运小说中的银行，费洛尔（Ferral）之流便是。
[3] 关于精确的数字，各方材料互有出入。外人的官方报告之过低报告数字简直成了一种政策，它们举出106000人（1928年《中国年报》第996页。）〈上海来信〉举出30万人。华岗在《中国大革命史》中举出36万人，并列举工厂和商店来证明他的数字。敌对的中国资料举出更高的总数。上海社会局列出425795人（《罢工与关厂》第62页。）贺生（译者）举出50万人（《近代史资料》第3卷，1933年上海出版。）
[4] 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五章第二节。
[5] 瞿秋白著《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1927年武汉出版）附录一。
[6] 1927年2月21日New York Herald-Tribune报。
[7] 贺生：〈三次上海暴动〉，见《近代历史资料》卷一第170页。
[8] 1927年3月12日上海《密勒士评论报》。
[9] 1927年4月16日North Chind Herald。
[10] 1927年2月1日New York Herald Tribune。
[11] 〈上海来信〉第10—11页。
[12] 《中国年报》（1928年）第1266页。
[13] 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五章第三节。
[14] 前揭书。
[15] 关于上海暴动的动人的描述，请阅马尔劳的《人之命运》。
[16] 华岗及其它共产党的数据通常举出80万人为卷入罢工者的总数。《罢工和关厂》一书则举出真正加入罢工者的数目为329000人。
[17] 牛堡(A. Neuberg即Heinz Neumann)著《武装暴动》（1931年巴黎出版）第141页。
[18] 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五章第三节。
[19] 贺生著《资料》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