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伊罗生 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1932年5月） 译者按：1927～1932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分化和组合的情况及进行革命斗争的新特点如何？作者伊罗生（Harold Robert Isaacs）依据当时搜集到的大量具体的最新信息，对此进行了详述和评价。本文节译自《中国论坛报》1932年5月的增刊。
来源：《史林》1990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1990年（第12期） 也许在别的国家的知识分子从来不曾扮演过像他们在中国革命中所充当的领导角色。工业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成长，连同俄国革命的影响，所有这些事态促使革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广大人民群众才能构成革命的基础。 这种思想只是缓慢地渗入中国的文化知识界，随着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顿时生气蓬勃而呈现出明确的形态。当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就促使后者从原先由追求个人权力的分子组成的小型的秘密的勾心斗角的政团上升到群众性的国民革命组织的地位。共产党是工人、农民的党，在她的队伍里有大批知识分子，分散在全国各地，把广大群众组成工会、农会、学生会。 1927年，革命由于碰上阶级斗争的暗礁而夭折。部队中的军官们不是地主就是封建地主的子弟，赤贫的农民如今正在剥夺地主的土地和产业，而在贫农的赤裸着的背脊上一直承受着数不尽的世代压迫，中外商人和实业家对于工人们所提出的愈来愈高的要求，和他们的日益增长的权力，感到胆战心惊，大批出生于地主乡绅或者新兴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怀着仇恨仔细观察中国广大群众因解放而发挥出来的力量。 但是这些反动集团，即使联合一致，也还是十分软弱、愚昧、腐败和自私，战胜不了革命力量。只有跟帝国主义者结成有效联盟，并取得积极支持，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在1927年至1932年的整个时期，我们看到中国反动派跟帝国主义列强结成有效联盟，并且作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压倒了中国广大群众。对这些敌对力量进行抵抗的便是新组织起来的群众运动，它年青、经验不足，并且武器装备低劣．其中有出身于小商人、穷困的学者家庭和中农的成千上万的革命知识分子。 1927年4月12日，共产党被开除出国民党，随之而来的大规模血腥屠杀夺走了成千上万革命知识分子的生命。笼罩全国的恐怖统治真是令人毛骨悚然，因此只有那些完全意识到社会性质和世界事态发展的知识分子，或者那些像广大群众一样，“失去的只会是自己的锁链”的知识分子，仍然留在共产党内。别的知识分子畏缩倒退，陷于胆战心惊或漠不关心状态。在1927年至1930年间，整个学生界和知识界的特点是，对革命和南京新政权持放任主义的态度。只有当岁月流逝，他们的切身利益遭受损害时，方始显出新觉醒的迹象。 国民党如今重新沦为统治阶级的政党，它分裂为若干相互敌对的腐败的派系，为争夺个人权利而斗争，并且跟任何可能给予一臂之助的国内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内战连绵不断，耗尽国家资财，并带给人民灾荒和苦难。各行各业衰退，许多工厂倒闭。工人在革命期间所争取到的一切权益，全部丧失。中小学和高等院校的教育基金为军阀们所侵吞，用以发动新的战争。教师们的薪水积欠数月不发，学生们实行罢课抗议。不断地有大批新的学生群众进入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行列。国民党的对策就是解散所有的学生联合会或学生团体。 从可怕的退化和反动局势中涌现出一群新生的激进知识分子。1930年初，随着上海若干外商工厂许多工人遭到枪杀，这些激进知识分子作为积极的力量出场了。国民党禁止中文报纸上登载有关这些枪杀事件的新闻报道，即使工人们试图以广告形式发表该项新闻，也遭到禁止。接着发生工人学生共同袭击上海各主要中文日报的事件。学生和工人们被捕，随即被处决，南京的蒋介石下令枪决大批工人学生，因为他们参加了一家英国蛋厂的罢工斗争。 1930年初，教育部长蒋梦麟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封闭了南京城外的实验农学院，同时还封闭上海的六所学院，把它们污辱为“赤化中心”。为压制动荡局面，新的恐怖主义浪潮开始了，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设立了使用酷刑的特别刑事法庭，而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用严刑拷打来审讯革命者的。在此种反动统治的腥风血雨、工业衰退和内战的情况下，却传来了中国腹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发展壮大的消息。正在南京发动“剿共“战争之际，在各城市实行肆无忌惮的恐怖统治，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惨遭杀害。 但是尽管这样，一批新型激进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并建立组织。1930年5月，由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教授、讲师组成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了，总部设在上海，分部遍布全国各地和日本的大学。他们在上海为工人和学生创办一所补习学校，并开始编行教科书，不仅为他们自己的补习学校之用，而且也为内地的苏区各校之用。他们出版了一连串的期刊，一种期刊被查禁后，又另出新的一种，看来新的一种期刊总是代替被禁止的一种。这些期刊包括《新思潮》、《社会科学讲座》、《国际美术文选》，《社会科学战线》，他们的东京分部出版了《斗争》月刊。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第一篇宣言声称，它的目的在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并积极投身社会革命。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告成立，有六十位作家参加了它在上海举行的成立大会，其中既有中国最有名望的作家，例如鲁迅、郁达夫、茅盾，也还有许多对期兴无产阶级新文学寄予热望的青年作家。左翼作家联盟的宣言登载在1930年8月4日它所刊行的一种杂志上。宣言声称，中国的新兴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责任，在于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教育、文化水准，帮助工人阶级认清它的历史任务，促使革命思想感情跟历史发展相结合，并且为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生存而奋斗。 左翼作家联盟着手建立工农通信系统，这是促使学校、工厂、农村和红军之间密切联系的运动。该联盟向知识界的旧封建思想宣战，向脱离民众、个人主义和不切实际宣战，还向那种认为写作和作家“万能”的信条宣战。对于世界上各种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作品的翻译工作，已往一直在进行，现在越发加强了。左联也出版了许多杂志：《新地月刊》、《拓荒者》，《义勇军》，《群众》、《文化斗争》和《萌芽》。每当一种杂志被禁止时，就会有一种新的杂志来接替它。目前左联发行《前哨》和一、两种其他类型的杂志。 紧跟在这些冒险行动之后，左翼美术家联盟组成了，它出版自己的杂志。所有各大学、各学校，读书会也建立了。新书社联合会从事于新文学作品和新杂志的出版发行工作。1930年初，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成立，它由许多小型剧社、剧团和剧场组成。其中单是在上海，以前就有十四个剧社。这些剧社中主要的是上海艺术剧社和南国社。近五年来南国社一直在从事狂放不羁的波希米亚式的冒险行动，例如演出王尔德（Oscar Wilde）的《莎乐美》（Salome）或其他剧本。该剧社是以才华横溢、独树一帜的演员和剧作家田汉为首的，现在它已转向左翼，结果便是该剧社遭到查禁，田汉不得不离境外逃。上海艺术剧社在去年冬天创办，曾经演出许多独幕剧和剧本，如麦尔顿（Maerten）的《煤矿走运》（The Coal Strike）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的《爱与死的搏斗》（The Game of Love and Death），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窃赋》（The Second-Storey Man）、雷马克（Remarque）的《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当该剧社在排演特列嘉科夫（Tretiakov）的《怒吼吧，中国》（Roar，China）之际，遭到查禁。自从它被查禁以来，它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方法坚持演出，并且显得对工人们更有裨益。 1930年9月，所有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的新团体联合组成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此外参加左翼文化界大同盟的，还有自由运动大同盟（一个致力于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罢工自由的较早成立的组织），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和中国革命互济会。 围剿中国腹地工农红军的战争正在如火如茶地进行。1930年夏季，蒋介石曾经在反共运动中寻求跟全能的上帝同样显要的人物的新的援助。他现在不再请教他自己的占卜者了（已往他们总是在重大事件发生前给他忠告），而是寻求上帝的福佑的指示，在上帝的保护下，帝国主义列强曾经征服并奴役亚洲各族，包括中华民族在内。当年夏天，蒋介石受洗归化成为基督徒，接着，全国基督徒欣喜若狂，认为这是说明战神在杀戮广大异教徒群众上决不犹豫的最重要的证据。当时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总干事余日章召集他属下的像羔羊般柔弱的信徒们开会，用肃静而惊讶的语调告诉他们这个奇迹中的奇迹。从今以后，上帝将与蒋介石骑在同一匹战马的宝鞍上。蒋介石也曾在南京召开中外传教士和基督教青年会职员们的会议，在会上，他们全都跪下，祈求上帝帮助他们击溃那些忍冻挨饿、敢于反叛的中国群众。 由于右手一边倚仗帝国主义者，左手一边倚仗上帝，蒋介石开始新的逮捕、严刑拷打和屠杀。北京国立大学有六十名学生，因试图创建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分部而被捕入狱。天津有十二人由于同一原因而被捕。汉口是一个屠宰场；广州继续实行骇人听闻的恐怖统治，禁止任何报纸登载有关逮捕和处决青年们的消息。1930年10月，四川省军事当局张贴告示，凡拿获共产党员一名，给予赏格五十元，并授权军警就地处决。从当年10月至12月初，在四川省各主要城市，有男女2,000名，主要是学生，遭到屠杀，军警们甚至在大街上刺伤和枪杀政治嫌疑犯（重庆《商业日报》，1930年11月14、20、23日；南京《中央日报》，1930年11月28日和12月3日）。 除屠杀外，国民党还采取许多用以抵制新兴的革命知识运动的其他办法。它曾请求它的永远欣然同意的伙伴——公共租界英国、巡捕房——查抄并封闭大约十二家出版或者发行新文学书刊的书店。它打算开办一家“民族主义文学”书店，在那里“青年们的爱好尽可置之不顾，应该为青年们提供有益的读物”。它拨付巨款出版发行“民族主义文学”杂志，这些杂志继续存在，所登载的作品逐渐使读者减少，下降到零。1930年秋天，国民党邀请比利时政治家和第二国际代表樊迪文（Emile Vandervelde）［注：现通译“王德威尔德”——录入者注］来华在各大学发表反对共产主义和苏俄的演说。樊迪文在上海交通大学受到学生们如此愤怒的斥责，以致从那时以后他总是要由流氓帮会分予充任的包探护送。后来，当基督教青年会会长艾迪（Sherwood Eddy）在北京大学发表反对共产主义的演说时，．也受到学生们的同样斥责。 革命形势发展如此迅猛，因此1930年12月蒋介石自任“教育部长”，以便更有效地加强恐怖统治。他的第一篇宣言声称，学生们已经“成为共产主义的俘虏，有时甚至召开会议，散发传单、并卷入党派冲突。他们曾经反对他们的校长，反对校长就是反对政府”。该项宣言开头时指出蒋介石“深感痛心”，结尾时宣称他是不怕枪决那些桀骜不驯的学生们的。 他的第二介步骤就是封闭上海的另外两所学院，下令全国军政官员加强控制学生和搜查共产党员。1931年1月9日，新的出版法获得通过，明文规定批评国民党就是犯罪。 由于蒋介石下令“清涤”学生思想和行为的结果，1931年3月10日，湖南省何键将军颁布一项旨在贯彻上述意图的法令，但是还把它的查禁范围扩充到那种“不良而危险的书籍”，例如《阿丽丝漫游奇境记》，或者涉及动物谈话的图书。法令中宣称，一篇讲到熊和公鸡谈话的童话是危险的。它接着说。 “无论是熊，还是公鸡，都不能使用人类的语言，因此，如果说它们能够讲人话，那是对人类的侮辱；倘若听任这类图书继续存在，不久孩子们就会认为人类根本不会比动物高明。”
从东北吉林省传来了类似的消息，当地军阀张作霖将军发布了斥责该省朝鲜革命学生的典型性告示。猜录如下： “自日本并吞朝鲜以来，朝鲜人已成为日本人。日本原文明国家，因而朝鲜亦属文明国家。朝鲜人既已移居中国，充当文明国民，以便增进其身为日本人之声望，乃彼等之天职。中国与日本至为亲睦，因而朝鲜人获得中国政府乏优遇。倘朝鲜人扰乱社会治安，此乃无异于损害中日两国之友谊。至于当今共产主义，必将对朝鲜人全然无益。须知纵使所有中国财产全部均分，朝鲜人将仍然一无所得，盖彼等系日本人，亦即异邦人也。”
1931年2月7日，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处决男女青年二十四名，其国有五名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在二十四名受害者中间，有五名被活埋的他们临刑前都受过严刑拷打。他们都高唱“国际歌”奔赴刑场，慷慨就义。这些青年作家（他们属于新生一代中最有才华和能力的人）的惨遭杀害，引起国际上的反响。欧洲、美洲和苏联的最著名的作家发表反对南京政府恐怖主义的政策的宣言。但是一个有关国民党“文化”的最引人注目的事例，炫示在1931年4月3日中国报刊上。“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宣告成立，由蒋介石任自任会长，华北的张学良任副会长。该会理事的成员包括十名将军，一名贪污受贿的女律师和上海流氓帮会的伙伴，张学良夫人，以及国民党政界元老知名的旧封建“学者”、前日本买办和旧安福派领袖王一亭，还有其他将近一百名具有类似素质的人物。国民党政权所要向热切的中国青年提供的究竟是些什么，这正是绝妙的炫示。 但是所有这些反动行为并不能给予青年一代深刻的印象。1930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年报增刊登载一篇文章，宣称在中国学生阶层中弥漫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尽管军警们经常搜查学生宿合，没收每一本红封面的书籍，并把年纪才十二、三岁的少年拖往刑场，仍然发现共产主义文学作品藏在床垫和枕头下面，这些文学作品用素静的黑白封面装订，题名为“青年之友圣保罗”，“真基督教入门”等等。 1930年，一家日本杂志曾对中国大众所需要的读物，进行一次富有启发性的调查。在当年出版的全部中文读物中，官方资助出版的国民党着以掩饰其反动实质的“孙文主义”书籍总数只占6％；新型社会科学书籍占17.6％；文学作品，主要是新文学作品，占20.6％；教科书占13.8％；技术书占7.4％；哲学书占2.6％；其余便是法律、教育、历史、地理、儿童读物、工业等各类书籍。 然而尽管所有这些事实，中国学生的思想看来似乎仍然像以前阶级斗争还未采用流血方式的时期一样地含糊不清。之所以如此，可以用学生本身根本不扎根于社会生产的实事来加以说明。由于没有经济基础，他们可能轻易地从一种立场转向另一种立场。他们的纯粹的感情主义倾向、思想的含糊不清和摇摆不定，以及作为社会阶层的固有弱点，已在日本侵占满洲后，即1931年10月至12月间大规模学生示威中引人注目地表现出来了。当时有许多人绝望地自杀，同时有学生群众80,000名突破重重障碍到达南京，举行示威，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并收复东北失她。 跟1924年至1927年的时代不同，他们根本没有联合工人阶级，也没有试图取得工人阶级的支持。他们发出了呼声，然而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在南京表示失望。就这样，有成百名学生被拘押，数十名学生为军警所殴伤，许多学生惨遭杀害。1931年12月17日夜间，两国公使下令南京当局制止学生运动。12月18日清晨，武装军警包围了成千上万正在熟睡中的学生。他们随意使用棍棒和枪托像赶牲畜似地把学生们赶往等候着的列车，经由铁路把他们运出南京城。过了两星期，学生运动终于被压下去了，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反响。 当时学生运动充满着混乱，没有统一的领导，以致有许多国民党密探和奸细混进队伍。学生们揭露了其中的一名密探，这个实例在国民党所使用的方法中有典型性。该密北京市党部领取津贴每月三百元。关某随同学生们到南京，据后来学生们调查证实，蒋介石的国民党心腹陈果夫又给他八百元的以便收买其他学生。不仅如此，关某还随身携带左轮手枪。 由于他的指点，北京和其他地方的学生遭受当局逮捕和关押。当他最后为学生们所捕获，罪行被揭露时，他捎信给陈果夫请求营救。后来，北京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揭露他和陈果夫的罪行，同时还揭露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所扮演的角色。 学生运动现在尚处于蛰伏状态，像燃放鞭炮似地零零星星地在各处爆发，其中有的突发事件打击了那些出卖或企图出卖中国的部长们。但是他们还不懂得，应对出卖中国负责的不是一个部长，国民党和政府本身是得到帝国主义者支持的统治中国人民的组织机构；他们根据帝国主义者的意旨办事。正如北京学生联合会1932年4月发表的反对国际联盟调查团的宣言所指出的，他们中间有的人已取得教训。从4月23日《中国论坛报》刊登的原文，可以看出，北京学联宣言显然是革命的。 今天，即1932年5月，阶级斗争开展得比已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剧烈和残忍。国民党腐败透顶，它浑身沾满广大群众的鲜血，并且积极地充当帝国主义分子的代理人，它由于本身的风纪败坏而处在土崩瓦解之中。城市里的革命知识分子，始终保持他们原先创建的组织，并且还成立了新组织，例如，“中国左翼教育家联盟”、“苏联研究会”、“苏联之友”以及各种从事研究讨论的文化社团。差不多所有这些团体的成员都要在社会革命的队伍中找到——在工人中间，在内地的红军中间，或者他们已经进入各苏维埃区充当教师、组织者、医生、专家和理论家。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内地，他们都正在为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