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 第2卷 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 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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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关于巴黎六月起义的社论
（1848年6月29日）
六月革命
巴黎工人被敌人的优势力量镇压下去了，但是并没有向他们投降。工人被击溃了，但真正被打败的是他们的敌人。暴力取得暂时胜利的代价是：二月革命的一切幻想和空想的破产，一切旧共和政党的瓦解，法兰西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民族。三色旗的共和国今后只有一种颜色，即战败者的颜色，血的颜色。它成了红色共和国。
没有一个著名的共和主义者[无论是《国民报》（《National》[1]派的或《改革报》（Reforme》）[2]派的]站在人民方面！人民除了起义本身以外，没有别的领袖，别的手段，可是他们对资产阶级和军阀的联合力量的抵抗，比任何一个拥有一切军事机构的法兰西王朝对任何一部分同人民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抵抗都要持久。要使人民丟掉最后一些幻想，要使他们和过去决裂，就需要让法兰西历次起义的司空见惯的富有诗意的装饰——充满热情的资产阶级青年、综合技术学校的学生、三角帽等都站到压迫者方面去。医学系的学生拒绝给负伤的平民以科学上的援助。科学不是为犯了弥天大罪的平民（他们这次是为自身的生存而战斗，而不是为路易·M·菲力浦或马拉斯特先生流血）服务的。
二月革命的最后一点正式的残余物——执行委员会[3]——已像幻影一样在严重事变的面前消散了；拉马丁的烟火变成了卡芬雅克的密集的炮火。
这就是Fratrenite，就是一方剥削他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博爱，这就是在二月间所昭示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三角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博爱。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说，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6月25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呻吟、流血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的窗户前面烧毁了。
博爱只有在资产阶级利益还和无产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继续存在。学究们拘守1793年旧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的空谈家曾为人民向资产阶级乞求施舍，并且被许可做冗长的说教和败坏自己的声誉，直到把无产阶级的狮子催眠入睡为止；共和党人要求全部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只是不要戴王冠的首领；王朝反对派[4]从事变中得到的不是内阁的更换，而是王朝的崩溃；正统主义者[5]不是想脱去奴仆的服装，而是仅仅想改变一下式样，——这些人物就是人民在实现自己的二月革命时的同盟者。人民本能地仇恨的路易-菲力浦并不是路易-菲力浦本人，而是一个阶级的王冠的统治，是坐在王位上的资本。但是人民始终是宽宏大量的，他们以为只要打倒了自己敌人的敌人，打倒了共同的敌人，就是消灭了自己的敌人。
二月革命是一个漂亮的革命，是一个得到普遍同情的革命，因为当时激烈反对王权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还在尚未充分发展的状态中平静地安睡，因为构成这些矛盾背景的社会斗争还只是一种虚幻的存在，还只是一种词句上和言语上的存在。相反，六月革命则是一个丑恶的讨厌的革命，因为这时行动已经代替了词句，因为这时共和国已经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过它的王冠，显露了恶魔的原形。
秩序！——这是基佐的战斗口号。秩序！——基佐的信徒塞巴斯提昂尼曾在俄军攻下华沙时这样高喊。秩序！——法国国民议会和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粗野的应声虫卡芬雅克这样高喊。
秩序！——他所发射的霰弹在炸裂无产阶级的躯体时这样轰鸣。
在1780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没有一次曾侵害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六月革命侵害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
在临时政府时期，适当的而且是必要的做法是使宽宏大量的工人相信，使成千上万的官方传单上所说的那些“甘愿贫困3个月来让共和国支配”的工人相信，二月革命似乎是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而进行的，二月革命首先关心的是工人的利益；这种做法同时也是一种政策，一种引起幻想的手段。自从国民议会开幕后，平淡无奇的时期来临了。照特雷拉部长的说法，这里的问题只是要使劳动回到它过去的条件下去。这样，工人在二月革命中进行战斗是为了使自己陷入工业危机的深渊。
国民议会的工作至少对工人来说就是把二月革命的成果化为乌有，把他们拖回旧的关系中去。但是连这一点都没有做到，因为，像国王一样，任何议会都不能命令具有普遍性的工业危机不再向前发展！国民议会极力想结束令人烦恼的二月革命的漂亮词句，可是它连那些在旧关系的基础上可能实现的措施都没有实现。它不是强迫17岁到25岁的巴黎工人参军，就是把他们抛到街头；它把外地的工人从巴黎驱逐到索隆，并且连他们在结算时应得的工钱也不发给他们；它临时建议成年的巴黎人到按照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工场中去寻求施舍，但是必须具备一个条件：拒绝参加任何人民会议，也就是不再当共和主义者。然而无论是二月革命以后的充满柔情蜜意的花言巧语，无论是5月15日[6]以后的残忍的法律，都没有达到目的。必须在行动中，在实践中解决问题。坏蛋，你进行二月革命究竟是为谁，为自己还是为我们？资产阶级既然这样提出问题，就必须用六月革命——霰弹和街垒来回答。
但是，正如一个人民代表在6月25日所说，整个国民议会都惊慌失措了。当问题和回答把巴黎的马路淹没在血泊中时，议员们呆然若失；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他们的幻想在战火中消失了，另一部分人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人民怎么敢单独地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俄国的金钱，英国的金钱，波拿巴的鹰，国王的百合花，各种各样的护身符，——他们就在这些东西中间寻找他们无法理解的这一事件的解释。但是，议会中的这两部分人都感到他们和人民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没有人敢替人民讲话。
他们一苏醒过来，就开始了疯狂的进攻。大多数人有充分的权利嘲笑那些犯了时代错误，不断重复博爱（fraternite）词句的可怜的空想家和伪善者。因为这里的问题正是要抛掉这种词句以及由这个词句的模棱两可的含意所产生的幻想。当正统主义者拉罗什雅克兰，这个有着武士精神的空想家因那些宣布“战败者罪该万死！”（《（Vaevictis！》）的人的卑鄙行为而发怒时，议会中的大多数人便疯狂起来，好像被毒蜘蛛咬了一样。他们为了掩饰“战败者”正是他们自己，便向工人高叫：“你们罪该万死！”不是他们现在就得死亡，就是共和国现在就得毁灭。因此他们拼命地嗥叫：“共和国万岁！”
横在我们面前的深渊是否能把我们民主主义者引人迷途，使我们认为争取国家形式的斗争似乎是空洞的、幻想的和毫无意义的呢？
只有意志薄弱的胆怯的思想家才会这样提出问题。资产阶级社会条件本身所产生的冲突，必须在斗争中加以解决，靠空想是消灭不了的。不掩盖社会矛盾，不用强制的因而是人为的办法从表面上制止社会矛盾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能使这些矛盾进行公开斗争，从而获得解决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
有人问，难道我们对那些在人民的愤怒面前牺牲的人，对国民自卫军，对别动队，对共和国近卫军，对现役军人不流一滴眼泪，不叹一口气，不发一言吗？
国家将关怀他们的孤儿寡妇，法令将颂扬他们，隆重的殡仪将送他们的遗体入土，官方的报刊将宣布他们永垂不朽，欧洲的反动派将从东方到西方到处赞扬他们。
但是平民则受尽饥饿的折磨，遭到报刊的诬蔑，得不到医生的帮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纵火者和流刑犯；他们的妻子儿女更是贫困不堪，他们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优秀代表被放逐海外。给这些脸色严峻阴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刊的权利。
1848年6月29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9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5卷第133—137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153—157页）
[1] 《国民报》（《National》）派联合了以阿尔芒·马拉斯特为首、以工业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同它有关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为支柱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在40年代，这个派的信徒聚集在《国民报》（Le National》）的周围，该报自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原卷末注
[2] 《改革报》（《Reforme》）派联合了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者；附和该派的有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这个派的拥护者聚集在《改革报》（《La Reforme》）的周围，该报自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原卷末注
[3] 指执行权委员会，即制宪议会为了代替已经卸下全权的临时政府而在1848年5月10日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它存在到1848年6月24日卡芬雅克专政确立时为止。——原卷末注
[4] 王朝反对派是在七月王朝时期法国议院中由奥迪隆·巴罗领导的议员集团。这个集团的代表们反映了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情绪，他们主张实施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种改革是防止革命和保持奥尔良王朝的手段。——原卷末注
[5] 正统主义者是1830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原卷末注
[6] 在1848年5月15日巴黎工人的革命发动失败后，采取了一系列废除国家工厂的措施，实施了禁止街头集会的法律，封闭了许多民主俱乐部。——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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