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伊萨克·多伊彻 -> 《未结束的革命，俄国，1917—1967》（1967）
Ⅱ．革命持续性中的断裂
俄国在1917年经历了欧洲史上最后一场资产阶级大革命和第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两场革命合而为一。它们史无前例的结合赋予新政权以非同寻常的生机与活力[1]；但也带来了极度的紧张和压力，以及灾难性的动乱。
在这里，我或许应当冒着赘述显而易见者的风险，简要定义一下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都广泛接受的传统看法认为，在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处于领导地位，率领着起义人民，然后夺取政权。这一看法在史学家当中造成了许多争议；例如，休·特雷弗-罗珀教授[2]和克里斯托弗·希尔先生[3]最近就在争论，克伦威尔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在我看来，无论诉诸何种权威，这种观念都是概略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由此，有人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资产阶级革命差不多是一种神话，它甚至在西方都几乎从未发生过。在清教徒的领袖或铁骑军[4]的指挥官当中，在雅各宾俱乐部里，在带领群众攻占巴士底狱、侵袭杜伊勒里宫[5]的首领人物当中，资本主义企业家、商人和银行家并不显眼出众。无论在英国还是法国，他们在革命期间或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没有夺取政府的控制权。组成起义大军的是中等阶级下层、城市贫民、庶民和无套裤汉[6]。在英国，领袖们几乎都是“乡绅”；而在法国，则大多为律师、医生、记者和其他知识分子。各处的动荡都终结于军事独裁。可是如果我们以更宽广的标准对待它们，看到它们对社会的总体影响，那么这些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便完全不会表现得仿佛神话一般了。它们最为重要和持久的成果在于，为资产阶级财产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关系扫荡了阻碍它们发展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当清教徒们否认国王的随意征税权时，当克伦威尔捍卫英国船东在英国外贸中的垄断地位时，当雅各宾派废除封建专权和特权时，他们——常常在无意间——创造了必然使生产商、商人和银行家掌控经济并最终获得社会甚至政治至上地位的条件。资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资产阶级财产能够兴旺发达的条件。正是这一点而非斗争期间特殊的盟党关系构成为它的种差[7]。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将十月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结合体，尽管它们都是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完成的。当前的苏联历史编纂学将二月革命描述为资产阶级的，而把“无产阶级”的标签留给了十月起义。这种区分也为许多西方史学家所采纳，并得到了这一点的支持：在二月，在沙皇退位后，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实际上，两场革命的结合在二月就已经影影绰绰地出现了。推翻沙皇和他的末届政府的，是一次总罢工和一场工人与士兵举行的群众起义。后者立即建立了自己的、有可能成为新国家机关的代表会议或称苏维埃。李沃夫亲王、米留可夫和克伦茨基从犹疑不定、乐意向他们让权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手中获得了权力；而只有在苏维埃的容忍之下，他们才能够行使权力。可是他们的政府并没采取什么重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行动。总之，他们没有分割贵族的庄园，没有把土地交给农民。即便作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二月革命也是不够格的[8]。
所有这些凸显出布尔什维克在十月推动和指导双重剧变时面临的巨大矛盾。他们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创造了有利于资产阶级财产形式成长的条件。他们完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旨在废除财产。前者的主要行动是分配贵族的土地。这为新兴的农村资产阶级的成长提供了广泛的、潜在的基础。已经摆脱了地租和债务并扩大了自家农场的农民所感兴趣的，是一种能为自己的私产提供保障的社会制度。这不仅仅关乎资本主义农业。正如列宁所言，俄国农村总的来讲是培育资本主义的温床——许多俄国工业企业家和商人出身于农民；并且假以时日和有利的环境，农民或许能够繁育出多得多的、现代得多的企业家阶级。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农民早在布尔什维克起义很久以前就在夺取贵族的土地，因而在1917年，无论哪个资产阶级政党，甚至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都不敢认可自发发展着的、暴烈有力的农民革命。慑于城镇中财产所面临的危险，资产阶级政党拒绝破坏农村中的财产。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独自领导起农民叛乱。他们知道，没有农村的变动，无产阶级革命就会被孤立于城镇而失败。农民害怕一场或许会把地主带回来的反革命，因此支持布尔什维克政权。但是从一开始，革命的社会主义方面就引起了他们的疑虑、畏惧或者敌视。
社会主义革命得到了城市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支持。但这只是国民中的很小一部分。全国人口总共有六分之一，即二千余万人，生活于城镇：其中仅有半数左右可以说是无产阶级。最多大约三百万受雇于现代工业的男男女女构成了工人阶级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者曾预测，产业工人将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能动的力量、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动力。俄国工人不只是证实了这一预测。没有哪个俄国社会阶级，没有哪个地方的工人阶级，表现出俄国工人在1917年（及其后内战时期）那样的能量、政治头脑、组织能力和英雄主义。俄国近代工业由少数大工厂组成，并主要集中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就使得群集于两首都的工人对旧制度的神经中枢具有非同寻常的打击力。二十余年密集的马克思主义宣传，1905、1912和1914年斗争的鲜活记忆，一个世纪的革命传统，以及布尔什维克对目的的专注，为工人发挥自己的作用做好了准备。他们承认革命的社会主义目标。只要不废除资本主义剥削、不实现工业和银行业的社会化、不实行工人监督[9]生产、不建立苏维埃政府，他们便不会满意。他们转而背弃起初追随的孟什维克，因为后者告诉他们，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他们的行动，就像农民的行动一样，有它自己的自发力量：他们早在十月起义之前就建立了工厂水平的工人监督生产。布尔什维克支持他们，并将工厂造反转变为一场社会主义革命。
然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及其他一些零星的工业中心，给这项任务所组成的基础却是极其狭隘的。不仅在两首都的工人争取废除财产的同时，全俄广大农村的人们却在争相获得财产；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处在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潜在冲突之中，而且自身还充满着内在矛盾。对于社会主义革命而言，俄国既是成熟的也是不成熟的。相较于它的建设性任务，俄国更有能力对付社会主义革命的破坏性任务。[10]在布尔什维克的指导下，工人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并把政权转归苏维埃；但他们并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也无法或长或短地维持自己支配性的政治地位。
首先正像前面所讲的那样，这场革命的双重性是它的力量之源。如果资产阶级革命早一些发生（或者，如果在1861年农奴解放时，土地被公平地给予获得解放的农奴），那么农民就会转变为一支保守力量；并且会像整个十九世纪它在西欧（尤其是法国）所作的那样，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到那时，它的保守主义甚至会影响到城镇工人，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源自农村。比起半封建半资产阶级政权，资产阶级秩序的持续力会强大得多。两场革命的合并使列宁所争取的工农联盟得以可能，从而使得布尔什维克能够赢得内战并抵挡住外国干涉。尽管工人的热望与农民的渴求处于潜在的冲突之中，但两个阶级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工人欣欣然于农民对地主的胜利，而看不到自己争取集体主义经济的努力与农民对经济个人主义的追求之间存在矛盾。只是到内战快结束时，随着农民不再受制于对地主还乡的恐惧而强烈主张经济个人主义，这一矛盾才变得醒目尖锐起来。[11]
此后，城镇和乡村的冲突、两种革命的对立支配了苏联国内场景至少二十年，贯穿整个1920和1930年代；而其后果则给全部苏维埃历史蒙上了阴影。这部戏剧的情节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列宁在他的最后几年里，试图通过新经济政策和混合经济的方式，和平解决这一两难困境；但是到1927和1928年，尝试失败了。斯大林于是试图用强力解决矛盾，并开始进行所谓农业的全面集体化。他通过消灭资产阶级革命来使社会主义革命与之分离。
卡尔·马克思和他的门徒们曾希望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免于狂热的动乱、虚假的意识[12]和起此彼伏的非理性这些资产阶级革命进程的特征。当然，他们所设想的是“纯粹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假定，社会主义革命会发生在社会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先进工业国。将这些充满信心的期望和这半个世纪里苏维埃历史杂乱成堆的非理性加以对比，实在是件容易的事情。但这种对比也是牵强的。许多非理性都源于俄国两种革命之间的矛盾，因为它们造成了一长串无法通过正常的国务方法、政治调解或灵活手腕加以治理的危机。两种革命的结合成了苏维埃的虚弱之源。
清教徒革命和雅各宾革命中的非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起义人民的高度期望与这些革命的资产阶级局限性之间的冲突。对起义群众来讲，从来没有哪场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是在为自由和平等、或者人人皆兄弟和联合体[13]而战斗。当有产阶级急于使自己的革命收益发挥全效和积累财产时，危机便到来了。由于在这方面受到革命的限制，他们便在贫饿交迫的庶民大众强迫进行更激进的社会变革的时候，或者退出或者试图中止革命。这就是雅各宾主义衰退时法国发生的情况，那时新贵[14]高声要求废除最高限价[15]和实行自由贸易。然后庶民们发现，他们的革命成果是些冒牌货，自由[16]不过是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而平等[17]则意味着可以在劳动市场上以名义平等的方式和雇主讨价还价。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英国的掘土派[18]和平等派[19]发现了财产在共和国中的权力。残酷的幻灭开始了。革命党分裂，相互冲突的忠诚撕裂了领袖们。热烈的激情和行动，这种革命在其上升时期的创造力，转变为停滞和衰退时期的一种破坏力。我们也足够早地在俄国发现了不少这种情况，内战一结束，农民就迫使列宁的政府宣布尊重私有财产并重新实行自由贸易，而工人反对派则将此斥为叛卖社会主义，并疾声高呼平等。
俄国革命的困境甚至更加严峻，因为俄国还面临着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固有的矛盾。马克思说的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子宫中孕育成熟的社会主义胚胎。在俄国，或许要说，尚处于孕期非常早的、胚胎远未成熟的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就介入了。结果并非死产，但也不是能成活的社会主义躯体。
你们或许会想，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个隐喻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当然和我们的主题相关，并且还顺带关联着西方社会的问题。马克思描述过，现代工业用雇佣工人替代独立手工业者、工匠和农民，从而如何改变了人们整个的维生过程和生产进程，将之从一大堆孤立的个人追求转变为无数联系着的生产者的集体的和总体的活动。伴随着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我们的生产力越来越相互依赖；它们已经或者将要实现全国甚至国际规模的、社会性的统一。这正是生产进程的“社会化”——资本主义子宫中的社会主义胚胎。这种生产进程呼唤着社会控制和计划；私有制或者说私人控制则与之相悖。即便通过现代大企业进行的私人控制，也仍然是在分化和扰乱一种本质上统一的、需要确实合理地统一起来的社会机制。
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尽管并非仅仅）是根据这一点而反对资本主义的。它提倡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它在生产进程的社会性的充分发展中看到了社会主义主要的历史前提。舍此社会主义便是空中楼阁。试图对本质上非社会性的生产模式施以社会的控制，正如对确乎社会性的生产进程维持私人的或特定集团的控制一样，是不相匹配和时代错乱的。
俄国缺少社会主义的这种基本前提，就像任何一个不发达国家必然缺少它一样。超过四分之三的人民赖以维持生计的农业被分裂为由市场的自发力量掌控的2300或2400万块小农田。在这种原始落后的经济当中，国有化了的工业不过一块小飞地。这意味着，俄国并不具有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关键前提：充裕的商品和服务，社会由此才能在高度的文明水平之上、以近乎平等的方式满足其成员的需求。不久前，俄国的工业甚至不能生产任何现代国家维持正常运转所需的商品。然而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匮乏和贫穷的基础之上。否则，它的所有期望都是无力的。短缺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平等。只要还没有对所有人都充足的食物、衣服和住房，便会有一小部分人尽其所能地加以攫取，而同时其他人却忍饥挨饿、衣衫破烂并拥挤在贫民窟里。所有这些必然在俄国发生。
另外，真正的起点是一场严重的灾难。经过数年的世界大战、内战和外国干涉，俄国曾拥有的少数工业崩溃了。机器和存货消耗殆尽。全国经济倒退了超过半个世纪。城里人烧掉自己的家具来温暖住所。遭遇饥荒的数百万农民，为了找寻食物而在乡间四处流浪。几百万曾在1917年把守街垒的工人星飞云散，不再是一支团结紧密的社会力量。最勇敢的人死在了内战中；许多人在新政府、新军队和新警察中谋得了职位；无数人逃离了饥肠辘辘的城市；少数留下来的人更愿花时间做买卖而非干工作，他们成了沦落者[20]，被黑市吞噬。正是在这种影响深远的环境里，1920年代初的布尔什维克试图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在此期间，他们无法依靠那个他们自以为是其先锋队的阶级。那个曾被视为新国家的主人、新民主制度的中流砥柱和社会主义的首要动力的阶级，在物理和政治上都已消亡了。因此，虽然乡村发生饥荒，但资产阶级革命却在农村生活的可感现实中幸存了下来，而社会主义革命则如同梦幻泡影一般，暂停于虚空之中。
这正是所谓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主义堕落的真正根源。在他们所处的环境里，“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民主”、“工人监督生产”[21]近乎空洞的、任谁也觉察不到丝毫内容的口号。正如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曾揭示的那样，苏维埃民主的理念要求存在一个能动的、永远警觉的工人阶级，它不仅坚持反对旧制度，而且也反对任何可能玷污或篡夺权力的新官僚。由于工人阶级整体已经不复存在，布尔什维克决定充当它的临时代理[22]和托管人，直到生活变得更为正常并产生一个新工人阶级。同时，他们认为，代表一个不存在或者几乎不存在的无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自己的职责。这就造成了官僚专制、不受控制的权力和权力导致的腐败。
布尔什维克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阿克顿勋爵关于权力的那句名言[23]，几乎不会叫他们吃惊。他们会同意他的。而且，他们还了解阿克顿勋爵及其门徒们忽略了的东西，即财产也是权力、也是集中的权力，以及大公司的准垄断财产是绝对的权力，它在议会民主制的包裹下运作得最为高效。布尔什维克也很清楚权力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危险——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地梦想国家的消亡。我至少知道，没有哪本书像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写得有些学究和教条）那样深入权力腐败的根源。因此在布尔什维克的际遇中存在着一种悲剧因素：所有这些对危险的深刻而敏锐的意识，都没有使他们免于危险；所有这些对腐败的厌恶，都没有防止他们向腐败屈服。
他们作为一个革命党别无选择，除非他们放弃和解除自己的权力，在实际上将它交给自己刚刚在内战中战胜了的敌人。圣徒或者傻瓜或许会这么做；但布尔什维克却不会。他们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所处的境况，做适当修改便可与十九世纪的十二月党人、民粹派和民意党人相类，即没有革命阶级支持的革命精英。不过，精英如今是政府，并据守着一座被围的堡垒。这座堡垒它曾不牢靠地拯救过，但仍然需要加以防卫、从废墟中重建并转变为新社会秩序的基础。被围的堡垒几乎不能用民主的方式进行统治。内战的胜利者难以给予战败者以言论和组织自由，尤其当后者还得到外国列强支持的时候。一般来讲，内战会造成胜利者垄断权力。[24]一党制对布尔什维克来讲成了不可避免的必然。他们自己的幸存以及毫无疑问革命的幸存都仰赖于此。他们并没有预谋建立一党制。他们是满怀疑虑地将之作为权宜之策而建立起来的。一党制违背了列宁、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李可夫以及许多其他人的倾向、逻辑和理念。但那时，局势的逻辑取代并践踏了他们的理念和顾虑。权宜之策成了准则。一党制获得了自己的持久地位和动力。通过类似物竞天择的过程，党的层级系统在列宁死后，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斯大林。因为有着与暴君品格相匹配的杰出能力，并且完全不择手段，他最适合进行权力的垄断。后面我们会考察他在苏联社会结构转型时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以及这种使社会不断经历剧变的大转型如何使他的权力得以长久地维持下去。不过，即便斯大林也自视为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托管人。赫鲁晓夫在1956年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和不人道时，是这样说他的：“斯大林相信这是捍卫工人阶级利益所必需的。……他看待这一切都是从……劳动人民的利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出发的。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轻率的暴君的行为。……整个悲剧就在于此。”[25]不过，如果说起初布尔什维克只是在工人阶级四散瓦解并且实际上不在场的时候，觉得有责任充当它的托管人，那么斯大林则是在这种情况发生很久之后，面对重新集结起来并迅速成长着的工人阶级，仍然全力掌控独裁权力，并利用各种恐怖和欺骗手段，来防止工人以及全体人民声索他们的权利和革命遗产。
党的良心与这些权力垄断的现实处于持续不断的冲突之中。早在1922年，临终时的列宁就针对斯大林而警告党，要提防反过来欺凌弱小的“暴徒”[26]、杰尔日莫尔达[27]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并因为没有早点发出这一警告而“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28]。三年后，加米涅夫徒劳地努力使一次激烈的党代会记起列宁的遗嘱。1926年，托洛茨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也是针对斯大林，将他斥为“革命的掘墓人”。“他是新成吉思汗，”——这是布哈林在1928年惊恐不安的预感——“他会杀死我们……他会把农民起义淹没在血泊中。”这些并不是几个领导人随意的点评。在这些人背后，曾形成了新的反对派。他们试图使党回归革命民主传统和社会主义承诺。而这正是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早在1921和1922年就做过的尝试，也是托洛茨基派自1923年以来，季诺维也夫派在1925至1927年间，布哈林派在1928和1929年以及更小、更讷于发声的团体（甚至斯大林主义团体）在其他不同时期曾做过的事情。
我在这里不能展开这些斗争和清洗的故事——我已在其他地方讲过了。显然，随着这些相继发生的分裂被镇压下去，权力的垄断变得越来越狭隘和严峻。起初，一党制至少会给自己的党员留下言论和政治倡议的自由。后来，寡头统治剥夺了他们的这种自由；一党的垄断实际上成为一派（即斯大林派）的垄断。在革命的第二个十年里，极权主义的庞然大物已经俨然成型。最终，一派的统治变成它的首脑的个人统治。斯大林只有跨过大部分初代革命领袖及其追随者的遗体才能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他甚至不得不爬过好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尸首，这些事实度量了他必须打破的抵抗的深度和强度。
政权的种种政治变态同时伴随着1917年理念的败坏。人民所受的教育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不单单是全民所有制和计划、迅速工业化、集体化和人民教育，而且由于某种原因，所谓个人崇拜、粗陋的特权和激烈反对平均主义以及全能警察，也都是新社会的核心要素。对教条最富批判性、最不虔敬的马克思主义被掏空了内里，被削减为一套诡辩或半传教士式的准则，以论证斯大林的每一条法令和每一种伪理论性的突发奇想。所有这些对苏联科学、艺术、文学以及这个国家的道德氛围的毁灭性作用是众所周知的。而且由于斯大林主义在三十多年里成了一个国际组织的官方教条，这种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败坏在国际领域以及尤其是在西方工人运动当中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反响；对此，我想其他时候再加以考察。
俄国革命作为最后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有着资产阶级革命一些共同的不合理特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它性质中的资产阶级因素。作为清洗大师，斯大林是克伦威尔和罗伯斯庇尔的后裔。他的恐怖行径比他们更残忍、更令人厌恶，因为他掌权的时间要长得多，所处的环境更可怕，并且所在的国家长年习惯于统治者的野蛮残暴。我们应当记住，斯大林也是恐怖伊万、彼得大帝、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三世的后裔。[29]实际上，或许可以说斯大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原生的、野蛮的落后性的混合物。无论如何，革命的热望与其现实之间的差距，在俄国远超其他地方；因此它得用巨大得多的鲜血和虚伪来掩盖这种严重的差别。
那么，革命的持续性又在哪里呢？在所有这些政治和意识形态变态之后，在如此多的恐怖行径和其他灾变发生之后，它有着怎样的现实性？对于其他革命，也曾提过类似的问题。例如，法国大革命结束于何时何地？是雅各宾派镇压市府[30]和忿激派[31]的时候吗？或者是罗伯斯庇尔走上断头台的时候？还是拿破仑加冕时？或者他退位时？这些事件即便很激烈，也大多笼罩于含混不明之中；只有拿破仑的垮台毫无疑问标志着历史周期的终结。在俄国，类似的含混不明则包裹着诸如1921年喀琅施塔得起义、1923年托洛茨基落败、1927年他被放逐、1930年代的清洗、1956年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等等事件。各派将无休止地争论这些持续性中的断裂，并指出在其中的哪次事件里，革命“最终”被叛卖和打败了。（奇怪的是，托洛茨基自己在其最后的流亡岁月中，试图说服他的一些过分热忱的支持者，革命并未因他本人被驱逐而走向终结。）这些派别争论自有其意义，尤其是对于那些或许从它们当中拾取了一些真相麦穗的史学家们来说。法国最好的史学家时至今日仍然分裂为亲雅各宾派和反雅各宾派、丹东派、罗伯斯庇尔派、埃贝尔派、市府派、热月派和反热月派、波拿巴派和反波拿巴派；并且他们的争议经常与法国人当今的政治关切紧密相关。我坚信，未来许多代苏维埃史学家将类似地分裂为（正如我们这些1920和193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参与者那样）托洛茨基派、斯大林派、布哈林派、季诺维也夫派、民主集中派以及等等；并且我希望他们中的一些人将能够无畏无虑地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辩护。
但这样的争论不是解决而是超越了有关革命持续性的问题。用且必须用其他更为广泛的标准来评判它。我们不必走得像克里蒙梭那么远，他曾说过：“革命是不可分离的单一整体。”[32]但克里蒙梭的看法确实有些道理，虽然“整体”是块包含着大量基本金属[33]的合金。
解决我们问题的一种方式是说，革命的同时代人通过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他们的政策和作为，承认了革命的持续性。在这个时代也是如此。在人类的意识中，1917年的大分化显得依旧那么巨大。对我们的国务活动家和意识形态家们以及甚至普通人来讲，它所提出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苏联的统治者和领导人从未停止提及自己的革命出身，这一事实也有其逻辑和后果。他们所有人，包括斯大林、赫鲁晓夫以及赫鲁晓夫的后继者们，不得不在自己人民的头脑中培育革命的持续感。他们不得不重申即便自己正在打破的1917年的誓言，不得不一再重复苏联的社会主义承诺。这些誓言和承诺已经被反复灌输进学校和工厂的各个新世代和不同年龄段当中。革命的传统支配着苏维埃的教育体系。这本身就是持续性的一种有效作用。确实，教育模式被设计得用于掩盖持续性中的断裂，用于歪曲历史，用于为它的矛盾和非理性做辩解。但即便如此，教育体系已然不断地在大多数人民当中重新唤起了对自身革命遗产的意识。
在这些意识形态和政治现象的背后，是一种以废除私有制和工业以及银行业完全国有化为基础的制度的确确实实的持续性。政府、党的领导层以及政策方面的所有变化都没有影响到这一基本的、不可侵犯的“十月的成果”。这是意识形态持续性的基石。在社会发展进程当中，财产关系或者所有制形式并不是一种被动或毫不相干的因素。我们知道，从封建的向资产阶级的财产形式的变革如何深刻改变了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和面貌。如今，全面的、充分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意味着甚至更为多方面的和基本的长期转型。认为25%工业的国有化和100%的公有制之间只是一种量的差别，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里的差别是在质的方面。在一个现代工业社会中，全面公有制势必为人的生产活动和文化追求创造一种全新的环境。由于革命后的俄国还不是一个现代工业社会，全民所有制本身并不能创造出质上崭新的环境，而只会造成它的一些要素。即便如此，也足以决定性地影响苏联的演变过程，并给它的社会转型进程带来某种统一性。
正如我在前面曾说过的，非社会性的生产进程无法与社会控制相匹配，而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奠基于匮乏和短缺之上。苏联这五十年里的全部历史便是为了解决这种不匹配并克服匮乏和短缺而进行的成败交织的斗争。这首先意味着，迅速工业化是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封建的以及甚至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或许兼容于经济的停滞或增长的迟缓。全民所有制则不然，尤其当它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在一个落后国家建立起来时。这种制度自身就带有迅猛前进的冲动、为丰裕而斗争的必然性以及发展那种需要合理社会控制的社会生产进程的要求。在前进过程当中（战争、军备竞赛和官僚浪费使这一过程在俄国变得比原本更为困难），出现了全新的矛盾，并长期混淆了手段与目的。国民财富正在积累，大部分也是生产者的消费者却面临着持续的、甚至更为严重的短缺和贫困；而对国民生活全方位的官僚控制则用自己替代了社会控制和社会职责。先后顺序似乎颠倒了。社会主义的形式在内容、经济和文化实体存在之前就已锻造成型；而随着内容被生产出来，形式却被败坏或扭曲了。首先，革命创造的社会-政治机构远超国民物质和文化存在的实际水平；后来，随着后者的提高，社会-政治秩序又被官僚制和斯大林主义的重担压得低于它。即便目的也被拉低到手段的水平：无阶级社会的理想图景被降格到过渡时期的悲惨境地以及财富原始积累的粗陋必要性的水平。
社会先后顺序的这种颠倒、目的与手段的这种混淆以及由此造成的国民生活的形式与内容的不协调，是后斯大林时代的危机、动荡以及骚动的最为深刻的根源。替代了社会控制的官僚控制已经成为继续进步的刹车闸；国民期望着管理自己的财富并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它并不大知道如何表达和实现自己的诉求。数十年的极权统治和庞然一体的纪律掠夺了人民自我表达、自主行动和自组织的能力。统治集团虽然摆弄经济改革、放松对国民思想的控制，但还是尽其所能地使人民不善表达和消极被动。这些正是官方去斯大林化的限度之所在。而在官方去斯大林化的背后，潜藏着一种非官方的去斯大林化、一种对彻底变革的广泛期望。官方政策和非官方情绪培育了对远为自由、合理和人道的革命早期英雄主义时代挥之不去或者复而又起的记忆。这一仿佛向过去的复归，伴随着列宁墓前连绵不断的朝圣队伍，或许掩盖着斯大林时代和苏联创造性的思想与历史行动的某种新起点之间尴尬的停顿[34]。无论真相如何，后斯大林时代的不安、反省和摸索都以自己的方式证明了革命纪元的持续性。
[1] 原文为法文“élan”。
[2] 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1914-2003），英国右翼史学家。
[3] 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1912-2003），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4] 英国革命初期，由克伦威尔组织的一支志愿骑兵部队。其英勇善战、纪律严明，故得名“铁骑军”。
[5] 指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的起义。是日夜，巴黎警钟长鸣，起义的首都群众和此前由各省派遣进京的联盟军一道，攻入杜伊勒里宫，迫使路易十六携家眷逃往议会避难。此次起义在实际上宣告了王政的垮台和共和国的诞生。
[6] 原文为法文“sans culottes”。无套裤汉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革命群众的中坚力量，主要由小手工业者、小店主和小商人组成。
[7] 原文为拉丁文“differentia specifica”。种差是某一种与同属的其他种之间的根本区别。这一区别构成为这一种的特定属性。例如“动物”相对于“人”是属，因此人的种差即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定属性。
[8] 原文为法文“manquée”。
[9] 原文为“workers’ control”，对应俄文为“рабочий контроль”。这里译为“工人监督”是为了对应于通行译法。本书中除“工人监督”之外的“control”均译为控制。
[10] 这里的“建设性任务”和“破坏性任务”原文分别为“positive task”和“negative task”。据上文大概可知，社会主义革命有破坏旧制度和建立新秩序这两重任务。后者即为建设性任务，俄国因社会发展落后而无法为之提供必要的客观物质基础；前者则为破坏性任务，富有革命精神的俄国则足以完成之。
[11] 即便农民有贫富之别，即便一小部分觉悟农民在革命后不久的1920年代初自愿成立了合作社和公社，这种态度也还是普遍的。——多伊彻注
[12] “虚假的意识”是恩格斯在1893年7月14日致梅林的信中对意识形态的评判：“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7页。）实际上，这种评判也在相当程度上是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看法。即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对事物的不正确的反映。
[13] 原文为“the Commonwealth”。这个词有共和国的意思，但这里应该指因共同利益结合而成的联合体。
[14] 原文为法文“nouveaux riches”。指法国大革命期间依靠革命和战争发家致富的新兴资产阶级。也译为“新富豪”。
[15] 原文为法文“maximum”。最高限价是法国大革命时，国民公会在无套裤汉强烈要求下实行的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对粮食、面包等生活必需品实施最高限价，并打击囤积居奇的投机行径。
[16] 原文为法文“Liberté”。
[17] 原文为法文“Egalité”。
[18] 掘土派（Diggers）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要求土地公有的空想社会主义派别，代表无地和少地农民利益，后被克伦威尔镇压。
[19] 平等派（Levellers）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激进民主主义派别，得到新模范军下层官兵的支持，后被克伦威尔镇压。
[20] 原文为法文“declassés”，指丧失原有阶级地位、向社会更下层沦落的人。
[21] 原文为“workers' control of industry”，俄译文为“рабочий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м”。见列宁：《工人监督条例草案》，《列宁全集》第33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页。
[22] 原文为拉丁文“locum tenentes”。
[23]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多伊彻注
[24] 美国内战则是例外。但这场内战并没有造成国民整体的分裂，或者在全美各地以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北方实际上一致决心防止南方各州的退出；它的优先地位和优势从来没有受到威胁；而且还没有外国武装干涉。——多伊彻注
[25] 这里的译文是按多伊彻的英文翻译的。据俄文翻译的译文为：“斯大林还相信这一切乃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所必需。他把这一切都看成是为了保卫……劳动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利益。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轻率的暴君的行为。……整个悲剧就在于此。”（见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世界当代史参考资料，1945-1988》，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90页。）这个译文可能存在些许瑕疵。
[26] 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第43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0页。原文为带引号的“big bully”，本书俄译者理解为多伊彻对“杰尔日莫尔达”的意译，恐不妥。原因之一是，按多伊彻在本书中的先例，意译一般会被他放在俄文转写之后，如“Narodniks or Populists”。
[27] 原文为“dzierzhymorda”，即俄文“держиморды”（杰尔日莫尔达，《列宁全集》中译第2版译为“杰尔席莫尔达”）的转写。杰尔日莫尔达是果戈理喜剧《钦差大臣》中一个爱欺负人的警察。列宁在《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中引申为欺负少数民族的大俄罗斯主义分子，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0页。
[28]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第43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49页。完整的文字为：“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其正式的说法似应叫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
[29] 恐怖伊万是俄国著名的暴君，以残酷的统治而臭名昭著。彼得大帝统治期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大大加速了俄国的西化和近代化进程，并取得了大北方战争的胜利。尼古拉一世进行了农奴制改革，但也对国内外革命运动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时，镇压进步运动，加强中央集权和对少数民族的迫害，同时由于害怕遭到暗杀而长期躲避于首都郊外的行宫里。多伊彻这里应该是说，斯大林兼具这些沙皇身上的某种特性。
[30] 这里指巴黎市府（Paris Commune）。巴黎市府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巴黎地方政权机关。它建立于攻打巴士底狱之后，由巴黎各区直接选举产生。革命期间，市府一般代表无套裤汉的利益，是推动大革命不断激进化的重要政治力量，并首创了国民自卫军。事实上，巴黎市府被镇压是热月反动时期发生的。这里多伊彻应该是指雅各宾派镇压以市府为基地、代表无套裤汉利益的埃贝尔派。
[31] 原文为“Enragés”。忿激派是法国大革命中代表城乡贫民的激进派，主张全面限价、没收新贵财产和土地国有。该派于1793年7-8月间被雅各宾派镇压，其领袖雅克·鲁被捕后自杀。
[32] 1891年1月29日，时任议员的克里蒙梭在众议院参加讨论戏剧《热月》的禁演问题时，说出了这句名言。这句话的法文为“La Révolution est un bloc dont on ne peut rien distraire”（大革命是不能分散的整体）。克里蒙梭这句话的意思是，法国大革命当时仍在继续，而不是与现实毫无关系的历史事件。第三共和国即是第一共和国的延续，当时的共和派即是法国大革命时共和派的后裔。因为这种历史上的持续性，第三共和国的共和派不能与法国大革命相切割，也不能与包括雅各宾派在内的革命者相切割，或将之区分为好的革命者与坏的革命者。因此，革命是一个不能分散的整体，要么整个支持它，要么整个反对它。值得注意的是，“bloc”由此衍生出了“政治阵营”的意思。
[33] 原文“base metal”有贱金属的意思，但这里显然是在说组成合金的基本金属。
[34] 尴尬的停顿（awkward pause）指谈话或问答之间因不知如何回应而陷入的长时间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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