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1921－1929年 | 上一页 | 下一页
第四章 战斗间隙（2）
在城镇和乡村之中以及它们之间的所有这些紧张关系为苏联各主要民族之间的不和播下了祸根。我们从军事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过渡中看到了这种不和的存在，也听到了列宁将卑劣的俄国官僚集团视做罪犯而加以挞伐。随着岁月流逝，问题愈益严重。更严格的政府集权化，其本身自然而然地有利于俄罗斯人，而不是有利于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格鲁吉亚人，更不必说苏联亚洲部分那些更不开化的少数民族和氏族了。来自莫斯科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激怒并加深了边远地区共和国人民的地方民族主义。富农和耐普曼天生就是民族主义者。在俄罗斯，他们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而在其他共和国，他们则是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知识分子极易受流行情绪的影响。产业工人中的国际主义日益淡薄。工人阶级通过吸收农村的新成分而正在重新组成和成长，这些新的成分把农民的所有政治倾向——排斥外国事物和强烈的地方主义的忠诚——都带进了工厂。
紧张局势不时地失控。1924年秋，农民暴动席卷了整个格鲁吉亚，但遭到了血腥镇压。农民的不那么暴烈但更顽强地反抗政府的迹象随处可见。在1925年3月举行的苏维埃代表选举中，许多农村地区有2/3以上的选民弃权；政府只得重新布置选举。出现了一些零星的鼓动，要求成立独立的农民苏维埃。强悍的、具有政治头脑的富农到处通过现行苏维埃甚至农村党支部实现他们的利益和野心。农村中还出现了不少零散的恐怖行为。那些从城镇里派下来的党的鼓动员被棍棒活活打死。在报纸上报导对雇农剥削的“工人通讯员”被私刑处死。富农先前曾利用了新经济政策向他们提供的一切机会，而现在却感到受到了限制，因此千方百计要公开或秘密地取消它。他们要求提高粮价、允许出卖或租佃土地，要求有无限自由的雇工权，总之一句话，要求“新的新经济政策”。
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一场国家危机的到来，这场危机或许可以拖延两三年，但结果只会更危险。执政党必须找到出路。
这次分裂在许多方面都有新的特点，它与早期多次派别斗争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早期派别斗争从未有过如此明确稳定的界线划分。派别和集团随着导致它们对峙的那些问题一同冒出来，又一同消失。结盟关系随着争论而变化着。这次争论中的对手在下次争论中携起手来变成了朋友，反之亦然。各派别和集团并不在意使自己永存，它们没有自己严格的组织，也没有它们自己的纪律。这种局面的改变自从喀琅施塔得暴动以来就开始了，但只是现在才完全彻底地形成。从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直到各基层组织，党都被撕裂了，尽管愈往下分化愈不明显。不但导致分裂的问题大都是新的，而且它的后果更是新的和致命的。
有时让人吃惊的倒是人们重新组合和采取新立场的方式。如同在任何政治运动中一样，布尔什维克中的某些人物历来倾向于温和立场；另一些人则表现出激进倾向，还有些人一贯是机会主义者。在当前这次重新组合中，许多人的行为仍然符合其性格。例如，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一贯远离左派共产主义者，因而十分自然地在新右派的领导行列中找到了他们的位置；大多数机会主义者，特别是党的机关的职业管理者，采取了中间立场；在一贯坚定的激进派中，有些人已经加人了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或托洛茨基派；其他人仍在考虑应该站在哪一边。但是出人意外的惊人转变也出现了。有些布尔什维克，其中有一些最出色的领导人在新环境和困难的压力下并经过苦苦思索后抛弃了原有的态度和立场，转而采取似乎否定他们至今所赞同的一切的新态度和立场。人们毁掉了他们崇拜过的事物而崇拜他们毁掉了的事物。
产生新的分歧的部分原因是：某些集团和个人行使着权力，而另一些没有。不少掌权七八年、一直发挥着重大作用并享受着政治特权的左派共产党人是从统治者的观点而不是被统治者的观点去对待公众事务的。而在另一方面，“温和”的布尔什维克这些年来都是生活于群众之中，与群众有着共同的经历，不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他们都表达了群众的幻灭，说话也像个“极左分子”。重新组合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我们刚刚概述过的那种更广泛的阶级对抗由于在一党制下找不到合法的政治表现方式，因而就找到了在一党内不合法的和间接的表现方式。富农不可能把他们的代表派到莫斯科在任何全国性大会上提出自己的权利要求，不可能形成压力集团。工人也不能指望他们名义上的代表能自由充分地表达他们的不满。但是每一个社会阶级和集团都会以非政治的形式施加它的压力。富农控制着城镇人口供应所依赖的粮食储备：6％—10％的农民生产出市场销售粮食量的一半以上。这就给了他们一种强大的武器：他们通过抑制供应而周期性地制造城镇中的粮食短缺。再不然他们就拒不购买价格过高的工业品；大量卖不出去的工业品因而积压在工厂的院子和仓库里。生产过剩的症状就这样出现在这个真正患了生产不足之疾的国家里。工人意志消沉，出工不出力，借伏特加浇愁。疯狂而又普遍的酗酒严重摧残了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精神面貌。尽管党要竭力冲淡这些互相冲突的社会压力并使自己从中摆脱出来，但是它并没有免疫力。粮食短缺和无销路的工业品积压惊醒了党员们，使他们看清了现实。某些布尔什维克更能感受到工人的要求；另一些则对农民的压力更为敏感。城乡之间的巨大裂痕也使党内及其领导集团内产生了巨大裂痕。
自从季诺维也夫谈到“不自觉的孟什维克”以来，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真正的”列宁主义者身边就能找到这些“不自觉的孟什维克”，他们在党的队伍中形成了自己潜在的党。而现在却发现，更重要的是“不自觉的社会革命党”这样潜在的党。真正的社会革命党人，如他们的政治前辈——民粹派一样，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偏爱农民，他们不肯对农民作任何阶级区分，既不把他们看作富农，也不把他们看作贫农，而是一概美化为土地劳动者。他们拒不让农民将其利益服从于产业工人的利益，而且也不认为农民争取私有财产的努力跟社会主义有丝毫相悖。理论上模糊并热衷于感情化的概括，社会革命党代表着城市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对立面——农业，一种社会主义变体——准重农学派。很自然，在一个有4/5人口生活在土地上并依靠土地为生的国家里，这样一种思想体系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布尔什维克曾经镇压了主张这种思想体系的党，但是他们却无法摧毁赋予它生气的那些利益、感情和情绪。现在那种感情和情绪已经渗透到他们自己的队伍中来了。在一个一贯敌视民粹派观点的环境里，这种情绪是不可能用通常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但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主棱镜折射，它最终用布尔什维克的声音说出来了。这一种倾向在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吸取了强大动力，三驾马车在这个运动中竭力要把托洛茨基诬蔑为俄国农民的敌人。这个指控部分是冷血动物的一种创造，但是它也概括了一种现实的情绪。新民粹派倾向不久就获得了强大实力，直到在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目前暂时休止期导致党内新右派集团的诞生。
出来充当右派集团的鼓舞者、理论家和思想家的人是布哈林。他担任这个角色多少令人不解。自从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来，他一直是坚持“严格的无产阶级”观点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主要代言人。他曾激烈谴责列宁的“机会主义”，反对托洛茨基的军队纪律，维护非俄罗斯民族而反对斯大林。后来，在1923年初他曾同情过托洛茨基的激进思想。然而到了1924—1925年，他的名字却成了温和、“机会主义”和偏向富农的象征。这个变化不是偶然的。布哈林的左派共产主义思想是建立在他对欧洲尽早发生革命的期待上的，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对这个前途下了大赌注，但恐怕没有一个人像布哈林那样执著。大家都将欧洲革命看作是俄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出路。谁也不相信一个弱小的工人阶级在千百万财迷的农民包围下能实现杜会主义目标。布哈林更不相信。他热烈地渴望，西方工人能崛起，推翻他们的资产阶级，向俄国伸出援助之手。他给西方工人头上绕上一团革命理想化的光环，过分夸大了他们的阶级意识和战斗精神。他愤激地反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因为他担心布尔什维克俄国向霍亨索伦王室低头的情景会让西方工人阶级泄气沮丧，而且还担心，布尔什维主义与后者中断了来往，孤零零地同俄国农民呆在一起，那它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现在，布哈林发觉布尔什维主义真是孤零零地同俄国农民呆在了一起。他对西方革命不再抱希望了。他伙同斯大林一起宣布“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在此以前，布哈林曾充满信心地谈到世界资本主义迫在眉睫的崩溃，现在他又以同样的信心断定它是“稳定”的。从这个新的角度出发，他对国内形势有了新的看法。他在感情上无法接受原先全部推理所指向的那个结论：俄国革命走上了一条死路。相反，他却得出结论，因为西方工人无法成为同盟者，因此布尔什维主义必须承认俄国农民是它唯一真正的朋友。就跟以前他期望于欧洲无产阶级那样，他又以同样的热诚、同样的希望、同样强烈的理想化转向农民。不错，党在列宁的鼓励下一直在培植“工农联盟”。但是自从1917年以来，布尔什维克从未跟富农建立友谊；而列宁始终把中农甚至贫农看成是“摇摆不定的同盟者”，他们受私有财产的诱惑很可能会变成敌人。这种如此困难和动摇的联盟现在已经不能使布哈林安心了。他希望把这个联盟建立在一种看来更广泛、更坚实的基础上。他希望说服他的同志们：必须迎合全体农民，停止挑唆贫农去反对富农，甚至应该将希望寄托在“富有的农民”身上。这就意味着在俄国农村放弃阶级斗争。或者是囿于旧的思维习惯，或者是出于策略考虑，布哈林还不敢公然推出这些结论；但是这些结论却被他的学生马列茨基、斯捷茨基以及其他“红色教授”毫不隐讳地替他提出来了，他们在大学、宣传部门和报纸上到处宣传新民粹派的思想。
布哈林还有一些更实际的考虑。在新经济政策的体制内，布尔什维克与贫农共同对付富农的“联盟”即使不是一点儿效果也没有的话，那么也是没有多少积极效果。贫农甚至中农无法养活城镇。他们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勉强养活他们自己。城市工人的福利乃至生存都依赖于少数富农。这些富农当然很想卖出他们的粮食；但是他们卖粮是为了致富，并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他们的卖主地位是极其稳固的。的确，从前城镇对乡村的依赖还从未像现在这样一边倒，这样严重，这样露骨。政府和党要改善这种境况，是不可能采取骚扰、刁难富农以及挑动贫农反对富农的办法的。富农苦于征集、索取和价格控制，受到销售、租赁土地和雇工等方面限制的困扰，因而他们地种得更少，收成更少，卖出的也更少。政府必须做出抉择：或者是摧毁其实力，或者是允许他们积累财富。党内没有一个集团建议剥夺富农的财产——对任何集团来说，剥夺数百万农民的财产是不可设想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不允许的。①
①由于2000多万农场至少有10％属于富农，实施财产剥夺将马上影响到200万至300万的农场，即使中农不受损害，但中农的上层难以同富农区别开来，因此受影响的数字必然远不止于此。
因此，布哈林的结论——党必须允许富农更富——就有了一种特殊的现实性和连贯性。他争辩道，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就在于利用私人企业重建俄国经济；但是私人企业如果得不到酬报，就不能指望它会发挥作用。社会主义压倒一切的利益在于增加国家财富；如果群体和个人能同国家一起富裕起来，那么国家利益便不会受到损害——反过来，如果他们的钱柜装满了，他们也会使整个国家富裕起来。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布哈林向农民发出了他那著名的呼吁：“发财吧！"
布哈林没有看到的问题是，富农竭力牺牲其他阶级的利益而使自己富裕起来：他们付给雇工低工资，压榨贫苦农民，收购他们的土地，试图向他们和城市工人索取更高的粮价。他们逃避税收并把负担转移到贫民身上。①他们竭力牺牲国家利益来积累自己的资本，因而延缓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内的积累。布哈林津津乐道的是社会画面中的那个部分，其中不同阶级和群体的利益、各种“成分”的利益是相互补充、彼此一致的，以至富农、贫农、工人、工厂经理甚至耐普曼，显得亲如手足、十分幸福。社会画面的这一方面是完全真实的，但它仅仅构成其中的一个部分。他忽视了另一部分，其中大家互相倾轧和勾心斗角，自家兄弟却变成了敌人，都想割断对方的喉咙。这个布尔什维克的巴师夏（Bastiat)，②他颂扬新经济政策下苏联社会的“和谐的经济”，并祈求不要出什么事扰乱这种和谐。他打心底发出这个祈求，因为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消灭富农阶级”的凶象将降临大地。
①那时强制推行的单一农业税有利于富农。那些把自己的一部分土地出让给富农的贫农为了获得马匹和农具以便在剩下的那部分土地上耕作，照例得为让给富农的那块土地支付土地税。间接税在苏联预算中越来越重要，一般加于贫农身上的负担远比富农身上的重。
②巴师夏．克劳德·弗雷德里克（1801—1850）法国经济学家。鼓吹劳资调和论，否认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译注
第一次重大争论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成为他的论敌的那次争论，布哈林在争论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托洛茨基主义根据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强调阶级冲突和阶级对抗，强调社会主义利益对私有利益的优先地位，这与新民粹派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而在他们各自集团的内部，这两位原是《共产主义ABC》一书的合作者，现在却分别代表着布尔什维克思想中相反的两极。1924年底，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片断出版时，这场争论随即展开。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将他的全部论点都建立在迫切需要加速工业化这一基础上——俄国社会主义政权的整个前途都系于此。由于俄国的落后，苏联只能通过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手段来实现工业化。与布哈林的假定相反，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肯定会与私人积累发生冲突。在国际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将取决于这两个制度的相对财富、效率和文化实力。俄国是带着一种陈旧的、基本还是前工业化的结构进人竞争时代的。她无法承受同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俄国不得不采取和坚持“社会主义垄断制”，只要她的生产力还没有达到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所达到的水平。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争辩说，即使俄国已经不再孤立，即使全欧洲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统治，但全欧洲仍要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尽管更少强迫、时间更短，因为它的生产资源还赶不上美国的资本主义。）
①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第1卷第l章第101—140页。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问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实质是什么呢？在不发达国家里，社会主义工业化自身不能产生快速工业化的资源。它的利润和剩余价值只能构成所需积累资金的一都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应当从可能成为工资基金的部分和私有经济成分所赚得的利润和收入中得到（用凯恩斯主义的话来说，国有化工业的节余与投资需要相比实在少得可怜，因此私有企业的节余应当为国有化工业提供大部分投资资本）。为了杜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积累需要，只能给私有成分的积累规定严格的限制；而政府应该强迫实施这个限制。在某种意义上，工人国家在这一过渡时期内不得不“剥削”农民。它不能迎合消费者的利益；它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由此形成的消费品相对短缺意味着不同社会集团的不同消费水平，意味着管理者、技术员、科学家、熟练工人等人的物质特权。这种不平等尽管讨厌，却不会产生新的阶级对抗。享有特权的官僚集团不会形成新的社会阶级。官僚集团与工人之间在收人上的差别，不论就其性质或社会意义来说，跟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正常”差别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只是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平等，而非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对抗。这样的不平等必须、并且只能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和教育的普及而消除，财富的增长和教育的普及会使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逐渐模糊并最终被消除。同时，“我们应当采取生产者而非消费者的观点。……我们还不是生活在生产为了消费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只是处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我们生活在积累规律的铁蹄下。”①
在这个过渡时期，工人国家失去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优越性，却还没有从社会主义优越性中获得好处。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生活中最严酷的时刻……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通过这个过渡阶段，到达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充分发挥其优越性的那一点”。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并没有主张产业工人的工资和农民的收入在这个过渡时期实际上要被压低（如同斯大林时期那样）。他所指的和所说的是：国民收入将会由于加大积累而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工人和农民的收入也会增长；但是因为国民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投资，他们的收入可能增长得不那么快。
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第240页。
②同上，第63页。
他强调说，积累“规律”宣告自己是一种“客观力量”，在某些方面相当于资本主义的那些“规律”。资本主义的那些规律决定人们的经济行为，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那些规律，也不管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意图如何。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规律将最终推动国有化工业的经理即党的领导者着手去加强工业化，而不管他们是否愿意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暂时还会以忧虑甚至反感的心情接受这个建议，即国有工业为了扩展就必须吸收私有经济成分的资源；逐步使之社会化，并把数百万分散、小型、没有效益的农庄改造为大规模、机械化的生产者合作社。然而，负责经济事务的那些人的“主观看法”并不一定具有重要的决定意义：“我们国有经济的现有结构经常证明它自身比我们整个经济领导体制更为进步。”①新的官僚集团也许会抵制过渡时期的逻辑；但它不得不按照这个逻辑而行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始终认为革命在不太遥远的将来会传播到西欧去。但即使这样，原始积累的问题“至少20年内还会是我们注意的焦点”。②差不多4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并且仍旧这样处理。
托洛茨基并不完全同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观点，虽然在基本思想上他们两人是一致的。但他回避对这些分歧进行任何公开讨论。他不想为难很快就要遭到猛烈抨击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当时他们的分歧没有产生任何政治后果——只是4年之后，当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都被放逐出莫斯科之后，这种分歧才变得严重起来，并导致了痛苦的绝交。
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第184页。
②同上，第254页。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其论点的那种纯粹抽象的方式很不合托洛茨基的口味。他本人对待同样的问题更多地是从经验出发，当然在方法上也不那么严密。作为一个学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强调“剥削”农民的必要性时根本不讲策略，这就让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宣传家抓住了把柄。当然，他是在严格理论的意义上谈剥削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谈到资本主义对哪怕工资最高的工人的剥削，因为他们创造出来的价值要大于他们的工资所体现出来的价值。他证明说，在两大经济成分之间的交换中，社会主义成分对私有成分会是获取大于给予，尽管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私有成分中的价值总量也同样会增长。但是官方批评家抓住了剥削这一刺激性的字眼儿，赋予它庸俗的含义，歪曲它的原意，使人们以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说使农民的贫困化及削弱是积累的必要前提。他试图纠正自己并“收回”那种刺激性的字眼儿。但事与愿违：这等于说那帮批评家一点儿没错。
读者还会记得，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托洛茨基谈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克拉辛问这是否意味着对农民的剥削；托洛茨基当时跳起来否认这一点。①现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又提出同样的问题并作了肯定的回答。据内部证据，这个回答在托洛茨基看来太直率、太生硬。他无论如何不肯承认这种观点：农民照例会从始至终为原始积累付账。②托洛茨基也不主张让工业化的步伐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希望的那样是强制的。他们之间甚至还有更深刻的分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参照国际革命构成了他的原理，它意味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可以由苏联单独完成，或可能由苏联同其他不发达国家联合起来完成。这种瞻望在托洛茨基看来是不现实的，他看不出苏联怎么能单独地把它的工业水平提高到西方国家所达到的水平；而且正是这种瞻望为在理性上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妥协打开了缺口。托洛茨基也不能同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谓“客观力量”或原始积累的逻辑会将自身强加到党的领导人头上，把他们变成它的代理人，而不管他们怎样想和打算。这种观点在托洛茨基看来无疑是太僵硬的决定论，甚至是宿命论，它过分依赖社会主义的自动发展而不是依赖战斗者的意识、毅力和行动。
①参见本书第二章。
②布哈林在争论中强调了托洛茨基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之间的这种分歧。布哈林：《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第56页。
但是，这仍是理论性的分歧，仅仅包含着政治不和的种子。即使托洛茨基认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夸大了工业化的理由，但这毕竟是他们两人共同捍卫的理由。如果他觉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政治上对待农民不够策略的话，那么他自己也正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样批判官方对富农的迎合政策。在理论上，《新经济学》的原理设想可在单独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在政治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并不相信在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最后，尽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确信积累法则能够压倒党的领导人的经济保守主义，但他并不仅仅依赖那些法则的作用——他始终是一位斗士，号召布尔什维克履行自己的责任而不要坐等必要性来推动他们。因此托洛茨基同情地注视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点，即使对其有所保留。
布哈林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全部概念斥为“奇谈怪论”。①
①布哈林：《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第21页。
他抨击最猛烈的是剥削农民的这个论断。他声称，如果布尔什维克根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思想行动，就会破坏工农民联盟，并表明无产阶级（或以它的名义进行统治的那些人）成为新的剥削阶级而竭力将其专政永久化。国有工业不能也不应靠“吞没”私有经济成分而发展——相反，只有依靠它才能取得重大进步。①按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设想，农民市场只起到从属作用；他认为国有工业产品的主要出路在于工业本身，在于它对生产者产品的不断扩大的需求。布哈林反驳说，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农民市场必须成为工业化的基础。正是乡村对商品的需求首先支配着工业发展的步伐。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所担心和恐惧的是国有经济的“寄生性垄断倾向”；而他从农民放任的经济活动中看到了对这种倾向的主要制衡，如果说不是唯一制衡的话。
然而，布哈林正是在这里陷入了根本的困境。因为他的论点反对的正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他问道，如果不是从农民市场中，那么国有工业从哪儿能找到“这样的刺激——它能推动我们前进、保证我们的发展并取代私有经济刺激即利润刺激呢？”②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农民所有权是与充分成熟的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因此，布哈林实际上给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打上了一个问号。他暗示，社会主义成分不能在自身中找到任何有效替代物来替代利润的推动力，因而它最终只能从私有成分中活跃的利润动力中获得刺激。③布哈林以准民粹派的方式指望农民把国家从国有经济的垄断掌握下搭救出来。
①布哈林：《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第16页。
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回答说，工人捍卫其消费利益的压力能从根本上抵消官僚化管理经济的寄生特点。这样的压力只有当工人阶级自由地面对国家捍卫自身利益时才能感到，那是在工人民主制条件下才能做到的。
③全党包括布哈林仍然恪守着列宁发展农村合作社的纲领。但是这种恪守并不影响实际政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争辩说，即使是列宁的纲领也不适合，因为它强调的不是生产者的合作社，而是别的较次要的合作形式。
他主张，不但应当允许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繁荣起来，而且农民的需求应该决定国家迈向社会主义的步伐。在这样的条件下，进步将是缓慢的，甚至是很慢的；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将一寸寸地向前挪动，在我们身后拖着一辆笨重的农民大车。”①关于俄国发展的这种想法更像是托尔斯泰式的而不是马克思式的。再没有比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想法更与它对立的了，他认为“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通过这个过渡阶段。……我们生活在积累规律的铁蹄下。”这是两个格格不入的纲领。
只要这两位理论家一直以一定程度的专业语言进行争论，就不会在小圈子外引起太大的激动。但这些争论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采取更通俗的形式，成为更广泛的政治辩论的中心。然而并不是被迫沉默并已涣散的托洛茨基反对派首先挑起争论的。对布哈林的新民粹主义、他与富农的“调情”和他对俄国工业落后实际上的容忍，最强烈的反应来自列宁格勒。主要在由季诺维也夫领导的该市党组织内，一个新左派作为新右派的对抗者形成了。在苏联各城市中，列宁格勒一直是最无产阶级化的一个城市。它具有最强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传统。它的工人比任何人都更痛感到实行大胆的工业政策的必要。这个城市的机械厂和船坞由于钢铁供应断绝而停工。列宁格勒人比任何人都更不同意俄国农民应该决定工业重建的步伐；他们也比任何人都更不能忍受这种前途：他们只能慢吞吞地爬行，并懒洋洋地拖着笨重的农民大车。俄国城市对俄国农村这种惰性和保守主义的所有对抗都集中于这个古都。尽管它的党组织是以官僚主义方式运转的，而且长期以来已不再能代表工人了，但也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这种普遍的不满。它的组织者和鼓动者不得不与大量的失业者打交道，并受到他们愤懑和焦躁情绪的影响。普遍流行的情绪立刻感染了党的各级领导集团，并推动他们去反对新右派。季诺维也夫在192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领导着对布哈林派的挞伐。整个北方局都动起来了。共青团也斗志高昂地投入了这场斗争；列宁格勒的新闻界开始了猛攻。
①布哈林：《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第9页。
新的裂痕也同时在政治局里出现了。三驾马车一旦击败托洛茨基并把他从军事人民委员部排挤出去，他们团结的纽带就断裂了。莫洛托夫后来回忆说，他们之间的不和在1925年1月就开始了，当时加米涅夫提议斯大林接替托洛茨基在军事人民委员部的位置。根据莫洛托夫的说法，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希望借此把斯大林从总书记处撵走。①（相当早的时候，即在1923年10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有了这种打算，甚至试探过托洛茨基。但是托洛茨基当时感到同季诺维也夫携手没有什么好处，他认为季诺维也夫是他最邪恶的政敌。）②斯大林本人把这次冲突的开始一直追溯到1924年末，当时季诺维也夫提议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而斯大林回答说他反对“割除和流血”。③托洛茨基离开军事人民委员部之后，季诺维也夫建议让他去做管理皮革业的低级工作；而斯大林则说服政治局做出了侮辱性相对小些的任命。季诺维也夫一怒之下就发动列宁格勒党组织攻击斯大林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倾向于托洛茨基，把他们斥为“半托派分子”。
①参见《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484页。
②这是伏罗希洛夫在托洛茨基在场时所作的揭露，托洛茨基没有否认。同上，第388—389页，季诺维也夫基本肯定了揭露的内容。同上，第454—456页。
③“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割除第三个人——那在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呢？，《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17页。
但是在这些小花招中还没有暴露出任何关于政策问题的分歧。只是在1925年4月最后一周中央委员们才注意到三驾马车之间出现了政治破裂的迹象。在为即将到来的党的代表大会准备的决议文本中，斯大林打算宣布在一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这一思想他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形成了，但现在他才第一次企图使它得到正式承认，并要把它纳入党的学说中。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表示反对。不过三驾马车谁也不想在向托洛茨基摊牌之后这样快就暴露出他们的不和去惊动全党。他们把问题掩盖起来，同意提出一种含糊的决议，在开头部分让全党知道列宁从来就不相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而在结尾部分却谴责托洛茨基不相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①手里拿着这份自相矛盾的决议文本，三驾马车仍以共同阵线姿态出现在代表大会面前，在做出各种具有紧迫现实意义的决定时他们继续保持一致。代表大会投票赞成扩大私有农业和私有贸易的自由、降低农业税、废除对土地出租与雇工的种种限制。这些决定显示出布哈林思想学派的显著影响。但是没有一个领导人反对这些决定，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因歉收而震惊，并且都承认有必要给予农民新的刺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所有这些决定都是暧昧不清的，致使每个解释者都能从中找到他所希望的东西。
又过去了四五个月，在整个夏天，三驾马车之间的分歧仍未公开化。季诺维也夫和列宁格勒人发动运动仅仅是反对布哈林和李可夫，反对新民粹派的“红色教授”。他们这样做等于帮助斯大林巩固自己的地位。政治局一直是由以下7个委员组成的：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新右派的领袖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斯大林联手并同他一起构成了多数。政治局里的投票算术一目了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若只是急着把斯大林撵走，就必须设法与布哈林合作而不是攻击他。他们之所以攻击布哈林，是因为在这种形势下，信念和根本分歧问题对于他们来说远比打个人算盘重要得多。
①《苏共决议汇编》第2卷第46—50页。波波夫：《联共（布）党史纲要》第2卷第239页。
同时，国内危机加深了。对富农所作的种种让步并不能满足他们。夏季，谷物上缴远远未达到预期之数。政府被迫紧急停止谷物输出，取消在国外购买机器和原材料的订单，因为这些订货要用输出谷物所得金额来偿付。工业复兴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尽管只是暂时的。城镇粮食短缺，面包价格上涨。党的领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该做什么才能缓和城乡之间的紧张关系。布哈林敦促政治局向农民做出进一步的让步以给予新的刺激——正是在这样的时候，布哈林加紧向农民呼吁，号召“发财吧！”他坚持有必要最终取消那些妨碍农业资本积累的限制。对那些被他的要求所激怒并害怕富农的人，布哈林回答说：“只要我们仍然衣衫褴褛，……富农就会在经济上打败我们。但若是我们让他们把余款存在我们的银行里，他们就不会这样干了。我们将帮助他们，他们也将帮助我们。到了最后，富农的孙子将会因为我们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们的祖父而感激我们。”①布哈林的信徒们又锦上添花地谈到新的新经济政策的到来；并且炮制出这样的观点，即有可能使富农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其中一位姓博古舍夫斯基的人在中央委员会的政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上争辩说：富农已不再是值得考虑的一种社会力量——它只不过是一个怪物，“一个幽灵”，或一种“老朽的只剩下个把标本的社会类型”。②
①《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8期。
②同上，第9—10期
列宁格勒人则报以愤怒的叫喊。它那里的工人们每天都能找到新证据来证明富农的富有及其惊人的力量——在他们的面包房中。在莫斯科委员会上，加米涅夫举出新统计数字说明缺乏生活必需品的城镇是如何依赖少数农民，并对中央委员会容忍当前事态且甚至进一步姑息支持新的新经济政策的叫嚣这种倾向提出警告。列宁格勒人要求党向贫农发出新的呼吁去反对富农。他们指出，由于向富农讨好，党已站到了广大贫农、中农的对立面，并使富农成为俄国农村的实际领袖。这种批评无疑是正确的。①但是批评论点中的弱点正是在于贫农甚至中农没有生产出城镇所需要的余粮。因此党的领导集团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担心“挑起农村阶级斗争”和激起富农的敌意。农村苏维埃对组织农村雇工并支持他们的要求之事十分谨慎。人们纷纷议论着即将把国有土地归还给私人。在格鲁吉亚，农业委员按这个意思公布了“纲领”，即法令草案；类似的法令在高加索及西伯利亚其他地区的公布也指日可待。斯大林本人则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该把地契还给农民“40年或更长的时间”。他也坚决制止“在农村挑起阶级斗争”。②现在争论的焦点从当前政策转向了更广泛的基本问题。列宁格勒人质问道：我们要不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难道我们为了富农的利益就应该牺牲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吗？是什么使我们的党放弃了农村阶级斗争，并把它变成了农村资本主义的鼓励者？是什么驱使我们的主要理论家高喊“发财吧”的口号？为什么我们这么多领袖都心甘情愿地对俄国的落后表示逆来顺受？我们早年的革命激情到哪儿去了？列宁格勒人得出结论：他们曾经为之奋斗的一切正处于危险中，党的理想正遭到歪曲，列宁主义的原则正被抛弃。他们想知道，革命是否达到了一个衰落点，就像当时其他革命——特别是法国革命那样。
①在下半年的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派的发言人承认了这些事实。例如米高扬声明：“我们正在做巨大的努力争取中农，他们已成了富农的政治俘虏。”《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88—189页。莫洛托夫更委婉地说：“当前我们还没有真正领导起中农。”同上，第476页。
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05、144—148页及同书各处。
既不是季诺维也夫也不是托洛茨基或其他杰出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位自学的工人，列宁格勒党组织书记彼得·扎鲁茨基第一个挺身而出，在公开讲话中将布尔什维克的现状跟衰退中的雅各宾主义作了重要的对比，第一个提出了威胁革命的“热月政变”危险的警告——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种想法正是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的所有谴责的中心。①
扎鲁茨基说，布尔什维主义可能因为自身的消沉而没落。它的毁灭者可能就来自它的内部，来自它那些姑息反动情绪的领袖。为恢复革命声誉的呼喊已从列宁格勒发出。让我们的领袖们永远忠实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理想！让平等永远是我们的理想！“工人国家”也许穷得使我们平等的梦想还不能实现，但是不要嘲弄这个梦想！
季诺维也夫本人成为这种情绪的代言人。早在9月间，他写了一篇题为《时代的哲学》的文章，只是在他删去了最有刺激性的部分之后，政治局才允许他发表。其中一段充满着谴责：“你们可想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广大群众向往的是什么吗？”
他们向往的是平等。……如果我们希望成为人民群众的真诚喉舌，我们就应该站在人民群众为争取平等而斗争的队伍前列。……工人阶级，还有站他们身后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十月革命的伟大日子里是以什么名义起来斗争的？他们以什么名义追随列宁赴汤蹈火？他们又以什么名义……在最初的艰难岁月里站到了列宁的旗帜下？……以平等的名义……。②
①《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50—152页。
②这段严词责问的话被乌格拉诺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引用过。同上，第195页。
大约与此同时，季诺维也夫还出版了他的《列宁主义》一书，其中对党的学说的阐述同对苏联社会的批判性考察结合起来。他揭示出私有成分与社会主义成分之间的矛盾及其紧张关系，并指出即使在社会主义成分中也存在着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因素。工业国有化在其中代表着社会主义因素，但国家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官僚管理、工资差别却标志着资本主义。季诺维也夫在这里首次公开出头批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他始终认为，即使苏联处于无限期的孤立状态，也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进步；但由于贫穷、落后以及置身于国内外各种危险中，它不能指望不折不扣地实现社会主义。它不可能在经济和文化上超过资本主义的西方，不可能消灭阶级差别并使国家消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前途是不现实的；布尔什维克没有必要把这样一种空中楼阁摆在人民面前，特别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意味着放弃国外革命的希望并与列宁的国际主义决裂。这就是新的分裂的症结所在。新右派在民族与孤立主义的严格框架内形成它的政策。左派则不顾国际共产主义所遭到的各种失败，仍然恪守党的国际主义传统。
在此阶段，即1925年夏季，斯大林及其追随者的态度属于中间派。这部分是出于信念，部分是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因为斯大林要依靠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支持，因此他支持亲富农的政策。但是他抑制着他的右派盟友，否定他们最露骨的声明，如布哈林的“发财吧”。①他小心谨慎，狡猾老练，对逻辑和理论细节都毫不关心，他的思想和口号都是借自右派和左派，并常常自相矛盾地把它们揉合在一起。他的力量主要就在于此。他竭力模糊一切问题，混淆一切争论。如果有人批评他的某一次声明，他总是能够提出另一个刚好相反的声明。对于官僚作风与骑墙派习惯来说，他那折衷主义的套话大有妙用；但也能吸引不少诚实而胆怯或头脑糊涂的人。如同任何“中间派”一样，在斯大林派中，一些人倾向左派，另一些人则倒向右派。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接近布哈林和李可夫，而莫洛托夫、安德列耶夫和卡冈诺维奇则是“左派斯大林主义者”。他自己的支持者中间的这种分歧也导致斯大林本人与右派保持一定距离。唯有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他与布哈林是完全一致的。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46页。
10月初，中央委员会为在年底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考虑各项准备工作。4位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和克鲁普茨卡娅提出联合声明，要求自由争论，所有党员对任何争论问题都可以畅所欲言。三驾马车中的两巨头想借此让基层党员群众注意到他们呼吁反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意图。
索柯里尼柯夫并不完全赞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观点。在最近几年，他作为财政人民委员不遗余力地鼓励私人企业，不少人因而把他看成右派集团的台柱子。但是他也对政策的倾向和斯大林日益膨胀的权力感到不安，因此他在要求争论的联合声明上签了字。克鲁普茨卡娅则坚定地站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边，鼓励他们把政治局里的意见分歧向全党公开，而且要直言不讳。她无法接受蔑视她丈夫的遗愿而让斯大林留在总书记的位置上这件事；她也反感地注视着布哈林思想学派影响的日益增长。她曾试图说出自己的反对意见，但是政治局不许她这样做。她的呼声对党员群众颇有分量，他们知道，她与列宁的合作是那么长久和紧密，不仅是作为列宁的夫人，而且还作为列宁的秘书和思想合作者。现在她急于声明支持季诺维也夫对列宁主义的解释，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这4位中央委员要求公开争论是符合规则和惯例的：党至今还从来没有不经过预先讨论而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先例。但是，中央委员会无论如何也不肯同意公开争论，并且责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克制对官方政策的任何公开批评。现在两巨头也掉进了他们从前使托洛茨基陷入的那种两难的窘境。如果公开讲话，则违背了内阁一致的原则，他们作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要受其约束。若不讲话则违反了他们自己的政治良心和政治利益。在他们保持沉默而他们的追随者只攻击布哈林分子的时候，斯大林却不断地剥夺着他们的权力。至今为止，加米涅夫对莫斯科委员会还具有绝对的影响。但在整个夏季里，总书记已经悄悄地把加米涅夫的下属从其岗位上调走，用新多数派的可靠支持者填补空缺。但是列宁格勒还被季诺维也夫及其追随者牢牢盘踞着，斯大林暂时还对他们无可奈何。季诺维也夫本人不得不装装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门面，而他的追随者说话却肆无忌惮。他们个个义愤填膺，准备将他们对官方政策的抨击带到全会上去。
从10月到12月期间，莫斯科与列宁格勒之间展开了紧张激烈、赤裸裸的鏖战。两个首都与会代表的选举都是被操纵的。莫斯科只选斯大林与布哈林的提名者，而列宁格勒的代表则是清一色的季诺维也夫信徒。一场公开冲突显然是无法避免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决定公开向官方的政策报告挑战，同时提出他们自己的反报告。12月18日，在代表大会开幕的那天，季诺维也夫开火了，并在《列宁格勒真理报》上对他的政敌大加鞭挞：
他们高谈什么国际革命；但是他们把列宁描绘成局限于民族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鼓舞者。他们向富农宣战；却又提出“发财吧”的口号。他们高喊社会主义；却宣布新经济政策的俄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坚信”工人阶级；却向富农伸手要救济。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1921－1929年 | 上一页 |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