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 第2卷 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 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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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文摘录
（1849年5月中旬至7月）
……整个运动的灵魂是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所谓的市民阶层，而这个阶级在德国，特别是在南方，恰恰是占着主导地位。……
假如事情由小资产阶级来决定的话，那么未必会抛弃处处以法律为依据来进行合法、平和而又规规矩矩的斗争的这种立场，未必会以火枪和石块来代替所谓的精神武器。……
但是，在小资产阶级的背后，处处都有其他阶级来响应由它所发起并为它的利益而服务的运动，它们促使这个运动性质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而且一有可能就尽力去掌握运动。这些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和相当大一部分农民，此外，小资产阶级的进步派别也往往暂时依附于它们。
以较大城市的无产阶级为首的这些阶级，对待忠于帝国宪法的矢志保证，比小资产阶级鼓动家本身要认真得多。如果说小资产者像他们所不断发誓的那样，为了帝国宪法不惜“牺牲一切”，那么，工人还有许多地方的农民也情愿这样做，而且面临着一个各党派都心照不宣的条件，那就是在胜利之后，小资产阶级必然为维护这部帝国宪法转而反对这些工人和农民。这些阶级曾经推动小资产阶级同现存的国家政权公开决裂。如果说，他们未能制止住自己的小商人式的盟友甚至在斗争期间就在叛卖，那么，他们至少有一点可以感到满意，就是反革命胜利以后，这种叛卖行为却受到了反革命分子的惩罚。……
随着莱茵工人的失败，被工人们认为唯一能公开而坚决地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报纸——《新莱茵报》也停办了。总编辑[1]虽然也是土生土长的莱茵普鲁士人，却被逐出了普鲁士；其他的编辑们也都受到或者直接被逮捕或者马上被流放的威胁。科隆的警察直言不讳地宣布要这样对付他们，而且极其具体地指出，它掌握了每个人的足够的罪证，可以随意处置他们。这样一来，报纸恰恰在销售量空前迅速增长确保了它的存在的时候却不得不停止发行。编辑们都分散到德国各个已经起义的或就要起义的地方去了；有些人到了事态又要发生转折的巴黎[2]。这些编辑们在今年夏天的运动期间或者之后，没有一个人能免于被捕或流放；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逃过科隆警察殷勤地为他们安排好了的命运，有一部分排字工人跑到普法尔茨，加入了军队。……
我们从卡尔斯鲁厄前往普法尔茨，首先来到施派尔，德斯特尔和临时政府本打算驻扎在这里。但是，他们已经迁到了凯撒斯劳滕，政府认为这个地方是“普法尔茨战略上最好的据点”，因而最终确定为政府所在地。在施派尔，我们没有见到他们，却见到了维利希和他的志愿兵。他带领一支几百人的部队，使得兰道和盖默斯海姆这两个要塞的共4000多人的警备队处在紧张状态之中，切断了他们的供应，并千方百计地骚扰他们。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天，他带领80名左右的步枪手攻打了盖默斯海姆警备队的两个连，一枪不发就把他们赶回要塞。第二天早晨，我们和维利希一齐到凯撒斯劳滕，在那里我们遇到德斯特尔、临时政府和整个德国民主派的精英。在这里，当然也谈不上什么正式参加对于我们党是完全异己的这个运动。因此，过了几天我们就折返宾根，在路上我们和几个朋友因为有参加起义的嫌疑而被黑森的士兵逮捕。我们被押解到达姆施塔特，随后被送往法兰克福，到了法兰克福才终于被释放。
在这以后不久，我们便离开了宾根，马克思受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前往将要发生决定性事件的巴黎，以便代表德国的革命政党去会见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3]而我则返回凯撒斯劳滕，想留在那里最初做一个普通的政治流亡者，以后如果有适当的时机和爆发战争的话，或许在这个运动中占据《新莱茵报》唯一能占据的地位——士兵的地位。……
在临时政府幕后站着德斯特尔，他类似于秘密总书记，或者如布伦坦诺先生所说的，是一个“凯撒斯劳滕温和政府周围的红色奸党"。[4]附带说说，属于这个“红色奸党”的还有其他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尤其是逃亡到此地来的德累斯顿起义的参加者。在德斯特尔的身上，普法尔茨的执政者们获得了他们所不大懂得的行政问题的知识以及革命的智慧，这种革命智慧总是限于完成最直接的、无疑地可以实现的任务，从而在贯彻具体措施时从来也不会茫然不知所措，因此它就更加令他们钦佩。德斯特尔凭这一点博得了很大的威信和政府的绝对信任。虽然德斯特尔对待运动有时候过于认真，例如，他认为通过实行自己的、在当时条件下是完全不适宜的市镇施政条例会带来颇大的益处，但是，毫无疑问，正是他推动了临时政府来执行他那多少比较果断的一切措施，特别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发生冲突时，他总是能够拿出适当的解决办法……
自然，也曾经有人建议我去担任这个或那个文职和武职，如果在无产阶级的运动中，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我都一概拒绝了。我唯一同意的一件事，就是为临时政府在普法尔茨广泛推销的小报纸撰写几篇鼓动文章[5]。我知道，这也是行不通的，但是由于德斯特尔和政府的某些成员的一再请求，我终于接受了这个工作，这样至少也可以表明我的好意。我在遣词用字上当然不十分客气，所以第二篇文章就引起反感，被认为过于“刺激人”；我没有多费唇舌便收回了文章，当着德斯特尔的面撕毁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
到普法尔茨来的民主主义者当中，最优秀的是那些不久前曾在自己的家乡参加过战斗的人，即萨克森和莱茵普鲁士的民主主义者。为数不多的萨克森人大都在各个中央办公厅任职，他们工作努力，行政管理知识丰富，头脑冷静而清醒，没有任何奢望和幻想。莱茵省人，大都是工人，多数参加了军队；最初在机关工作的人，后来也拿起了武器……
只有两名军官早在普鲁士人进攻以前，积极从事军事活动就已经很出色，这就是维利希和布伦克尔。
维利希率领一支不大的志愿军团，担负着先监视而后包围兰道和盖默斯海姆这两个要塞的任务。逐渐集合在他指挥之下的部队有：一连大学生、一连在贝桑松同他生活在一起的工人、三连人数不多的来自兰道、诺伊施塔特和凯撒斯劳滕的体操家，两连来自附近地区的志愿人员以及一连配备着大镰刀的莱茵普鲁士人，这些人多半是参加普吕姆和埃尔伯费尔德起义之后流亡到这里来的。他们最后一共有七八百人；不管怎样，这是全普法尔茨最可靠的士兵；下级军官大都是服过军役的人，其中有的人在阿尔及利亚时已经习惯于游击战。……
这时候，普鲁士人开始从霍姆堡向前推进，由于现在事情开始发生引人注意的转变，由于我不愿放过取得军事经验的机会，最后，由于《新莱茵报》为了荣誉应该在普法尔茨-巴登军队中有自己的代表，于是我也腰佩战刀到维利希那里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同维利希到拉施塔特去，在那里又遇到了莫尔。
报刊和各个民主团体对巴登起义中牺牲的那些多少有教养的人物，又写文章又作诗，歌颂备至。至于那成百上千的工人，却谁也没有提起过，是他们把斗争坚持到底，战死在沙场上，是他们活活瘐死在拉施塔特的牢房中，是他们目前身居异乡，在所有流亡者中间唯一在流放中受尽贫穷困苦的折磨。工人受剥削，这是由来已久、非常习见的现象。所以我们的正牌的“民主派”先生们只能把工人当做一种可以鼓动的、可以引爆的、可以剥削的材料，当做纯粹的炮灰。（录入者加粗）我们的“民主派”太无知了，资产阶级气味太浓了，他们无法理解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无法理解工人阶级的未来。因此，对于真正的无产阶级气质他们也是仇视的，因为无产阶级自尊心非常强，决不会对他们阿谀逢迎；因为无产阶级眼光非常远大，决不会被他们所利用，然而每次发生推翻现政权运动的时候，这些人总是手握武器站在最前方，在任何革命运动中，这些人都直接体现着无产阶级的党。既然所谓的民主派没有兴趣对这样的工人给予肯定，那么，无产阶级的党就有责任给这些工人以应有的荣誉。科隆的约瑟夫·莫尔就是这些工人中最优秀的一个。
莫尔的职业是钟表匠。很多年以前他离开了德国，参加过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所有公开的和秘密的革命团体。1840年他参与组建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6]。二月革命以后他回到德国，不久就和他的朋友沙佩尔一起担负起科隆工人联合会[7]的领导工作。1848年科隆九月事件[8]后曾经流亡伦敦，不久又化名回到德国，在各个地区进行宣传鼓动，别人都不敢去执行的危险任务他都一力承担起来。在凯撒斯劳滕我又遇到了他。他在这里接受了到普鲁士去的使命，他所要执行的任务一旦被发觉马上就有被枪毙的危险。在第二次执行完任务以后，他顺利地闯过了所有的敌军驻地，一直来到拉施塔特，到了这里立即加入我们这支队伍的贝桑松工人连。三天之后他就阵亡了。我失去一位老朋友，党则少了一个不知疲倦的、无所畏惧的和忠实可靠的先进战士。
无产阶级的党在巴登-普法尔茨军队里的力量相当强大，特别是在志愿军团里，例如在我们这一队，在流亡者军团等等。这个党敢于对一切其他党派这样说：谁也无法对无产阶级的党的任何成员提出丝毫的责难。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
摘要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汉堡），1850年1月第1期和1850年3月第3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7卷第111、112—113、131—132、146、149一150、151—152、156、161、184—185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5-6、6—7、29—30、47—8、51—52、53—54、59、65、92—94页）
[1] 马克思。——编者注
[2] 1849年5月19日，即《新莱茵报》出版最后一号的当天，马克思、恩格斯、恩·德朗克、斐·沃尔弗和威·沃尔弗离开了科隆，前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试图说服国民议会的左派议员公开担任武装起义的领导，他们没有达到目的，便于5月21日前往巴登。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于5月23—24日在卡尔斯鲁厄逗留，在这里他们关于革命力量发起全面进攻的主张又遭到多数的反对。最后两人于6月1日前后分手，马克思带着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书前往巴黎，恩格斯去了凯撒斯劳腾。《新莱茵报》的另外三位编辑格·维尔特、斐·沃尔弗和恩·德朗克也来到巴黎。在巴黎，这时山岳党和革命俱乐部正准备发起反对执政的秩序党的群众运动，这三个人都参与了六月十三日事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58—190页）——原卷末注
[3] 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是1848年10月26—30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选出来的。其成员有卡·德斯特尔、爱·赖辛巴赫和赫克萨默。1849年6月初，马克思带了一份由德斯特尔开具的该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资格证前往巴黎，以德国革命政党代表的身份与法国社会主义者取得联系。
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指聚集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抵达巴黎时，代表下院中的《改革报》派的山岳党和保守派之间正酝酿着一场风暴。山岳党于1849年6月13日采取行动。——原卷末注
[4] 洛·布伦坦诺《1849年5月13日至6月25日革命期间内阁成员的处境和态度》。——编者注
[5] 临时政府在普法尔茨广泛推销的小报纸指《城乡信使》。实际上恩格斯在该报只发表了一篇文章《普法尔茨和巴登的革命起义》，见1849年6月3日《城乡信使》第110号。——原卷末注
[6]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7日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和其他活动家在伦敦建立的。有时用会址名称大磨坊街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组织。1847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原卷末注
[7] 科隆工人联合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于1848年4月13日在科隆创立的。领导联合会的是主席和各行各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起初，在联合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安·哥特沙克，他在“真正社会主义”的影响下，忽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奉行抵制间接选举全德和普鲁士国民议会的政策，反对支持民主派候选人，煽动性地要求立即建立“工人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反对哥特沙克的宗派主义政策的斗争巩固了联合会，改变了它的政治路线。到1848年8月，联合会已有7000会员。哥特沙克被捕后，7月6日约·莫尔被选为联合会主席，这个职务他担任到1848年9月因被捕的危险而侨居国外为止。1848年10月马克思被选为联合会的主席，而从1849年2月起卡·沙佩尔被选为联合会的主席。联合会这时实行了改组。2月25日通过的新章程宣布，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是联合会的首要任务。1849年德国反革命得胜后，科隆工人联合会丧失了它的政治性质，变成了普通的工人教育协会。——原卷末注
[8] 1848年9月25日科隆当局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逮捕了科隆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卡·沙佩尔和海·贝克尔，恩格斯和莫尔也面临被捕的危险。当局企图煽起一场风潮后再镇压无产阶级运动。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科隆工人，没有受到煽动的影响，没有进行过早的起义。9月26日科隆宣布处于戒严状态，《新莱茵报》及其他民主派报纸暂停出版，10月12日恩格斯、约·莫尔和其他许多撰稿人被迫侨居国外。——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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