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1921－1929年 | 上一页 | 下一页
第三章 “生活不仅仅是政治……”
《生活不仅仅是政治……》，这是托洛茨基1923年夏发表于《真理报》上的一篇短文的标题。①尤其是对他本人，生活更不可能仅仅是政治。即使在为权力而斗争的最紧要关头，文学和文化活动仍然占去了他的大部分精力；当他离开军事人民委员部以及党内争论暂时停息下来后，他更是深深沉浸于其中。这并不是他想逃避政治。他在文学、艺术和教育方面的兴趣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来仍然是他政治活动的延续。但是他不肯停留在公共事务的表面现象上，他要把为争取权力而斗争转为为革命的“灵魂”而斗争；从而他把自己卷入其中的冲突推向了新的广度和深度。
从以下几个事实中可以看出，在政治局里的冲突最严重的时刻他还是多么专注于文学工作。1922年夏，当他拒绝担任列宁的副手——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并因为继续告假而招来政治局的谴责时，他仍把大部分假期都投入在文学批评上。国家出版局收集了他在革命前有关文学的论文，要把它们在他的全集中作为专门一卷重版，他打算写一篇序言回顾革命以来俄国文学的状况。这篇“序言”的篇幅越来越大，终于成为一部独立的著作。他几乎把他所有的余暇都投入进去了，但仍然没有写完。他在1923年他第二个夏季休假期间又继续写下去，当时他跟三驾马车的冲突已因对德国革命前途的估计不同而复杂化，并发展到了高峰；而这次他带着一本新书的手稿《文学与革命》回到了莫斯科，准备将它付印。
①《真理报》1923年7月10日；《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第3—12页
同年夏天，他还撰写了一系列有关俄国革命后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日常生活问题》一书。其中讨论的题目有：新政权下的家庭生活；“有文化的与没文化的”官僚主义；“文明与礼貌”；“伏特加、教堂、电影院”；“俄语中的骂街”；等等。他曾在教育工作者、图书管理员、鼓动员、新闻记者以及“工人通讯员”的许多会议上发表演说；他在演说中痛贬充斥于出版物上的枯燥、庸俗和沉闷，并力主恢复被党的行话和陈词滥调所淹没了的俄罗斯语言的纯洁与活力。同年夏天及随后的秋天，他探讨了多种多样的主题，如19世纪和20世纪贸易周期的比较分析（他在《社会主义科学院通报》上就这个问题发表了简短而颇有影响的论文）①以及心理学上巴甫洛夫与弗洛伊德两大学派之间的论争。他早就熟悉弗洛伊德的学说；他还研究了巴甫洛夫的著作，并打算出面调停这场争论，呼吁研究自由和实验自由及对弗洛伊德学派的宽容。1924年，他还撰写了有关列宁的生平传略，并成书出版。他在其中表现了这位布尔什维主义奠基人所有人性的方面，因而含蓄地对官方塑造的列宁“圣像”和刚露头的对列宁的个人崇拜提出批评。
①《托洛茨基全集》第12卷第357—363页
在这些论著中，他力图从根本上打击困扰革命的社会邪恶，而不仅仅攻击它的表面现象，他认为俄罗斯母亲精神上落后的严重性并不亚于她的经济落后。他谈到“文化原始积累”的必要性至少是同工业积累的必要性同样紧迫。他揭示了斯大林主义借以生长的土壤，并力图改变它得以繁荣的气候。所以，他强调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以及日常生活“小节”的重要性，指出了这些方面是如何影响国家大事的。他对这些问题的出色论述体现在他对俄罗斯特有的骂人习惯的议论中：
粗话和骂人都是奴隶地位和蒙受耻辱的遗产，是对人的尊严——自己的尊严和别人的尊严的侮辱。……我很想知道，我们的语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民俗学家是否了解在任何其他语言中有无像俄语中这样粗俗的、肮脏的、低级的骂人字眼儿。据我所知，在国外不存在或者几乎不存在这一类玩艺儿。我国下层阶级的污言秽语是失望、痛苦的结果，尤其是毫无希望和出路的奴隶地位的结果。我们上层阶级的污言秽语，出自达官贵人和政府官员之口的污言秽语乃是统治阶级、奴隶主们的骄奢淫逸和不可动摇的权力的直接后果。……俄语中这两股骂人的语流——脑满肠肥的老爷、官吏和警察的骂人语流和人民大众的饥饿、绝望和备受凌辱的骂人语流——将整个俄国生活涂上了一层可鄙的色彩。
然而，革命的主要目的在于唤醒被认为没有个性的那些群众的人的个性。尽管革命有时也有残酷的行为，也偶然采取血腥无情的手段，但革命的标志却是……对个人尊严的日益尊重、对弱者的日益关怀。如果革命不以其所有的力量和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帮助——如果它不帮助在历史上遭受双重和三重奴役的妇女走上个性解放和社会进步的道路，那么这个革命就不配称为革命。如果革命不尽一切可能来关怀儿童，那么这个革命就不配称为革命……它就是为了儿童的利益而进行的。但是，在被老爷们和奴隶们那无所顾忌、不放过一个人和一件事的咆哮、清脆洪亮、雷鸣般的骂声毒化了的气氛下，人们怎么能创造……一种基于互相谅解、自尊自重、真正的男女平等、……充分照顾儿童的……新生活呢？为反对“下流语言”而斗争是心理卫生的必要条件，正如为反对肮脏和寄生虫而斗争是生理卫生的必要条件一样……
代代相传并且渗透整个生活环境的心理习惯是极端顽固的。……我们在俄国经常是竭尽全力地向前猛冲一下，然后又让事情照旧进行。这不仅是没有文化的群众的写照，而且也是我们现今社会制度中那些所谓负责任的先进分子的写照。无可否认，革命前的旧式下流语言直到十月革命后6年的今天还在使用，甚至在“上层”社会也十分流行。……我们的生活是由最鲜明的对立所构成的。①
①《真理报》l923年5月16日；《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第26—31页。
在跟这样一种植根于农奴制、顽固而又复活了的生活方式的传统进行斗争中，托洛茨基必然遭受到如同在政治领域所遭受到的同样惨重的失败。但他已经深刻、历史地洞见了自己将被其毁灭的那些力量的性质。“俄语中这两股骂人语流”将融合在斯大林主义里，并把它们的“可鄙的模式”强加于革命本身。在15年之后的大清洗运动中，这两股语流汇合膨胀成了一股洪水：首席检察官竟然对担任过党与国家最崇高职务的被告使用这样的语言：“你这笨牛、蠢猪养的！”而最高法庭庭长在结束他偏执的演说时则咆哮着：“枪毙这批疯狗！”脏话滚滚地从法庭流向工厂、农庄、编辑部和大学礼堂；它的喧嚣声在全俄罗斯大地上震耳欲聋地响了好几年。几百年来的下流骂人话仿佛在片刻间凝聚起来，借斯大林主义而还魂，突然间袭击了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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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给文化生活带来了新动力；但同时又彻底地摧垮了它，造成了巨大的困难。这是任何革命的必然后果，即使革命处在最顺利的环境下，即使这个国家受过教育的人同革命站在一起；但当革命的主要动力是被压迫的、无产的因而必然是未受教育的阶级时，这个后果便会极大地恶化。诚然，布尔什维克领袖们都来自知识阶层，有些人还受过广泛而又高深的教育，但他们仅仅是少数人。“干部”主要是由自学的工人和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受过一些教育的人所组成。党在政治、组织方面，有时在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训练过他们。然而，他们对文化事务的介入常常仅仅证明了这一点：一知半解比毫无所知更糟糕。
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抱有敌意，有的死于内战，不少人移居国外。在活下来而又留居俄国国内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是以“专家”身份为新政权服务的。少数人甚至满腔热情地转到革命立场上来，并且尽一切力量来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但是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是过于坚持保守的思想习惯，就是过分胆怯或过分平庸和奴颜婢膝，不能产生广泛而成果显著的知识影响。他们由于屈身于自学的或只受过一些教育的人民委员之下而感到委屈。另一方面，人民委员却常常缺乏自信，疑心重重，并往往通过恐吓威胁来掩饰内心的不自信。他们狂热地坚信其事业的正义性，并且断定他们从马克思主义里找到了一把万能钥匙，可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包括科学和艺术，实际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知半解。而知识分子阶层则更强烈地固执于他们所特有的成见，并傲慢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东西可教给他们，其世界观仅仅是“半真半假”的大杂烩。因此，在他们与新统治集团之间横亘着一条鸿沟。
托洛茨基像列宁、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克拉辛及其他少数人一样竭力要在这道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他恳求人民委员和党的书记们要关心和尊重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则敦促他们尽量适应时代的需要并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些恳求有其效果，但是鸿沟尽管缩小了，却仍然存在，以后又变得更宽了。当党的领导集团开始摆脱各种形式的舆论监督并习惯于专制统治时，它就愈益将其命令强加在科学家、文学工作者和艺术家的头上。它开始形成自己的野心，并鼓励“文化”上的狂热，这满足了它的暴发户的虚荣心，而且看起来是在建立一种革命功勋。于是，“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艺术”、“无产阶级文学”等新口号出笼了，很快就获得了跟“无产阶级战略学说”不久前在军队中所享有的同样声誉。①
①参见《武装的先知》第十三章。
托洛茨基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抑制偏执狂和揭露这类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和艺术的口号的浮夸。但这是不容易的。无产阶级文化这个概念迎合了某些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也迎合了年轻工人，革命在他们身上唤起了对教育的渴望，但也释放出他们身上那种破坏偶像的本能。在其背景中还有农民对所有涉及贵族生活方式包括其“文化价值”的一切事物所抱的无政府主义的敌意（农民放火焚烧地主的庄园时，也常常将图书和绘画付之一炬——他们认为这都是地主财产的一部分）。热衷理论的布尔什维克们将这种破坏偶像的情绪合理化，使之成为否定、清除旧的“阶级文化”的伪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文化派”则宣布无产阶级科学与艺术的到来。这个作家与艺术家团体的教条主义者似是而非地争辩道：正因为文明史上曾经有过封建时代和资产阶级时代，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也应当创造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将贯穿着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战斗的国际主义、唯物主义、无神论等等。还有些人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构成了这种新文化。这类观点的发明者和追随者努力争取党支持他们，并据此制定教育政策的指导原则。
列宁与托洛茨基两人都驳斥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但是列宁只限于发表若干篇短小严厉的声明，而把这个领域留给更适合它的托洛茨基。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托洛茨基是怎样与“无产阶级文化派”进行论战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主张无非是一种倾向的最为极端的表现，这种倾向的传播已经远远超出了“无产阶级文化派”小圈子，特别是在负责教育和文化事务的党员中产生了影响——就是通过立法和用行政命令来管理教育和文化事务，并恫吓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智力很高并能独立思考因而不肯苟从的人。正是从这样的思想框框中冒出了斯大林主义的文化政策，这也正是托洛茨基要不懈地去克服的。他向教育工作者演说时说：“国家是强制性的组织，因此，执政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想在劳苦大众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和教育工作都根据这样的原则去安排：‘真理就在你们面前——向它下跪吧。’当然，我们的政府是严峻的政府。工人国家有权力和责任采取强制政策。我们要用无情的权力反对工人阶级的敌人。但是，在教育工人阶级时，这种‘向真理下跪’的方法……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相矛盾的。”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中的《过渡时期的文化》一文充满了这样的劝勉和告诫。托洛茨基认为：“将行政命令施加于科学家并对其学说横加禁止，除了灾难和耻辱之外，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他预见到了斯大林对语言学和生物学——更不用说社会学中的异端了——的表态所带来的危害和耻辱。应该补充的是，托洛茨基并不是在被逼到反对派的立场之后才以这样的精神来谈论这个问题的。例如，早在1919年1月他就写道：
我们的党……永远不是，也永远不能是工人阶级的阿谀奉承者。……夺取政权本身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的性质，也不可能赋予它一切美德；夺取政权只是为工人阶级开拓了学习、精神发展和摆脱自身不足的机会。俄国工人阶级的领导集团通过紧张的努力已经完成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任务。但即使在这些领导集团中也仍然大量存在着一知半解、能力不足的现象。②
①托洛茨基发表这次演说是在1924年6月，正是党的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谴责他“背离列宁主义”之后。《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第133—163页。
②同上，第97—98页。
他不断地向“一知半解”与“能力不足”宣战。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时曾经告诫布尔什维克“必须学会做生意”。而托洛茨基补充道，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应当“学会怎样学习”。①
托洛茨基反复强调，用虚无主义的轻蔑态度对待过去的“文化遗产”是最有害不过的了。工人阶级必须继承这份遗产并保卫它。马克思主义者绝不应不加区别地接受它；他应当辩证地看待这份遗产并注意到它在历史上形成的各种矛盾。文明的成就迄今为止都是为双重目的服务的：它一方面帮助人类获得知识，控制自然，发展人类自身能力；另一方面又永久地使社会分裂为阶级并导致人对人的剥削。因此，文化遗产的某些因素具有普遍的意义和真实性，而另一些因素则是与已经过时的或即将过时的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②共产主义者对待文化遗产应该是有选择的。一般来说，历史上严格的科学思维的主要部分尽管成长于阶级社会，但它相对来说受到的歪曲较少。其中能够最直接地反映人对人的剥削的，是在意识形态的创造中，特别是在关于社会本身的见解中。但即使如此，反映阶级压迫并使之永久化的那些因素也总是跟这样一些因素——它们使人能够认识自身、深化思想、提高智力、洞察感情、学会控制自己，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人的社会环境的局限——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上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还能令现代人陶醉并一直不断地扣动人们的心弦，即使他们正从事着无产阶级革命或者社会主义建设。不错，社会主义建设者应当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标准批判地重新评价所有继承下来的文化价值；但是这与全盘否定和冒牌马克思主义骗子毫无共同之处。当历史上的文化价值在受到批判之前，它们必须首先经过彻底的吸收和消化；而当马克思主义者决定从他自己的角度来修订任何知识领域时，他必须先“从内部”掌握它。
①《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第260页。
②托洛茨基谈到机器的双重作用：它提高了工人的生产力，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也是剥削的工具。然而，社会主义不能、也不会抛弃对机器的使用。这是人皆知的道理，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大多数文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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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老知识分子交谈时，托洛茨基则从相反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他力图说服他们，切不可单凭文化遗产生活，他们应当接受再教育，在苏联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尤其关心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世界观，向他们反复阐明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当他离开军事人民委员部并成为电气技术管理局和工业科技管理局的领导人之后，他自己对这个学科的兴趣也被激发起来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他面前展开——这是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吸引过他，尔后由于革命活动而被放弃了的领域。现在他“一半是行政官员，一半是大学生”。他写道：“我对科学技术研究所最感兴趣。由于工业的集中性，这些研究所在我国可以有广阔的发展前途。我热心地参观了很多实验室，怀着极大的兴趣观看实验、聆听著名学者的解说，在空闲时间钻研化学、流体力学教材……。”①这些兴趣在他写于1925年至1926年的著作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他拜科学家们为师，同时也是他们在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方面的导师。1925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德文版和俄文版在莫斯科首次问世，托洛茨基很可能受到了这本著作的影响。虽然他没有十分明显地谈及这本著作，但若说他没有读过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某些论点上，他是紧紧追随着恩格斯的思路的。
①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62页。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托洛茨基至少有三次侧重于科学哲学的讲话：1925年9月，在为纪念伟大的化学家门捷列夫而举行的全俄科学家代表大会上，他发表了关于门捷列夫的演说；1926年2月，他在红场俱乐部作了《文化与社会主义》的报告；在同年3月举行的为推广无线电的代表大会上，他又作了《无线电、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讲话。
托洛茨基算不上一位专业哲学家。他在认识论方面从未达到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所达到的深度。他无意于系统阐述辩证法的原理；他更多的是将辩证法运用于政治和历史的分析，而不是作抽象的解说。然而，读他的著作时，若不熟悉隐藏于其后的完美哲学，不熟悉他对方法论问题进行的深刻思考，不理解他那不算系统但却十分渊博的学问，读起来是相当困难的。他轻松地运用着他的博学，没有权威的冗长叙述，而是仿佛十分巧妙地使用着业余爱好者的语言。因为这一切，或因为这一点，他关于科学辩证法的若干论文都是关于这门学科最清晰、最透彻的马克思主义的阐述。
把政治强加给科学的任何企图都是与托洛茨基的思想格格不入的。他主张，科学家有权利甚至有责任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对政治采取超然态度，但这不应当妨碍科学家认清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个别科学家的超然态度与把科学作为整体而深刻介入该时代的社会冲突这两点并不矛盾。同样，个别战士或个别革命家可以不为私利而战斗和自我牺牲，但一支军队，一个党，就必须捍卫明确的利益和理想。
超然的态度和严格的客观性在科学研究中是必要的，但还不够。科学本身最重大的利益就在于，一位科学家应该具有广阔的和符合时代的哲学观点；然而他通常并不具备这一点，因此科学家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思维分裂。在他的专业领域里或者在他的实验室中，他无疑是一位唯物主义者，然而一旦走到外面来，他的思想却往往是混乱的、非科学的、倾向于唯心主义甚至明显的反动观点。在伟大的思想家中，这种思维分裂再没有比门捷列夫更明显的了。作为一位科学家，他是所有时代里最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之一；然而他却是他那个时代所有保守观念和偏见的俘虏，并效忠于腐朽的沙皇政府。当他系统地阐述他的周期律时，他验证了占据马克思主义思想核心地位的辩证法原理的真理性，并声明量变在某一点上就会转化为质变，不论是在自然过程还是在社会过程中。根据门捷列夫的周期律，原子的量变将导致化学原素之间质的差异。但是门捷列夫却未能预见到在俄国社会中一种伟大质变——革命的到来。
“知就是为了能够预见和行动。”这就是这位伟大发现者的座右铭。他把科学创造比做把一座铁桥扔过悬崖。门捷列夫说，没有必要下到悬崖底部去为铁桥寻找支点，只要在悬崖这一边找到一个支点，然后把精确计算好重量的拱形桥扔过去，并在另一边牢牢固定下来，这就够了。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整个科学思维。科学思维必须将自身建立在坚实的经验基础上；但是正像桥的拱顶一样，概括将自身从事实世界中分离出来，是为了能在另一个精确预测的点上相交……。
当概括自身转化为预测，而预测又通过实验得到成功的验证……科学创造的这种时刻，必然会让人类思想感到无比自豪、无比真实的满足。
①《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第274页。
然而，公民门捷列夫却躲开一切社会学概括和政治预测。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在俄国的出现完全缺乏理解，而这个学派是在同民粹派就预测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论战过程中形成的。
门捷列夫的例子是现代科学家困境的证明：他对世界甚至对科学缺乏一种综合的观点。科学工作必然是经验主义的；科学进步伴随着知识的专业化和狭隘化。知识越是专业化和狭隘化，就越是迫切需要对世界的整体观——否则，思想家的头脑在他的专业领域便会受到限制，甚至他在其中的进步也会受到阻碍。缺乏哲学洞察力，怀疑思想的概括，曾是许多本可以避免的科学混乱与在黑暗中摸索的根源。马克思主义给科学家提供了一种观察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整体观。这个整体观远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臆测或形而上学的虚构，而是同各种以实验为根据的科学经验一致的。①
①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约在200年前，笛卡尔在断言宇宙中运动质量不会改变时就预示了能量守恒的科学发现。如果科学家掌握了笛卡尔的思想，他们有可能更早地得到这个发现。这个推理可以更确凿地适用于康德的“星云假说”。“如果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对于（哲学）思维不像牛倾在‘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啊！’这个警告中所表现的那样厌恶，那么他们一定会从康德的这个天才发现中得出结论，免得走无穷无尽的弯路……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即克服僵化的自然观，而采取将自然作为一个整体的动态自然观）的起点。……如果立即沿着这个方向坚决地继续研究下去，那么自然科学现在就会进步得多。但是哲学能够产生什么成果呢？康德的著作没有产生直接的结果，直到很多年以后拉普拉斯和赫舍尔……做出了更详细的论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4、62页。
人的思维的统一性及其多样性是托洛茨基的重大主题。他再次以门捷列夫的著作为起点，考察了现代科学的结构。门捷列夫已经发现，化学的基础是物理学，而化学反应是由粒子的物理性能和机械性能引起的。托洛茨基接着继续说，生理学之于化学的关系如同化学之于物理学的关系一样，因此，把生理学称作“生命有机体的应用化学”是不无道理的。“科学的亦即唯物主义的生理学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超化学的生命力（如同活力论者及新活力论者所设想的那样）来解释与它有关的一切过程。心理学反过来又是以生理学为其基础的。由于生理学家在其严格探索过程中不能采用生命力这个概念，因此他不能参照‘灵魂’说来解决任何一个具体问题。他必须把心理体验同生理存在的现象联系起来。”弗洛伊德学派就是这样做的，它揭示出人的无数心理状态是以人的性欲冲动为基础的；而巴甫洛夫学派更是如此，它将人类灵魂看作是心理条件反射的一个复杂系统。最后，现代社会科学是与人类在探究支配自然的法则中所获得的洞察力分不开的；它把社会视为自然的一个特殊部分。
因此，现代科学的庞大结构就是在力学和物理学所奠定的基础上兴起的，它所有不同的分支互相关联，并且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统一性并不等于单一性。支配一门科学的法则不能用来代替支配其他科学的法则。即使门捷列夫已经证明化学过程归根结底是物理过程或机械过程，但化学却不能直接纳入物理学，而生理学更不能完全纳入化学，心理学、生物学也不能完全纳入生理学。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法则也同样不能简单地从自然法则中推导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说来，用少数带普遍性的基本法则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无穷变化仍然是科学的最终目标。①但是，科学思维朝向那个目标发展的道路看来愈益远离了那个目标，也就是说，通过知识的分割和专门化，通过形成和产生不断更新的、特殊的和详细的法则而远离了那个目标。比如，化学反应最终取决于粒子的物理性能这个概念是一切化学知识的起点；但它本身并不能给任何一种化学反应提供什么线索。“化学通过自身的关键起作用，它也只有在自己的实验室里通过实验经验以及归纳、假设和理论才能发现那些关键。”尽管生理学通过有机化学和生理化学的固定渠道与普通化学相联系，但它仍然有自己的方法和法则。心理学如此，生物学也是如此。每一门科学只是“归根结底”时才能在另一门科学的规律中找到支持；而每门科学又将自身应用于如此特定的领域中，以至其基本现象在其中以极其复杂的组合体出现，而每一个这样的领域都需要有自己的探索途径、研究方法和只适用于它的假设。科学的统一性是通过多样化来表现自己的。
①恩格斯在上述著作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至少在人类现阶段所掌握的知识范围内，这些带普遍性的基本法则只能以哲学术语亦即辩证法的术语来表达，而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表达。
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每一个研究领域的独立性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一个认真的学生会允许自己把支配一个领域的法则同支配其他领域的法则混淆起来。只有在关于社会、历史、经济和政治的研究中，这种方法的混淆和任意使用才是特有的。在这里，任何法则都不需要得到认可；否则，自然科学的法则就会被生搬硬套到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如涉猎社会学的达尔文主义者和新马尔萨斯主义者那样。①
①托洛茨基引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凯恩斯于1925年访问了莫斯科，他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发表的演说中用英国人口增长率来说明大不列颠帝国的失业问题。凯恩斯继续说：”我认为，战前俄国的贫困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长太快而引起的。现在也是这样，出生率远远超过死亡率，这令人担忧。这是俄国经济发展前途的最大危机。”（引自1925年9月15日苏联《经济生活》的报道）那时俄国还有失业问题。但3年以后，计划经济确立了，而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最大危机”之一倒是劳动力的缺乏和人口增长太慢。这个事实突出证明了把马尔萨斯或新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对生存手段的压力”这个概念应用到工业不断发展的社会里是很不适当的。
然后，托洛茨基广泛回顾了“最近几十年”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哲学上的含义。他断言，这种进步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几乎从未间断的胜利，但令人不解的是，这种胜利却是哲学家甚至科学家不情愿承认的。“相反，科学在征服物质方面的成功却伴随着哲学上反对唯物主义的斗争。”尤其是放射性的发现鼓励了哲学家们得出反唯物主义的结论。但是，他们的论点只是在批判旧物理学以及与它相联系的机械论时才是有效的，而这种机械论只是哲学唯物主义的变种。辩证唯物主义从未受到旧物理学的约束——事实上，辩证唯物主义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在哲学上超越了旧物理学而远远地跑到了科学家的前头。在存在与思维的关系中，唯有坚持存在——“物质”第一性，辩证唯物主义才不会将其自身与物质结构的特定概念等同起来，才会看到每一种这样的概念只具有相对的有效性——即只是经验知识发展的一个阶段。另一方面，科学家们却感到很难把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同他们对物质性质的探索中这一或那一阶段分别开来。但是，只要他们学会以更大的勇气来处理这些问题，把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结合起来，把经验思维与抽象思维结合起来，他们就能更透彻地看清自己的发现，避免赋予它们抽象的哲学重要性，甚至能更清楚地预见到从这一科学阶段向另一科学阶段的过渡。不少科学家固执于放射性具有所谓反唯物主义的意义，甚至都看不到放射性的发现会把他们引到哪里去；而且他们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原子分裂的可能性。托洛茨基在批判这种态度时，公开宣布了他的预言：
放射性现象直接将我们引向释放原子内部能量的问题。……当代物理学最重大的任务就是从原子里提取潜能——拔掉塞子，让潜能以万钧之力喷涌而出。到了此时，用原子能来取代燃煤和石油已成为可能，并最终变成人类的基本燃料和动力。
他在反驳怀疑论者时宣称：
这绝不是无望的任务，这个任务的解决将在我们面前展现出多么光辉灿烂的前景啊！……科学技术的思维正逼近伟大变革的重要关头；我们时代的社会革命将与人类探索物质性质并征服物质的革命同步。①
托洛茨基作这预言是在1926年3月1日。他未能活着看到它的实现；而他与世长辞时几乎正好是它实现的前夕。
他的科学哲学中的旅程有一次特别值得怀念，就是他呼吁保护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弗洛伊德思想学派就遭受到蛮横的围剿，它被扫出苏联达数十年之久。对于那些对弗洛伊德学说几乎没有丝毫第一手知识的有权势的党员来说，这个过分强调性欲的学派看起来很值得怀疑，它似乎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然而，不能容忍弗洛伊德主义的并非只是布尔什维克，至少在政治保守的学术界，在巴甫洛夫的那些一心要确立其学说的实际垄断地位的追随者中间，这种态度一样强烈。他们对弗洛伊德主义占有压倒的优势，因为他们的学派是在俄国土生土长的，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在二者之间，巴甫洛夫学派似乎更像是唯物主义的。于是，党员和科学家们结成了反心理分析学派的奇妙联盟。
①《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第415页。（重点号是我加的。伊·多）
我们知道，托洛茨基早在1922年就为此深感不安了。他在这一年致函巴甫洛夫，试图为弗洛伊德主义辩护，并委婉地请求巴甫洛夫施加影响以利于研究上的宽容和自由。不清楚他是否寄出了这封信，但他把这封信收入了全集第21卷。巴甫洛夫似乎没有理睬他的请求。在紧接着发生的政治危机高潮中，托洛茨基无暇继续过问这件事。但在1926年他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而这一次，他则公开抗议围绕着巴甫洛夫学派的那股谄媚歪风了。他以适度的尊敬和赞赏评论巴甫洛夫本人的学说“与辩证唯物主义完全一致”，并且“打破了生理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分界线”。巴甫洛夫把“基本反射看作是生理作用，把反射系统看作是意识的结果”。他也看到了“生理学上量的积累能产生新的‘心理学’上的质”。但是托洛茨基以嘲讽的口吻谈到巴甫洛夫学派的自命不凡和浮夸作风，特别是它自我吹嘘能解释最微妙的人类思想活动，说甚至连诗歌创作都仅仅是条件反射的产物。托洛茨基评论说，不错，巴甫洛夫的方法是“实验的和艰苦的：它一步步地达到了它的综合：从狗的唾液出发，向诗歌进军、但是，“通向诗歌的道路几乎还望不到”。
他更强烈地抗议对弗洛伊德主义的诋毁，因为他认为，弗洛伊德学说跟巴甫洛夫学说一样，本质上都属于唯物主义。他争辩说，两种理论的区别在于它们的研究方法，而不在于哲学方面。①巴甫洛夫采取严格的经验方法，实际是从生理学前进到了心理学。而弗洛伊德则预先断定生理冲动在心理过程之后；他的方法更带臆测性。可以争论的是，弗洛伊德学派过分强调性欲而忽略了其他因素；但是这样的争论仍然处在唯物主义哲学的范围之内。心理分析学家“并不是从最低级的（生理）现象攀升到最高级的（心理）现象，不是从基本反射攀升到复杂反射。相反，他力图一跃跳过所有的中间阶段，这是自上而下的一跃，从宗教神话、抒情诗或者梦想一下子就跳到了人类心理现象的生理基础上”。
①在致巴甫洛夫的信中，托洛茨基就两派学说的密切关系作了如下评论：“在我看来，你的条件反射学说已把弗洛伊德学说作为一个特殊例子包括进去了。性欲的升华……并非别的什么，只不过是在性欲基础上形成的n十1,n十2以及更高次的条件反射。”《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第260页。
托洛茨基以生动鲜明的形象作了这样的对比：
唯心主义者告诉我们……“灵魂”是一口深不可测的井。巴甫洛夫与弗洛伊德都认为生理学是这口井的底。巴甫洛夫像一个潜水员，潜到了最深处，艰苦而细致地向上查看这口井。弗洛伊德则站在井的上面，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井底，力图看透它那永远动荡不宁的水流，探测或猜测着井底景物的轮廓。
当然，巴甫洛夫这个以实验为基础的方法对弗洛伊德部分臆测式的方法占有一定的优势，后者有时会引导心理分析学家得出荒唐的假说。但是，
断言心理分析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并对它置之不理，那就未免过于简单和粗暴了。当然，我们也并非必须接受弗洛伊德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是一种工作假说。它能产生并且也产生了指向唯物主义心理学的演绎法和推测法。实验会在适当的时候提供验证。同时，我们既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禁止这样一种方法，即使它不太可靠，它试图预言结果，而靠实验方法得到这些结果要慢得多。①
①《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第430—431页。托洛茨基说巴甫洛夫的方法取得结果比弗洛伊德的方法更慢。这话是否正确，可以让专家们来判断。但他强调指出，他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捍卫不应该被误解为对资产阶级公众中流行的“庸俗的伪弗洛伊德主义”的纵容。
托洛茨基的呼吁无人理睬。不久之后，心理分析学便从大学里被赶出去了。他还捍卫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虽然不是专门地但却更为坚决；①但是，由于斯大林时代的“唯物主义”教派，相对论也受到了诅咒；只是在斯大林死后它才被“恢复名誉”。
※ ※ ※
尽管托洛茨基博学多才、有时也颇富灵感，但是他写的科学哲学论文毕竟多少带有业余爱好者的色彩。他的文学批评则完全没有业余性质了。他是近年来俄国主要的文艺评论家。他的《文学与革命》深刻地影响着当时主要的知识分子杂志《红色处女地》的作家们，特别是杂志主编，杰出的散文家A．沃伦斯基，公然声明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甚至在今天，托洛茨基写成这本书之后将近40年，这本书仍然是无与伦比的，它不仅是对俄国文学史上革命狂飙时代的回顾，而且也是预先声讨斯大林主义扼杀艺术创造的檄文，但最主要的是，它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典范。这本书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艺术和文学的亲切感情、独到的观察、令人陶醉的神韵和妙语，而且在书的结束语中想象力达到罕有的崇高诗意的境界。
①《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第1期。
在文学方面，托洛茨基还向破坏传统的态度和假革命的自负与傲慢宣战。他主张一切艺术和文学派别都有发展的自由，至少是，只要它们没有把这权利滥用于明显的或确定无疑的反革命目的时。当时这种破坏传统和偏狭排外的态度不仅在党员中十分明显，甚至主要不在党员中，而在各种青年作家与艺术家团体中更是典型特点。新的叛逆派别在艺术和文学领域中繁殖起来。在正常环境下，这些派别富有创新精神，敢于向公认的艺术权威挑战，并在比较狭小的范围内激起好奇心和掀起风暴，就这样从默默无闻到出人头地，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来，无需在前进中挥动政治旗帜。但在他们目前所处的环境之下，各艺术派别的竞争及其论战则逸出了正常界限。一些新派别标榜自身的重大政治意义，自诩为革命先锋，并力图搞臭那些老派别，称它们在艺术意义上是过时的、在社会意义上是反动的。
大家知道，“无产阶级文化派”吵吵嚷嚷地要求正式承认它的‘思想派别”，甚至垄断地位。它的作家，包括李别进斯基、普列特涅夫、特列季亚科夫以及其他作家等，在《锻冶场》与《十月》两个刊物上开辟了他们的论坛，随后又创建了他们自己的战斗阵地《在我们的岗位上》。由于《真理报》主编布哈林和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支持无产阶级文化派，使列宁不得不发表声明指责它的野心。因受到指责而不安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作家们便转向托洛茨基，请求他的保护，他回答说，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捍卫他们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但是对于所有那些关于无产阶级文学与艺术的口号，他却完全赞同列宁的意见，那些口号是有害的和无知的。即使是比较温和的老生常谈，如“新的社会主义艺术时代”或“文学中新的革命复兴”,也都不可取，他说：“在每一伟大时代的开端，艺术总是显得极为软弱无力。……就像智慧之鸟猫头鹰那样，诗的歌唱之鸟也只有在日落之后才会受到欣赏。白天人们有许多事要做，只有当黄昏来临，人们的感情和理智才能消化吸收所发生的一切。”
因为艺术家的悲惨命运而责备革命是错误的。“诗的歌唱之鸟”在反革命阵营中更少受到欣赏。托洛茨基在对流亡文学的一次尖锐评述中指出，尽管大多数著名的俄国作家跑到国外去了，但他们在那里也并没有拿出一部像样的作品来。“国内的流亡作家”——那些留在俄国但思想和感情跟流亡作家一样的作家——也没有很多值得夸耀的东西，这些作家有季娜伊达·吉皮乌斯、叶甫根尼·扎米亚京，①甚至安德烈·别雷。这些作家尽管具有无庸置疑的才能，但因沉溺于麻木不仁的利己主义，不可能对他们时代的悲剧做出任何反应——至多是躲进神秘主义里面去了。甚至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人物别雷，也是“总想用自己代替整个世界，从自己出发并通过自己建造一切，在自己身上重新发现一切”。②吉皮乌斯孕育的则是一种超然的、彼岸的、神秘的却又是色情的基督教精神；然而，“当一只钉靴踩着了她那抒情的小脚趾时，这位贵妇立刻现出了原形，原来在那颓废的、色情的、基督教的外壳下藏着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私有者的女巫。”（但是由于她并不缺乏才能，因此她那女巫般的叫声倒还确实有点儿诗情画意哩！）他们还留恋着被推翻的社会制度的虚假价值，跟自己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因而在托洛茨基看来，这些作家都是又可恨又可笑的人物。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旧知识阶层中毫无价值的一切。
①这些作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流亡作家。乔治·奥威尔模仿扎米亚京在流亡中写成的小说《岛民》写了他的《一九八四年》。
②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36页。
他为这个知识阶层中的一种类型——最典型的“国内流亡者”画了一幅简略的速写：
某位立宪民主党人美学家乘加温货车作了一次长途旅行，然后他咬牙切齿地谈起了这趟旅行：他这位受过最好教育的欧洲人镶着最好的假牙，精通埃及舞技，然而这次乡下人的革命却逼得他只好与满身虱子的背袋小贩相伴旅行。听到他的这番话，对他那副假牙、芭蕾舞技、对这一切从欧洲市肆里扒窃得来的“文化”，你就会感到一阵令人作呕的生理上的厌恶涌上喉头，并且坚信，对于历史的构成来说，我们最粗野的小贩身上的最小的虱子也比这位彻头彻尾“文化的”，但在各方面都很贫乏的孤芳自赏者更为重要，也就是说，更为需要。①
①“背袋小贩”指内战和饥荒时期背着袋子走遍全国搜罗食品的商人。有时，一些黑市小商人也被叫做背袋小贩。由于客车被破坏，人们主要依靠货车旅行。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26—27页。
比较扼要地揭露了“国内流亡者”后，托洛茨基进一步探讨更有创造性的文学倾向。他既批判“同路人”，又为“同路人”辩护。他创造出这个专门名词去说明，这些作家可以“与革命共走一程路”，但又不信仰共产主义，很容易同革命分手，走他们自己的路。例如意象派就是这样。叶赛宁与克留耶夫是这一文学流派中最杰出的诗人。他们把俄国农民的个性和想象带到诗中来——托洛茨基揭示了他们是怎样用农民装扮自己小茅屋的那种手法创做出诗中那些色彩艳丽而杂乱无章的形象的。在他们的诗里既可以感到吸引人的一面，也可以感到讨厌的一面，那是革命对农民产生的影响。他们用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同时把艺术张力和社会重要性赋予了他们的作品。他们是“十月革命时期的民粹派诗人”。这种精神状态必须要找到激烈的表现形式，这在一个农民国家里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且也不仅仅能在意象派作家中找到。其才华得到托洛茨基高度评价的鲍里斯·皮利尼亚克跟他们同样留恋被革命摧毁了的、俄罗斯最古老的原始主义。因此，他“接受”了布尔什维主义而“反对”共产主义。他把布尔什维主义设想为基本上是“俄罗斯的特殊形式”，而且部分是亚细亚式的革命；而把共产主义设想为现代的、城市的、无产阶级的东西，主要是欧洲的东西。托洛茨基更严厉地谈到了另一位女诗人玛丽埃塔·莎吉娘，她之所以“顺从革命”，仅仅是出于一种宿命论的基督教精神，以及一种——比方说——对“她的私人画室”以外的任何事情所抱着的纯艺术式的冷漠态度。（莎吉娘是斯大林大清洗后该团体中极少数幸存者之一，后来又成为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托洛茨基把亚历山大·勃洛克也看作是“同路人”，但使他自成一类。勃洛克的诗从1905年革命中汲取了最初的强大动力，但不幸的是，他创作的全盛时期却偏偏落在1907年和1917年两次革命之间的沉闷时期；他从不肯同那些年的空虚和平相处。因此他的诗是
浪漫的、象征的、神秘的、不拘形式的、非现实的；但在诗的深处却蕴藏着十分真实的生活。……只有在对日常生活的具体性、个人特点和真实姓名加以抽象这种意义上，浪漫的象征主义才是对日常生活的脱离；……在本质上，象征主义是改造生活和提高生活的方法。勃洛克写星光和白雪的抒情诗不拘形式，它反映了特定的环境和时代，如果超出这个时代，他的诗就会像残云碎片悬浮起来。它不会比它的时代和作者活得更长久。
1917年再一次震撼了勃洛克，使他“感到了运动、目的和意义。他并不是革命诗人。但是，在革命前生活和艺术的阴暗绝境中奄奄一息之后，现在他用自己的手抓住了革命的车轮。这个碰撞就产生了《十二个》，他所有诗篇中最重要的、唯一流芳百世的作品”。托洛茨基与后来的大多数批评家不同，他并没有把《十二个》视为神化革命的礼赞，而是视为“试图加入革命行列的个人主义艺术的天鹅之歌”。“从根本上说来，这是对即将消失的过去的绝望悲鸣；但是这悲鸣是如此伟大，这绝望是如此凝重，因而诗也就升华为对未来希望的呐喊。”
未来主义者是这些年里最热闹、嗓门最高的文学团体。他们叫嚷着要同一切过时的东西决裂，坚持所谓艺术与技术的根本融合，要把工业技术术语引进诗的语言，并把自身跟布尔什维主义和国际主义等同起来。①托洛茨基对这种倾向作了一番详细的鉴别考察。他将未来主义者对技术的狂热斥为俄罗斯落后面的反映。
除了建筑之外，艺术对技术的依赖……只是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即技术是整个文化建设的基础。艺术，特别是语言艺术，对物质技术的实际依赖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人即使生活在落后的梁赞省林区里，也能写出关于摩天大楼、飞船和潜艇的诗；一个人可以用铅笔头在粗糙不平的包装纸上写出这样的诗。只要美国有摩天大楼、飞船和潜艇，就足以激发梁赞省诗人的活跃想象力——在一切物质中，人的语言是最轻盈的。
将未来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等同起来也是值得怀疑的。在意大利，同样的诗歌流派与法西斯主义的合流并不是偶然的。②
①这个团体的“理论家”H．阿特曼写道：“唯有‘未来主义的艺术’是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上的。唯有未来主义艺术代表着我们时代的无产阶级艺术。”载1918年的《艺术公社》。
②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的附录里公布了一份关于意大利未来主义的起源及其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关系的备忘录，这是应意大利共产党理论家，《新秩序》的创办人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请求而写的。葛兰西回到意大利后不久就被捕，在墨索里尼的监狱中度过余生。他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深受托洛茨基信任。
在意、俄两个国家里，未来主义第一次出现时还都是艺术的叛逆者，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如果在它们来得及成熟之前没有被狂风暴雨般的政治浪潮所裹挟，那么它们有可能在文学上丰满起来，通过斗争赢得赏识和获得尊敬。然而，他们在文学上的叛逆性被围绕着它们的政治浪潮赋予了政治色彩，在意大利是法西斯主义，在俄国则是布尔什维主义。当法西斯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各自从相反的角度攻击资产阶级的政治复古主义时，自然就更是这样了。俄国的未来主义者毫无疑义被十月革命的动力所吸引；因此，他们误将他们那波希米亚式的叛逆当作革命的不折不扣的艺术副本。他们由于自己已同某些艺术传统割裂，便神气活现地藐视历史，并以为革命、工人阶级、党也跟他们一道在所有领域内与“几千年的传统”决裂。托洛茨基评论道，他们把“这几千年看得太廉价了”。只要是面对文学界的读者反对既定风格与形式的惰性，那么反传统的呼声自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呼声将是空洞的，“如果是面对工人阶级的话，工人阶级不需要，也不能同任何文学传统决裂，因为工人阶级从来就没有被任何这类传统束缚过”。对复古主义的不遗余力的讨伐只不过是知识分子阶层的杯中风暴，是放荡艺术家的虚无主义的大发作。“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是生活在传统中的，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不是革命者。”
未来主义者进一步声称，他们的艺术是集体主义的、富有进取性的、无神论的，因而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托洛茨基反驳道：“想通过推导方式从无产阶级的本性中，从它的集体主义、积极性、无神论等等之中归纳出一种艺术风格的任何企图，都是纯粹的唯心主义，只能产生独出心裁的编造，随心所欲的类比，以及……浅薄的业余嗜好。”
我们被告知，艺术不是一面镜子，而是一把铁锤：它不是反映事物，而是改造事物。现在人们常借助“镜子”,即一张摄下运动全过程的感光胶片来学习或教别人使用锤子。……如果不照一照文学的“镜子”，我们又如何改造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生活呢？
托洛茨基对未来主义者的批评看法并不妨碍他承认他们在文学上的功绩；而且由于那些有权势的党员横眉冷对他们在实验上的暧昧性和离心性，他反而更加宽容地承认这些功绩。他警告共产党人谨防“轻率、不宽容”和动辄将实验性艺术看成是欺骗行为或堕落文人的哗众取宠。
反对旧的诗歌语汇与句法的斗争，尽管……乖张，但仍是一种进步的叛逆，它反对的是那种封闭式的语汇，……反对通过一根麦秆吮吸生活的印象主义，也反对惯于在天国的虚空中撒谎的印象主义。……未来主义在语言领域里的创作是生动的、进步的，……它从诗歌中清除了许多已没有意义的词汇和习语，又使另外一些词汇与习语起死回生；而在某些场合，它成功地创造出了新词汇、新习语。……不仅对于个别词汇是这样，而且对于每一个词汇相对于其他词汇中的位置即句法也是这样。
的确，未来主义者在创新方面走过头了；但是，“甚至我们的革命也会有这样的事：这就是所有生命运动的‘罪过’。过火行为不论现在或将来都是要被抛弃的，然而，从根本上净化诗歌语言并使之不容置疑地革命化将具有持久的功效”。同样道理也可用来辩护音韵和旋律方面的新技巧。不能以狭隘的理性精神来对待它们；人对音韵和旋律的需要是非理性的；而“词的音调是词义的音响伴奏”。“当然，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跟这些问题还不相干，即使它的先锋队也还无暇操心它们——因为还有更多紧迫的任务要完成。但是在我们的面前还有一个未来。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语言——文化的基本手段——有更认真、更准确、更高明的艺术态度，不仅在诗歌中是这样，甚至在散文中也应是这样。”在运用和斟酌词汇、词义、色彩和音调时，“显微镜”是需要的。否则，粗陋的陈词滥调和例行套话就会泛滥成灾。“在它的这一方面即较好的一方面，未来主义是反对粗制滥造的一份抗议书，这是最强大的文学流派，它在每一个领域里都有其影响深远的代表人物。”从这个观点出发，托洛茨基觉得甚至应该为“形式主义”流派及其理论的主要阐释者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说几句公道话，尽管他也批判他们对形式的过分强调。形式主义者认为语言是第一位的，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行动是第一位的——“语言跟随行动，犹如影之随形”。
在《文学与革命》中专门有一篇文章谈到了马雅可夫斯基，这位最有才华的未来主义者后来被尊崇为共产主义的抒情诗人。托洛茨基认为，凡是马雅可夫斯基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最好的地方，就是他作为一位艺术家最差的地方。这并不奇怪：马雅可夫斯基一心要做一个共产主义者；而诗人的看法却并不取决于他有意识的思想与行为，而是取决于他的半意识的接受和下意识的感觉，取决于诗人早在童年时期就已摄取下来的大量形象和印象。革命对于马雅可夫斯基是一次“真实的、深刻的经验”，因为革命以其雷霆万钧之力扫荡着旧社会的愚钝和惰性，而那个旧社会，正是马雅可夫斯基以他自己的方式憎恨着的，并且从未有一刻与之妥协过的。他热烈地追随着革命，但却没有、也不能跟它融合。他的诗歌风格证明了这一点：
与革命英雄主义的群众性和革命事业及革命工作和体验的集体主义相比，革命的活力及其刚毅豪迈的精神对马雅可夫斯基更有吸引力。就像持拟人观的古希腊人幼稚地把自然力比做自我一样，我们的马雅可夫斯基化的诗人也用自我占据革命的广场、街道和原野。……在他那里，激情常常达到极度的紧张，而极度紧张的背后却并不总是蕴藏着力量。诗人太出风头了—他给事件与事实留下的余地太少了。与障碍角力的不是革命，而是马雅可夫斯基，他在语言的竞技场中炫耀他的技艺，他的表演有时也的确是真正的奇迹，但通常他以顽强的努力举起来的却分明是空心的哑铃。……马雅可夫斯基谈到自己时历来用的是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他要抬高一个人，便把这个人抬高为马雅可夫斯基。他对最伟大的历史现象用的是亲昵的语调。……他一只脚踩着勃朗峰，①另一只脚踩着厄尔布鲁士山。②他的声音如雷声轰鸣。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地上万物之间的比例消失了，大与小也就没有了区别。因此，他在谈到自己的爱情亦即最隐秘的感情时，也仿佛在谈民族大迁徙。……毋庸置疑，这种夸张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们时代的疯狂。但是这并没有给它提供充分的辩护。大叫大嚷并不能盖过战争与革命，却很容易把嗓子喊破。……在应该说话的地方，马雅可夫斯基却总是在叫喊；因此在需要叫喊的地方，他的叫喊却有气无力了。
马雅可夫斯基笔下的沉重形象本身往往是优美的，但也经常破坏整体的统一，阻碍运动。
急剧的形象过多就会导致静止……每个句子、每个短语、每个形象都想成为至大的东西，达到最大的界限、最高峰。这就是为什么整个“事物”没有成为至大，……诗也没有高峰……。
①勃朗峰属于阿尔卑斯山脉。-译注
②厄尔布鲁士山在苏联境内。-译注
对“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反驳是《文学与革命》的中心部分，也是最有争议的部分。托洛茨基在序言里对自己的论点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
用无产阶级的文化与艺术去对抗资产阶级的文化与艺术，这是根本错误的。无产阶级的文化与艺术一般来说是不会存在的，因为无产阶级政权是暂时的、过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和道德的崇高就在于它为无阶级社会、为第一次真正的全人类文化奠定基础。
因此，人们不应当从历史类比中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资产阶级创造了它自己的文化与艺术，无产阶级也应该创造它自己的文化与艺术。这并不完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它的目标是为无阶级文化而斗争，这就使这种历史类比不能成立。①
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完全是为了永远结束阶级文化，并为普遍的全人类文化铺平道路。我们切不可须臾忘记这一点。”
这两大阶级的历史命运的根本区别尤其不允许作这种类比。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在几百年过程中有机地发展起来的，而无产阶级专政也许只能持续若干年或者几十年，不会更久了；而它的生命期充斥着残酷的阶级斗争，没有给新文化的有机成长留下多少余地，或者说根本没有余地。
我们仍然是行军中的士兵。我们要有喘息的日子，我们必须洗衣、理发，首先是必须擦枪上油。我们当前的一切经济、文化工作仅仅是在两次战役与行军之间的稍事休整。……我们的时代不是新文化的时代，还只是它的前夜。我们首先需要对旧文化最重要的因素实行国家占有……。
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创造出自己的文化，是因为它在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统治下，甚至在取得政权之前就已获得了财富、社会权力、教育以及能参与几乎一切领域的精神活动。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至多只能获得推翻那个社会的能力；而作为一个无产的、受剥削的、未受教育的阶级，它摆脱资产阶级统治时在文化上还是一贫如洗；因此，它在人类精神的发展过程中无法创造一个新的重要阶段。①实际上，意欲建立无产阶级文化的并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少数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个领域里也用他们自己“取代”了工人阶级）。然而，任何“阶级文化都不能背着该阶级被创造出来”，它也不能在共产主义实验室里制造出来。那些坚持说他们已为无产阶级文化在马克思主义里找到了根据的人们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既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否定，也是它的产物；而且它一直主要是将辩证法运用于对经济和政治的研究，而文化却是“知识与技术的总和，它体现出整个社会的特点或至少它的统治阶级的特点”。
①“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时已被它的时代文化充分武装起来。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用来武装自己的只是掌握文化的迫切要求。”
工人阶级对文学艺术的贡献是无足轻重的。如果只根据少数天才工人诗人的作品就大谈什么无产阶级诗歌，那是荒诞无稽的。这样的艺术成就就像这样的诗人一样，都是拜“资产阶级”甚至前资产阶级的诗人为师的产物。他们的作品即使低劣也仍有作为人类文献和社会文献的价值。但若把这样的作品捧为崭新的、划时代的艺术，那就是对无产阶级的侮辱，是“一种民粹派式的蛊惑”。“无产阶级艺术不可能是二流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作家们津津乐道什么‘崭新的、里程碑式的、能动的’文学和绘画。但是，同志们，‘伟大的绘画和伟大的风格’的艺术在哪儿？‘里程碑式’的艺术在哪儿？它们究竟在哪儿？在哪儿？”这都不过是一些大话，用来自我吹嘘和欺负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对手们——意象派、未来派、形式主义者以及同路人；但若没有他们的作品，苏维埃文学就是一片不毛之地，只剩下无产阶级文化派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
正如可以想到的一样，托洛茨基被指控为折衷主义、跪倒在资产阶级文化面前和鼓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否定党有权利和责任“领导”文学艺术。托洛茨基反驳道：
艺术必须用自己的双腿走自己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并非艺术的方法。党能领导工人阶级，但不能领导（整个）历史进程。在某些领域，党可以实行直接的绝对的领导。在另一些领域，党只能监督与合作。还有一些领域，党只能协作。最后还有一些领域，党只能帮助确立方向。艺术不是党可以任意指挥的领域。
过分反对个人主义会适得其反；个人主义起到的是双重作用：它有其反动的一面，但也有进步的和革命的一面。工人阶级不患个人主义过剩，而患其不足。工人的个性尚未形成，也不够充分多样化；而个性的形成和发展跟培训工人掌握产业技能同样重要。担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艺术会削弱工人的阶级团结意识，那是荒唐可笑的。“工人从莎士比亚、普希金、歌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摄取的正是……关于人的个性、激情及其感受的更为复杂的意念。”①
在书的最后一章，托洛茨基谈到了关于前途的“必然性及其假设”。“必然性”涉及的只是“革命的艺术”；至于对唯有在无阶级社会中才会产生的“社会主义艺术”，人们只能做出各种猜测。革命的艺术由于与该时代的阶级冲突和政治激情一同搏动，因此只属于过渡时期——即属于“必然王国”，而不属于“自由王国”。唯有在无阶级社会里，人类的团结才会充分实现；也唯有那时，“那些情感，由于已被伪君子和庸人糟蹋得不像样子而使我们革命者羞于称呼其名的那些感情——无私的友谊、对亲人的爱、发自内心的同情，将作为强有力的和弦响彻社会主义的诗篇。”②
①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166页。
②同上，第170页。
革命的文学仍然在摸索着表现形式。它被认为应当是现实主义的。这在广泛的哲学意义上是对的：如果不能深刻地感受到社会现实，那么我们时代的艺术就不可能取得伟大的成就。但是在狭义上，若把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来扶植，那就愚蠢可笑了。绝不能说这样一个流派天生就是“进步的”：现实主义本身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反动的。在俄国，它的黄金时代还在贵族文学时期就已经衰落了。作为对它的反动，兴起了民粹派作家的倾向性风格，尔后它又让位于悲观的象征主义，然后又轮到未来主义反抗它。各种风格的依次更叠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它反映出政治气候的变化；但它又遵循着自身的艺术逻辑和艺术法则。任何新的艺术风格都是从旧风格中作为对它的辩证否定而脱胎出来的，它再现并发展了旧风格中的一些因素，并抛弃了另一些因素。
每一种文学流派都潜藏于过去，并与过去决裂而得到发展。语言和内容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以下的事实：即新形式是在内在需要以及集体心理要求的压力下得以发现、宣告存在并发展起来的。这种集体心理要求正像人类整个心理一样，有着自己的社会根源。这说明了每一种文学流派的双重性：一方面，任何流派都会给艺术的创作技巧贡献出某种新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表达了特定的、归根结底是阶级的要求。……阶级的也即个人的，其阶级的声音是通过个人表达出来的。这也意味着民族的，因为民族的精神是由统治它并以此使文学服从它的那个阶级所决定的。①
①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172—173页。
文学作为一种手段为社会愿望服务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并不能给予任何人以理由去忽视或者歪曲其艺术逻辑和去企图抬高一种风格而禁止另一种风格。有些批评家粗暴地反对象征主义。然而，“并不是俄国的象征主义发明了象征。它仅仅把象征吸收到现代的俄国语言中。未来的艺术当然不会抛弃象征主义对形式的贡献”。它也不会抛弃传统的风格和形式，即使有些批评家把它们当作陈旧的东西加以唾弃，说讽刺与喜剧早已过时了，悲剧因为与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生活哲学不相容而已经死亡了。埋葬旧风格的葬礼起码现在还为时过早，“苏联的果戈理”、“苏联的冈察洛夫”还有存在的空间，他们将无情地揭露“旧的与新的垃圾”、旧的与新的罪恶以及能在苏联社会里找到的阴暗思想。①
①新的讽刺作家还不得不同苏维埃的书刊检查制度作斗争。托洛茨基许下诺言，只要这位作家的讽刺作品击中社会弊端、有利于革命，他在这场斗争中就一定会助其一臂之力。
那些谈及取消悲剧的人们断言：宗教、命运、罪恶、忏悔是悲剧主题的核心。相反，托洛茨基却指出，悲剧的精华在于人的意识觉醒跟他所处的压抑环境之间的广泛冲突，这种冲突与人的生存不可分离，并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来。宗教神话并没有创造悲剧，只是以“人类童年时期的幻想语言”来表现它。在宗教改革时期的艺术产物——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找不到如古人所想象的那种命运，也找不到中世纪基督教的耶稣受难。因此，莎士比亚标志着对古希腊悲剧的重大超越，“他的艺术更富有人性”，它表现了人超越其自身的尘世激情并将它转化为某种命运。歌德的戏剧也同样如此。然而，悲剧甚至还可以上升得更高。它的主人公可以是这样的人：他并非被狂妄自大、神明甚至他自己的感情所击败，而是被社会所击败：
只要人类还没有成为他的社会组织的主人，这个组织就会像厄运那样凌驾于人类之上。……在一个不成熟的社会里，像巴贝夫那样发动为时过早的共产主义斗争，就如同古典时代的英雄反对厄运的斗争一样。……个人激情被压抑的悲剧对于我们的时代太平淡无奇了，因为我们生活在充满社会激情的时代里。我们时代的悲剧就是个人与集体之间或者以个人为代表的两大敌对集体之间的冲突。我们的时代再一次成为具有伟大目标的时代……人类正要将自身从一切神秘的和意识形态的迷雾中解放出来，并且按照他自己制定的计划改造社会和自身。……这远远超过了古人的幼稚游戏……或中世纪的僧侣呓语，或某种个人主义的傲慢，那种个人主义使个性脱离集体，然后很快耗尽了它，再把它抛到悲观主义的虚无中……。①
（新的艺术家今天应）把伟大的目标编织进艺术中。很难预见革命艺术能否来得及创造出“崇高的”悲剧。但社会主义艺术肯定会给悲剧带来新生……它也将给喜剧带来新生，因为新一代人需要欢笑。它将赋予小说以新生；它将赋予抒情诗以一切权利，因为新人类将爱得更美好、更奔放……并重新考虑生与死的问题。……这些形式的解体和衰落绝不具有绝对的意义，也就是说，它们并非是与新时代精神绝对不相容的。需要的只是，新时代的诗人应该以新的方式思考人类的思想和感受人类的情感。②
①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180—181页。
②同上，第181—182页。
尽管一切关于社会主义艺术的预见都不过是假设，但托洛茨基认为，人们能分辨清楚朝着这个方向的那些奇特的指针，就表现在这些年里充满苏联艺术的那些混乱的、有时甚至毫无意义的创新中。在戏剧方面，梅耶霍德探索着能将戏剧、旋律、音响与色彩综合起来的新的“生物医学”；泰罗夫力图“突破”舞台与观众、戏剧与生活之间的“壁垒”。绘画和雕刻在努力摆脱它们由于表现风格的衰落而陷入的那个死胡同。在建筑方面，塔特林的“结构”学派否定装饰性形式，主张“功能主义”，并为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花园城市和公共建筑物绘制了雄心勃勃的蓝图。不幸的是，这些规划没有考虑到物质上的可能性；但在托洛茨基看来，这些蓝图包含了合理成分以及有价值的直观前兆：
毫不奇怪，这些年我们还无暇考虑建筑，这是所有艺术中最雄伟的艺术……大规模建设仍须推迟……这些雄伟工程的设计者不由自主地获得了喘息时间，可以进行新的思考。……但塔特林无疑是对的，他要抛弃民族风格的局限性：寓意式雕塑、浮雕、花体字、涡形装饰和多余的东西，力图让整个设计服从于建筑材料在结构上的正确使用。……至于那些似乎是他个人心血来潮的东西，如旋转型六面体、金字塔形和圆柱型的玻璃体等等是否同样正确，他还需要去证实。……毫无疑问，将来，诸如花园城市、标准住宅、铁路、港口的宏伟规划不仅会强烈吸引建筑师……也会吸引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些像蚂蚁般将一砖一瓦、一代一代不被察觉地建设市区和街道的做法将被按照地图和使用圆规的大规模的城乡建设所代替。不仅艺术与生产之间的这道墙将被推倒，艺术与自然之间的这道墙同样也将被推倒。但这并非是像卢梭所说的那样让艺术接近自然状态，而是相反，要使自然更加“人工化”。现在的山川河流、田野草原、森林海岸的位置绝不能看成是最后的。人类已经改变了自然地貌，这种改变远不是微不足道的。但跟未来的改变相比较，这些改变只等于小学生的习作。如果说信仰只给了移山的诺言，那么跟“信仰”不相干的技术就真能移山填海。迄今为止，这仅仅是出于工业的目的（如矿井）或交通的目的（如隧道）；而在将来，这一切将要根据综合性的生产—艺术规划以无可比拟的宏伟规模来实现。人类将重新编制一份山川河流的清单，并且认真反复地纠正自然。最终，人类将重塑地球，即使不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那也是按照自己的趣味。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担心人类的趣味是低劣的。
最后，托洛茨基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人类自由王国的远景，一幅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远景：
可憎的假面具终于落下，人类啊！你将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谁也不称霸。人人平等，还分什么阶级、种族、国家，冲破那门第、宗教崇拜，更何必疑惧畏怕；命运自己掌握：正直，聪慧，文雅，再没有什么激情吗？——不，还要摆脱一切罪恶和惩罚。
有一些人（用尼采的观点）争辩说，如果无阶级社会真正实现了，它就会产生过分团结一致的弊病，导致一种消极的畜群般的存在，人类就会因其竞争本能和斗争本能的消失而退化。但是，社会主义远非压抑人的竞争本能，而是将其导向更高的目的以恢复它。在一个摆脱了阶级对抗的社会里，不会有谋取利润的竞争，也不会有夺取政权的斗争；人的精力和激情将集中于科学、技术、艺术等领域里的创造性竞争。新的“党派”会涌现出来，它们彼此之间的竞争将会围绕着思想意识、人类住宅区规划、教育趋势、戏剧、音乐和体育运动的风格、巨大的运河工程、改造沙漠、调节气候、新的化学假说，等等。“激动人心的、戏剧性的、热烈的”种种竞赛将会席卷整个社会，而不仅仅局限于“传教士般的小圈子”。“因此，艺术将不乏各种强健的力量，不乏各种集体心理的刺激因素”，它们会产生新的思想和新的形象。人们将按气质和趣味分成相互竞争的艺术“党派”。人的个性将不断成长，自我完善，并发展其中固有的无价品质——“从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就这种品质”。
毋庸置疑，所有这一切还都是遥远的憧憬。当前还是一个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内战的时期，人类在这个时期还生活在匮乏和贫困中。战胜各种形式的匮乏和贫困可能要几十年时间——而在此期间，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还会“渴求今日美国主义好的一面”，即工业的发展、破纪录的生产率和舒适的物质生活。但是这个时期同样会过去的；那时，甚至今天都无法想象的美好前景就将展现出来。
某些热心人今天怀抱着的……梦想——生活的戏剧化和人类本身的节律化正被完美紧密地编织进这一美好的前景中。……对饮食和教育的操心将不再纠缠家庭，……妇女将彻底摆脱半奴隶的状态。……社会教育经验……将获得目前难以想象的规模。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不会像海底的珊瑚礁那样盲目地形成，它将被自觉地建立起来，并受到思维的检验、指导和纠正。……人类将学会改天换地，在勃朗山的最高峰上和在大西洋的最深处建造人民的宫殿；而它将不仅把富裕、鲜艳的色彩和戏剧性的充实，而且还把高度的能动性赋予自身的存在。一层外壳在人类生活表面刚刚开始形成，就会在新的……发明和成就的压力下破裂。
不但知此，最后，人终将认真地使自己变得协调起来。他将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赋予自己在劳动、行走、娱乐时的身体动作以高度的准确性、自觉性、经济有效性，因而优美动人。他还将力求主宰自己的有机体在呼吸、血液循环、消化和生殖功能这样一些方面的半意识和无意识过程；而且在必要的范围内尽量运用理智和意志来控制它们。……人类——目前尚停滞不前——将把自己当成最复杂的人工选择和心理生理训练的对象……
这一切都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之中。人类首先要把蒙昧的自发性从生产过程和意识形态领域中驱逐出去——依靠技术手段打破野蛮落后的劳动常规，依靠科学技术取代野蛮的陈规陋习，用科学取代宗教。……盲目的自发性在经济关系中根深蒂固，而人类也将依靠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把它从这方面驱逐出去。……最后，在最深邃、最幽暗的无意识……底层蕴藏着人类本性。人类也将在这方面集中自己研究思维与创造主动性的最大努力，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人类将不会仅仅为了屈服于遗传与盲目的性选择这种黑暗法则而匍匐在上帝、沙皇或资本面前！……人类将力图控制自己的感情，把本能提高到理智的高度，并使其清晰透明，把意志的导线引到无意识的深处；这样，人类将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峰，成长为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生物类型——超人，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
要在事前说出未来人类的自我控制能达到多大程度，犹如预测人类在技术上能走多远一样困难。社会建设与心理的自我教育将成为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一切艺术——文学、戏剧、绘画、雕刻、音乐和建筑——将赋予这个过程以优美的形式。……人类将长得更健壮、更聪明、更灵巧；他的体态将更匀称；他的动作将更富有节奏性；他的声音将更富有音乐性；生活方式将获得一种能动的戏剧性。普通人也都可以达到亚里士多德、歌德、马克思的水平。而在这些山峦之上又会矗立起许多新的山峰。
不清楚托洛茨基是否知道杰斐逊也同样预见到了这种“体力上和智力上的……进步——直到每个人都可能在身体上成为运动员，而在智力上成为亚里士多德”。他更多的是受到从孔多塞(Condorcet）到圣西门等法国乌托邦主义者的影响。他跟孔多塞一样在对未来社会的冥想中找到了“一种庇护所，在那里面，人不再一想到他的迫害者就恐惧战栗，他一心一意地同恢复了权利与尊严的人一起生活，并且忘了因贪婪、畏惧或忌妒而苦恼和堕落的人”。自然，正如他受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一样，他对无阶级社会的憧憬也隐含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但是，在托洛茨基之前或之后，还从来没有一位马克思主义作家像他这样以如此现实的眼光和如此灿烂的想象看待这伟大的人类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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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主义”的整个文艺观念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它因其广泛性与复杂性而使文化程度不高的共产党员心怀芥蒂。它触怒了官僚集团，因为它否认后者有控制和统治知识生活的权力。它也激怒了那些极端革命的文学团体，因为它拒绝接受其野心。这样，一个相当广泛的反托洛茨基主义“阵线”在文化领域内形成了；它继续发展与加强，最终融进政治阵线。一场反对文学批评家托洛茨基的斗争成为摧毁他的政治权威的行动的组成部分；他的政敌们宣称他的艺术观点是更广泛的托洛茨基主义异端邪说的重要组成部分。①他们的攻击集中于他对无产阶级文化可能性的否定，在这个问题上他对自发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提出了挑战；他被谴责为在为各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辩护。与此相联系而产生的大量教条主义论点只有极少一部分至今还有影响，其中大部分都被它们自己的提出者，特别是斯大林本人所推翻了，斯大林在不久之后就冷酷地否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作家和艺术家的全部要求，解散了他们的组织并无情地迫害他们。然而在20年代中期，斯大林还在奉承文学与文化上的每一种浅薄的野心，以便将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拉到自己一边来。
①在《文学与革命》发表35年之后，反对托洛茨基对苏联文学批评的影响的斗争仍在继续。在50年代中期的“非斯大林化”运动中，许多被控与托洛茨基主义有牵连并在30年代大清洗时被消灭了的作家都被恢复了名誉；而正统派的卫道士们很快就面临着在文学中为“托洛茨基主义”恢复名誉的问题。1958年5月，《旗帜报》的一位作家说：“《红色处女地》的文学批评家和主编A．沃伦斯基在那些年代里（20年代）非常有名，他受到托洛茨基文学观点的一定影响。不错，现在事实已经表明他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地下活动毫无牵连，而且他同遭到诬告的其他作家一样也已经被恢复名誉；但不管怎样，他的……理论原则仍是借自资产阶级和唯心主义美学的，并与托洛茨基观点相融合。”这位作家用了好几页篇幅专门讨论托洛茨基本人所阐释的文学观点，旨在重新反驳它们，只是没有采取斯大林主义者那种篡改和捏造的极端手法。
在反对托洛茨基的各种观点中，有几种观点应在这里提及。例如，卢那察尔斯基批判托洛茨基时根据的是，托洛茨基一方面只承认历史上伟大的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以及只有未来才能产生的社会主义文化，另一方面他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文化真空，认为现阶段只是创造性的过去与创造性的未来之间的一片不毛之地。在1925年2月中央委员会召开的有关文学政策代表会议上，这个观点也成为布哈林所作的更具体批判的主要内容。①布哈林承认，托洛茨基提出的观点使人产生了极深刻的印象。列宁也极其严厉地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他认为，革命的工人阶级能实现政治领导，但不能实现文化领导。然而布哈林坚持说，无产阶级能及时取得文化上的优势，并把自身特性赋予阶级社会最后一个时期的精神创造。布哈林指出：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他想象无产阶级专政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是一个异常短暂的时期，因而不允许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崛起，他没有考虑到不同国家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步调”，没有考虑到将国际革命进程分成许多个别阶段的可能性甚至是必然性，它们将大大延长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因而有时间形成它所特有的一种文化和艺术。
①《红色处女地》1925年5月。
布哈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它形成了他和斯大林提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学说的组成部分）。当托洛茨基说“我们仍然是行军中的士兵。我们要有喘息的日子，我们必须洗衣、理发，首先是必须擦枪上油。我们当前一切经济、文化工作仅仅是要在两次战役与行军之间的稍事休整”时，他确实指望会迅速出现一系列国际革命的主要“战斗”，它们将极大地缩短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个期望曾存在于他的政治预言中，也存在于他用以阐述其不断革命论的那种强调语气中，尽管这个期望对于不断革命论本身并不是实质性的。然而，1917—1920年布尔什维克的突然进攻同下一次伟大的革命“战斗”之间的“喘息的日子”一直持续了1/4世纪以上；而马克思主义者也许会感到诧异，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这“喘息日子”到底还要持续多久。毫无疑问，托洛茨基低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持续时间，同时也低估了在此期间这个专政获得官僚主义特点的程度。
不过，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最明显的错误并没有使他反对“无产阶级文化”的论点失去时效，相反，却给了这个论点以更大的生命力。无产阶级专政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远比他预期的要长久，这一事实并没有使这个过渡时期在文化上结出硕果和更有创造力。事情远非如此。斯大林主义并没有产生任何无产阶级文化。它反而致力于“文化原始积累”，也就是说，异常迅速广泛地普及群众教育和吸收西方技术。这种情况发生于革命所创造出来的社会关系框架之内，这个事实说明了进程的速度和强度，并给予这个进程以巨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这种成就仍然差不多是整个来自苏联对资产阶级和前资产阶级文明遗产的吸收，而不是来自新文化的创造。即使是这种成就，也是与斯大林个人迷信及其武断的专制主义、盲目崇拜、厌恶任何国外影响、害怕独立的首创精神结合在一起的。“文化积累”在不止一种意义上是“原始的”，它伴随着对那些更优美、更复杂的文化价值的抑制和歪曲，而那些文化价值正是托洛茨基一心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保存和发展的。当托洛茨基断言“我们的时代不是新文化的时代，我们只能强行为它打开一扇门”时，他已无意中概括了整个斯大林时期的文化史及其后果。在那整个时期，苏联只能对新文化的大门胡打乱轰，弄得浑身血迹斑斑——而现在，这扇大门仍然是半开半掩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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