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人民公敌”

托洛茨基在日记中写道：“我命中注定要参与一些伟大的事变，正是由于有这个原因，现在，我的过去割断了我行动的可能性，我被迫只能安于解释和说明这些事件，并力求预见到它们今后的发展。”[1]有关自己的这种看法，他一生中大约只说过这一次。因此，他在此所表达的比他本想说的要多一些。根据上下文判断，托洛茨基在此指的是他所遭受到的流放，它使他失去了参与任何大规模的政治活动的可能。确实，他的过去还在另一个更深刻的意义上“割断了”他行动的机会。他的思想、方法和政治性格所属的

那个时代与现在——即流放时期是彼此敌对的，因此它们没有产生影响。他的思想和方法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而且与“先进的资本主义西方”的革命前景联系在一起。托洛茨基的政治面貌是在自下而上的革命和哺育了俄国与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气氛中形成的。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中，尽管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国际革命还是走向衰落。西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比经典马克思主义所预期的要强大得多，而当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从政治和道义上解除了工人运动的武装之后，西方资本主义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革命才恢复了进攻的态势，但那时它的主战场已经转移到了落后的东方，其形式和部分内容已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有了很大差异。在东欧，革命基本上是“自上而下和从外部”引进的，是征服和占领的结果；与此同时，在中国，革命不像无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样从城市扩展到乡村，而是像一场声势浩大的扎克雷农民起义那样，由农村包围城市，也只是在此之后才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无论如何，托洛茨基被流放的年代是一个历史的喘息时期，经典社会主义革命的拥护者脚下的基础訇然倒塌了。在30年代发生的，尤其是在苏联境外发生的那些暴风骤雨般的事变中，托洛茨基基本上只是一个伟大的局外人。

然而，那个“割断他行动的机会”的过去不允许他无所作为：这位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红军的缔造者和共产国际一度的鼓舞者不安于只当局外人的角色。问题不在于这一角色与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两不相容。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长期以来就曾与“实际”政治隔离，仅从事基础理论工作，满足于“解释和说明”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局外人。不是他们，而是拉萨尔领导了德国第一次群众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不是他们，而是普鲁东和布朗基鼓舞了法国社会主义。他们对英国工人运动也没有产生深远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自己“关于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哲学公设的理解不那么狭隘，因而不强迫自己必须始终参与正式的政治活动。[1]他们在不具备创建自己的党和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可能性时就退入思想领域中。而他们写成的论著从历史的而非直接目标的角度看，具有极其重大的实践意义，因为在借鉴了社会斗争的丰富经验以后，他们指明了未来行动的方向。至于说托洛茨基，无论是他的性格还是他所面对的形势都不允许他脱离正式的政治活动。他不愿意也无法脱身于日常斗争。托洛茨基被放逐的那一时期不是平平淡淡的政治间歇期，不像1848年以后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数十年间那样。那是一个全世界社会决战和灾难的时代，一个像托洛茨基那种类型的人是无法作壁上观的。他无法把他与斯大林之间从未稍稍间断的残酷的决斗中断哪怕是一秒钟。托洛茨基的过去无情

地推动着他行动，如同它无情地割断任何行动的前景一样。

托洛茨基在流放中的全部行为都带有这种行动的必要性与不可能性之间冲突的性质。他感觉到了这种冲突，但从未清醒地理解和认识它。甚至当他同不可能性发生冲突时，他也认为这是偶然的、暂时的，只不过是由于迫害和人身隔离引起的。这种对更深刻的困难一无所知的情况使他有力量在力量对比最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斗争。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是任何一位历史人物都未曾遇到的。必要性激励着他去从事正式的政治活动。而他又一次次地后退，这绝非出于他的本意，而是由于不自觉的情绪和本能的反应所决定的，因为他的自觉情绪总是乐观的。他的意志总是在与这些情绪搏斗，从不屈服于它们。然而，这是一场可怕的、绝望的、使他心力交瘁的冲突。

在他生活在王子群岛上的那些年中，人身隔绝状态本身使得这一问题显得还不是那么紧迫。他万分渴望离政治活动的战场更近一点儿，深信这会使他的行动更加奏效。但他只能埋头于撰写历史著作的工作，别无选择。于是他走进——尽管不是全身心地——理论思想的王国，在那里他特别强大。正由于此，托洛茨基在王子群岛上生活的4年是他在流亡中创造力最强的时期。离开王子群岛加深和加剧了摆在他面前的两难选择。问题不仅在于他立刻会体验到那无法抑制的仇恨的冲击，而遁世和隐居部分地使他免受这一仇恨的侵扰。靠近政治活动战场在他身上唤起了行动的激情，而如今即使在这里也隐藏着他的弱点。他可能已发现，或确切地说是重新发现事件已经与他无关，而他却在努力扭转事件的进程。在他一生中的最后8年中他未能写成一本具有如《俄国革命史》或《我的生平》那样意义深远的巨著，尽管他一刻也未辍笔。在离开王子群岛时，他曾想撰写国内战争史，由于他在这场战争中所处的独一无二的地位，这本史书将会与革命史同样重要，也许会比后者更加重要。他开始着手写作大部头的列宁传，如他在给马克斯·伊斯特曼和维克多·戈兰茨的信中所说，这本传记应当成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而且借此还可以全面地、“建设性地、批判地”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1]他的这个计划以及其他一些计划都未能完成。其中部分原因是漂泊和遭迫害使他没有机会集中思考，而主要原因是为正式的政治活动、为创立第四国际的不倦的工作而牺牲了这些著作的写作计划。

因此，托洛茨基的全部生活都挣扎在行动的必要性和不可能性的冲突之中。现在，在他行将离开王子群岛的时候，他预感到了这一冲突的严峻性质。他情绪高昂地离开那里时充满希望和重大的期待，但在内心深处他感到悲凉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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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7月17日，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马克斯·沙什曼以及3位秘书：范·海耶诺特（Van Heijenoort）、克莱门特（Klement）、萨拉·韦伯（Sara Weber）一起站在低速意大利客轮“保加利亚号”的甲板上驶离王子群岛。在开往马赛的航程中，客轮走了一个星期。对行期予以保密的一切防范措施再次失效。和访问丹麦时一样，托洛茨基上船之后用的是妻子的姓，并尽量不引人注目。但当客轮驶入比雷埃夫斯市时，许多急于打探新闻的当地记者已在那里等着他了。托洛茨基对记者说，他此行完全是私人性质，未来的几个月中，他和妻子将全力治病。他拒绝发表任何政治声明，说：“我们

这次旅行没有任何理由吸引公众的注意，尤其是现在当全世界都在忙于解决无穷无尽的更加重大的问题的时候。”但报界仍然抱着怀疑的态度关注着他，并就他此行的目的大肆投机。一个广为流传的谣言说他应斯大林之邀来到法国，以便与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Литвинов）讨论他回俄国的条件。这一谣言持续、广泛地流传，以致一家严肃的德国报纸《福斯报》询问是否属实，塔斯社发表官方声明予以辟谣。[1]

旅途中，托洛茨基多数时间呆在客舱里思考着有关第四国际的问题。他写了《再不能和斯大林……之流在同一个“国际”中了》一文〔他还就他的一位年轻的意大利信徒伊格纳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丰塔玛拉》写了一篇简短而又热烈的书评。[2]〕经过几天在船上的紧张工作，当客轮驶近法国时，剧烈的腰痛迫使他卧床静养。[3]娜塔利娅回忆说：“天气炎热，剧痛折磨着他……使他无法站起来。我们请来了船上的医生。客轮已接近目的地，而我们却担心上不了岸。”使他连呼吸都感到困难的疼痛减轻了一些，此时离马赛还很远，客轮在海上停了下来，法国警察局命令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换乘一艘汽艇，与此同时，他的秘书们却继续其前往马赛的旅程。和秘书分手使托洛茨基感到不快，他本想抗议，却见小汽艇上站着廖瓦和雷蒙·莫利尼耶。由于疼痛而呼吸急促的托洛茨基慢腾腾地登上了汽艇。这事是廖瓦安排的，为的是使托洛茨基

抵达时不被人们发现，同时也是为了避开聚集在港口的大群本地记者，毫无疑问，人群中肯定会有国家政治保安局的间谍。托洛茨基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马赛附近的凯撒城上岸。在那里，法国安全部门的军官交给托洛茨基一份官方文件，该文件宣布取消1916年将托洛茨基“永远”驱逐出法国的命令。就此，托洛茨基说：“我已很久没像今天这样满意地接过一份官方文件了。”[1]

这种满意之情很快就被右翼报纸所掀起的反对允许托洛茨基进入法国的喧嚣声浪所破坏。[3]由于命运的嘲弄，在托洛茨基抵达的当天，7月24日，《人道报》也抗议取消1916年的驱逐令，该命令是应沙皇最后一任大使伊兹沃利斯基伯爵的请求作为对托洛茨基反战活动的惩罚措施而下达的。此外，《人道报》还发表了法共政治局决议，号召全党密切关注托洛茨基的动向。廖瓦的担心和防范完全应验了。托洛茨基一行在几位年轻的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陪伴下，从凯撒城动身向波尔多方向前行，随后往北向圣巴莱。莫利尼耶在鲁昂附近的大西洋岸边租了一幢别墅。与此同时，秘书们在马赛上岸，他们卸下了所有图书、档案和托洛茨基的其他行李，办理了托运到巴黎的手续，随即也动身前往巴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暗探们由此断定托洛茨基也去了巴黎，而4年以后在莫斯科审判中，维辛斯基就是以这一推断作为其判定托洛茨基曾在法国从事恐怖活动的指控的核心部分。

托洛茨基和他的陪同者们慢慢腾腾地向鲁昂方向行进。由于托洛茨基的腰痛一直持续不断，所以一行人在吉伦特省一家乡村旅馆住了下来。当夜，廖瓦和一位年轻的法国人守护在托洛茨基房间的门口。次日中午才抵达圣巴莱。托洛茨基发着高烧，一到

圣巴莱就躺下了，可一小时后又不得不穿上衣服匆匆忙忙地离开。此时发生了火灾，所有房间里都浓烟滚滚。凉台、花园和篱笆墙都着了火。这第一件意外的事件有某种象征意味：托洛茨基在法国居留期间，他脚底下的土地燃烧起来，迫使他匆匆忙忙地移往另外的地方。但圣巴莱所发生的不幸并非是有人故意干的。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天，许多森林和房屋都燃起了大火。如果托洛茨基被人认出来的话，就可能会惹来麻烦，因为他作过保证要隐姓埋名。别墅周围围满了人，为了避免被认出来，托洛茨基匆匆忙忙穿过公路，躲在莫利尼耶停在路边的小汽车里，一直等到妻子、儿子和朋友们把火扑灭。还好，风的变向帮了他们一个大忙。当他蛰伏在车里等待时，有几个人朝他走来，他装作一个不大懂法语的美国游客，支吾了几句，当他发现他的口音没有出卖他时，松了口气。次日，当地报纸在报导此事时提到“一对中年美国夫妇”恰好在火灾发生前开车驶入别墅。

从7月25日到10月1日，托洛茨基住在圣巴莱，所有的时间都待在家里，而且主要是躺在床上度过的。按照娜塔利娅的说法，每次无论有什么事使托洛茨基激动，他的身体状况就会恶化。他患有失眠症，头疼和寒热病也折磨着他。“他不能自己起床到院子里走走或是到海滩散步，把这一‘许诺’拖了一天又一天”。一旦觉得自己稍微好一点儿，他便开始接待来访者，但很快便会感觉疲劳，于是就坐在屋里的沙发或果园里的安乐椅上呆好几个钟头。来访者们回忆说，托洛茨基与人谈话超过15——20分钟，便会出虚汗，甚至几乎丧失知觉。因此，其中几位来访者不得不在圣巴莱住上几天，以便能和他进行几次简短的交谈。[1]

然而，托洛茨基在圣巴莱居留的两个月当中接待的来访者不下50位。他们当中除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外，还有安奈林·比万（Aneurin Bevan）的夫人珍尼·李（Jenny Lee）和A.C．史密斯（A.C.Smith)（两个都属于不列颠独立工人党）；德共前领导人、现领导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雅各布·瓦尔希（Jacob Walcher）和保罗·弗勒利希（Paul Frölich)；曾任共产国际驻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代表，现为荷兰议会议员和独立社会党领导人的马林·斯内夫利特；未来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而当时任比利时社会党青年领袖的保罗一亨利·斯巴克（Paul一Henri Spaak)，此人当时非常崇拜托洛茨基；路特·费舍；意大利著名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卡尔罗·罗塞利（Cario Rosselli)；安德烈·马尔罗等等。

拜访托洛茨基的多数来访者都是为了拟于8月末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一事，参加这次国际会议的政党和团体都对建立新国际的想法有兴趣。托洛茨基虽未能到会，但积极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还为会议草拟了《提纲》和决议，并且十分关心会议组织方面的详情细节。他希望把许多处于现存国际之外的人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但是，在参加会议的14个小党和团体中，只有3个团体——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和两个荷兰小组与托洛茨基主义者联合参加了创建第四国际的活动。而其他所有的党派和组织却被托洛茨基对改良主义和对斯大林主义采取的极端反对派立场吓破了胆，因而裹足不前。甚至就连上述3个团体的赞同也是有条件的。他们实际上并未建立一个国际，而不过是创建了一个初级组织。从表面上看，托洛茨基对这个开端是满意的，认为这是与当年的齐美尔瓦尔德国际会议同等重要的一件大事。

但他不会不明白，这样一个开端是多么微不足道。这一点当然使他气馁。有关托洛茨基在这几周中的情绪可以从他与娜塔利娅的通信中看出来，后者在9月初到巴黎去看病。他们之间那些悲伤而又充满温情的信件表明，当时的托洛茨基是何等孤立无援，他在精神上对她何等依赖。此前，在托洛茨基一生比较活跃的时期中，这样的事未必会发生。娜塔利娅在巴黎的逗留令托洛茨基回想起他俩在那里共同生活的那个遥远的年代。娜塔利娅离开了一两天以后，他写道：“我是多么想再看一眼我俩一块儿拍的那张旧照片，那时我们是多么年轻。……你现在在巴黎……在你动身的那天……我觉得很难受。……我走进了你的房间，抚摸着你的物品……。”他一再努力回想他们年轻时的模样，诉说失眠、厌倦和“由于近几年所遭受的痛苦”而导致的记忆力的丧失，但他要娜塔利娅相信，他的理性力量还未失尽，要她放心，并说有一个从巴黎来的同志是个很不错的医生，现跟他生活在一起，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的起居。9月11日他这样写道：“我最最亲爱的人，我们在王子群岛上要安宁得多。现在我已觉得不久以前的过去比实际更好了。但我们已把多少希望同法国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莫非我们已经老了？抑或这不过是我正在努力克服的精力暂时的急剧衰退？昨天，有两位老工人和一位教师来看望我。纳维尔也在这里。……我觉得很不舒服。谈话内容十分空洞，但我好奇地打量着这两位来自外省的老工人。”[1]

一周后，托洛茨基稍稍康复了一些，便写信给娜塔利娅说，他还卧病在床，曾经接待过一个拥戴者小组，跟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廖瓦在送走那些人回来后隔着被子拥抱和亲吻他，并附在他耳边轻声说：“我爱你，爸爸。”在多年的分别后，儿子的爱和赞扬使托洛茨基很感动。几天之后他又写信说，处在来看望他的年轻人中，他感到自己已经很年迈了，每天夜里他都会醒来，“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呼唤着娜塔利娅，“歌德不是说过，老年突然降临到我们头

上时才发现我们不过是群孩子吗？”娜塔利娅在信中回答说：“瞧，你是多么悲伤呀，你从来没这样过，我看见你面容苍白、疲惫而又悲哀。这太可怕了，这可绝不像你。你作着超人的努力，而你却在谈论什么衰老，这真叫人惊奇，你如何能够担负起如此巨大的重担。”但在内心深处他已承认自己无力完成使命了。多数情况下在封闭的圈子里循环的来访和谈话以及小集团的阴谋已很难使他精神振作起来。[1]

10月初，托洛茨基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为了彻底休息一下，他和娜塔利娅前往坐落在比利牛斯山脉脚下的巴涅尔一德比戈尔城，在那儿过了三个礼拜，游览了卢尔德城。[2]这座人类易于轻信的纪念碑既使托洛茨基开心，又使他愤慨。托洛茨基完全复元，急于工作。他从巴涅尔写信给鼓动他继续撰写《列宁传》的戈兰茨(Collancz）说，他现在可以集中精力着手此书的准备工作了。[3]就这样，从托洛茨基抵达法国时算起，已经过了3个月。抗议他入境的声浪已经平息下去。他继续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报界对他的逗留一无所知，只有来过圣巴莱的极少数朋友和好心人知道他的确切住址。廖瓦极其小心谨慎地安排了他们的访问。斯大林派成员未能跟踪侦察到他居住的地方，因此无法举行计一划中的抗议托洛茨基居留法国的示威游行。一位同情托洛茨基派的法国共产党员专程来到鲁昂观察地方党组织的动态，一旦必要便向圣巴莱报警。但本地的斯大林派成员一点儿都不知道托洛茨基就住在附近。政府确信托洛茨基能谨慎小心，因而取消了对其迁移自

由权的某些限制，允许他在除巴黎和塞纳省以外的法国各地居住。11月1日托洛茨基到了巴黎附近的巴比松，一个著名画派就是以该地的名字命名的。在那儿他住在城郊的一幢房子里。房子坐落在枫丹白露森林边缘的一个小公园里，对于那些贪婪的眼睛来说，这里十分隐蔽，而且还有哨兵和看门狗警卫着。托洛茨基与其在巴黎的拥护者保持着密切联系，信使定期从城里往返传送信件。冬天，他还在警卫员的护送下到首都去了两到三次。在巴比松，托洛茨基希望至少能有一年的时间不受任何干扰地撰写《列宁传》。看样子，不久前的消沉连一点儿影子也没留下。他恢复了自己日常的作息制度：早晨6点，屋里所有的人都还在睡觉，他就已经开始工作了，只在吃早饭时中断一小会儿，然后继续工作到中午。午饭后休息1小时，再接着工作。午后4点，托洛茨基、娜塔利娅和秘书们一块儿喝茶，然后大家各干各的工作直到晚上。晚上，房内住户和来访者组成了讨论俱乐部，托洛茨基是当然的主持人。他恢复了为写此书而做的研究工作：收集材料，研究乌里扬诺夫一家的过去、列宁的童年和少年时代、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和列宁精神成长的各个阶段，亦即与传记的第一部分、同时也是唯一竣稿的那一部分有关的那些问题。他想分析列宁的哲学著作，但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知识欠缺，于是转而研究逻辑学和辩证法的经典作家——亚里士多德、笛卡尔，特别是研究黑格尔。托洛茨基不允许其他计划分他的心。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请托洛茨基写一本类似于《大英帝国向何处去？》的《美国向何处去？》。这位不列颠工党的老师，研究美国立宪史和政治问题的著名权威这样写道：“我不知道有什么人能就这一题目写出更对美国人口味的书来。”[1]但托洛茨基不愿分心。

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热情地关注着法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作为休息，他撰写或是改写了有关白利安（Briand）、米勒兰(Millerand）、彭加勒（Poincare）、埃里奥（Herriot）的随笔和有关几部法国小说的书评。在托洛茨基的这些著述中，值得简要论述的是有关谢林（Celine）的《走到夜尽头》和彭加勒回忆录的文章。[1]写头一篇短文缘于谢林的处女作《走到夜尽头》。托洛茨基对作者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勇气、生活经验的丰富、观察的细致入微和语言的大胆泼辣赞不绝口，他写道，“谢林进入伟大的文学，即如他人回自己家那样”,“他震撼了法国的文学词汇”并赋予早已被学院派清教徒排斥的语汇以新的生命，植根于直溯拉伯雷的丰富传统，“如同第一个运用法语词汇的人那样”写了他的《走到夜尽头》一书。托洛茨基还对以彭加勒为其完美代表的法国资产阶级的因袭性提出了挑战。将谢林与彭加勒对比的想法是受了《走到夜尽头》书中的一个场面——彭加勒为狗展剪彩——的启发。“法国资产阶级廉洁的公证人”和第三共和国神性的庇护者“没有一点儿个性特征”——他身上的一切都是程式化的，都是模仿；他在演说和回忆录中表现出来的人格“犹如一个用带刺的铁丝做成的、缀满纸花和金银线的骼骼”。彭加勒满可以说“我是一个资产者，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一切我都具有”。在他对战败国德国提出的索赔要求中表现出来的贪婪和他那“已经成为某种真诚的绝对的”虚伪披上了传统法国理性主义的外衣。然而，法国资产阶级表述中的逻辑和清晰性与崇高的哲学传统间的关系恰如“中世纪的繁琐哲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关系一样”。“它们不是在现实生活中的三维空间中而是在文件的两维空间中观察这个世界的”。法国人素来以之著称的比例感，到了彭加勒那里业

已变成了“小比例感”。法国资产阶级从其祖辈那里“继承了一个丰富的历史服装存衣室”，他们用它来遮掩其顽固的保守主义，继理性主义之后，“护国主义宗教”对它来说就如宗教对盎格鲁一撒克逊国家的中产阶级一样。彭加勒以其名义讲话的、思想自由的法国资产阶级“将自己的本质属性投射到了本民族之中，而其他民族则将它归于圣父、圣子、圣灵”。法兰西对他来说乃是圣母。“护国主义弥撒是政治仪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谢林的功绩在于他揭露和否定了这一神圣性。在他描写的生活方式中，仅为了蝇头小利就杀人，在通行的道德框架中这不是绝无仅有的例外或极端之举，而几乎是理所当然的现象。然而，与其说谢林是思想上的革新者，不如说是风格上的，他本人就是一个疲惫而又绝望的资产者，“他对自己映在镜中的尊容是如此厌恶，以至动手打碎了这面镜子，直打得双手血淋淋的”。只属意欲用对谎言的极端仇恨和对某一真理的不信任来武装人的谢林，是不可能写出另外一本类似于《走到夜尽头》这样的书的，托洛茨基的结论是，如果谢林不彻底改变自己，他势必会被人们所遗忘（时隔不久之后谢林果真被纳粹的狂潮所迷惑并被它卷走）。

托洛茨基对马尔罗作品的意见也值得注意。他盛赞小说《人类的状态》展示了伟大而又独特的天才，如果说他不是首先提出这种看法的评论家的话，至少也是最先提出这种看法的评论家之一。托洛茨基请纽约的出版商在美国出版此书，他的推荐是这样写的：“只有那一个人准备为之献出自己一生的极其伟大的超人的目标，才能赋予个人的生存以意义。小说得出的这一结论当然与哲学式的训诫无缘，而是从头到尾都是艺术杰作的作品的结论”。[1]然

而，在较早写的一篇书评中，托洛茨基曾说过，在马尔罗身上有一种“廉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精神，吸引马尔罗的与其说是革命及其真正的斗士，不如说是竭力想要统治和支配工人阶级的革命的冒险家和“官僚主义的超人”。正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那样，马尔罗这种对“超人”的迷恋使他很容易先与斯大林主义、尔后又与戴高乐主义联系起来。但当时他还想把自己的斯大林主义倾向与对托洛茨基的好感和赞美调和起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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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比松，托洛茨基可以更加仔细地观察西欧的，特别是法国的那些拥护者们，他力求超越自己这一派别的狭隘范围来物色未来的第四国际成员。他对侨居法国的路特·费舍与马斯洛夫联合寄予了很大希望。托洛茨基在巴比松经常接待费舍，使德国的托洛茨基派成员大为恼火的是，他让她当上了国际书记处的成员。他还为前德国国会的共产党议员玛丽娅·里斯（Maria Reesse）的小册子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后者曾经揭露德共在1933年的恐慌和混乱状态，并宣布信仰托洛茨基主义。然而，时隔不久，里斯就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阵营，回到德国并发表言论支持纳粹。[2]

物色新成员的工作难于开展。同意为新国际工作的少数几个团体被自己内部的尖锐矛盾搞得四分五裂。一些如尼恩及其拥护者那样的老托派成员分裂出去以后在加泰罗尼亚省另组织了一个独立党派。在法国，在最好的情况下，所有托派团体也不过只有约百名成员，而《真理报》的发行数也不超过3000份。罗斯默在作壁上观。他写道：“在托洛茨基逗留法国的整整两年时间中，我和他一次面也没见过。他大约在期待着由我来迈出第一步，而我却盼望他先迈第一步。”[1]大约就在此时托洛茨基发现，罗斯默之所以不能与雷蒙·莫利尼耶共同工作不是没有原因的。托洛茨基对莫利尼耶“政治上的无责任心”十分厌恶，尽管莫利尼耶一家在他在法国生活时所发生的一切变故中给他提供了很大帮助。纳维尔“傲慢”、“缺乏革命精神和首创精神”也使托洛茨基伤心。[2]托洛茨基还曾和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谈过数小时话，此人当时还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但托洛茨基发现她“思维混乱”，对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政治一窍不通。“在随后的几年中，她作为一个带有天主教和神秘主义倾向的哲学家而名声大噪。有关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中的拥护者们给他留下的印象，托洛茨基在两年以后写给维克多·塞尔日的信中曾经谈到过，他说他们都是些“凡夫俗子”：“我到过他们的家，嗅到过他们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气息——我的鼻子没有欺骗我。”他所能指望的只有少得可怜的一些热情的青年工人和大学生，但就连他们也缺乏政治知识和经验，而且活动在工人

运动之外。托洛茨基的结论是：“我们应当寻找走向工人的道路。与此同时要回避那些极端革命的分子，甚至要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推开……。”[1]

这正是发生斯塔维斯基（Stavisky）案件的时期，这件丑闻暴露了第三共和国和它的那些部长、议员、警察局官员和报界耸人听闻的营私舞弊内幕。激进党是共和国在议会中的支柱，它也被深深地卷入了这一案件中，政府在斯塔维斯基案件的乌烟瘴气中几乎窒息而死。一些法西斯或半法西斯的同盟，尤其是“火十字架”和蒙面党徒在德·拉·罗克（de la Rogue）上校的领导下利用人民怨怼之机威胁要推翻议会制。1934年2月6日，他们组织了一个类似一次小规模的起义的行动，呼喊着“打倒达拉第！”的口号，攻击议会大厅。然而政变并未成功，过了还不到一个星期，这次暴动就引起了巴黎工人总罢工，在这次罢工中，社会党和共产党在经历了多年的睽隔之后，首次自下而上地组织了统一战线。发生这件事时恰值共产国际开始放弃其“极左”战略之际，遂使得2月12日产生的统一战线成了一个先例。7月份，共产党和社会党就“共同捍卫共和国以反对法西斯的任何进攻”达成了正式协议。激进党没有和他们联合，但它参加了次年产生的人民阵线。尽管如此，历史还是掀开了新的一章：达拉第的政府被统一战线所挽救，并且日益依赖统一战线的支持。法国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工人热情高涨，阶级斗争重新开始。

托洛茨基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极其重要的一点是，要让他的拥护者们站在群众运动的行列中去。既然他们已不可能回到曾经诬蔑他们和无情地迫害他们的共产党内，托洛茨基建议他们加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即在赖昂·布吕姆（Leon Blum）领导下的、得到

多数工人拥护的社会党（当时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还不是一个由办公室职员和小资产阶级组成的政党，像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样）。托洛茨基建议自己的拥护者们参加这个党，不是为了要他们接受这个党的思想，而是恰恰相反，是为了打入改良主义的城堡向改良主义提出挑战“并把自己的革命纲领带给群众”。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而是一个由一些公开竞争、争相扩大各自影响的各个团体和派别组成的联盟。在一个这样的组织中，托派成员完全可以为自己招募有利于第四国际思想的拥护者。这就是所有反对派集团在1934——1935年间所讨论的“法国式的转变”。到后来托洛茨基甚至向几乎所有的托派成员建议，在其各自的国家中也都采取类似的行动方式，亦即作为独特的团体加入社会民主党。[1]

托洛茨基以此默认他创立新国际的最初计划是不现实的，“法国式的转变”只不过是想要挽救这一计划的一次绝望的尝试。这个计划注定无法成功。个别情况除外，托洛茨基主义无法对社会民主党的普通党员发生影响。它与他们的思维习惯和改良主义传统有着很深的矛盾。托洛茨基无法挫败布吕姆在其本土的影响，而这恰恰就是他想要间接达到的一个目的。托洛茨基的拥护者们以小组形式加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这些小组既无威信也无声望，而且他们已经声明自己对该党公认的领袖和纲领采取敌对态度。他们只是使一些年轻人转而接受自己的信仰，但很快就在仇恨的墙上碰了壁。“法国式的转变”使托洛茨基派成员更加远离共产党群众，并助长了斯大林派的宣传声势。对于普通党员来说，说什么

托派分子加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仅仅是为了向改良主义宣战，这听起来只是个虚伪的托辞。党员们看到的只是社会党通过托洛茨基派成员加入该党而暂时捞到了政治资本，听到的只是后者在社会党的讲坛上大肆攻击斯大林主义。对托洛茨基主义原有的不信任由此转变为对“变节者和叛徒”的盲目仇恨。当然，与此同时，党员们还看到托洛茨基派成员大肆攻击社会党的领袖及其政策，并且正是为此才被开除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而这是在人民阵线依旧存在的条件下发生的，因此共产党为此鼓掌助威，甚至还赞同将他们开除。因此，“法国式转变”反而有利于使普通法共党员从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冷淡转变成为疯狂的仇恨。尽管这种差异十分细微，但它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西欧共产党人的情绪不知不觉地逐渐发生了转变，以至发展到对托洛茨基主义极端厌恶的地步，而他们就是怀着这种情绪对待大清洗的。

托洛茨基抵达巴比松后过了还不到6个月，这段相对比较平静的日子突然被打破了。他一直隐姓埋名，并且成功地隐瞒了自己的住处，甚至连朋友们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和他通信都是按约定地址进行。没有一封托洛茨基的信是从巴比松发出去的。他的一位秘书充当信使，负责在巴比松和巴黎之间传送邮件。但一件平平常常的小事破坏了所有这些复杂的防范措施，使之全都归于无效。4月的一天晚上，托洛茨基的使者由于稍稍触犯了交通规则而被警察局扣留了。警察局注意到此人回答问题时闪烁其词，且带有外国口音（信使是德裔政治侨民克莱门特），于是顺藤摸瓜，探知了托洛茨基就住在巴比松的秘密。由于法国安全部门的领导人小心翼翼地向警察局隐瞒了这一点，所以，地方宪兵很为自己的洞察力而欣喜，于是就大张旗鼓地公布了他们的这一发现。地方检察官在一个排的宪兵的保护下，协同从巴黎来的地方记者对托洛茨基进行审问。右翼报纸立即恢复了他们的抨击，《人道报》也再次与它并肩战斗。政府给吓慌了手脚。法西斯组织开始因政府为托洛茨基提供避难所而对它进行攻击。他们叫嚷说，这是这个“腐朽堕落”的制度所犯的罪行之一，斯塔维斯基案件已暴露了该制度的真实面目。宣传部长戈培尔从柏林散布谣言，说托洛茨基正在筹划共产党起义。仇恨第三共和国的小资产阶级被这场危机弄得惊恐万状，贪婪地捕捉报纸上有关托洛茨基这一神秘案件的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也乐于相信他们自己这一回就正是这位“欧洲的食人恶魔”想要捕获的猎物。《人道报》声称托洛茨基已经制订了一个反对法国民族利益的阴谋。为了平息这一场带有敌意的抨击浪潮，政府宣布它正准备驱逐托洛茨基，并已向他递交了驱逐令。但由于尚无任何一国政府准备接纳托洛茨基，所以政府并不要求立即执行驱逐令。

4月16日或17日，警察局命令托洛茨基离开巴比松。他家被人群团团围住。人们担心蒙面党徒或斯大林分子会暗害他。托洛茨基刮了胡子，并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以使自己不被别人认出来。然后不引人注意地溜出了家门。他到了巴黎，并在大学生住的简陋的顶楼里和儿子住了几天。但是由于禁止他在巴黎居住，因此呆在那儿很危险。于是，他丢下娜塔利娅上了路。他和亨利·莫利尼耶和范·海耶诺特去了南方，没有确定的目的地。此后托洛茨基在法国又呆了14个月，而在此期间，他不得不过流浪汉生活，或是隐藏在阿尔卑斯山间偏僻的小村庄里，这期间他时刻得把自己那颗高傲而又引人注目的头隐藏起来。

在警察局暗探的跟随下，托洛茨基从一地到另一地，从一家旅馆到另一家旅馆不断地迁移。直到来到沙莫尼克为止。地方报纸几乎立刻就公布了这一耸人听闻的消息。托洛茨基写道：“显然，警察局怀疑我对瑞士或意大利有什么图谋，于是就出卖了我。”他不得不重新上路。警察局严禁托洛茨基在边境地区居住。命令他在距巴黎至少300公里的小镇或村庄寻找自己的避难所。娜塔利娅在沙莫尼克和他相聚。在莫利尼耶和范·海耶诺特寻找新的避难所时，托洛茨基只能住进小旅馆里。可要住小旅馆就得进行“非常复杂的操作”，因为他不能用自己的真名，而警察局又不允许采用化名。最后，托洛茨基只好以国外出生的法国公民谢多夫先生的名义登了记。为了私人生活不受打扰，他和娜塔利娅又装成正在服丧期间，连吃饭都不出自己的屋。范·海耶诺特假装他们的侄儿，密切注意着周围的情况。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带有悲喜剧色彩的事：原来这家小旅店是保皇党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的活动中心，继续护送托洛茨基的安全部门的暗探和“忠实的共和分子”在餐桌前与他们进行激烈的争吵。“每顿饭后，我们的侄儿就会向我们讲述这些只有在莫里哀笔下才会出现的场面，半小时压抑的笑（因为我们正在服丧期间）至少能部分补偿我们在生活上的诸多不便。每逢礼拜天，娜塔利娅和我就要‘上教堂’，而实际上是去散步。这提高了我们在这家旅店中的威望。”从旅店出来后，他们又搬到村里的一幢小别墅里。当县长得知这个地址后，他高举着双手嚷道：“你们选择了一个最不适宜的地点！这是教权主义者的老巢，而且市长还是我个人的死对头。”托洛茨基已将这幢别墅租了好几个月，而且现在又要“破产”，因此拒绝搬出，直到报纸上又一则报导迫使他匆匆离开为止。[1]

过了将近3个月漂泊不定的生活以后，7月初，托洛茨基一家终于来到格勒诺布尔附近的多门，住在一位乡村教师波（Beau）先

生的家中。在这里他们住了将近11个月，完全与世隔绝。身边既没有秘书，也没有卫兵。在多门，只有两三个专门为此从境外而来的访问者造访了托洛茨基。秘书隔几周才从巴黎到这里来一趟。此外就是本地的几位教师不时来看望波先生。那时他的两个客人就和他们一起讨论当地中学里的事务。托洛茨基写道：“我们在这儿的生活与坐牢没有多大差别，我们被关在屋里和院子里，见到的人还没有监狱里允许探视时见到的人多，我们有一台收音机，可在有些监狱里大概也有这玩艺儿。”就连他们每日的散步也和监狱里的放风并无二致。为了避开人，散步时他们也只能在村里稍稍走一走，还不能走得太远，因为那样就得穿过邻村。巴黎来的邮件每月只到两次。在民主制下的法国，他们拥有的自由远比在王子群岛时少，甚至比在阿拉木图时都少。[1]

托洛茨基的工作比平常少，效率也大不如前，《列宁传》的写作毫无进展。10月，他以《法国向何处去？》为题，写了一本论述人民阵线前夜的法国政治的小册子。书里尽管有许多精彩之处，但却并未对标题中所提问题作出回答，或者说做出了错误的答案。托洛茨基是带着他观察德国局势时的那副眼镜来观察法国局势的。但那副使他得以清晰地预见到希特勒将要上台的眼镜却使他在如何看待法国前途的观点上产生了错误。他再次给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开出了正确的诊断。但他却再一次——而这次是错误地——以为“正处于疯狂状态的”下层中产阶级是在暴力活动中与工人阶级对立的最活跃的法西斯群众运动。“火十字架”的2月叛乱似乎为他的观点提供了某种证明。然而，德·拉·罗克上校却并未成为法国的希特勒，法国小资产阶级也并未开创一个类似于民族社会主义那样的运

动，这或是由于人民阵线的防范阻止了它，或是因为法国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传统与德国小市民的有所不同。法国30、40至50年代的政治史的特点之一在于，它曾多次试图掀起群众性法西斯运动，而每次都失败了。1940年第三共和国在德国入侵的战火中垮台。即便那时，在共和国的废墟之上诞生的也不是本国法西斯，而是贝当（Petain）政府的铁血专政。18年后的第四共和国也同样经历了军事政变。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法国反动势力和在19世纪时一样，采取了一种导向“刺刀统治”的准波拿巴或伪波拿巴形式，其统治方法和作用与集权法西斯的方法和作用截然不同。[1]

托洛茨基根据以上前提提出了他有关法国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思想。他批评多列士和布吕姆搞的统一战线是完全局限于议会手段和选举中的结盟，而不是发动工人从事反法西斯的非议会斗争，而这种斗争同样也可以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托洛茨基坚决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要协力防止希特勒掌权，但他的这一主张却遭到了共产国际的谴责。现在，共产国际又毫不犹豫地承认了统一战线，其目的仅仅是要使其蜕化，使其成为一种逃跑的战术、“议会迷”和机会主义，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这些做法报以嘲讽。由于命运的拨弄，现在请求布吕姆扩大他们的联盟、吸引激进分子“以便把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斗争结

合起来”的恰恰就是这个多列士。托洛茨基证实，人民阵线的这种做法不仅无法把下层中产阶级与工人联合起来，而且还会在他们中间挖开一道深渊，因为下层中产阶级现在反对激进分子和反对其传统的政党。他号召社会党党员和共产党员们：一旦必要，就成立工人民兵，拿起武器和法西斯斗争。在写于1935年3月的另一本小册子中，他再次重申：“再问一句：法国向何处去？”人民阵线的失败当然证实托洛茨基的批评多数是正确的，与此同时，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合行动也给了法西斯组织以致命打击，使之自此之后再没有恢复元气。人民阵线无疑一度鼓舞了工人阶级并极大地推动了工人运动。但后来，人民阵线的政策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导致小资产阶级的疏远，从而把国家抛入了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所处的那种反动的和令人沮丧的状况。而在1934——1935年间，法西斯的威胁有所减弱，托洛茨基呼吁采取非议会行动和成立工人民兵的号召显得不合时宜，因此没有得到任何响应。托洛茨基躲在其阿尔卑斯山区的避难所，观察着人民阵线最初的一些举措，在日记中写道：“这个僧团无可救药地毁了自己。它必将臭气熏天地垮台。”[1]从人民阵线的胜利到它在1940年臭气薰天的垮台已经没有几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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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32年年末，托洛茨基还跟他在苏联的拥护者们保持着联系，不断收到来自许多流放地和监狱的信件和通报。这些信函分别用俄语、法语和德语写成，多数写在粗糙的包装纸上，有时甚至是在烟盒纸上写的，内容涉及政治和理论问题，或是私人问候，

信件几经辗转，其传递方式非常巧妙，叫人难以置信：例如有一次，一个火柴盒掉在了托洛茨基的桌上，结果他从火柴盒里找出一篇用极其细小的字体写的政治论文。通信都保存在托洛茨基档案里，它把西伯利亚和北极风的气息、牢房里的臭气、血腥搏斗的回声、注定灭亡并已绝望的人们的哀叹——但也有清晰的思想和不灭的希望带到了王子群岛上。在通信持续期间，托洛茨基尚能感受到苏联的现实。但通信渐渐缩减到几近于无，而且早在托洛茨基离开王子群岛以前就已完全中断了。

在法国，他和苏联国内的反对派没有任何联系。当托洛茨基声明运动在俄国已经丧失了革命的首创精神、只有新国际才能使之复苏时，他心里想的是由于变节者的无休止的忏悔而显得更加暗哑的反对派的沉默。1934年2月，当托洛茨基还在巴比松时，他得知了拉柯夫斯基变节的消息。不难想象这一消息对他会产生什么影响。对托洛茨基来说，其他任何一位志同道合者都不如“朋友、战士和思想家”拉柯夫斯基那么亲密。拉柯夫斯基尽管年纪已大，但始终没有被迫害所摧垮。当几乎所有反对派领袖都已投降时，他还仍然坚持其反斯大林立场，在监狱和流放地中，他在道义上的威望仅次于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几乎在每一期《反对派通报》上都要刊登拉柯夫斯基所写或有关他的某些东西：拉柯夫斯基的文章、书信、以前的发言片断或反对迫害的抗议信。反对派每次遭受挫拆或出现大批变节者之后，托洛茨基总要把拉柯夫斯基树为光辉的榜样，并以之证明反对派依然存在。拉柯夫斯基的临阵脱逃使他伤心至极，对他来说，这标志着整整一个时代过去了。托洛茨基写道：“拉柯夫斯基的的确确是与革命老一代的最后一点儿联系。在他变节之后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1]托洛茨基在想，

这位老战士究竟是怎么啦？是疲惫终于战胜了他吗？还是像拉柯夫斯基自己声称的那样支配他的是这样一个信念：当苏联遭受第三帝国的威胁时他应该“与斯大林团结起来”？无论如何斯大林的胜利是十分圆满的。而且，在其后的几个月中，斯大林对业已忏悔了的对手的态度似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真诚，尽管党依旧在不断将“不忠实分子”开除出自己的队伍。

可是还没到年终，和解的表象突然被打破了。12月1日，9年前取代季诺维也夫担任列宁格勒党组织负责人和政治局委员的谢尔盖·基洛夫遇刺身亡了。按照官方公布的第一种说法，凶手尼古拉耶夫（Николаев）身后是一帮白卫军阴谋家，其活动受拉脱维亚领事的指使。关于党内反对派是否参与了谋杀的问题，根本就没人提。可要按照第二种说法，凶手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拥护者，而关于白卫军却只字未提。尼古拉耶夫和其他14个年轻人（他们都是共青团员）都被处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第三次开除出党。他们被关进监狱等待军事法庭审判。报纸和广播把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联系起来，说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以“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对斯大林心怀不满的人为目标的大规模恐怖行动开始泛滥。数千人被投进集中营。最后，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卫局几位主要领导人也被以“渎职”罪指控，被判处2到3年的监禁，判刑之轻令人惊讶。托洛茨基呆在他在阿尔卑斯山的小屋里，守着无线电收音机收听莫斯科的广播。广播说一个阴谋己被揭露，托洛茨基一边听一边随手记下他的评论。[1]他当即断定来自莫斯科的喧嚣仅仅是那些比基洛夫案件更重大、更加居心险恶的事件的前奏曲。他坚

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基洛夫被刺一案无关——对于他们这些老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没有什么比秘密采取旨在除掉某个人而不改变整个体制的行动更格格不入的了。他丝毫也不怀疑斯大林是在以刺杀为借口向反对派发动新的进攻。12月30日，在审判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人的消息公布的前两周，托洛茨基根据官方声明断定，国家政治保卫局事先知道有人在筹划谋杀，却别有用心地对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然如此，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尼古拉耶夫是一名在所有的反对派都已被镇压之后成长起来的共青团员，由于没有机会合法表达自己的观点，又未受过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教育，在绝望中便想用炸弹和手枪来抗议。托洛茨基断言，应当对这起事件负责的不是反对派，而是执政派。对尼古拉耶夫的企图，国家政治保卫局是知道的，他们只是把他当做一个小卒在利用。国家政治保卫局这样做达到了什么目的？据说尼古拉耶夫供认拉脱维亚领事促使他与托洛茨基联系并让他给后者写信。托洛茨基指出，国家政治保卫局计划只有在拿到尼古拉耶夫与托洛茨基通信的证据以后才“揭露”他的阴谋，由此可见，“领事”是在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尚未得到这些“证据”时，他们不会惊动尼古拉耶夫，因为他们确信自己有能力密切监视和指挥他的行动。国家政治保卫局失算了。尼古拉耶夫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尚未达到目的时就向基洛夫开了枪。官方种种说法之间的矛盾和尼古拉耶夫案审判上的严格保密正是由此而来。最后，仅以“渎职罪”审判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领导人以及对他们的判决如此之轻，原因也在这里。

托洛茨基的结论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既然无法从尼古拉耶夫那里得到有关他的伪证，便想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身上得到它。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分别判处10年和5年徒刑，但却允许他们公开声明与尼古拉耶夫没有任何联系，但由于在以往的岁月里他们对斯大林的批评可能已对这个恐怖分子产生了影响，因此可以认为他们是凶手的间接同谋。法庭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于是托洛茨基断定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肯定有一笔幕后交易：斯大林肯定许过诺，一旦他们同意将托洛茨基作为恐怖主义阴谋的领导人加以谴责，就为他们恢复名誉。托洛茨基写道：“据我所知，……斯大林围绕着基洛夫的死尸所拟订的战略设想并未给他带来桂冠”；事情的荒谬悖理使人有理由相信那些认为责任在斯大林及其幕僚的评论和传言。“正因为这样，斯大林只能破釜沉舟。他必须再搅起一团混水以掩盖这次挫折，而这团混水必须具有更大的规模，必须是在国际舞台上，而且还必须获得更大的成功……。”[1]托洛茨基在分析基洛夫案件之后预言了一个后来的确“是在国际范围内”设计的几次大审判的阴谋，但在这几次大审判中取代毫不起眼的拉脱维亚领事出场的，是被斯大林说成是托洛茨基的同谋的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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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洛夫案件很快就波及到了托洛茨基一家的命运。从1928年就被流放的他的两个女婿被逮捕。并不加审判地延长了他们的流放和监禁时间。他的前妻现已年逾60，被驱逐出列宁格勒，开始时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后来又发配到鄂木斯克州的一个偏远的村庄。由前妻抚养的3个外孙只得跟他们年迈的姨姥姥在一起，听天由命。亚历山德拉在给廖瓦的信中写道：“我能收到外孙们的来信。但却根本无法想象他们的生活。可以肯定，我姐姐的

日子不好过……尽管她总是在安慰我。我的身体马马虎虎，这里没有医生，因此我必须挺住。”[1]这一次，恐怖落到了托洛茨基的小儿子谢尔盖的头上，我们还记得，他是个学者，既不问政治，又避免与其父联系。从1929年以来他一直只与母亲通信，向她讲述自己的健康状况和科研工作上的成绩，询问全家人的生活情况——在他所写的全部书信和明信片里，对政治只字不提。恰好在基洛夫被刺杀的前几天，他又写信给母亲，谈了他的科研工作，谈了他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讲授的课程，谈了为讲授这些课程而需要他付出的努力，只是在信的最后几行里他暗示说，“有人正在酝酿某种使人不快的事；目前还只是一些谣言，但我不知道这一切会如何收场”。一周以后，即12月12日，他再次写信谈了他自己的科研工作，结尾却不无忧虑地说：“总之我的情况很不妙，比所能设想的要糟糕得多。”[2]处于极度焦虑中的父母惊讶得很，国家政治保卫局该不会把谢尔盖抓起来作人质吧？一连几星期他们盼望谢尔盖的来信。可是没有等来。全家的老朋友们，侨居维也纳的Л．C．克利亚奇科（Клячико）的遗孀游览莫斯科时打听了一下谢尔盖的情况，唯一的结果是人们不加任何解释地建议她立刻离开这个国家。

一连数周、数月和许多个不眠的夜晚父母都在思念着谢尔盖。最使他们心焦如焚的是一点儿消息也不知道。也许他的灾难是个人性的而非政治性的？也许，国家政治保卫局只不过是把他驱逐出了莫斯科而并没有关进监狱？他根本就不搞政治，这一点国家政治保卫局无疑是知道的。他们是否会在根本不通知斯大林的情况下就把他投进监狱？娜塔利娅似乎还存有一线希望，她问，求求

斯大林是否管用？托洛茨基说，没用，如果谢尔盖被关进了监狱，那也只能是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只有斯大林才会有这么重的报复心。他们是否在逼迫谢尔盖承认对他父亲的那些指控？可斯大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难道伪造证据不是终究会大白于天下的吗？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要抓谢尔盖呢？他们会拷打他吗？谢尔盖会屈服吗？[1]

儿子此刻正站在宗教裁判官面前受审的这种想法日夜萦绕在父母的心头。他们担心政治上尚不够成熟的谢尔盖难以经受这次打击。他们看到谢尔盖无端遭受迫害，就责骂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坚持要他跟他们一起流亡。然而，难道说他们能在自己前途未卜的情况下要求谢尔盖抛弃他的科研工作吗？他与完全投身于政治斗争的廖瓦完全不同。他们回忆着他们未能拯救的尼娜。他们回忆着谢尔盖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他对父兄那种生活方式的拒绝、对政治的厌恶和他那虽不平静但却不乏欢乐的少年时代，最后，还回忆起他对科学的绝对忠诚。不，他们不能要求他介入其父亲的事业。但这会不会让他以为自己被他们抛弃了、遗忘了呢？他们阅读俄国的报刊，在愈演愈烈的侮辱和谩骂“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前公爵、前伯爵和前宪兵的残渣余孽”的鼓噪声中寻找有关谢尔盖的蛛丝马迹，他们见到了一些亲朋好友的姓名，但没找到任何关于谢尔盖的消息。托洛茨基指出：斯大林“是足够聪明的，所以他不会不明白，即使是今天我也不愿与他交换位置……然而，如果最高（政治和道义）层次的复仇也未成功，而且，它也绝不会成功的话，那么（对于斯大林来说），他仍有可能以打击我的亲人来犒赏自己。”[2]

一想到斯大林由于抓不到父亲而向儿子伸出毒手，就使托洛茨基感到愧疚。在日记中和有关谢尔盖的札记中，他叙述了处死沙皇和沙皇一家的事，看起来这似乎与上下文无任何关系。他担心谢尔盖会成为他与斯大林之间的冲突的牺牲品，显然使他想起了另外一些无辜的孩子——即由于父亲的罪愆而被杀的沙皇的孩子。他在日记中写道：他并未参与通过处死沙皇的决议的事。最初作出这一决定的是列宁，托洛茨基刚一听到沙皇一家的命运时深感震惊。但他之所以回忆这件事却不是为了摆脱同列宁的干系或是为自己辩白。经过17年以后他证实，为了革命的利益，列宁的决定是必要的。托洛茨基写道，在国内战争进行到白热化的关头，布尔什维克当然不会给白军留下“一面他们可以在其下集合起来的活的旗帜”；而在沙皇死后，他的某个儿子也会有可能成为此类象征物。沙皇的孩子成了“构成君主制本质的一个原则——王朝的继承性的牺牲品”。日记中这段插笔所隐含的结论相当明确：即便承认斯大林有权消灭其对手——而托洛茨基当然不承认他有这种权力——他也没有任何理由迫害其对手的孩子。谢尔盖与他的父亲并不是靠一种王朝的继承性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段插叙之后，托洛茨基紧接着写道：“没有有关谢辽沙的任何消息，也许，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不会有他的消息了。长期的等待会缓和最初的焦虑。”[1]

但这种焦虑仍对托洛茨基产生了影响。他的心绪恶劣已极。他重新反复思考老年和死亡的问题。他还不满55岁，但已不止一次回忆不知是列宁还是屠格涅夫说过的这样一句话：“你们知道最可怕的罪孽是什么？是活到55岁以上。”他不无几分嫉妒地写道：“可列宁并未活到犯这种罪孽的年龄。”“我的身体状况不容我乐

观。犯病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症状越来越厉害，机体的抵抗力越来越弱。”“当然，我的生命的曲线仍会暂时上升，但总的说来，我已感到最后清账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他清醒地预见到将发生的事，写道：“只要能取消当初流放我的决定，斯大林此刻什么都愿意做。在下述两种情况之下……：一是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二是他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他必然会采取恐怖行动。当然，不排除还会有第三种乃至第四种情况……总之我们会看到的。即使我们看不到，别人也终将会看到。”他开始想到自杀，他在想，当自己体力耗费殆尽、无法继续斗争时，是否应该走这条绝路。也许他在想，他这么做是否能救得了谢尔盖？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一闪即逝的念头。尽管托洛茨基的精力大大衰竭，但在未来的岁月里面对远比这更加严峻的挑战，他表现出的生命力和果敢顽强仍使人惊奇。然而有时他也体验到一般中年人常有的危机，他常常陷入忧郁多疑。长期与世隔绝和消极无为造成的疲惫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1]

这是托洛茨基平生最消沉的时期。离开土耳其时还抱着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和乐观的希望全部訇然破灭了。他大举抨击斯大林投降希特勒的举动在政治上并未得到任何报偿。斯大林主义甚至利用这次投降来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利用人们害怕纳粹的心理，将欧洲的左派拉到了自己的一边。托洛茨基感觉到第四国际刚一生下来就是个死胎，尽管他对自己也不肯承认这点。他既无法摆脱他周围的环境，也无法与之妥协。只有当他对其创立第四国际的“历史使命”进行崇高的思索时，才能得到几分安慰。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想，如果没有列宁和他本人，俄国革命会是什么样子呢。他据此断言，他在创立新国际方面所做的工作是“不可取代

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就连他在十月起义和国内战争中所做的工作也无法与之相比。托洛茨基写道：“这种说法没有一点儿夸张之处。两个国际的垮台提出了一个这两个国际的任何一位领袖都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除我以外，任何人都无法完成越过第二和第三国际领导人用革命方式武装新一代的使命。而……最大的罪孽在于活过了55岁而不死！为了保证它的成功”，也就是说，要使能够将工人阶级引向革命的国际得以创立，“我必须至少不间断地工作5年”。[1]

在其一生事业的最低点上，他向命运发出了挑战，命运恰巧“又给了他5年时光”，却没有让他的工作“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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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已长达33年的共同生活的全部岁月里，他们从未像居住在多门的这11个月那么孤独。孤独和痛苦使他俩更加亲密。托洛茨基一再说，在最悲惨的时刻他“总是为她的性格力量而惊奇”。他们的爱情经历了事业的胜利和失败，过去幸福的余辉冲淡了这些日子里的悲伤。她的脸上早已满是皱纹，不安和焦虑使她的面部表情显得紧张。托洛茨基心疼地回想着她那生机勃勃、欢乐愉快、富于挑战意味的青春。“今天散步时我们登上了一个小山岗。娜塔利娅走累了，出乎意外地坐在了枯叶上，脸色苍白。……即使现在她的步态还很优美、从不疲倦、走路仍像年轻时那样，可最近两个月以来她的心脏有些不适。工作干得太多……她突然坐了下来，看样子是再也走不动了。她冲我笑了笑，好像请求原谅。我万分痛苦地为她的青春而惋惜。”她平静地肩负起了自己

的十字架。将自己的一生与丈夫的一生联系在一起。他所经历的每一场暴风雨都强烈地震撼了她。他的每一种情绪都渗透进了她的机体，他的思维的每种细微之处也在她身上反映出来。她并非是托洛茨基在政治上的同志，不像克鲁普斯卡娅与列宁之间的关系那样。因为没有孩子的克鲁普斯卡娅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工作者，是中央委员。娜塔利娅不仅没有她那么积极，而且也不像她那么关心政治。“她尽管对政治上的日常小事不乏兴趣（托洛茨基原话如此）,却往往无法将它们联结成为一个匀称的画面。”一个充满爱心的丈夫是无法更加明确地表示他对自己妻子的政治判断力的怀疑的。但重要的不是这些：“当政治逼到面前，并要求给以全面的回答时，娜塔利娅总是能从其内心的音乐中找到正确的音调。”[1]托洛茨基对其妻子这种“内心的音乐”常常十分理解，其实，当托洛茨基在日记中描写自己的妻子时，多数情况下都写的是她正在聆听音乐。她个人的兴趣往往只和艺术有关。她具有非凡的理解、观察与表达的能力，这从她的日记就能看出。托洛茨基的学生们有时对她的政治见解感到惊讶，对此，托洛茨基说：“敏感的人往往能本能地感觉到她天性的深度。……谁要是在从她身边走过时对她淡漠或俯就而不能察觉她体内蕴含的力量，那么，你就可以信心十足地断定，他们是肤浅平庸之辈。……一切市侩行为、庸人作风和胆小怕事都休想瞒过她的眼睛，尽管她对人们的小缺点极度宽容。”对她的“内在力量”是不容许有一丝一毫怀疑的。在他几乎支持不下去的最艰难的时刻，正是她支持他挺住，并在他身上重新激励起肩负十字架的力量。在多门，他不无感激地发现，她从未因为谢尔盖所遭受的不幸而责备他，她对他隐藏了自己的痛苦。有时候，她的悲伤仅只在类似这样一些话里流露出来：“他们不会驱

逐谢尔盖的，··…为了从他嘴里掏出点儿什么，他们会拷打他，然后就把他干掉。”她隐藏起自己的感情，投身于工作，操持家务，帮助丈夫写作，和丈夫讨论读过的法文或俄文小说。托洛茨基写道：“她的嗓音使我感到强烈的痛苦……这嗓音略有些嘶哑，是从她胸腔的深处发出来的。在她痛苦的时候，她的嗓音反而会压低，仿佛是她的心灵在直接倾诉。我是多么了解这温柔而痛苦的嗓音啊。”有一次他写道，许多日子以来，娜塔利娅想的更多的不是谢尔盖而是他的前妻，她说谢尔盖终究会没事的，而年过六旬的亚历山德拉未必能挺过流放。[1]

向全世界的良知发出呼吁也许能解救谢尔盖，娜塔利娅怀着这一线希望写了一封为谢尔盖辩护的公开信，登在《反对派通报》上。[2]她说明谢尔盖是完全无辜的，并不惜有损其自尊地讲述了谢尔盖如何由于反感政治以至对父亲怀有敌意的情况。难道近几年的事件改变了谢尔盖的情绪而使他转变到反对派立场上来了吗？“如果可以这样认为的话，我倒会为他感到高兴，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谢辽沙承受落在他身上的打击要容易得多。”可遗憾的是，这种推测是不现实的：她从许多人那里了解到“最近几年中，谢辽沙依然远离政治。而对我本人来说，甚至根本不需要这类旁证……。”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学校当局应该知道这一点，因为毫无疑问，他们肯定一直都在监视着谢尔盖，而“其子曾是我们孩子房中常客的”斯大林同样也清楚这一点。她向著名的人道主义者，诸如罗曼·罗兰、安德烈·纪德、萧伯纳等这些“苏联的朋友”发出呼吁，请他们出面说话，并建议国际委员会对基洛夫案件之后出现的大规模镇压活动进行调查。“苏联官僚集团不能凌驾于全世界工人

阶级舆论之上。至于工人国家的利益，对它的行为进行一番严肃的调查，其结果只会对它有利。我将提供……有关我儿子的一切必要的信息和文件。如果说经过长久犹豫之后我仍决心公开提出有关谢尔盖的问题，那么我这样做的原因却不是因为他是我儿子。这一理由对一个母亲来说可说是绰绰有余，而对政治行为来说却远不够充分。但是，谢尔盖一案十分简单明了，是蓄意和罪恶地滥用权力的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调查起来将轻而易举。”但呼吁并未得到任何结果。

由于偶然的机缘，大致也就在娜塔利娅发出这一呼吁的同时，托洛茨基重读了大司祭阿瓦库姆（Aввакум）的自传。这是俄国的一位色彩鲜明、遐迩闻名的旧教神父，他生活在18世纪混乱时期以后。阿瓦库姆捍卫“真正的”希腊正教，反对其严厉的对手尼孔（Никон）大主教。尼孔大主教按照上流社会的意愿改变了教堂仪式并对祈祷仪式书作了修改。阿瓦库姆揭露了教会等级制度的贪污受贿，起而捍卫受压迫农民的利益。他被免除教职、投进监狱、发配，先到西伯利亚；然后又到蒙古边境，遭受毒打，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但他却拒绝忏悔。他的家人也跟着他受苦。他这个体贴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一度也想过，为了拯救他的亲人，屈服也许是值得的。他的孩子们由于疾病和饥饿在流放地相继死去。在西伯利亚，阿瓦库姆写成了他那部在俄国文学中构成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自传。他继续努力宣传他的思想，而他那“一个为真理而受难的英雄”的声誉也很快就传遍全国。对于敌人来说，作为流放犯的阿瓦库姆比在王位旁边更加危险。于是，敌人把他押回莫斯科烧死了。[1]尽管隔着岁月和意识形态的深渊，托洛茨基仍不能不颤栗

地感受到他与这位传奇性的叛乱者的相似性。俄国的变化有多大而又有多小呀！就连阿瓦库姆妻子的灵魂也仿佛化身为娜塔利娅站立在他的身旁：

昨天，当想到落到我们头上的打击时，我向娜塔利娅讲述了大司祭阿瓦库姆的生平。他们——一个造反的大司祭和他忠实的妻子——磕磕绊绊、步履满珊地前往西伯利亚。这位疲倦已极的可怜女人常常一头栽倒在雪堆里。阿瓦库姆讲述道：“当我走近她跟前时，她，这个可怜的人责备我说，这种磨难还得持续多久。我回答说：‘马尔科芙娜，直到死。’她叹了口气，说：‘随它去吧，彼得罗维奇，我们还是上路吧。’”[1]

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受苦受难，“直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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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已无法再在多门逗留下去了。任何一次将法西斯组织推至前台的政治上的向右转和为共产党补充力量的向左转都有可能剥夺托洛茨基这个不可靠的避难所。这时发生的是向左转。基洛夫案件之后，斯大林派对“世界反革命领袖”的诋毁已经达到如此野蛮和歹毒的地步，以至随时都会导致暴力。[2]即使是在阿尔卑

斯山这座被人遗忘的小村庄里，托洛茨基也没有安全感。托洛茨基讲述道，就在这些日子里，一次当他和娜塔利娅孤零零地坐在自己的小屋里，紧张沉默地听见有两个男人高唱着《国际歌》走近他们住的小屋。以前唱着这首歌来的只能是朋友，而现在连敌人和凶手也可以这么做。他们感觉自己就像两代人以前的老一代民粹主义者，他们来到乡村教育和解放农民，而鞭笞他们和对他们用私刑的恰恰就是那些农夫。

政府再也不能无视斯大林派的抨击了。1935年5月，拉瓦尔（Laval）去了莫斯科，就苏一法同盟一事与斯大林进行谈判，并带回了一份令人惊讶的联合声明。按此声明，斯大林保证说将支持达拉第和拉瓦尔的防务政策。在此之前，原则上是反对这一政策的法国共产党领袖立即采取了“爱国主义的”立场，人民阵线立刻形成。托洛茨基有充足理由认为，现政府会毫不迟延地执行在此前一年已经交给他的驱逐令。由于任何国家都不愿接受他，所以他担心自己会被驱逐到遥远的法属殖民地，很可能是马达加斯加。1935年春，托洛茨基提出了到挪威避难的请求。挪威刚刚举行过大选，工党当政。这个社会民主党十分特别：它曾是共产国际的成员，尽管在1923年与其脱离了关系，但并未加入第二国际。自然可以指望这个党会为托洛茨基提供避难所。当时侨居奥斯陆的德国托洛茨基派成员瓦尔特·赫尔德（Walter Held）他向领导该党激进派的非常同情托洛茨基的该党著名领袖之一奥拉夫·舍夫勒（Olav Schöffle）提出了请求。官方的答复过了一些时候才到。托洛茨基曾在一篇文章中批评挪威人在掌权之后摒弃了共和国的传统而与国王妥协，他料想这年事会刺痛挪威人。但在6月初，他得到通知，挪威允许他前去避难。6月10日，托洛茨基离开多门前往巴黎去办签证。但就在此时碰到了障碍。挪威政要对政府的这一决定十分不满，竭力破坏此事。托洛茨基没有领到签证，不得不推迟动身的准备。法国警察局怀疑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为在巴黎定居而寻找借口，便命令他在24小时、最长不得超过48小时之内离开法国。他作了让步，同意先回多门，但警察局却不允许。托洛茨基提议允许他呆在一家私人诊所以便等候来自奥斯陆的最后答复，但怀疑他又在跟警察局耍花招的警方连这也不同意。托洛茨基在巴黎著名的外科医生罗森塔尔家住了一两天。6月12日，托洛茨基向挪威首相发报责备说，他在离开自己的居住地以后一心指望首相的许诺兑现，可现在“法国政府以为我在骗它，要求我在24小时之内离开法国。我已生病，我妻子也是个病人。处境绝望。请求立即采取有利的决断。”[3]处境的确糟糕至极。因为托洛茨基一文不名，不得不借上路的盘缠。挪威人仍然要他争取得到第二次进入法国国境的许可，可这在他得到挪威的入境许可之前是无法办到的。最后，由于舍夫勒的努力，托洛茨基才终于得到只允许他逗留6个月的签证。他急急忙忙与巴黎的朋友们辞行：“我在巴黎见到了许多同志。这位声望卓著的医生的住宅出乎意料地成了列宁派布尔什维克的司令部。所有的房间里都在举行讨论会，电话铃声响个不停，一批又一批的新朋友络绎不绝。”[2]他描写这一场面的笔法令人想起1928年他被驱逐出莫斯科时的情形。但这种描写只不过是文学手法上的模仿而已：莫斯科的分别是一个伟大斗争时代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端，而这次在巴黎的告别，既不是结束，也不是开端。

像1916年他被驱逐出法国以前那样，托洛茨基又给法国工人写了一封“公开信”。他告诉工人，他在流亡法国期间被迫保持沉

默。“最‘民主’的部长和最反动的部长一样，都把保护资本主义奴役方式当做自己的使命。我属于这样一个革命的政党，其宗旨恰恰是要推翻资本主义。”他抨击那些斯大林分子说：“两年以前，《人道报》每日都在喋喋不休地说什么：‘法西斯分子达拉第把社会法西斯分子托洛茨基请到法国来，就是为了在他的帮助下组织对苏联的武装干涉。……’众所周知，如今这些先生们又断定与‘法西斯分子’达拉第在一起的是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了。他们如今已只字不提法国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武装干涉，相反，他们认为法国资本家与苏联官僚集团的军事同盟是和平的保障……他们又说什么托洛茨基的政策是为希特勒而非为埃里奥和达拉第服务的……。”他义愤填膺地指出，斯大林主义是世界工人运动的“最大的溃疡”，要医治它只能“用烧红的烙铁来把它烫掉”，工人应当重新集合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旗帜下。“我们是带着对法国人民炽热的爱和对法国工人阶级光辉未来的不可动摇的信心离开的。我相信，或迟或早劳动人民会把资产阶级拒绝给我提供的待客之道还给我的。”[1]经过黯淡、虚掷的两年以后，他终于离开了法国，并且再没有回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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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托洛茨基逗留挪威期间的故事，听起来就像易卜生的戏剧《人民公敌》题材的宏大的翻版。易卜生讲述的是斯托克曼大夫的悲惨遭遇。他一直被所有同胞看做是高尚的典范，直到他揭示出人们财富的来源已被污染的真相并因此有破坏该市繁荣的危险时。于是他的身为市长的哥哥和“激进派”朋友们便开始无情地疯

狂地反对他，一心把他置于死地。现在我们也到了易卜生的国度。但这次的人民公敌是个从国外来的流亡者，而且所说的不是挪威一所疗养院的自来水管已被污染，而是革命已被歪曲，这些并不重要。戏剧、场面也与之一模一样，连易卜生笔下的剧中人，尤其是儿孙两代伪激进派分子的遗传特征在此都是一清二楚的，甚至就连他们的“人民使者”也出场了。跟以前一样，他们瞬间就会转变自己的立场，就能形成舆论。在人群中我们同样可以分辨出一到两个孤身捍卫人民公敌的谦恭而又勇敢的霍尔斯特大尉的后继者。变化了的只是时代，而作用力更强大，冲突更严酷。一开始就预兆不祥。挪威人不但在为托洛茨基提供避难所一事上十分勉强，而且还给他规定了许多与法国相差无几的限制。并且保留了在距首都一定距离之外确定他的居住地的权力。6月18日，托洛茨基刚刚踏上挪威国土，农场主全国联盟就抗议允许他进入本国，6月22日，抗议信就已提交国会讨论了，但这并没有马上产生结果。显然反对派是在利用托洛茨基的到来给政府制造些麻烦。保守的资产阶级对“食人恶魔”怕得要死，根本就不可能给他找到一个立脚之处。没有一家房主敢接受托洛茨基做他的房客。政府要求托洛茨基保证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托洛茨基作了保证，条件是：所谓不从事政治活动意指不干涉挪威的内政。政府后来证实它所指的是放弃任何政治活动，也就是说，他们提出了任何一个政治侨民都无法接受、同时也不能强迫其服从的要求。与托洛茨基对话的那些人居然还自命为正统共产主义的异端，这一事实只能更加暴露他们的行为如何卑鄙了。

尽管如此，在托洛茨基抵达时，政府和工党的领袖还是举行了一次热闹的集会，以显示他们的慷慨大度。他们的《工人报》是这样欢迎托洛茨基的到来的：“政府的决定会使挪威工人阶级和一切客观公正的人们感到欣喜。避难权不是僵死的字母，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挪威人民认为……托洛茨基来到他们的国家乃是他们的荣幸。”他们不细谈他们对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争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有关这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明确的观点。但他们否认斯大林有权“迫害和驱逐一个如列夫·托洛茨基这样的人，因为他的名字在俄国革命史上将永远与列宁并列在一起。这个人尽管立下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勋，却被放逐出自己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之下，任何一个民主制度理应把为其提供避难所当做愉快的职责……。”[1]党的缔造者和领导人马丁·特兰梅尔（Martin Tranmmael)以个人名义发来了欢迎信。许多大臣都肯定地说，允许托洛茨基入境的条件、签证上的6个月期限及对其迁徙自由的限制都不过是一纸空文。政府要求工党党员，出版家康拉德·克努德森(Konrad Kmidsen）帮助托洛茨基定居。克努德森发现已无法租到房子，便提议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住在他家里。[2]

党的3位领导人―特兰梅尔、司法大臣特利格威·赖伊(Trygve Lie）和《工人报》的主编很快就正式拜会了托洛茨基。会面十分尴尬。挪威人旧事重提，说1921年他们在莫斯科就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问题与托洛茨基、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进行过谈判，特利格威·赖伊插话打断了这段回忆，他向托洛茨基指出，托洛茨基必须恪守不从事政治活动的诺言。托洛茨基回答说他根本就不想干涉挪威的内政。特利格威·赖伊嗣后肯定地说，他当时要求托洛茨基不从事“任何与任何友好政府敌对”的活动。有个见证人回忆说，“托洛茨基拒绝卷入与我们进行的有关政治问题的讨论之中，

只谈天气”。但来访者在履行此次拜会的官方职责部分以后，突然换了一种同志式的口气，竟然讨论起政治问题来，并尽情地沐浴在一个他们为其提供避难地的伟人的光环中。他们请托洛茨基向《工人报》就重大的国际问题发表详尽无遗的长篇答记者问。根据同一位见证人的说法，托洛茨基很冷淡地回答说司法大臣刚才还禁止他从事任何政治活动。来访者们耸了耸肩，笑了笑说，这项禁令纯属一纸空文，不过是走走形式，无非是为了平息议会内的反对派。而司法大臣则向托洛茨基保证，他发表自己的看法根本不会违反允许其入境的条件。此时的大臣本人早已成了一个贪婪的记者。于是托洛茨基详尽地回答了他的提问，借此机会对斯大林的政策和基洛夫被刺案后的肆无忌惮的恐怖活动进行抨击。7月26日的《工人报》发表了答记者问。编辑部在按语中大事赞扬，以致读者丝毫也不会怀疑，为了让他们了解托洛茨基的观点，司法大臣本人也费了不少辛苦。这样一来，“最初的误解”烟消云散了。执政党对待托洛茨基不再像对待一位流亡者，而像对待一位贵宾。国会议员和记者们争相向他献媚，一段时间里，在奥斯陆左翼圈子中，谁吹嘘自己已蒙这位伟大的流亡者亲自接见，谁顿时就身价百倍。

6月末，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住进了克努德森的家。他的宅邸坐落在奥斯陆以北大约50公里霍涅弗斯附近的一个名叫维克斯哈尔的村庄。在这个宁静而又和平的国家里享受着朴实、善良的一大家人的热情好客和礼遇，使他们得以从前不久的那一番磨难中康复过来。克努德森是一个稳重的、百分之百的工党党员，与托洛茨基主义相距甚远——他之所以肯给十月革命的领导者提供庇护，是出于博爱的考虑，同时也是为了让庸人难堪。主客双方十分默契地从不涉及存在歧见的政治问题。有关这一点，克努德森是这样说的：“在托洛茨基逗留我家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之间连最微小的误解都没有产生过。托洛茨基工作太忙，不愿耗费时间去进行无谓的争论。他在这儿做了好多工作。我从未见过一个在生活习惯上像他那样精确、井井有条、一板一眼的人。在没病的情况下，每天早晨他都是5:20或5:30起床，到厨房稍微吃点儿东西后就开始工作。他做什么都小心翼翼、蹑手蹑脚的，生怕打扰什么人。他对我家的所有人都十分尊重，做事很有分寸，对他的这一特点，我感到我没有足够的词汇加以描述。娜塔利娅的举止也同样如此。我们都亲切地称她是“大家中的小主人”。“他们的生活需求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1]

从1917年以来，托洛茨基还是第一次不必隐姓埋名地生活在“警卫同志”的保护下或警察局的监视之下。院门白天黑夜都是敞开着的，村民们随时可进来进行友好的谈话。国外也时常有人来访：他们是住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德国侨民、法国人、比利时人和美国人。美国人中还有刚从中国回来的哈罗德·艾萨克（Harold Isaacs)，他在那儿呆了好几年。他是有关这个国家及其共产主义运动的珍贵信息的来源（他正好在撰写《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托洛茨基为该书作了序）。到维克斯哈尔来的还有沙什曼和加入托派的著名的美国社会主义者穆斯特（Muste）。争吵不休的法国人也来过几次，他们请托洛茨基做他们的仲裁人。他们在应否退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而组建一个独立政党的问题上无法取得一致意见。雷蒙·莫利尼耶创办了自己的鼓吹退出支部的报纸《公社报》。这一做法引发了一场公开论战，并最终导致托洛茨基和莫利尼耶的决裂。如果不是这场争论竟持续了许多年，并且十分可笑地与托洛茨基一家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话，它根本就不值一提。托洛

茨基在法国时不能自由地与朋友通信，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抓紧通信，因而通信的数量大大地增加了。托洛茨基开始撰写一本新书，书名定为《被叛卖的革命》。[1]

9月19日，托洛茨基因寒热病和浑身乏力而住进了奥斯陆市立医院。在病房的一片寂静中他沉湎于悲伤的思考。他写道：“从我躺在马德里监狱的床铺上不无惊讶地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到那里时起，已经过了几乎有20年了。我记得我当时大笑起来……笑呀笑呀，直到睡着为止。而现在我再次不无惊讶地想，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到了这儿，到了奥斯陆医院？”[2]放在床头柜上的《圣经》使他想起了过去，想起了敖德萨监狱里的囚室。37年以前，他曾在那里用好几种语言出版的《圣经》文本学习外语。“遗憾的是我无法保证，再次见到这本熟悉的旧书时会有助于拯救我的灵魂。但读一本挪威语《圣经》会有助于我研究一个慷慨待我的国家的语言和它那……我从小就十分喜爱的文学。”经过多次检查后，托洛茨基出院了：灵魂未得到拯救，健康却一去不返。12月的多数日子他是卧在床上度过的，如他后来所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个月”。

妨碍托洛茨基身体康复的是一些新愁旧虑。他所进行的“组织工作”徒劳无功，这使他感到压抑。法国的托洛茨基派成员无休止的争吵烦扰着他。他在给廖瓦的信中写道：“至少得给我4周的‘假期’，并要求分部不要再给我任何信件，这是绝对必要的。……否则，我的工作能力将不可能得到恢复。这些讨厌而又烦琐的意

气之争不仅使我无法从事更加重要的工作，而且会让我失眠、得寒热病和其他病。……请你在这一点上决不要通融。如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也许在2月l日吧，我将能够重新听命于你。”[1]但在此后的数周数月中，他却不止一次因为廖瓦用那些“琐碎的纠纷”打扰他而责备后者，并对“法国集团愚蠢的阴谋”表示“绝望”。[2]托洛茨基的通信十分清楚地显示出，在大多数未来的第四国际的其他分部中，情形也好不到哪儿去。除此之外，俄国所发生的事件和谢尔盖下落不明也使人揪心。向莫斯科间接查询所得到的官方解释是，谢尔盖并未被捕，而只不过是被“软禁”了，旨在不让他与父亲联系。可娜塔利娅给住在莫斯科的谢尔盖的妻子寄了一笔数目不大的钱，却被退回到奥斯陆银行，附言是收款人不详。这还不算，手头拮据也使托洛茨基担心。出版商的预付款刚够他支付迁居挪威的费用和偿还欠亨利·莫利尼耶的钱，这笔账他想在与莫利尼耶派决裂之前还清。从9月29日托洛茨基在奥斯陆医院写给哈罗德·艾萨克的信中可以判断，他在金钱方面的处境何等困难，托洛茨基在信中请求帮助他度过“财政危机”：他的住院费每天须交10克朗，而他拢共只有100克朗。[3]

恰恰是在圣诞节前夕托洛茨基和克努德森以及几位年轻的挪威人动身前往霍涅弗斯以北蛮荒的山区，指望在新鲜的空气里进行几天体育锻炼会改善他的身体状况。他们动身的日期应该记住——1年以后，在对拉狄克和皮达可夫的审讯过程中，维辛斯基断言，皮达可夫与托洛茨基的秘密会晤恰好就在这个时间；皮达可夫

本人供认他从柏林乘飞机抵达奥斯陆，然后从机场坐汽车直接去见托洛茨基。这些证词遭到了挪威当局的否定，他们证实1935年12月末以及在此之前和之后的数月中没有一架德国飞机曾在奥斯陆降落。托洛茨基的旅伴们也证实没有人能坐汽车抵达他们和托洛茨基所在的那个地方。“那年的冬季格外寒冷。那地方根本就没有道路，到处覆盖着北极的冰雪。这一点我们记得很清楚，因为在旅途中托洛茨基掉进了一个冰雪的陷阱之中。我们都穿着滑雪板，而托洛茨基的滑雪技术不高明，因此我们不得不组织一次完整的救援行动，而且当时还十分担心。”[1]

此后不久，由于又一次连医生也感到吃惊的托洛茨基身体状况的急剧变化——他复元了，并重新开始写作《被叛卖的革命》一书。此后的6个月中他一直忙于写作此书，直到把它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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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叛卖的革命》一书在托洛茨基的文字工作中占有十分特殊的位置。这是由他亲手写完的最后一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他的政治遗嘱。在此书中他对苏联社会作了最后一次分析，并对其直到斯大林时代中期的全部历史作了概述。在他的所有著作中，这本书是最复杂的一部。此书既显示了托洛茨基的力量，也表明了他的弱点。书中充满大量有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所遇到的困难和工人国家中官僚集团的作用问题的新颖独特的思考。作者同时还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的国际地位，并力求前瞻未来，而且还大胆地提出了尽管有部分错误的预言。该书是对其时

代的一次深刻的理论研讨，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创造性的发展，也是号召在苏联进行革命的“新托洛茨基主义”的宣言。托洛茨基在此书中充分展示了他的才华：他既是一位高度客观的思想家，又是业已被打垮的反对派的领袖，而且还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小册子作者和论战者。该书中论战部分形成该书的最通俗的部分，并使它的客观性与分析性论证黯然失色。由于其丰富的思想和创造性的方法，《被叛卖的革命》是本世纪中最出色的论著之一。它既能给人以教益，也能把人搞糊涂。对它的理解是如此众说纷纭，这是任何其他政治著作所不能企及的。就连此书的书名本身也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套语之一。

《被叛卖的革命》是托洛茨基对斯大林时代关键时刻的一个批评性反应。莫斯科官方刚刚宣称苏联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可在此前不久，莫斯科还满足于谦虚的说法，即“社会主义的基础”才刚刚奠定。工业化刚取得一点儿成效，集体农业的巩固刚刚显示出最初一些表面的征兆，人民生活前不久才有所改善。30年代初的饥馑和血腥屠杀刚刚过去，斯大林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世界上最民主的”新宪法的确应当反映新的时代：宪法正式取消了对过去的有产阶级的歧视，规定了平等的普选权。这就是假定，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再需要有某种特殊的宪法来加以保障，因为实际上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已然诞生了。然而，宪法在赋予公民以平等投票权的同时却剥夺了所有人的选择权和投谁的票的权利。与以前的苏联宪法不同的是，它使一党制神圣化。那些宣传家们断言，这一体制和一个坚如磐石的政党与一个没有阶级冲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本身是相适应的，而多党制却只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对抗性。

但这同时又是一个不平等持续扩大的时代，高、低工资之间的差距很大，“社会主义竞赛”演变成了一场为了争夺特权与生活必需品而进行的野蛮的殴斗，斯达汉诺夫运动将这种殴斗扩展到了全国各工厂的每一台车床和煤矿的每一个掌子面，少数人的富足与多数人的贫穷对比以最令人厌恶的形态出现。曾猛烈抨击“平均主义”的斯大林成了一些暴发户的首领。他刺激他们的胃口，嘲笑约束他们的怯懦和顾虑，将新的不平等当做社会主义的成就而大肆赞扬。新的等级制度也已经形成。它的等级划分十分严密，级别、称号和特权分明，漫长的权力阶梯上的每一个台阶都以惊人的精确性标了出来。在武装力量中，放弃原先的“无产阶级民主”，走向新的集权制现象表现得最明显，军队又恢复了沙皇时代的军衔制。在庆祝进入社会主义的礼炮声中，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类似于复辟时期的气息。国家的教育体制和精神生活深受影响。20年代曾经使得许多外国教育工作者赞不绝口的进步改革被当做极左迷误而受到批判。民族主义的墨守成规和旧式的家长制式的纪律越来越深地渗透进学校的每个年级和每间教室，毒害着年轻一代的思想和心灵。官僚们对科学、文学和文艺的监督已经成为令人无法容忍的折磨。在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国家都不明智地强行实施着一种绝对权力，将自己美化为社会利益的最高保护者。独裁者被吹捧为各族人民之父、一切智慧的源泉、人类的恩人和社会主义的创造者。

托洛茨基通过把斯大林主义的现实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对比的方式否定了斯大林的这一野心。他指出，社会所有制形式占主导地位还不是社会主义，尽管它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繁荣为前提。社会主义是不能建立在当时苏联所充斥的匾乏和贫困的基础上的。它们只能导致极端不平等。斯大林滥用了马克思共产主义两阶段的原理：在低级阶段社会实施“按劳取酬”，在高级阶段实施“各取所需”。斯大林宣称苏联已经处于低级阶段。托洛茨基指出，斯大林是在滥用马克思的权威来为自己所实施的不平等辩护。尽管马克思确实早已预见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平等仍将保留，但他从未想过，它会像在斯大林统治之下所发生的那样扩大到骇人听闻的地步。苏联社会只不过是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半路上。它既可能向前进，也可能向后退。它的前进仅仅取决于它的不平等将在何等程度上被克服。不平等的扩大证明了社会在倒退。

斯大林的专断和肆无忌惮是倒退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列宁在其著作《国家与革命》中引用了已经被人们忘记了的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原理，使其成为布尔什维主义的习惯思想。现在，托洛茨基捍卫这一思想以反对斯大林的篡改。他坚持认为国家不消亡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国家是阶级冲突的产物，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存在。即便是在初级阶段上，社会主义也意味着阶级对抗和政治强制手段的消失。而到了社会主义阶段，国家只应保留其纯粹的行政管理的功能——而且它“管理的是物，而不是人”。列宁所想象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种“半国家形态”，它是按照巴黎公社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它的官员应由投票选举产生和替换，而且支付给他们和工人一样的工资，为的是不让他们有可能形成一种与人民格格不人的官僚集团。但在落后而又孤立的俄国，这一计划却是无法实现的。向社会主义的迈进应以国家强制性力量消失的程度来衡量。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和国家地位的强化本身就否定了斯大林所谓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论断。斯大林证明国家是不会在一个国家中消亡的。对于托洛茨基来说，这只不过等于间接承认社会主义同样也不可能在一个国家中建成。然而，强化国家力量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资本主义的包围”，因为斯大林恐怖的锋芒所指首先是“国内的敌人”，即共产党反对派。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一批评大部分是“教条主义”的。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一批评十分重要。因为它粉碎了斯大林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野心，把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的实践区分开来。托洛茨基力求给马克思主义学派提供这样一种立场，以便使它能否认斯大林主义想让它承担的道义责任，并且使其得以宣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无须对斯大林的恐怖统治承担责任，正如十戒和山顶布道无须对神圣宗教裁判所的行为承担责任一样。这一论证不仅具有道德或历史的意义，而且还对共产党员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赫鲁晓夫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宣称苏联已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其依据是，斯大林在30年代就断言社会主义已经建成。这和斯大林的断言一样不现实。按照托洛茨基的观点，苏联社会尽管已有了巨大进步，但离社会主义仍很遥远。由于苏联的思想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全部思维都与社会主义业已建成的教条相关，而且迄今总是在围绕着这一教条而形成的观念的怪圈中运行，因此，将托洛茨基的标准用于分析当前苏联的现实生活势必会导致对斯大林主义遗产的更加彻底的修正，其程度将远远高于苏联在斯大林死后第一个10年中所进行的修正。

《被叛卖的革命》是托洛茨基对官僚集团的一份经典起诉书。托洛茨基又一次在“普通女工和扼紧了她们咽喉的官僚主义者的冲突”中站在了女工一边。托洛茨基认为捍卫特权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支柱，因为特权赋予斯大林的政策以某种统一性，该政策将热月政变精神、外交手腕和破坏共产国际结合在一起。统治集团捍卫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利益，压制国内人民的不满，对抗国外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冲击。托洛茨基分析了党的机关、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和所有军官队伍的管理者集团的社会构成，他们总计已达居民总数的12——15％，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构成了一个重要的阶层。他们深知自己的分量，由于享有特权，他们已趋于保守，全力以赴地维持国家和国际的现状。

托洛茨基不满足于只对官僚集团提出起诉，他再次考察了官僚集团是如何和为什么能在苏联取得政权的问题，官僚集团占上风的可能性是否隐藏在一般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之中。他走得比他以前的回答更远，并且更加清晰地强调苏联在“匾乏和贫穷”环境下恢复不平等的客观原因。但他同时又强调，某些这类因素在任何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中仍将反复出现，因为任何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都无法彻底根除不平等现象。甚至美国这样一个“最富有的工业化国家……也还无法实施按需分配劳动报酬”。这个国家也同样在为相对匾乏所苦，这迫使它即使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也必须保留劳动报酬上的差别。所以，紧张状态和社会冲突并不会消失，尽管它们的表现形式要比任何一个不发达国家缓和得多。因此，“官僚主义倾向……即使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也将到处显现”。[1]马克思和列宁都清楚这一点。马克思曾经谈到保留物质财富不平等分配的“资产阶级权利”“在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列宁认为苏维埃共和国在某些方面仍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尽管它的管理是按照无产阶级民主精神实施的。但只有斯大林时代的经验才表明了问题的真实范围究竟有多大，并使人密切关注后资本主义产生的这个社会中的矛盾。革命政府既应保留不平等，同时又要同不平等现象作斗争；它的这两种做法都是为了拯救社会主义。政府应当鼓励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和行政管理人员，以保证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并迅速发展经济。但与此同时，政府还应力求减少并最终取消特权。

总之，只有当社会财富增长超过人类的幻想、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普及能够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时，这一矛盾才

能解决。而在这些条件没有充分满足以前，革命的国家“从一开始就带有双重性：一是社会主义性，因为它保留了对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形式；二是资本主义性，因为生活资料的分配是按照资本主义的价值尺度进行的，所以带有由此而来的一切后果”。指出这一矛盾和这种双重性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并对之加以清晰的表述，是托洛茨基对他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最重要的贡献之一。[1]

在回过头来分析苏联社会时，托洛茨基承认，他和列宁都没有预见到“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会与真正的苏维埃民主水火不相容，而且，由于促进和扶持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铁的必要性”，国家竟不会“消亡”。这样一来，对苏维埃民主制的破坏，其原因就不仅仅是斯大林的阴谋，因为它无非是更加广泛的客观进程中的一个主观方面。托洛茨基写道，斯大林政府带有任何革命政府都具有的“双重性”，但在这个政府中，资本主义成分“依赖社会主义成分而获得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就其实质来说，官僚集团是不平等现象的传播者和保卫者”，由于商品严重不足，所以它像警察那样行动“以维持秩序”。它“知道”该给谁而谁却得等一等。然而，“分配财富的人是从来都不会漏掉自己的。于是从社会需求中便会产生一个机构，它远远超出了其社会所必要的功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因素，与此同时，也成为整个社会机制的最大危险的源头。……群众的贫困和文化上的落后再次在一个手持大棒的统治者的狰狞形象中体现出来。”[2]

托洛茨基问道，苏联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是否已经达到足以消除社会主义因素的地步了呢？他再次坚决否定了这种观点，

即认为官僚是一个“新的阶级”，苏联人民正遭受着“国家资本主义”的剥削。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看，没有资本家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本身就是矛盾的。至于官僚，它并不具有作为一个阶级所应具有的社会单一性，而一个阶级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有赖于它所掌握和管理的生产资料。充其量仅只实施管理功能这一点并不会使苏联工业界与国家的领导人成为一个阶级，尽管他们全都像对待自己个人的产业那样对待国家和工业。斯大林主义所鼓励的不平等，其存在只限于个人消费领域。特权集团不可能占有生产资料。与任何剥削阶级不同，他们不可能有权对别人的劳动实施监督并能获得日益增多的财富这种形式来发财。就连他们的特权和权力也与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形式交织在一起。因此他们必须保卫这一所有制形式，这样，他们也就履行其从社会主义观点来看是必要的和进步的功能，尽管在他们履行这一功能时社会需要付出十分重大的代价。

托洛茨基指出，斯大林统治的国家中的社会平衡并不稳固。最终取胜的不是社会主义因素就是资本主义因素。不平等现象的逐渐增多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管理者集团不会永远只满足于消费上的特权。他们迟早会力争形成一个新的有产阶级，靠剥夺国家成为托拉斯和康采恩的股东和所有者。“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异议，即对于大官僚来说，只要能保证使他有必要的收人，采用怎样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都无所谓。这种论断不仅忽视了官僚主义者权力的不稳定性问题，而且也忽略了其后代命运的问题。……他们的特权如果不能作为遗产留给儿孙，那么这特权也就只有一半的价值。但遗嘱权和所有权是不可分割的。只做一个托拉斯的经理还不够，必须还得是股东。官僚集团在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领域里的胜利意味着它已成为一个新的有产阶级。”托洛茨基写道，斯大林是不会领导这种“转变”的。他的制度是建立在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正在转变成为新的资产阶级的那些官僚们因而必然会同斯大林主义发生冲突，而鼓励官僚主义这种积聚财富倾向的斯大林无意中不仅破坏了他自己的统治，而且会破坏所有革命成果。托洛茨基觉得这种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他毫不犹豫地指出，1936年的宪法“为一个新的有产阶级的复活创造了前提条件”。早在20和30年代中，托洛茨基就认为，官僚集团或它的一部分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潜在的代理人。但如果说过去他曾把官僚集团视为富农和耐普曼的辅助势力的话，那么现在，在这些阶级都已被“消灭”以后，他认为官僚集团是一支独立的力量。[1]

从回溯的角度看，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苏联的官僚集团不仅没有攫取生产资料，而且在未来的10年中也仍是社会所有制形式的保护者。但应当指出的一点是，托洛茨基所说的官僚集团蜕变为新的资产阶级，这只是数种可能性中的一种。他相当谨慎地指出，不要把可能性当成现实性。他特别强调指出的一点是，他是在斯大林反平均主义倾向和反早期布尔什维主义达到顶点的时候探讨这一史无前例的复杂而又神秘的现象的。理论家从不认为任何东西是理所当然的。他无法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这些倾向会释放出一种深深敌视社会主义的强大而又独立的力量。作为“正统列宁派”和反抗革命原则的双重复合体的斯大林，有时显然已把俄国带到了复辟的边缘。托洛茨基毫不怀疑斯大林不会跨越这道界线，但他担心别的人会踩着斯大林的尸体最终跨越这道界线。[2]

恐惧也同样压迫着斯大林，因此他对他的官僚也十分狂暴，并《

在与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斗争的借口下在连续的大清洗中大量地消灭官僚们。大清洗的成果之一是防止了管理者集团联合成为一个牢固的社会阶层。斯大林唤醒了他们身上发财致富的本能，并用这种本能套住了他们的脖子。这是经常的恐怖造成最不为人所知、最少被人讨论、然而又非常重要的后果之一。尽管一方面大恐怖消灭了老布尔什维克的干部，迫使工人阶级和农民俯首贴耳；另一方面大恐怖又不断地改变着整个官僚集团的成分，使它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不允许从原生质中或阿米巴变形虫阶段中滋生出有其社会政治身份的、有生命力的顽强的机体来。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管理者集团有这种愿望，他们也无法成为一个新的有产阶级。站在自己的企业和集中营的交叉路口的管理者集团是无法着手积聚资本的。斯大林“消灭”了富农，还不断“铲除”新资产阶级的萌芽，在这方面，他采取了自己特有的野蛮的独裁方式，但他这样做的前提则是托洛茨基也默许的。无论如何，潜在的官僚资产阶级并非托洛茨基的杜撰，但他显然夸大了它的生命力和它自我实现的能力，就如同他当初夸大了富农的力量一样；却对斯大林的狡猾、顽强和残酷无情估计不足。斯大林采用的在国家中刺激和压制资本主义因素的方法对托洛茨基来说不仅格格不入，而且也是他无法理解的。托洛茨基始终认为，只有自觉而又积极的工人阶级才能制止国家的反社会主义倾向。

但与此同时托洛茨基也知道，苏联工人不愿起而反抗官僚集团的原因是，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仇恨官僚，但担心“推翻官僚集团将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当官僚集团仍在继续履行其必要功能时，工人“便会认为它是其自己的部分成果的卫士。一旦他们看到有其他的可能性时，他们必然会把不诚实的、无耻而又不可靠的卫士赶跑的。”这是多么矛盾的说法呀！同一个社会集团，可以成为新的有产阶级而消灭革命，又在某种程度上仍不失为革命的保卫者。托洛茨基也知道，“那些教条主义者是不会满意于”他对局势的评价的，“他们想要的是绝对的公式：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当然，如果社会现象永远都具有完整性质的话，那么社会问题无疑会简单得多。但是他不肯把现实强行塞入简洁的公式并“为了逻辑的完整性”给“尚未完成的过程盖棺论定”。面对全新的和“动态的社会构成”，理论家只能提出一个工作假设，让事件来验证它们。[1]

早在30年代，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战后时期，所发生的事件便已推翻了官僚集团会变成新的有产阶级的假说。当时，国防的需要和资本主义制度在东欧和中国的灭亡极大地巩固了苏联经济的国有化结构。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出于自身的考虑而促进或帮助了东欧和亚洲的革命，由此有力地遏制了自身的资产阶级倾向。在国内实行的工业化，苏联工人阶级数量的激增，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工人阶级自信心的提高都具有抑制资本主义成分的倾向。在斯大林死后，官僚集团也被迫对群众的财产平均主义一再作出让步。当然，国内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因素之间的紧张状态仍然存在。由于这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结构所固有的特征，这种紧张状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仍将存在。管理者、行政人员、技术人员和技工们仍是享有特权的集团，但他们与劳动大众之间的鸿沟已经缩小。50年代中期、末期以及60年代初期国内这些矛盾因素之间的平衡已与托洛茨基写作其《被叛卖的革命》时有明显不同。托洛茨基本人也已经预见到了事件会如此发展的可能性：

在苏联体制内部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由于它与

腐朽的资本主义相反，发展了生产力，为社会主义莫定了基础。为了满足上层，它又把资本主义的分配规则引向更加极端的地步，因而为资本主义复碎作好了准备。所有制形式与分配方式之间的矛盾不会无限制地扩大。或是资产阶级规范将以某种形式扩大到生产资料领域；或是相反，分配标准与社会主义所有制相适应”。[1]

过了20——25年以后，当斯大林的后继者们开始虽不情愿，但却坚定不移地贯彻使分配方式更密切地适应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的政策时，事件的发展就是如此。托洛茨基关于新的有产阶级抬头的假说是悲观的、无根据的，尽管它反映了平衡状态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因素极其不利而且危险的形势。托洛茨基对革命后国家所作的动态矛盾的分析尽管有些“悲观主义”的味道，但它迄今仍不失为理解嗣后社会演变过程的一把最好的钥匙。

为了反对这一“贪婪、虚伪而又无耻的统治者集团”，为了铲除新的有产阶级的萌芽，托洛茨基提出了在苏联进行“政治革命”的纲领。他写道：“摆脱危机的和平出路是没有的……还没有一个魔鬼会自愿削掉自己的利爪……苏联官僚集团是不会不经战斗就放弃自己的阵地的。”“落后国家中的无产者命定会完成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而根据现有全部资料看，无产者还须以反对官僚集团的第二次附加革命来补偿它所拥有的这一历史特权。”[2]托洛茨基所宣扬的是“政治革命”而非社会革命：它将推翻斯大林的统治制度，但并不改变现存的所有制关系。

这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前景：马克思主义者从未想到在进行社

会主义革命以后还得重新号召工人起来斗争，因为他们以为工人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民主国家，这是不言而喻的。如今，历史已然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同资产阶级制度有多种统治方式―君主制、共和制、立宪制和独裁制——一样，工人国家的政治存在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从官僚专制制度到通过民主的苏维埃实施统治。托洛茨基证明，如同法国资产阶级不得不用1830和1848年的政治革命——在其进行过程中发生变化的是统治集团和统治方法而非社会的经济结构——来“补充”1789至1793年的社会革命一样，工人阶级亦应对十月革命予以“补充”。反对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是本着自己的阶级利益而行动的。工人阶级亦应合理行动，将其国家从专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这样的一种政治革命与恐怖主义活动无任何共同之处：“个人的恐怖行为是失去耐心或已经绝望的个人的武器，他们往往是属于年轻一代官僚的。”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只有在得到绝大多数工人的公开拥护时，他们才能成功地完成社会革命，这一点已经成为公理。因此，当工人还把官僚集团当做是“其成就的卫士”时，托洛茨基不会号召立即采取行动，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是不会起来反对它的。托洛茨基提出的是革命的思想而非革命的口号。他提出的是与斯大林主义长期斗争的方向而非对直接行动的指导。

托洛茨基如此表述他的革命纲领：

问题不在于以一个领导集团取代另一个，而在于改变管理经济和领导文化的方法本身。官僚独裁专制制度应当让位于苏维埃民主制。国家今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恢复批评权和确立真正自由的选举。这必须以恢复苏联各政党的自由（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党的自由）和以行业工会的新生为前提条件。将民主带入工业领域意味着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对计划进行彻底的重新审核。对经济问题的自由讨论会降低官僚主义的错误和挫折所造成的附加开支。造价昂贵、华而不实的设施——各种会议宫、新剧院、装门面的地下铁道——的建设都要压缩，工人住宅的建设要扩大。“资本主义分配方式”要严格地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以便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使其让位给社会主义的平等。要立即废除头街，把勋章等一类丁当响的小玩意儿投入坩锅。年轻人有可能自由地呼吸、批评、犯错误、成长。科学和艺术要摆脱束缚。最后，对外政策要回到革命的国际主义传统上来。[1]

托洛茨基在此列举了早在他赞成改革的那一时期中就已为人所熟知的一些要求。他只在一点上向前跨进了一步，这也就是要求“真正的选举自由”。但在这个问题上他面临着两难选择：他既抛弃了一党制原则，但也不赞成无限制的政党自由。他退回到了1921年以前的公式，当时他曾说苏维埃政党自由的复兴亦即拥护十月革命的政党自由的复兴。可由谁来判定哪些是“苏维埃政党”而哪些又不是呢？例如，孟什维克是否亦应有可能充分利用“复兴”的自由呢？托洛茨基没有回答这些问题。无疑，他会认为这些问题是不能脱离具体情况事先解决的。与此相仿，在对待平等的问题上他也十分小心。他从未说过什么要“取消资产阶级分配标准”——这些标准应予保留，而只是说要将它严格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应当“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而逐渐排除这些标准。这样一来，政治革命就理应给管理人员、行政人员、技术人员和技工保留某些特权。而如果说连他本人有时出于论战的狂热而毫无顾忌

地说出“推翻”或是“废除”官僚集团的话，那么，以上的解释则将这一课题置于更加真实的背景之上。托洛茨基心中所想的是坚决缩减而非消灭官僚特权和管理者的特权。

这一纲领在提出了四分之一世纪以上之后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其中所包含的多数思想在斯大林身后推行的改革运动中再次出现。但一个问题也跟着产生了：托洛茨基主张在苏联进行政治革命的必要性的同时是否对前途持有一种过分教条的观点？他是否违背自己的警告而给“未完成的过程盖棺论定”了呢？根据《被叛卖的革命》的全部精神实质可以明显看出，他没有看到任何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无论是在托洛茨基生前还是在斯大林时代所剩的那一段时期中的确都没有出现过。在这一时期中，苏联也未曾有过进行政治革命的机会。这是陷于绝境的时期：斯大林主义这个结，无论用快刀斩乱麻的方法还是其他方法都解决不了。任何革新纲领，无论是革命的还是改革的，都是幻想。但这并不能妨碍托洛茨基那样的斗士寻找道路。然而，他在其中探索道路的恶性循环的怪圈在许多年以后才被一系列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打破。当这一切发生之时，苏联开始首先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背离斯大林主义。而这些改革都正是由托洛茨基已经说过的那些因素引起的：即经济的进步，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和苏联孤立的结束。与斯大林主义的决裂只能逐渐进行，因为在斯大林时代的末期没有、也不可能有能够并愿意以革命方式行动的政治力量。除此之外，在斯大林身后的第一个10年期间，“从下面”也未曾出现过任何一种哪怕是有利于改革的、自主而有能力表达自我的群众运动。由于斯大林主义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早已成为一种时代错误，所以对苏联来说，与斯大林主义决裂乃是历史的必然，所以领导集团本身应当主动与之决裂。例如，由于命运的捉弄，斯大林的追随者们开始消灭斯大林主义并违反自身意愿部分地执行了托洛茨基的政治遗嘱。[1]

他们是否能继续并且完成这一工作呢？政治革命是否仍是必要的呢？乍看起来，进行革命的机会如托洛茨基生前一样渺茫，与此同时，进行改革的可能性则更加现实。正如列宁曾一度指出过的那样，任何革命都必须具备如下条件：a）统治者无法像以前那样继续统治；b）、处于不幸、绝望和狂怒中的被统治者拒绝像以前那样生活；c）、有一个充满决心并有能力充分利用所能出现在它面前的一切可能性的革命政党。然而这些条件在这个国家中未必会实现。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不断发展，富有生命力，生活水平日益改善，人民大众受教育的机会前所未有，在他们面前展现的是社会不断进步的前景。在一个这样的国家中，人民的希望与领导集团的自私之间的任何冲突（苏联社会始终深受这种冲突之苦）与其说会导致革命的爆发，不如说会增强有利于不断改革的压力。因此历史证明，正确的是那个在12或13年中为改革而斗争的托洛茨基而不是那个在其生命的最后5年中宣扬革命的托洛茨基。

但这只是一个初步的结论。工人国家中的官僚集团问题的确是如此新颖和复杂，以至不可能得出最终的结论。而我们也无法

事先判断：官僚集团在放弃特权方面能走多远；在一党制条件之下，有利于改革的人民的压力会具有怎样的力度和效应；以及“垄断”制度是否会逐渐解体而成为一种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允许有言论、结社自由的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强制性和对抗性的消失，隐含在其中的社会紧张会在何种程度上缓和或是消失？人民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消除官僚集团和人民之间的对抗性？只有比任何哲学想象的意外情况更多的生活经验才能提供答案。无论如何，本书作者宁愿把如何最终评价托洛茨基有关政治革命的思想的任务留给下一代历史学家来解决。

在此应当提及的是托洛茨基在《被叛卖的革命》一书中对自己的苏联热月政变这一概念所作的修正。我们已经说过，20年代中，这一抽象的历史相似性曾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引起过激情和不安。我们还曾指出，那是个活人被死人抓住的例子。[1]大约10年之后我们看到在挪威一个小乡村里的托洛茨基仍然在同1794年的法国幽灵搏斗。我们记得，只要托洛茨基赞成在苏联进行改革时，他就否定那种最早由工人反对派提出的观点，即俄国革命衰退到了热月政变或后热月政变阶段。托洛茨基论证说，热月政变是斯大林政策中所包含的一种危险性，但尚未成为事实。在最初的流亡岁月中，托洛茨基仍旧捍卫这一立场，这使他既与敌人对立也与朋友对立。但当他判定反对派应当成为一个独立政党和苏联的政治革命不可避免以后，他经过思考得出结论：苏联早已生活在后

热月政变的时代里了。

托洛茨基承认，历史相似性与其说能启发人的智慧，倒不如说能使人的头脑更加混乱，尽管如此，他仍详尽地阐述这种相似性。托洛茨基指出：当他和他的朋友们认为热月政变是反革命和复辟时，他们错了；在他们对热月政变作了这样的界定后坚持认为俄国不曾有过热月政变时，他们是正确的。但这个判断却是错误的和反历史的：最初的热月政变不是一次反革命，而不过是“革命范围内的反动阶段”。热月政变分子并未破坏法国革命的社会基础和1789至1793年间所形成的新的资产阶级财产权关系。但在这一基础之上他们确立了反人民的统治，并为拿破仑的执政和帝国时代准备了舞台。在苏联，可以与之相比的事件早在1923年就发生了，当时斯大林镇压了左翼反对派，并在十月革命的社会基础之上建立了反无产阶级的制度。托洛茨基始终把法国革命的日历摆在面前，进一步指出，斯大林的统治带有波拿巴的特征，因此苏联生活在如同拿破仑执政时期的条件下。从这种前景看，复辟的危险是完全现实的。在法国，在热月政变和波旁王朝的复辟之间隔了20年。托洛茨基关于进行新的革命并回到苏维埃民主去的号召则是“平等会”秘密执政内阁所提的回到第一共和国的口号的回声。

这样一来，托洛茨基开始越来越多地“召唤过去的幽灵”，马克思认为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独有的特征。英国清教徒祈灵于旧约中的预言家，雅各宾党人则祈灵于罗马共和时代的英雄和美德。马克思指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不单单是为了“滑稽地模仿过去，而是真诚地想要重新找回革命的精神”。[1]马克思相信，社会主义

革命无需借用过去的服装，因为它对自己的性质和目的有清晰的认识。的确，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并未给自己穿上一套这样的服装，而且他们也不需要以前革命的象征物。但在最近的几年中，他们却从雅各宾党徒那里承袭了他们的所有噩梦和恐惧。即“清洗”噩梦和对热月政变的恐惧，并以自己的行动在自己的想象中将它们大大地夸大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为了简单地模仿，而是因为他们是在与相似的困难作斗争，并力争以另一种方式来解决这些难题。他们转向黯淡的过去，为的是不重蹈覆辙。况且，尽管布尔什维克确实未能避免在内部斗争中兄弟相残的恐惧，但他们终究得以避免那种导致雅各宾派走向毁灭、法国革命走向终结的完整的宿命怪圈。纠缠着布尔什维克的对热月政变的恐惧则是自卫和自我保护心理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常常是以非理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如今托洛茨基也承认，10多年以来反对派一直敲着警钟要人们警惕热月政变，却并未清晰地认识到热月政变的先例的意义。难道说现在他本人对热月政变的意义认识得更清晰了吗？

法国革命中的热月政变是近代历史中最复杂、最神秘的现象之一，这一点部分地说明了人们之所以不理解它的原因。在雅各宾派内部发生过一系列斗争，在这一过程中，领导着党的中间派的罗伯斯庇尔消灭了党内的右翼和左翼——丹东的信徒和埃贝尔分子。但在此后，热月政变分子推翻了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统治的终结标志着他那一派以及整个雅各宾党的衰落。热月政变之后不久雅各宾党人俱乐部就被解散了，不复存在了。热月政变用“法律和秩序”的统治取代了罗伯斯庇尔的“恐怖专政”，使已遭受多次失败的巴黎平民彻底失败。他们取消了罗伯斯庇尔的准财产平均主义的粮食分配制度，废除了罗伯斯庇尔保持的粮食最高限价。因而使得资产阶级可以放手从事有利可图的买卖、积聚财富并取得他们即使是在帝国时期对他们也是禁区的社会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在革命力量衰落、人民大众失望和冷漠的背景下，一个革命的制度从人民阶段转入反人民阶段。

只需简要地描绘一下热月政变的不同方面就足以看出断言俄国在1923年即已经历了自己的热月政变的托洛茨基错在什么地方。反对派在当时的失败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件可与雅各宾党的垮台和解体相比的事件。它与早在热月政变前发生的左派雅各宾党人的失败更为相似。在托洛茨基撰写《被叛卖的革命》时，苏联已经站在了大清洗的门坎上；而在法国，“清洗”是雅各宾时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只是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以后断头台才停止运转。热月政变实际上是对无休止的清洗的绝望情绪的一次爆发，多数热月党人都是在大屠杀时期侥幸活下来的前丹东信徒和前埃贝尔分子，他们侥幸逃过了对这两派的屠杀。在俄国，如果1936年至1938年审判过程结束后，残余的布哈林反对派和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功地举行反斯大林政变的话，那才与热月政变相似。

另一个差别也许更重要。热月政变导致法国社会革命的终结和财产关系的改变。而在苏联，这一过程在斯大林上台后并没有终止，相反倒是最急剧的变革——农业集体化是在他的统治下进行的。当然，无论是1923年还是在斯大林时代的任何其他时期，盛行的都不是“法律和秩序”，哪怕是极端反人民形式下的“法律和秩序”。20年代初和热月政变时期只有一点是相似的，即人民革命力量的衰落和群众的绝望和冷淡。在这种条件下，罗伯斯庇尔力求使雅各宾党的残余留在政权里却未成功，而斯大林竭力保留布尔什维克的专政，亦即他那一派的专政，却成功了。

当然，在斯大林反对财产平均主义的政策中掺有许多热月政变的调料。有趣的是，1921年，当孟什维克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说成是“苏联的热月政变”时，无论列宁还是托洛茨基都未进行过抗议。相反，他们还庆贺自己和平地搞了一个类似于热月政变的事件，既未破坏自己的党，也未丧失政权。托洛茨基在1921年曾经这样写道：“不是他们（指孟什维克）而是我们自己作出的诊断，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保留无产阶级政权而必须对小资产阶级的热月政变情绪和倾向所作的让步是共产党作出的，它既不会破坏体制，也不会使党丧失统治地位。”[1]斯大林也对其官僚集团和经理集团的“热月政变”情绪和倾向作了很大让步，“既未破坏体制，也未丧失统治地位”。无论如何，正是这一历史相似性使得托洛茨基在1921年几乎是夸耀地说他和列宁搞了半个热月政变，因而他在1935年断言，苏联已在热月政变的条件下生活了12年。但就连托洛茨基本人也未察觉：这样一种相似性的确是与其说能够启发人的智慧，倒不如说只能把人搞糊涂。

托洛茨基本来可以向斯大林提出更有历史根据的指控，即斯大林确立了与罗伯斯庇尔相似的恐怖统治，并在这方面远远超过了后者，但托洛茨基自己过去的经历和布尔什维克传统不允许他提出这样的指控。应当提醒的一点是，1903至1904年间，当托洛茨基与布尔什维主义第一次决裂时，他曾指责列宁为雅各宾主义者，而列宁则以骄傲地宣称自己是20世纪“无产阶级的雅各宾党人”来作答。列宁和托洛茨基心中所想的不是同一个罗伯斯庇尔：列宁指的是在反对吉伦特党人的斗争中保证了革命胜利的罗伯斯庇尔；而托洛茨基所指的却是那个将自己的同志送上断头台的罗伯斯庇尔。不仅在列宁的心目中，而且在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目中，一个世纪后业已进入革命“先贤祠”的罗伯斯庇尔遮掩了指挥“清洗”的罗伯斯庇尔。身为布尔什维克的托洛茨基后悔曾用罗伯斯庇尔主义指控列宁，因此不愿再以此指控斯大林。在以

往的岁月里，布尔什维克对雅各宾主义的推崇和赞扬使得托洛茨基最终与罗伯斯庇尔认同，这使他把自己的敌人视做热月党人，尽管他们实际上不是。当然，他所敲响的警钟大大有助于唤醒全体布尔什维克、包括斯大林派成员提高警惕性。除此之外，在苏联仍然还存在着某种热月政变式的情绪，在任何一个工人国家里都可以发现它的存在（与“资产阶级因素”和“资产阶级分配方式”一起）。40和50年代中，拥有变幻莫测的充沛力量的俄国革命在规模和冲力上远远超过了法国革命。无论如何，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我们只会对这一奇特现象感到惊奇，即热月政变的幽灵居然能如此长久地徘徊在俄国舞台上，而且存在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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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在《被叛卖的革命》一书中的真正的和表面上的悲观主义在托洛茨基力求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苏联的影响的章节中也有所表现。他指出，新社会制度建立的“国防所具有的优越之处是在旧俄国无法想象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将民用生产转变为军工生产相对容易得多，“甚至新企业的建设和装备也以国防利益为中心”。他着重指出苏联武装力量在掌握各类现代武器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指出“红军中有生力量和机械力量的比例总体说来已达到西方先进军队的水平”。[1]1936年，这一观点还不是西方军事专家普遍赞同的观点，而托洛茨基之所以突出强调这一点，无疑是想要给西方列强的政府和总参谋部留下强烈印象。但他认为苏联国防的大患在于军官阶层中的热月精神和军队中取代革命民主组织的严格的等级制度，首先在于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托洛茨基写道，

斯大林起初不重视来自第三帝国的危险，而现在又主要想依靠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的结盟、国际联盟和“集体防卫条约”与第三帝国对抗，为此，在战争之时他将放弃向交战各国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发出任何真正的革命号召。

托洛茨基问道：“能否期待苏联在即将来临的战争中成为胜利者呢？对一个直截了当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回答也应是直截了当的：如果战争仅只是战争的话，那么苏联必败无疑。在技术、经济和军事方面，帝国主义强大得无可比拟，如果西方的革命不能使其瘫痪的话，那它就会铲除十月革命所孕育的制度。”[1]尽管西方业已四分五裂，但归根结底它终究会联合起来，“以便不让苏联在军事上取胜”。早在慕尼黑危机发生之前托洛茨基就指出，法国早就把与苏联的同盟视为“一纸空文”，并且仍将继续这样对待它。无论斯大林如何竭力通过人民阵线去保持这一条约，只有斯大林对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再次让步，联盟才能实现，即便那时，各同盟国也会利用苏联在战时的困难而力图破坏其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要求它对资本主义全面让步。与此同时，农民的个人主义会使得集体农业受到威胁。但形势并不是毫无希望的，因为战争也同样使革命迫近欧洲。因此，总的说来，“尽管苏联的制度矛盾重重，但与敌人的制度相比，它在稳定性上仍然有巨大的优势”。“……波兰资产阶级使出浑身解数却只能加速肯定会使他们灭亡的战争的到来”，而“希特勒打赢这场战争的机会远比威廉二世要少得多”。托洛茨基对欧洲革命的信心一如他对在没有这样一场革命的情况下对苏联前途的悲观主义一样强烈：

战争的威胁以及苏联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都是现实

的，但革命也是现实的。如果革命不能防止战争的话，战争将有助于革命。第二次生育往拄比第一次容易得多。从新的大战到第一次起义恐怕用不着等待整整两年半时间（如1914年以后那样）。而革命一旦发生，就不会半途而废。归根结底，苏联的命运最终不是在各国总参谋部的地图上而将在阶级斗争的地图上被决定。只有那毫不妥协地与其本国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欧洲无产阶级……才能保护苏联免遭溃败的命运、不受来自“盟国”的背后打击。如果无产阶级在其他国家中取得胜利，那么，甚至苏联在军事上的失败也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与此相反的是，如果帝国主义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仍得以维持，那么，任何军事上的胜利也无法拯救十月革命的遗产。……苏联如果没有红军，就会像中国那样被打败，被打得四分五裂。只有红军对未来资本主义敌人的顽强英勇抵杭才能创造在帝国主义阵营内开展阶级斗争的有利条件。因此，红军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但这并不等于说它是唯一的历史因素。

欧洲工人和殖民地人民并不是站在现状的旗帜下（斯大林的外交在30年代捍卫的是这面旗帜），欧洲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使国界永久化，而是恰恰相反，是以革命的方式取消国界。我们要的不是现状而是欧洲社会主义联邦！[1]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与这种二难抉择相比，远不是那么清晰明确。如若根据《被叛卖的革命》一书来罗列托洛茨基预言中的

错误，那真是再容易不过了。但他的每个错误都含有真理的成分，其错误所依据的那些前提都含有合理性。因此，我们从他的错误中所能汲取的教益远比大多数政论家正确的陈词滥调要多得多。在这方面，托洛茨基与马克思十分相像：即使当托洛茨基的“算术”结论不准确时，他的思想在“代数学上”也仍是正确的。即使他的预言错了，那也是因为他常常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他关于战争与革命的整体评价却仍然是深刻的，而且对于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革命后果仍然十分重要。[1]《被叛卖的革命》一书产生影响的方式十分特别，而且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此书于1937年5月问世时，恰好是在对老布尔什维克的屠杀达到白热化的时候，在对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的公开审判刚刚结束，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将军被处死的前夜。该书书名有如刺耳、绝望的抗议和呐喊，它与斯大林的刽子手们震耳欲聋的排枪射击声产生了古怪的共鸣。此书是托洛茨基悲愤怒斥的高度浓缩，它断言十月革命已遭到彻底的、无可挽回的失败，说托洛茨基和他的拥护者们已与苏联彻底决裂。因此，《被叛卖的革命》成为使人震惊、永志不忘，同时又是空泛的口号。长期以来，该书的扉页给人留下的印象比它的内容更强烈。此书的扉页往往阻碍读者去了解托洛茨基那复杂而又细致的论证。托洛茨基有关一个新的有产阶级可能崛起的论断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他们看不到他那些与这一论断正相反的思想。就连托洛茨基的许多学生也都把托洛茨基仅仅视为可能性的东西当做现实性。他那辉煌而又考究的论战风格本身也促使了这种不确切理解的产生，加上由于批判地研究他的思想远不如模仿这位语言大师的辛辣语调容易，所以这种风格吸引了大量二流作家群起效尤。[1]本卷的跋将进一步阐述这一论据。

《被叛卖的革命》成了托洛茨基教派的圣经，它的成员们在托洛茨基死后的许多年中仍然虔诚地诵读着这本书的每一行文字。此书的影响范围极广，甚至连西方前共产党员于40和50年代所出版的作品中也长期留有此书影响的痕迹。其中，有些人不是靠托洛茨基丰盛的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是靠它的残羹剩饭为生，他们只给这些残羹剩饭洒上些自己的调料，居然也赢得了见解独到的美誉。30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mham）就是以断章取义地从托洛茨基的理论中摘取的若干片断为基础而写下了《管理者的革命》一书。在伊格纳齐奥·西龙（Ignazi。Silone）和阿尔图尔·凯斯特勒（Artur Koestler）的早期论著中也响彻着《被叛卖的革命》的回声。此书给乔治·奥威尔（ceorge orwell）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其小说《一九八四年》中，占有许多篇幅的《书籍》的一些片断即系有意套用《被叛卖的革命》中的话写成。书中人物大哥的神秘对手伊曼纽尔·戈尔茨坦即以托洛茨基为原型。最后，还有按顺序而非按意义来说的最后一个例子：40和50年代冷战时期的许多有雄心的苏联学学者和宣传家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从这本书中汲取论据和惯用语。[1]

尽管《被叛卖的革命》被人们以不同方式加以利用，但它仍不失为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一部经典之作，但它也是托洛茨基的最难读懂的一部论著。只有那些既不完全接受、也不完全否定这本书的有辨别力的读者才能从中获得教益。歌德在某次论及莱辛时曾经指出，尽管莱辛是他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一位思想家，但他对其

同时代人的影响十分有限，而且某些方面甚至有害，因为只有智力与莱辛一样的人才能真正弄懂其思想的全部复杂性。因此，只是当莱辛死后，他的思想才间接地震撼了德国思想界。这一点对于《被叛卖的革命》一书的作者来说也是公正和适用的，而且也说明了这本书在西方的影响何以会遭到曲解以及这一影响本身被曲解的原因，此书的思想在苏联也已经能觉察到，尽管托洛茨基的著作在那里仍是禁书。如今在苏联，在无意中重复着托洛茨基的言论的各类报刊杂志数不胜数，而且在大学、企业、文学俱乐部、共青团支部甚至在领导者的圈子中都可以找到这类刊物。这里只需随便举出几个例子就够了：例如，托洛茨基曾说，斯大林时代将主要以平庸无能、受勋者和溜须拍马者的时代载入艺术创作史册，如今这一论断已经得到普遍承认。如今没有人不同意托洛茨基的下述说法，即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之下，“文学流派一个一个地被扼杀了”，而且

意识形态的所有领域里都进行着毁灭性的破坏，由于这种破坏绝大多数是无意识的，所以更加坚决。当今的统治阶层不仅认为自己赋有从政治上监督精神创作的使命，而且还要为其规范的发展开辟道路。武断的命令以同等的程度扩展到集中营、农艺学和音乐。党的核心机构发表指令性的不署名的文章，以指导建筑、文学、戏剧艺术、芭蕾舞，更不用说指导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了。官僚集团迷信地害怕不直接为它服务的东西，也害怕它所不理解的东西。[1]

如果有幸说并非所有这些论断都始终正确的话，那么，其中许多仍然是正确的，作为斯大林主义遗产的批评家，已辞世的托洛茨基所说的话仍然比如今在世的所有非斯大林化者们更有力量：

形式主义和虚伪渗透了学校和学生的社会生活。孩子们学会了开数也数不清的、使人窒息的、空洞无聊的各种会议，会上还有必不可少的名誉主席团、吹捧敬爱的领袖，他们的简单化的讨论完全跟成年人的一样，说的是一套，想的是另一套。……思想更深刻的教育家和儿童作家不顾强加的乐观主义，有时也无法掩饰自己面对那种窒息学校环境的压制、虚伪和无聊精神所产生的恐惧。……独立的性格和独立的思想一样，只要一露头必将遭到批列。与此同时，苏联青年根本没有任何机会交流思想、犯错误、检查和纠正自己的和他人的错误。所有问题……都由别人代他们解决。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服从和唱赞歌……数百万共青团员居然连一个大人物都未能推举出来，其原因正在于此。

青年人投身技术、科学、文学、体育或象棋，是在为将来搞一番大事业打基础。在所有这些领域中，他们都与未经过很好训练的老一代竞争，并在某些方面赶上或是超过后者。但只要一涉及政治，就被搞得焦头烂额。

这位先知的愤怒、信念和远见是多么富于生命力呀，从他的笔端倾泻出这样的话来：

……今后要确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能采用苏联政府所采用的、侮辱人的落后的资本主义方法，而应采用更配得上已得到解放了的人的方法——首先不能用官僚集团的棍子。因为这根棍子本身就是旧世界遗留下来的一份最使人厌恶的遗产。在可以理直气壮地谈论社会主义之前先应当把它当众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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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撰写《被叛卖的革命》的那几个月，尽管工作紧张，但仍不失为一次休息。维克斯哈尔的生活过得平静而又安宁。每天的工作日程难得被来访者打断。托洛茨基一家和克努德森一家每周一次到霍涅福斯的电影院去看一部美国老影片。托洛茨基的写作很顺利，写完《被叛卖的革命》以后，他打算立即着手写《列宁传》。看来他终于有了真正安全的避难所了。然而地平线上却时不时地出现一小团乌云。秋天将举行大选。从夏天起，一个亲纳粹的小党就抨击政府由于为托洛茨基提供避难所而对国家的和平和幸福造成了威胁。领导这个党的是吉斯林(Quisling）少校。几年后，在德国占领期间，他当了傀儡政府的首脑，他的名字成了与占领者“合作”的同义语。但在当时，追随他的人屈指可数，而且都是些政治狂人。他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最使人担心的倒是一家叫做《工人报》的共产党报纸。尽管读这份报的人不多，但它反映的是苏联大使馆的观点，它指责托洛茨基把挪威作为恐怖活动的基地，并说其矛头针对的是苏联、苏联领袖，而且首先针对的是当代世界无产阶级最伟大的领袖斯大林。该报问道：“挪威工人还将容忍多久？挪威工党中央执行局何去何从？挪威政府何去何从？'’有关托洛茨基“把挪威作为从事恐怖活动的基地”的谣言就是这样首次出笼的，数月之后，维辛斯基也附和了这一说法。

工党坚决否认了这些说法。舍费尔写道：“他们居心何在？想迫使挪威工人相信谎言……迫使工人政府逮捕托洛茨基？可是，要愚弄挪威工人和挪威工党政府可不那么容易。”执政党的其他代表也都以相同方式作了回答。[1]

但挪威警察局还是对托洛茨基实行了监视，他们不仅定期向司法大臣汇报自己的发现，还转发比利时及法国警察局的通报。有一个在布鲁塞尔的名叫夏洛克·霍尔姆斯（Sharlock Holmes）的人发现，托洛茨基是第四国际真正的发起人和领导者；而在奥斯陆，警察局总部一些深谋远虑的人开始认真研究这一使人担心的信息是否准确的问题。法国警察局证实了这条消息，并对托洛茨基秘书的来来往往表示担忧，因为他们全都是第四国际的代理人。这一侦探工作的杰作只是使挪威的大臣们感到十分好笑：要知道还在不久以前，他们，或是其中的某些人还竭力想要加入这个从事颠覆活动的组织呢。尽管如此，为了使警察局满意，司法大臣下令将托洛茨基的秘书扬·弗伦克尔（Jan Fraenkel）驱逐出境。弗伦克尔的位置很快就由埃尔温·沃尔夫（Erwin Wolf）接替。他在维克斯哈尔生活了将近1年，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并且还娶了克努德森的女儿为妻。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磨擦，托洛茨基请求他的拥护者们把他的名字从第四国际的国际执委会委员名单中去掉，并在发表有关托派组织的内部事务的文章时不署他的名或只署笔名。[2]托洛茨基拒绝接见外国报刊的记者，并极其小心谨慎地避免涉及挪威国内生活，甚至当克努德森邀请他以旁观者身份参加议员竞选集

会时，他都拒绝参加。平常他都是陪克努德森一起去，然后他在汽车里等候，直到散会。[1]警察局如实地向大臣汇报说，托洛茨基在这方面的行为是无可指摘的。外交大臣库特说：“我们当然知道托洛茨基仍在继续撰写有关国际问题的评论，但我们认为，尊重他在避难权民主原则下做这些事的权利是我们的义务。”[2]政府十分满意，并两次自动延长了托洛茨基逗留挪威的期限，而且没有就此提出任何问题。

尽管如此，当库特在1936年夏天前往莫斯科访问并在那里受到格外隆重的欢迎时，托洛茨基还是不无担忧地等待着他的归来。他对克努德森说：“他们正在克里姆林宫就我的脑袋讨价还价呢。”克努德森震惊地问道：“难道您真这么想？我们挪威工党会出卖您的头颅？”十分尊重主人感情的托洛茨基说：“不会，但我相信斯大林想要买我的头。”[3]而库特则说，他对莫斯科的访问只不过是礼节性拜会：在此之前，他作为波兰政府的客人刚刚到过华沙，他不愿让莫斯科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他和波兰人“搞什么交易似的”。库特说，在他访问莫斯科期间根本就没有提起过有关为托洛茨基提供避难所的问题。只是在日内瓦国联的一次会议期间，李维诺夫在私下交谈中顺便提过这件事。[4]对库特的声明是可以完全相信的，因为斯大林未必会同库特这样一个温文尔雅且有儿点超凡脱俗的学者兼外交家就托洛茨基的人头问题搞交易。要做此事，斯大林需要找一个恶人。

托洛茨基的疑心是由苏联镇压托洛茨基派成员的恐怖活动甚嚣尘上而引起的。有关此事，他从3个直接从苏联监狱和集中营出来的拥护者手中得到了第一手证明材料。这3个人是：俄国工人和老布尔什维克A．塔罗夫（TapoB）、前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安东·西利加（Антон Силига）和维克多·塞尔日，有关后者在俄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1]塞尔日能获得自由是罗曼·罗兰亲自向斯大林说情的结果。西利加被释放是西欧那些朋友努力坚持的结果。而塔罗夫则是秘密逃出国境的。塔罗夫讲述道，在纳粹主义甚嚣尘上的压力下，他曾准备与斯大林主义和解并就投降的条件问题与国家政治保卫局谈判。人们问他：“你是否同意托洛茨基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先锋队的头目？”如今，这正是投降者们必须赞同的一种说法。塔罗夫回答说，他认为托洛茨基是“最忠实于世界无产阶级事业的始终不渝的革命家”,“是他个人思想上的朋友和同志”。[2]人们对他审讯了好几个夜晚，要他谴责托洛茨基，可他就是不肯。

这3个人都描述了令人毛骨惊然的疯狂的大恐怖：苏联各地建立了无数的集中营，自基洛夫被暗杀之后，被关押者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们还讲述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毒刑拷打“逼供”、“诱供”的情形。尽管托洛茨基十分严厉地批评了斯大林，但他远未充分认

识到事情已经发展到了何等地步。跟任何一位政治侨民一样，他仍然保留着他所了解的形象，那时的恐怖活动远比现在缓和，其规模也比现在小得多。这些新发表的见闻（安德烈·纪德刚刚出版了他的《访苏归来》一书）使他感到耻辱、愤怒难当，加强了他摒弃一切“改革幻想”和与共产国际断然、彻底决裂的决心。

应当补充的一点是，这些消息未必会给反对派留下什么希望，因为尽管他们描述了领导集团如何为所欲为以及人们对他们充满何等仇恨和轻蔑，但这些消息也以极为黯淡的色彩描绘出反对派的彻底衰败和软弱无力。[1]对于托洛茨基来说，得知如塔罗夫那样的人即使身在刑讯室、集中营和监狱之中仍然捍卫着他的荣誉，只是一种可悲的慰藉而已，这些人是反对派中的最后的莫希干人。然而，早在1935年年底就已宣布要再次大规模清党了。12月30日，当时的莫斯科州委书记赫鲁晓夫宣布，仅首都一地就开除了1万人；列宁格勒的日丹诺夫宣布开除了7000人。全国至少有4万人被开除出党。而从共青团队伍里开除的人数肯定会大大多于此数，而且其中绝大多数人被戴上了托派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帽子。在这些人中真正的反对派即便只有一半或1/3的话，其人数也大大多于1927年在联合反对派纲领上签名的4000至6000人。托洛茨基在想：这是怎么回事？来了一次新的浪潮？尽管塞尔日和西利加的讲述很悲观，但托洛茨基仍然很乐观：

……在斯大林的报界及其代理人（如路易·费舍一类的先生）的影响下，不仅我们的敌人，就连我们的许多西方朋

友们也都不知不觉地习惯于这样一种想法，即使布尔什维克一列宁主义者在苏联依旧存在的话也几乎都在服苦役。不，情况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纲领和伟大的革命传统是无法用警察手段根除的。……我们这一流派如果不是作为学说，而是作为一种情绪、一种传统、一面旗帜的话，它在苏联是群众性的，而且现在显然还在不断地吸收新鲜力量。在1935年最后几个月中被开除的1至2万名“托派分子”中，参加过1923至1924年运动的老一代的代表仅占半数。也许不多于数百人。骨干力量全是新人……。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尽管无耻之极、冷酷之极的诬陷诽谤、大屠杀已长达13年之久，尽管有那么多人走上了比受迫害更危险的投降和变节之路，但第四国际目前在苏联已经拥有了一个最强大的、人数最多的和久经考验的一个分部。[1]

显然，这同托洛茨基先前的悲观主义论调是矛盾的。以前他说，在苏联，即便存在他的拥护者，也别指望他们能有任何革命的首创性。如若把托洛茨基主义视为“一种情绪，一种传统、一面旗帜”，而非一个有组织的政党的话，那么，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活跃。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懂得，一旦遇到有利的形势，“情绪和传统”是很容易凝结为一个政党的。因此，斯大林才着手准备对托洛茨基主义发动最后一次进攻。1936年春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寂静。

在西欧，这一时期却正是人民阵线的蜜月。人民阵线中的诸党在法国的大选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这促使工人提高自己的要

求，上百万人加人了工会，干劲十足地举行总罢工和示威游行。托洛茨基在为美国杂志《民族》所写文章的标题中宣告：《法国革命开始了》。（保守的期刊《时代》称之为伟大的革命运动。）托洛茨基指出，法国经济已经崩溃，各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尖锐激烈，有产阶级及其政党陷入绝境，群众运动在积聚力量。“整个工人阶级都已行动起来了。这一广大的民众是无法用语言加以阻挡的。斗争的结果不是辉煌的胜利就是最可怕的失败。”人民阵线的领导人正在将他们的事业引向失败。他们尽了最大努力以压制工人的力量和自信心，并给资产阶级打气。“社会党和共产党竭尽全力，以便使埃里奥或至少是达拉第来领导政府。而群众在做什么呢？他们给他们强加了一个布吕姆的政府。难道这还不是直接投票反对人民阵线的政策吗？”一段时期中，反革命堰旗息鼓了，他们在等待暴风雨过去后好东山再起。“如果以为他们的打算毫无根据，那就太轻率了。有了布吕姆、若奥（Jouhaux）和加香的帮助，反革命还是有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这几年中，法国共产党始终高喊“让苏维埃遍布全国”的口号；但现在当把语言变成行动的时刻来临时，当需要团结武装工人、建立工人苏维埃的时刻来临时，他们却又宣告这个口号“不合时宜”了。托洛茨基同时还对自己的拥护者们发出了如下警告：“一个政党或是集团，它如果无法在当前的罢工运动中找到支柱并与战斗的工人建立巩固的联系，就配不上革命组织的称号。”但他的追随者们却始终未能找到一个这样的“支柱”，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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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向出版商寄发了《被叛卖的革命》一书的序言以后，托洛茨基和克努德森一起动身去休养，他们想在南部峡湾里的一座无人居住的岛上过一段时间。他们乘车前往那里。路上，克努德森发现了一伙人，其中有几个跟踪而来的吉斯林党的党徒。直到摆渡时他们才摆脱了这伙人，他和托洛茨基对此十分满意。他们渡过海湾，登上小岛，在一座渔民的茅屋里安顿下来过夜。

第二天一大早，他被来自维克斯哈尔的紧急信件惊醒。原来，当天夜里有一伙装扮成警察的吉斯林党徒闯入克努德森家，声称他们有逮捕证，还想闯进托洛茨基的房间。克努德森的女儿怀疑其中有诈，起来反抗，他的弟弟叫醒了邻居。歹徒们仓惶逃窜。只来得及从桌上抓了几张打印的文稿。这些歹徒被警察抓住后供认，他们偷听了克努德森的电话，得知克努德森和托洛茨基要出门。因此想趁托洛茨基不在之时潜入宅中。他们并不想刺杀托洛茨基。他们的目的是获取托洛茨基从事政治活动和违反允许其居留挪威的规定的证据。吉斯林党徒想要在大选期间利用这些证据大作文章。歹徒们声称他们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这件事纯属笑谈。托洛茨基相信吉斯林党徒无论如何也搞不到他违规的证明。同样，他们也无法从他的档案中取走任何重要文件，因为早在动身前克努德森就已把档案小心地存放在银行的保险柜里了。因此，经过一阵短暂的激动以后，克努德森和托洛茨基就开始在岩石上散步和钓鱼了。一星期后，即8月13日或14日，一架小飞机降落在小岛上。走下飞机的人是挪威刑警局局长。他奉特利格威·赖伊的命令前来就与即将对吉斯林的特务进行的审判有关的问题询问托洛茨基。提问涉及到那些人从克努德森家里拿走的那些文件——托洛茨基写给他的一位法国拥护者的私人信件的副本和他的文章《法国革命已经开始了》，关于这篇文章我们刚刚已经谈过了。托洛茨基答复了所有问题，警官就乘飞机离开了。随后他向报界代表发表声明说，纳粹党徒对托洛茨基的全部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1]

次日凌晨，克努德森如往常一样收听新闻广播。接收清晰度极差，因为岛上没有电，他带的是一台袖珍便携式收音机。但仅仅听到的那些内容就足以使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托洛茨基身边说：莫斯科刚刚公布，即将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他14名被告进行审判，罪名是叛国罪、阴谋罪和刺杀斯大林罪。随后播送了冗长的起诉书，起诉书称托洛茨基是他们的主谋。克努德森尽管对细节没有把握，但对听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指控搞恐怖活动并与盖世太保勾结这两项罪名确信无疑。托洛茨基深感震惊。他嘀咕道：“恐怖活动，恐怖活动，就算这条指控我还能理解，可盖世太保是怎么回事？他们说盖世太保了吗？您对这一点能确信吗？"他惊奇地问道。克努德森证实道：“是的，他们就是这么说的。”这一天稍晚一些时候，他们得知起诉书断言：托洛茨基将恐怖分子和杀手从挪威派到苏联。他们感到似乎这座荒凉小岛的每块岩石都突然燃起了大火、喷发着岩浆。于是，他们匆匆忙忙地返回维克斯哈尔。

同一天，即8月15日，托洛茨基在报纸上否认了这一指控，说它是“世界政治史上最大的假案”。“斯大林一手导演这次公审旨在压制人们的不满和镇压反对派。执政的官僚把任何批评和任何形式的反对派都看做阴谋。”托洛茨基指出，说他利用挪威作为从事恐怖活动的基地这一指控的目的在于剥夺他的避难所和自我保护的可能。“我郑重担保，自从跨进挪威领土的那一时刻起，我就与苏联没有任何关系了。我甚至连一封来自那边的信也没有收到过。我也没有给那边的任何人直接或通过他人寄过信。我妻子和我连一行

字也无法跟我们的儿子交流，而他是个学者，和我们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联系。”托洛茨基建议挪威政府对这一指控进行调查，并愿意为其提供一切必要的文件和材料。托洛茨基还向各国工人组织发出呼吁，要求成立一个不带任何偏见的国际调查委员会。[1]托洛茨基已多次预言的恐怖活动的高潮就这样降临了。但这一次的恐怖行动比他预见的更令人厌恶，更有威胁。从8月19日到24日，他一直把耳朵贴在无线电收音机上收听公审报告。他不时地体验到审讯的恐怖。法庭上那些检察官、法官和被告煞像一出剧中的演员，法庭上虐待狂和受虐淫的表演是如此惊心动魄，似乎已经超出了人的想象力。从审讯一开始就已很清楚，16名被告已性命难保，而跟他们一起被控告的托洛茨基和廖瓦的性命也岌岌可危（在起诉书中，廖瓦是作为其父的主要助手出现的）。随着审讯的进行，有一点越来越清楚了，即它只不过是消灭整整一代革命家的一支前奏曲。但最可恶的是，被告们受到百般凌辱，在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令人厌恶已极的谴责谩骂和自责自谴中被迫屈辱地爬着走向死神。与此相比，法国革命的所有噩梦，那些囚车、断头台和雅各宾党人的兄弟相残都似乎是一场平静而又庄严的正剧了。罗伯斯庇尔将自己的对手送上了被告席，让他们与小偷和刑事犯坐在一起，向他们提出了匪夷所思的指控，但却并未剥夺他们捍卫自己的荣誉和英勇就义的权利，至少那位丹东还可以喊一句：“在我之后就该轮到你了，罗伯斯庇尔！”而斯大林却把已被打倒的对手抛进无法描述的自作自践的深渊，他迫使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和思想家们显出一副可怜巴巴的中世纪女人的样子，要他们向宗教裁判所讲述其巫术的每个动作和与魔鬼同居的每个细节。下面试举维辛斯基和加米涅夫在世人睽睽众目之下的一段对话：

维辛斯基：该如何评价您表达对党忠诚的那些文章和声明呢？欺骗？

加米涅夫：不，比欺骗更坏。

维辛斯基：背信弃义？

加米涅夫：更坏！

维辛斯基：比欺编更坏；比背信弃义更坏；——请您找出这个词。背叛？

加米涅夫：您已经找到它了！

维辛斯基：被告季诺维也夫，您承认这点吗？

季诺维也夫：承认。

维辛斯基：背叛？背信弃义？两面派？

季诺维也夫：是的。

让我们看一看加米涅夫是如何描述自己的罪过的吧：

我已经得到两次宽恕，没有杀我，但一切都有个限度。无产阶级的宽大也有其限度。我们已经走到这个限度的边缘了。……在这里，我们与外国秘密警察的间谋并排地坐在一起。我们都持有同样的武器。早在我们的命运在这被告席上交织在一起以前，我们的双手早已经握在一起了。我们为法西斯效劳，组织了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这就是我们选择的道路，这就是我们掉入其中的可耻的叛徒的深渊。[1]

季诺维也夫紧跟其后：

我的罪责是追随托洛茨基，充当了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集团的组织者，该集团的目的是杀害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及其他领袖。……我是刺杀基洛夫的主要组织者，我承认我的这一罪行。我与托洛茨基结盟。我曲解了布尔什维主义，把它变成了反布尔什维主义，我通过托洛茨基主义走向了法西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变种，而季诺维也夫主义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变种。[1]

伊万·斯米尔诺夫是国内战争中打败高尔察克的英雄，是托洛茨基领导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声明说：

除了我们国家现在所走的那条路外，没有别的路可走。除了历史所赋予我们的那位领导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领导。托洛茨基发号施令，指挥恐怖行动，把我国当做是一个法西斯国家，他是敌人。他站在街垒的另一边。[2]

托洛茨基的另一位老战友姆拉奇科夫斯基，也是国内战争的英雄，他说：

我是怎么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呢？是与托洛茨基的关

系把我引上了这条道路的。我从和他建立联系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欺骗党，欺骗党的领袖。[1]

巴卡耶夫——列宁格勒契卡领导人，1927年反对派示威游行的领袖，承认说：

在这个法庭上所揭露的事实向全世界表明，托洛茨基是反革命恐怖集团的组织者和发起人。……我曾不止一次地把自己的性命押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利益上。一想到我成了他们手中驯服的工具和反革命间谋、竟然想要杀害斯大林，我就痛苦万分。[2]

维辛斯基过去是孟什维克、国内战争后才加入布尔什维克的行列，而现在已是总检察长，他蓄意造成歇斯底里的效果，义愤填膺地一连咆哮了数小时之久：

这些资本主义的疯狗居然妄想把我们苏维埃土地上最最优秀的人撕成碎片。他们杀害了对我们来说最可贵的革命者之一，他是杰出的、不可思议的人，他开朗、愉快，他嘴上的微笑永远是那么明快欢乐，就像我们的新生活一样。他们杀害了我们的基洛夫，他们几乎刺伤了我们的心脏。……敌人是阴险狡猾的。对阴险狡猾的敌人不能宽容。……我们的全体人民都在颤抖、义愤填膺。让我这个国家公诉人义愤仇恨的声音也加入到这几亿人

民的怒吼声中来吧！……我要求将这群疯狗们统统枪毙，一个不留！[1]

这是充满了可怕的谩骂和肮脏的谴责的5天，在这5天中，检察院连一份证据也未出示，法庭就判处所有被告死刑，判决词结尾说：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和他的儿子谢多夫，列夫·利沃维奇……犯有直接策划和领导苏联恐怖活动组织的罪行……一旦他们在苏联境内被发现，应立即逮捕，送交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2]

斯大林把这次审讯恰好安排在希特勒完成了他向莱茵河流域进军和人民阵线在法国组成了自己的政府之后进行。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试图恐吓把他当做反希特勒同盟者的西方工人运动及左派知识分子。他实际上在威胁说，如果他们起而反对大清洗，他就要给予回击，摧毁人民阵线，让西欧单独与第三帝国对峙。在这一点上，法庭上那晦暗不明的非理性帮了他的忙，它把一些人给搞糊涂了，这些人本来会公开抗议他们明白的丑行，但他们不愿出面反对一个暖昧而又血腥的秘密并因此卷人其中。

尽管法庭和死刑判决书留下了痛苦而又沉重的印象，但它们还是在托洛茨基身上激发了一个战士的全部激情。他满怀决心要集中力量和信心迎接挑战，当年他就是以这种精神领导了国内战争最初的一些战役。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审判案中，他倒成了主要被告，因此他知道，新的审判会接踵而来，到那时，比这更可怕的指

控会朝他压过来。为了自己的生命和荣誉，为了活下来的孩子们，为了全体命中注定遭受迫害却无力保护自己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尊严，他开始战斗。整个审判过程的自相矛盾和荒谬绝伦他都一目了然。为了揭露它的虚假谎言、揭开它那神秘的面纱，他积聚了全部力量。他知道自己是在单枪匹马与强大的斯大林政权和为其效力的宣传军团搏斗。但至少他还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和组织自己的反击，他决心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公审的第二天，他就对《工人报》记者发表了长篇答记者问，次日，即8月21日，该报便在头版刊登了这篇答记者问，其标题是《托洛茨基断言，莫斯科的指控纯属谎言》。读者丝毫也不怀疑这家报纸是同情托洛茨基的论据的。托格茨基还为美国、英国和法国通讯社以及许多急忙赶赴奥斯陆的记者准备了声明。他正处于激战的白热化时期。时间决定着一切。他得赶在惊讶不已、深受震撼的世间的良心尚未变得迟钝之前驳倒斯大林的指控。他所需要的仅仅是自卫的自由权。

但这个自由却出乎意料地被人狡猾地剥夺了。做出此事的正是那些不久前还向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友谊、表示崇敬、以为他提供了避难所而骄傲的人。8月26日，即莫斯科审判结束后的第2天，警察局的两个高级官员来找托洛茨基，他们奉司法大臣之命声称托洛茨基违反了在挪威居留的条款。他们要求托洛茨基在一份保证书上签名，保证他今后不再“直接或间接、口头或书面地干涉别国政治”，保证作为一位政论家“严格地将自己的活动限制在历史著作和一般性的理论见解范围内，而不应发表针对某一具体国家的见解”。[1]这要求听起来近似嘲弄。时至今日，当斯大林指责他

是希特勒的同谋、破坏分子和凶手匪帮大头目时，他能克制自己“不对别国事务”发表自己的观点吗？他又如何能只限于“不发表针对某一具体国家的见解”呢？他如果沉默，无异于证实斯大林在全世界散播的对他的诽谤是真实的。托洛茨基断然拒绝在这份保证书上签名。于是警察局对他实行了软禁，在门口设了岗，禁止他发表公开声明。

挪威政府突然改变立场的原因何在呢？原来，8月29日苏联大使雅库博维奇（Якубович）在奥斯陆递交了一份官方照会，要求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照会以莫斯科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为证，指出托洛茨基把挪威作为“其阴谋活动的基地”，照会的最后一句话是略加掩饰的威胁：“苏联政府指出，继续为托洛茨基提供避难所……会损害苏联与挪威之间的友好关系，并破坏……国际关系准则。”[1]这份照会是在对托洛茨基实行软禁后过了3天才递交的，这就使得特利格威·赖伊有可能证实，他对托洛茨基采取行动并非由于苏联的干涉。但实际上早在几天以前，苏联大使已经正式口头要求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库特说：“无法确定苏联大使首次要求我们剥夺托洛茨基的避难权的确切日期，这一困难可以用下述事实来解释，即他是在口头声明中表示的，却未在书面文件中反映出来。我当时不在奥斯陆，我正在北方周游自己的选区，而我在外交部的副手当时是特利格威·赖伊。”[2]实际上，在《工人报》发表了托洛茨基就莫斯科审判所作的答记者问以后不久，大使就会见了特利格威·赖伊。因此，说他居然没有对执政党报纸发表托洛茨基答记者间表示抗议和没有提出剥夺托洛茨基避难权的要求，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奥斯陆谣

言蜂起，说苏联大使还威胁要中断与挪威的贸易关系，于是船舶公司和捕渔业要求政府在此经济萧条、失业众多的形势下不要让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库特说：“尽管俄国人没有说要采取经济制裁，但我在政府中的同僚们都很担心这一点。我不相信他们会采取商业抵制的做法，而且我认为，无论如何，我们同俄国的贸易额不是很大，而我们的主要出口商品是鲱鱼，因此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因此我反对拘押托洛茨基。但在内阁中我成了少数派。”[1]

大臣们害怕与俄国的关系破裂，担心由于这个问题会在大选中落选。因此，尽管连他们也知道托洛茨基把挪威作为搞恐怖活动的基地这种说法纯属捏造，尽管他们在答复苏联照会时也否认了这一点，终于还是对压力屈服了。但他们也无法驱逐托洛茨基，因为还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纳托洛茨基。他们也无法把托洛茨基引渡给并未要求引渡他的苏联政府，尽管托洛茨基向斯大林发出了挑战，似乎在刺激他提出这一要求（该要求有可能迫使挪威法庭调查此案，从而可以给托洛茨基一个驳斥这些指控的机会）。由于担心允许托洛茨基当众辩护的决定会惹恼莫斯科，所以大臣们决定把托洛茨基扣押起来。民主主义的良心和自身的尊严感使得这些大臣们不敢承认，他们这是在向威胁低头，甚至在自己的国家里也不能给一个他们深信无罪的、而其伟大为他们所称颂的人提供避难所。因此他们不得不给托洛茨基的无罪投下一个怀疑的阴影。尽管他们缺乏捍卫真理的勇气，却也并未支持维辛斯基的指控和附和这样一个弥天大谎。这是一些只能在小事上撒谎的小人物。他们决定指控托洛茨基滥用了他们的信任、抨击外国政府、涉足第四国际，尽管连他们自己也承认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合法的。现在他们才开始寻找托洛茨基犯有过失的证据。可这样的证据到

哪儿才能找到呢？在奥斯陆的法庭上，吉斯林党徒坐在被告席上，手里晃动着他们从克努德森家里抢来的那几张稿纸——托洛茨基的文章《法国革命已经开始》的副本。难道说托洛茨基在此文中没有抨击法国的人民阵线和布吕姆政府中那些部长们吗？难道这还不构成“旨在反对友好邻邦政府”的活动吗？然而此文中却没有任何秘密的和非法的内容。文章刊载在美国的《民族》杂志和托派的两份小报——《真理报》和《我们的言论报》上。工党政府的大臣们居然利用吉斯林党徒从托洛茨基的书桌上偷来的文件大做文章，这有失体面。司法大臣的卷宗里还藏有一份警察局提交的情报，说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有联系。但政府却认为这种联系是不言而喻的，就在6月份时他们不理睬警察局的这一情报并主动地延长了托洛茨基在国内逗留的期限。大臣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无法找到足够的理由来剥夺托洛茨基的避难权。

尽管如此，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即便为此而将合法的理由抛到一边也在所不惜。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和莫斯科的怒气越来越大，他们越来越怕，担心他们那小矮人的利益和小矮人的名声会成为巨人之间的战争关注的焦点。他们开始诅咒他们允许“山岳般的巨人”进入他们国家的那个时辰。但他毕竟尚在他们手中，他们满可以使他成为他们的阶下囚。他们犹豫不决地这么做了，同时为自己成为斯大林的帮凶而羞愧。还是让我们引用一位挪威作家的一段话吧：“良心的谴责和羞耻感很少能使一个罪犯忏悔……他必须得到对其劣迹想象出来的辩护词。这往往导致罪犯僧恨他的牺牲。”[1]如果说这些大臣们在作为主人而接待“列宁最亲密的战友”时对自己重要性的意识一度曾异乎寻常地膨胀起来了的话，那么现在当他们成为看守此人的狱卒以后，却变得烦躁不安、怒气冲冲了。

8月28日，托洛茨基在警察的押解下走上奥斯陆法庭，第二次为吉斯林党徒案作证。但他立刻处于一种与其说是证人不如说是被告的地位。吉斯林党徒证实说他们发现了托洛茨基在挪威有“非法”行为；于是首席法官对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托洛茨基在挪威居留期间是否与其在国外的同志有过通讯往来？他是否在自己的文章里抨击过某个外国政府？托洛茨基对所有这些提问都作了肯定的回答，尽管它们与法庭上所调查的案件没有任何法定的联系，须知这里所要查明的是那些假扮警察潜入克努德森家里的人是否系骗子和盗贼。法官随后声称，托洛茨基的证词本身就违反了允许他进入本国的那些条件。托洛茨基回答说，他从未承担克制自己不发表其见解和不与同志联系的义务，并且他随时准备证明从未从事任何非法和秘密活动。此时法官打断了他的话，命令他走下证人席。

从法庭出来后，警察将托洛茨基直接带到了司法部，在许多官员的簇拥下，大臣威严地要他当场在下述声明上签字：

我，列夫·托洛茨基声明，我、我妻子和我的秘书在居留挪威期间，不从事任何旨在反对挪威友好国家的政治活动。我声明我将在政府为我选定或许可的地方生活……我、我妻子和我的秘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插手无论是娜威还是外国当前的政治问题……我作为一位作家，将只限于撰写历史著作、传记和回忆录……我的理论性著作将不以反对任何政府、任何外国为宗旨。此外，我同意我的、我妻子和我的秘书的所有信件、电报、电话都要经过审查……。[1]

过了20年后，当年这一场面的见证人还能记得，当托洛茨基拒绝在这份声明上签字时他脸上那既愤怒又轻蔑的表情和他那如同雷霆般的声音。托洛茨基问道，大臣怎么居然敢向他出示这么一份可耻的文件？他竟然以为一个有托洛茨基那样生活经历的人居然会在这么一份文件上签字？大臣这是在要他绝对服从并放弃任何表达政治信念的权利。如果托洛茨基以前愿意同意这样的条件，那么现在他也不会被流放，也不会仰仗挪威政府令人生疑的好客精神了。难道说特利格威·赖伊竟以为自己如此强大，能指望从他身上得到斯大林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的东西？当挪威政府允许他进入本国时，他们应该知道他是什么人。它怎么敢要求就连他的理论著作也不能带有反对某一外国政府的倾向？难道说他曾经放任自己哪怕稍稍插手挪威的内政了吗？他们能否指出哪怕是一个这样的事例吗？大臣承认他们指不出。难道他们居然真的相信他把挪威作为恐怖活动的基地了吗？不，特利格威·赖伊回答说，政府明确表示不相信这一点。他们能否指控他从事过某种反对某一外国政府的阴谋或非法活动呢？不，大臣再次回答，这里说的不是什么阴谋或非法活动问题。政府仅仅指控托洛茨基未能履行其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的义务，而他那篇《法国革命已经开始了》的文章和与第四国际的联系却恰好证明他没有履行义务。托洛茨基否认自己曾经作过类似的保证。任何时候，任何社会民主党党员和共产党员都不会承担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的义务。那么大臣先生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道德的见解又是如何呢？与那篇发表在《工人报》上的托洛茨基接受特利格威·赖伊本人采访时所作的答记者问相比，他关于法国的那篇文章有哪些方面应受指责，难道不是大臣亲自向他保证他发表个人政治见解不会违反他居留挪威的条件吗？政府怎么可以以纳粹撬锁盗窃犯提供的文件为根据对他提出指控呢？难道它居然允许希特勒雇佣的匪徒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吗？

说到此处，托洛茨基提高了嗓音，以至司法部大厅和走廊里都回荡着他的声音：“这是你们在自己本国向纳粹投降而迈出的第一步。你们会为此而付出代价的。你们以为自己处于安全之中并且可以自由处置一个政治流亡者，但请你们记住这一点，纳粹将把你们连同你们的草包首相一起赶出自己国家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听到这些奇谈怪论，特利格威·赖伊耸了耸肩。然而，过了还不到4年，由于纳粹的入侵，这个政府慌慌张张地逃出了挪威。当大臣们和他们那位年迈的国王哈康（Haakon）站在岸边等候去往英国的轮船时，他们战战兢兢地想起了托洛茨基的这句话。预言家的诅咒应验了。[1]

在这次交锋后，特利格威·赖伊将托洛茨基置于更加严厉的拘押境况之下，驱逐了他的两个秘书，还在克努德森家里安排了哨兵，以便禁止托洛茨基和克努德森交往。他扩大了自己的权限，因为挪威宪法不允许他剥夺一个未经法庭审判的人的自由。许多人，其中包括保守派，都为此事感到震惊并表示抗议。于是，赖伊在下令逮捕托洛茨基的3天后要求国王签署了一份命令以赋予他处置这一特殊事例的特殊权力。9月2日，赖伊下令把托洛茨基

和娜塔利娅从克努德森家转移到奥斯陆以南20英里的峡湾附近胡鲁姆的桑比，司法大臣专门为此在那儿租了一幢关押他们的房子。处于昼夜24小时监视下的托洛茨基一家和20名警察住在一起，他们的皮靴橐橐作响，他们高声喧哗，抽烟，打牌。除了托洛茨基的挪威律师外，任何人都不许访问他，就连他的法国律师也不例外。甚至连一个囚徒的最普通的权利——体育锻炼和放风也被剥夺了。只有经过特殊许可之后他才能拿到报纸，所有来往信函都要经过检查。负责审查的是吉斯林党徒，在指挥警戒班的两个人中，有一个叫约纳斯·赖伊（Jonas Lie)，他后来当了吉斯林政府的警察局长。克努德森回忆道：“托洛茨基太孤独了，甚至在我已经当上了议会议员以后，特利格威·赖伊还多次拒绝了我前往胡鲁姆的要求。经过长久奔波和拖延以后，他们才准许我给托洛茨基寄一台收音机。起初甚至都不让他听广播。”[1]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让托洛茨基有可能答复斯大林的指控。但他并未屈服。他撰文详细揭露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审判案。在写给其拥护者和廖瓦的信中，他指导他们如何与清洗斗争，怎样收集反驳维辛斯基每项指控的事实材料。他一边抗议，一边向审查官呈交他的书信和文章，然后一连几星期急不可耐地等候答复。但答复却迟迟不到。审查官常常是在根本就不通知托洛茨基本人的情况下就将他所写的所有东西统统没收。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天天收听谴责声浪喧嚣不已的莫斯科广播，它那震耳欲聋的指控如同可怕的噪音在全世界回荡。托洛茨基想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从最初的震惊状态中恢复过来并开始相信这些不可思议的指控了呢？莫斯科腾起的毒雾浓云是否已留在人们的大脑里发干、变硬、结为一层厚厚的硬壳了呢？就连挪威政府也

以为可以扣押他这一事实，必然会使许多人重新起而反对托洛茨基：人们会如此推断，假如他是完全无辜的，那么他那些挪威工党的朋友们绝不会剥夺他的自由。托洛茨基沉默的本身看来对他也不利，敌人会充分利用这一点。托洛茨基被扣押后过了还不到两个星期，维辛斯基就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撰文声称，看来，托洛茨基并不急于反驳，否则他早就出来说话了。

在囚笼里备受煎熬的托洛茨基竭力想把两个挪威出版商、纳粹党徒和斯大林分子以诽谤罪送上法庭，他们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开支持维辛斯基的指控。10月6日，托洛茨基的挪威律师蓬特福德（Puntervold）起诉。法庭已将传票分别送达，预计此案将在一个月内听证完毕，可政府却下令终止此案调查。既然政府为了不让托洛茨基有可能答复斯大林而将他扣押，那么现在就不会允许他把法庭当做他的讲坛。但根据法律，政府无权干涉他这样做，因为就连在押犯也有权在法庭上针对诽谤而为自己辩护。但司法细节却不是特利格威·赖伊关心的要点。正如他搞到用以关押制裁托洛茨基的法令是倒填日期那样，10月29日，他以同样方式又搞到了一份“国王临时法令”，说什么“根据1936年8月31日法令被拘留的外国人（托洛茨基是据这一法令被拘捕的唯一一位外国人），未经司法部同意，不得在挪威法庭充当原告”。而司法部当然拒绝“同意”，并严禁法庭受理托洛茨基对两个出版商的起诉。

于是，托洛茨基便请他的法国律师以诽谤罪起诉斯大林在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瑞典、比利时、西班牙的出版商，指望即便他不能作为证人被传唤到庭至少也能通过法律代表阐述自己的理由。看来，挪威人无法对此提出任何异议。他们没有任何合法理由不允许他在外国法庭上为自己的名誉申辩。但在此时政府取悦于斯大林的意愿没有止境。特利格威·赖伊声称：“司法部与政府商议后决定，在托洛茨基居住挪威期间，司法部将反对列夫·托洛茨基想要在外国法庭上有所动作的意图。”[1]除此之外，司法大臣还严禁托洛茨基和任何外国律师接洽，最后，他终于彻底把托洛茨基赶进囚笼，并封住了他的嘴。

11月19日，托洛茨基通知他的法国律师热拉尔·罗森塔尔说：“昨天我接到一份官方指令，甚至禁止我在国外对任何人提出起诉。为了保证您能收到这封信，我克制自己没要求他们作任何解释。”在给廖瓦的信中他写道：“你要注意，司法大臣没收了与我的自我辩护有关的一切重要信件。如今我面对一帮诽谤者、盗贼和恶棍……却没有任何自卫能力。你应当根据自己的意愿采取行动，并把此事告诉我们的所有朋友。”在下一封信中，他更强烈地发泄了他的愤怒。他指出，《工人报》正在为解救关押在纳粹集中营里的著名激进派作家奥谢茨基（Ossietzky）而斗争，而关于挪威扣押托洛茨基一事它却只字不提。“至少奥谢茨基还没有遭到其看守的诽谤”。“毫无疑问，这封信得经过（审查官之手的）检查，但我顾不得那么多了。这是我写给儿子的私信，是我与他推心置腹的交谈，他在巴黎也遭到匪徒跟踪，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而此时我却身陷囹圄，手脚被缚。这是生死枚关的大事……（我们）在肉体和道义上的生存全都取决于它。我必须把话都说出来。”[2]

也许这些书信是一种军事谋略。特利格威·赖伊断言，托洛茨基通过非法途径与他儿子沟通。托洛茨基的某些信件是用隐显墨水写的，这样与他的拥护者们秘密保持联系，当允许他进城看牙医时，他偷偷地与他的拥护者联系，他们把给他的信件塞进蛋糕里寄往胡鲁姆，等等，等等，这些断言显然是有事实依据的，尽管事隔

10年之后当有人向娜塔利娅问起赖伊的话是不是真的时娜塔利娅不知如何答复是好。一般说政治犯都会使用某种方式与自己的同志秘密联络的，因此，当托洛茨基本人已经成为暴力、圈套和欺诈的对象时，如若他不采用此类方法倒会令人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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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托洛茨基被迫沉默时，公开抨击莫斯科审判的首战的重担就落在廖瓦肩头了。腼腆害羞、口才不佳、而且习惯于做父亲的助手的廖瓦突然被推到了这一重大而又严酷事件的前台。维辛斯基说，廖瓦是“恐怖主义阴谋”的台柱子，是他父亲的副手和参谋长，指导那些著名的老布尔什维克在苏联应如何行动。在法庭的判决书中，加之于他的罪名与加之于他父亲的罪名是一样的。而现在他却真要代替他父亲了。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审判案几个星期以后，廖瓦出版了《关于莫斯科审判案的红皮书》——这是首次以事实驳斥斯大林的指控、首次详尽无遗地揭露这些指控难以成立的一本书。他引用证据证明，他从未跟父亲一起去过哥本哈根，而且他们说的那家他与阴谋集团接头的旅馆“勃里斯托尔”纯属子虚乌有。他分析了被告的坦白之谜，指出，“他们那些无一件事实或证明的假坦白都是逐字逐句地重复检察官的话，都是在不遗余力地自我诽谤，实际上等于是在告诉全世界：‘不要信我们，难道你们还没有看出这一切全都是谎言，彻头彻尾的谎言！”，[1]但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们的不幸和自作自践仍然使廖瓦灵魂深处受到了强烈震撼。他从童年时代起就认识他们每个人，还和他

们的孩子们一块儿在克里姆林宫广场和走廊里玩耍。少年时代，他把他们看做是伟大的革命家和父亲的朋友。他对所有这一切都难以忘怀，因此，他这样捍卫他们的荣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内在的道德力量远远高于中等水平，虽然在这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它们看来尚不足以抵制压力。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他被告所承受的连续不断的、万分沉重的压力，数十万人……连它的1/100也无法承受。”但“斯大林要的是托洛茨基的脑袋，这才是他的主要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不得不求助于最卑鄙的杜撰。……他之所以如此仇恨托洛茨基，是因为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思想和传统的活生生的体现。”果然，国家政治保卫局并不满足于他们在国内取得的“胜利”，而竭力想把国外的托洛茨基主义一并铲除。他们指控西班牙托洛茨基派成员破坏人民阵线，企图谋杀它的领袖，并诬蔑波兰托派成员是盖世太保的间谍，“斯大林竭力想把工人运动中的所有分歧纳入这一公式：“是格别乌还是盖世太保？谁不跟格别乌走，谁就是盖世太保”。“今天他主要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使用这种方法，明天他会用它来对付工人阶级中的其他派别。……如果国际工人运动无力抵制这一剂致命毒药的话，那该是多么可悲呀。”[1]

身在胡鲁姆的托洛茨基收到第一份《红皮书》时，大大松了口气：“有一种瘫痪症患者，能看，能听，也能理解一切，就是连一根指头也动不了，以致无法躲避致命的威胁。挪威的‘社会主义’政府便使我们陷入这样的政治瘫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廖瓦的这本书是何等珍贵的一份礼物啊……我记得我觉得此书的最初几页似乎显得有些苍白：那几页上重复转述了一些（人们已经熟知的）政治评论……但从作者开始独立分析这次审判案的那一刻起，我就

完全被吸引住了。而且一章写得比一章好。‘我们无畏的、亲爱的廖瓦，’我和我的妻子相互说着，‘我们有了辩护人了！’”[1]在充满痛苦、忧伤和温情的通信中，廖瓦讲述了他为了发动对清洗的反击而做过的一切，并把为数寥寥无几的好心人的支待和同情的每一句话都转达给父母。

廖瓦被卷入这场可怕的戏剧，但他显然力不从心。继父亲之后，他成了格别乌的下一个目标。他总觉得有人在跟踪他，有一个神秘人物的手在拆阅他的信件。他很担心自己会被绑架。他孤单单一个人，没有保护，完全依靠他周围一小伙托洛茨基派成员的同志感情的支持。他在和罗斯默夫妇的友谊中找到了几分慰藉，这两个人如今毅然为父亲辩护，忘掉并且宽恕了过去的所有龃龉。在狭小的朋友圈中，他最信任马尔克·兹博罗夫斯基（Mark Zborowski)，这是个很有教养的年轻人，他研究医学和哲学，化名为埃蒂安（Etienne）在组织内工作。他协助《反对派通报》的出版工作，并参加了一个负责与苏联反对派保持联系的小小的俄国委员会。埃蒂安有波兰和乌克兰血统，懂俄语，并对苏联的现状十分敏感。这使他得以为托洛茨基在许多小事上提供帮助并取得廖瓦的信任。

但这个有着良好教养、心地善良的“朋友”却是斯大林的间谍。他转换角色的能力是如此之强，以至廖瓦和托洛茨基都从未对他有过丝毫怀疑。廖瓦对他是如此信任，甚至给了他一把自己信箱上的钥匙，还常常让他代替自己取邮件。那“拆阅”廖瓦信件的神秘的手就是埃蒂安的手。他还负责保管托洛茨基档案中最机密的卷宗，他把它们藏在了自己屋里。[2]

托洛茨基在他被扣押的几个月前曾要廖瓦把他的一部分档案存在荷兰的社会史研究所。他之所以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手头拮据。该研究所准备为这批档案付很小一笔钱，即1.5万（贬值以后的）法郎。但主要原因是托洛茨基担心格别乌会想方设法得到这批档案。因此他想把它存在可靠人的手中。11月初，廖瓦和埃蒂安将几个卷宗转移到了该研究所在米舍尔大街7号的巴黎分所。当时分所的领导是著名的孟什维克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ский），他一度曾在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任职。这次转移是尝试性的，但档案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一些最机密的材料却仍在埃蒂安手中。[1]

可是，那些卷宗刚刚被转移到米舍尔大街，11月6日至7日夜，就有人破门而人，若干卷宗被盗。立刻便有人怀疑这是格别乌干的。破门而人的窃贼没有动他们已经找到的贵重物品和钱财，却单单偷走了托洛茨基的文件。除了格别乌的特务外，谁还会这么干呢？法国警方惊讶于溜门撬锁者的技术和技巧，断定这并非法国罪犯所为，而是国际大盗干的。警方讯问了指控格别乌的廖瓦。警察问他，格别乌是怎样以及从哪里那么快就得知卷宗被转移到了米舍尔大街的呢？知道转移卷宗的都有谁？廖瓦声称，除他以外，知道此事的只有3个人：尼古拉耶夫斯基、荷兰研究所的某位工作人员埃斯特琳（Estrine）夫人和埃蒂安。廖瓦保证这3个人都十分忠诚，但他怀疑尼古拉耶夫斯基也许会不经意说漏了嘴

处5年监禁。我对埃蒂安和廖瓦的关系的叙述依据的是他们与托洛茨基的通信以及他们向法国警察局和法官提供的证词。埃蒂安的故事由H．卡松（1955年11月21日）和大卫·达林（1956年3月26日）在《新领袖》杂志上叙述过。另见《美国参议院国际安全问题小组听证会》1957年2月14——15日第51部分第3423——3429页。还可参见伊萨克一堂一列文：《一个刺客的内心》。

而给格别乌提供了线索。那么埃蒂安呢？——警方问道。廖瓦回答说，埃蒂安绝对可靠：证据是在溜门撬锁事件发生时他在自己的家里存放着最重要的一部分档案。于是，格别乌是如何得知卷宗转移一事始终未能搞清。

后来发现，盗窃者偷走的只是一些剪报和不太重要的文件。无人怀疑因所获甚微而失望的格别乌会更加严密地组织第二次尝试的。托洛茨基终生关心自己档案的安全，其程度不亚于他对自身安全的关心。但格别乌再也没有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进行新的攫取文件的尝试。于是又产生了新的猜测。由此处列举的事实可以看出，格别乌没有必要窃取档案。因为他们可以直接通过兹博罗夫斯基来了解档案或文件副本的内容。这一在巴黎显系暗中策划的盗窃事件只是为了掩护埃蒂安，加强托洛茨基和廖瓦对他的信任。的确，当格别乌看来使出了浑身解数想要窃取档案时，埃蒂安却在自己家里“可靠地”保存着档案，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一事实更有力地把一切疑点从他身上引开而指向他人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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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鲁姆，数月时光沉重而又单调地过去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托洛茨基的监禁将中止或放松。托洛茨基在美国的信徒竭力想要为他取得墨西哥的避难权。但他们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托洛茨基尽管很想离开挪威，但又不急于在此危难关头到一个名声不好而且又十分遥远的国家去避难。那里的政治所采用的方法是斗篷和短剑（廖瓦曾提醒过他，在那里只花几个美元就可以雇到一个杀手）。[1]托洛茨基还有一线希望，即在挪威人们还可以听到他

的声音。12月11日，他应再次以证人身份出席久拖未决的对溜进他在霍涅芬斯住所的吉斯林党徒的审判。他以为这回政府该再不敢休庭了。但司法大臣还是出面干涉了，虽然没有休庭，却下令关起门来进行审判。因此，当托洛茨基出现在法庭上时，听众席上连一个听众和记者也没有。与上次公开进行的审判不同，这次为了不让托洛茨基有可能当众宣读自己的证词已经作了一切必要的安排。法官对托洛茨基的态度也极其恭敬礼貌，因而托洛茨基在一连几小时里有根有据地说明了自己的案子，并且如此有力而又严肃地驳斥了斯大林的所有指控，好像他面对的是整个世界。主持人一次也没有打断他的发言，甚至在他严厉抨击挪威司法大臣是斯大林的帮凶时也没有打断他。对于托洛茨基来说，在一个封闭的、空荡无人的法庭上进行的几乎可以说是平淡无奇的审判过程中发表一篇堪称法学艺术杰作的讲话，显得有些可笑。但这时他对自己的未来是如此缺乏信心，以至他都怀疑以后他未必有机会阐述自己的理由，因此便充分利用了这次机会畅所欲言，哪怕只是为了作调查记录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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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不多几位见证人对托洛茨基在被监禁期间的表现作过生动的描述。指挥警卫班的军官之一阿斯克维克（Askvik）在他那本未发表的回忆录中讲述了托洛茨基的平静、尊严、自尊及自律。如阿斯克维克所说，对其自由的每一次限制，托洛茨基都要表示抗议，坚定地捍卫自己的权利，但从不侮辱警卫人员，而且他还能用正确的挪威语自如地和警卫交谈。[1]挪威律师彭特福德回忆了托洛茨基是

如何关注大选进程的。使托洛茨基不安的是，克努德森在一个保守派占多数的区里被提名为议会候选人，他因为是托洛茨基的房东而遭到抨击，很可能落选。当克努德森意外地以明显优势当选的消息传来时，彭特福德正在胡鲁姆。他讲述道，当时托洛茨基高兴得忘乎所以、手舞足蹈，把娜塔利娅楼在怀里，欢庆自己朋友的胜利（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给政府的一记耳光）。在这痛苦难熬的几个月里，克努德森的一贯忠诚，是所能留给托洛茨基的为数不多的安慰之一，如同激进派政论家赫尔格·克罗格在奥斯陆自由派报纸上机智而又出色地领导的那场为托洛茨基辩护的笔战一样。

特里格威·赖伊曾两或三次到胡鲁姆拜访托洛茨基。第一次是在12月11日或13日，他通知托洛茨基，后者的拘留地将从胡鲁姆转移到更偏远、更隐蔽的北方地区，因为司法部“不能继续支付”它在胡鲁姆所承担的“大笔警卫费用”。托洛茨基告诉赖伊，他的朋友们（他提到迭戈·里维拉）打算请他到墨西哥去，与其让人把他送到挪威北部的荒凉地区，他还不如去墨西哥呢。在谈话过程中赖伊注意到托洛茨基的书桌上摆着一套《易卜生全集》。赖伊便问道：“您正在读易卜生？"“是的，我正重读他的全集。易卜生是我青年时代最喜爱的一位作家，现在又回过头来重读他的作品。”以下的话说它出自易卜生本人笔下也不为过。托洛茨基说，《人民公敌》的思想非常契合他和这位大臣目前的处境。赖伊则闪烁其词地说“对易卜生可以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托洛茨基说：“无论您对他作何种解释，他的证明永远对您不利。您还记得市长斯托克曼吗？”大臣问托洛茨基，将他与易卜生剧中那个为了权力和金钱不惜迫害其弟弟的恶棍相提并论该不会是认真的吧？“与斯托克曼市长相比吗？那还是好的，大臣先生，那还是好的呢，”托洛茨基回答说，“您的政府具备资产阶级政府的所有缺陷，而其优点却连一个也没有。”这一意见使得这位大臣很委屈，于是就托洛茨基的“忘恩负义”大肆数落一番，说他允许托洛茨基到挪威来是个“愚蠢的错误”。“那么您现在不正在竭力用犯罪来弥补这个愚蠢的错误吗？”托洛茨基反驳道。于是，他打开了《易卜生全集》中的一本，朗读了斯托克曼先生对他那位坏蛋兄长说的一番话：“我看到人的卑鄙和怯懦如何封住一位自由、正直的人的嘴……。”谈话到此结束。大臣站起身来，但在出门之前，又转身向他的俘虏伸出了手。可托洛茨基拒绝和他握手。[1]

一周后，赖伊再次拜访托洛茨基，并通知说墨西哥方面已答应为其提供避难，他已经租好一艘油轮，次日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就可以在约纳斯·赖伊——胡鲁姆警卫队长的护送下动身去墨西哥了。时间的仓促以及驱逐的细节引起托洛茨基的不祥预感。他问大臣，为什么只给他24小时作动身前的准备？为什么不释放他？他要求允许他以自由人的身份离开，允许他和朋友们商量一下，允许他收拾收拾文件并了解所有事项，允许他先和墨西哥政府联系一下，允许自己选路线，允许他自己考虑自己的安全。他说：“如果您这艘油轮被斯大林知道了，那会怎么样？也许我们连英吉利海峡都到不了就在公海上被鱼雷击中。”（他甚至问这艘油轮是否带有武装）。大臣回绝了他的所有要求，但极力要他相信旅途会平安无事的，他说除了他本人和油轮主人外，没有人知道这个计划。于是托洛茨基请求准许他经过法国。现在，他已经得到了去墨西哥

避难的许可，难道法国人还会不给他过境签证吗？这个要求也被赖伊否决了，他急于在议会开会讨论托洛茨基问题之前将他送出挪威。在托洛茨基看来，这位大臣的急切之情远比实际情形更加凶险。他说：“当然，你们可以在肉体上消灭我们，但在道义上，你们都会自己扭断自己的脖子，犹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一事上扭断了自己的脖子一样。”接着，他又重复了他的预言：“再过三五年……你们将全都成为难民……”；说完，他再一次转身背对大臣，拒绝和他握手。[1]

托洛茨基感到，人们这是在把他从一个囚笼转移到另一个囚笼去，而且他也不大相信自己和娜塔利娅在途中不会出任何意外。在娜塔利娅收拾行装时，他用隐显墨水写了一篇题名为《可耻！》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对那些诽谤者，首先是对那些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审判案的合法性“担保”的英法两国著名律师们的答复。其中一个是皇家律师，另一个是人权保障同盟的委员，此二人都为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审判案没有缺席判处托洛茨基死刑大唱赞歌。托洛茨基评述道：“凡对革命史、人类心理和……此案所涉及的那些人的经历略知一二的人都会同意，我们有多一千倍的理由推断，这些律师是在为斯大林效力，而连一分钟也不会承认托洛茨基是盖世太保的同谋……整个太阳系所有的人权保障同盟也无法证实这一点。如果我能抵达墨西哥，我会在那里给这些指控者及其仆从以最终答复。”他想在动身之前“像一个沉船的水手把瓶子放入大海那样”留下这篇文章。[2]他给廖瓦写信说：“看样子，明天他们

将把我们发配到墨西哥去。如果我们在途中或在别的地方遇到不测，你和谢尔盖就是我的继承人。这封信具有遗嘱的效用。……如你所知，我指的是我的著作将来的稿酬。除此之外我一无所有。如果你将来能见到谢尔盖，就告诉他，我们从来就没有忘记他，而且时刻挂牵着他。”在他写这封信时，医生、律师和税务员给他送来了他们的账单，而且为了保障付款冻结了他在银行的存款。[1]12月19日，“鲁特号”油轮驶出娜威，船上的乘客只有托洛茨基、娜塔利娅和押送他们的警察。驱逐托洛茨基一事搞得十分机密，在他起程后数天之内，胡鲁姆拘留所周围仍然站满了警察，为的是造成一种他还在那里的假象。航程开始时，海上波浪滔天，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在船舱里读着有关墨西哥的书，猜测着未来给他们准备了些什么。后来海面平静下来，托洛茨基开始以日记形式写分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审判案的文章，后来他把它收在《斯大林罪行录》这本书中。在油船避开正常航道不断变换航向航行的3个星期里，他做了许多工作。然而，全世界已经得知托洛茨基离境的消息，各国通讯社争相通过无线电采访托洛茨基。但“鲁特号”船长奉奥斯陆的命令不许托洛茨基使用船上的发报机。在这条空空荡荡的油轮上，人们对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仍像对待拘留犯那样，甚至在他们吃饭时旁边也站着警察。

托洛茨基在1936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这是该隐年。”第二天一早，“鲁特号”鸣笛迎接新年的到来。船上却没人响应，也没人祝贺新年。只有那位法西斯警官扬着手里的新年贺电走近餐桌，他收到了他那位工党大臣发给他本人的贺电。这个世界似乎到处充满了荒诞。

这是个托洛茨基一生中的那些十分奇特的巧合之一，恰好在

20年以前，托洛茨基最后一次离开欧洲，那时他也是侨民，从为他提供临时避难所的那个国家被驱逐出来。而在1917年，世界处于战乱之中，海洋被潜艇搅得如一锅沸水。如今世界正处于和平之中，海洋里也没有潜艇，但在油轮上却笼罩着一种几乎和战争时期一样的紧张气氛。托洛茨基在日记里写道，船长和船员们在提到格别乌时都回避直呼其名，“好像它是水底暗礁似的”。[1]20年前，托洛茨基在途中写道：“我向欧洲这个老坏蛋投去最后的一瞥”，为的是能尽快在3个月之后再重渡大洋回到那里。现在，他的确是在向这个“老坏蛋”投去最后的一瞥了。离开欧洲时，他的心情非常激动。他的思绪仍在留在身后的坟墓——两个女儿、许多友人和追随者及诸多希冀的坟墓上萦绕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