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两国的外交代表曾经互相试探，想看一看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压倒对方。在这次冲突中，这种炫耀本事的游戏究竟有没有起作用，我不得而知。不过，无论如何这是一场十分危险的游戏。当两个火车司机把各自的列车在同一条线路上对开过去，而且谁也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必说他们这样做只是想看一看对方的神经能够经受多大程度的考验。因为后果如何，谁也无法知道。很可能是至少有一个人的理智会失去控制。很可能是这两名火车司机都被逞强的心理所驱使，把火车开得过猛，等到后来想刹车也来不及了，以致造成撞车事故。如果他们这样做是闹着玩的，旅客们倒是宁愿他们去玩点别的。这一次，撞车总算避免了，两位司机正在互相寒暄。人们甚至打算把两个火车头用鲜花装饰一番，并给他们挂上一列无比长的车厢——国际会议。这当然很好，不过这一场可怕的虚惊在一片安宁和太平的气氛中突然发生，使人民和无产阶级感到和平在今天的社会中是多么地脆弱和不稳定。这场虚惊还使欧洲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认识到必须在国际上联合起来，警惕国际局势。国际无产阶级不应当是一个漂亮的、不起作用的名词，不应当是一种时隐时现、徒有其名的力量，每隔一定时间才开一次国际代表大会或发一份社会国际局的通告。它应当成为一种经常能发挥作用的力量，始终对形势了如指掌，保持警觉，情况一有露头，会导致战争的小规模冲突一旦发生，便立即加以控制。

　　在那些被没完没了的战争传闻闹得惶惶不安的国家，无产阶级开始说话了，他们的声音虽然洪亮，但席勒的《钟声》里的两句话他们却不能全说。他们可以说： Vivas voco， mor-tuos plango， 我呼唤活着的人，为死去的人哀悼。但还不能说： Fulgura frango， 我要把灾祸消灭干净。我们还有大量的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要做。但不管怎么说，从现在起我们可以怀抱希望，可以行动起来了。既不要盲目乐观，也不要悲观失望。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已经开始建立，国际上的人们已经开始觉悟。从现在起，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战争灾难显示我们的力量。
　　今天的世界正处于错综复杂之中，不存在什么不可避免性，也不存在什么必然性。无产阶级的力量既不是那样强大，可以使和平必然保持下来，但也不是那样微弱，从而使战争不可避免。在事物的发展尚不明朗，力量的对比未趋稳定平衡的情况下，人是可以起很大作用的。那很大一部分未知数不仅我们社会党人感到可怕，那些轻率地发动战争的人也同样感到可怕。因为战争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和在各国国内产生的影响，今天谁都难以预料。

　　我们社会党人并不害怕战争。如果战争爆发，我们将知道如何面对现实，我们将尽一切可能使战争朝有利于各民族获得独立、人民获得自由、无产者获得解放的方向发展。我们对战争深恶痛绝，并不是因为我们感情脆弱、神经紧张。如果只有经受痛苦，人类才能取得巨大的发展，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那么一个革命者是能忍受这种痛苦的。可是现在，在今日之欧洲，并不是靠国际战争，自由事业和正义事业才得以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宿怨才能消除。诚然，一百五十年来，欧洲已发生多次国际战争，这些战争在几百万人的思想上所留下的创伤至今尚未愈合，其后果至今还是欧洲和世界的沉重负担。要平复这些创伤，解决这些遗留的痛苦问题，只有发展民主和社会主义。因为民主将把人们的意愿作为国际法的准则。而社会主义则要建立一个人类集体社会，不过这不是一个强制性的组织。为防止任何人利用它作恶，将制定一个符合正义、协调一致的总法律；在此法律下，各个国家在这个人类集体社会中将享有自主权，正象每个人在本国享有自主权一样。因此，在和平环境中，民主和社会主义肯定会得到发展。如果欧洲爆发战争，那可能会发生革命，统治阶级最好对此多想一想。但也有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出现反革命危机：反动势力无比猖狂，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独裁统治更趋强化，军阀集团为所欲为，以及一系列反动的暴力行为，卑鄙的复仇事件和迫害行为。我们坚信无产者定会逐步获得解放，我们坚信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彻底胜利必将给反对瓜分、肢解别国领土的各国人民和各国少数民族带来公正的自主权，我们不想把这些坚定的信念压在这场野蛮的赌博上，压在这场血淋淋的赌注上。

　　我在这里可以以一个国际社会党人和法国人的身份，坦率地、毫无拘束地谈一谈我对法国的看法。当然，法国在她悠久的历史上也犯过许多错误。法国的统一先于别的国家，但从查理第八到路易十四，再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她曾多次滥用这种统一，欺侮、虐待当时还处于分裂状态、没有统一起来的国家。即便在大革命时期，她虽有纯真的热情，要争取全人类的普遍解放，但很快便沉醉于统治他人、目空一切的状况中了。正象贵国诗人海尔维格所说，她给世界带来了自由，如同带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一样，但她的军队到处耀武扬威，结果使这朵自由之花凋谢了。她从英勇无畏的行动转变到革命的和民主的运动后，未能坚持下来，自由和反动几经反复，有时甚至出现了一面唱着高调，一面进行奴役统治的可恶的个人独裁政权。她把国内政策中一些自相矛盾、含混不清的东西带到国外政策中去，同情或支待一些新兴国家，但当这些国家的统一取得一定的进展后，她又产生不可告人的嫉妒心理而对它们加以阻挠或刁难。拿破仑的独裁统治行动轻率、混乱不堪，整个法国都曾积极参与，因而受害不浅，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她多次处于狂热、沉醉、颓丧的状态，但每次都产生了无数献身于崇高事业的优秀儿女，她首先动摇了古老的封建专制制度，首先反对了新生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她的文化细腻而深刻，她对于民主和共和有一种自发的要求，她的思想和意愿十分明确，做起决定来果断迅速，此外，她对人满腔热情，所有这一切美好的天性她都用来为人类服务了。今天，由于她经历了一系列严峻的事件，同时其它国家也已获得健康的发展，她已比较能正确地评价每个国家所起的作用，因此，她仍然是争取人类进步和工人阶级解放的一支必不可少、神圣不可侵犯的巨大力量，她决心在自己的权利许可的范围内不让任何人对她进行欺凌和侮辱。我已经毫无拘束地在你们这些德国社会党人面前谈了我对法国的看法，因为我知道，正象我努力对自己的国家作出不偏不倚的评价一样，你们也在自己的心中对你们的国家努力作出公正的评价。三十五年前，我们经过战争才建立共和制，你们也经过战争才达到统一，这对我们两国来说都是理想主义的一次巨大破产。

　　因此，他们通过一个本来只应当使双方互相平等地保卫和平的条约给法国规定了一个听命于别人的、屈辱的地位。结果产生两个不良后果：一个在国内方面，一个在国外方面。在国内，我国统治者利用沙皇制度来反对法国的革命传统，从而使人们受到的重压除了法国反动势力外又加上了农奴制的俄国。在国外，法国对联盟没有任何发言权，联盟的方针悉由俄国一家作主，由俄国一家决定。这样，俄国便轻而易举地把一个共同保卫和平的条约变成了一个冒险的条约，法国将因此而大为吃亏，而俄因则将按照其如意算盘稳得好处。因此，共和制法国便成了俄国在远东实现其野心和冒险行径的仆从。由于执行了这个精糕的联盟，整个欧洲的局势和欧洲各国的关系都被打乱了。俄国、德国^[1]和法国的联盟如果以维护和平为宗旨的话，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联盟，但它却转而反对日本，通过签订 “下关条约 ”在远东为俄国贪得无厌的如意打算效劳，结果成了一个危险的令人痛恨的条约。即使如此，法国仍然不希望打仗，但自己既然已被条约置于俄国的管束之下，只是一个听从俄国摆布的盟友，法国就不知不觉地为以后要爆发的战争进行准备。因此，法国在不知道原委的情况下，参与了自己总有一天会被卷进去的冒险计划，而这个损害自由的反动政策同样也威胁着和平。法国的政策同俄国的政策拴在一起，就象一个吊篮挂在气球上一样。这个气球庞大无比，它带着俄国专制制度的狂妄野心可以把法国的政策带到遥远的地方，带到广阔的远东去从事冒险。气球万一漏气，或者其脆弱的、已经老化的外壳一旦破裂，则法国的命运就将不堪设想。法国人民很久以来一直被反动派的欺骗宣传蒙在鼓里，法国社会党人不断地向全国人民指出的，也就是这一危险。而法国之所以能在这个巨大的冒险行动发生之前缩身退步，没有卷入远东的这场冲突，没有毫无保留地支持利令智昏的沙皇政策，没有放弃自己的中立地位给俄国的军舰提供便利，致使和平的维护成为泡影，这部分地正是归功于社会党的洞察敏锐。

　　我不知道我国的外交部有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一意图及其必然会产生的严重后果。最近显示的一些迹象和一些人的表态已经是够严重的了。德国以比较明确的语言指责法国外交部力图对此加以掩饰，这已经对欧洲的和平和民主制度的稳步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当法国的新的外交代表还刚刚在勾划这一政策的轮廓时，是我首先看到这一危险并立即指了出来，我认为这是我们社会党的光荣。我们曾经希望不要留下任何含糊其辞的东西，不要留下任何阴影。当意大利和英国的代表参加的会议和公共集会在巴黎刚开始举行的时候，我们就曾强调指出，这些协议不要有任何排它性和侵略性，以后可以逐步扩大到整个欧洲。去年十一月，当法英协定拿到议会来的时候，我曾特别强调指出：“请当心，法英协定可能会被欧洲一部分舆论解释成英国沙文主义者和法国民族主义者的联盟。请你们说清楚协定中没有任何暗地里针对德国的东西。 ”我并且再次说明，为了法国的自身利益和人类的文明，法国必须和德国签订一项真诚的、持久的协议，以便使法国政策的基础——一系列友好协定更趋完备。

　　在那一度使两国情绪大为激动的危机中，我国外交虽然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但你们的外交也是有责任的。你们最严重的错误是没有明确地把你们对摩洛哥问题的重视和法英协定使你们在此问题上产生的忧虑及时告诉法国舆论。你们的总理从一开始就有保留——我的朋友瓦扬曾在演说中多次提到这些保留，以说明我国外交的责任——可是你们那些保留说得多么含糊不清！
　　这种态度同你们后来发出的咆哮又是多么截然不同！如果说，给自己留有余地是传统外交的特点，那么德国外交在这次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就没有任何传统性可言了：一阵悠扬的笛声最后变成了一场狂风暴雨。诚然，你们的外交手段十分高明，这是一个共和制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可是你们如果真心实意要维护和平，如果你们愿意让曾经受到命运的摧残但仍很自信的一个大的邻邦同你们德国签订一个体面的协议，最好可能还是采取一些不太生硬的办法来克服困难。
　　深深地触犯法国人，使所有的法国人——从社会党人到保守派——都大为反感的是，你们有些报纸和学者声称，如果德国和英国一旦打起来，就把法国作为某种人质。你们要我国同英国断绝关系，废除我国同英国签订的友好条约，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们不赞成同英国签订把矛头指向德国的条约，但也不赞成以同英国断交的代价来同德国握手言和。

　　相反，今日各国不管经济竞争多么激烈，不管殖民竞争具有多么大的危险性，这种冲突并没有因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冲突而变得更加严重。各大国都已建立起来，它们在制度上虽然存在着一些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大，大家都参加到世界总的发展行列中来了。没有一个国家执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是针对另一国的。各国的民主制度正在建立，无产阶级也已开始活动，虽然进展不一，但总的方向是一致的。你今天如果想让德国、法国和英国打起来是找不到借口的。可是，为了能够大规模地、激烈地开展经济上的竞争，人们常常用思想冲突把这种经济竞争掩盖起来，以便为经济竞争寻找借口，遮人耳目，这样说并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相反，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解释。现在，再用这种办法来进行掩盖是根本不可能的了。那些想在英国和德国之间挑起冲突的人将不得不默认，同时也向全人类承认，唯一能导致它们之间冲突的是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然而，不管资本主义多么胆大包天，多么厚颜无耻，它总不喜欢自己的丑行被人家看得一清二楚。它过去用了那么多冠冕堂皇的托辞为自己的罪行辩护，如今只剩下几片格树叶可以遮身了。
　　世界无产阶级感到它的身上有一种如同自然界那样的双重革命力量：火山爆发的力量和滴水穿石的力量。今天的俄国正是火山爆发，其它地方则是源源长流。总之，有时是地动山摇，有时则是慢慢的浸蚀。但所有这些局部的行动和局部的斗争成果都要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去；每一个国家的大规模的骚动都要蔓延开去。工人阶级起了很大作用的俄国革命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一点谁能说得清楚？已经摆脱过去的束缚和教会桎梏的共和制法国，如果能够（象我所希望的那样）把思想越来越解放的几百万有民主思想的农民争取到工人社会主义这方面来，它有朝一日会具有多么大的实现全面解放的力量！德国社会民主党过去只遇到过暂时性的挫折，它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确实象是一股来势虽慢但不可阻挡的自然界力量，如果它能取得政权的话，那对世界力量的对比、劳动的解放，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呵！因此，我们的努力是共同的，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样才建立了能对因国家之间的对立而产生的混乱局面发挥影响的社会工人因际，因此，你们现在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愿望终于使世界梦寐以求的和平有了实现的可能，而几十万年以来，每当各个种族、部落和阶级的人互相仇视、互相残杀因而玷污了人们的灵魂和双手的时候，这种关于和平的梦想就不断地出现过，不过只是作为一种无情的讽刺，或虚无缥缈的寄托罢了。

　　有些人声称战争是对人类进行严格教育必不可少的手段，他们现在看到自己所鼓吹的理论正在变得渺茫起来了。因为人类在担心战争爆发的焦虑中一代一代地更迭，但并未因此而建立起严格的纪律。不管怎么说，大规模的冲突已经变得越来越稀少，而且越来越捉摸不定，不可能起什么好的作用。长期以来，军队不过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它在技术上虽然还可能有一定的能力，但它的上气已被虚假的战争和虚假的和平那种变幻不定的状况消磨光了。人们被和平时期的军费开支压得喘不过气来，不知道自己身上所肩负的究竟是战争还是死亡了的战争。不管下一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有多么大，不管迫在眉睫的战争如何确实无疑，也不管人们过去如何高高兴兴地同死神打交道，这个官僚化的军队是不可能再恢复原来的士气了。和平时期的军队的这种昏昏欲睡的状况恰如从火红的云彩上反射出来的表面上似乎很魅人的霞光投进一潭死水一样。因此，当力图通过废除资本主义特权和解放劳动来维护国际和平的社会国际成立的时候，它不仅努力反对非正义和暴力，而且反对长期来消磨各国人民意志的模棱两可、自相矛盾的做法。在这项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的伟大事业中，德国无产阶级和法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可以做出许多事情。我们的责任崇高而又明确：始终不渝地宣传我们的思想，把人们的劲头鼓起来，组织起来，抱定信心，为建立正义与和平，为争取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到底。
　　那么事实上，所谓英德必然一战的根据究竟何在呢？两国间的经济利益的冲突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不过无论对于哪一方来说，战争都不能解决问题。无庸置疑，英国的扩张势力十分强大，要消灭它根本不可能，而德国人口众多，又富有聪明才智，要击毁它的有条不紊的生产能力也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打起来，这两个民族互相残杀，冲突将会波及到各个广阔的、波涛汹涌的海洋，但谁也不可能把对方消灭掉，而且在这些大伤元气的厮杀之后，他们还得互相依赖。即便是一方因得天独厚而把另一方打得从此一蹶不振，那么胜利的一方也将会使别的国家望而生畏，德尔布吕克教授说得好，这些国家将会联合起来，群起而攻之。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便是在这种联合进攻下垮台的。
　　因此，如果明智一点，英德两国为自身的利益考虑，应该就双方在全球各地发生的利害冲突和摩擦，举行谈判，寻求折衷、妥协的办法。这是英德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将因此而得到荣光。同时，这也是两国无产阶级立即需要坚持不懈地过问的问题。
　　法国对人类文明、和平事业、政治自由和社会主义所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缓和英德两国的冲突。大家不要说，她这样做会两边不讨好，甚至会遭到两国的怒斥。当然，要是她心怀匝测，玩弄一套真真假假的把戏，那对她说来将是十分危险的。但是，如果她光明磊落，没有任何混水摸鱼的想法，而是反复地公开努力寻求公正的和平解决办法，如果她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动机给双方火上加油，而是设法缓和它们的分歧，那么她将会得到以下两方面的好处而免受意外的打击：首先，一项如此光明正大的政策将会使她享有很高的威望；其次，将会受到本国全体公民的热烈拥护，他们将在很大程度上把她看成人道主义、正义与和平的代表，为保卫她而战斗到最后一息。
　　戴尔加舍的罪过在于，他采取了一些过于自信的做法，把法国这个得天独厚的地位弄得一塌糊涂。现在要扭转过来也还为时不晚。但是，要这样做就必须有明确的态度和坚定的信念。我常常为公众在此问题上采取的不明朗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而感到担心。我感到我们似乎又回到萨多瓦战役之后各项政策自相矛盾，严重脱节的混乱时期。法国不要战争，为了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她需要和平，正象她三十年来为建立困难重重的共和制需要和平一样。但她并不是委曲求全、外界对此不可存有错误的看法。同时，她应当把这一要求明确地、毫不隐晦地公诸于世，而她能向世界表明这一愿望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做法是既不跟着德国反对英国，也不跟着英国反对德国。她内心深处决不可有片刻的动摇，经受不住两国战争可能会给她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好处的诱惑。她应该相信德国和英国实现和平是可能的，并且不声不响地、真心诚意地不断在这一方面进行努力。这是一项明智的政策，一项不可不采取的政策。可是有些人一面要求和平，一面却宣称战争不可避免，制造战争狂热，玩弄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进行煽动，混淆视听。他们这样做就使法国失去了绝对明确地——既对别国明确也对本国明确——表明自己立场的好处，而这一明白无误的立场正是挽救法国和世界所必不可少的。

　　以鲍基戎为首的 “爱国 “小学教员最近供出了他们的秘密：爱尔威的可恶的、荒谬透顶的胡说八道不过是他们大加利用的一个借口。他们是有意要把国际主义同只要追问几句就会成为其反面的理论混为一谈的。
　　耐人寻味的是，某些社会党组织在讨论行动纲领的时候，竟然通过了爱尔威提法的议案，从而改变了纲领的精神实质。它们取消了纲领中具有自身特点的东西，只保留了完全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关于革命行动的一般性提法。是的，今天的社会对工人阶级所犯的一个最大罪行是把有着共同理想、共同愿望的不同部分的无产阶级拖入战争。工人阶级有权利也有责任向这个社会清算这一罪行，把处理世界事务和活动的领导权从那些贪得无厌、行动轻率、挑动国际冲突的压迫势力手中夺过来，把目前欧洲的这场冲突变为社会革命。只要和平存在一天，这个革命就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通过日益发展的民主制给劳动人民提供的办法，通过逐步夺取政权和扩大经济组织的办法努力进行。但这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可能会打乱这一进程。沙文主义的狂热可能把工人阶级淹没在血泊之中，战争可能把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推向后退，但也可能使少数大胆的无产者用革命的办法夺取政权，从而加速这一进程。但是国家的存在是这场革命的基础，如果不保护国家免受威胁，革命又怎么能保护自己呢？因此爱尔威的提法有两点十分矛盾，他一方面主张对入侵采取消极的忍耐，一方面又主张消除祖国和无产阶级的界限，进行积极的社会革命，这种看法是完全矛盾的，势不两立的。可是奇怪的是，对于这种自相矛盾，一天也不能存在的理论，居然有人同意，有人拍手叫好。这种论调只有一种好处：它是在向有产阶级和特权阶级发出的许多次警告后的又一次新的警告。它告诉他们仅仅把祖国当作一种偶像来让人们世代崇拜是不够了，从今而后，对于每个公民说来，祖国存在的意义同它给予他们的权利直接相关，资产阶级祖国这种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象征和维护者，在工人的心目中已经同资产阶级所有制一样被抛到九霄云外。因此，如果我们想使历史上形成的大的独立社会免受任何外来袭击，现在就必须在新的所有制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以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不可战胜的祖国。
　　可是沙文主义是多么地愚蠢和下流！他们竟然说爱国主义就是“狂热地偏向法国 ”。不，不是这样。对一个法国入说来，爱国主义在于很好地了解法国，了解她的优点和缺点，美德和弊端，光明面和黑暗面，以便纠正她的缺点，克服她的弊端，消除她的黑暗面，发扬她的优点，美德和光明面，使之为人类的总的发展作出贡献。如果对一个法国人说他应该狂热地偏向法国，对一个德国人说他应该狂热地偏向德国，对一个英国入说他应该狂热地偏向英国，对一个意大利人说他应该狂热地偏向意大利，对一个中国人说他应该狂热地偏向中国，那就 会在各国人民中制造一种盲目的、妄自尊大的偏见，导致非正义和暴力行动。凡是盲目地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明的人一定认为别人只能享有低人一等的权利，这正是一切罪恶活动和不公平行为的指导原则，是野蛮的民族主义者的理论公式。那些跟在鲍基戎后面宣扬这些无耻理论的小学教员定会对人类和祖国犯下罪行。这些爱国主义者是何等地可怜，竟然需要“偏向 “法国，也就是说竟然需要贬低别的国家，贬低人类其它的伟大精神力量，才能热爱法国和为法国服务。真正的爱国主义应该是各国人民在自由和正义方面享受平等的权利，每一个爱国主义者都有责任在本国发展自由和正义的力量。鲍基戎无需说他对其它国家怀有出自肺腑的尊敬。如果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 ”有意识地去偏爱 ”自己的国家，对于我国可能同别国产生的分歧和冲突不是按照理性和权利的原则去判断，而是随心所欲地凭自己的一套偏见去判断，那就没有什么国际正义的准则了。尊敬别国只能以正义为基础，假惺惺的姿态不过是一种虚妄的欺人之谈。一切凭感情用事的、不公正的政策都会象鲍基戎的提法一样成为一种令人恶心的丑剧。这些 “爱国主义者 “终于把自己的思想明白地说了出来，这真是件大好事。现在大家都知道他们所谓的爱国主义和祖国究竟是什么货色了，那就是：对内推行社会反动政策，对外采取虚伪的暴力。一头样子很威严的动物终于露出了尾巴，而且不是一部分，而是全部。

　　至于海牙会议，象拉波波尔那样，说它是一个骗局是很容易的。我们却认为，如果无产阶级不进行干预，不抓住各国政府在无产阶级的压力下为维护和平而作出的最初努力，迫使各国政府认真对待海牙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倒很有可能是，而且今后也将是一场骗人的把戏，一种虚伪的自我粉饰，或者至少是一次有始无终毫无效果的尝试。由于无产阶级施加了压力，由于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无产者紧追不放，这个会议终于在赫尔事件中圆满地解决了英国和俄国可能会发生的冲突。昨天，你们举出我们杰出的老前辈倍倍尔同志是国际社会民主党中觉悟最高、责任感最强的人。拉波波尔公民，你一直在仔细观察德国，你可记得，关于上一次海牙会议，倍倍尔曾经向德国首相提出责问，谴责他和德国政府只给参加会议的代表作出了一些很不充分、十分有限的指示？他说：“我们要和平，海牙会议是为维护和平而产生的第一个机构，是为维护和平而进行的第一次尝试。我们希望政府认真对待，不要敷衍了事。无产阶级将努力使之成为欧洲各国、全体工人阶级和国际上为实现和平和公正而表达自己真实愿望的场所。首泪，你为什么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 “拉波波尔公民，这位首相当时完全可以这样来回答他：既然你们社会党人都认为这次会议是一个骗局，是一个花招，而且有很大的危险，那就没有必要参加。
　　事实上，你那种谈话的口气好象是我们想搞一些幕后活动，在文字上做点功夫，写一些会后会编入《法律汇编》的文件，以便进行某些改革。不，改革不是这样垂手可得的。我比你更加清楚，议会可不是力量的发源地，而是力量形成后必然到达的地方。力量不是在议会产生的，相反，当力量形成之后，当无产阶级内部和邻近的民主势力中形成一个坚定的集团使得无产者可以以自己的力徵动摇这个民主势力时，这种动摇才会传到议会，才会把议会的大门震得嘎嘎作响而到达议会的内部。我们这些人——你们的议会代表——不过是在最后一刻负责把机器的最后一部分螺丝钉尽量拧好，使得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这部分有生力量更好地发挥作用。不过仅此而已！拉法格曾经说过：“你们的那些工人劳保法，星期天休息八小时工作制，社会保险……”是的！资产阶级一直对全体无产阶级管得很严，我们已经让他们宽容一点，不要鞭打他们，不要虐待他们，把他们弄得精疲力竭，以致躺下去就再也起不来。工人有社会立法正象马匹有格拉蒙法一样。我想起我刚才提到的那位道德学家拉罗舍甫戈的《格言录》中有一句精采的名言。他研究人和动物可能有哪些共同点时，发现人当中也有一些狗、狼，许多的虎，少量的兔子，大量的狐狸以及更多的鹦鹉。最后他叹道：“无数的动物之所以至今还很温顺，就是因为它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
　　拉法格公民，人不管与动物多么相似，他还有一个特点：即使身上带着枷锁，即使不断地受到皮鞭的抽打，他还是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社会立法不同于格拉蒙法，因为无产阶级不象动物那样任人驱使，永远不会反抗，相反，它是一支觉醒的力量，它正在一天天站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由渺小的个人联合成巨大的力量。这个有组织有觉悟的、警惕性很高的无产阶级过去是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今天也还是使这些改革得以实现和发挥效用的生动活泼的监督力量。

公民们：
　　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们，四十年来，欧洲的形势还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危险、严峻，因此我有责任向你们讲几句话。公民们，我不是有意要把形势描写得那样糟；我不想说，我半小时前听到的关于奥地利同塞尔维亚断绝外交关系的消息一定意味着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即将爆发一场战争，我也不想说，如果奥地利和塞尔维亚打起来，冲突一定会扩大到整个欧洲，但我认为，目前的情况对于我们，对于和平，对于许多人的生命确实非常严重，欧洲的无产者应当尽一切可能作出最大的努力，团结起来对付这种局势。
　　公民们，奥地利致塞尔维亚的照会，语气十分强硬，如果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如果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对塞尔维亚人——他们是斯拉夫世界的一部分，俄国人支持他们——采取行动，那么令人担忧、也可以想见的是，俄国会参加到战争中来，而俄国一旦卷进来支持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奥地利在同塞尔维亚和俄国两个敌人交战的情况下，就会要求德国履行同它签订的同盟条约，而德国也已通过其驻各国大使宣布它站在奥地利一边。因此，如果冲突不局限在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如果俄国参加进来，德国就会出现在战场上支持奥地利。这样一来，起作用的就不仅有奥地利和德国的同盟条约，而且有人们已经知道其大概内容的俄国和法国的秘密条约，俄国会对法国说：“我现在有两个敌人 ——德国和奥地利——我有权要求履行我们两国之间的条约，法国必须站到我这一边来。“现在，奥地利可能很快就会进攻塞尔维亚，而由于奥地利和德国将向塞尔维亚人和俄国人进攻，整个欧洲，整个世界将会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
　　在我们大家以及各个国家都面临着如此严重、如此危险的情况下，我不想就谁应对此负责的问题谈得太多。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莫特刚才已经说了，我要向历史证明我们曾经预见到这一点，并早已把这种情况讲明，我们说以武力入侵摩洛哥在欧洲开创了一个野心勃勃、贪得无厌和互相冲突的时代，可是当时人们却说我们没有向着法国，但我们所关心的恰恰是法国。
　　哎！以上就是我们的责任。要是说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话还可以说得更明确些。那是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同我们法国人发生的一场斗争。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对它们进行任何指责，因为我们当时已在摩洛哥动手，为了要人家原谅我们自己的罪孽，我们对他人的事只好撒手不管。
　　因此，我国外交部长就对奥地利说：
　　“只要你把摩洛哥让给我，我就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让给你。”于是一场赎罪的交易便在国与国之间进行了。我们还对意大利说：
　　“我已到了摩洛哥，你可以去的黎波里塔尼亚。既然我已冲到大街的一头，你可以冲到大街的另一头去。”
　　每个国家手里都拿着小火把出现在欧洲的各条大街上，结果造成了现在这场大火。你们看，公民们，我们有我们的责任。但这并不是说其它国家就没有责任了。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揭露德国外交的狡猾和残暴。同时也揭露俄国外交的两面派行为。俄国人可能会支持塞尔维亚人反对奥地利，他们会说：“我这个堂堂的斯拉夫大国不能眼看着塞尔维亚这个斯拉夫小国被人欺侮。”说得好！可是是谁曾经给塞尔维亚以很大的打击呢？1877年，当俄国插手巴尔干，制造一个所谓独立的保加利亚以便对它进行控制时，俄国曾对奥地利说：“你让我干吧，我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让给你管理。“你们大家都知道 ”管理 ”在外交人士的口中意味着什么。自从奥匈帝国得到管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许可后，它只有一个想法：尽量从这项 “管理 ”工作中大捞一笔。
　　后来，当俄国外交部长同奥地利外交部长会见时，俄国对奥地利说：“我准许你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条件是你们让我在君士坦丁堡附近设置一个通向黑海的出海口。“德亨达尔作了一个表示，俄国理解为 “行 ”。这样，它就让奥地利占领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可是当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装进奥地利的口袋后，俄国对奥地利说：“现在该轮到我来建立黑海的出海口了。 ”“什么？我对你说过什么啦？我什么也没说。”从此俄国便同奥地利，俄国外交部长伊兹沃斯基便同奥地利外交部长德亨达尔闹翻了。因此俄国曾经帮过奥地利的忙，它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斯拉夫人交给了奥匈帝国，给塞尔维亚的斯拉夫人在心灵上造成很大的创伤。
　　这就是俄国走到现在这条路上的原因。
　　自从奥地利接管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三十年来，如果它为这个地方的人民做点好事，今日的欧洲就不会有这些麻烦。可是奥地利的教会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推行暴政统治，镇压异教，以武力强迫当地的人加入天主教，从而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我们今天所处的这种可怕的形势是由于法国的殖民政策、俄国的狡猾伎俩和德国的无理要求造成的。欧洲现在正在噩梦中挣扎。
　　因此，公民们，我们现在是处在一片黑暗中，明天究竟是什么样子谁也没有一点把握。对此，我不想发表任何冒昧的谈话。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鉴于我们面前的灾难实在太大了，各因政府能在最后一分钟三思而行，悬崖勒马。这样，我们就不会一想到欧洲今天这场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而悄悄不安。
　　你们都见过巴尔干战争，一支支军队不是在战场上全军覆没，便是在医院的病床上爬不起来。一支三十万人的军队丢在战场上、路沟里或因染上伤寒病而躺在病床上的就有十万人之多。
　　请你们想一想眼前这场浩劫对欧洲会意味着什么。那将不会象巴尔干战争那样只有三十万人卷进去，而是这个数目的四倍、五倍、甚至六倍，即有二百万人之多。那将是一场怎样的浩劫、屠杀和毁灭！因此，尽管暴风雨的乌云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头顶，我仍然希望这个罪行最后不会发生。公民们，一旦暴风雨来临，我们全体社会党人所关心的将是如何尽快地把我国从统治者犯下的这一罪行中拯救出来，在此之前，只要还有一点办法，还有一点时间，我们都要加倍努力防止这场灾难发生。我们的德国社会党同志们已经在《前进报》上发出了反对奥地利照会的愤怒吼声，我相信，我们的社会党国际局也耍开会了。
　　不管怎么样，请恕我的话有点悲观失望，在这场野蛮的屠杀即将来临之际，我们还剩下最后一点希望来维护和平，以使拯救人类的文明，这就是无产阶级把它成于上万的兄弟们联合起来，我们希望法国、英围、德国、意大利和俄国成于上万的无产者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摆脱这场可怕的噩梦。
　　公民们，如果你们当中还有谁以为我在利用这一危险的时局争取竞选的胜利——不管这个胜利会有多大，那我感到十分惭愧。我要告诉你们，不放过任何机会显示你们同国际社会党站在一起，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你们大家的责任。因为当此暴风雨来临之际，只有这个党代表着维护和平和恢复和平的希望。

（此文转自里昂出版的《社会主义未来》杂志，1914年8月1日至7日第38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