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法〕让·饶勒斯 -> 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1901）
第五章 市镇生活
本书已对一些法律条文作了重点介绍。这些条文把部分国民最高权力，如市镇范围内国家税赋的征收和公共工程的管理，直接给了市镇。此权力非常之大，因此这意味着地方当局和中央政权的关系必须达到几乎完全的协调一致。
否则抱对立态度的市镇便会在诸如征税的问题上从中作梗，至少是采取拖延政策。事实上，革命方面后来就不止一次地受到地方政权的有意怠慢，然而总的说来，这种大胆寄予信任以调动各地积极性的做法，仍使革命受益匪浅。
比如在后来出售国有财产时，因此而得到广泛行动自由的市镇，就给了革命以很大帮助。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非凡热情，挽救了革命的法国。
有一点上文忘记说了，市镇机构是两年改选一次，其成员每年更换一半。可见在市镇事务中，积极公民的参与是经常性的。
市镇机构和郡政府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因为首先，监督和被监督的难于相处，本来就在所难免。特别是市镇的革命性和群众性，往往更胜一筹。郡的管理大会成员是任何报酬不取的。只有长期担任工作的郡政府成员享有报酬。
这样，郡的管理大会成员每年有一个月须自己出钱去郡的首府开会。因此这些人便只能在富人和至少是生活相当宽裕的人中产生了。
相反，担任市镇职务则无须支付这类开支，因此境遇较差者也可担任。此外，市镇机构的选举是直接的，而郡和县管理大会的选举则分两轮进行。因此民众对市镇机构成员的影响更为直接。
况且市镇机构的成员仍从属于推选他们的那些选举大会。市镇法第24条就写道：“选举举行完毕，没有市镇议会的专门召集，各市镇中的积极公民不得继续举行会议或组成市镇机构。不过在拥有居民四千人以上的市镇，若有六分之一的积极公民提出要求，或是其他市镇有一百五十名积极公民提出要求，市镇议会不得拒绝召集。”
因此，市镇机构既可防止选民们不正常的轻率干预；选民们也拥有合法手段迫使市镇机构召集选民会议，因而在严重关头可将市镇直接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市镇机构所体现的精神和意志，可随着永不枯竭的民众热情而得到不断地更新。
那么郡、县和市镇的管理机构是由哪些社会成员组成的呢？确切弄清这一点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因此，我将在适当时候建议展开这一方面的研究〔注：此建议十分重要。不过应当看到，这一研究方向始终未能激起多大兴趣。因此饶勒斯的这一建议至今依然有效。——编者注〕。
如果我们能从包括村镇、商业城和工业城在内的所有大中小城市中挑选出几千个革命的市镇，弄清其管理机构成员的出身、职业和富裕程度，并看一看这些靠选举产生、体现了革命法国的思想的人，在历次选举和事件中经历了哪些变化，可以说，我们也就抓住了历史的实质。
比如我们从兰代〔注：兰代（1746-1825），贝尔内财政区国王检察官，厄尔郡所选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议员。1793年联邦派骚乱发生后，他曾作为特派员被派往厄尔郡和卡尔瓦多斯郡。——编者注〕的书面报告中发现，在诺曼底，当吉伦特派的骚乱被镇压下去，各市镇管理机构由山岳派接替后，其成员主要为“小资产者”。
革命形势与社会状况间的这种密切关系，其内情是无比复杂而又微妙的；我们的了解应能达到这一方面。
波尔多
大革命的第一批市镇管理机构；是1790年初按照1789年12月14日通过的法律产生的，这些市镇机构的特征很难以一句话而将其概括周全。不过，如果是一般而言的话，则可以认为是革命的大资产阶级在其中占据着统治地位。波尔多的这类机构当时便控制在富有商人和船主以及少数贵族自由派手中，此局面基本上一直维持到1793年5月。
关于这一点，于连的长篇著作《波尔多史》有这样一段记述：“波尔多通过选举产生的第一届市政机构组成如下：市长是下基埃纳省前省长德·弗迈尔……检察长为律师巴雷纳，后由律师让索内接替〔注：巴雷纳（1739-1800），律师，吉伦特郡所选立法议会议员，8月10日事件后回到波尔多，督政府时期成为元老院成员。让索内（1758-1793），律师，吉伦特郡所选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议员。——编者注〕。其二十名政府官员和四十二名市议会议员有三分之一出身检察官、法官和律师，其余三分之二来自商人……国民卫军司令是杜弗·德·杜拉斯，即波尔多省古老贵族之家勃朗克弗和贝尔纳·昂热万的后裔。市议会议长是费里埃-科尔克，他的廉洁奉公在波尔多是众所周知的。国民卫军总参谋长是后来接替杜弗任该军司令的库尔蓬，他是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代最为骁勇的指挥官之一。”
可见波尔多的事务主要控制在商人和富翁手中。第二年，德·弗迈尔被一个比他富有十倍的人——塞热——所取代。郡政府首席长官路易·尧姆·蒙塔尼更是一个腰缠万贯的船主。
因此掌权者来自夏特龙区和红帽区〔注：这两区为波尔多商业区。——译者注〕。律师在选举产生的各机构中虽然人数众多，但对掌管各项事务似乎并未起到预期的作用。后来的吉伦特党人此时大都在地方政府部门任职，然而恐怕除让索内外，这些人与其说是在这些部门从事脚踏实地的工作，不如说是在那里高谈阔论。
大革命是由这些律师发动起来的；但其中许多人却对革命的市镇职务兴味索然。他们的雄心在更高一层，因此把这类管理工作交给了商人。当时有篇杂文就曾这样写道：“波尔多的少数富翁难道要取代少数贵族了吗？”
不过这个以大资产者为主的地方政府，同该市居民倒也相处融洽。以波尔多“国民俱乐部”为代表的“贫寒资产者”在民众中掀起的少数几起骚乱，轻而易举就被平息了下去。要不是1793年国民公会特使进行干预〔注：1793年夏的联邦派骚乱，波尔多也卷了进去。该城于10月19日由地方政府收复。国民公会特使塔利安和伊萨波随后对该市市政机构进行了整饬。——编者注〕，由富有的，温和且真心实意倾向革命的资产者组成的波尔多市政机构，很可能会一直保持到最后。
马赛
1789年下半年和1790年上半年，拥护旧制度的资产阶级寡头和受民众支持的新的革命资产阶级，在马赛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
旧的首席行政官听任该市屯积居奇的商人为所欲为。三月，大屠宰商勒布菲尔便仰靠其可耻伎俩而垄断了肉类供应，遂导致肉价扶摇直上。为了对付民众运动，这位首席行政官还建立了一支资产阶级卫队，卫队成员全是那些因该市的管理混乱而得益的资产者。
民众一见到这支卫队，便愤恨地高呼：“打倒蓝衣队！”民众的这种反抗是由酷爱自由的，对该城受到的残酷掠夺切齿痛恨的富有大资产者即大商人领导的。一些英勇顽强的首领如勒贝基、帕斯卡尔和格拉奈〔注：勒贝基（1744-1793），商人，罗纳河口郡所选国民公会议员。格拉奈（1758-1821），箍桶匠，罗纳河口那所选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议员。——编者注〕因而被首席行政官投进伊夫岛〔注：伊夫岛，地中海一小岛，距马赛三公里。弗朗索瓦一世时代，岛上建起一座城堡，后改为国家监狱。1774年，米拉波曾囚禁于此。——译者注〕监牢。当局随后对他们进行了一场极不公正的审判，若不是米拉波在国民议会提出了强烈抗议，他们也就性命难保了。11月5日和25日及12月8日，米拉波三次将此问题在议会提了出来，并对马赛这场斗争作了恰如其分的概括，认为这是居民中的富有者同一小撮贪得无厌掠夺成性的资产者所进行的斗争。
米拉波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某些人看来，民众是一文不值的，而财富则是一切；不明真相的首席行政官便是按照这一观点行事的。”有鉴于此，可能人们认为马赛展开的这场斗争，是富人与穷人的斗争。
这就完全错了。米拉波的意思很清楚，一些人屯积居奇，机关算尽，从而损害了公共利益。因为他曾明确说道：“把普罗旺斯弄得乌烟瘴气的那些罪魁祸首，我总有一天要把他们的大名公之于众。那个高等法院早已被下层民众称作当地一大祸害；至于那些欲壑难填的市政机构，他们对民众的幸福是从来不闻不问的；几百年来，他们所念念不忘的是如何给民众套上新的枷锁，把民众的辛劳所得挥霍一空。”
他并对这场斗争与穷人无关特意作了一番说明，说道：
“出于对人类的蔑视，敌视自由事业的人常把部分民众称为恶棍。然而无须赘言，这些人恐怕比生活小康者更需给予照顾；可是眼前这场官司并不是针对他们的。不，先生们，司法机关的矛头所向，恰恰是马赛那些博得公众信赖的公民。”
确实，在1790年1月28日开始的该市选举中，积极公民根据新的法律，选的是在同旧的市政机构斗争中表现突出的资产者，如当时尚在关押的奥梅尔·格拉奈、勒贝基和帕斯卡尔等人。
看一看马赛市政机构的当选名单，这些人似乎并不像波尔多那样是商业大资产阶级即大商人的典型代表；但他们是资产者。他们在该市最近这场斗争中，因表现突出而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
看来米拉波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使这些人为革命效劳。相反，他很快便产生了一种担心，觉得马赛的形势发展可能会越过他的想法。因此，为防止马赛的民主运动同他所要拯救的王权发生冲突，他同柳托结成了莫逆之交，对他随意驱使〔注：关于柳托：请参见本卷上册第68页。——编者注〕。柳托虽然为人正直，但性情暴戾，十分自负，且染有恶习，特别是赌博成癖，因而把马赛民众所蕴蓄的力量都消耗在沸沸扬扬的喧闹中了。
后来成为共和党人和吉伦特派的巴尔巴鲁〔注：巴尔巴鲁（1767-1793），律师，马赛派往立法议会的特使，罗纳河口郡所选园民公会议员，后与吉伦特派一起丧命断头台。——编者注〕和勒贝基，不久同柳托分道扬镳；1791年至1793年的马赛革命斗争便是由他们领导的。由于他们的努力，马赛成了锤炼共和派革命资产阶级的火热熔炉。8月10日首先向土伊勒利宫发起冲击的那支著名的队伍，大都由志愿者所组成。至于柳托，他早已愚蠢而又下流地跟在米拉波后面，成了宫廷和反革命的走卒。
因此，马赛的市政生活是这样的：该市同对她竭尽压迫和剥削、既有封建性又有资产阶级性的原强大市政机构进行了斗争，接着在柳托影响下一度受盲目因素所左右而使力量分散于目的不明的喧闹中；此后，她终于确立了不凡的资产阶级共和观。这一转变虽然有点戏剧性，且表现出一定的自负，但态度真诚而热烈，并因其倾泻无遗的激情和勇敢精神而赢得民众的支持。
南特
南特的市政管理也掌握在大资产阶级手中，是这些人勇敢地将该城领上革命道路的。
南特资产阶级在与布列塔尼贵族的激烈斗争中所掌握的革命基调，可以说，国内其他地区到晚些时候方才达到。同许多城市一样，1789年8月，南特立刻就摆脱了原先那个畏首畏尾、暧昧不明的市政管理机构。他们在市镇组织法颁布之前就建立了常设救国委员会，以便对革命的敌对力量加以监视。仅仅这一名称的使用，就比各次重大革命事件的发生，要早许多时候。
对南特革命者深为了解的格潘博士，〔在他那部南特发展史中〕将此救国委员会成员一一列了出来：
“委员会成员是：小贝利埃、南特首富老布泰耶、银楼老板布里东、卡佑、康坦、桑梭姆、希龙、后来的吉伦特党人克拉维埃及库斯塔·德·拉维尔、德·拉艾、杜克洛、小勒佩勒、C·德卢恩、德卢恩·德·帕尔卡、杜普瓦里埃，杜瓦尔、国王的律师费洛诺，手工师傅费洛诺及弗莱斯蒂埃、福卢瓦、老弗尔密，弗卢沙、老加龙、加罗热多南，热纳瓦，热尔毕埃，拉埃奈克、朗贝尔、勒巴、勒卡德、勒拉索尔、德·朗萨、勒泡、勒莱、J·勒鲁、柳托，德·特卢瓦-维尔、卢维埃、莫雄、梅雷、皮诺、马尔桑、帕珊、吉埃、兰波、萨勃勒瓦、后任警察署长的索坦·德·拉宽迪埃〔注：索坦·德·拉宽迪埃（1764-1810），律师，1788-1789在南特学潮（见本卷上册第73-75页）中起了重要作用。督政府时期任警察署长。——编者注〕及托歇、图尔克蒂和沃戴。”
遗憾的是格潘博士未能注明各人的身份，但他最后说道：
“我们只须看一看这份名单便可明白，南特的运动是由出类拔萃的资产者和少数不久前才获得贵族身份的人领导的。”
用格潘博士的话说，我们可不要认为，这些出类拔萃的资产者在局势发生动荡时会产生畏惧心理或中途停步。相反，他们没有因革命中出现的任何危险和困扰而需要采取果敢行动时感到措手不及。可能因为他们是布列塔尼人，凡事一丝不苟，热情满怀。更可能因为旧制度势力和资产者的这场斗争无比激烈，作为正在兴起的大革命的卫士，这些人身上全都有着一股神秘的激情。他们大都是共济会会员，而在共济会中，革命思想是以宗教形式出现的，自由和理性成了人们名副其实的信条。
因此，布列塔尼的这些伟大革命资产者心中所激荡的那些热烈而又急切的思想，早已超越革命本身。按照格潘的说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及不久将被选入市政机构的许多人，早在1789年初就已具有共和思想了。
他们先于其他法国人，早已看出革命和王权是水火不容的，其发自内心炽热情感的高超远见卓识，简直难以言喻。1791年6月，当国王向边境逃去的消息象晴天霹雳突然传来时，南特的这些市政官员立刻发表了一篇声明；声明的第一句话就是：“公民们，国王已经走了，但真正的‘国君’——国民——还在。”这一句了不起的话语不象是出自某种高超的灵感，而象是三年来在忽明忽暗的斗争中的沉思所形成的完美结晶。这情景好似人们面对自古少有的欺人之谈所产生的苦恼，在经过长期忍受之后终于突然消失了。
就这样，进入南特市政机构的这些革命资产者成了整个战斗堡垒的核心。他们从一开始便建起了由志愿者组成的营队。这些营队共分十二个连，其中有“自由连”、“平等连”、“博爱连”、“爱国连”、“忠诚连”等等。这很象是把共济会中某些团体的叫法，运用到了新的革命组织上。
南特这支国民卫军所采用的制服华丽而又昂贵，这表明各营官兵大都为富裕资产者。确实，他们穿的制服为蓝面红里，领口和袖饰鲜红耀眼；卷边为白色，帖缝则是红白相间：杏黄的扣子上镶着用白鼬皮剪成的百合花，并标有营连翻号；帽子上的穗饰中央以白鼬皮做成，显得分外洁白；肩章不论有无流苏皆一片金黄。
南特不像巴黎，资产阶级国民卫军同劳苦大众之间没有形成某种隔阂。相反，南特革命资产者在同贵族斗争中由于需要民众的支持而同民众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接触。该市1790年收支表中提到，市政当局用市里的钱买了一千一百七十二套国民卫军制服，然后又以低价卖了出去。这显然是为了使穷人也能进入国民卫军。同时，仅1790年一年，该市给各市属作坊和船厂的补贴即达十五万利弗尔，以使每个工人都有工可做。
此外，同革命的爱国节日有关的纪念活动，不止一次是在大船主的船上举行的。可见南特大资产阶级早已深深投入这场革命，使自己同革命完全融合在一起；因此他们对革命是连同卡里埃的那些草菅人命残酷之至的做法〔注：卡里埃（1756-1795），奥里雅克大法官管辖区检察官，康塔尔郡所选国民公会议员。1793年10月作为国民公会特使被派往南特，许多无辜被他下令处决。将男女犯捆在一起投入罗亚尔河的所谓“共和婚礼”的刑法，据称乃他首创。1794年12月其罪行暴露，不久被革命法庭送上断头台。——编者注〕一起加以接受的。
奇怪的是——这表明人们心中所激荡的那股不可思议的激情，时而是那样崇高，时而却发展到了邪恶的地步——被杀人如麻的卡里埃以溺毙法处死、名声受到玷污的，不仅有南特的贵族，而且有被怀疑赞成吉伦特派观点的部分资产阶级；而这时候，一些举止文雅，来自资产阶级富有之家的妇女，竟也参加了卡里埃搞的那些以杀人为乐的血淋淋的行刑场面。格潘博士原来有一份有关妇女的名单，后来被他销毁了。但他说，上层资产阶级的名门望族都包括在这份名单上了。
可见革命的狂飙在布列塔尼上层资产阶级心中激起了一片崇高的激情后，当危机发展到极点时却变成了一种残暴的疯狂和魔鬼般的暴虐。这样，当初的神秘激情也就被视杀人为乐的狂热所取代了。
里昂
里昂市政生活的大众气息，比选举三级会议代表时所显现出来的要远为浓厚。这些代表几乎清一色带有极其严重的温和倾向，其中影响最大者为贝尔加斯〔注：贝尔加斯（1750-1832），律师，里昂选区所选第三等级代表。——编者注〕，他所持政治主张便与穆尼埃相同。上文已述，三级会议的那些陈情书，没有反映出工人的任何要求。因此，在里昂市内一场激烈斗争，便在资产阶级温和派和受民众支持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之间逐渐展开了。
首先是1789年6、7月间，民众发出了要求取消入市税的强烈呼声；但遭到市政当局的反对。人们于是冲到城门边，砸毁了关厢维斯的帕拉什哨卡。当局从维埃纳调来龙骑兵；但很快受到武装民众的围攻。得悉入市税业已取消的农民，于是带着头天还要课征沉重税赋的各类产品，纷纷向被砸毁的哨卡拥了过来；大批小麦、牲畜、葡萄酒和丝绸因而进入市里，商人们和各货栈乘机大量买进。
在基尧蒂埃街区，工人家庭的女眷纷纷给农民鼓气，要他们进城卖货不要交税，使得工人和农民之间仿佛结成了一种反对入市税的联盟，因为这种税无论对工人还是对农民都是一种沉重负担，因而遭到他们的切齿痛恨。罗兰·德拉普拉蒂埃尔多年来一直在其文章中反对入市税，认为入市税“造成了民众的极端贫困”，阻碍作坊的发展。这些话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斗争的口号，从而使这场斗争一度似乎要裹挟一切。可是市政当局又在调集军队了，他们并组建了一支由六百名出身富裕家庭的资产阶级青年组成的卫队。这些青年是决心要对这场民众运动加以镇压的，而且也确实将其镇压下去了。
从这时起，人们感到里昂存在着一股强大而又顽固的“保守势力”。如果需要，这股保守势力甚至会倒向反革命。可是7月14日的冲击使民众又动了起来。一支新的国民卫队随之应运而生，其成员皆有着鲜明的革命倾向。他们虽然也以自己的方式竭力维护财产，对成群结队冲进城堡的农民进行了镇压；但他们决心同市政当局展开彻底的斗争，促进革命的发展。
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民众的影响下，为取得选举权而须交付的一天的工资值已定为十个苏。由于此税额的大幅度降低，许多手工工人因而获得选举资格。彻底遭到唾弃的市政当局已复不存在，其强有力的首领人物安贝-科罗麦斯〔注：安贝-科罗麦斯（1729-1809），里昂反革命势力的最初首领。1788年任里昂商会会长及该市首席行政官，不久受到民众的反对。1790年逃亡国外。——编者注〕曾试图与首场革命风暴相对抗，以挽救旧的资产阶级寡头，但现在却已逃到巴黎去了；只能从那里时时注视局势的发展，希图卷土重来。因此到二月底，新的市政机构得以成立，六千多选民参加了投票。
然而反革命虽已被排除出去，选举却远未取得明显结果。进入市政机构的是一些温和的革命者，比如当选市长是币钞法院前总律师帕莱恩·德·萨维；检察长是杜普伊。除他们之外，当选者有前行政官诺拉克、沃布莱和雅坎，该市传统势力之强大由此可见一斑。此外，杜莲、拉吉、弗尔希龙，弗利乘等大资产阶级的家族成员，一些大的零售商和许多批发商及少数工人师傅也在当选者之列。新的市政机构的核心，可以说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他们搞的那些既不是反革命的寡头政治，也没有多少热烈的民主“爱国”思想。
爱国民主派首领，如外科医生普雷沙万和卡莱、律师弗朗索瓦·布莱、医生路易·维特，工场巡视员罗兰、金银匠佩莱、皮货商万特里尼埃以及批发商夏利埃和阿尔诺-蒂宗〔注：这批革命者中最著名人物为夏利埃。他原为里昂一商号推销员，1791年进人该市市政机构，成为一忠诚、干练的管理人员。1792年任里昂商事法院院长，随后任该裁判区法院院长。1793年成为雅格宾俱乐部首领。不久，他在保皇派国民卫军士兵闹事时被捕（1793年5月29日）。后被判处死刑，于7月16日被处决。夏利埃是继勒帕勒蒂埃和马拉之后的第三个“为自由事业而献身的人”。巴黎无套裤汉对他极为崇敬。——编者注〕，都当选为市议会议员，得票也较少（见前引莫里斯·瓦尔的著作）。
因此，我们在里昂从一开始所看到的，不仅有行事果敢、势力强大、不久将倒向反革命的保守势力，而且在革命营垒内部立刻便出现了将使革命力量消耗在无止境冲突中的那种说不出所以然的混乱和不一致。
此外，新的市政机构的一举一动，似乎含有某种勉强性和不自然的东西。它常常是被一直十分活跃的下层民众推着往前走的。莫里斯·瓦尔写道：
“因此，首先是丝织工人前来要求这些当选者撤销旧的不公正裁决。大家都还记得，1786年条例曾经规定，加工费可以讨价还价，协商议定，结果造成工人所得急剧减少。此后，根据工人们1789年1月提交的诉状，市议会于8月8日做出裁定：将由商人和工人组成混合委员会，制定一份新的价目表。
“此价目表后来终于制定出来，并经11月10日的决定批准；但始终未能执行。工人们要求付诸实施；他们还抱怨有的人动辄把1744年条例中的一条搬出来对付工人，因为这一条只给工人一个月的期限提出他们对商人的控告。最后，工人们要求在行会办事处代表工人利益的管事师傅，由选举产生而不再由这些师傅自行聘任。工人的上述要求全部得到满足。
“他们在圣-让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因而做出决定，现任管事师傅一律辞职，其职务由选举产生的人员接替。市政府同意改变现行做法；但有一个条件：在归双方所有的行会办事处，商人师傅也应有权以同样方式产生自己的代表。随后，市政府下令执行上述价目表，并将其执行期从1790年1月27日算起，因为此价目表是在这一天正式批准的。
“市议会在听了市检察长杜普伊的报告后，确认了这一决定，宣布任何与此价目表相违背的决定将被视为擅自行动而无效，并将时效期定为六个月。但此时效期对在此期间为同一商人干活的工人师傅不适用，因为——杜普伊说——‘工人是商人名副其实的附属物，他们如果要求按照新的价目表计酬的话，完全有理由担心从此不再有活可做，因而失去一切生计。’
“几名工人师傅代表于是来向市政府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并交给市政府一百五十利弗尔，请市政府将其作为爱国捐赠转交国民议会。市长在致答辞中说，‘市政府对工人师傅的崇高表现深为满意'。”
《里昂通讯》〔注：《里昂通讯》又名《法国革命概要》，由L-A·桑帕尼欧编撰，从1789年11月1日至1790年11月19日，每星期在里昂出版六期。——编者注〕对市政府进行的干预十分赞成，说道：“对于日常商业活动，应当给予尽可能多的自由：但这里穷人与富人的斗争几乎一直未断，让法律来进行干预，这是势所必然的。”
不言而喻，从经济上来说，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表明，准备从革命运动中得到好处的虽然只有资产阶级；但自由政治和温和民主制一旦出现，便会对劳动者有利。里昂资产阶级在处理该市事务时不可能一点也不考虑工人师傅的利益，因为他们可以参加选举，可以召开声势浩大的集会。可是我们只要想到，一百年来，里昂大资产阶级和大工场主是多么起劲，多么激烈地反对工人师傅的要求，甚至不久之前，在三级会议代表的选举问题上，大商人还在对工人师傅出席选举人会议的人数太多而牢骚满腹，我们便会看到，那些在新的市政机构中占大多数的富商对劳动人民的压力作出让步，完全是迫不得已之举。
可以想见，他们的心灵深处已开始对革命产生不满。我因而认为里昂大资产阶级同工人师傅之间这种隐秘冲突的悬而未决，是促使里昂后来倒向反革命的一大原因。大资产阶级现在是一片惊慌，怪话连篇，而工人的力量也尚未相当强大到足以将革命掌握在自己手中。
不过，里昂市政机构感受到民众的强大压力主要是在1790年7月。运动在1789年夏被压下去后，到1790年夏又卷土重来；而这一次，里昂的民主主义者和工人是敦促那些当选者取消入市税。7月5日，由关厢弗罗克门的居民和在圣罗朗教堂举行的各区大会所递交的两份请愿书，送到了市里。请愿书要求立即取消入市税，以一种地方税取而代之。因此，应召开各区大会，以确定取代税种的细则。
里昂的资产阶级温和派这时如有某种力量进行反抗，如果它没有被民众包围，受到民众的震慑，它本来会作出如下答复：国民议会对税收的改革尚未完毕，在新的办法产生之前，它已下令继续交纳旧的税赋。可是旧的市政机构的垮台和安贝-科罗麦斯的离去才刚刚几个月，里昂的革命大资产阶级如果试图反抗的话，也必会成为反革命嫌疑。
在入市税问题上，他们难道又要同民众展开一年前由市政寡头所进行的那场斗争？但这些市政官员没有这种胆量。他们同意举行谈判，并把市议员们召来举行市议会，对请愿书进行审议。这等于是向该市最为民主、最为革命的力量求助。民众取胜的大局顷刻而定。所以此市政机构向民众所进行的反抗，反倒使民众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
7月8日下午4时，市议会开始讨论。会议大厅坐无虚席，连市政厅大院和泰罗广场也聚集了二万多民众。在此强大压力下，所谓审议不过成了走走形式。可是民众甚至不允许市政机构以法律程序掩盖其投降实质。
市检察长杜普伊刚刚提到制宪议会通过的有关法律，指出取代入市税的困难所在，他的发言立刻被一片呐喊声打断：“打倒杜普伊！打倒这个叛徒和权贵！用以取代的税我们会交的，钱已准备好！取消入市税！取消城门边的路障！打倒‘加比安’〔注：“加比安”，入市税在当地的俗称。——译者注〕！我们再也不交这种税了！拆除路障，否则我们就把它烧了！不要玩花样，现在就拆除！”
里昂的好几个革命者当时在其文章中说，是反革命制造了这场骚乱，其目的无非是想给新的市政当局制造麻烦，在里昂和国民议会之间挑起冲突，吓唬有产者。事实是否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反革命是带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看待这场动乱和市政当局所处的窘境的；然而在里昂，人们对入市税的憎恨由来已久，同时民众在看到一些诸如罗兰那样的社会贤达早已要求取消入市税后，便也提出了这一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这种对小麦、葡萄酒和肉类征收的税赋，对收入微薄的广大民众是一大重压。因此这场动乱的发生是毫不足怪的。
市政府于是决定召开各区会议，不想各区也一致赞成取消入市税。市政府只得一字不漏地将他们的决定记录在案。该决定在理由陈述中写道：
“在一工业城市中对生活必需品征收的税赋危害严重。这种以类似税赋剥夺工人生计的做法，违反了其生存原则。他们受到的这种榨取，不仅夺走了他们所必须的食物，而且造成体质下降；凡此种种已是众所公认。况且这一残害民众的苛政事实上已经停止征收；因为设在各城门边的路障早已被人扒开。现在若将这些路障重新恢复，不仅十分危险，而且是有害的。”
然而民众的这一胜利只是暂时的。国民议会受理了此案；1790年7月17日，议会通过一项措辞激烈的法令，将里昂的入市税又恢复了起来〔注：关于此法令，《公报》第五卷是这样记载的：“里昂的城门外路必须立即恢复，有关税收人员应立即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将要求国王动用足够数量的军队保护路障的恢复和税赋的征收。”——编者注〕。
对革命怀着一腔“虔诚”的丝绸工人师傅，对“庄严的国民议会”所作决定只得服从。在他们看来，任何反对国民议会的做法都是危害祖国的罪恶行为。可是泥瓦工、制帽工和制鞋工行会却进行了反抗，这些无产者和军队发生的冲突在里昂造成了流血事件，不久，整个资产阶级都联合了起来对付工人，轻而易举便将其击败。
城门边的路障又恢复了，入市税又开始征收，直到议会通过的法律将其在全国废除〔注：各城市入市税后被1791年2月19日通过的法律废除。详见本卷（下）第276页。——编者注〕。可是击败里昂无产阶级，让他们屈服，是花了怎样的代价，可以说，资产阶级如今已是慌作一团；到处谣言纷纷，说“闹事者”在富有之家的门上用粉笔做了记号，准备对其抢劫；为了进行镇压，革命资产阶级一度与其他等级站到了一起。至于工人，一种隐约的失望使他们对于接受“革命给你们带来了什么？”这种反革命诡辩，在思想上做好了准备。因此，一场大规模的思想社会危机，正通过一些起初难以觉察的创伤而在不知不觉中孕育着。
在这场刚刚开始的混乱中，部分革命资产阶级脱离了运动，对于斗争的必要性失去了洞察力。当革命方面于1790年8月不得不大量发行指券而彻底采用这唯一能使它得到拯救的办法时，里昂的几乎所有资产者都坚决反对。一份由市长和几位市政官员以及商会负责人签名的“里昂市请愿书”送到了议会。请愿书中央着一份“商会关于里格蒂（前贵族米拉波）8月27日所提动议的意见书”。商会反驳道，新的指券不能代表真正的货币，而只是代表“一批变卖很慢的不动产，即一些距离很远又十分分散，一旦被迫出让即行贬值的土地”。它认为指券的大量发行只会刺激物价普遍上涨，导致作坊关门和商人远走他方，以及真货币迅速消失而被“一种散布于社会各阶级手中，到处造成失望和贫困的假货币”所取代。
意见书认为必须以真正的钱钞支付里昂、圣埃蒂安和圣夏蒙工厂的工人工资。“这些地方的作坊都雇有很多工人，如果有五六个作坊主做不到这一点，一场危险的骚乱就有爆发的可能。”况且农村里的人也不愿用粮食换取指券。这样一来，里昂各工厂将如何弄到原料，特别是皮埃蒙的生丝？
里昂的许多商人都是这样想的；此外，大部分证券经纪人及本城最为知名的人士，如芬格兰和谢勒家族、弗尔希龙兄弟，库拉饶尧尔当、库德克父子和帕萨旺、贝尔加斯兄弟、保尔圣父子和圣科斯塔，也是这样想的。事实表明，他们这样看是错误的。由于对革命缺乏信心，他们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实际上，那些收归国有的财产，当时是人人都想弄到一份，根本不存在贬值的问题。因此指券的信誉是非常稳固的。不但如此，在指券的行情开始下跌后，这种币制更成了里昂各作坊发展出口产品的促进剂。是的，问题在于对革命缺乏信心，对作坊工人缺乏信任；因为人们如果对这些工人寄予信任的话，他们是不会给革命制造麻烦的。因此，由于这些胆小怕事之徒对里昂的领导越来越软弱无力，该市如果由他们一手掌管的话，则早在1790年就会离开革命轨道的。所幸民主主义者采取了有力的行动，并在革命大势所趋的形势下，渐渐在里昂占了上风。1791年初，该市市政官员改选一半，罗兰的朋友路易·维特当选市长〔注：维特（1736-1809），医生，1792年任罗纳一罗亚尔郡郡政府主席，随后成为该郡所选国民公会议员。1793年7月15日辞职，共和三年风月被召回。——编者注〕。在随后的逃往瓦伦事件和8月10日事件中，罗兰及其一伙赢得绝对优势。然而尽管如此，革命在里昂恰如一棵躯干朽损的大树，内里早已空了，因而无法抵御1793年的暴风骤雨。当战争一来，造成各工场停工时，当山岳派同吉伦特派展开一场搏斗，并将其彻底打垮时，里昂的一股巨大的反革命逆流不是手足无措、备感失落的革命派所能阻挡的。因此简而言之，在里昂的市政生活中，革命资产阶级表面上所进行的统治，起初是温和派占优势，随后是民主派占优势，它受到了隐约存在的阶级冲突、工人们的食不果腹和资产阶级统治者的惊慌失措诸因素的深刻瓦解。
小城卢安
在南特、马赛、波尔多、里昂等大的工商业城市，担负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大资产阶级。但在中小城市，进入郡、县和市镇管理机构的却是商人、法务人员、实业家等中产阶级。
下面便以夏龙布雷斯地区的卢安城为例来加以说明；基勒摩所著该城历史，含有极为翔实的资料〔注：即L·基勒摩所著《卢安地区革命史》（1899-1903年在卢安出版，两卷）。——编者注〕。该市共有选举人一百十三人，其选举结果如下：市长是律师安东·维特；其他市政官员为：公证人安德烈·维奥莱，批发商路易·索迈，庭丁克罗德·统勒、批发商安德烈·菲力浦和市民埃利斯·勒格拿。所选十二名市议员是：土地丈量员约瑟夫·弗雷斯特、老儒旺索、庭丁贝尔纳、小格鲁阿，批发商弗朗索瓦·鲁瓦、神甫乌多、土地丈量员安东·饶贝、细木工万森·拉谢菲，市民克罗德-约瑟夫·阿尔诺，铁器商克罗德·莫贝、骑术教官克罗德·维特以及让·巴帕蒂斯特·奥丹。
遗憾的是基勒摩未能提供卢安地区各村社的当选者名单。他只是说，选举人所选一般皆为忠于制宪议会者，并指出，在许多地方，同第三等级并肩前进的本堂神甫都当上了镇长，如道马坦-勒奎索镇当选镇长是本堂神甫加贝；布里埃纳镇当选镇长是本堂神甫艾米；邦堂热镇当选镇长是本堂神甫德劳尔；塞伊河畔萨维镇当选镇长是本堂神甫米歇尔；布昂镇当选镇长是本堂神甫库约罗；布鲁阿伊镇当选镇长是本堂神甫乌勒。不过从基勒摩所提供的产生县和郡管理机构的下列选举人名单，我们不难看出在革命初期领导乡村政治运动的那些人属于哪种社会阶层。卢安区所选代表是：卢安律师拉马涅克、卢安检察官绕利、卢安市民库龙以及格莱·德·格拉诺。
皮埃尔区所选代表是：弗雷斯朗医生科德利埃，圣博纳-昂布雷斯市民戈特，圣博纳-昂布雷斯市民吕易利埃，特朗佃农萨西埃、杜布河畔拉伊佃农劳里梅、瓦伦-勒杜克佃农劳利奥、皮埃尔检察官阿旺、皮埃尔土地丈量员夏尼特、弗龙特纳外科医生弗拉诺以及弗龙特纳市民圭伊诺。
贝尔维弗尔区所选代表是：拉夏佩尔-圣索弗尔土地丈量员马珊、拉夏佩尔-圣索弗尔自耕农（即拥有麦田者）布鲁奈、塔普自耕农鲍奈尔、拉夏佩尔-圣索弗尔自耕农夏芬、穆蒂埃-昂布雷斯本堂神甫吉拉德以及穆蒂埃-昂布雷斯自耕农马坦。
梅旺区所选代表是：当皮埃尔-昂布雷斯佃农布瓦松、梅旺市民德布瓦、塞雷市民克莱克，梅旺公证人诺阿特、梅旺镇镇长特鲁绍。
桑斯区所选代表是：弗朗吉-昂布雷斯镇镇长穆纳尔、柯麦朗市民基勒米尔、塔特镇镇长什弗罗、圣热尔曼-杜布瓦公证人鲍南，波让镇镇长夏吕索、塞伊河畔桑斯镇公证人兼镇长布鲁雄、桑斯建筑师罗布兰、圣热尔曼-杜布瓦商人格拉、卢安城关蒙塔尼镇镇长科勒罗、万塞尔镇镇长基勒摩、罗曼磨坊主帕埃、圣于絮热商人雨戈奈以及圣于絮热商人马坦。
波尔佩尔区所选代表是：波尔佩尔-昂布雷斯律师达利瓦，萨伊纳商人图耶、萨维尼-昂勒维蒙检察官小基勒曼、萨维尼-昂勒维蒙庭丁老基勒曼、拉特商人库约罗、法伊商人尼古拉，萨伊纳商人加尼、法伊商人维旺。
西马尔区所选代表是：西马尔市民勒毕雅，西马尔市民帕蒂约，蒙莱镇镇长毕多和懦伊夫市民贝尔。
萨吉区所选代表是：夏德诺的杜普热、萨吉镇镇长帕让，圣克鲁瓦医生兼镇长吉义、弗拉塞-昂布雷斯商人儒尔当、萨吉商人普鲁当、布鲁阿伊本堂神甫兼镇长乌勒，圣马丁-杜蒙镇镇长摩罗。
布朗热区所选代表是：绍奈伊本堂神甫拉架斯、夏特勒诺镇镇长布龙德，绍索伊商人巴伊、布朗热商人巴布莱、夏特勒诺自耕农罗伊、奎索骑术教官兼镇长奈伊姆、奎索律师普维·德·夏瓦纳、奎索唱经议事司铎科瓦纳，奎索律师格罗米埃，奎索议事司铎科斯特，奎索前陆军军官德拉马扬德里，道马坦-勒奎索本堂神甫兼镇长加贝，偶德自耕农特勒弗，儒德自耕农戈伊，乘帕尼阿自耕农老鲍尔热，瓦伦-圣索弗尔自耕农龙巴和米鲁阿本堂神甫基利伊埃。
蒙蓬区所选代表是：蒙蓬-昂布雷斯镇镇长卢热，拉夏佩尔-泰克勒镇镇长克莱克、梅内特勒伊镇镇长马蒂，邦堂热本堂神甫兼镇长德劳尔、拉热奈特本堂神甫帕雅尔、儒弗松镇镇长小穆尼埃以及蒙蓬法院文书穆瓦索尼埃。
最后，塞伊河畔萨维区所选代表是：圣万森-昂布雷斯镇镇长安托奈，于伊利镇镇长布热瓦，圣万森律师卡纳、卢阿西镇镇长帕蒂让、拉弗莱特自耕农佩南、塞伊河畔萨维行政官贝热。
1790年5月，由上述人员组成的县选举人大会推选下列人员组成县管理机构：拉夏佩尔-圣索弗尔土地丈量员弗朗索瓦·马珊，前勃艮第总督代理人皮埃尔-马格利特·加莱，圣克卢瓦医学博士基戈、圣万森市民安托奈、蒙蓬皇家公证人皮埃尔·卢热、梅旺皇家公证人让·诺瓦罗、奎索前陆军军官德拉马扬德里、圣热尔曼-杜布瓦皇家公证人安东·鲍南、桑斯建筑师德立·罗勃兰、戈姆兰市民塞巴斯蒂安·吉尔曼以及当皮埃尔市民约塞夫·波瓦松。
上述名单略嫌冗长，尚请读者原谅。因为只有通过具体的例子方可弄清革命方面的管理人员是由哪些人组成的，而规模次于里昂、南特，马赛、波尔多等大的工业城市的卢安，又恰是农业地区的一个典型小城。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有着众多村庄的卢安县，九十六名代表中仅有十六名自耕农（即拥有麦田者）和佃农。其余由农村资产阶级中的各种人士所组成，如法务人员、实业家、律师、庭丁、有关专业人员、土地丈量员、公证人、商人、医生、“市民”（即小城市中的食利者）和退伍军官。如果把这些代表放在一边而只看一看该县的管理人员，则有地农民或自耕农一个也没有，当选者是清一色的农村资产阶级的幕僚。
诚然，县的管理人员以及那些代表已经经过筛选，因此名副其实的农民代表在各村镇议会所占席位显然要多一些；但尽管如此，革命方面在乡村中的政治管理人员仍然是资产者。购买收归国有财产的人，将主要来自这个因而掌管管理大权的社会阶层。我们可不要一见大城市的革命由富有大资产者领导，乡村中的革命由中小资产者领导，便认为革命的这些管理人员将会带有寡头政治或中庸思想的特色。不要忘记，现在正是革命时期，无论是城里的大资产阶级还是乡下的中等资产阶级，他们都必然要依靠工人和农民来同旧制度作斗争。
事实上，革命初期产生的这些管理人员在1793年5月31日吉伦特派与山岳派彻底闹翻之前，足以应付整个局势和各类突发事件。无论是逃往瓦伦事件，还是8月10日事件再或是路易十六之死，都未在行政管理方面造成任何困扰。除个别郡政府温和主义思想较为严重外，当时建立的各权力机构都与革命采取了同样的步调。若把1790、1791、1792和1793年初各年代在一些城市主持事务的市政官员作一对比，则可发现他们当中除生活进程所带来的必然变化外，没有其他变化；没有一个地方发生突然更换全体管理人员的事件，各地几乎都明显地趋向稳定。
拉维斯和朗波的《通史》〔注：拉维斯（1842-1922）和朗波（1842-1905）曾联合主编《自第四世纪至今通史》一部。朗波于1883年出版《法国革命史》一部。——编者注〕这样写道：“市长任期两年，任期终了不得立刻连任，”这显然是因一时疏忽而弄错了。因为1789年12月14日通过的市镇法第43条分明规定：“市长任期两年，在随后两年中可以连选连任，但再往后须隔两年方可重新当选。”
事实上，许多市镇的市长或镇长都是从1790年一直干到1793年。
里昂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那里的民主派中途取代了温和派。而南特的情况是：市长克维钢所以没有连任，纯粹由于他本人郑重声明不想连任〔注：克维钢（1735-1817），南特商人、市长和该市资产阶级卫队司令。1791年11月放弃市长职务，并于恐怖时湖涉嫌被捕；1797年5月重任该市市长。——编者注〕；1791年当选该市检察长的道尔沃，于1792年再度当选。1792年当选该市市长、直到1793年5月31日的巴科〔注：即巴料，德，拉豆尔（1751-1800），初等法院国王检察官，南特选区所选第三等级代表，制宪议会解散后任南特市长。1793年5月31日后被解职。——编者注〕，则是克维钢在政治上的密友。此外，在1791和1792年的该市市议员和社会贤达中有不少是初期涌现的人物，如克拉维埃、尚索姆、康坦等。
绰号叫做“正义者”的马赛市长埃蒂安·马坦，于1790年当选。他后来若不是因为被选为立法议会议员，凭他享有的声望，定会在1791年末再度当选。波尔多市长一职则从1790年至1793年5月31日一直由家资巨万的大船主塞热担任。卢安首任市长安东?维特后来所以落选，纯属个人之间的竞争，但他的继任者劳朗·阿尔诺却连续干了两届，此人曾荣获圣路易骑士勋章并曾任砲兵上尉。
因此，革命的第一批管理人员并不是一个由畏首畏尾的无名之辈组成而不得不很快将其解散、重新予以组建的草创班底。1789和1790年把他们激发起来的那股革命力量，足以使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直待到1793年5月31日。只是到那时他们才会因力不从心而被人替换。
我要在此对那些确实希望了解历史真实的人再说一遍，从每个市镇的细微末节入手去了解当年这些管理人员所经历的变化，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但愿各地研究人员能在这方面下点功夫。
巴黎
巴黎采取市改制是到1790年5月21日才最后确定下来的。法律规定，全国执行的普遍原则对巴黎也适用，并将巴黎的六十个选区改为四十八个行政区。此后的选举便是按照这一行政区划进行的。人们可能认为，既然在10月间的那些日子里，民众的力量起了决定性作用，而市政当局却是那样态度暧昧，畏缩不前，在这之后进行的新的市政选举定会显示出更为鲜明的民主色彩。人们也可能认为，银马克法的通过和国民卫军的骄横表现将会在积极公民中掀起一场反对巴黎资产阶级寡头的运动。事实并非如此。
孔多塞向在市政厅举行的大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强烈反对要取得被选资格必须交纳一定税赋；换句话说，他所反对的至少是这一方面的过分的做法。他认为银马克法对巴黎特别苛刻严厉。因为在巴黎，同人们所交纳的间接税相比，直接税所占比重并不大，因此要交足一银马克的直接税将比别的地方更为困难。但大会对他的意见未予理睬〔注：作为圣热尔曼-德普雷修院选区所推选的公社代表，孔多塞是巴黎市计划委员公负责人。其关于选举税的请愿书于1789年12月12日提交该委员会，19日获得通过。29日，孔多塞受托就银马克选举税问题起草一份致国民议会的信函。该信函在公社代表大会获得通过后于1790年1月28日被搁置。——编者注〕。
马拉有两三次呼吁穷人起来要求选举权，要他们藐视有关法律而到各选举会议去参加投票。但那时他的话还没什么人听，因此未产生多大影响。他一定发现，前市政机构的成员大都再度当选，特别是其中有他所激烈抨击的巴伊市长以及他恨之入骨的沃维利埃·德·拉摩里利埃〔注：沃维利埃（1737-1801），法兰西公学希腊文教授，巴黎求所选第三等级候补代表，圣热维埃弗选区主持人。——编者注〕，这在他无疑是非常痛苦的。况且投票人数十分有限，只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积极公民参加。巴黎的弃权者何以如比之多，现已很难弄清。当时的人都对此感到惊讶不已，但他们也未能说出个中原因。选举活动拖延太久及革命方面给资产阶级规定的服务性活动不但无比繁杂而且十分辛劳，从而使巴黎许多因事务缠身而滞留他方的善良资产者和店主未能参加，可能是投票人数少的一大原因。
1790年10月，当市政选举举行完毕，各区召开初级议会，以产生负责推选郡的管理人员以及法官和本堂神甫的选举人大会时，投票人数就更是微不足道了。据夏拉维〔注：《巴黎选举大会——1790年11月18日至1791年6月15日》一书的作者。——编者注〕统计，在巴黎四十八个区登记在册的七万八千积极公民中，参加投票者几乎只有二千人左右（三十分之一）。近郊各区（南泰尔、帕西、科隆勃、圣德立等）比例要高一点，在一万五千名登记选民中投票人数超过二千人。不过这里也仍然是很小一部分，仅占六分之一。
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当时巴黎的公共意识已处于停滞状态。1789年产生的选举人，即那些被初级议会选派出来，以推选出席三级会议代表的人，曾吵吵嚷嚷地提出各种要求并与巴伊多次发生冲突，这早已使舆论感到不胜其烦了。此外，一年来，又有不少新人涌现了出来。
因此1789年的选举人几乎已全部更换；不过在1790年10月，初级议会选举人所产生的，是公社全体大会的成员（市政官员和市议员）、治安法官、国民卫军军官及宪法之友协会（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这个由七百八十一人组成的选举人团体这时真正体现了巴黎的政治力量。
包括科学家、法学家、工场主、店主以及丹东式鼓动家在内的巴黎革命资产阶级，在这个选举人团体中都拥有自己的代表。它所反映的是有着广泛基础的阶级意识，而不是狭隘的店主意识；是各种利益、激情和思想的有力结合。在七百八十一个选举人中，商人为三百五十三人，约占一半。
把这些人按其所属行业一一分类将是一件有趣的事；这简直像是一份有关巴黎商业活动的调查表。巴尔扎克如果看到，定会感到兴奋不已。
据夏拉利提供的材料，这些商人中有证券经纪人二名，药房老板十三名，旅店店主二名，银行家三名，营造商六名，金匠一名，洗衣店店主三名，木材商三名，针织品制造商四名，肉店老板五名，面包师二名，啤酒商三名，铺砖商一名，蜡烛商一名，制帽商三名，猪肉铺老板一名，木器商二名，铁锅商二名，理发店老板二名，鞋店老板一名，制革坊老板三名，床毯商一名，屋面铺设商一名，室内装饰商一名，包金店老板二名，呢绒商十三名，高级木器商一名，食品杂货商三十八名，棉布商二名，制扇商一名，陶器坊老板二名，面粉商一名，铁器商三名，农场主六名，剑鞘商一名，饰带商一名，种子商一名，钟表商四名，印刷商七名，园艺商一名，珠宝商十三名，板箱商一名，书商十一名，饮料店老板四名，内衣制造商一名，砖瓦商六名，细木商五名，服饰用品商二十五名，家具商一名，磨坊主一名，镜子商三名，时装店老板一名，批发商六十六名，文具商一名，香水商二名，糕点商一名，房屋粉刷承包商六名，皮货商一名，羽毛商一名，五金制品商五名，运输承包商一名，硝石制造商一名，鞍具商二名，制锁商二名，丝绸商七名，成衣商三名，挂毯商六名，金丝制造商一名，葡萄酒商十一名。
巴黎各行各业从事生产和销售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在这里全有其代表。
除上述工商业代表外，这些选举人中还有许多法务人员及各类事务经办人，即律师一百四十五名，公证人二十九名，法官十五名，夏特莱裁判所特派员十二名，夏特莱裁判所检密官十四名，拍卖估价员十一名和高等法院检察官十五名。此外，还有内外科医生二十七名，教士二十一名，建筑师十名，科学家和教授十四名，药剂师十三名，记者十四名，演员二名及小学教员四名。
在那些科学家和教授中有茹西欧、拉塞佩德等杰出学者。
透过这一长串由商人、工厂主和公证人组成并因夹杂着几个知名学者而显得十分突出的名单，我们现在似乎就可隐约看到推行纳税选举制的资产阶级，以个别名人做掩护的路易-菲力浦时代，不过1790年的资产阶级同1840年的资产阶级却大相径庭，前者仍须进行和捍卫其革命，并在这场使之激发起来的运动中，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事业同整个人类的事业等同起来，这时的资产阶级要求其哲学家和法学家提出崇高的口号，对丹东那些铿锵有力的话语则无畏惧之感。
巴黎市政生活早在1789和1790年就已显现的特点是，很快将改为行政区的各选区开展了坚持不懈的工作。制宪议会到1790年5月才将巴黎的合法体制确定下来；它在此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和一再拖延，使各区产生的选举会议带有明显的临时性质，民众的直接力量因而获得相应增长，各选区似乎成了真正合法而又持久的唯一权威机构，因此在8月10日和5月31日事件中各行政区同合法公社的那种急风暴雨的合作，早在1790年的平静年代便开始孕育了。
意味深长的是，不断与在市政厅举行的大会发生争吵的巴黎市长巴伊，却经常向各选区求助而依靠他们。同时各选区也对他鼎力相助。这表明1790年，即使在这些选区或行政区中，也是温和的中间革命势力占优势。不过民众此时已初步动了起来，因此早在1790年，制宪议会便已开始对这种躁动不安、遍布整个巴黎的巨大公社组织感到不安了。
当议会于5月讨论巴黎的市政体制时，报告人德茂尼埃说出了这样的忧虑：“各区经常处于活跃状态，势必会使市政官员所负责任荡然无存。过于频繁的民众集会已经并将继续给公共利益的敌人提供挑拨离间的机会。”但习惯已经养成，靠法律文件是不可能将其消除的。
看来，我们现在已可比较准确地想象出革命在1790年时的全部市镇管理机构。占据领导地位的是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但民众的力量已渗入进去，这在所有地方或几乎所有地方都是如此。不管怎样，从南特或波尔多的银行家和富有船主到巴黎的店东和自耕农，存在着广泛的革命团结。在收归国有财产的大规模出售活动中，这种团结将会显示出来并变得更为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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