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姜君羊（田淑）
从布哈林案的平反到彻底批判斯大林官僚专制
田 淑
（一）
苏联最高法院在一九八八年二月四日正式宣布为一九三八年三月的所谓“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平反，撤消当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对此案的被告：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拉可夫斯基、罗森戈尔茨等二十人的判决，认为”这些人的行为没有犯罪成分，此案不能成立”云云。
沉冤半个世纪的“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终于得到法律上的昭雪，布哈林等被陷害致死的老一辈布尔什维克革命家恢复了名誉，这是值得欢迎的事。但，是不是这一纸平反书就把有关此案的问题一笔勾销了呢？
布哈林案件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案件。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苏联人民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及劳动人民都没有忘记，自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当时苏联政冶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被暗杀身死之后，斯大林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间，连续泡制了几起使全世界都为之震惊的政冶审判案，其中最著名的有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的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案》，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的所谓《托派反苏联盟案》和现在已经得到平反的一九三八年三月二日至十三日的所谓《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与此同时，在这几年中，斯大林在全苏联所有的加盟共和国，各地区、各州、县、乡、村的党、政、军、工会、青年团、以及工厂、矿山、集体农庄、文化教育机构、各人民团体，……一句话，在苏联的各阶层中发动了一场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政冶大清洗运动。在这场恐怖的清洗运动中，斯大林一伙所泡制的政冶审判案件，公开的和秘密的，又何止百件千件。所有这些大大小小政冶案件的指控，正如同布哈林案件的“公诉书”上所说的什么“组织阴谋集团”，“充当外国间谍”，“从事破坏、捣乱和恐布活动”等等的罪名一样，都是千篇一律的谎言。这些大大小小政冶案件的被告者，都是列宁的亲密战友或学生，都是经受过十月革命锻炼出来的一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精华。而在所有的案件被告当中，最最主要的被告者就是托洛茨基，他被说成所有案件的‘指使人’。虽然托洛茨基早在一九二九年就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正在流亡国外，但仍然一次再次在这些审判中被缺席判处死刑。他并未能因为身在异国他乡就可以逃避斯大林的罪恶魔爪，终于在一九四零年八月二十日在墨西哥被斯大林的内务部派遣的秘密警察拉蒙·麦卡尔捷尔用凿冰斧杀害了。为此，拉蒙·麦卡尔捷尔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连他的母亲也获得了‘列宁勋章’的殊荣。
通过蓄意泡制的这些大大小小的政冶审判案，斯大林一伙官僚集团到底杀害了多少人呢？一直到今天苏联政府还没有公开报导具体的数字。但从已经知道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所透露的、和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一些情况。
一九一七年八月布尔什维克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十月革命前夕的一次重要大会。这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共二十四人，即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维尔特洛夫、斯大林、诺金、李可夫、布哈林、布勃诺夫、乌里茨基、米留京、科仑泰、阿尔捷姆（谢尔盖耶夫）、克列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越飞、索科尔尼科夫、斯米尔加、别尔津、邵武勉、斯塔索娃、洛莫夫、穆拉诺夫等人。这二十四名十月革命的组织者、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在一九三五年以前自然死亡的有列宁、诺金、斯维尔特洛夫、科仑泰、穆拉诺夫、捷尔任斯基、阿尔捷姆（谢尔盖耶夫）七人；被敌人谋杀的有乌里茨基和邵武勉二人；越飞在一九二七年党内政冶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自杀；其余十三人都是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间或稍后，被斯大林杀害了。幸存下来的斯塔索娃也被关了二十多年（她是四个要求为布哈林平反的老布尔什维克之一）。剩下来的就只有斯大林一个人。
一九二二年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是列宁在世时亲自主持的最后一次大会。这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人共二十六人。其中除列宁、捷尔任斯基、古比雪夫（死因未明）是在一九三五年以前死亡之外，其他有十七人，即布哈林、雅罗斯拉夫斯基、加米涅夫、科罗特柯夫、拉狄克、拉柯夫斯基、鲁祖塔克、李可夫、萨普龙诺夫、索柯里尼柯夫、朱巴、谢伦斯基、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奥尔忠尼启泽、彼得罗夫斯基等都是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间或稍后，被斯大林一伙迫害致死了。余下的只有斯大林、安德烈耶夫、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四人帮’。
一九二三年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是列宁在世时因病不能亲自主持的最后一次大会。这次大全选出的中央委员共四十人。其中除列宁、捷尔任斯基、邱鲁巴三人是在一九三五年以前死亡之外，其余有三十人之多都是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间或稍后被斯大林杀害、或被迫自杀、或被暗杀，剩余的只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加里宁、安德列耶夫、马努伊尔斯基这七个伙伴。
一九三四年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是被称做“胜利者的大会”的，就是说在这次大会上斯大林集团取得了控制党中央的决定性胜利。这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后补中央委员共一百三十九人。这些人的大多数虽然曾经是斯大林的积极支持者，但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的大镇压中，竟然有九十八人，即占全体中央委员和后补委员中央委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被斯大林消灭了。而且这次代表大会的一千九百五十六名代表中，也有一千一百零八十人受到了无情的镇压。
斯大林一伙官僚集团对红军的清洗也是骇人听闻的。一九三七年六月，斯大林泡制了“图哈切夫斯基案”。被告图哈切夫斯基是红军元帅之一。他和其他七个红军将军被指控为犯了“叛国罪”，立即被枪决了。这个案件现在也已得到了平反，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也已恢复了名誉。但当时围绕着这个案件，在以后的一、二年间，斯大林在红军中掀起了一场凶猛的揭发所谓“暗害分子”的运动，受迫害者的红军指挥员竟达三万五千人之众，差不多占了全军军官的一半，其中有苏联五名元帅的三人，十五名军团司令员中十三人，八十五名军长中五十七人，一百九十六名师长中一百十一人，四百零六名旅长中二百二十人，所有十一名副军事人民委员，八十名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中七十五人，以及团级以下的军官不下三万人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以上所举例子，只不过是斯大林一伙官僚集团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以及稍后的一些时候所进行的政冶大屠杀的小部分。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冤死在斯大林官僚集团的屠刀之下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何止千千万万！据最保守的估计，人数总共七百万到一千四百万人之间！在这些千千万万受害者当中，有党、政、军的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领袖，领导干部，普通党员；有工业家、工程师、农艺师、经理、厂长、农庄主席；有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有共青团、工会等大批社会活动家；以及各行各业的大量的优秀积极分子；乃至于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领袖人物。这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最残酷最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斯大林官僚集团正是通过这场血腥的大屠杀，把列宁缔造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布尔什维克党彻底消灭了。须知道列宁在世时，经过第十次代表大全决定清党后，到一九二二年一月，整个布尔什维克全部党员还只有五十一万五千人，而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入党的人只不过占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左右。经过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的大屠杀，可以认定，除了斯大林一伙之外，幸存下来的列宁的老布尔什维克近卫军是绝无仅有的了。也正是通过这次血腥大屠杀，整整一代受过十月革命锻炼出来具有无产阶级革命传统的苏联人民的精华，工人、农民及各阶层的优秀分子都被消灭了。须知在一九二三年在厂的工人总数还不到一百二十万，而且绝大部分都是新入厂的青年工人；十月革命前旧俄的工人阶级也不过三百五十万人哩！
（二）
过去人们常说斯大林是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不对了。对于斯大林一伙制造的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年的大小冤案，一九三九年由杜威博士等世界知名人士组成的“杜威委员会”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证实苏联最高检察院对所有的被告，特别是对托洛茨基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毫无事实根据，是有意的陷害，事实真相早已为世人所共知。只是由于斯大林官僚集团掌握了无上的国家权力，使用了种种欺骗宣传的伎俩，使许多人，包括广大的共产党人在内，直到今天仍然受骗上当，搞不清斯大林一伙泡制的苏联党狱的真相。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开斯大林一伙的种种罪行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在此期间，苏联当局陆陆续续地公开的或非公开的，为不少受害者平反，也释放了不少长期关押在劳改营中受害者。今天，戈尔巴乔夫正式通过苏联最高法院公开颁布哈林案平反，这就更加证实斯大林一伙根本不是搞什么“肃反”，而是有意编造谎言，捏造罪名，进行蓄意的谋杀，以便从肉体上消灭布尔什维克老一辈革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进分子。
托洛茨基早在一九二九年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之后，对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所采取的造谣、诽谤、诋毁、篡改、无中生有、公开欺骗等等卑鄙恶劣手段来打击排挤不同意见的人这种非布尔什维克的做法时曾经说过：“他们的目的是要根除、至少削弱公众意识对十月革命的主张、口号以及对尚且活着的当事人的信赖。这便是目前所发生的事态的意义”。七年以后，斯大林一伙所做的，已经不是党内的政冶斗争，而是赤裸裸的血腥镇压，他们采取了极端残酷的非法的严刑拷打逼供，捏造罪名。他的对象已经不是几个，几十个、几百个十月革命的领袖人物，而且一整代具有十月革命传统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他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根除”、“削弱”苏联人民对十月革命的传统依念。而且要彻底消灭具有十月革命信念的苏联人民先进分子的血肉之躯。这是斯大林一伙官僚明目张胆的对十月革命的背叛，是对十月革命的反动。斯大林官僚集团搞的政冶大谋杀正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
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组织，它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之上的。它的成员都具有坚定而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强烈的阶级意识，而且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有着高度历史责任感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他们不畏任何权势，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一员，也是革命群众的组织者、带头人。他们最善于体现无产阶级的革命愿望、要求和革命情绪，并且能够带领革命群众自觉地遵守革命纪律，在一致的革命目标底下，为了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消灭阶级，推动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前进，顽强地、坚忍不拔地同一切腐朽没落的维护旧制度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他们不会因为取得某些胜利成果而自鸣得意，心满意足，也不会因一时挫折或失败而垂头丧气，心灰意冷。他们时时刻刻不忘记无产阶级的历史责任和伟大的历史目标──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并为这个目标坚持斗争到底。
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是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产物，是无产阶级运动的“自我集中”。它既要求运动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又要求运动的高度的灵活性和革命的首创精神。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的政党组织，就在于它不单纯是执行某一社会集团的政冶任务的工具，而是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政治有机体。正如人这个有机体一样，它的各级党组织，就如同有机体的四肢五官，五脏六腑。党的领导组织──党代表大会及其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就是党机体的大脑。党的大脑与党的各个器官之间，党的各种器官之间，党的器官于细胞之间，党的细胞与细胞之间，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辨证的关系，谁也不可能孤立存在，而只能协同一致动作，才能显示这个政治有机体朝气蓬勃的生命力。而且这个政治有机体也只能在无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中才能得到所需要的营养而发展壮大。正是有了列宁与布尔什维克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治有机体，才能带领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群众取得了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胜利。
但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党的人数只有二万四千人，到一九一七年八月，已经扩大到二十四万人，一九二零年是六十一万一千九百七十八人，一九二一年激增到七十三万人，经过第十次代表大会后的清党，到一九二二年仍拥有五十万五千名党员，他们无疑都是无产阶级的最优秀分子，他们在最艰苦的年代里自觉地集中到布尔什维克旗帜下，表现出无产阶级的优秀革命品质。正是有了这些党机体的最朝气蓬勃的最富有生命力的细胞组成的布尔什维克担当起领导革命群众取得十月革命是胜利，随后又是这些人在残酷的内战中领导革命群众保卫了十月的成果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这些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起码也有半数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内战期间死亡人数约一百万）。在此以后拥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几十万名党员，固然有很大一部份经受了十月起义和内战的考验，有社会主义的觉悟，有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献身的决心。但无可否认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却是出于势利所趋的投机家、野心家和阿谀奉迎之徒。这些人经过十大以后的清党，就有十七万五千多人。但无论如何，那些在十月革命后入党的绝大部分党员的素质、才干、工作能力、及所受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乃至于文化程度，比之革命前那些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不知相差几远。所有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家、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等等，全部是老近卫军，诸如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普列奥勃拉任斯基、拉狄克、卢那察尔斯基……等等，革命后入党的堪称得上“家”的就没有一人。而且到了一九二二年，布尔什维克党员成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业企业中的党员只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十八，农民支部的党员占百分之三十，红军中支部的党员占百分之二十四，行政部门中支部的党员占百分之十九。这种情况曾经使列宁非常担忧，并认为：“如果不漠视现实，那就应当承认，目前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决定于党员成份，而是决定于可以称为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小部分党员所拥有的巨大无比的威信。”显然，这绝不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政党所应有的健全的状态。正是由于党员成份的变化，党员素质的低落，使得构成党这个政治有机体的细胞失去独立战斗的能力，产生了强烈依赖组织的倾向。这就造成了党的统一纪律脱离了“自我集中”的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的轨道，而具有单纯强制的性质。这反过来又使得广大的党员群众变成了只是执行党组织纪律的简单工具，而不再是党机体的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活生生的细胞。基于党组织的这种变化，迫使布尔什维克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不得不作出硬性的规定，只有二月革命前入党的人才能被选为党中央委员，十月革命以前入党的人才能担任省委书记的工作，有三年党龄的人才能当上县委书记，参加过内战的人才能担任支部书记的职务；甚至对工会这样群众性组织也规定由党指定各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和书记必须是十月革命前入党的党员，工会省委员会的书记至少要有三年的党龄，而且工会组织的选举还必须在党的监督下举行。一切都得从上而下，从下面而上的渠道完全给堵塞了。党的领导成了凌驾一切之上的绝对权威，它不仅制订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还制订实施的方针政策，还制订实施的方案步骤措施，乃至具体的细枝末叶，党的下级组织及党员个人就只能盲目的照章办事。这样一来，就自然而然地促成了党官僚的滋长。
一九二二年筹备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时，斯大林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使用了官僚政客的一切阴谋诡计和投机钻营的伎俩，把持和控制全国的地方党组织，以便结成自上而下的斯大林为首的党官僚派系网。关于这一点，米高扬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段很好的供认。他说：“一九二二年一月初，我被紧急召回中央（当时米高扬任下诺夫哥罗德省委书记），……斯大林要召见我，……说他是受列宁的委托（！）召我来的。话题是关于十一大的筹备工作，……我们非常关注那些代表将来参加代表大会，他们当中是否有许多前托洛茨基分子。须知在省代表会议上，现在将只凭个人品质选举代表。而在负责干部中有相当多的托洛茨基分子，且他们在自己的组织中受到信任。他们在西伯利亚各省中尤其居多。所以我们担心的还是从西伯利亚可能来许多托洛茨基派代表。因此列宁责成（？）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你，如果你同意的话，就请你到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即新西伯利亚城）拉舍维奇（当时任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和中央西伯利亚局成员）那里跑一趟，并以列宁的名义（！）向他转告我在这里对您所说的一切……。”米高扬这段回忆充分说明了斯大林盗用列宁的名义，违犯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米高扬采取政客手段、在党的下级组织中排斥那些“品质”好“受到信任”的人，选择只听命于他的人作为代表来出席大会，以便更有效地控制代表大会的卑劣行径。党的十一大开过之后，斯大林当上了总书记，一手独揽了党中央书记处和组织局的大权。他就更加肆无忌惮地采用各种组织手段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党组织的各个岗位上去。这些得到斯大林扶持的人自然也就对斯大林感恩戴德，唯斯大林之命是从，视斯大林的马首是瞻，这样，布尔什维克党内以斯大林为首的党官僚集团就形成了。这个官僚集团犹如人身上的恶性肿瘤一样，随时都威胁着布尔什维克的生存。列宁逝世前一年，就察觉了斯大林在党内官僚化权力的增长对布尔什维克的危险，曾经向托洛茨基建议联合一致来反对斯大林把持的组织局的官僚化倾向和表现。列宁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向秘书口授给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即著名的“列宁遗嘱”），并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的“附言”，建议代表大会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列宁还在一九二三年三月五日口授给斯大林的信，要同斯大林断绝关系。只是由于当时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成“三驾马车”，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对代表大会隐瞒了列宁的信，才使斯大林得以保住“总书记”的职务。
列宁谢世后，斯大林凭着党内已经形成的官僚集团的力量，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党内历次政冶斗争中，更加疯狂地使用了流氓打手的一套卑鄙伎俩，在党组织的各种会议上组织起哄、围攻、捣乱会场等等，破坏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利用他所掌握的宣传机器，对不同意见进行歪曲、篡改以制造舆论并进行人身攻击，采用组织手段把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一个个排挤出各级的党领导机构，撤消他们担当的职务，或调离工作岗位，而起用那些对他俯首帖耳的人。布尔什维克党就这样在斯大林一伙官僚把持之下一步步地滑向官僚化的深渊。无产阶级民主集中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也就逐步变成了只是听命于斯大林官僚集团意志的“铁板一块”的僵硬的工具，而不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朝气蓬勃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政冶有机体了。
布尔什维克党的官僚化同时也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的官僚化。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因而也失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而变成斯大林一伙官僚集团统冶苏联人民的一个工具，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国家变成了历史上最野蛮最残酷的斯大林官僚专制的国家。布尔什维克党的官僚化和无产阶级的苏维埃的官僚化，这就是斯大林官僚集团得以实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反革命政冶大屠杀的最深刻的原因。
（三）
人们常说斯大林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不对了。斯大林利用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国家开辟了社会主义的新纪元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巨大吸引力，一直厚颜无耻地宣扬他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并且早在一九三六年他在肆无忌惮地进行进行政冶大屠杀的时候就宣称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的天堂！说苏联已经“消灭了私有制经济”，“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已经“独占统治地位”，苏联已“没有剥削阶级”，“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被铲除和消灭”，苏联各族已经实现“互相友爱互相帮助”的“兄弟般亲密关系”，等等，等等。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诚心诚意相信斯大林这一派谎言。可是今天，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社会实践，在铁的事实面前，人们终于渐渐明白了，斯大林所说的“社会主义天堂”，实际上只是斯大林一伙官僚集团的天堂，对于千千万万苏联人民来说却是可怕的人间地狱。
说苏联的国营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错了。既然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国家已经变成官僚集团专制的国家，那么苏联的国营经济也就只能如实地称之为官僚集团控制的国营经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有关国有化问题的一段他自己所作的注释中曾经讥笑那些“冒牌的社会主义”者。恩格斯说：“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成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如果说，比利时政府出于纯粹日常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而自己修建自己的铁路，如果说，俾斯麦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必要，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在战时更好地适应和利用，为了把铁路职员训练成投票的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就能取得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主要铁路收归国有、那么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也都是社会主义设施了”。恩格斯还指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既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引者）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马恩选集》第三卷317—318页）
列宁对国有化也说过如下的话：“实行士地国有化，把一切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收归国有，或至少有工人代表苏维埃立刻加以监督等等措施，决不等于实行“社会主义”……。这些措施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列宁选集》第三卷51页）
列宁还说：“资本主义大企业如果成了垄断组织，……如果它成了国家的垄断组织，那就是说，由国家（在革命民主制的条件下，国家就是人民的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组织）来指导企业。”“那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列宁选集》第三卷162页）
可是无论是恩格斯或列宁，都没有说“任何一种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既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行的国有化，也只有经济上成为“不可避免”，才具有“进步意义”，而且这还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准备阶级”，或者“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说苏联已经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现象”。象过去的剥削阶级、即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是没有了。斯大林官僚集团自然不能说是一个阶级，但它是一个有着共同利益关系的社会集团。这个社会集团凌驾于全社会之上，控制着整个国家的政冶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它是这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主宰者。它赖以实行统治的是它自身组织得十分严密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和遍布于全苏联的为其所控制的庞大的军事警察特务组织。在经济上，这个官僚集团作为一个控制了全国的生产手段、生产资料，它既不允许私人占有，形式上或名义上是全社会占有，实际上只是这个集团“占有”，说得准确点是这个集团所控制。所以，苏联的社会经济活动完全是以这个官僚集团的实际利益和意志为转移，只要官僚集团需要，就可以不顾任何经济规律和自然法则而强制推行某种生产制度、生产方式和生产计划。这种官僚专制的经济其所以是“僵化的”或者“闭塞的”，道理就在这里；他除了依赖于超经济的强制手段之外是难以存在和发展的。
作为国家统冶者官僚集团，由于掌握了无上的权力，他们比一般的工人、农民更能享受到优厚的物质利益。如果这个集团中的某个成员贪得无厌，他可以“以权谋私”，发财致富。例如《参考消息》（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八日）报导乌滋别克贪污盗窃案时说：“多年来，贪污盗窃、行贿受贿，敲诈勒索和利用职权发财致富之风遍及乌滋别克共和国。只要行贿，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卡什卡达里亚州一个区委第一书记由于贪污而成了百万富翁。”“乌滋别克每年都虚报棉花产量约一百万吨之多。……出现了棉花产量年年增长而棉花生产却不断减少的怪事。……棉花大亨们共诈骗国家四十多亿卢布（约合六十亿美元），其中有一半进入了私人腰包。……此案牵连问罪的达数百人。……在被捕的前领导人中，包括几名乌滋别克共产党中央书记，若干共和国州委、市委和区委第一书记，乌滋别克共和国国防部长会议主席、共和国苏维埃主席团一名副主席。共和国中央办公厅主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一名副主席，内务部长和三名副部长。”苏联官僚集团虽然不能直接剥削劳动人民，但它却可以无限地吸吮苏联劳动人民的血。正如同动物机体的奇生虫一样，官僚集团是苏联社会的寄生虫。
斯大林官僚集团在苏联建立起来的官僚专制经济制度，从其形成到今天，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岁月，现在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这就是今天戈尔巴乔夫所以要进行“改革”的来由。戈尔巴乔夫在谈到为什么要进行“改革”时说：“国内形势已潜伏着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经济工作不断出毛病，困难一个接着一个，社会生活出现了停滞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形成了一种塞阻社会经济发展的机制，在近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了一倍多，在八十年代又降到实际上使我们接近停滞的水平”（转引自《世界知识》一九八八年第四期）。戈尔巴乔夫所说的“阻塞社会经济发展的机制”无疑问就是斯大林建立起来的经济上的官僚专制制度。而这当然不是今天“形成”的。
尽管斯大林厚颜无耻地给他建立起来的官僚专制制度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但毕竟是冒牌货，是恩格斯所说的“冒牌社会主义”。半个世纪来的事实确凿地告诉我们，无论是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赫鲁晓夫的“全面”“开展”“建设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安德罗波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或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等等，都是骗人的鬼话。如果硬要说什么“社会主义”的话，那也只能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到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那样，如实的把它叫做“苏维埃官僚专制的社会主义”。
说到苏联各族人民的“兄弟般亲密无间”的关系，就不须说列宁在世时曾经强烈谴责过斯大林的“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沙文主义了，也无需说斯大林在世时强迫搞的民族“大迁移”了，这些都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可耻的事实。由于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政策所造成的民族矛盾和由此引起的流血事件，历年来都不断发生。即在最近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同比邻的亚美尼亚共和国为领土争端而引起的冲突，和当局采取的军事镇压，就说明了苏联奉行的斯大林民族政策的破产。
斯大林一贯打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号、推行一条官僚集团的阶级妥协政策，以谋求苏联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虚假的国际均势。为此斯大林官僚集团不惜使德国的革命者在希特勒法西斯的屠刀底下血流成河，使西班牙的革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竟厚颜无耻地先是同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后来同日本军国主义者，再后又同英美帝国主义者签订了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秘密协议，相继把波兰、蒙古、东欧各国的部分或全部置于苏联官僚集团的控制之下。正是根据这些秘密协议，斯大林官僚集团成了丘吉尔镇压希腊革命人民的帮凶；也是这个斯大林，通过他在法国的走卒，迫使法国的反法西斯的解放战士向戴高乐交枪投降，使意大利的大好革命形势付之东流，使千万意大利革命人民的血肉之躯任由英美联军的铁蹄所践踏，无数的革命者的尸骨被丢弃在巍巍的阿尔卑斯山下……。在战后，苏联官僚集团还推行了一条对外扩张和掠夺的政策，它对东欧各国和蒙古的掠夺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它动用武力来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改革运动，出兵阿富汗等等。所有这些，那里有什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味道。恰恰相反，这是明目张胆的背叛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四）
斯大林官僚集团在推行它的罪恶的国内国际政策时，总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作为掩护，正如同蒙面大盗用一块面罩来掩盖自己的真正面目一样，它凭着自己掌握的宣传机器，任意歪曲、篡改和伪造事实，甚至伪造马克思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用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来毒害整整一代真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意识，麻痹他们的革命意志，使无数革命者上当受骗，以至直到今天斯大林官僚集团的种种罪行已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时候，许多人仍然摆脱不了斯大林设置的紧箍咒，还盲目的认为斯大林对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是“功大于过”，时“三七开”等等。这无疑地又错了。应该说句公道话，斯大林对于苏联官僚集团来说，对于建立苏维埃官僚集团的专制统治来说，他的“丰功伟绩”是无与伦比的，功劳大得很。但是对于苏联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以及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受剥削的广大各族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来说，斯大林官僚集团却是最大的祸害，它扼杀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扼杀了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它使十月革命所创建的苏维埃社会的进步发展足足倒退五十年。它还使全人类正义事业──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蒙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其严重后果一直到今天仍然在吞噬着进步人类的心灵！
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这个祸害也许还会延续许多年。但是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和各阶层的先进分子，是绝对不会长久忍受这个祸害的。真理总会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在当前斯大林建立起来的官僚专制制度已经危机四伏，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彻底屏弃这个官僚专制制度。
布哈林的冤案平反了。苏联人民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都为戈尔巴乔夫能够站出来为老一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伸张正义而感到高兴。但招来亡灵如果仅仅是为了抚慰生人，那是无济于事的。在当前不断高涨的改革呼声中，必须彻底清算斯大林官僚集团的种种罪行，必须彻底抛弃官僚专制制度，才能根除官僚集团的横暴专制，回到十月革命开创的道路上来，由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才有可能使因官僚集团的残害而遍体鳞伤的苏维埃社会重现生机，才有可能使苏维埃社会真正迈向社会主义。除此外，要想在官僚专制的社会经济制度内注入私有经济的血清，修残补缺地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使这个已经僵化了的制度得以复苏，必将被证明为此路不通！
一九八八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