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失败中的胜利

伊萨克·多伊彻

在俄国革命的整个历史中以及在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再没有哪个时期能比托洛茨基流亡生涯的最后几年更困难、更黯淡的了。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个时期是“思想要抓住现实”，然而现实却不符合思想的时期——它们之间横亘着一道深渊，比以往更狭窄但又更深的深渊。世界充满了惊人的矛盾。资本主义从未像20世纪30年代的衰落与萧条中那样更接近于崩溃而又出现如此急剧的复苏。阶级斗争从未这样迅猛地驱向革命顶峰，而它达到这个顶峰的希望也从未如此渺茫。从未有过那样大批的群众受到社会主义的鼓舞，而他们也从未如此无助和无活力。在现代人类的全部经验中，没有任何事物像第一个工人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次试验那样，既崇高又令人生厌。而且，恐怕也没有任何人像托洛茨基那样，其生活跟被压迫人民的痛苦和斗争如此息息相关而又如此孤独。

他工作的意义与他失败的教训是什么呢？

任何回答都是不确切的，因为我们还缺乏历史远景；而我们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主要来自我们对苏联革命的判断。如果接受下述观点，即布尔什维克的目标——社会主义——不过是海市蜃楼，革命仅仅是以一种剥削与压迫的形式代替另一种，而且不可能有别的选择，那么，托洛茨基就像注定会失败的某位神的祭司长，又像一位沉溺于自己的梦想与幻觉中的乌托邦信徒。但即使这样，他也应获得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与梦想家理应获得的那份尊敬和同情，因为他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个。就算真是一个人命定要蹒跚于从失败到失败的痛苦与血泊中，而且挣脱一个轭绊只是将其脖颈伸向另一个轭绊——即使当他在那茫茫荒漠上跋涉而前面却没有应许给他的土地时[1]，他对另一种命运的渴望仍然像火炬一样在那黑暗与阴森中带来一线光明。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人能像托洛茨基那样如此鲜明和无畏地表达出这些渴望。

然而，俄国革命真的只是用一种轭绊代替另一种轭绊加于人民吗？这真是最后的结局吗？在托洛茨基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于那些探究斯大林主义的人来说，这种观点似乎是有道理的，跟他们相反，托洛茨基却坚信，将来当苏联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时，斯大林主义就会仅仅被看做是“偶然的倒退”。他的乐观主义甚至在他的追随者看来都是没道理的。但是，差不多25年过去了，预言听起来虽然仍是大胆的，但并不荒谬。很清楚，即使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苏联社会仍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那些与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分不开的进步又从内部瓦解着和侵蚀着斯大林主义，对这种发展作出对比，在托洛茨基时代实在是太早了——他想这样做，却不无失误；甚至1/4世纪之后，这种对比仍不十分清楚。但苏联社会显然一直在努力摆脱沉重的债务。并且不乏成功，它还努力发展了从斯大林时期继承下来的财富。60年代初期与30年代中或50年代初期相比，苏联社会中更少贫困，更少不平等，更少压迫。这个反差如此惊人，因此谈什么“官僚集体主义建立的新的集权奴隶制度”是错误的，是不符合这个时代的。托洛茨基在他最后的论战中与其弟子们争辩的那些问题至今仍在争论之中，但不是在小圈子里，而且是在全世界的听众面前。争论的焦点仍然是：苏联官僚集团是否是一个“新的阶级”，为了结束它的专制统治是需要改革还是革命。但有几点是没有疑问的：斯大林死后头10年的改革尽管是不充分的和自相矛盾的，但仍极大地缓和并限制了官僚暴政；人民意愿的新潮流愈益推动着苏联社会更深刻、更彻底的改造。

尽管如此，托洛茨基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整个恐怖统治总有一天会显得只是“一种偶然的倒退”的看法还是激起了当代思想敏锐者的反感。而他则将巨大的历史尺度运用于具体事件与个人命运：“当问题涉及到经济与文化领域里最深刻的变化时，历史中的25年还比不上人一生中的1个钟头。”（他对自己时代的非正义与残暴的敏感并未因为这种长远历史观的倾向而变得迟钝起来——相反，它被磨砺得更加锐利了。正因为他从未忘记真正人道的社会主义前途，他才如此猛烈地抨击斯大林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败坏。）用他的历史尺度来衡量，苏联社会自他的时代以来所取得的进步仅仅是微不足道的、太微乎其微的开头。但哪怕是这样的开头也足以为革命辩护，也可为他对革命所持的基本的乐观主义辩护，也能驱散幻灭与绝望的浓雾。

托洛茨基宏伟的一生与工作是俄国革命经验中的精华部分，实际上也是当代文化结构中的精华部分。他的独特命运和他的努力所具有的巨大的道德价值与美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并证明了他的重要性。如此卓越的智力、如此杰出的能力和如此高贵的殉道精神最终必将释放出其充溢的冲击力，否则就违背了一切历史观念。最崇高、最激动人心的传奇都是由这样的材料造成，但唯有托洛茨基的传奇是完全由记录在案的事实与确定无误的真实构成的。其中并没有翱翔于现实之上的神话：是现实本身上升到了神话的高度。

托洛茨基的生涯是如此丰富和辉煌，以至随便拿出它的一个片断都足以构成一个杰出历史人物的生平。倘若他在30岁或35岁时，即1917年前的某个时候死去，那么他就会跻身于别林斯基、赫尔岑及巴枯宁这样一些俄国思想家与革命家之列，作为堪与他们匹敌的马克思主义者晚辈，倘若他的生命在1921年左右结束，大约与列宁同时，那么留在人们记忆里的他就是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红军的缔造者及其国内战争时期的总司令，并且作为共产国际的导师，他以马克思才有的力量与才华、用以《共产党宣言》之后人们再也未曾听到过的语调向全世界的工人说话。（斯大林分子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极尽歪曲与诬蔑之能事给他抹黑，才从两代人的记忆里抹去他的这一形象。）他所主张的思想以及他作为1923年至1929年反对派领导人所完成的工作形成了布尔什维主义与共产主义编年史中最重要、最悲壮一章的总结和实质。他是本世纪最大的一场意识形态论战中的主角，是工业化与计划经济的思想上的倡导者，最后，他是布尔什维克党内抵制斯大林主义抬头的那些人的喉舌。哪怕他未能活过1927年，他在身后也留下了一份思想遗产。这份遗产是既不会被消灭也不会注定永久湮没的；由于这份遗产，他的许多追随者高呼着他的名字慷慨就义；这份遗产，时间将赋予它愈来愈重要的意义，而新一代苏联人将根据它去探索自己的道路。

在本书所叙述的这一时期里。他的思想、著作、斗争与仿徨则是他一生的顶点。我们已经从批判的角度回顾了他的溃败、谬误和失算：他与第四国际的失败，他对西方革命前途的错误估计，他关于苏联改革与革命的盲目看法，以及他晚年的“新托洛茨基主义”的矛盾。我们也综述了他的那些现在已充分和无可争议地被证明是正确的行动：他洞悉到希特勒上台的致命危险，努力唤醒德国工人阶级、国际左派阵营和苏联对这一危险的警觉，尽管这努力只是一番徒劳；他执著地批判斯大林不仅在指挥经济事务方面，而且特别是在集体化方面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此外他还为反对大清洗进行了最后的伟大斗争。甚至斯大林的后继者们在处心积虑地清除托洛茨基的幽灵时也含蓄地承认，他在这些重要问题上是正确的——多年以后，斯大林之死又唤起了他们的勇气，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不过是像可怜的回声一样，重复着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抗议、控诉与批判。

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归根结底，托洛茨基的力量与弱点都同样植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他的失败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作为一种运动陷入主要困境的缩影——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发展的看法与阶级斗争及革命的实际进程之间的矛盾与脱节：

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巨大胜利不是在先进的西方而是在落后的东方实现的，是在那些以农民而不是以产业工人为主的国家实现的。革命的首要目标不是建立社会主义，而是着手“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进程表上，只有当旧社会的生产力已经大大超过了它的所有制关系，以至冲破了旧的社会结构时，革命才会发生；革命为充分发展的、先进的以及高效率的生产力创造出新的所有制关系和新的社会结构。而实际情况却是，革命为经济上最落后的国家创造了最先进的社会组织形式；它围绕着不发达的、原始的生产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真空里建立了公有制与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理论构想因而被上下颠倒了。超越现存生产力的新“生产关系”也同样超越了大多数人的理解力；因此，革命政权不得不违反大多数人的意志去保卫和发展自身。官僚独裁取代了苏维埃民主制度。国家不但没有趋向消亡，反而执掌了空前之大的权力。马克思主义的规范与革命现实之间的冲突渗透了执政党的整个思想与行为。斯大林主义通过歪曲或抛弃这一规范来寻求冲突的解决。托洛茨基主义则要维护这一规范或者在规范与现实之间保持暂时的平衡直至西方的革命来解决这一冲突和恢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和谐。西方革命的失败就集中体现在托洛茨基的失败之中。

这失败在多大程度上是必然的、不可挽回的呢？我们看到，只要托洛茨基还活着，斯大林就不认为他已经被彻底征服了。斯大林的恐惧并非是偏执狂的执迷。政治舞台上其他一些首脑人物也有同感。法国驻第三帝国的大使罗贝尔·库隆德（Robert Coulondre）对他与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前夕的会见所作的一番描述就是惊人的证明。希特勒夸耀他从刚刚跟斯大林签订的协定中捞到的好处，并沾沾自喜地瞻望着未来的军事胜利。大使在回答中试图让他“清醒”一下，就谈到在漫长可怕的战争之后社会动乱与革命可能会接踵而至并可能将交战国政府卷入其中。大使说：“您认为您是胜利者……但是您是否想到另一种可能——胜利者可能是托洛茨基？”希特勒一听就跳了起来（仿佛“心窝上挨了一拳”），尖叫着说，这种可能（即托洛茨基胜利的威胁）是法国和英国最好不要跟第三帝国打仗的又一个原因。这样，第三帝国的元首与第三共和国的使节在和平的最后时刻，在他们最后一次的勾心斗角中为了互相恫吓而乞灵于被幽闭于地球另一头的一个孤独流亡者的名字。托洛茨基在读到这段对话时评论道：“他们被革命的幽灵缠住了，并且给了它一个人的名字。”

希特勒与大使给了幽灵一个人的名字——托洛茨基，是否给错了呢？完全可以说，尽管他们的恐惧不无道理，但他们可以给幽灵冠以斯大林的名字，而不是托洛茨基的名字——不管怎么说，毕竟是斯大林战胜了希特勒。然而历史上常有这类情形，潜在的现实远比表面现象更让人难以捉摸。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胜利掩盖了某种深刻的失败因素，而托洛茨基的失败则孕育着胜利。

他们之间根本的“意识形态”论争是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即苏联应不应该或者能不能够在本国自给自足基础上单独建成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是否只有作为国际社会秩序才能够成功。事态发展所给予的答案远不如理论论争那样分明，但却更接近于托洛茨基的观点，而不是斯大林的观点。早在苏联多少接近社会主义之前，革命就已传播到其他国家了。可以说，历史并没有单单给于苏联足够长的时间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试验推进到成熟阶段，更不用说完成它了。既然在托洛茨基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中，革命的国际主义是与布尔什维克的孤立主义相冲突的，因此高举胜利旗帜的肯定不是斯大林主义；布尔什维克的孤立主义早已死亡了。另一方面，即使在孤立中，苏联的持久力也远比托洛茨基曾设想的要大得多；而且与他希望的相反，并不是西方无产阶级使俄国革命免除了孤立。这真是历史的讽刺：不管斯大林主义愿意不愿意，正是它自己冲破了它的国家甲壳。

在其最后的辩论中，托洛茨基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整个前途都押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上。他肯定战争必将导致革命——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同时断言，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将被否定，社会主义就将遭到永远的失败，而官僚集体主义的时代就将到来。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轻率的、教条的和悲观的看法。历史现实又一次证明，它比理论家的进程表要复杂得多。战争确实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革命；但其进程并不符合经典模式。西方无产阶级又未能向旧制度的堡垒发起猛攻并征服它；而在东欧，旧制度的崩溃主要是由于向易北河胜利挺进的俄国军队的冲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或者说规范与事实之间的脱节——甚至更严重了。

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是一种趋势的延续，这种趋势的首次表现是在1920－1921年，当时红军进军华沙并占领了格鲁吉亚[2]。通过这些军事行动，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启动的革命循环最终合拢了。在这循环的起点，布尔什维主义在真正的革命中登上了峰顶；而在其终点，布尔什维克却用军事占领来传播革命。然后，随之而来的是20年的漫长间隔，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再也没有发展。当革命的下一次循环被第二次世界大战触发时，它的开始处于第一次循环终结的地方——军事占领完成的革命。在军事史上，通常在上一次战争的终点与下一次战争的起点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续性：上一次武装冲突结束时所发明的武器和形成的军事思想将支配下一次武装冲突的初期阶段。在革命的多次循环中也存在着类似的连续性。1920－1921年，布尔什维主义为了挣脱自身的孤立想尽一切办法在刺刀尖上将革命输往国外。20至30年后，斯大林主义被战争拖出了它的国家甲壳，它把革命输出到了整个东欧。

托洛茨基希望第二次革命循环以第一次的方式进行，即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崛起来进行，它的结果将主要依赖于各重要国家内社会力量的对比以及国家革命的领导的质量。然而，新的循环并没有从上一次的起点开始，而是从它的终点开始的，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而是自上而下的革命，依靠军事占领的革命。因为这是首先将其压力运用到自己边缘地带的列强才能做到的事情，所以循环是从苏联的边缘地带开始的。革命的主要推动者不是那些国家的工人和他们的党，而是红军。成功与失败并不依赖于该国家内部社会力量的对比，而主要依赖于国际力量的对比，依赖于外交协定、联盟和军事行动。各列强之间的斗争与合作将自身叠加于阶级斗争之上，因而改变并扭曲了它。马克思主义用以判断一个国家的革命“成熟”或“不成熟”的一切标准都完全失效了。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协定以及他们之间势力范围的划分形成了东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社会动荡的起点。在整个波兰，在巴尔干各国以及在东德，革命是在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于德黑兰和雅尔塔完成的势力范围划分的基础上实现的。凭借这种划分，并在斯大林的默许下，西方列强运用其影响与势力镇压西欧（及希腊）的革命。若没有德黑兰与雅尔塔协定，很可能是西欧而不是东欧将成为革命的大舞台——特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旧统治阶级的权威已经崩溃了，工人阶级已经起来造反，而且共产党领导着主要的武装抵杭力量。斯大林根据自己的外交义务去强压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作出让步，使其同意在自己的国家里恢复实际已经崩溃了的资本主义，甚至在它的重建中与之携手合作。同时，丘吉尔和罗斯福也劝说东欧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屈从于俄国的优势并向革命投降。在这场大分配中，双方国际力量的平衡吞没了阶级斗争。正如在拿破仑时代一样，革命与反革命同样都是军事与外交的副产品。

至于这个巨大的事件链环，托洛茨基只看到了它的开头。他并未意识到它预兆着什么。他的思维习惯使他即使并非不可能，那么也很难想象：在整整一个时代里，3大列强居然能够通过其军事与外交将它们的意志施加于旧欧洲所有的社会阶级；因而，阶级斗争被降低到传统方式的水平之后会在另外一种水平上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即列强集团之间的对抗和冷战。

出于理论上的确信和政治上的直觉，托洛茨基对军事占领式的革命只感到厌恶。他曾反对1920－1921年对波兰和格鲁吉亚的入侵，而列宁却赞成这些冒险。作为军事人民委员，他坚决反对图哈切夫斯基这个将革命输出国外这种新拿破仑方式的早期拥护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20年他就曾严厉批评过布尔什维主义的武装传教士，说“最好给他脖子上挂上一块磨盘，把他扔到海里去”。他在1940年时的立场与在1920年时的一样始终将军事占领式的革命看做是革命道路上最危险的迷误，始终坚信，西方工人阶级会在他们自己的环境推动下去夺取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而苏联政府试图替他们包办革命将是犯罪行为，因为这可能直接损害他们的革命利益。他看到的始终是一个孕育着革命的世界；始终相信革命的妊娠期不会太长，而又担心任何对它的干扰都会导致流产。他说得相当不错：斯大林对革命的武装介入产生了不少死胎——还有许多怪胎。

然而，面对军事占领式的革命，托洛茨基却再次陷入了严重的矛盾。他支持革命，反对军事占领；但是当革命导致军事占领或军事占领助长了革命时，他却不能坚持反对军事占领并与之公开彻底地决裂。1920－1921年在格鲁吉亚与波兰事件上他没有坚持反对，1939－1940年在波兰与芬兰事件上他同样没有坚持反对。倘若他能活到看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波，他会发现他的两难处境恶化了，扩大了，更无出路了。我们不怀疑他会谴责斯大林廉价出卖西方革命，也不怀疑他的立场将合乎逻辑地推动他接受东欧革命的现状并克服对斯大林手段的厌恶而承认“人民民主政体”是工人国家。这种立场，不管它如何善良正直，都丝毫无助于实际政治活动，因此，托洛茨基作为一个政治实践家在整个战后舞台上将很难为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角色。这一次的革命循环没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位置。

但是，这一次循环正如上一次一样，也是以跟它的起点不同的方式结束的。它在中国革命中达到了顶点，中国革命既不是从上面而来，也不是以外国的刺刀尖输入的。毛泽东和他的党不理睬斯大林（正像1925－1926年一样，后者在1945－1948年还寻求跟国民党和蒋介石搞交易），坚持为夺取政权而斗争；而在夺取政权以后，他们并没有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过渡阶段，而是遵循“不断革命”的逻辑又完成了反资产阶级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中国的十月”是托洛茨基身后的另一个胜利。

然而又是——“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产业无产阶级并不是这场激变的推动力。毛泽东的农民军队代替城市工人，将革命从乡村推向了城市。托洛茨基断言，如果这些军队长久地被限制在乡村地区，他们就会与农民同化，以至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而反对城市工人，反对社会主义，并成为新反动派的基本力量。（中国过去的农民起义军推翻封建工朝不就是以一个新王朝取而代之吗？）这种分析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来是正确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不仅要“代表”城市工人，而且要扎根于其中，并通过他们发挥作用——否则它的社会性质必将蜕化并表达异己阶级的利益。很有可能，如果这场革命仅仅依靠中国内部的社会结盟，那么在延安时期毛的游击队就将与农民高度同化，以至尽管以共产主义为宗旨也仍无法跨越农民起义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鸿沟。但即使在中国，斗争的进程也同样是取决于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的。毛的党由于处于冷战之中并面临美国敌意的干涉，于是依附于苏联并将中国的社会结构改造得与它一致，以此稳固了它的统治。这样，苏联的革命霸权就做到了（尽管斯大林起初进行了阻挠）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才能做到的事情——它将中国革命推到了反资产阶级阶段以及社会主义道路上。由于中国的无产阶级几乎是分散的，在政治舞台上是无足轻重的，苏联的重力牵引就将毛的农民军队转变成了集体主义的推动者。

革命潮流自此以后就更远地向东方涌去，愈益远离“先进的”西方；它又一次在不发达的、贫穷的前工业社会里扎下了根。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对东方与西方的问题都愈益显得无力。但是，形势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同时起作用的多种过程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活力。由于迅猛的工业化，落后的东方慢慢地不再落后了。苏联己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它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它的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正在为现代生活方式而奋斗，它的生活标准与群众教育水平正在迅速提高，尽管还不平衡。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只存在于高度发达的西方工业国家中的那些社会主义前提条件如今已在苏联社会中被创造出来并积累起来。在这样的社会新的要求面前，斯大林主义由于将马克思主义与野蛮混杂在一起而成为一种时代错误。它的原始积累方式过于原始；它的反平均主义过于卑劣；它的专制是不合理的。一直蛰伏在冬眠状态中的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的传统仿佛在千百万人的心中开始复活了，人们起而反对官僚特权，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迟钝，反对僵死沉重的教条。在强行使社会结构现代化的同时，斯大林主义为自己掘下了坟墓，并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这种复兴是缓慢的，而且伴随着混乱与迷茫。斯大林主义或其残余与复兴的社会主义意识之间的冲突贯穿了斯大林死后的头一个10年。倘若托洛茨基主义者、季诺维也夫主义者、布哈林主义者等反对派能幸存到50年代，那么非斯大林化的任务就会落到他们身上，而他们也会光荣地、全心全意地、坚定不移地完成它。然而他们早已随着老布尔什维克的阿特兰提斯洲一块儿沉没了，而且非斯大林化又是无可逃避的必然，于是不得不由斯大林的助手和帮凶来应付这件工作；但他们在应付过程中不可能不十分勉强，他们的心和手都在颤抖，因为他们从未忘记斯大林的罪恶里也有他们的份儿；而时刻焦急盼望着他们亲手发动的惊人揭露与甄别能够停顿下来。在追逐着他们的那些昔日亡灵中，再没有比他们的死敌托洛茨基的亡灵更让他们难堪和惊恐的了，他们的每一项揭露与甄别都是对他的颂辞。最让赫鲁晓夫提心吊胆的是，对斯大林恐怖时代不承担丝毫罪责的年轻的一代可能会对他的各种遁词与狡辩越来越不耐烦，会要求公开为托洛茨基平反。

平反无论如何是要到来的，尽管不大会在斯大林的那班老朽接班人下台之前，但它一旦来临，就绝不仅仅是迟来的纪念一位伟大人物的正义行动。工人国家将以此宣布它的成熟，它身上的官僚主义桎梏已被打碎，它又重新拥抱随托洛茨基一同消失的经典马克思主义。

至于这一切对世界其他地区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一部传记的跋是无法容纳得下的。但完全可以说，历史的发展必将以消除“落后的”俄国与“先进的”西方之间的旧日差别来抹掉托洛茨基的失败，他的失败正是植根于这种差别之中；而俄国革命的新生必将有助于最终消除这种差别。在西方，被俄罗斯母亲贬值成斯大林主义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所引起的是厌恶与恐惧；而对清除了自己身上的野蛮赘疮的马克思主义，西方必将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响应；对于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西方将不得不最终承认它自己的创造及其关于人类命运的远见。只有到那时，历史才完成了圆满的循环：

直到希望用它自己的碎片

创造出它希望的东西。

托洛茨基曾将人类的进步比做朝觐者的赤足远征，他们一步一步地向着自己的圣地前进，间或后退或绕道，但都是为了前进，然后又绕道或后退；他们始终这样曲折地但坚韧不拔地接近他们的目的地。托洛茨基把激励朝觐者前进看做是自己的使命。但是，在取得一定进步之后，人类就放纵和涣散起来，听任鞭策它的人受到诬蔑、诽谤，直到被践踏至死。只有当它重新向前走时，才悔恨地给予牺牲者补偿，珍重对他们的回忆，虔诚地搜集他们的遗物；那时，它会为他们所流的每一滴血而感谢他们——它知道，他们的鲜血滋育了未来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