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伊萨克·多伊彻 -> 《未结束的革命，俄国，1917—1967》（1967）
V．苏联与中国革命
在这场讲座中，我原本计划讨论俄国革命对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影响。但着手这一主题后，我才发现它的涉及面太广、太多，以至如此短小的篇幅是难以应付的；所以我会仅限于一个此前已有所关注的问题：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革命是俄国革命的产儿。我知道，一些汉学家会强烈反对这种说法；并且我也乐于承认，他们的反对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显然，这种级别的历史现象在本国本土和产生它的社会状况中有着极为深刻的根基。这一点是需要大加强调的，尤其因为直到最近，西方还是习惯于将中国的共产主义当成某种意义上的俄国傀儡。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应把它当成一种封闭于自身的运动，仅能从本国环境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决不能让长城支配我们对中国革命的思考。之前我曾试图追溯俄国革命和西欧思想史与政治史之间的诸多渊源关系。我曾向你们转述列宁如何坦承俄国革命欠着西方的债，并曾引用托洛茨基有关欧洲“把自己最先进的意识形态出口给俄国”的文字。现在，俄国革命之于中国的影响，较于西欧之于革命俄国，更为直接和巨大得多。
俄国革命胜利时，中国革命正陷于一条死胡同之中。当中国人在1911年推翻满人王朝时，他们试图通过纯粹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来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他们的尝试失败了。中国宣布成立共和国；但她那些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立刻愈发严重起来。国家越来越陷于对外国列强的依赖；军阀和买办把它撕成了碎片；而农民、穷人和被压迫者则没有机会改变或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纯粹资产阶级革命表明了自己的无能为力；对此，它的领袖孙中山是最清楚不过的了。此后在1919年，发生了反对《凡尔赛和约》的、伟大的全国性抗议活动和反对中国永久受列强支配的运动。尽管受到中国共产党未来创建者陈独秀的鼓舞，但这仍然是一次复兴“纯粹”资产阶级革命的尝试。那次运动也陷入了死胡同。次年，发生了一桩极其重要的事件：莫斯科召开的国际二大号召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起来或准备革命。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开始了向中国的大“进口”；俄国军事技能和技术的引进则紧随其后。俄国以亲身实例向中国展示了走出僵局的道路：中国也必须超越纯粹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的激进分子面前突然打开了新的前景——反对帝国主义、土地再分配、产业工人领导革命、组建共产党并与苏联紧密结盟。尽管不无顾虑，但对于这些新目标，其中一些孙中山也是赞同的。
到那时为止，马克思主义几乎在中国毫无影响。上海、广州和北京的知识界曾稍微接触过费边社和卫理会社会主义的一些零星观点。但只是到1921年，七十二年前首次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才第一次以中文面世。[1]西欧马克思主义及其对先进工业国阶级斗争的专注，几乎很难在半封建的农民国家的激进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共鸣。中国人是从俄国和俄国的版本那里得到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正如爱·哈·卡尔在他伟大的《苏联史》[2]中所正确指出的，是列宁第一次制定了一份与东方民族直接相关的马克思主义行动纲领。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具有民粹派一般的、对农民问题的敏感，以及对反帝斗争意义之所在的完全原创性的把握。
布尔什维主义既面对西方也面对东方。我们已经看到，面对西方并考虑那里的社会主义前景时，列宁坚称，民族国家对于社会主义转型来说是太过狭隘的基础。到1924年，共产国际的所有重大宣言都以呼吁建立欧罗巴社会主义合众国结尾。但在东方，情况则不然。它的各民族仍然生活于前工业甚至前资产阶级时代，并因半封建的地方主义、部落父权制、种姓制和军阀主义而支离破碎。如果对西方来讲，民族国家这一过往的伟大成就已成为进步的障碍，那么对东方各民族而言，这一成就仍然有待未来的实现，并且是进步的本质条件。但如果说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那么东方为了实现它则必须超越资产阶级革命。这是莫斯科在1920年代初广为传播的伟大新经验。即便如此，在莫斯科看来，中国革命或其他东方革命并非单纯的民族斗争而是国际进程的一部分，而西方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则引领着全世界的斗争。布尔什维主义把自己的经验投射于世界场景。在俄国，城镇和农村都发生了革命；但起指导作用的倡议、思想和意志却来自城镇；布尔什维克认为，这一点会在全球范围内重现，其中工业的西方是放大了的“城镇”，而落后的东方则是“农村”。
下一次中国革命发生于1925-27年，它似乎证实了这一预想。那时，该国史上最伟大的阶级斗争，即有记录以来最长久、最顽强的矿工罢工和1926年总罢工，震动了英国。在中国，社会力量的同盟关系与俄国模式颇为类似：农民造反点燃了农村；但城镇工人是革命的推动力。重提这一重要但如今或被遗忘或被忽视的事实是有必要的。不幸的是，中国近期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被毛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做了类似的重写；并且不仅许多历史人物已成为奥威尔式的非人[3]，而且整整一个社会阶级——1920年代的中国工业无产阶级——被从历史记录中删去，成了一个非阶级。我们马上能看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920年代革命的命运是足够悲剧的。它不仅被打败了；而且在失败之前，还被推回到列宁主义刚刚展示了其出路的、纯粹资产阶级革命的僵局。是斯大林及其在中国的助手和代理人把它推回那里的。我们在西方不必依赖斯大林主义或毛主义对历史的“重写”；所以我假定你们熟悉这些事件的大概轮廓；而我在这里只会回顾斯大林以这样的理念为中心的政策：中国革命的目标必须是纯粹资产阶级的，并且应当以所谓“四阶级联盟”为基础。实际上，莫斯科迫使不情愿的中国共产党人无条件服从国民党的指导和纪律、接受蒋介石将军成为国家的领袖和英雄、克制鼓动农村造反并最终在1927年解除了城市起义工人的武装。由此，亚洲首次成功的无产阶级大起义——上海公社遭到了镇压。随之而来的是对共产党人和起义工人的全面屠杀以及革命的惨败。
据说，即便没有斯大林的政策，1925-27年的革命无论如何都因其内在的“不成熟”而注定失败。史学家在验尸时，不能像这样把事件的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与人的政策和举动割裂开来；他不能说，这些因素决定了斗争的结果。事实上无论革命在1927年的失败是否不可避免，斯大林主义都尽其所能地造成了它。对破坏或扰乱现状的恐惧以及避免深深卷入可能造成“国际复杂化”的、外国社会的严重冲突的愿望对斯大林政策的推动作用，在东方是不下于西方的。同样在东方不下于西方的是，斯大林主义致力于造成一种阶级斗争的僵局。
但在中国，僵局是不可能的。城市的革命虽已被摧毁；但反革命无法巩固它的胜利。农村的社会结构已分崩离析。农民继续造反。国民党政权并不稳固而且腐败。之后，日本持续十五年的入侵一次又一次打击了社会结构和政治政权。分崩离析的进程是不可遏制的。
但1927年的失败和随后的事件给革命设置了既非常不同于1920年代、也迥异于1905和1917年俄国模式的场景。在1920年代末党员遭到屠杀后，共产党发现重建自己的城市据点是极为困难的。1930年代，已经征服了中国沿海地区的日本人开始在被占城市进行强制去工业化、拆毁工厂，并由此使城镇工人阶级四散而去。但即便在此之前，毛就已敦促共产党离开城市，将自己所有的能量投入将在农民骚动的农村地区发动的农民战争。许多年后，他的政治战略归结为这样的名言，即中国的革命绝不是从城镇到农村，而是从农村到城镇[4]。
这一战略是不是政治天才的灵光一现？或者是冒险家的孤注一掷？它最后的胜利使之仿佛前者。但就当时的状况来讲，这确实是一次可疑的赌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斯大林主义的莫斯科都把它当作一种无害的越轨，甚至都不算理应逐出教门的异端。毛外在地履行了全部的斯大林崇拜仪式，从而顺带报答了这种纵容。正如斯大林所见，毛的游击队尽管开始控制了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但无论如何都没有机会把革命从农村带到城镇，并推翻国民党。斯大林乐于把他们作为与蒋介石交易的筹码而加以利用；因此他在共产国际的报纸上给他们做了一次有些廉价的宣传，除此之外便没有给什么援助。他把毛视为自己棋盘上一枚古怪的卒子，将它置于一个不甚重要的角落。
而实际上，毛的战略要取得成功，需要诸多条件不寻常地结合起来或者恰巧同时存在，这是他既未曾也无法预料到的。日本侵略和占领的十五年（在那十五年里，中国四分五裂，陷入混乱）、世界大战和日本战败使毛的游击队得以生存和壮大，并使国民党达到崩溃的节点，以至一支农民军就可以将它推倒。正常情况下，在我们的时代——并且即便在落后的中国也已如此——城镇在经济、行政和军事上对农村的支配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把革命从农村带到城镇的尝试事先就注定失败。但在1948和1949年，当游击队进入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北京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填补真空。国民党彻底瓦解了。即便在1948年，斯大林都没能认识到这一点，那时他还在徒劳地敦促毛与蒋介石和解，并同意将游击队并入蒋的军队。又是害怕“复杂化”——害怕美国大规模干涉毗邻苏联边境的远东地区——斯大林（在1948年！）仍然试图重演1928年的中国现状。
与此同时，革命的性质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前景已经发生了剧变。在意识形态和组织方面，毛的党与列宁或斯大林的党鲜有相似之处。列宁的党深深地扎根于工人阶级。毛的党几乎仅以农民为基础。布尔什维克曾在沙俄半遮半掩的多党制中成长起来，并曾习惯于和自己的对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自由派和其他）激烈论战。而完全孤立于世二十余年的毛主义者，则扎根于他们的山寨、洞穴和村庄之中，已经变得完全内向了。他们没有需要与之直接论战的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他们针对国民党的论战文，在性质上是用以攻击敌人的战争宣传，而非与强劲对手的意识形态论争。党的干部组成为游击队的指挥集团。他们生活中的一切都服从于武装争斗的迫切需求。组织、纪律、思维习惯、日常事务的处置都军事化了。他们的军事主义尽管是非常规的和革命的，但仍然与布尔什维克党主要的平民色彩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说布尔什维主义通过一系列漫长而痛苦的政治和道德危机、在镇压了许多内部反对派之后才变得庞然一体，那么毛主义则很少需要在自己队伍中进行镇压；它的庞然一体性是一种自然而然、无需强迫的成长过程。因此，尽管毛主义外在地模仿斯大林主义，相似性还是掩盖着深刻的差异。
汉学家们常常将毛的游击队比为各个时代为了使自己的领袖即位称帝而起义推翻王朝的中国农民军。毫无疑问，游击队在某些方面是这些军队的后裔。在中国，革命也折射着过去——带着官宦传统和农民起义传统的过去。如果说斯大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旧俄国凶狠的野蛮状态的混合体，那么毛主义则或许可以被视为列宁主义与中国原始的父权主义和祖先崇拜的混合体。无论如何，较于1920年代的城镇共产主义，毛主义更深地渗透着本土的风俗习惯。即便从文学角度比较一下毛和陈独秀（毛之前党的领袖）的文章，都能看出这种差异：毛的习惯用语较陈独秀更为古旧，后者的文字更接近前斯大林时代欧洲的（尤其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以古典官宦风格写诗，不是没有原因的）
尽管过去或许对现在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我们对此也不必加以夸大。在中国正如在俄国，现代革命意识形态与本土原生传统的混合是过渡时代的现象。那些或削弱或摧毁了风俗习惯的力量的转型，所带来的痛苦遍及整个社会。统治者到处利用传统来根除传统的生活方式。我们已经看到，工业化、城镇化和大众教育如何使斯大林主义的混合体成为苏联社会不可接受的东西；并且或许可以认为，苏联至少在这一方面预示了中国在不久的将来的面貌。
无论如何，毛的游击队不像旧式农民叛军，没有将中国社会的父权结构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他们是一场无法局限于资产阶级限度内的现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代理人；并且他们发动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实际上创造了始于1917年俄国的国际剧变的伟大的第二幕。
他们何以能够创造它？在俄国，双重革命是一场主要由产业工人在他们真正的社会主义先锋队的领导下展开的荷马式斗争的结果。我们知道，毛的党与工业无产阶级没有任何联系；后者在1948-49年的各种事件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农民支持土地再分配和私有财产。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则因国民党的腐败和涣散而灰心丧气、士气低落，他们怀抱着这样的希望，即毛主义不会超越资产阶级革命的限度。总之在1948-49年，中国没有哪个基本社会阶级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
在着手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时，毛主义者成了一个几乎不存在的产业工人阶级的托管人和监护人，这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仅仅几年之后便承担的角色。由于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毛主义者不是身后没有任何社会阶级的、孤立的革命精英。但农民——它的个人主义聚焦于农村经济——最好也不过对城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
毛主义者大大超越了农民的视野，这背后至少有三种动机：（a）他们早年形成期所做的意识形态承诺；（b）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以及（c）国际安全形势的要求。在年轻时，他们受到了列宁主义思想学说的影响，吸收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念。在浸没于中国农村的几十年里，这些理念对他们几无用处，而且他们还支持农民的个人主义。但在作为中国的统治者而重新进入城市后，他们不能容许自己受到这种个人主义（用城里的话来讲，即私人经营的工商业）的指导。他们正在努力实现国家的一体化、建立集权政府并建设现代民族国家。他们无法将这种努力根基于对西方压力毫无招架之力的、发育迟缓的本土资本主义。工业和银行业的国有化为民族独立和一体化的国家、为工业化和中国重新成为大国提供了更为安全的基础。尽管这些目标在理论上与纯粹资产阶级革命相符，但在这个世纪里，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无法以资产阶级的方式来实现它们。（典型的是，毛没有无偿没收资本家的财产：他迄今都在以长期分红的方式付给他们补偿金，并且赋予他们以经济管理职务。但这一事实本身并没有损害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最终，对国际安全形势的考虑促使中国倒向苏联。直到胜利时，毛主义者都在与以美国将军为“顾问”并装备了美械的国民党军作战；他们有时也不得不与美国海军陆战队交战。美国支持作为反革命逐鹿者的蒋。冷战正在走向它的顶峰；世界则划分为两个阵营。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的安全有赖于与苏联的联盟和苏联的经济援助；这样一来，她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就有必要参照苏联加以调整。
新中国与苏联结成亲密盟友是不容易的。含糊不明从一开始就笼罩着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的关系，并使其陷于紧张之中。这种紧张主要是由斯大林政府的国家利己主义造成的。即便毛和他的同志们有意忘记斯大林在1920年代如何利用他们、在后来又如何对待游击队并阻碍他们最终夺取政权，他们也无法轻易接受日本战败以来俄国人在远东的立场。俄国人重新建立起自己对满洲的支配地位；他们占据了远东铁路[5]和旅顺口，并将满洲的工业工厂作为“战利品”拆除带走——满洲当时是中国唯一的工业基地，她的经济发展依赖于它。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莫斯科有意放弃自己对苏维埃蒙古的控制，尽管此前所有的苏维埃领导人多次庄严保证，在中国革命胜利之时，整个蒙古将与中国结为一个联邦共和国。所有这些正在造成一场远比斯大林和铁托才刚陷入的冲突更为严峻的冲突，它是那样严峻，以至将在十年后使赫鲁晓夫和毛反目成仇。可是在1950年，无论斯大林还是毛都无法承受闹翻的代价。斯大林唯恐促成毛主义者和铁托主义者的共同战线；而毛则如此渴望获得苏联的善意和援助，以至与斯大林达成妥协并订立联盟。苏联成了中国革命及其社会主义性质的担保人。
当然，资产阶级方面和社会主义方面的矛盾、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尝试所固有的矛盾，所有这些曾困扰过俄国革命的矛盾，也存在于中国革命当中。相似的境况造成了相似的结果。因此，尽管存在差异，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还是有所类同的。它们都作为权力的垄断者、作为社会主义利益的监护人和托管人而在一党制当中活动，尽管没有任何多党制的实际经验和欧洲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毛，在扮演那样的角色时，比斯大林更缺少罪恶感并且轻松得多。同时像斯大林主义那样，毛主义反映着它的本土环境的落后性，而后者需要革命花费很长一段时间加以消化和克服。
尽管存在种种含混不明，但这一联盟给双方都带来了极为重要的好处。斯大林不仅获得了中国对苏联单独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认可；而且还通过特殊的苏中合资公司，得以直接影响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事务的运作。这些合资公司必然伤害到许多中国人的感情。他们觉得，这些公司仿佛旧式西方特许权的翻版。但是，多亏苏联的援助，新中国才不会像1917年之后许多年里的布尔什维克俄国那样被世界孤立。西方的封锁不能给她造成当年俄国那样大的困难。中国一开始就不必沦为依靠自己极不充足的资源。苏联的工程和科学-管理顾问以及苏联对中国专家和工人的培训，使中国的工业化开端更加轻松，为她减轻了原始积累的负担，并加速了她的“起飞”。结果，虽然中国起步于更为低下的经济水平和文化发展状况，但却不必像俄国那样，为开拓社会主义而付出高昂的代价。毛的政府不必像斯大林的政府那样大量地削减农民的收入，以便为工业化提供力量之源；它也不必使城镇消费者的粮食配给保持那样低下的水平。这些状况（以及其他我在此未能提及的状况）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即在革命最初十年的中国，（尤其是城乡之间的）社会和政治关系并不像当年俄国那样紧张。
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两个大国建立甚至更为紧密的关系，尤其是在斯大林死后，他的继承者解散了合资公司、宣布放弃直接控制，并免除了大部分斯大林给援助附加的羞辱性条件。确实，那时似乎有望建立例如一个从中国延伸到易北河的社会主义联合体。在这样的联合体当中，三分之一的人类会在广泛的合理劳动分工和产品与服务的频繁交换的基础上，共同计划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或许终于开始转变为“一个国际的事件”。
由于诸多成员国在经济结构和生活水平、文明程度和国民传统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这样野心勃勃的任务无疑会遇到许多困难。穷国与富国之间的裂痕——社会主义革命从过去继承的最沉重的遗产——无论如何都会表露出来。穷国，首先是中国，一定会施加压力，要求拉平联合体内的经济和生活水平；他们的要求必然与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日益增长的消费期望相冲突。但对于一种在经济上超越民族国家的严肃的社会主义尝试而言，这些不应该成为不可克服的障碍。广泛的劳动分工和频繁的交换一定会给联合体的所有成员带来相当的好处，一定会节省资源和能源，一定会为大家创造新的财富边际和经济活动空间。
除了一国封闭自足和官僚自大的惰性之外，没有什么会阻碍实现这样的蓝图。在此前谈及官僚的思考如何与民族国家密切相连、如何被它塑造和限制的时候，我曾说过，即便革命的传播也无法治愈斯大林主义政策的国家利己主义和意识形态孤立主义，并且斯大林后继者的政策仍然继承了这些弊病。即便一国社会主义的概念失去意义已久，但在其背后的情绪、它所激起的思维方式和政治行动作风仍然存在着。这一点在俄中关系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现。我在这里只提及其中一个事件，即赫鲁晓夫政府在1960年7月突然取消了全部对华援助并从中国撤回所有苏联专家、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这对中国的打击，或许比苏联武装干涉匈牙利所带来的短暂且剧烈的影响远为残酷得多。由于专家和工程师奉命不给中国留下任何苏联的建设计划、蓝图和专利，大批中国工业项目突然陷于停顿。中国人已经为在建工厂进行了大量投资；这些投资被冻结了。大量安装了一半的机械和烂尾建筑任凭锈蚀腐坏。对于一个饱受贫穷之苦、才刚刚开始装备自己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损失可谓伤筋动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被打断了大约五年，其遭受减速的时间则更长。数百万工人被迫无事可做、经受穷困匮乏，不得不回到村庄，而那时后者正饱受旱涝歉收之苦。此情此景不禁令我想起，列宁在1922年一篇遗作中不寻常的预感，他担心“杰尔日莫尔达——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和欺负人的官僚”的行为有一天会影响“不久即将登上历史前台的亚洲几亿人民”。
毛主义者已经用自己的硬币、用国家利己主义的硬币偿还了俄国人的债务。此后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手段的论战中，我们从中国听到的是越来越缺乏理性的论述，以及越来越多的被侵犯与被激怒的国家自尊心的叫喊、被损害与被侮辱者的叫喊。1960年创伤性的冲击把毛主义者对俄国人郁积已久的、被压抑的愤慨全部搅动并释放了出来。它正迫使他们展现出自己的某些消极特质，尤其是他们由来已久的东方自负和对（他们开始把苏联视为其中一员的）西方的蔑视。
这场冲突的核心在于，两个大国对于国际现状的不同态度。俄国人这些年里继续在国际现状中寻求国家安全。我相信，足够显然的是，这一政策并非斯大林的后继者的创举；毛主义者所斥责的并非“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成就。这种修正主义在根子上是斯大林主义的；它回到了1920年代和一国社会主义。自那时起，苏联的政策就在不惜一切代价努力避免冒险深度卷入外部世界的阶级斗争和社会政治冲突。无论它的动机如何不同，无论时代状况如何变动，它对这一点的专注却是一以贯之的。斯大林先是在二十多年里使共产国际的战略和战术，而后又在1943-1953年间使各国共产党的全部利益，服从于它。在对华关系中，斯大林首先是在1927年然后又在1948年留下了各种“修正主义”记录。在对安全的追求中，他一贯试图维护甚至稳定任何一种现存国际力量对比。由于活动于一个激烈变动的时代，他不得不按照全新的现状调整自己的政策；他以一种本质上保守的方式一再这么做。在1930年代，他调整了自己的政策，即人民阵线政策，以维护正遭受纳粹主义威胁的凡尔赛体系。1939-1941年间，他根据第三帝国在欧洲的优势地位“调整了”自己。最后，他调整自己的政策，以使之适于维护由雅尔塔和波茨坦的协定创造的现状。斯大林的后继者试图维护的正是这种现状或者说它的存留物，以免有力量从内部扰乱它。
可这种现状对新中国来讲，却是必然不可接受的。它可以追溯至中国革命之前的时代，以默认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优势地位为基础。它不考虑中国革命及其结果。正是在这种现状当中，中国成了国际外交的法外之徒，被排除于联合国之外，遭到美国海军和空军的封锁，被美国军事基地包围，并且受到经济抵制。莫斯科以核战争的危险为由，渴求稳定这一现状，必要时可以默然中止阶级斗争和反帝“解放战争”。中国有各种理由去有限地鼓动亚洲和其他地区敌视现状的力量。她无意中止阶级斗争和解放战争。因此俄中两国的政策在根本上是不协调的。因此半真半假地大声争吵修正主义问题。因此一当俄国人寻求与西方和解，便被指责为与美帝国主义结盟反对中国革命和诸多仍然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因此中国最终起而挑战俄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的领导地位，毛主义者要求获得领导权。
但毛主义似乎具有双重的灵魂：一重是国际主义的，另一重则似乎充满了东方的自负。他们反对现状、反对俄国的强权政治，因而采取激进立场，用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口号和标语发声反对莫斯科。但他们自己的背景和经验、他们沉浸于本国社会环境的落后性、他们对自己民族国家新兴的（但也足够古老的）自豪感、他们在自己史诗般的斗争中所赢得的奖品、他们在工人阶级或任何一种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缺乏深刻的根基——所有这些都使他们具有了像斯大林主义者那样浓厚的狭隘国家意识和神圣利己主义；他们于是也倾向于使外国共产主义运动或革命运动的利益从属于自己的国家理性和强权政治。甚至他们的社会主义的形象都打着斯大林主义的烙印，即一种封闭于他们自己长城之内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形象。[6]
毛主义如何被自身的矛盾猛烈撕扯，与苏联的冲突如何引爆了它内在的紧张关系，如今都是显而易见的。中国这个“革命的中心”正在输出新的震动，它们撼动了整个中国社会、触及苏联并影响到世界其他地方。这些震动将会造成什么？会像所谓红卫兵的鼓动者所承诺的那样，是一个更平等、更不官僚、由人民群众更直接地加以控制的政权，即比迄今的苏联当局更为社会主义的政权吗？一场复兴的、更加纯洁的革命？或者我们在1965-66年目击的大动乱只是一种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来说典型的、在人和政党无力控制政治钟摆的剧烈摇摆时出现的非理性的混乱？红卫兵月复一月地群集于中国城市的广场和街头，他们会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新忿激派或者新掘土派和新平等派吗？他们最终会取得胜利吗？还是说在乌托邦的热忱和活动迁延日久之后，他们会筋疲力尽地把舞台丢给那些不可一世的法律与秩序的救星？或者我们所有的历史先例可能都与这场戏剧无关？无论答案如何，革命的资产阶级方面和社会主义方面之间的冲突仍然悬而未决；它变得比其在俄国时更为深刻。一方面，隐现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因素更为庞大，代表着它的是仍占国民五分之四的农民和大量有影响力的城镇资本主义幸存者。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潮流反官僚、争平等的动力在俄国虽然存在已久，但也没有其在中国时的这样强劲。这些广大人民群众卷入其中的对立与碰撞，伴随一种暴烈的自发性而发展了一段时间。这种自发性是苏联自其早期以后便闻所未闻的，让人想起1794年雅各宾派内斗时骚动的巴黎群众。无论这一惊人的景象如何终结，无论它可能将苏联和中国推向怎样的新十字路口，这些事件的一个教训是清楚明白的：就像不能是单独俄国的事件那样，废除人支配人也不能是单独中国的事件。它只能作为一次真正国际的事件、作为一件普世历史的事实而得以实现。
[1] 我在《历史的反讽》中有一篇关于毛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评论人回忆称，在本世纪头十年里，《宣言》的片段就已被译成中文，并似乎发表在一份小期刊上。毛泽东那一代人和毛本人实际上仍然直到1921年才能读到《宣言》全文。——多伊彻注
[2] 即《苏维埃俄国史》（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
[3] “非人”（unperson）出自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指因官方抹杀而仿佛不存在的人。
[4] 参见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的说法：“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6页。）
[5] 这里当指长春铁路，即中东路铁路。
[6] 这就是为什么，毛多年来致力于与苏加诺将军的政府保持友好外交关系，并怂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接受苏加诺的领导、宣布放弃一切独立的革命行动，以维护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毛对于印尼共产主义的作用因此非常类似于1920年代斯大林对于中国共产主义的作用；而其结果甚至更具灾难性。——多伊彻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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