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新的「民族统一阵线」

　　国民党政制于1927年上台，奉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上谕，去镇压工农群众运动。在那一年的大屠杀中，又在往后十年那样残暴地对付工农和激进知识分子的内战和恐怖中，国民党完成了它的主要机能：充当帝国主义和人民中间的一架缓冲机。

　　外人的利益那样充分的支配着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它便直接和间接的参预了那进攻中国人民大众的不断的战争。那些派去镇压华中叛乱农民的军队，从所有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军火厂方面取得武装。德国的法西斯教官训练那些用来反对人民的军队。美国和意大利的军官教导国民党的飞行员如何去轰炸平民。美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的飞机把中国上空弄得可怖，令扬子江各省的无抵抗的农民们胆战心惊。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炮舰向中国江河沿岸的「土匪」——这是称呼农民叛乱者的官场话——不停地开火。美国于1933年给了南京政府一笔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供作完成江西战事所需的最后一笔财源。在大城市中心驻扎着美国、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陆军和海军，直接保护外人利益。英、法和日本的巡捕在外国租界不懈的搜捕激进学生、罢工领袖和共产党人，整千整百的把他们移交给国民党军政当局，受酷刑和处决。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重新发动直接的进攻，这次进攻伴着近代掠劫战争一切可怖行为：但日本在这次进攻中，只是为了他一己的特殊利益而把那一个同等可怕的战争延续下来罢了，那个战争就是国民党和所有列强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而联合一致向被剥削和充满恐怖的人民发动的。日本的侵略（经过连续不断的阶段而发展至1937－8年的大战）主要的意义是表明豺狼中最瘦又最饥饿的那一只已经脱离了狼群，重新努力去为自己攫取食饵中之较大部分。

　　日本资本主义依存于一个轻工业的基础和一种封建的落后土地制度之上，此外还有一个虽然高度集中但比较脆弱的金融上层建筑。日本是帝国主义国家家族中之一个后来者，它已经40年来就设法操纵中国，为的是想创造一条无滞碍的河床，供它自己的生产品外流，并获得基本的原料，主要是煤、铁和棉花，这些东西它是那样可怜地缺乏。由于它的经济的脆弱，日本比之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和美国，更少能力去抵御1929年开始的世界不景气的压迫。世界市场对日本商品的关闭直接造成了1931年满州的入侵。胜利没有使它停顿下来，只是助长新的冒险罢了。大陆军事活动的巨额消耗和恐慌的尖锐的酷烈化增加了日本经济的紧张性。1937年日本又诉诸武力，想有系统的驱逐它的帝国主义竞敌——英、美，因而把中国更大的部份纳入它的轨范，并使全部中国经济满足它的需要。

　　英美帝国主义的构造与日本不同，它们是植根于高度发展的重工业之中的，而这些重工业又由一条强有力的金融网线编成庞大的单位。它们供给中国经济以重工业品，藉此能够绝对支配它，它们又保持直接和间接的金融支配权力，藉此又能够抽出必需的超额利润。它们的互相竞敌，时至今日，已把这个行程拦断了，但正是这个远景才把中国变成资本投放的一个具有伟大潜能的贮水池，对于这一点，大列强们将来一定终于发生冲突的。

　　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想对中国市场、中国劳动力和中国资源直接和整个不分地加以剥削，藉此来维持它本身脆弱的经济结构，所以它不仅和它的大敌人冲突，而且还不能容忍处于竞争地位的土著中国工业的一种相对的增长。它不能让出半点余地点给一个半独立的土著剥削阶级来发展。 [㈠]英美金融资本对中国的更进一步的剥削则不仅容许，而且绝对需要中国资产阶级充当一个代理人来服务。为着这个理由，那个无能独立发展的中国资产阶级自然宁可臣服于纽约或伦敦也不愿臣服于东京。

　　当日本于1931年进攻之时，国民党无告地乞援于英、美。但日本已经狡猾地选择了好多的时机。满洲侵略发生之时，适逢举世焦头烂额于经济恐慌，所有帝国主义的内部竞争亦随之而尖锐化，这两种条件已产生了一个战略的真空，在这个真空里，日本可以很少或者丝毫不怕实时的干涉而向前做去。它的竞敌谁都没有准备或愿意发动一个制霸亚洲的武装斗争。它们还并不是不愿意扶助日本对苏联来一次最后进攻的计划的。

　　国民党政制害怕民众较之害怕侵略者更甚，它不敢动员民众举行一次民族革命战争。它反而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尽量退让，希望日本得到满洲，或者充其量，得到满洲和华北就满足。最初，它设法运用抵货的武器，但1931年，在日本进攻上海的压迫之下，它便放弃了，而且积极的镇压抵货运动。之后，它想向日本人证明它的有中用，便加紧进攻华中的农民，而对独立反日运动的任何表现，都加以摧残。

　　因之，差不多自然而然地发生这样的事情：既然人民中每一阶层都在日本的鞭挞之下，激发到这一程度或另一程度，则凡是他们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便被迫而从事于反国民党政制的斗争。国民党无法保卫国家领土，学生们对之最先而且最凶猛的发生反响，他们示威地把国民党的旗帜践踏在脚下。他们袭击、捣毁国民党党部。他们夺取火车，成千成万的拥到南京去攻击政府本身的卫城。好像在1919年一样，他们冲到卖国总长的面前。他们冲入外交部，殴打外长王正廷（现任驻华盛顿大使），迫他辞职。他们还阻止他的继任者顾维钧（现任驻巴黎大使）上台。他们从蒋介石方面取得一句诺言：在华北战场马革裹尸，这是他已经惯常作的诺言之一。但几天之后，1931年12月15日，蒋却实行他的战略上的辞职。他从旁面监视着，而孙科和陈友仁则在他们的倒霉时机来秉政，负责枪击和刺死学生示威者，学生们便终于像牲畜一样成群的被赶离南京。学生们到处以同样率直的英雄主义举行壮烈的示威。他们在上海把市长变成俘虏，迫他辞职。

　　学生运动不久便低落了。1919年，学生们曾引起民族主义运动的爆发，这个运动把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卷入第二次中国革命的斗争中。1931年，学生的火花一闪便灭了，因为学生们一贯处境非常孤立之故。1919年，资产阶级为他们在战争中的利得所鼓舞，便鼓励学生们起来，并自己站到前面去领导那爆发起来的广大民族主义运动。1931年，资产阶级却用全力去打击反帝运动。1919年，新近才招入工厂的工人们迅速地起来斗争，又通过他们，几千百万的农民也被唤起来了。1931年，因为1927年的深刻失败的结果，群众尚陷于消极状态，伏处不动。 [1]

　　但抵货却也一时令中国工厂的机轮转动得快一点。有一度微弱的景气，开始在工人中刺激起自信的情绪。罢工开始发生，但罢工者到处都被打、被枪杀、被打散。工人组织都受国民党的代理人和暴徒控制。他们多数是完全没有组织的。没有一个政党具有一面旗帜和一个政纲，工人们承认是他们自己的。

　　这样充分地暴露国民党的懦怯作用的同一事变，也同等无情的暴露共产党的无能和孤立。共产党极度无能去把国民党打散和压制着的力量团结起来。它不能把弥漫于人民所有阶层（尤其是那些最有直接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危险的阶层）的深刻仇恨转变成有组织的力量。在满洲，几十万兵士和农民组成义勇军（红胡子或「土匪」），他们直到今天还不断摇撼着溥仪的不安定的皇位。在他们当中，共产党发生很少或根本没有影响。 [2]在满洲诸城市的工人当中，党完全没有立足地。 [3]在上海及中国本部其它城市中心，党已经完全脱离工人阶级，也不能利用这次侵略所造成的机会去重获它已经失去了的阵地。共产党知识分子在学生运动中尽若干作用，但因为与工人缺乏联络，他们不能防止这个运动中的国民党政客的阴谋诡计，在国民党恐怖的无情打击之下冰消瓦解。

　　党提出的抽象的抗日口号从工人方面得不到什么反响。仅仅爱国的呼吁不能一笔过抹煞长长的一连串的致命错误，这些错误已削弱了党，破坏了它在工人中的权威和声望。共产国际的国外宣传机关照例公布愈来愈多的报告，说明在抗日运动中共产党之成功，但在当地，党自己的报纸却更精确的反映党的真正弱点。「自九一八以来，党和赤色工会已在工人运动中绝对没有领导」，1931年12月的《红旗报》说。日本入侵之后，工会委员会已「无法建立一张工人报纸」。 [5]想建立工人抗日会的微薄努力也没有多大成功。

　　「工人群众尚没有广泛的积极的参加斗争」，日本人侵略开始两个月之后，另一个共产党的机关报说。「这由于……一方面赤色工会及其先锋队共产党不能团结群众于其周围。在实际斗争中，我们没有将抗日的浪潮与阶级斗争的大胆推进联系起来。因此，中国工人阶级，尤其是在上海，虽然浸淫于抗日情绪，却不能立即响应『打倒日本强盗！』『反对占领满洲！』……等口号，因为这些口号尚未与当地工人群众的迫切要求（如增加工资，发房贴、米贴……）联系起来。显然的，纯粹抗日口号不能使罢工得到工资增加和生活状况的改善」。 [6]中央委员会的劳工部也在这个时期写道：「我们无法组织成功一个反帝罢工」。 [7]

　　但一个罢工运动与党完全无关，而且不顾野蛮的压迫，却开始在上海酝酿起来了。永安纱厂曾从抵制日货中大获其利，这个厂的工人于12月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在这次罢工尚未受摧残之前，有几个工人和国民党的警察冲突遇害。1月7日，上海34间日本纱厂的6万工人发动一次总罢工。这个罢工是在纯粹经济的基础上号召起来，反对克扣工资和解雇的。 [8]两个星期之后，除了7000人之外全体工人都被迫回厂复工或到另外地方找工做了。

　　7天之后，1月28日，日本的海军攻打上海。十九路军出乎意外地，而且违抗着蒋介石的直接命令，举行顽强的抵抗。交战支持了5个星期。7年前，英国退捕射杀不过13个学生，就曾促成了一个瘫痪的总罢工。现在日本侵略者却自由地利用公共租界的法理上中立的地域，作为屠杀性空袭及炮轰的根据地，把工人阶级的闸北击毁，把整千整万的平民打死。但广大的群众，（他们多数已因为战争失业）却仍旧消极地观望着。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工厂机车大致和从前一样地转动。有一小队工人在吴淞和士兵们比肩作战，另一些工人则被小心地隔离兵士，雇用于后方。上海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并没有参预。 [9]共产党虽然后来要求分沾十九路军的光荣，但实际上在斗争中没有尽什么作用。 [㈡]

　　1933年，共产党领导机关尚在悲叹各城市中「工作缺乏正常的持续力」。它归咎于它的地方委员会不能在天津或上海组织一个抗日的工人组织。 [10]

　　共产党之所不能团结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为它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政纲能够组织他们作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正好是1927年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的胜利才给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铺好道路。正好是革命的失败及往后五年来国民党的镇压，才在帝国主义进攻之前，在心理上和政治上解除了群众的武装。共产党现在不得不替它在这种灾难的积累中所尽的作用和责任，偿付无能的代价。

　　资产阶级的反动及其军事独裁在这整个时期这样完全的占着优势，其它政党竟没有一个能够抬起头来对国民党提出任何有效的反对。敌对的军阀此起彼伏的向蒋介石的统治挑战。他们伪善地拿抗日的旗帜来掩饰自己，希望利用蒋的显然的卖国行为。但蒋却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收卖或打垮。冯玉祥于1933年8月在察哈尔竖起独立的旗帜，但他碰到必需要实现他对侵略者宣战的经常恫吓时，却宁可和蒋讲和了。同年11月，一群国民党的失意政客和十九路军的长官们联合叛变反蒋，这件事在福建省闹了几个星期。他们走得这样远，竟用试探的态度向共产党献媚，宣布废除国民党，成立「人民生产党」来代替它。但他们也很快就被蒋的一排银弹制服了。十九路军便遭解散。

　　小资产阶级的急进小集团企图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采取一个原则反对的立场，但它们都是短命的。当汪精卫于1932年1月投入蒋的阵营去的时候，他对这个独裁的微弱的反抗便完全解体了。邓演达的第三党，自从邓氏于1931年被蒋枪决之后，便若有若无的存在着。小资产阶级反对派是由知识分子的小宗派组成的，这些知识分子结集在失意政客和野心将军们周围，从事于短暂的谋叛，而这一类谋叛却总不出为争权夺利的范围之外。蒋介石的国民党军事独裁是一个耗费甚大而又不够格的政治工具，但它却是资产阶级所能设计出来，替其利益效劳的最好一种了。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唯一一贯对共产党挑战的是托洛斯基反对派。它的核心是1927年后从俄国回来的一群学生。他们一开始提出他们的批评，便很快被开除出共产党，他们中有许多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里，已从俄国左派反对派的文件中，找出革命所遭受大灾难的唯一合理解释。他们于是成立几个小组织，开始出版一些地下的刊物。1929年，陈独秀和他的一大群追从者被开除，他们也过着一种独立的生活，一直到1931年，所有反对派的团体才在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旗帜下，合并起来。中国的托洛斯基派团体也像其它国家的托派一样，继续自认为共产党之一派。它设法去发挥充分的影响，促使党的政策改变，党的政策改变就会容许它回到党的队伍里去的。因此，反对派一贯就是一个细小的宣传组织，刊发它自己的定期刊物，但却不能够在阶级斗争中起什么作用。

　　托洛斯基派也受着思想混乱之害，这种思想混乱之发生却是大失败及群众退出政治舞台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政治复位方向的过程是一种缓慢和痛苦的过程，而且因为处于孤立和恐怖的环境，他们之进行讨论大都是未受行动证验的。1933年之后，当托洛斯基派放弃「改良」共产国际企图并发动创立一个第四国际的运动之时，上海的团体便改组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1934年开始在若干上海工厂中争取一些小小的据点。

　　托派的人数虽少，但并没有逃过国民党恐怖手段的沉重打击。托派虽然被他们的斯大林派敌人攻击为「反革命份子」和「蒋介石的代理人」，但在蒋介石的恐怖行动中，他们却丧失了他们若干最优秀的同志。整整两个中央委员会因为被捕，给清除了。死于酷刑及饿毙狱中的，其数不少。1932年，陈独秀和另外11个人被捕，判决长期徒刑。1934年，重新成立的中央委员会又因为5个负责人员的被捕，给打成粉碎。国民党对付所有认为是它的统治的革命政敌时，总表现出无情的凶残性，现在原来也不断用同等无情的凶残手段来付它的「代理人」哩。

　　虽然托洛茨斯基派从未有团结充分的力量，对事变发生任何直接的影响，他们却坚决主张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民主政纲，作为工人运动复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出发点。他们认为，只有凭这个手段，工人运动才能够复兴，才能够成为（它也一定要成为）反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前锋。这件事的意义就是说：根据工人的最简单的日常要求，在工厂里进行最耐心的、不懈的组织工作。当工人们为工资、工时和米贴等微薄的改善而罢工、遭受棒打、追捕、酷刑和枪毙时，他们就不难了解为最基本的民主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而鼓动的意义了。这些口号是按照直接而易于了解的逻辑，从工人们所参加的每一个细小的一部分的经济冲突中引伸出来的。这个政纲归结为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这一口号，它给所有受国民党军事独裁压迫和恐吓的各部分人民，提供一个共同的出发点。

　　事变却使斯大林派迫不得已地在这方面走了半步。他们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政纲没具备工人们所能领略的迫切意义。他们的「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的口号与工人们的眼前利益或要求都没有关连。这一点使共产党变得无能，而受了这种无能所惊吓，它突然于1931年秋，采用了「选举的人民政权」的口号，这个口号有类似托派那个普选的国民会议的立场之虞。虽然党的领导机关花了许多力量去解释，但它甚至向它自己的党员也不能够充分解释清楚「人民政权」与「苏维埃政权」或「人民政权」与「国民会议」间之不同。 [11]它不能把这样一个争论发展到它的逻辑的结论，因为即使是暂时的采用「人民政权」的口号，这也就是模糊的，但却是无误的承认：「苏维埃政权」的号召，从那些受资产阶级军事独裁重量压毁了的群众方面，不能唤起什么反响。共产国际执行员会于1932年9月间召开的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中，提议在满洲「建立一个选举的人民政权」， [12]但实际上这个口号却悄悄地放弃了。共产党后来就要回到这个根本正确的口号，但它将以一种扭曲的、变形的形式重新提出它，并不是把它改变为工人革命的一支杠杆，而是把它改变为套在工人阶级运动颈上的一个圈套。但这件事的发生也要等到内地农民苏维埃的实验已彻底得出它的结论，而它的失败也因为牺牲了整千整万的农民生命而写定了的时候哩。

　　蒋介石因为上海的停战而获得休息时间，便于1932年夏重新在华中发动他的剿赤战争。红军希望利用那些派来围剿他们的军队里的抗日情绪，他们便于1932年4月对日本「宣战」。 [13]1933年1月10日，正当日本进攻热河之前，红军向任何愿意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战争的武装力量，提出联合战线。 [14]它提出的条件是停止反赤战争，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凭这一点，红军的领袖们又一次承认：如果他们希望冲破他们的山寨的孤立，他们不得不回到最低限度的民主政纲。但蒋介石尚希望日本人满足于他所作的让步，他集中主力去剿灭叛乱的农民，确保他在华中的政权。共产党人因为在国民党军队的后方缺乏群众的支持，便不能迫令接受他们所提出的完全合乎原则的联合战线。1933年3月热河溃败之后，蒋介石在牯岭召集的将领们会议，他严厉地反复申明他的基本策略：「在共产党人剿灭之前，谈什么抗日是无用的！」他恫吓着说，他的军官中有任何人认为共党提出的联合战线是值得考虑的，他要加以「严惩」。 [15]进攻农民苏维埃的战争继续进行，虽然这个战争一直要延长到1934年末，但蒋终于重新夺回了江西南部。

　　第二年，红军冲过九个省份，跨越江河及环绕西藏边境的崇山峻岭，夺路而走。蒋介石调遣他的最优良的师团去追剿，但他们从未赶着这个善于逃避的敌人。红军表现了无比的战略上的技巧，表现了一种忍受最沉重地损失，最磨难地困苦的坚忍不拔精神，终于和两年前已开入四川的其它赤色武装力量联合，于1935年10月，又终于抵达陕西。

　　红军向西逃走和被迫而取消江西的「苏维埃共和国」，这对于红军不仅是一种军事的失败。不错，红军逃出了封锁线，多多少少地保存了实力，它阻止蒋实现他的夙愿——红军之肉体的消灭。但这次失败主要还是政治性的。它把这个企图结束了：这个企图就是妄想单独以一个叛乱农民阶级的散漫的各部分为基础，建立一个革命政权。红军不仅迫得放弃江西农民，让他们听天由命。他们还不得不放弃那些已经把人引入一条死巷的政策。人们说过许多话，写了许多文章，奢谈全中国苏维埃革命之迫近的胜利是发动一个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必需的前提条件。 [16]1934年1月间在瑞金召集第二次苏维埃大会时，「苏维埃中国」正「不断增长和获得优势」，此乃「不可克制的，发展着的苏维埃革命」之结果。 [17]这些急切希望，当红军向西开走时，不得不连同江西苏区一道放弃了。

　　红军和共产党既已无法成为工人阶级手中的一个工具，他们现在就开始朝着资产阶级的方向走去了。投降的情绪已支配着许多党的机关。在城市中，大批青年共产党员被江西的失败弄得志气消沉，眼见得他们面前没有新的前途，便转变到国民党方面去了。蒋介石的恐怖机关吸收这些叛徒，利用他们的出卖，将共产党残存于城市中的力量加以全般的瓦解和破坏。 [㈢]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放弃和攻击充满于报章上。他们充当密探和警察的代理人，使许多他们往日的同志被捕。党员们都害怕在街头露面，因为他们会在那里给人认到的。许多人都逃到别的城市去了。一切党的活动都绝对停顿。党的机关本来就是脆弱的，现在则打成片片了。在江西，在最后几个月当中，临阵逃脱不仅发生于红军士兵中，而且同样发生于高级指挥部中。如孔荷宠和张易（译音）之类的老将领都投降敌人，宣称他们对江西苏维埃看不出什么希望。 [18]党攻击所有这些逃脱者为胆怯的叛徒，但它不久也要步他们的后尘，和他们在国民党的阵营里重新联合一起，因为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已把中国苏维埃实验的欠账一笔勾销掉了。

　　正当红军横越中国西部，开向其自身历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的时候，共产国际恰好在莫斯科的第七次世界大会中（1935年7月），完成了一次政策的转变，这一次政策的转变表明它最后的放弃了为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德国共产党的崩溃和希特勒的胜利打破了欧洲的国际均势，并从舞台上清除了德国无产阶级的强大组织，战后欧洲最强大的革命潜力。希特勒进而与日本联盟，并公开与英法谈判，以便放手进攻苏联。苏维埃官僚作了一次惊慌的转变。英法，昨天还是反苏联盟的主要组织者，现在却成了「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受人乞怜和争取，充作反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假想同盟者。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较之往日更公开、更无保留的改变为斯大林外交政策的工具。共产国际声明它现在并不是为无产阶级革命，而是为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斗争。各国共产党都对资本主义政府停止一切反抗，作为和莫斯科联盟的酬答（如在法、捷），或者变成为要求缔结这种联盟的施行压力的团体（如在英、美）。

　　中国自然在苏维埃官僚的估计中，占一个枢纽的地位。日本在中国遭逢困难的程度大致上足以决定它对苏联的不可避免进攻的时机和效验。因此，阻止国民党政府参加日本的反苏公约，又如果可能的话，把它推到反日的地位上，就成了苏维埃外交的首要目的之一了。江西的失败使莫斯科的战略家们深信：中国的红军本身对于这个目的是非常不够的。苏维埃官僚久已放弃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切希望，它于是再度转向中国资产阶级。它决定拿红军的服役与土地斗争的取消，来酬答一个抗日的联盟。

　　沿着这一条路，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只走了第一步。它把「苏维埃中国」的欠账一笔勾销，又替中国共产党订立一条新方针，走向一个新的「民族统一战线」。1933年，王明曾断定「推翻国民党这个辱国丧权的政府是顺利地实现民族革命战争的条件」，他也曾宣布这一点「只有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才能实现。 [19]这个远景现在简直是不值一顾的被放弃了。王明在第七次大会中宣称：「共产党除了反帝统一人民阵线的策略之外，没有别的手段使整个中国民族总动员起来」。而要办到这一点，就是「向一切人民、一切党派、团体、军队、民众组织，又向一切显要的政治、社会领袖呼吁，与我们一道组织一个全中国统一人民国防政府和一支全中国统一抗日国防军」。 [20]

　　事变证明：这将是走向国共再度合作的一个过渡公式。国民党与红军的内战已进行了7年，而且仍在进行中。党确实需要时间来再教育它自己的力量，以适应新的转变和开始实行它对资产阶级的献媚。而且还不能不计算这一可能性：蒋介石和国民党已向日本方面偏倚太深，「民族统一战线」之建立将仍然不得不和他们作对。在第七次大会上，王明尚承认「国民党的史无前例的，不名誉的卖国行为」，并把蒋介石说成为「中国人民的大汉奸」。 [21]

　　第七次大会之后，将近一年，中国共产党和各种各色失意政客军人勾勾搭搭，在西南和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在南京和孙科、冯玉祥，在西北和张学良。但他们就没有一个人，势力大过蒋。共产党人开始向「一切」党派求爱，但终于承认：只有一个党——国民党。他们设法和「一切」显要的领袖合作，但不久就得承认，真正值得重视的只有一个人——蒋介石。远在1936年，毛泽东就公开向蒋伸出「友谊之手」，如果他拿起武器抗日的话。 [22]共产党在一连串公开信文章和通电中，正向国民党提供愈来愈多的特别保证，令资产阶级相信它不再威胁任何实际的资产阶级利益，而反之将替他们好好地服务。

　　在第七次大会中，王明曾在下几句话中提及1927年的「民族统一战线」：

　　「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方面知道：当领导机关中之机会主义者，以陈独秀为首，在1927年革命运动的严重关头，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来对抗阶级斗争的任务时，当这些机会主义为了保持和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统一战线，而放弃了工人阶级为保卫其基本利益的革命斗争，放弃了农民的土地革命时……他们便造成了1927年革命的失败」。 [23]

　　不到一年之后，毛泽东就远远超过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了。他向中国资产阶级贡献的是同样致命的对革命战争的放弃，而且还更走远一步：他提供自觉的、苦心孤诣的保证——假如革命的势力再度抬起它们的头的话，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扮演刽子手的角色。陈独秀——受斯大林指导——已藉助于与资产阶级的联合，而摧毁了第二次中国革命。毛泽东——和斯大林——现在又预先保证绞杀第三次革命而设法恢复这一联合。

　　在联合战线谈判进行当中，救国会，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团体，要求共产党提供这种性质的毫不含糊的保证。「我们希望（它写道）中国共产党将用具体的行动表明它真诚愿望与其它党派联合……在红军占据的区域，当地之富农、地主及商人，应受到宽大的待遇。在大城市中应尽力避免劳资冲突，以免障碍救国联合战线之扩展」。

　　「……救国会及其它民众团体往往有一些青年在抗日会议中鼓吹不稳定的思想……如像『阶级对抗阶级』及『反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战争』之类的口号，大大损害联合战线……我们深信此种行为并非出自共产党……我们认为共产党应立即纠正这种情势。而且到处发现武装队伍，自称为共产党游击队，发施号令。如若这些无纪律的部队是受共产党节制的，则后者应采严厉手段制裁他们，否则应及早宣布与这些部队毫无关系」。 [24]

　　毛泽东于1936年8月10日，对这几点，一一给予明白的答复。他宣布「工农政府」已改称为「人民苏维埃政府」，「工农军」已改称为「人民红军」。他报告：苏区一切往日剥夺资产阶级公民权利的法律均已取消，于是继续说：

　　「我们已通过一项决议，不没收富农的土地……我们并未进行没收大小商人、资本家的财产和工厂。我们保护他们的企业……至于积极抗日的军官和大地主，我们可以声明，他们的地产不加没收。

　　「至于苏区劳资的互相关系问题，我们规定改善工人生活水准的最低限度的条件。工人与资本家已订立一项协议，其条件以每一企业的实际情况为根据，且由双方遵守，该项协议祛除了不必要的罢工和怠工。从前关于各种企业中工人之监督权与领导权的法律，均已废除。工人们已被劝阻不提出超过资方所能应允的要求。……在非苏区中，我们无意着重反资本家的战争， [㈣]虽然我们赞成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准。……资本家的工人的共同利益是以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为基础的。

　　「鄂、湘、赣、闽、浙各地游击队之所以迄今尚未遵守我们最近通过的法令，因为我们的指示，由于种种障碍尚未转达他们。此外，在这些区域中，有镇压游击运动的反复企图，而这些企图又确乎伴着不可言喻的暴行，也可能造成报复（！）精神之到处占上风。但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态度。我们非常迫切要把这些错误马上加以纠正……」。

　　毛氏还答应「纠正」那些青年的浮燥，他们还厚着脸皮大谈「阶级对抗阶级」，毛氏又补充说：「我们所最关切，而且认为最重要的是一切党派集团应毫无敌意的对待我们，心里记着救国抗日战争的目标。我们今后认为在其它问题方面的任何不同意见，都是无足轻重的」。 [25]

　　假如工人们不请求共产党人的允准而「着重」反资本家的战争，又怎么办呢？假如农民们没有请准而擅自没收土地又怎么办呢？简而言之，假如群众像1927年一样，把一切党派、一切领袖置诸不顾，直接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又怎么办法呢？难道真的这样容易忘记了：1927年，「过火」的叫喊跟着就来了最野蛮的镇压吗？在第七次世界大会中，王明尚能够大谈1927年的「革命失败」，但现在这一段历史也要再写一遍了：

　　「我们准备和你们成立一个强大的革命联合战线」，1936年8月25日，共产党写信给国民党道，「像1925－27年中国大革命……当中的情形一样，当时就有过一个广泛的联合战线，执行反对民族与封建压迫的斗争，因为这是今天拯救我们国家的唯一正当办法。你们……尚未忘记国共合作的光荣历史……正是亏得这种合作，所有民族的和封建的压迫者才在我们面前发抖。那时我们的民族压迫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非常怕我们的合作会引到最后的胜利与中国的彻底解放。因此他们在我们中国散播冲突的种子，而且极尽其威迫利诱的能事，结果，一方放弃其合作，丧送了联合战线。当你们今天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觉得良心上的痛苦吗？」（最后两句话有着重点——校者） [26]

　　蒋介石的良心，并没有因为他那些被征服的政敌的匍伏而觉得痛楚。他一点也有没有忘记他与共产国际的第一次合作的「光荣」结果。这个合作曾把他捧上了台，跨过中国工人阶级的瘫伏着的肉体。那么过去并不是个什么良心的问题——现在也并非如此，而是个政治权谋的问题。蒋介石，这个上千次无原则联合的订立者和破坏者，并不把一个政党的伪善的忠谏放在心上，这个党他曾利用过，用恣肆的野蛮手段摧残过，假如它适合他的目的的话，他现在还能够再度拿来利用一下的。假如他开始考虑接受共产党向他献降的得计，那就是因为全般局势迫使中国资产阶级要下一个决心：开始抵抗（虽然过迟）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更进一步的入侵。

　　将近两年，中国资产阶级已在呼吸一种经济复兴的令人兴奋的空气。经济的曲线开始与1935年的丰收一齐上升，从1934年它所到达的最低点一直升高。中国的复兴与世界规模的经济向上转同一步调进行，以商业、岁收及生产之新的增进为其特征。1934年，华盛顿的白银收买政策使本已严重的白银外溢愈益加剧，中国通货遂大呈动摇，1935年11月遂告贬值，依附于英磅。白银收归国有，随后则输出作购买外汇之用。这件工作是在英国财政部（由李滋罗斯在中国代表）的直接监督之下实行的。工业得到一种新的激励。1936年间，中国的银行投放1亿9000万元（华币）于制造业中。中国国外信用的地位也显著的改善了，1936年末，3000万磅英国借款开始谈判，翌年6月在伦敦卒告成立。财长孔祥熙赴欧完成这桩谈判，同时也在其它欧洲国都中，办理巨额借款，在华盛顿还办妥一个非常有利的黄金交换协议。久已束之高阁的铁道和工业计划，似乎行将实现。

　　伴着经济的复兴而来的，是更大的政治稳定。蒋介石实行他的武力统一中国计划，大部分已告成。江西红军的打败已从他的直接统治区域中除去唯一的重大革命威胁。把红军逐向西走，给了蒋一个机会，第一次把他的支配权伸展到贵州、云南和四川等省份。1935年，蒋到西部各省份，到山西，甚至到内蒙古，作了一次示威式的空中巡视。他到处受招待，宛如君临一切的主人一样。地方权力的最后一个重要堡垒——西南，他于1936年7月差不多不流血的征服了，他们的军队在他离开粤垣，循长江北向夺取政权的第十周年，重新开入广州。

　　这种政治与经济地位的改善在中国资产阶级中激发起新的、兴奋的情绪。资产阶级清楚的看到，它微薄的经济基础受了日本坚持的「中日合作」的要求所威胁。日本对于中国纺织业的逐渐征服，在复兴当中继续进行，这是一个雄辩的预告「合作」的真意所在。在日本的另一个主要的要求「反共合作」中，不难看出：这是日本取得在华驻兵权的借口。蒋介石正确地看出这点是对他自己政权的威胁。他于1936年9月，以从来未敢表示过的坚决口吻，通告日本大使：这些条件全部不能接受。

　　蒋还没有真正打算抗日。他还在打算利用他的增强了的地位，去迫使日本的要求减低。为了保证他的政权彻底巩固，他仍认为必需对红军给予最后一击，他还不十分信任它们的投降。当10月间张学良在西安提出停止内战、联合苏联和立即抗日之时，蒋便把这一点说得清清楚楚。据说他曾经答复：「我永远不谈这件事，除非每一个中国的红军都剿灭，每一个共产党人都下狱，只有那个时候才能联俄」。 [27]

　　是月，日本支配的满州国军队和内蒙杂牌军跨过绥远边境，作一次试探性的偷袭。蒋除了对当地军队给予精神上的鼓励之外，便很少援助，这些军队抵抗那次蓄意的侵略是得到胜利的。

　　他有几师人调到绥远，但其目的也只是竭力使冲突局限于当地境内，防止侵入察哈尔的企图。当绥远的胜利对资产阶级重要派系中日益增长的抗日运动，发生触电似的影响时，蒋则更加用心加紧他进攻陕西红军的战事。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个著名的救国会领袖，把刚开始爆发的新抗日学生运动，用武力加以破坏。他还无意于接受共产党人的屈服，他宁可藉军事手段完成他对他们的征服。

　　当张学良的军队不愿打破他在陕西边区上和红军的实际休战时，蒋调遣他自己的第一军作战。这支军队在甘肃竟败于红军之手，蒋于12月遂飞西安，决心迫使叛逆东北军服从他们的命令，否则迫它往南方撤退，但当西安驻军的军官和士兵于12月11日夜起而叛乱，把蒋及其大部分最亲信的幕僚变为阶下囚时，上述的计划便奇妙地被倾覆了。

　　蒋身穿睡衣缩在山坡上被捕获，他不仅大失「面子」，而且还有丧失生命的极大危险哩。东北军兄弟们齐声要求把他交给「民众公审」他的一切罪恶。假如听任兵士们干去，这位国民党独裁者的生命一定不值一文钱的。在南京，蒋介石手下的主张答应日本条件的将领和幕僚们，深信他不会生还。为了万全之计，他们开始把军队到陕西边境，「讨伐」逆军，并下令飞机飞临西安，作威胁性的示威。在西安，张学良正在敦促蒋接受一个大胆的抗日政纲。他警告：假如蒋拒绝答应他们的要求：停止内战，对满洲老家的征服者实行抗战，他就不能保证他对青年军官和士兵的控制力了。这位满洲的前任统治者凭他自己一定不能拯救蒋的生命的。共产党人却能够而且真的实行干涉，竭力利用他们「对东北军的巨大影响力，保护蒋，并把他当作一个民族领导者送回南京」。 [28]

　　蒋被迫居留陕西省会时，最有戏剧性的，而从其后果判断，又确乎是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便是他和当时共产党驻西安代表团主席周恩来的会见。在这一定是很可纪念的一幕中，这几位主角，尚没有亲自把它描述出来。蒋在他后来发表的日记中甚至还没提及它。 [29]但照另一个记载说，当周跨入他的房间，委员长脸色转白了。他似乎以为他就要被移交于红军之手。他一定不会健忘：十年以前，血的4月的一个早晨，蒋曾下令枪杀和砍杀上海的纠察队，周恩来就是这些纠察队的副指挥。这就是蒋介石本人也难于置信的：他曾经这样无情地叛卖过、搜捕过的人却真的肯再度委身于他。上述的记载继续说，周恩来一跨入来就致「友谊的问候」，向蒋敬礼，「认他为总司令」。他开始解释共产党的新政策。「蒋最初是冷然不作声，后来听下去就慢慢的色霁了……」。随后又有另外几次会谈。「他愈益相信不仅直接扣留他的人，就是红军也有一种诚意反对内战，而且假如他确定一种积极武装抗日政策，他们也有诚意准备在他们本人的领导之下，帮助国家的和平统一的」。 [30]蒋在西安终于恍然大悟的就是：他只须接纳一个他本来已一半决定了的政策，共产党人就对他无条件的投降。他觉得：当共产党人再度充分准备替他的政治目标服务时，坚持用军事手段剿灭他们，是愚蠢的。 [㈤]蒋大体上同意搁在他面前的建议。他于圣诞节释放，飞回南京。六个星期之后，经过一连串弯弯曲曲，完全如愿以偿的挽回面子的机谋之后，蒋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共产党对这次中全会通电建议：「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斗争；苏维埃政府改称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直属于南京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在特区实行民主政治中；中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完成统一抗日民族阵线的共同政纲」。 [31]

　　国民党中全会圆滑地宣称：政府将像从前一样继续维护国家主权，而且像从前一样决心「铲除共党」。它于是订立接受共产党屈服的正式条件：（1）取消红军，将它编入政府军队中，受军事委员会直接支配。（二）解散「苏维埃共和国」。（3）停止一切共产主义宣传。（4）停止阶级斗争。 [32]

　　对这些条件，共产党于3月15日正式加以接受，它声辩说，其中最重要的，它都已经实现，而且已「自动宣布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此点足以证明「共产党并未提倡阶级斗争」。 [33]红军后来指定陕北为「防区」，并开始从南京领取经常的津贴。4月间，共产党青年团代表大会开会于陕西延安，选出蒋介石及其它南京将领，与朱德、毛泽东一同为它的主席团。 [34]

　　一位陕北访问者写道：「肤施是中国共产党活动的中心，但此间并没有压迫地主，没有分配土地。没有一张共产主义的宣传品可以找得出来。在街道墙壁上所看见的唯一标语，都是写着号召反侵略者战争、救国和国内和平统一等口号的。『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战争』这个口号是其中最普遍的，到处都见到」。 [35]

　　红军战士对这些风卷残云式的变化，作何感想？农民怎样高兴这些政策呢？中国共产党怎样能够轻易使他接受这个「新路线」呢？只有将来才能最后答复这些问题。但1937年陕西的红军并不是长期艰苦地从事争土地与反国民党战争的军队了。这支交给蒋介石支配的军队人数约9万人。其中从江西长征的劫余者还不到三分之一。朱德告诉某外国访问者说：「此间9万正规军中，从江西原地来的仅2、3万人。约有3万人是沿途（主要在四川）召募的，其余则来自本地」。 [36]1936年夏，另一位陕西访问者有几次看出：这些士兵已开始接受新的、不熟悉的号令，但这些号令都在他们当中唤起种种怀疑。彭德怀告诉他说：「我们在自己的军队中必须加紧我们的教育工作。在最近几个例子中，譬如我们已经赞成准其撤退的军队，我们的士兵竟向它射击，因而破坏联合战线。在另一些例子中，士兵们不愿将俘获的步枪发还，必须经过三令五申才照办。这不是破坏军纪，这是对他们长官的命令缺乏信心，证明士兵们并没有充分懂得此种行动的理由，有些士兵实行指他们的领袖为『反革命阶级』」。 [37]

　　数月之后，另一位新闻记者问一位苏区官吏，人民的感想如何。他答说：「人民都比较喜爱苏维埃，苏维埃在他们看来是简单舒服的。地主或者比较喜欢新的民主制度，但此间只有寥寥无几的地主留下来享受它了。我们让地主保有选举权，发现有点困难。人民都不了解此举的必要，农民们则害怕他们的土地要归还地主。……但一般的说来，人民都安心放弃苏维埃。他们信赖共产党的领导去干对他们有利的事情。不过，他们仍看不出这样一种复杂改变的必要，有些人看不出这种改变是有利于他们自己的」。 [38]

　　这只是怀疑与异议的一些短暂的闪光，等到群众不大「安心」「放弃」，再度起而为「有利他们自己」的目的而斗争时，这些怀疑和异议便不可免扩大为未来的冲突。但现在这些顾虑暂时因为事变的迅速转变而归于隐没。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又进攻华北。蒋摇摆不决，尽最后一分努力，俾达到一种「局部」的解决，7月11日，他同意华军撤离平津区。29军的士兵们置调停于不顾，继续作战。日本向华北各省进攻继续进行，8月间，日本海军再度用全力进扑上海，蒋这一次迫得最后握起武器来。数星期后，采取最后的正式步骤，确立新的国共合作。9月10日，南京宣布红军编入国民党军队中称为「八路军」。9月23日，共产党在陕西肤施发布公告，正式解散「苏维埃共和国」。翌日，蒋去电庆祝。这一天差不多刚好是蒋去电「庆祝」武汉国民党左派脱离共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投降南京蒋政府的第十周年。一个新的「民族统一阵线」现在成立了，它成立的时候，正好中国工农在野蛮的帝国主义进攻的直接打击之下，愈益需要他们自己有一个党，一面旗帜和一个政纲，藉此领导反对侵略者，解除剥削者的羁绊的斗争。

　　共产党回到国民党的怀抱中，便完成了一个历史的循环，这个循环，在它所有的阶段中，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总是不祥的。这个党自诩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但它从来就没有真正将自己建筑在无产阶级的基础之上作为民族革命斗争的主要杠杆。1925－27年，它曾使自己和它所领导的群众运动，隶属于资产阶级。结果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妥协，在这一基础上取得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胜利，而这种妥协所尽的唯一作用无非是替新的帝国主义侵略，开辟道路而已。1927年后，这个志气消沉的党陷入冒险行动中，把它改变成为一种地方化农民暴动的前锋。江西农民苏维埃的失败和取消再度令它流离失所。它现在只单独依靠农民战斗员的流动武力，而这些农民战斗员，就是王明也承认，大都是没有「半点大城市的工人阶级运动的观念」的。 [39]共产党既然已无法把这种武力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工具，现在便把它带回资产阶级的阵营中。当共产国际在1927年失败后，无法从其经验中取得结论时，托洛茨基说，它已「替那按照国民党路线的精神的新实验，广开门户」。1928年他写道，「中国资产阶级的政策」将来还有「不少的向左曲折，对于『民族统一阵线』的玩票友，在未来还不缺少诱惑」。 [40]共产党从来就没有在一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政策的枢轴上平衡自己，十年之后便回到民族资产阶级的怀抱中。

　　「民族统一阵线」于1937年，在一个新的历史平面上，重新产生。1927年，共产党站在一个强大的群众运动的前头。1937年他却站在一支10万农民军的前头，这支军队脱离人民的广大群众而陷于孤立的。1927年，共产党人相信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合作，会取得「领导权」而且会使民放解放运动取得胜利。1937年，共产党人形成一个合作，其基础是国民党收编红军和领导抗日战争，而这个战争则替苏维埃官僚的眼前利益服务。这再也不是什么民族解放的问题，因为有这一合作（和其它国家拥护这一合作的共产党人）公开的向英美帝国主义者呼吁，请求他们出面干涉和保障他们自己的主人地位，抵御日本对他们的帝国主义利益的威胁。共产国际再也不用费尽心机去编造一些弯弯曲曲、花言巧语的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案，因为无产阶级已再也不在它的估算之中。1927年，共产国际即使不是在行动上，但在口头上尚承认在民族战争中，土地革命的最大作用。1937年，为了报答他们与资产阶级的联盟，共产党人公开放弃他们急进的土地政纲，并放弃他们已领导了7年的土地斗争。他们还更走远一步，预先答应「纠正」——亦即制止和镇压——任何这一类农民独立进行的运动。

　　1927年，共产党人把反帝斗争的领导权让渡于资产阶级，结果，后者压服了群众，与帝国主义妥协。在反帝斗争中各阶级利益联合一致，这一虚构，等到资产阶级证明它的利益与帝国主义一致反群众时，严酷地打破了。这一重大的事实今天和当时一样真实。它构成基本的轨范，拿来衡量和理解1937－38年的事变，以及最近将来的前途。

　　日本虽藉助于外交、经济和仅仅临时的军事压力，从国民党政制方面取得部分的让步，它并不满意于这种结果，1937年7月间，它遂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侵略，其目的是用武力迫使全中国受它的统治。蒋碰到有作一次生死存亡地决定的必要时，动摇起来。南京政府同意「卢沟桥事件」——7月7日在北平南部发生的冲突，结果促成战争的局部解决。当日军继续进攻，证明侵略者决心占领整个华北时，并没有中央军队调赴援助当地军队。但是等到事情已大白：这一次日人不会接受暂时的妥协，又等到平津陷落后日本陆海军再度入侵上海的时候，事情便终于决定了。在日本的鞭打之下匍伏了6年之后，国民党终于迫得起而抵抗，因为日本的侵略现在已有完全铲除中国资产阶级之虞。

　　在战争刚发生的几个月，国民党小心地尽可能打开门户，准备妥协。它避免采取任何无可挽回的步骤。它并没有废除它和日本签订的条约，它也没有否认它以前的妥协协议。它不去没收日本的财产。在上海战事正酣时，它甚至还把庚子赔款定期摊还的款子交付给日本！它反复声明它愿意接受「友」邦的斡旋，使战事终结。

　　但蒋介石已骑虎难下。日本的活动范围伸展愈广，任何立即妥协的前途也愈黯谈，这种妥协就是对中国资产阶级提供「合理的」保障，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则给与充分的赔偿。上海，中国人领有产业的主要中心，沦为废墟。凡是在战争中没有破坏掉的，日本人往后便有系统的加以铲平。一年之内，侵略军握有华北的所有重要中心，差不多全部沿海省分，全部重要海港（其中只有几个尚未占领），和全部铁道（两条除外）。国民党只限于使用庞大的武备窳劣的士兵大众来抵抗进攻者。在上海，经过三个月可怖的牺牲，面临压倒优势而发挥了难于置信的勇敢和顽强之后，中国士兵的肉体和精神终敌不过侵略的钢铁。军队的指挥部在反对人民战争的那几年，曾表现过这样有效能，现在却充满腐败、怠工，和公然卖国。11月撤离上海，它也同时整个的破产了，退却变成大溃败，渡过长江三角洲而去。敌人还在150里外，南京便赶忙放弃了。蒋介石逃入内地，不久唐生智也接踵而去，唐生智就是湖南大屠杀的英难，他是留守南京，指挥一次无效的最后一分钟的防御的。南京于12月13日在可怖的杀戮当中沦陷。

　　在北方，日军在路上碰到一些留以阻挡他们的零乱部队，但遭逢很少的抵抗。他们仅在山西才遭遇到严重的阻碍，因为当地从前的红军，现今的八路军，给他们尝一尝运动战术的滋味，对于这种战术，红军指挥官们是有十分充分的把握的。在中央当局指定的严格范围之内，红军藉助于他们的游击战术，得以横贯广大区域，困扰日军的交通。八路军的游击队因为受给养短缺所妨害，且尤其严重的受国民党严禁民众政治动员所限制，他们所能获致的战绩只是他们过去能够而现在仍然有能力获到的战绩之一小部分罢了。

　　在华中前线，经过京沪的惨败之后，改编过的军队（其中大部分是新近从川、桂召募来的），在徐州附近——陇海、津浦两路的战略交会点，造成一个新的抵抗据点。在这里他们永远打破了日军不可克胜的神话，使日本若干最优良的师团蒙受沉重的损失和几次严重的失败。一直等到南京陷落之后五个月，日本的武力增至25万人，才最后占取陇海路。黄河、长江水涨，破堤成灾，使农民人口忍受一个惊人的损失，才遏止他们的前进，阻缓他们向汉口进攻的企图，汉口当时是国民党的临时首都，政府已开始逃避到那里。同时，新的进攻也在华南发动，日本的轰炸机，在广州、汕头等城市，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将整千整万拥挤在一起的遭劫的平民，置之死地。

　　战争的整整第一年，中国资产阶级只敢进行一种纯粹的军事的防御战争。它令日本的侵略变成一桩耗费甚大的冒险，这是成功的，但它同时却证明，这种方法不能有效地抵抗帝国主义的进攻，而且将来对于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也一定起不了什么作用。资产阶级之畏惧民众仍然较之畏惧帝国主义者更甚，它已向美国和英国乞援。这几个强国尚没有充分准备好在太平洋作最后的决战，它们已拿慎重规定的救济品，给国民党以精神上物质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则小心地避免在外交上造成敌对日本的证据。它们对日本的压力，尤其是美国的压力，在临近的争夺太平洋霸权的时期中，一定要增长的。在尖锐的抗议声中，在孜孜不倦准备的宣传运动中，尤其是在耗费数达数十万亿元于建设强大舰和空军中，这一争夺战的基础已正在奠定。苏联正为一种深刻的国内危机所瘫痪，它所能拿出来的只是涓滴之助而已。它的命运也不仅与目前正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的结果息息相关，而且还与那个命定要沿着广大的战线而爆发的战争互相关连。

　　同时，只要中国的领导权保留在资产阶级的手中，目前的战争，充其量不是与日本妥协而终，便是使中国完全臣服于英美，酬答它们对中日战争的干涉。无论哪一种结果，都不会解放中国，也不会解放那些负上战争主要负担，并成了战争主要牺牲者的人民。只有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在群众的心目中，清楚地与他们自己为其自身利益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才会造成一个胜利和解放的结果，只有按照这个方法，由本国的落后而发生的技术缺陷才会被克服。

　　只有当群众为大胆的社会政策鼓舞起来，中国庞大人力的动员才有可能，这些社会政策将防止商人、银行家及地主把战争的耗费转嫁于被剥削者的背上。如果有一个更大胆的革命政纲，替农民将这两个目的并而为一：即，民族从帝国主义侵略中谋解放的目的以及农民自身从土地的奴隶地位中谋解放的目的，则这政纲将唤起日本侵略者所永难制服的后备力量。由这种力量来发动的游击战，能够而且定将把中国造成和20年前的西伯利亚一样的不可制服，当时西伯利亚曾受列强干涉的侵略军队蹂躏。但这种战争不能随意造成。当中国红军尚是一支革命的农民武装的时候，它之能够抗拒那些派去围剿它的，武器无限优良、数量更大的军队，这正因为它洞察了成功的游击战的简单秘密。彭德怀有一次曾说过：「因为群众只关心他们生活问题的实际解决，故只有立即满足他们的最迫切要求（此句有着重点——校者注），发展游击战才有可能。这就是说，剥削阶级必须迅速加以解除武装，使它无法行动起来」。 [43]

　　换言之，抗日战争之能够向前发展，是加紧而不是停止阶级斗争，在言行两方面唤起群众知道这个斗争是与土地斗争一致的。红军投降了国民党，也就放弃了这个斗争。为了报答资产阶级的合作，它让送了对农民的领导权，并立誓弃绝它久已抛弃了的工人阶级的动员。在资产阶级方面，它现在绝不比1927年更愿意放弃它的基本经济利益。它现在和那时一样坚决使工农继续受它羁绊，使他们负担资产阶级自身觉得不能不发动的军事斗争的费用，阻止他们起来照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工人们在1935年—36年复兴的刺激之下，已开始重新团聚他们的力量，进行大胆的、富于战斗性的罢工，但现在却因战争的爆发而被推回后面，这次战争在重要的产业中心造成这样可怕的破坏，自然遏止了经济的向上发展，这次经济的好转已开始使工人运动复兴了。国民党政府为了保证工人不致有任何拒绝新负担的企图（这些新负担现在正加于他们身上），它于1937年12月发布一道命令，规定如果工人在战争进行中，发动罢工或甚至鼓动罢工，则处以死刑。 [44]数日之后，王明在汉口告诉一位访问者说：共产党「十分满意」国民党的战争措施。 [45]战争的往后行程将由距离现场或远或近的许多因素来决定，但在临近的时期之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能否有所成就，只有看群众不再像共产党一样「十分满意」于资产阶级剥削者继续统治，究竟达到何等程度而定。这一点回头又依赖于一个新革命党的出台，这个新党将能够把工农团聚于他们自己的组织之内，和他们一道走上革命斗争之路。这样一个党将来一定懂得怎样与「魔鬼本身」的蒋介石一道参加当前的战争而且它还一定决心于蒋介石放弃这一战争时，继续作战，并实行斗争，反对一切企图于明天的中国革命中，阻断工农走向胜利之路的人们。

　　无论如何，日本在军备上的暂时的优越，它的短暂的胜利，它所征服的十分辽阔的范围，不能，将来也不会保证它的最后凯旋。最后失败的阴影落在中国战场上每一桩高价争得的「胜利」上面。日本的致命脆弱的经济结构，不能抵御战争所加于它的压力。日本帝国主义经常在国内碰到一种社会性危机的威胁，加之以，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列强重新企图经过重分世界的赃物来延长它们的生存时，日帝马上就要碰到它的无比强梁的敌人。战争制造者将发动这个战争。中国、日本和横亘全世界的被剥削、受牺牲的群众将决定它如何终结。在这一点上，中国当前的冲突只能与阿比西尼亚的侵略、西班牙内战一同被视作迫近的更大冲突的一个插话，一个正在开展的插话。

[㈠] 战争对上海工业难于估计的大损害正在每天有系统地增加着。负责的日本官吏承认在南市、浦东以及其它尚封外人封锁的区域，日本士兵继续破坏或拿走一切华人工厂中之一切机件。在虹口和杨树浦，这个破坏运动已经告成。而闸北则在华人撤退时简直是一片废墟。这种工业破坏的公认目的是完结中国的工业发展，这种发展正开始威胁着日本对中国市场之支配地位。若干日人已声称他们已破坏了和扫除最近十年来所成就的中国所有工业的发展」。——1938年1月30日《纽约时报》特约通讯。
[1] 参阅1932年1月13日上海《中国论坛》。
[2] 1932年5月21日《中国论坛》；〈中央给满洲组织的信（1933年6月9日）〉，见1933年8月15日瑞金《斗争》；罗迈：〈满洲的民族革命战争〉，见1933年9月15日《斗争》报。
[3] 见本书第18章注33、44。
[4] 尔什维克工作与革命斗争的榜样〉，见1932年12月《共产国际》。
[5] 1931年12月17日《红旗》。
[6] 〈满洲事变与反帝运动的基本任务〉，见1931年11月10日《斗争》报。
[7] 见本书第八章注33。
[8] 1932年1月27日《中国论坛》。
[9] 1932年3月15日同上。
[㈡] 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报为了证明上海十九路军的抗战「得力于共产党人的工作并不少」，竟走到那样远，称日本工厂的罢工是「1932年1月初……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组织起来的」。（1932年12月《共产国际》）这一点之为分明的伪造。不仅参阅1月份《中国论坛》，就是参阅1月份的其它报纸也能够证明。著者本人就经历过这次罢工，碰过罢工委员会的委员几次。战事爆发时，这个罢工已遭打破。在战争当中，工人干脆被赶出厂。但工人一直到4月，即战事结束后一个多月，尚拒绝回日本厂复工，在这件事中，共产党尽了若干作用，却是真实的。）
[10] 〈中央关于在反帝运动的联合战线问题告全党组织及全党同志书〉，见1933年6月10日上海《斗争》报，〈中央关于第五次围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1933年7月24日）〉，见1933年8月12日瑞金《斗争》报。
[11] 参阅洛甫：〈论苏维埃政权与民众政权〉一文，该文见1932年2月15日《斗争》报
[12] 《共产国际执委员会第七次全会（1931年9月）提纲和决议案》（莫斯科，1933年出版）第16页。
[13] 1932年5月21日《中国论坛》。
[14] 1933年4月13日同上。
[15] 1933年4月13日同上。
[16] 王明：《今日之革命中国》第33页。
[17]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见1934年6月1日《国际通讯》。
[㈢] 在这些叛徒中，有若干著名人物，如黄平，短命的广州公社的「外交部长」。王明于1937年有点过迟的发现1934年的叛徒曾通通都是「托派」。这个名词之用作随便的帽子加在任何色彩的政敌头上，已因为苏联的肃清而风行一时了。爱德加．斯诺在他那本书《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中，轻率地照抄那种造谣中伤的话，称托派，由于「其立场的逻辑」使然——斯诺对托派的立场却显出一点也不懂——投降了蒋介石，并把同志出卖给警察，由于其自己立场的特殊「逻辑」使然，斯诺于是热烈地拥抱共产党，因为它投降同一蒋介石和出卖工农给资产阶级。斯诺为他这本称为《西行漫记》一书搜集材料之后一年多，宁姆．华尔斯（他这本集子就是呈献给她的）瞧见一个红军士兵小心地抚弄着他那颗发亮的新的国民党钮扣。她不懂得，他究竟想起「他从江西寄来的那件褴褛旧衫的红星否……但是红星」，她补写一句：「在往日的苏维埃地平在线，已不复瞧见了」。（1938年1月《亚细亚报》）
[18] 1934年8月25《上海晚报》；1934年9月2日《大陆报》。
[19] 王明：《今日之革命中国》第33页。
[20] 王明：《殖民地国家之革命运动》（对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报告），1935年纽约出版，第15、20—21页。
[21] 前揭书第13、20页。
[22] 1936年3月30日纽约《工人报告》。
[23] 王明：《革命运动》第51—52页。
[24] 〈团结御侮之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
[㈣] 根据另一译文，这句话又翻成这样：「我们同样不愿意加剧反资本家的战争」。——《今日之中国》1937年1月。
[25] 〈毛泽东给救国会全体会员的一封信〉（1936年8月10日）。
[26] 《统一中之中国》第30页。
[27] 爱德加．斯诺：《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1938年，纽约版，第392页。
[28] Harry Gannes：《中国之统一》(When China Unites)，1937年纽约出版，第265页，斯诺：《西行漫记》原本第414页。
[29] 蒋介石和蒋夫人：《蒋介石将军》，1927年纽约出版，又参阅James Bertram之《中国之第一次行动》(First act in China)。共产党在此次事变中的立场可在1937年3月China To-day转载的各种电报中看出；又参阅〈关于西安事变〉（1937年1月《共产国际》报）。
[30] 斯诺：《西行漫记》原本第417页。
[㈤] 1936年12月29日《大美晚报》说：「……显然愈来愈普遍的觉得中国共产党人，就任何残存的特质看来，现在都不是共产党人了……关于现时之所谓共产党政纲，还有什么东西足以拿来当作口实，拒绝与一个团体和解呢？这个团体已不再干根本上是共产主义的任何事情了」。
　　头号帝国主义英国的《字林西报》是反对十年前国共合作最猛烈的攻击者，同时又是蒋介石剿赤战争的最热烈的支持者，但它现在也甜蜜地唱着新调子：12月28日它说，「这将很好的证实：张学良将军辩称所谓共产人决心降服，多么正确」。

　　西安事变同时也足以窥见国外共产党报纸「弹性」的刺目例子。蒋作了阶下囚的那一天，纽约《每日工人报》大吹大擂称张学良已发起「一个统一中国的团结号召了……」哈里．甘尼斯写道：西安叛党提出的要求「最初已为中国共产党提出」。──1936年12月13日《每日工人报》。翌日，电报称莫斯科报纸斥张学良为日本的工具，「实际上帮助日本去进一步牺牲他的国家」。新闻和《真理报》说，整个计划是在东京造出来的80度转变。甘尼斯发觉「枪炮是在东京装备好的」，而且宣称第一次报导「有意充满反日的煽惑，完全是误人的」。——1936年12月16日《每日工人报》。此事同时也证明莫斯科爱蒋，仅仅爱蒋一个人。

[31] 1937年2月1日纽约《工人星期日报》。
[32] 1937年2月20日纽约《泰唔士报》；1937年2月22日New York Herald Tribune；Gannes《中国之统一》第279页；斯诺：《西行漫记》原本第427页。
[33] 1937年5月China To-day。
[34] 1937年4月30日《纽约泰唔士报》。
[35] 1937年7月China To-day。
[36] Philip Jaffe〈中国的共产党人告诉我〉，见1927年10月12日纽约《新群众》；参阅斯诺：《西行漫记》第194页。
[37] 斯诺：《西行漫记》原本第342—3页。
[38] Nym Wales〈中国苏维埃旅行记〉(The Passing of the Chinese Soviets)1938年1月纽约《亚细亚杂志》。
[39] 王明：《中国必能胜利！》1937年纽约出版，第45页。
[40] 托洛茨基：《列宁死后之第三国际》第177、196页。
[43] 斯诺：《西行漫记》原本第275页。
[44] 1937年12月23日哈瓦斯电讯。
[45] 1937年12月27日上海《大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