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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社会主义运动》杂志[1]

〔法〕让·饶勒斯

（1901年4月7日）



　　亲爱的拉加德尔：
　　我不愿意再次参与关于“米勒兰事件”的辩论。在我看来，这场辩论持续下去会变得非常无聊。辩论双方要说的话，几乎都讲过了。如果我们过分坚持，看来总有一天会使我们党陷入一种无法摆脱的陈规陋习之中。试验在继续着，既有成功，也有失败，然而，实际上几平没有一个社会党人急于结束这种试验。现在只能敞开思想，让时间来使情绪平静下来，等待党自己能够对一个社会党人第一次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会带来的得失利弊作出总结。
　　但是你们发表了公民瓦扬的信，这使我不得不作一些说明。在答复福尔马尔的一篇我认为总的来讲是很正确的文章时，瓦扬公民指出，他从来没有对米勒兰可能参加共和行动内阁一事向他表示过同情。
　　为此，瓦扬让他的几个朋友为他作证。然而，他自己讲的话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因为他比任何人更能够回忆起他讲话的确切意思以及他思想的细微之处。在这一点上，我要指出的仅仅是，根据昂提德·布瓦埃[2]和卡德纳[3]向我提供的情况，他们把那天在社会主义党团中的所有发言都看成是对米勒兰同情的表示。况且，只有从这里我们才能解释卡德纳提出的建议以及他为什么那样坚持这一建议。他说：“我要求在议会党团内进行一次明确的、正式的表决。米勒兰告诉了我们，有人曾经邀请他参加内阁。这样的邀请还可能再次提出，米勒兰会受到激烈的攻击。我们只是在这里，在我们中间向米勒兰表示同情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正式的和公开的表决来和他共同承担责任。”如果有人曾明确表示过敌对性的保留态度，怎么可能讲出这样的话呢？
　　然而，问题决不在于这一点，两年之后，再来讨论说话的人和听的人对这句话或那句话如何理解，那将是徒劳无益的。
　　对于党来说，重要的是要知道：
　　1．米勒兰参加内阁，并不是出人意外的事；
　　2．起初，当党开始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人提出原则性的非难，也没有从阶级斗争方面提出反对意见；没有人谴责这是“偏向”，是“损害声誉的行为”。
　　没有什么意外，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社会党议员只有承认自己对于周围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得出奇和漠不关心到惊人的程度，才能够说，他们对此感到意外。
　　社会主义党团曾正式委派代表参加共和国警惕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里有共和党的各派的代表。当危机爆发，杜毕伊内阁倒合，需要克服无数困难以建立一个政府的时候，社会主义党团怎么能够不去考虑它在议会里参加保卫共和国事业的下一步将是什么，怎么能不去考虑它将以什么方式去参加行动和战斗呢？
　　人们只要读一下6月15日至6月23日的《小共和国报》，就会看到，我们不断地提醒党注意酝酿中的事态的“新发展”。我们发表了布尔茹瓦先生的声明，他对共和国总统说，根据他对局势的了解，社会党愿意提供最积极、最直接的帮助。就我个人来说，当米勒兰向我透露瓦尔德克-卢梭先生向他提出的建议后，我立即告诉他，他是无权对此保守秘密的，他立刻表示同意。我马上向《小共和国报》的同事们讲了我们知道的一切，并且特别请求迪布勒伊[4]和加布里埃尔·法尔雅[5]两位公民将这一切转告他们的朋友。在你们发表的文章里，迪布勒伊公民公正地承认，我曾经和《小共和国报》的编辑交谈过形势。他确实还说过在这些谈话里，没有涉及任何正式的东西，这绝不是在米勒兰和社会党之间进行斡旋。我认为，迪布勒伊的保留是由于翻译福尔马尔文章时出现的小错误引起的；翻译中说，是通过我的斡旋，米勒兰才事先通知了他的同事。而福尔马尔写的却是通过我的传话。但这里涉及的绝不是一个形式问题和措辞上的问题。社会党的积极分子及时地得到了通知。他们正是通过我，在瓦尔德克-卢梭内阁正式组成前三四天就知道米勒兰已经接受担任部长的邀请了。如果米勒兰这一行为在当时就认为是件丑闻，对于党来说是危险的、可耻的事情，那么党是有时间提出抗议的，是有时间预先采取行动阻止一个社会党党员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我还要指出的是，我曾经在6月20日（星期二），或是6月21日，告诉社会党的积极分子特别是迪布勒伊公民说：邀请加利费将军参加内阁，是让他去当一个文职部长的办公室主任，而不是当陆军部长。实际上，问题起初就是以这样的措辞提出来的。
　　事情还不仅如此：我在《小共和国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说，在内阁危机期间，社会主义党团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这使我感到惊讶。秘书富尼埃公民召集了议会党团会议，米勒兰于6月21日（星期三）参加了会议，他把别人建议他入阁一事告诉了议会党团。在那个时候，瓦尔德克-卢梭先生由于温和派的反对和活动，的确是失去了信心，放弃了组阁的想法。因此米勒兰把接到邀请入阁的建议一事只是作为已经过去的事谈谈而已。事实上，当时危机并没有解决。既然像瓦尔德克-卢梭先生这样一位保守的共和党人觉得有必要请一名社会党人参加内阁，这个问题就提出来了，问题还没有结束。
　　在那个时候，反内阁主义的社会党人本来应该作出一项原则决定：“任何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都是背叛行为。谁要同意这样做，就要被开除出党。”他们这样说了吗？没有。当时他们竭力阻止社会党人参加内阁了吗？也没有。当时有谁提到阶级斗争了吗？没有一个人。
　　瓦扬公民说他曾表示有保留意见。他说，如果米勒兰参加内阁，那只是以他个人名义，而党是不承担责任的。这一点是清楚的。然而这只是一种善意的保留态度，谨慎的保留态度，它与开除出党的判决或者以后发表的冠冕堂皇的原则声明都毫无关系。
　　下面这一封信，更确切地说，通过风动邮筒发来的一封信，是瓦扬于6月22日，即议会党团举行会议的第二天，寄给米勒兰的。

　　“亲爱的米勒兰：
　　但愿我写给您的这些话是无的放矢。我是真诚地这样希望的。尽管刚刚这里所说的事情是难以置信的，或者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我还是应该给您谈一谈。有人说您和加利费一起参加了内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一行为就把昨天在社会主义党团会议上所讲的话一笔勾销了。要是说有一个人的名字不应该在内阁名单中出现，因为这个名字对于我们来说代表了凡尔赛的一切罪恶和一切反动势力，那么这个名字就是加利费。他加入内阁是对我们的一种挑衅，是向我们提出挑战，我们必须起来应战。他是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刽子手和敌人，有人企图让他把枪口对准我们。这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无耻，多么卑鄙，我简直无法相信。我希望尽快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好使自己放心。我不能相信，您竟会接受这样一个伙伴，您在被征求意见时竟没有说一个这样的内阁不可能是共和主义的内阁；正因如此，我就更加认为这一可怕的消息是不可能有根据的了。过去甘必大[6]就是仅仅因为和加利费发生了接触就失去了全部民心，而这是罪有应得的。
　　最后，但愿我的不安只是一场虚惊。亲爱的米勒兰，请接受我诚挚的友情和敬意！

爱德华·瓦扬
1899年6月22日，星期四”


　　“这一行为就把昨天在社会主义党团会议上所讲的话一笔勾销了。”我几乎用不着去强调信中这句话的重要性了。我绝不是要从这句话里得出结论说，瓦扬公民在21日星期三曾经正式同意可能出现的一个社会党员参加内阁的情况。但是有一点是很明显的，这就是瓦扬至少没有发表宣战书：在使社会党不承担集体性责任的同时，瓦扬并没有对邀请一个社会党人参加政府这样一种做法表示愤怒与厌恶，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因而引起瓦扬公民强烈反应的，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而是由于加利费将军上台他自然地和理所当然地流露出来的感情。任何一个真诚的人，在看了这封信之后，都不会否认，如果加利费没有参加内阁，那么瓦扬公民丝毫不会反对社会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资产阶级内阁。因为向政府派遣一支先遣队，同时还保持了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全部自由，这样做是完全符合布朗基主义策略的。
　　但是，加利费将军的名字使瓦扬公民不可能继续保持一种既冷淡又善意的态度了。
　　这个时候，“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非人格化的专政”这类一般性公式提出来了，以便从原则上证明他们的谴责是有道理的，事实上，这种谴责是由于非常偶然的原因引起的。
　　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我有权说社会党对米勒兰进入内阁并不感到意外。我有权说，如果没有加利费的名字，革命社会主义党人绝不会提出原则性的反对意见；这些意见只是事后才想出来的。就在这封信里，瓦扬公民也根本没有想到对米勒兰说：“放弃原则竟然会走到这种地步！”这一点难道不是很明显吗？他的全部努力的目的只是把加利费从内阁中赶走；似乎他还希望米勒兰把加利费这个人物从内阁中赶走，这样组成的内阁就会成为大家可以接受的了。
　　要说明这些人和那些人的态度并不困难。米勒兰向党作了报告。但是很明显他不想正式地作党的代表。他宁可由个人承担自己行动的责任。这样，他的行动就更自由一些，他也就不承担使内阁全部成员服从有组织的党的义务了。在他看来，全党不能接受的东西，他个人就可以接受，这就是米勒兰并不十分急于接受正式授权（卡德纳以他惯有的坦率和勇气曾要求议会党团这样做）的原因所在。
　　另一方面，一个社会党人掌握资产阶级政府部分权力的这种大胆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好处，不管怎么说，还是唤起了瓦扬公民的革命激情。但他不希望正式实行这种没有把握的冒险尝试，不希望有损于党。他不愿意谴责和反对米勒兰；他也不愿意让社会主义和革命承担集体责任。因此，在6月21日的议会党团会议上，米勒兰和瓦扬，出于不同的动机，却一致同意否决卡德纳的提案。
　　我认为这就是这个时期的真实经过。我希望我们不要再无休止地去辩论这个问题了。考茨基盛情友好地约我在《新时代》杂志上回答罗莎·卢森堡的一组文章。我请求他允许我推迟我的答复。目前进行这种辩论只能是老调重弹，毫无益处。只有事态的发展才能使各种观点得到调整，才能展示未来的前景。
　　不论人们做什么，也不论人们以何种方式去阐述它，判断它，一个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毕竟是一个伟大的事实，这是任何驱除妖魔的符咒也无法将它从历史上抹掉的。即使这一事件不会以完全同样方式再现，它还是有其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这一事件证明了社会党在今天和不久的将来是有力量的，从而使这个党在今天和不久的将来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并且为这个党确立了进行活动和创造的崭新的法则。因此，要从事巨大的组织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要怀着满腔的热情来进行准备。为此需要的是理想而不是幻想。
　　祝您好！

让·饶勒斯
1901年4月7日于巴黎

（摘自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米勒兰事件》
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99—206页）




[1] 这封信发表在1901年4月15日的《社会主义运动》杂志上。——编者注

[2] 昂提德·布瓦埃（Antide Boyer 1850—1918）——法国社会主义者，1890年加人法国工人党，赞成米勒兰入阁，1900年退出工人党。——编者注

[3] 贝尔纳·卡德纳（Bernard Cadenat 1853—1930）——法国社会主义者，1898—1899年为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成员，赞成米勒兰入阁，1899年12月退出工人党。——编者注

[4] 路易·迪布勒伊（Louis Dubreuilh 1862—1924）——法国社会主义者，布朗基派的法国革命社会主义党领导人之一，1905—1918年为法国社会党总书记。——编者注

[5] 加布里埃尔·法尔雅（Gabriel Farjat 1857—1930）——法国社会主义者，法国工人党的创建人之一，1900年退出工人党。——编者注

[6] 莱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 1838—1882）——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1870—1871年为国防政府成员，1880—1882年任总理兼外交部长。——编者注


感谢 秋越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