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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的机会主义(摘录)
Der Opportunismus in der Praxis
亚历山大·利沃维奇·帕尔乌斯[1]
（1901年8—9月）
说明：发表于1901年8—9月。原文共有六部分，均收入《新时代》第19年卷（1900—1901）第2册〔Die Neue Zeit, Jahrgang 19, 1900/1901, Band 2〕。六部分分别为：1、机会主义和社会革命的发展，收入第46期，第609—615页〔1. Der Opportunismus und die sozialrevolutionäre Entwicklung, in Nummer 46, Seite 609-615〕；2、机会主义和教条，收入第47期，第659—663页〔2. Der Opportunismus und die Doktrin, in Nummer 47, Seite 659-663〕；3、福尔马尔的策略，收入第48期，第673—679页〔3. Die Taktik Vollmar, in Nummer 48, Seite 673-679〕；4、奥尔的实用主义，收入第48期，第679—684页〔4. Der Auersche Praktizismus, in Nummer 48, Seite 679-684〕；5、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收入第50期，第740—748页〔5. Der Bernsteinsche Revisionismus, in Nummer 50, Seite 740-748〕；6、机会主义的成就，收入第51期，第786—794页〔6. Die Leistungen des Opportunismus, in Nummer 50, Seite 740-748〕。
来源：《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386—412页。
译者：原书未注明本文译者。译自《新时代》第19年卷（1900—1901）第2册，第46期，第609—615页；第47期，第659—663页；第50期，第740—748页。
一、机会主义和社会革命的发展
“这再一次证明，上流社会的那位暴君，即中产阶级的舆论，是多么不可救药地反复无常，也再一次证明，我们这些上一世代的社会主义者一直蔑视这种舆论，是有道理的。”[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
现在我们德国有一种完全的、成熟的机会主义，这已经不再有疑问了。曾经有过一个时期——离现在还不久，最年轻的党员们都还想得起来——，人们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机会主义具有免疫力。在那个时期，只要指出一项政治行动的机会主义性质，就足以使这一行动在党内受到耻笑。因为党不应当成为机会主义的，党不可能成为机会主义的，这简直是一条公理。还在两三年前，谁胆敢指责党内某一个大人物犯了机会主义，就要被斥为悲观论者，并且一定要多加小心，免得被当作爱争吵的人，由于进行“人身攻击”而被开除出党。
现在人们既不害怕机会主义这个词，也不害怕它的内容了。政治上赶时髦的人——我们党内也有这种人——炫耀他们的机会主义，把它拿到所有的市场上去卖弄。相反，在这些最新式样的政治家的眼里，革命主义肯定是有些过时，有些土气了，就像1848年的长燕尾服和怪里怪气的大礼帽一样。总之，机会主义存在着并且生活得很愉快。而它的存在就为它存在的理由和它的政治价值提供了主要论据。它宣称：“难道我不是曾经一再被否认，被驳斥，并且用其他办法被消灭吗？难道大家不是已经深信，在人们毫不容情地、理所当然地揭发了我思想空虚，我无知和我伪造引文以后，我再也不能出头了吗？但是我还是一再出现并且愈来愈厚脸皮了。难道这不是正好证明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吗？社会革命的认识又在哪里呢？”
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不能脱离资本主义世界的总的政治发展。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行动同它的社会革命认识不是等值的。社会革命的认识不仅仅是社会革命宣传的产物。单凭我们的勤奋的和目的明确的鼓动，还远远不能决定社会革命的效果。决定工业发展速度的世界市场的广泛相互依存关系，繁荣和危机的周期性交替，农村人口的停滞或者城市人口的集中，移民，资本主义殖民地的发展，新的工业国的兴起和旧的经济形态的衰落，新的大国的形成和旧的大国的削弱或分裂，战争与和平，民族斗争，争取政治民主制的斗争，政府的反动，资产阶级政党相互之间的利害冲突，教会和国家之间的斗争，这一切都是对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行动产生巨大影响的因素。如同在资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中一样，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中也有发展迅速和发展缓慢的时期；在狂热的突飞猛进时期，无产阶级以其勇敢坚决的行为和大胆的计划使世界震惊，在低沉时期，他们却变得优柔寡断，小心翼翼，他们的震动世界的力量也似乎消耗在琐碎小事中了。
1848年革命的伟大历史风暴推翻了一些政府并且几乎颠覆了资本主义世界，在这以后是一次严重的低潮，到六十年代出现了新的高涨，表现为国际，公社和德国工人的规模巨大的政治组织，而在1870—1871年事件之后又出现一次倒退，它在法国当然持续的时间最长，后来又是一次新的高涨。最后这一时期的特征是无产阶级集合为巨大的议会政党。首先在德国是这样，那里由于迅速发展为资本主义大国，集中了大批的工厂工人，一整批工业部门实现了革新，例如现成服装的制造使缝纫业革新了，制鞋厂使制鞋业革新了，随着大城市的发展产生了一个同小城市的瓦工和木工完全不一样的现代建筑工人阶层；那里新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到处都很活跃，而社会民主党则把现成的组织和目标明确的纲领带进这种生活；至于资产阶级，它除了不彻底、软弱、胆怯和叛变等等政治传统以外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东西，它匍匐在俾斯麦脚下，因为霍亨索伦皇室的这个家奴把资产阶级无法争取到的德国的统一作为普鲁士国王的恩赐扔给了它，铁血宰相自己则卷进了一场既愚蠢又不坚决（尽管非常粗暴）的反对天主教僧侣的斗争，但是壮大起来的年青的社会民主党却通过反社会党人法加强了阶级觉悟和团结！在法国、奥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瑞士、丹麦、瑞典、挪威、西班牙，无产阶级也集合成为政党。
这一新的社会革命斗争高涨时期于1889年暂时达到了它的极盛点。在那以后组织固然是大大加强了，但是像第一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3]（它的召开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上的那种革命首创的活力再也达不到了。运动在几年内保持在同样的水平上，后来就开始衰落，我们现在正处在这种情况。组织的发展继续进行，但是历史洪流的表面已不再是那样一致，我们看到了一条条细细的支流和横流蜿蜒而去，我们也发现波浪上面有油。这种现象可以用多种多样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原因来说明。
议会的会以是起鼓动作用的，起初它是目的本身。但是议会活动不能长期停留为鼓动手段。随着党在议会中的重要性的增长，开始出现要取得直接的议会成就的努力。社会民主党在它还是弱小的议会政党时把许多力量用来揭发国家的阶级性质，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它的软弱的结果。后来党加强了，的确能在议会中取得一些成就了，这一情况反映在议员们的头脑中，很容易同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发生矛盾。同时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愈来愈多样化，内容愈来愈丰富，大量的活动愈来愈具体。日常的琐碎的政治工作不仅是不可避免的，它们就整体来说也是非常革命的，但是有些人集中精力于一项具体工作，却忽视了普遍的联系。像无产阶级运动这样的一种历史运动，它的为数甚多的政治表现形式是准备包括全部公共生活的，人们根本不能期待它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都明显地表现出它的基本特征。社会革命运动愈强大，在具体问题上就愈容易发生偏差和干扰，要想通过具体问题认识运动的基本特征就愈困难，人们也就更加必须把注意力放在普遍联系上。可见，议会活动给社会民主党提出了许多细小的实际任务，它们容易使人偏离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道路，尤其容易使旁观者产生错误的看法。
另一方面，曾把许多绝望的人带进社会民主党队伍的那一非常痛苦的手工业革命化过程，现在在西欧大陆也可以说是已经基本上结束了。破产的手工工人已经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状况的一般批判，把这一批判当作道义上的支柱。产业工人却不满足于此。他首先要求摆脱贫困。他要求变革，如果可能的话，要巨大的、革命性的变革，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就要小的。我在这里不能详细论述应当怎样解决这一问题，我仅仅指出，对于“建设性”活动的要求也是从此产生的。政府对待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终于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可以认为，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被剥夺权利和受到监督的时代一般说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决不想断定，资本主义国家已放弃用暴力来对待社会民主党。完全不是这样。但是它已相信卑劣的警察行动是无济于事的了。目前，它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多次遭到失败之后，正为在议会中同社会民主党达成和解而操心。不仅在已经成立正式的“社会和解”内阁的法国是这样，而且在德国，奥国以及最近以来在意大利也是这样。下一情况进一步促成了这种策略：最近几年殖民政策和对外政策对于资本主义各国具有了长久已不再有的那种重要性，因此政府对于国内政策的注意力转移了，取得国内和平以便腾出手来在国外争斗的要求产生了。政治反动停止了，这也起着安抚作用，而在这以前施用过社会改良的粪尿的土壤愈肥沃，人们头脑中由于这种安抚作用而产生的幻想就愈丰富。[4]最近几年的工业高涨也对促进这种幻想起了一份作用。
不言而喻，这一切因素不能改变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性质，但是它们完全足以使一些议员、律师和记者的头脑中产生作为机会主义特征的那种思想混乱。资产阶级记者的空虚头脑为这一切提供了必要的舆论共鸣板。
但是也已经能够充分明显地看出一种发展的征兆了，这种发展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新的社会革命的集中化。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酝酿着一次商业重心的转移。全世界都看到英国的商业实力如何受到威胁。这不可能不对英国工人阶级的政策产生影响。英国的工业自由主义自从谷物法废除以来经历了辉煌的发展，它甚至能做到把工人驾在它的凯旋车上。但是英国的商业霸权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英国资本在商品市场和殖民地市场上受到严重的排挤，它的出口和它的工业早就不再能同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并驾齐驱了，怎么办？“当大陆上的特别是美国的商品日益大量地涌来的时候，当现在仍然掌握在英国工厂主手中的那个最大份额特一年年减少的时候，结果会怎样呢？让自由贸易这个万应灵丹回答吧！”[5]对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85年提出的这一问题，现在是在血流成河的情况下回答的：帝国主义。英国帝国主义是英国资本为了保证自己还能在一个时期内掌握海上贸易霸权而采取的最后的绝望步骤。这一尝试失败了，对此已不再有疑问。不管南非战争形式上怎样结束，它都不会为创立不列颠世界帝国主义提供所期待的基础，它却开创了英国世界霸权开始衰退的时代。战争之后将随之来到一个可怕的经济和政治的清算，不管是立刻发生还是先有一场创业的狂热都是一样。
在这期间沙皇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英国的亚洲势力范围周围画了半个铁圈，从北京直到波斯湾，拥有许多据点。在这期间德国和美国的出口在世界市场上对英国工业施加了压力。自从恩格斯写了那几句话以来，英国自由主义这个工业资本的政治代表继续削弱下去。它发生了分裂并且继续分裂下去。它不敢为政府的政策承担全部责任，又不敢从原则上反对这一政策。所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命运也落到了英国自由主义身上，这就是政治上的混乱．这就使英国工人不再受到束缚，并且必然促使他们建立自己的政党。不列颠国家愈是感到不得不在军国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世界市场上的形势愈危急，英国社会民主党的前途就愈有希望。“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民族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6]（弗·恩格斯）
大陆上的工业家对正在酝酿中的英国的衰落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分享英国的遗产。特别是德国资本自认为是英国商业霸权的命定继承人。一场空！这场斗争比两个工业国之间的斗争普遍得多。这里涉及的是整个整个大陆之间的斗争。工业的未来属于美洲和俄国。这些国家同旧的欧洲相比有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性，而且还具有幅员广阔、工业从一开始发展就有巨大的规模、政治上统一等等优越性。这一竞争既威胁英国，同样也威胁德国和法国。只有地中海各国由于距离正在太平洋形成的新的世界市场中心较近，由于水力资源丰富（在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利用水力发电是起巨大作用的），能与美国和俄国的竞争相匹敌。德国徒劳地把它的军事实力投入天平，它由此并不能缩小它同世界市场的距离，也不能增大欧洲的工业能力。德国帝国主义迄今主要是为社会民主党的事业效劳。只要党的政策还不是必须由机会主义来决定，这种情况就还将继续下去。
受到历史传统附身之苦的、政治上四分五裂的欧洲除了面临着工业方面的冲突之外，还面临着政治冲突。历史上有这样一些时刻，那时形形色色领域的发展都已成熟，达到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因此一切都共同促成一个伟大的变革。例如在1848年的革命斗争中，自由思想同德国统一、意大利统一和匈牙利独立的思想混合在一起。现在我们也处在一个普通骚动的时期。东方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典地利的民族纠纷使国家机器陷于瘫痪。谁只要不是从一开始就深信奥地利国家将永世长存，他对于我们最近几年目睹的瓦解凶兆就不会毫不犹豫地置之不理。欧洲的政治体系是：在这里使一些民族四分五裂，在那里又把它们捆在一起，这一体系现在又同建立大的民族联盟的历史趋势相矛盾了。而对着美国和俄国形成了强大经济复合体的情况，西欧的小国分裂主义日益成为经济发展或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建立统一的欧洲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个日益迫切的要求。但是统一的欧洲只能设想为一个民主的欧洲。当这一过程在西欧进行的时候，沙皇俄国愈来愈不能袚除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而释放出来的力量，年轻的无产阶级大胆地抬起头来，不管鞭子和流放而日益紧密地把队伍团结起来，以日益密集的队形包围着沙皇统治。
大家看到，不需要先想到社会革命就可以同意这样的看法：欧洲的政治发展决不会是一帆风顺和平静无事地进行的。我也相信，有一些人将会不知所措，他们在纸上如此轻易地、如此悄悄地把资本主义转变成社会主义，对于他们来说，人们怎样把哈布斯堡皇室和萨瓦皇室以及一大批受上帝保佑的政治集团毫无痛苦地合并起来并且使之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机构，这毕竟是历史价值较小的历史任务。但是，不管欧洲的政治发展将在多大程度上疾风暴雨式地进行，根据前几世纪积累的经验来看，它对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集中化将产生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不断向前发展的无产阶级代议制集会创立了一些组织，它们的巨大规模不仅使无产阶级从前的建立组织的一切尝试大为逊色，而且在欧洲的全部议会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无产阶级的集中化也就更加容易了。与此同时，一些时候以来，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剥夺过程加速了，它排斥资本主义的中等企业，创立了巨大的混合体即大卡特尔，它们以巨大的规模使生产集中化，也以同样的规模使工人的阶级斗争集中化，并且把所有制问题归结为一个简单问题：一家资本主义联合的垄断还是集体主义！与此同时，由于电力技术的发展，在整个工业生产活动中又发生着一次根本的变革。
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所谓“舆论”的发展快得多；它同在报刊上和议会中决定调子的思想相比总是大大领先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刚刚用他们的可怜的学说和小小的愿望表为平静的、缓慢的、温和的资本主义发展作好准备，这一发展却奔腾澎湃、突飞猛进起来，而且简直像是特地为了欺骗它的好心的朋友们才这样做的。这种总是背着大大小小的包袱在后面拖着走的资产阶级舆论的影响一直达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之内。如果人们打算根据工人政党内部广泛流行的日常见解来判断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政治性质，当然有时会很不高兴的。不过工人运动的社会革命性质的根据在于事实，而不是在于当时在社会民主党内这个或那个发号施令的人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性质所抱的看法。党内总是会有某些倒霉的家伙，社会革命的认识多半是从外面接近他们的，并且表现为文字上或政治上的鞭子，他们挨了这些鞭子。如果人们从这一观点来看发展，那就会承认，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最近几年也提供了相当大量的社会革命认识。因为随时随地，只要机会主义一发作，立刻就会有社会革命的认识随之而来。社会革命的认识亦步亦趋地跟踪着机会主义，常常把它从最黑暗的隐藏之处揪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遗留给我们的历史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认识无产阶级政策中的错误和缺陷的根源和后果。这样，我们预防失望，帮助排除于扰，竭力使积累起来的社会革命能量长期保持，不致散失，直到在形势的压力下发生无产阶级的新的社会革命集中化为止。
但是机会主义本身根本不能耐心等待不断前进的发展把它排除，而是要竭尽全身的力量使自己在这以前就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荒谬的。本文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在这一方面从理论上给它稍加帮助。
让我们看一下机会主义在实践中是如何表现的，它有了什么成就，什么样的期待和希望是它有权利提出的。然后我们再来作出结论！
二、机会主义和教条
自从机会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开始活动以来，它就不断抱怨被人误解。福尔马尔在1891年作的黄金国大厅演说[7]被人误解了，他在1892年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论述被人误解了，巴伐利亚邦议会党团同意预算的行动被人误解了，南德意志土地纲领草案中关于农民“自主经济”的观点被人误解了，席佩耳在汉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军国主义的观点被人误解了，海涅的妥协政策被人误解了，最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起初被鄙人误解，然后又理所当然地被一切反对他的人误解，甚至伯恩施坦的最亲密的朋友、与他有二十年思想交往的考茨基也误解了他！机会主义可以被人误解，这种本领是它最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有一些政治家，他们不管怎么想受人误解也从来没有做到，不如说他们讲得太露骨了，在个别情况下作出结论时把话说得太绝了，因而自食其果，不知不觉地陷入一个非常明显的矛盾。由于大胆而坦白地追求真理和明确性而产生的矛盾毕竟要比精神上的适应能力更受人尊敬。后者总是把两种真理各取一半挂在嘴上，这两个半个凑不成一整个，因为它们不是一回事；但是矛盾是人们眼中的刺，而折中则到处讨人喜欢。
所谓被人误解是机会主义的本质造成的。何况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首先是自己误解自己。它需要别人助一臂之力才能把自己的行动干到底，它需要比较长期的发展才能认识自己。它在第一次出现时，只是一种色调，一种色彩，一块油斑。尽管它成长得如此之快，但它从来没有成为一种体系，一种学说，甚至哪怕只是一个原理，它始终是不成形的，胶质状的。因此它内心深处最反感的就是一种固定的形式——即一种“学说”、一种“教条”。但同时，如果它受到攻击的话，那么它完全不必费多大劲就可以表示信仰一种教条。
因此，用一项决议来抓住机会主义也还总是不可能的。当倍倍尔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提出他的决议案时，党代表大会确信，按照福尔马尔的全部观点来说，他一定会建议作某些修改或补充，但是他根本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痛痛快快地站到决议的立场上了。的确，他在结束语中声明，他根本不想改变党的策略，他希望策略就像现在这个样子。因此现在连伯恩施坦也在所有的决议上签了字。他愤怒地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科学活动和政治活动，同时又声明，他是站在这两个人的思想和活动的立场上的。虽然在他和党的全部政策与历史传统之间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一条鸿沟，但他顽固地重复说，党是与他站在同一立场上的，当然通常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必须放弃用一个公式来表达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不适于用公式来表示，正如流沙不适于雕刻一样。批评者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机会主义的根源，从它的发展，从它的杂乱无章状态来阐述它。
我发现，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内部所有的机会主义者的错误，就其根源来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达就是他们没有能力把党的当前工作同党的社会革命目标有机地结合成一体。在他们眼里，一边是“最终目的”，一边是“当前工作”，二者是互相割裂的。他们至多只懂得，社会革命的鼓动和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活动是并行不悖的。他们不能理解，我们的当前工作，尽管是多种多样的，尽管是“建设性的”，实践性的，却仍旧可以是彻头彻尾的社会革命的工作，而且是就这个词原来的真正的意义来说的，按照这种意义，社会革命只能从无产阶级专政开始。相反，对他们来说，那种放弃当前工作的纯粹革命主义却是很清楚的，他们理解这种革命主义。所以，福尔马尔在1891年把“青年派”说成是彻底性的模范。他把青年派的观点描绘如下：“在目前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下根本不能作任何改善。……因此，我们一定不能参加任何政治实践，只要提出抗议并且等待权力唾手可得的那一时刻到来就行了，那时我们就会一举而获得一切。这个时刻就要来到；能否使它加快来到，唯一就看我们的努力了。”福尔马尔补充说：“毫无疑问，这个观点是清楚的，完整的。”
与此相反，福尔马尔认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的观点是最不彻底的。他在《慕尼黑邮报》的同一篇文章（《论乐观主义》，转载于《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近任务》这一小册
子，M·恩斯特出版社出版）中写道：“如果有人往往突然发表声明，把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工作说得简直毫无价值，那么，这是与我们关于逐渐长入新社会的整个观点相矛盾的。……最近在柏林，一位杰出的党员在一次经过认真思考的纲领性的演讲中说：‘统治阶级的国家所允许的东西决不会超出一些极不重要的让步。’一位‘青年派’成员完全可以说这样的话来论证自己的放弃政治实践而进行纯‘原则性’‘鼓动的要求’。实际上，既然我们除了‘不重要的’成果之外‘决’不能指望从这一工作获得更多的东西，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十分之九的活动都用在这上面呢？”可以看出，福尔马尔不懂得，恰恰是在统治者由于其阶级利益或者哪怕只是由于其阶级利己主义而阻止通过立法实现我们提出的要求时，议会的日常工作和政治实践才保留着社会革命的鼓动价值。后来爱尔福特决议所着重论述的正是这一点。当然，这并不妨碍福尔马尔同意这个决议。
对于不懂得把社会革命的斗争与政治的或议会的日常工作结合起来的人来说，他在实践中时而会认为当前工作妨碍社会革命的鼓动，时而会认为社会革命的鼓动妨碍当前工作。因此，他将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不是纯粹的革命主义就是纯粹的改良主义！大家肯定知道，为什么在机会主义者的考虑里社会革命的时刻如此重要。如果社会革命近在眼前，他们就能摆脱这种困难的二重境地，他们就认为自己不必为社会改革的可能性伤脑筋了，于是他们就会献身于一种超革命主义。倍倍尔曾经期待在最近会发生巨大的社会变革，福尔马尔针对这一点说：“如果我能够同意上述观点，那么对于宣传的任何考虑都不能推动我去进一步完成日常的政治工作。”当然正确的办法也许恰恰是把即将到来的革命略为推迟，不过这是顺便说说而已。无产阶级能否在十年之内、二十年之内或者五十年之内夺得政权并结束资产阶级的剥削，这个问题是一个具有巨大的文化意义的问题，但是社会革命的政策并不取决于社会革命的日期，它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的，而这种发展，不论进行得迅速还是缓慢，都会使工人阶级处于同资本的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中。人们感到惊奇的是，福尔马尔这个起初宁可按照自己的极端革命主义而打破常规的人现在竟变得如此温和。我们现在知道，这一点恰恰表现出一种奇特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后来也在1891年的“青年派”身上保持下来了。凡是还在坚持政治活动的“青年派”统统都像福尔马尔那样脱毛了。凡是仅仅因为指望革命明天就会爆发才成为革命者的人，如果革命由于事态的进展而延迟到周末，他就会在后天变成改良主义者，这是显而易见的。“青年派”的革命主义恰恰与其说是信念，不如说是愿望，这种革命主义缺乏对社会革命发展的坚定认识，它同他们现在的机会主义一样空虚。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社会革命奋斗了半个世纪，一刻也没有发生过动摇，相反，他们的信心越来越高，这是因为他们有历史的洞察力，而别人则缺乏这一点；奥古斯特·倍倍尔也没有因为直到1898年还未出现重大的政治变革就发生丝毫改变。关键不是在于重大的历史日期，而是在于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刻首先不是取决于我们的预见，而是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福尔马尔指责倍倍尔不彻底，因为倍倍尔没有把他的革命主义夸大成每一项“日常工作”的总任务，但是福尔马尔自己也并没有把自己的观点贯彻到底。因为，如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日常工作”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对立，那么人们为了使自己不受干扰地献身于“日常工作”，就得放弃社会革命的观点。但是福尔马尔没有这样做，而是宣称，他要在进行日常工作时“注视着”最终目的。伯恩施坦在说出他的名言“最终目的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8]时已经进了一步。但是这恰恰表明了机会主义的特征：它不敢解决它所陷入的矛盾。如果机会主义者把他的社会改良的主张贯彻到底，他也就不再是机会主义者了，那时他就成为社会改良家了，那时这种情形就很清楚了：我们会像克服纯粹革命主义那样快地克服纯粹改良主义。我们以后将看到，机会主义发展的归宿也将是它被改良主义所吸收。但是只要还没有出现这一最后的结局，机会主义就要掩盖自己的发展。于是产生了逐渐长入社会主义、不受觉察地扼杀资本主义等等理论，这些理论最后都归结为一点，这就是把社会革命偷换成社会改良。这些理论相信，只要它们变换了名称，就改变了事物。但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它们在其发展过程中就同它们的出发点发生愈来愈明显的矛盾：它们嘲笑革命主义，先宣称社会主义是自由的科学，然后，它们以科学的名义诉诸人类知识的相对性，最后，它们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与信仰有关的事情，成为一个与性格有关的问题——于是，早在资本主义转变成社会主义之前，我们的那些一度认为无论怎样革命都不为过分的社会主义者已经转变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了。他们不受觉察地扼杀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他们自己的政治历史。
机会主义者不去解决他自身所处的矛盾，而是把这个矛盾转嫁给整个党。他以为，如果我们与他斗争，我们就把社会革命的未来理想同当前的工作对立起来。但是在我们看来，根本不能用这种表述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因为社会革命的宣传并不妨碍我们进行当前的工作，反而会促进当前的工作。问题在于当前工作（机会主义者把社会革命的宣传从其中去掉了）本身。问题在于：我们的“日常工作”应当只限于取得直接的议会的和工会的成果呢，还是我们能把这种日常工作本身当作手段，来达到更高的统一即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组织。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应当选举，是否应当争取议会成就，是否应当拥护社会改良和民主法律，是否应当组织工资斗争和其他工会斗争——而是在于，是尽管做了这些工作仍旧让政权留在资产阶级手里，还是应当通过这一切活动在社会革命的宣传活动中取得思想上的一致，引导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以便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所有制形式和生产方式。当机会主义者谴责我们放弃或者轻视当前的工作时，他们并不是在反对我们，而是在反对一个虚构的敌人。福尔马尔是这样，他把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辛格尔等人的社会革命观点歪曲成“青年派”的制造革命的观点。爱德·伯恩施坦是这样，他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布朗基主义，这种布朗基主义又是地地道道的盲动主义，它无论在德国或是在其他地方都不存在，它是伯恩施坦为了进行论战特意编造出来的。让·饶勒斯是这样，他反对不妥协主义，而不妥协主义在法国也早就不时兴了，他不考虑已经教育法国无产阶级去进行社会革命日常工作的那些党的实践活动，反而认为一方面从事当前工作、另一方面又不放弃社会革命原则是矛盾的。福尔马尔于1891年自以为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那里发现的也正是这种矛盾。
一个人如果通过一面棱形镜来观察世界，那么当他看到世界呈现出五光十色、绚丽多彩的面貌时，他是用不着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机会主义的命运。它自身包含着矛盾，它所反对的只是它自己的颠倒过来的映像。机会主义在不妥协的革命主义身上映出了自己，正如不妥协主义在机会主义身上映出了自己一样。
……
五、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
科学的认识不会停止，经济理论必须随着经济关系的发展而加以修改，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谁也不去争论这些问题。由于机会主义思想空虚，所以它才会大谈特谈什么它不愿服从教条，它有权利提出它自己的观点，它不允许任何人反对它有批评的权利、有修正的权利等等。谁要是真正有什么新东西可说，他就会把它说出来，而不必提出许多问题，他首先关心的将是把这一新事物考虑成熟，把它和旧事物之间的区别清楚而准确地讲出来。但是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不敢承认这种不可避免地要说清楚的区别，如果它遭受攻击，它就躲到它所反对的那个学说背后去了。它不敢用自己的声音说话，它唱起了老调子，并且声称，它的痛苦的呻吟就是从前的活泼的笛声。人们没有反对它有提出自己观点的权利，而是反对它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其全部思想和活动所奠定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偷换成它自己的观点的权利。革命的社会主义也许在根本上是错误的，请人们给我们证明这一点，但是如果人们向我们说：全世界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长达半个世纪之久，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果他们不是过早地去世的话，他们就会从伯恩施坦的嘴里才第一次听到自己想要什么，——那么我们就要根据科学的和政治的文献反驳这一点，并且把它嘲笑一番。我们所需要的首先是明确性。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任何想在文字上制造混乱，以便掩盖自己的思想结论的企图，反对一切打算使真理模糊，而不是阐明真理的做法。
整整四年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战役无非是追求明确性。是向左还是向右：我们是应当坚持革命社会主义的立场，还是应当成为一个社会改良的党——一点不能含糊，不要上演任何政治假面剧，不要任何自我欺骗！但是伯恩施坦恰恰再也不可能清楚明确地表示态度了，要他注视事物而不转移着眼点，他一刻也办不到，他已丧失了这种能力。他把自己当作轴心，围绕着它跳一场疯狂的旋转舞，跳得天旋地转，眼花缭乱！如果有人要求他把自己的观点的结论说出来，他就会感到非常讨厌，甚至感到受了侮辱。这位党的改革者，这位想向国际无产阶级指出新道路的社会主义先驱者竟十分可怜地说，他公开他的观点是因为上了别人的当。谁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可笑的情形！[9]伯恩施坦认为，当他的朋友考茨基建议他写一本书概括说明自己的观点时，考茨基对他的态度是十分卑劣的。多么阴险啊！考茨基当然知道，让伯恩施坦系统地阐述自己的修正主义就会使伯恩施坦遗臭万年。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一个很有趣的特征是：一方面，伯恩施坦越是进行“修正”，话就说得越多；另一方面，他又常常感到，如果他完全沉默，那就更好一些。他感到自己像是奥维德笔下的乌鸦，由于饶舌，宙斯把它的羽毛换了颜色。他渴望回到他那洁白无疵的过去，却又禁不住要唠叨不休。
想当年羽毛胜雪，发出闪闪银光，
乌鸦蔑视那毫无暇疵的鸽子，自逞光芒；
不要说那守卫罗马神殿的警惕的鹅，
就连水波上荡漾的天鹅也比它不上。
舌头是它的祸根，
饶舌招来灾殃，
突然一片漆黑，涂没了羽毛的光亮。
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也是以批评者的身份、以修正主义者的身份登场的。大家不妨看一看，他们是多么鲜明地努力把他们的观点从一团混乱的传统观点中区别出来，他们是多么果断而明确地划清新与旧之间的界限，一直到形式，一直到名称——他们自称是共产主义者，以区别于当时那种社会主义的大杂烩。因为他们有一个政治纲领、一种社会学说需要提出来使它发挥作用。一直到现在，任何在科学和政治上有一种创见需要为之斗争的人还是这样做的。但是，这种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特征恰恰是，它没有显示出一点自己的思想，它不能提出任何新的事实。它背叛了旧的信念，但没有获得新的信念。它用社会改良的论据来反对社会革命的原理，但是它不知道用什么来代替社会主义。
伯恩施坦认为，阶级分化进行得不像社会主义所假定的那么迅速，中产阶级妨碍阶级矛盾的激化，农民贪恋自己的小财产，工业小企业为数仍旧很多，企业集中缓慢下来了，资本家作为经营者起着重大作用；商业危机并不是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为基础的，而是由欺诈造成的，无论如何，危机一定会向资本主义的商业组织、卡特尔等等让步；他谈到资本主义的文化进步和工人状况的改善，谈到博爱观点、舆论和民主制的影响，谈到缓慢的进步或者说历史中没有任何飞跃，谈到工人阶级不成熟，无产阶级通过占有小额股份或一个小小的储蓄银行存折而转变成资本家，谈到经济改造在政权没有自觉进行干涉的情况下自发地把资本主义缓慢而确实地变成另一种社会制度——在伯恩施坦这些观点凑成的大杂烩中；究竟有哪一句话不是在他以前就已经口头上和文字上被人重复过千百次，有哪一个思想不是至少已经有了三十年的历史呢？这一切我们早就知道了，早就以充分的理由加以反驳，指出它们是极端的夸张，彻底的错误，或者是对事实的歪曲。
伯恩施坦收集来证明他的修正主义的事实材料是十分贫乏的，而且不加任何批判，任何一个德国资产阶级社会改良家都会觉得用这种材料去反对革命的社会主义是很丢脸的。我这次不想驳斥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它早就被驳斥过了——，而是想谈谈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性质，所以我在这里只是提一下：伯恩施坦对德图职业和行业统计的论述甚至被从事这种统计的官方人员斥责为谎言。
使伯恩施坦大为惊讶的是，小企业虽然普遍衰落，但个别行业的小企业却反而有了发展。伯恩施坦由此看出小企业和大企业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让我们听一听官方的统计是怎么说的吧！“上述行业中个人企业的发展基础是不同的。在一些行业，如园艺、畜牧、煤气和自来水安装和理发业等等中，可以认为这一发展是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标志，在另一些行业中，这一发展是大小企业之间的竞争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从根本上说意味着小企业、特别是手工业的失败，也就是说，手工业者被迫退回到原始的经营形式中去，在这种形式中，它们一部分成为纯粹的家庭手工业者，另一部分陷于对商店和其他大企业的依赖。”官方统计以鞋匠、钟表匠、印刷匠、烟草工人等为例说明这种衰退。“与此相反，个人企业在各种商品贸易、在缝纫和装炉工等行业中增多的原因主要是统计形式方面的。”它指出，由于1895年改变了计算方式，这就一定会使这方面的数字显得更大。“个人企业的衰退也许不是仅仅表现在各种纺织业、粗木器制造业、乳酷业和洗衣业等行业中（在这些行业中，大企业的最重要的同盟者是先进技术），而是更多地表现在商业部类的各种行业以及运输业中（在这些行业中，大企业只具有组织方面的优越性）”等等。在比较企业的大小时，官方统计着重指出，仅仅有全体就职人员的统计数字还不足为准。“大企业的经济比重实际上还要大些，因为一方面，在这里起特别重要作用的不仅是人的劳动力，还有机械的劳动力（如发动机、机器）。另一方而，一部分大企业是被分成各个部分，作为小企业和中等企业来统计的。”很值得注意的是官方统计关于各行业向大企业发展的能力的阐述。“在这一方面，如果人们根据统计设想好一个行业中的大企业所达到的最高规模，就可以找到线索了。”首先收集的是经营规模的极限最低的那些企业，结果是：“令人注意的是，举出的行业种类大部分是很不重要的，特别是，在老的大手工行业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属于这一种类。真正说来，只有理发匠、理发师、烟囱清扫工人和小提琴制造工人属于这一类；而且几乎也只有在这些行业中大企业在技术上根本不能作出任何进步，组织上能作出的进步也很有限。”此外还专门对“今天还是最重要的手工业”的那些行业种类作一番概括的描述。结果是：“在上述这类行业中，有四种行业已经显示出向巨型企业的发展，这就是：园艺业、制车业、制绳业和制皮业。……砖瓦业、制帽业和瓦工发展到大型企业（有五〇一名到一千名职工）。……发展成（具有二〇一名到五百名职工的）大工厂的首先是制鞋业和细木器业等重要的手工业……属于这一类的还有：陶器业、磨坊业、糖果业、被誉为‘现代手工业’的煤气和自来水安装业以及制捅业、制带业、铺石工人和鞍匠。”然后，在与1882年相比较的基础上说，“因此只可以说园艺业的发展是日益离开大企业的……另外，动物饲养业和渔业、旅馆和饮食店大多数还保持小企业的性质，其他一切门类或多或少都努力迅速地向大企业发展”。
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官方编辑者自己说明由于把联合企业分解成各种专门企业，统计数字就变得对小企业有利，而对大企业不利。仅仅由于这一点，雇用一百人以上的企业少算的工人就超过了十六万。但是有些资本主义的组织并不限于一个地方，而是通过分支机构、附属企业和辅助企业遍布全国，甚至超出国界，对于这样的资本主义组织，官方统计是掌握不了的。例如德意志银行分成十二个独立企业，克虏伯工厂也分成了许多独立的企业，如此等等。由于充分了解这种重大的缺陷，官方统计力图至少通过专题叙述一些典型的巨型企业来补充不精确的数字。对于伯恩施坦来说，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
伯恩施坦非常重视目前的阶级结构状况。不管发展趋势怎样，独立经营者的巨大数字表明，目前情况对于举行社会革命还是很不成熟的。与此相反，官方统计对这种“独立经营者”所作的评论是有趣的。“毫无疑问，广大的独立经营者阶层内部的社会差别并不比广大的非独立经营者阶层内部的社会差别少些，而且肯定与它同样重要；小块土地所有者（他所排种的几乎还不够自己和家庭的需要）虽然同大土地所有者一样是独立的，独立工匠虽然同一家雇用一千名工人的工厂的所有者一样是独立的，小商贩虽然像同每年能销售价值百万的货物的批发商人一样是独立的，但是这里的社会（阶级[10]）差别并不比独立经营者与非独立经营者之间的差别小。”特别是在谈到工业中的独立经营者时这样说：“在一百万名以上的独立工匠中，成衣洗涤业和建筑业的独立经营者占了一大半；他们通常根本没有自己的经营资本，往往连必要的厂房都没有。独立劳动的建筑业经营者，特别是大量的瓦工和木工，大部分实际上是计件雇佣工人和计时雇佣工人，他们被雇来从事辅助劳动，往往只是在没有机会为一个师傅工作的时候才扮演独立经营者的角色。成衣洗涤业的独立劳动的独立经营者的工作大部分也是在顾客家里做的，另一方面，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人，特别是裁缝和鞋匠，虽然还不能列入家庭工业，但实际上已经成为家庭工人（定居帮工）或‘接受定钱的’手工业者。属于独立经营者最下层的四万三千纺织工业独立经营者也差不多处于同样的处境。其余的独立劳动的独立经营者——约三十万人——只有一小部分需要值得一提的创业资本和经营资本。”因此这些独立经营者的大多数只是由于“形式主义的统计”才成为独立经营者的！
最后官方统计企图用数字表示出居民的“社会阶层”。它分别考查了农业、工业和商业中的情况，而且在这样做时已最大限度地摆脱社会革命原则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偏见的影响。得出的结果如下：
帝国居民的社会阶层：[11]
| | 一般 | 工业中 |
| （a）独立经营者中的有产阶级 | 0.74% |
0.83% |
| （b）独立经营者中的中等阶级 | 31.32% |
14.58% |
| （c）独立经营者中没有资财的阶级 | 14.63% |
16.04% |
| 非独立经营者阶层（雇佣工人） | 53.31% |
68.55% |
由此可见，在这里我们可以根据官方统计证明，统治国家的资产阶级还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单是雇佣工人阶级就占人口的多数，如果再加上独立经营者中的没有资产的阶级（这一阶级不仅由于贫苦，而且往往由于自己的整个经济地位而与雇佣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仅仅由于形式主义的统计才使这两个阶级看起来似乎是分开的），就超过了三分之二，特别是在工业中，无产阶级占总人口三分之二以上，再加上独立经营者中间的贫苦阶级，就超过五分之四，几乎达到百分之八十五！
当伯恩施坦起初在《新时代》上提出他的统计表时，还没有官方编制的1895年职业和行业统计。但在当时，我已经在《萨克森工人报》上指出上面刚刚谈到的那一切后来被官方统计强调的因素，用它们来谴责伯恩施坦。他甚至不敢尝试驳斥我对他的事实所进行的批评。他声称，他感觉我对他进行了人身侮辱，因此他不回答我。显然，他也感觉受到官方统计的人身侮辱，因为他在《前提》一书以及在他以后所发表的一切文章中一贯对官方统计置之不理。
不是事实促使伯恩施坦改变他的观点，而是他的观点的改变促使他把事实看成另外的样子。因此人们根本不再能与他取得相互了解。无论事实如何彰明较著，无论统计讲得多么明确，他总是理解成另外一个样子或者根本不加理睬。他眼看到德国的官方出版物却不理解，正如他眼看到正是在展开伯恩施坦问题讨论的这几年中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动、阶级矛盾迅速尖锐化、城市发展和资本集中，却不能理解一样，也正如他面对着当前的商业危机却不能理解一样。他不知道，他所依据的1895年的数字在1899年他的《前提》出版时已经是彻头彻尾陈旧的了，何况他也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数字。现在，这些数字落后于现实的程度，比1882年工业调查落后于1895年工业调查的程度差不了多少。最近几年的统计数字，尤其是工业的蓬勃发展，甚至已经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家哑口无言，或者改变了他们的思路。中等阶级被遗忘了，甚至，农民也被遗忘了，大家都向工厂无产阶级这个人数最多和迅速增长的社会阶级递送秋波。只有在伯恩施坦看来，这一切都消失得无形无踪了。他重复他的社会结构缓慢改变、无产阶级不成熟等等警句。
伯恩施坦思想的转变是人的心理学上有趣的问题。然而要解决这个问题还缺少很重要的论据。缺少伯恩施坦在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那几年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来往信件。从伯恩施坦自己零星发表的、并且作了许多删节的几封信可以清楚地看出：伯恩施坦遇到比较重要的事件总乐意向伦敦请教，而恩格斯在回答他时写了整篇整篇的历史的、哲学的和党的政策的论文，从恩格斯谨严的重视科学良心的态度来说，也根本不能料想他会采取另一种做法。通信非常频繁，信件的数目一定很多。我们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善于多么卓越地用寥寥数语就描绘出一种形势和一整个发展过程的特征，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他的一些短文中包含了几乎是取之不尽的丰富的启发性意见，因此人们可以想象得出，在那些信里一定包含着许多知识和非常丰富的思想，年老的社会主义大师是用这些知识和思想来教育《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年轻编辑的。只有把这些信按照时间顺序，毫无遗漏和不加删节地发表出来，人们才能判断，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中哪些是伯恩施坦自己的，哪些是通过伯恩施坦在这个报上发表的，伯恩施坦一般来说是在多大程度上遵循自己独特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信念，遵循自己努力获得的对形势的认识，还是遵循一位在思想上和科学上更为优越的人现成的指示。
在伯恩施坦还把自己限制在接受过来的学说的范围内的时，他所写的文章的特点是意味深长，分析透彻，但是论证不严密，而且好几种思路平行发展，主次不分。他在九十年代初开始发生怀疑和动摇。他的文章越来越使人不满意。人们饶有兴味地去读他的文章，但是读完之后，不知如何是好。几点有趣的想法，几句言过其实的话，几条限制——但是这一切究竟要说明什么，那是不清楚的。他没有提出解决办法。事情可以是这样，可以是那样，还可以是另外的样子——这就是一切。然后他又对可能性作了限制，在他面前，每个问题、每个题目都开始出现障碍。起初，当他的观点是确定的时候，他的各种平行的思路有一个统一的焦点，他的观点越不稳定，他的各个结论就越是互不相干。他有这样的本领，能够把性质不相同的事物统一起来，把最简单的事物分割和分解开来。他在开始的时候，认为每件事情有一千种可能性，却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而在结束的时候，又认为每件事情有一千种不可能性，却没有任何出路。
伯恩施坦相信，通过他的社会改良的论证，他已经超过了科学社会主义，但实际上，他还落在它的后面。这就是最主要之点。他把我们早已解决的事情当作新的论据拿来款待我们。但是不管我们多么愿意修正我们的原理，检查它是否符合前进的发展所提出的要求，用新的科学基础来代替我党的多少年来已被风雨剥蚀的基础，但是我们毕竟不能总是把时间消耗在早已解决的事情上。对于我党的原理的修正只能向左，不能向右，只能在科学社会主义已经获得的社会革命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进行，而不能在科学社会主义已经抛弃的社会改良的空想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它的目的只能是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而不是限制它的政治活动，只能是激励社会革命的锐气，而不是使它麻痹，只能是更加大胆地追求和向望，而不是胆怯地退缩。
伯恩施坦只是依靠他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报》过去的编辑所享有的威信，依靠他在党内的个人联系，才敢于在党内传播他的修正主义，只是依靠这些他才能够在党内维持了好几年。换了任何一个别人就会遭到嘲笑，人们就会随着奥尔[12]一同向他指出，他“根本不懂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任务”。如果《前提》是匿名发表的，并且碰到伯恩施坦写书评，那么他很可能出于误解而自己把它批得体无完肤。实际上，他在写这本书之前就已经批评它了。他曾经用科学社会主义的武器一一批判过这些思想，却又把这些思想放在一起当作他对社会主义的独特发展而公诸于世。在他丧失了指导他的观点以后，一些事物和论证在他自己看来的确不一样了，正像外部世界在烛光下显得与在阳光下不同。但是别人是怎么会上当的呢？人们对自己说，“爱德”根本不可能只是重复他本人已经驳倒的观点，他多少年来维护党的原理，现在根本不可能自己也上社会改良主义的当，这里一定隐藏着别的什么思想，人们必须懂得正确地读他的书，——他们对那些无礼的人的“无限的夸大”感到非常愤怒，对于这些无礼的人来说，伯恩施坦的名字在批评的天平上是没有分量的。伯恩施坦的朋友们给他帮忙是不成功的，这是因为他们对他过分宽容，是因为他们用牵强附会的解释方法力图使自己和全世界相信，伯恩施坦所想的与他所说的完全不同。
回顾一下四年来的伯恩施坦辩论，就可发现，人们与其说是维护伯恩施坦的观点，远不如说是维护他的人格。没有—个人在表示态度时不是很慎重地对待伯恩施坦的。为伯恩施坦辩护实际上就是反对伯恩施坦的对手们。人们企图通过指责他们夸张和心怀恶意等等而使他们在公众而前丢脸。由此可见，人们事实上是承认，如果批评者对伯恩施坦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他们的批评就是正确的。最后，人们诉诸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只要整个争论还在抽象的理论领域进行，群众对于争论就一定是一无所知，因此这种呼吁对于群众就更加能起作用。伯恩施坦始终不敢从他的新的理论前提中得出最后的实践的结论，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对他的实际建议加上但书，几乎把它们弄得面目全非，这种不彻底的态度是多余的。党容忍了伯恩施坦，但从来没有能接受他的新观点。
不过理论还是逐渐澄清了。同时这个问题开始具有显著的实际意义，这一情况虽然是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中合乎逻辑地产生的，但恰恰因此，伯恩施坦和他的朋友们最没有料到。有些人固然能自己欺骗自己，把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解释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新变种，但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家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们一定会把他看成自己的骨中之骨和肉中之肉。必须承认，社会改良家们在对待伯恩施坦的态度上表现得很有分寸。这一次，他们是受一种正确的阶级本能支配的。首先他们没有一拥而上。他们对他们的批评者后来以如此明显的方式向他们赔罪感到很高兴，但他们把这种欣喜之情隐藏起来。他们很懂得，如果他们表示欣喜，就会使伯恩施坦在党面前名誉扫地，会使这一场热闹迅速收场．因此他们让伯恩施坦表演，而他们自己聚集在后台。但是他们组成合唱团来歌颂他的英雄业绩。他们明显地奉承他，称赞他是讲科学的人，革命主义的勇敢的克服者，新道路的宣布者。伯恩施坦主义首先必须想方设法在社会民主党内受人欢迎。在社会改良家们相信这一目的已经达到时，他们就开始讨债。他们对这个在政治上利用他们的精神财富的人提出要求。他们先帮助伯恩施坦扫清道路，现在又跟在他后面前进。凡是伯恩施坦认为正确的，他们也一定认为是正确的，他们和伯恩施坦说同样的话，只不过说得更加明确得多。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站在社会改良立场以外的其他立场，所以他们敢于把自己的思想发展到底。伯恩施坦羞羞答答不敢作出的结论，诺西希[13]先生轻而易举就得出来了。于是党突然发现，在伯恩施坦背后，有一群资产阶级的谋士、独断专行的世界改良家和其他饶舌者向党逼近，准备把社会民主党引向新的道路上去。同时，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经常话题。销路很广的大做广告的报纸把关于社会民主党和平化的消息带到工人群众中去，说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所有的党一样，允许别人同它谈判了，说它不再认真地考虑社会革命了，如此等等。人们在宣传活动中每时每刻都碰到这种情况。于是，迫切需要结束混乱状态并开创一个清新的局面，这种必然性是回避不了的。
人们有时“要求”，有时“期望”伯恩施坦对资产阶级利用他的修正主义这件事坚决表示态度，至少要反驳那些亦步亦趋地追随他、公开颂扬他、利用他的名字讲话的文字骗子和政治冒险家，在他自己和社会改良者之间划清界限，但这些想法都落空了。他不能这样做，因为他感到桑巴特这个人在思想上有恩于他，他在思想上和诺西希这个人的联系已经超过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另一方面，如果伯恩施坦脱离社会民主党，他就失去了任何政治意义，单凭这一点，他就紧紧抓住社会民主党不放。他的任务是用社会改良主义瓦解社会民主党。如果他不再扮演这个角色，资产阶级就会把他扔进废物堆里，因为只有当他能够利用他在工人当中的威望时，资产阶级才需要他。
……
（感谢 sovietlijie同志 录入兼校订）
注释：
[1] 亚历山大•利沃维奇•帕尔乌斯〔Alexander Lvovich Parvus-Александр Львович Парвус，1867—1924〕，本名伊兹赖尔·拉扎雷维奇·格尔方德〔Израиль Лазаревич Гельфанд〕。——录入者注
[2] 这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中的一句话，原文为英文。这段文字后来被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以德文的形式加以引用。本文中，帕尔乌斯引用的是这段文字的德文本。本文译者对该段文字的翻译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中的翻译。《全集》中的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324页。《选集》中的最新译文如下：“这再一次证明了‘好社会’的可怕暴君——资产阶级〔Mittelklasse，middle-class〕舆论——的不可救药的反复无常，而且再一次证明，我们老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完全有理由对这种舆论始终表示蔑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8页）——录入者注
[3] 指第二国际成立代表大会。——编者注
[4] 我要冒昧地提到，早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我认为在论证我们党内的社会革命策略时把政府的暴力政策的作用估计得过高了，因此发表了如下的意见：“政府的这种野蛮行动并不是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会发生的。我们在英国看到的就是另外一种策略。而在德国，人们也认识到不能用苦役监禁手段来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认识到在这一方面需要对付的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产物。在这样的时刻，海涅的观点是危险的。发展将导致人们尝试同社会民主党实行议会内的和解，到那时，海涅现在羞于说出的思想就会付诸实践了。”从那时以来，政府走上了实行这种议会和解的道路，尽管它决不是急于朝这一方向前进，但是海涅的妥协政策毕竟更加临近实现了。——帕尔乌斯注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第230页。——编者注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第230页。——编者注
[7] 指他于1891年7月1日和6日在慕尼黑黄金国大厅所作的两次演说，演说的题目是《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近任务》。——编者注
[8] 参见《伯恩施坦言论》，中共中央编译局资料室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第40页；《伯恩施坦文选》，殷叙彝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8页。——编者注
[9] 伯恩施坦在这里歪曲了事实。就他的观点进行的讨论在他的《前提》出版之前就已经热烈展开，再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拦它了。党内各方人士都强烈要求把事情弄清楚。我要求没有参加讨论的考茨基自己公开说明他的观点。他要就是出来反对伯恩施坦，要就是宣布支持伯恩施坦，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建议伯恩施坦出版一本概括论述的著作，实际上是给伯恩施坦提供弥补往事的最后的可能性。——帕尔乌斯注
[10] 原文也是如此。——帕尔乌斯注
[11] 一方面不包括在国营铁路及其他国营交通设施以及森林业中就业的职工，另一方面也不包括公务员，各种自由职业和食利者。——帕尔乌斯注
[12] 伊格纳茨·奥尔〔Ignaz Auer，1846—1907〕，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鞍匠；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曾多次当选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7—1878、1880—1881、1884—1887和1890—1907），晚年为改良主义者。
[13] 阿尔弗雷德·诺西希〔Alfred Nossig，1864—1943〕，德籍波兰裔作家，写有《社会主义的修正》等书。——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