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武汉：「革命中心」

　　蒋介石的上海政变对革命施行了一次摇撼的打击，但是它本来就不必是致命的打击。莫大的后备军尚存在于两湖，革命正卷入这两个省份，当地的农民正起来没收土地，而有组织和有力量的工人已能够成为土地叛乱的领袖及其胜利品的保护者了。此刻还有时间来动员和团结这些力量，举行一个新的进攻，把盘踞东部（以上海为中心）的反动势力摧毁。虽然在蒋统治的区域内，工农的组织已受了摧残，先锋队伍也丧失过半，但在4月12日之翌日，反动势力尚未坐稳。

　　蒋介石已替帝国主义者及中国资产阶级施行了他的打击，但他们对他尚没有充分的信任。他已砍断了国民革命运动的脉管，但是为了维持他自己的地位，他又不能完全在自己身上剥去它的保护外皮。他还必须替自己，又替国民党要求「反帝」斗争的领导权。他还必须指斥「不平等条约」，要求至少在形式上废除它们。帝国主义的利益集中在上海，蒋介石已消除了群众运动实时的威胁，他就暂时沾沾自喜，退处一旁，静候更进一步的证据。证明他是否应享有他们的慈悲保护之权。

　　《字林西报》写道：「我们一刻也不会轻视蒋将军的作为。就本地两星期以前的情形看来，应该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无情的干，毫不留情的枪杀共产党徒。又照蒋将军当时的处境看来，采取这一步骤需要无限的不顾一切的勇气，而且要具有决心来干，这点决心他证明是有的。而且，我们充分承认『房子不是一天筑成』这句古谚的真理。同时，蒋介石将军和国民党还要完成更多的事情，他们的保证才能兑现哩」。 [1]

　　蒋介石替江浙资产阶级花了气力，他便要用勒索、恐怖和征税的手段向他们索取重价。旧军阀的重担还比不上他的横征暴剑，而且这种旧的重担还一定似乎是一个模糊和相当愉快的回忆哩。总之，蒋与其资产阶级师傅们的宴会并不是仁爱的。他必须凶残的把他们鞭策到自己方面来，而他们也必须忍受鞭打，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就只有破灭之一途了。他的处境是绝望的。他的军事地位是不足恃的。在奉军反攻之下，徐州失守，北军还有意捉弄，从他们的浦口的堑壕方面炮击他的南京首都。他的军队处在号令不一和军心涣散的状态中。 [2]蒋背叛群众运动，现在也必须付出代价了。革命军百战百胜的神话是靠群众来实现的，没有群众，这一神话也就不灵了。他在战场上的胜利愈来愈不容易，而失败的机会则愈来愈显得多了。

　　群众运动若来一个反攻，分明可以增大这些机会。蒋孤处长江口，假如一道报仇雪恨的浪潮从革命澎湃的几省沿江席卷而下，蒋一定已被吞没了。但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如不彻底改变方针，共产国际的政策如不加以大刀阔斧的修正，这件事是办不到的。我们必需了解，上海的惨变乃「四个阶级联盟」的政策，工农屈处于国民党的窒息的范围之内的直接结果。执行这些政策结果已一步一步，从广州到北方，引到大灾劫中去。如果不了解这一事实，如果不把上海的悲惨结局的原因加以分析和估计，在言行上来一次唯一足以替革命胜利肃清道路的坚决转变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对中国革命最不幸的就是：由约瑟夫．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来举行这一次转变，更是不可思议。

　　4月21日，莫斯科《真理报》公布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的大纲，他在这一大纲里宣称，造成上海悲剧的事变进程「证明过去立下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

　　他写道：「这个路线就是国民党内左派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就是巩固国民党统一……利用右派，又只要他们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就利用他们的关系和经验……等的路线。……后来的事变已充分而且完全证明这种路线的正确」。 [3]

　　托洛茨基做了一篇反大纲，但无法公布，他在这篇文章里答复斯大林的大纲：「我们很知道：资产阶级是怎样的服从『纪律』，无产阶级又怎样的利用右派（即大资产阶级同中等资产阶级），利用他们（与帝国主义者）的『关系』以及他们（绞杀和枪杀工人）的『经验』。这种『利用』的史实现在用血写在中国革命的书上了。但这一点并不妨碍大纲说道：『后来的事变充分证实这种路线之正确』。谁也不能比此走得更远！」 [4]

　　据托洛茨基说，事变充分暴露了官式政策的破产。他写道：阶级斗争之不能「靠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来进行，流血的4月事变已非常雄辩地证明了，这个事变就是四个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的直接后果」。拒绝了解这一点就是「准备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中，重演4月的悲剧」。

　　他极力主张：只有采取一个新的路线才能保证未来不会发生新和更大的惨败，这个新路线要使中国共产党取得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而且要组织苏维埃，当做一两重政权的机关，来领导和保障各省的土地革命。组织苏维埃就是在城乡中产生群众运动本身的真正可靠的机关。工人、农民和士兵将用民主办法选举他们自己的代表，自行统一在共同的代表会议里，这些代表会将与正式政府的机关并立，保证土地斗争及反军阀反帝的斗争不受迫害。这种根基巩固的统一将给予那些盘据于武汉政府高位上的小资产阶级急进派，以永久的障碍和永久的威胁。它将使群众们摆脱上层的动摇和妥协。一言以蔽之，它将产生两重政权，当作走向革命下一阶段的过渡。

　　但是，根据斯大林的见解，尚把完全的信赖寄托于国民党，寄托于它的「左」派，寄托于武汉政府，他宣布武汉政府现在已成了革命中心，工农将要倚赖它来进行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来袒护土地的叛乱。

　　他写道：「蒋介石的政变表示从今以后，在中国南部将有两个营垒，两个政府，两枝军队，两个中心，武汉是革命的中心，南京是反革命的中心……

　　「这件事又表示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由于进行坚决的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将在事实上转变成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的民主专政的机关……（我们必须采取）……集中全国权力于革命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从此可以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国民党内部左派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的政策获得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没有这样的合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因此，苏维埃的口号是不能采纳的，因为这等于「提出反对当地现政权的口号……亦即反对革命的国民党政权的口号，盖当地目下除了革命的国民党政权之外没有其它政权。这件事又等于把两个任务混淆起来：一个任务是采取罢工委员会、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工会、工厂委员会等形式（革命的国民党已以此为基础）来产生和巩固工农的群众组织，第二个任务是建立一个苏维埃政府，当作代替革命的国民党的一个新式政权」。

　　托洛茨基答复道：「这些话完全表现出人们对革命权力怀着行政机关式的、官僚式的思想。人们不把政府视为正在发展的阶级斗争的表现和结合，而视为国民党的意志的自满的表现。某些阶级虽然加入和退出，国民党却依然继续存在。但就使真是如此，武汉也够不上称做革命中心。蒋介石的偏处一隅的国民党有了一批旧式的、反动的、唯利是图的官僚可用。左派国民党有什么呢？目前可以说什么也没有，或差不多什么也没有。苏维埃口号是号召群众起来，经过两重政权的过渡制度，产生一个新国家政权的真正机关」。

　　在斯大林看来，在未来一个时期中，「革命的国民党的权力的主要根源是使工农的革命运动更向前发展，及巩固他们的群众组织，巩固革命的农民委员会，工人的工会及其它革命的群众组织，作为未来组织苏维埃的要素」。

　　托洛茨基问道：「这些组织应采取什么方针呢？我们在这个大纲里，找不出一个字谈到这一点。所谓未来苏维埃的『准备』要素，这只是一句空话而已。这些组织现在应该干些什么呢？它们应当举行罢工、抵货、打断官僚机关的脊骨、消灭反革命的军队、驱逐大地主、解除高利贷者及富农地队伍的武装、武装工农，一言以蔽之，解决民主与土地革命的一切问题……而且按照这个办法，把自己提高到地方政权机关的地位上。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应该是苏维埃了，只不过是不很配得上它们的任务的一种罢了。……在已往的群众运动中，职工会迫得要尽的机能，已很近于苏维埃的机能（香港、上海等地）。但这些职能，靠职工会来完成是非常不够的。它们不能包容城市中接近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但是如进行罢工而使城市贫民尽可能少受损害、分配粮食、干预征税政策、参加武装力量的组织（在各省进行土地革命更不用说）等任务，若想以必需的迅速手段来完成，只有当领导的组织不仅包容无产阶级的各部分，而且在它的活动过程中，将他们与城乡的贫民联系起来才有可能。

　　「人们至少应该想到，蒋介石的军事政变已终于敲醒每一个革命家的脑袋，使他们认识工会与军队分离是一回事，联合的工农兵苏维埃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革命的工会与农民委员会之能够唤起敌人的仇视不下于苏维埃，但它们抵抗敌人打击的能力却远逊于苏维埃。

　　「假如我们要认真的谈及无产阶级与城乡被压迫群众的同盟——不是领袖间的「同盟」，即由可疑的代表成立的掺假的同盟——那么，这个同盟除苏维埃之外，找不到其它组织形式。只有那些宁愿依赖妥协的领袖而不依赖下层革命群众的人才能否认这一点」。

　　斯大林一方面拒绝苏维埃的口号，一方面宣称「对抗反革命的最重要的手段（消毒剂）就是武装工农」。

　　托洛茨基答道：「武装工农自然是一件很好的事，但一个人必须合乎逻辑。在中国南方已经有了武装的农民，他们就是所谓国民革命军。但是他们却不是什么『对抗反革命的消毒剂』，他们倒已成了它的工具了。为什么呢？因为政治领导并没有经过苏维埃来包容军队的群众，而只是以纯粹外表上仿效苏联的政治部和党代表为满足，但政治部和党代表因为没有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也没有兵士苏维埃，所以已经转变而为资产阶级军阀制度的空洞掩护物。

　　「斯大林的大纲拒绝苏维埃的口号，认为它是『反对革命的国民党政府的口号』。但是当时所谓『对抗反革命的重要的消毒剂是武装工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工农自己武装起来反对谁呢？难道不是反对革命的国民党政府的权力吗？武装工农的口号若不是一句空话、一句遁辞、一种伪装，而是一个行动的口号，那它的尖锐性就不下于工农苏维埃的口号。难道武装的群众能够容忍一个仇视他们的官僚的政权来监视或压迫他们吗？在目前的情境之下，真正的武装工农必然要连带组织苏维埃……既然宣布组织苏维埃尚非其时，同时又提出武装工农的口号，这只能引起混乱。在革命往前发展中，只有苏维埃才能成为能够真正进行武装工农及指导这些武装群众的机关……

　　「……有人说：武汉政府却是一个事实。冯玉祥也是一个事实，唐生智也一个事实，他们手头上都有武装力量；而武汉政府、冯玉祥、唐生智都不愿意组织苏维埃。若组织苏维埃就要与这些同盟者破裂。这种见解虽没有在大纲中公开说出，但它在许多同志心目中却成了很重要的论据。我们已从斯大林的口中听到他把武汉政府称为『革命的中心』，『唯一的政权』。同时在我党的会议中，替冯玉祥大吹大擂：『工人出身』、『忠实的革命家』、『可靠的人』等。所有这些，都是重复过去的错误，而在当时的情境来重犯这些错误，实足以造成更悲惨的失败。武汉政府与军事首领之反对苏维埃，只因为他们用不着一个急进的土地政纲，用不着和大地主及资产阶级真正破裂，因为他们暗地里怀着和右派妥协的思想。但这样一来，组织苏维埃就越发重要，这就是把武汉革命分子推向左方以及迫使反革命派退避的唯一道路」。

　　因此，斯大林拒绝了中国群众经过苏维埃而发挥其独立的创意力的远景，他竟赞成一个联盟，这个联盟经过左派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急进派的中介，继续使群众隶属于资产阶级。这就是支配中国共产党往后的方向的路线。托洛茨基的见解（要求中国共产党无条件的独立，要求建立苏维埃），要求「与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关系，应高出与小资产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依赖自己，依赖我们自己的组织、武装和力量」遭受机械的排拒，干脆不准发表。中国共产党人从没有得到一个机会来较量一下反对派的观点与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模糊地听到什么「托洛茨基主义」，即一种不屑讨论而只须说些反对它的话便可以的有害学说。俄国工人及共产国际所有支部只接到关于反对派观点的最简略的转述。但同时，用以阐明斯大林所立下的官式「路线」的无数文章却尽可能的发表出来。 [5]

　　这些文章通通发挥这一卓越的论调：认为上海中国工人之遭受屠杀完全与共产国际的预言——即关于资产阶级「必然」叛变民族统一战线及此种叛变之无法防止的预言相吻合。他们齐声一致辩护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而这种行动后来又正是他们凶猛攻击的靶子。

　　斯大林的四月大纲说：1927年春中国发生的事变：「充分而且完全证明」共产国际所采取的政策之「正确」在同一文件中，斯大林又对中国共产党无法在上海抵抗蒋介石一事加以辩护，当时托洛茨基和反对派曾控告上海此次惨败乃共产国际强使中国共产党人执行的政策的直接结果，故他立即加以答复：

　　「反对派表示不满，因为上海工人并未举行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仆役的决战。但他们就不懂得，中国的革命不能采取这样迅速的速度发展……他们又不懂得人们不能在不利的情形之下举行决战……在不利的情形之下而不避免决战（当它可能避免的时候）等于使革命敌人的工作更形顺利」。 [6]

　　共产国际战术的另一位辩护者写道：「一点事也没有做，这不是一句真话……共产党举行了一个广大的反对蒋介石的运动……而且设法发展武装群众的运动……讨论这些手段是否足够是可以的，但上海南京工人起来暴动反对蒋介石的口号却确实只是一个没有头脑的步骤，一个漂亮的姿态。只有极左的空谈家才能够主张在几十艘外国军舰和盘据上海的几万军队监视之时，在上海举行暴动。应当要做的恰恰相反。千万不要妄受挑拨，要等候顺利的时刻才来行动。蒋介石的政变是在压迫之下而且还是在武装的外国帝国主义的保护之下进行的，因此它是无法防止的」。 [7]

　　布哈林于四月曾在莫斯科的党组织做一个报告，他赶忙给这个报告补充一章，辩护那种「隐藏枪械，不应（？）战」的政策，并进一步宣称「共产党的权威将必然增加，因为在此次武装政变之前，共产党久已举行一个猛烈的反对那位资产阶级『独裁者』的运动」 [8]。稍后，甚至布哈林已因为中国共产党实施了他本人过去指示的政策，肆加攻击之后，他仍然补加几句话说：「我们必须承认：即使他们把本来能够实现的都干了，在目前的时期内，我们也不能在直接斗争中战胜蒋介石……帝国主义者也能够经过一天功夫的武装冲突，把上海工人摧毁于血泊之中」。 [9]

　　有一篇长文章热心证明中国共产党会毫不犹豫的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且引证了一番群众运动的发展之后，说：「所有这些通通证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最近的时期内已摆脱了动摇和逡巡，且已懂得刺激群众运动的策略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唯一正确策略」。 [10]

　　他们所说的话把事情弄得清清楚楚：共产党人将不惜一切牺牲继续依附国民党（布哈林厉声说：「把国民党旗帜交给蒋介石朋党是一个大错误」）。 [11]且将首先集中全力，把工农群众带入国民党中，藉以支持武汉政府，尽武汉政府「不仅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而且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残余……使国家民主化，树立劳苦大众的统治权……它已把土地革命提到议事日程上」。 [12]一切信任、一切拥护归「武汉的革命政府」，归「国民党左派」，因为它不多不少已成了「共产主义式的国民党」了。 [13]

　　托洛茨基写道：这种政策，这种局势的估计等于「自动把人的头颅送去屠杀。上海的血的教训完全空过，没有留下半点痕迹。共产党人像从前一样，正被人改变为资产阶级刽子手政党的赶牲口者。……」 [14]

　　事变非常迅速的证明谁是正确的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于数星期后开催，在斯大林的大纲上盖上赞成的胶印。但「革命的国民党」的将军们甚至在这次国际会议之前已开始屠杀工农了，这些工农与蒋介石在上海杀戮的战士一样陷于束手无策。而斯大林捧出来扶助土地革命的武汉政府也正批准了它的流血镇压。假如我们要知这件事如何发生，那么我们还是回到上海，加入共产党人及其它人的逃亡群，逃往长江上游以躲避蒋的杀手，并和他们一起抵达汉水与长江的会流点，而总称为武汉的华中三大城：武昌、汉口和汉阳就在此地，傍着泥泞的江岸。这里就是斯大林的「革命中心」，「国民党左派」的首都，据斯大林说，如得不到他们的合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些叛乱的模范人物，这些万事系于一身的人物到底是谁呢？这些不愿意有个工农兵苏维埃，光是拿着群众的鞭子来监视自己的革命大勇者又是谁呢？第一个就是汪精卫，这个最「可靠的」同盟者。我们已知道，汪精卫在广州和上海受了蒋介石的压迫而低首屈服，具备了小资产阶级政客的特点——软弱、胆小，而且除了在他的大资产阶级长者之前准备退缩让步之外，什么事都无决断。还有徐谦，曾经一度是孔门学者和基督教徒，他可以整天演讲骂人，甚至连他的共产党同僚也遭殃。他今天可以比任何人都高声对帝国主义者喊杀。但明天就要浑身发抖，吓得死去活来，首先逃之夭夭了，还有顾孟余他早在1926年5月就已经把农民运动称为「暴徒、无赖和游手好闲的农民运动」。但顾孟余还是「革命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哩！还有已故领袖的儿子孙科，他那样经常改变他的见解和信仰，甚至本来就没有什么坚定品质，他自己的同僚，也轻蔑地称他为「孙悟空」，即一个觔斗可以打到十万八千里外的的齐天大圣。

　　外人最熟知的就是漂亮的陈友仁，善于辞令的圣手，又是外交攻击的能手，但他除此以外便一无所长，他因为不懂中国话（他生于特立尼达），故只能充当政府代言人，向列强办交涉。孙文的年轻未亡人宋庆龄充当领袖之一只是徒有其名。阿尔多．蓝辛独具慧眼，称她为「一个热心家，致力于其亡夫的理想较之（例如）解决复杂的政局更称心」。 [15]邓演达是继承廖仲恺为总政治部主任的人，他在武汉这些领袖中，是更带机动性的小资产阶级急进派，他具有的自信的勇气，这一点使他远远高出他的同僚。

　　上述这几个人就是各以其爪牙建立武汉政府的重要人物。这几个人也就是「革命中心」的主要台柱。一个月之后，姬塔洛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演说，谈及武汉的事件，说：「……人们忽略了与此有关的一件事——即资产阶级虽然退出革命（！），武汉政府连想也没有想到离开资产阶级。不幸在我们的大多数同志当中，此事不被了解；他们对武汉政府怀着幻想。他们视武汉政府差不多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一个偶像、一个模范」。 [16]

　　但是托洛茨基在5月18日的第八次全会上就已警告：「汪精卫之流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将必然出卖你们，如果你们一味跟着武汉的首领走而不组织你们自己的独立苏维埃。土地革命是一件认真的事情。汪精卫之类的政客处在困难的情形之下，将完全和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工农」。 [17]

　　这次预言花不了三个月功夫就证实了。

　　斯大林——布哈林等迫使共产党和这些领袖建立联盟之后，便以为自己在武汉实现了「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实际上，这些小资产阶级领袖与所谓民族或大资阶级的关系，比之他们与工农群众的关系更是无限的密切。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像其它国家的模型一样，在性质和利益上都不是一致的，而是庞杂和分化为几个阶层的。最上一层，即小地主、店老板，手工业师傅和小厂主等的经济利益，与大地主、大城市资本家、银行，又最后分析起来，与外国金融资本都有密切的联系。任何次要的矛盾永远退到保持现存财产关系的实际一致的后面。假如拿一个放大镜来照视你们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你们将看出他具有他的大资产阶级从兄弟的一切污点。

　　你们的小地主不仅出租土地，而且恐怕还是市镇中米铺、当铺或某种小制造业的业主。你们的店老板也是一位劳动雇主，一个徒弟剥削者，他也许还把他的小小赚头直接投入土地，用地租的形式从中抽取利得，或采取高利率向农民放款。加之以，城乡小剥削者中间的联系虽然出于共同而往往是同一的经济利益，但大致上还是由于带有非常强制性的家族和宗族关系造成的。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农村封建剥削方法的延续发生关系，此点与大资本家大地主的情形毫无二致。在这二个阶层之间只有程度之差，而没有种属之别。

　　另一方面是下层，即小资产阶级的基本群众，他们就是城乡的贫民、被剥削的工匠、手工业者、店员、徒弟、中农、贫农和农业劳动者，他们构成农村人口之绝对大多数。这些下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不仅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直接发生矛盾，而且与小厂主、小地主和小商人的利益越发直接的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使他们和城市的产业无产阶级联系起来。

　　如果把这些区别加以发展，使他们得到政治的表现，则我们一定不在被剥削的贫民中，而在小剥削者的账房中来找寻这些国民党左派领袖的阶级根源。正因为如此，所以徒弟之要求从奴隶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店员之要求改良生活，工人在工厂中提出之诸般要求，尤其是贫农的土地要求，在这些领袖看来都不是值得争取和赞助的正当希望，而是令人惊怖的「过火行为」，这些「过火行为」大有推翻他们所处惯了的全部经济机构之虞。但是也正因为这些小资产阶级剥削者在经济组织中仅占着一个次要的、补助的，而且往往是一个中间人的地位，所以他们便要依赖他们的大资产阶级兄弟，且一定要靠他们来保护他们的政治利益。他们也许憎恨他们的主人，但他们见着主人却要畏缩和卑躬屈膝，因为他们有一种不光荣的恐惧心理，生怕被迫而陷入黑暗的被剥削的下层群众中。它们晓得自己不能自立，而他们也不仅乐得在经济剥削的领域中，而且也乐得在对群众的政治镇压中成为中间人。

　　1927年春汉口的情形就是如此。在南京，资产阶级已找到蒋介石做它的保护者和工具。在汉口，它也迫得求助于军阀，且找到唐生智来做他的工具。唐生智本人就是湖南一个大地主，汉口商会和有关系的缙绅都靠他来保护。因此，我们将从国民党左派领袖与唐生智及其它军阀的关系中，发现我们刚才描述过的阶级关系，几如数学一样完整表现出来。关于这一点的特别巧妙的譬喻，历史还要深深感谢武汉国民政府的最高顾问，鲍罗廷。

　　安娜．鲁意丝．史特朗（Anna Louis Strong）问及他关于武汉军政和民政权力的情形。她认为「民政权力立得稳，军权就一定让步的」。

　　「他笑起来。他说：『你见过一个兔子见到一条蟒蛇的情形吗？它浑身发抖，明知它就要被吞噬，但还要诱惑对方。这就是武汉民政权力遇着军权的情形，呆呆看着军权，浑身发抖』」。

　　史特朗女士解释道：「因此，他虽和中国知识分子合作，且虽然中国知识分子建立起武汉政府，他对他们的勇气却很少幻想。但是他却是他们的坚定和革命到底的意志的主要来源」。 [18]

　　好一句适切的墓志铭！斯大林、共产国际和鲍罗廷在中国就只限于企图把能力灌注在一个贫血和受惊吓的兔子身上，好让它打败蟒蛇呵。但这个兔子却没有应验于这种治疗，倒还卷起它的一双红眼睛，死了，于是蟒蛇把它吞掉。但鲍罗廷和共产国际却站在这个兔子旁边，把「坚定和彻底革命的意志」注入它身内——一直到完结为止！随后整本书都不能够比此更巧妙的描写国民党左派及其莫斯科师傅的作用和命运。因为斯大林宣布革命胜利所不可或缺的条件正是和这个兔子的合作。鲍罗廷对这个兔子稍为知得熟透一点，他已经晓得蟒蛇终归要享受他的美餐的。他简直认定革命是不可能性的。「你们不能共产贫穷」，他总喜欢这样告诉那些感服的外国记者。

　　有一天，上述的同一位女士用她的天真态度向鲍罗廷和陈独秀说，因为她到俄国参加俄国革命已来得太迟，故她这一次早一点赶到中国来，「以便赶上时间」。「鲍罗廷带笑向陈独秀说：『史特朗女士赶的日子总是不幸。她赶到俄国固然太迟，她现在到中国来却又未免太早了』。他们间互通了一次可怕的会心一视，这是我当时不很了解的。 [㈠]因为我和外间人士，又除了国民党的秘密委员会之外，和所有人士都抱有共通的见解，仍然以为武汉是革命的，并不知道右倾已把它影响到什么程度」。 [19]

　　「外间人士」——斯大林也和史特朗女士一样——以为武汉是革命的。只有那些因为害怕群众运动而退避的国民党「秘密委员会」和莫斯科的托洛茨基才知道另外的事情，一个是由于自知之明而知道，另一个则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知道。

　　全世界报纸的标题（包括共产国际报纸的）均挤满「赤色汉口」的消息——斯大林则称武汉为「革命中心」——因为它们犯下了并非不重的大的错误，把群众运动和武汉政府等量齐观；又因为武汉的领袖发觉拿革命和急进词句的保护脂来涂抹自己是有用的、必要的。帝国主义报纸（尤其是英国的）往往因一点点细故便视为赤化，他们之歇斯的里地怒骂武汉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是自然之理。但自诩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十月革命说话的共产党人却来东施效颦，就不伦不类了。根据斯大林的见解，蒋介石的政变已经替武汉的「革命中心」扫清阵地了，「革命的国民党」现在可以着手实现土地革命，驱逐帝国主义者，废除封建制度，摧毁军阀，且因而保证中国革命向「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因此，共产党人及他们后面的群众均奉令服从国民党及武汉政府的节制和纪律。

　　杜里欧写道：「革命政府和国民党的力量实际上就在于工人群众的拥护。……总工会和它的300万会员……无条件拥护国民政府。农会和它们的1500万会员……也拥护它……所有这些力量都自行团结在国民党的旗帜周围，实行……从帝国主义的监护之下解放中国，消灭反动势力、封建制度及军阀制度，并实现社会主义……使它的经济循着资本主义以外的道路发展」。 [20]

　　但斯大林、勃劳达、杜里欧及其它从莫斯科来的先生们所忽略的就是：群众趋附武汉政府是一回事。武汉政府趋附群众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全世界都以为汉口是『共产党的』汉口。但国民党左派在统治着，国民党左派既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社会党人，而且在汉口享有共同管辖权的将军们必定反对每一件共产主义的事情」。这就是事变很久以后鲍罗廷给罗易．菲些耳的一幅画图。 [21]这才是真正的武汉，不是写在莫斯科的空想的、过于狡猾的决议上的，而是事实上的武汉。

　　据「革命中心」的理论说来，蒋介石的政变，藉某种奥妙的点金术，卒至造出一个清楚的局面来。在这个局面中，革命势力（武汉）直头对抗反革命势力（南京）。共产国际的中国「通」米夫说：「在最初的瞬刻，（这个瞬刻是不是等到斯大林大纲的墨渍干掉之后呢？）其特点就是在这两个中心间充满矛盾」。 [22]或者，照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说法：「大资产阶级的退出，免除了国民革命内部冲突和不睦的原因。且使整个革命运动直接走向一个简单的目标」。 [23]还有任何事情能够比此更简单呵？

　　但是我们且看吧。不出几个星期，《消息报》的惊愕的读者就一定知道：国民党左派领袖证明为「将军们手中的玩物」。 [24]在同样短促的日子之内，外国共产党报纸的读者一定突然看到这个消息：「关于无数将军和总司令想使工会受他们节制的无数企图……反革命阵营的将军和总司令与国民政府的将军和总司令很少不同，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 [25]米夫本人也迫得纪实道：「结果……武汉的领袖们跪在南京之前」。 [26]

　　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呢？「充满矛盾」，何以又那样快、那样干净的解消了呢？呵！原来这就是它的点金术哩。那么公式呢？可爱的华特生说：基本的公式就是「阶级斗争的辩证法」。毕竟没有什么东西像「辩证法」那样易于解人之难。但我们且去寻一寻稍为忠实一点、精确一点且无限辩证的解释。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需走一走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距离事变稍远的路程。底下就是我们在1931年出版的某一著作中发现的话，这本着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赞助之下发表的：

　　「宁汉分裂并没有在武汉使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立即得到清楚的表现。相反的，不仅资产阶级的权力，就是地主和豪绅的权力也仍然存在。后者特别握有大权。武汉内部的冲突和南京内部的冲突有其同样的社会性质，即，工农的民主革命反对豪绅和地主阶级。武汉的内部分解甚至已开始于武汉政府完全组织好之前」。 [27]

　　因此，虽与斯大林的想法相反，在武汉却从没有一个革命中心！在武汉与在南京无异，有资产阶级与地主的权力（后者的权力「特别大」）而且武汉政府还受阶级斗争分裂，它甚至在完全成立之前就已开始叛离，即，已开始向南京屈服！在1928年或1931年提出这种见解显然是上好的「辩证法」，但在1927年轻轻说出一点就是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了。

　　1927年春，在武汉国民党「左派」与南京国民党「右派」之间并没有什么阶级矛盾，有之只是实际上代表同一阶级力量的两个集团之间的同行竞敌而已。不管其急进领袖运用的辞藻如何，武汉的「左派」之资产阶级性及反对土地革命丝毫不下于南京的「右派」，这就是托洛茨基的见解的根据，他的见解认为使共产党人与群众隶属于汪精卫和唐生智领导的国民党「左派」，其罪恶不下于在前一时期使他们隶属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右派」。正因为如此，反对派才要求中国共产党无条件独立。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要求迅速和彻底运用土地革命的口号，要求组织工农兵苏维埃，这些苏维埃要能够领导斗争，能够占蒋介石之先，从汪精卫之流的一双软的纤手中攫取政权，且能够争取兵士中具有决定作用的部份来摧毁反革命，能够瓦解和破坏将军们的权力。

　　必须举行反对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斗争，因为它一贯总是反对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却是中国未来的心脏和灵魂。拒绝举行这一斗争——但也只有藉苏维埃的武器才能举行这一斗争——就等于放弃和出卖农民，一言以蔽之，就等于绞杀革命本身。但斯大林却反对这种与国民党作不可调和斗争的路线。因为他并不视国民党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视它为一个特种的「革命议会」。在这个议会里面，敌对的阶级将在斯大林的保护之下，学习如何去想象出一种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共同利益，在斯大林看来，武汉是「革命的」，而它的「革命政府」将领导和扩大土地革命。武汉将推倒蒋介石。武汉将在最短期内变成「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在全部历史中从未见过或知道过的一种现象。 [28]斯大林保证道：假如共产党和群众组织用全力拥护武汉，假如他们自己不过早采取苏维埃的道路，采取攫夺政权的道路，武汉就一定会干出这一切事情。人们就是如此谈及它，而且人们也一定要它如此。中国革命的命运落在国民党左派的怀抱中。它到底如何，很快便见分晓。

[1] 1927年4月26日《字林西报》。
[2] 参阅蒋介石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作的演辞；又参阅1927年5月25—26日《民众论坛》上James H. Dolsen着〈蒋介石之困境〉一文。
[3] 本章摘引一切斯大林的话均根据1927年4月28日《国际通讯》上〈中国革命问题〉一文的正式英译稿。
[4]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同志的大纲〉（1927年5月7日）见《问题集》第23页以下。（除另有注释者之外，本章所有摘引托氏的话均本自此文）。
[5] N. Lenzner〈中国问题〉，见1927年6月25和29日《国际通讯》；A. Stetski〈中国革命之转变〉见1927年4月27日同上；Stetski〈中国斗争的辩证律〉，见1927年5月7日同上；L. Heller：〈中国革命联合战线破裂以后〉见1927年5月7日同上；J. Pepper：〈张伯伦与蒋介石的同盟〉，见1927年5月21日同上；等等。
[6] 见注三。
[7] Lenzner〈中国革命〉（旁圈照原文）。
[8] 布哈林著《中国革命问题》第56、59页。
[9] 布哈林：〈向联共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1927年6月4日，见1927年7月2日《国际通讯》。
「何时应该妥协，何时应转守为攻？」5月末，共产国际执委员第八次全会的决议问道。「这要就具体条件决定。共产国际特别以为，有些同志在蒋介石上海政变时建议实行暴动的策略，十分谬误。这项策略的究竟，非以暴动进攻帝国主义及蒋介石作先发制人之计，便须广布阵线，用武装力量和他们斗争。……假使上海工人发起了广大的武装行动，必被蒋介石帝国主义联合武力扑灭，中国无产阶级的鲜血，在一个毫无胜利之望的战争中，便会平日洒尽」。——〈中国问题决议案〉，见1927年6月15日《国际通讯》（此段译文乃从李立三编《中国革命》中之正式中文译稿摘下的，与本书作者引证的英文重译，有少许词句上的出入——译者。）
[10] E. Eichenwald着〈共产国际在中国之策略路线〉，见1927年6月2日《国际通讯》。
[11] 布哈林：《中国革命问题集》第59页。
[12] 唐新士（Tang shin-she）：〈蒋介石之武力活动与汉口政府〉，见1927年6月6日《国际通讯》。
[13] 1927年5月21日《国际通讯》。
[14] 托洛茨基著《问题集》第285页。
[15] 蓝辛著《中国之谜》第66页。
[16] 托氏《问题集》第280页摘引。这一段及另外几段已从大会出版的记录中删去。
[17] 托氏：〈关于中国问题的第二次演辞〉，见《问题集》第103页。
[18] 史特朗著（Anna Louis Strong）《中国之劳苦民众》（纽约，1928年出版）第38—9页。
[㈠] 陈独秀和一位最反动的元老吴稚晖作过一次谈话，这个故事暴露了陈独秀对于共产党的前途的观念，据吴稚晖述说：「我问陈首领……『你在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彼不迟疑而答曰：『20年』。……本委员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剩19年了。前时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30年……』因共笑而罢」。这次谈话举行于1927年3月6日。吴稚晖不能接受仅仅19年活命的见解，他敦促蒋介石赶快准备根绝赤祸，事先防免这个不吉日子的来临。
[19] 前揭书。
[20] 杜里欧：〈在中国革命中〉，见1927年6月25日巴黎《人道报》。
[21] 菲些耳著《苏维埃之世界政策》卷二，第667页。
[22] 米夫著《中国革命》第100页。
[23]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宣言〉，见1927年5月23—6日武汉《国民日报》。
[24] 1927年7月28日《国际通讯》，正式译稿。
[25] 〈泛太平洋工会秘书处宣言〉（1927年7月25日汉口发），见1927年9月2日《国际通讯》。
[26] 米夫著《中国革命》第100页。
[27] 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五章第二节。这段话是复述瞿秋白1928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上更审慎地发表的思想。盖斯大林的「革命中心」在一切人的记忆中尚非常新鲜，故当时尚不敢大胆说话。（参阅瞿秋白著《中国革命》第一章）。
[28] 见托洛茨基著《不断革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