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姜君羊（田淑）
「馬列的原國家學說應予修正」嗎？
田 淑
我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23期上讀到吳江《今天怎樣看待馬克思主義》的長文（以後以《今》文代），其中有一小節的標題是：「馬、列的原國家學說應予修正」；因深感迷惑，故擬此文求教於對此題目感興趣的朋友們。
許多人過去受的是斯大林主義學校的教育。不應否認，他們都曾懷有滿腔熱情，心甘情願為人類未來美好的社會主義事業奉獻自己的一份力量，他們一心一意希望在斯大林的帶領下向前奔，前途將是無限美好的。但，現實生活是如此無情，斯大林沒有帶他們進入「社會主義天堂」，卻把他們推入萬丈深淵；面對這一痛苦的現實，品賞過斯大林這顆苦果的人，在失望之後，由於無法解釋這痛苦的現實，只好把斯大林所做的一切壞事一古腦兒地都推到馬、恩、列的身上。他們腦子裡有個深根蒂固的思想，認為斯大林是馬、恩、列的繼承人，稱為「馬、恩、列、斯」，斯大林主義就是當今的馬克思主義，斯大林所幹的一切，就是馬、恩、列要幹的，斯大林所做成的禍害應由馬、恩、列來承擔，原罪就馬克思主義。因此，他們對馬克思主義提出質疑和挑戰，他們的目標就集中在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剩餘價值學說上。上世紀的90年代初法國共產黨的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名叫艾倫斯坦的就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是「馬克思主義死了」。現在，我國也有共產黨人提出要「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了。這真是東西呼應，好不熱閙。
《今天怎樣看待馬克思主義》就是一篇要「修正」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代表作。這篇長文採取與友人談話的形式談了不少問題，涉及面很廣，總的說來就是上面提到的兩個根本問題。它一方面以「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旗幟，以「反思」的高姿態來「檢驗」馬克思主義，認為馬克思主義本身就存在「空想」成份，另方面則極力迴避斯大林提出的理論和推行的方針政策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無產階級革命這一無可否認的事實。
對於《今》文提出的論點，要一一對照馬、恩、列的著作闡述的觀點來比較分析分清是非是很必要的，但這是件繁重的工作，需要有時間來做，在這裡只能簡單地來談。
首先要談的是「反思」的態度問題。馬克思闡述的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有如下一條：「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人們的意識」，「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存衝突中去解釋」。如果是一個嚴肅、真誠、獻身於社會主義事業的人，就應當本着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進行反思，既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以主觀代替客觀，必須根據客觀的社會經濟關係和由此形成的階級關係的實際情況來判斷。究竟甚麼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主將的無產階級專政？斯大林的國家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嗎？斯大林的國家政權究竟代表和維護那一個階級或社會集團的利益？甚麼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主將的科學社會主義？斯大林的社會實踐是科學主義的實踐嗎？斯大林的社會實踐的失敗給無產階級甚麼教訓？怎樣才能實現馬、恩、列所主將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如果人們有勇氣面對上述的問題並「實事求是」地給予符合客觀事實的回答，這才能表明他們的反思是符合他們原來想要創建社會主義社會的心願的。可惜的是：他們的思維方法卻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的思維方法相反，因此他們的反思不能說是真誠的。
現在，就來談談，《今》文提出的「馬、列的原國家學說應予修正」的問題。這在一般人看來可是驚世駭俗了。請注意這個「原」字。這無疑是指馬克思主義主張的「原」來的國家學說，而不是不管甚麼時候「修正」過的學說。而馬克思主義的「原」國家學說的內容是甚麼呢？《今》文並沒有明白指出來。我們且先來談談這個問題。因為如果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原」國家學說，當然就不會懂得《今》文要「修正」的是甚麼和怎樣「修正」了。
要瞭解馬克思主義的「原」國家學說，得要讀馬、恩、列的許多著作如：《共產黨宣言》、《1848-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哥達綱領批判》、《法蘭西內戰》、《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科的發展》、《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及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論國家》及列寧在十月革命期間在黨的、蘇維埃的會議上和各種群眾集會上闡述蘇維埃政權性質的演說等。不讀這些著作當然不會瞭解馬克主義的「原」國家學說。現時的人，大都沒有時間或沒有耐心去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述國家問題的著作，因此有必要在此根據馬恩列的著作簡單地介紹馬克思主義「原」國家學說的基本觀點如下：
（1）「從土地公有的氏族社會解體以來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共產黨宣言》）
（2）「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之內；這種從社會的衝突中產生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國家」。「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原》）
（3）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就是「炸毁舊的國家政權」，代之以由廣大革命群眾自主自覺建立並受群眾監督的「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例如巴黎公社，就是這樣的民主政權，即「工人階級的政府」亦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1848-1850年法蘭西階級鬥爭》《法蘭西內戰》《國家與革命》等）
（4）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才能實現「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革命轉變」。（《法蘭西內戰》、《國家與革命》）
（5）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是「過渡」性質的政權，它隨着社會向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社會逐步過渡而「自行消亡」。（《哥達綱領批判》、《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等）
（6）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是世界性的事業，不是一個國家能夠單獨完成的。必需「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進行鬥爭，才能完成這一歷史性的偉業。（《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以上所舉六點就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基本觀點。這些基本觀點在上面列舉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中都有詳盡的深刻的和精闢的根據客觀事實作出的科學的論證。要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他們的著作是不可不讀的。
《今》文提出「修正」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那一條基本觀點呢？它並沒有明白指出來，在它提到「馬、列的原國家學說應予修正」的一節文章中，短短的四段文字只是東拉西扯東一鎯頭西一棒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的片言隻語進行無端的指責，既不針對馬克思主義「原」國家學說的基本觀點提出它要「修正」的根據，也沒有說明它「修正」了的主張是甚麼；談不上有系統的論證，自然也就缺乏它「修正」應有的邏輯性。這就表明《今》文在這個問題上思想是十分混亂的，它的所謂「反思」是不認真的和不嚴肅的。
例如《今》文指責說：「列寧寫的《國家與革命》一書和他親手創建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左』的傾向為社會主義留下了嚴重的後患」。但《今》文並沒有舉出任何事例來說明《國家與革命》一書中那些觀點是「『左』的傾向」，是不對的；也沒有舉出列寧所制定的那些政策法令制度是錯誤的，以及這些錯誤的政策法令制度做成了甚麼樣的「嚴重的後患」，只是憑空給列寧戴上一頂「左」傾的帽子。這就不是甚麼「實事求是」，而是「莫須有」的陷害。
其次，《今》文指責馬克思，說他的「國家學說空想社會主義遺留較深，認為國家『最多不過是無產階級爭取階級統的勝利後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馬克思語），其存在的時間極短，主要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實現之時，就是國家消亡之日」。《今》文對它所引的這段話並沒有作出任何解析，就武斷地認為這就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空想社會主義遺留較深」的證據，這不是太可笑了嗎？其實，這句話是恩格斯說的，不是馬克思說的。恩格思這句話是針對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中那些對「國家迷信」的人說的。恩格斯說：這些人「認為全社會的公共事業和公共利益，只能用舊的方法來處理和保護，即通過國家及其收入極多的官吏來處理和保護」，而普通的老百姓是不能或不應該管理和處理社會的公共事業和公共利益的。這就是那些「對國家事物迷信」的人的一種十分錯誤和有害的偏見。恩格斯接著指出：「實際上，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這一點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比君主制下差。國家最多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後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的無產階級也將如公社（指巴黎公社──引者）一樣，不得不立即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一代的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能夠把國家制度這一整堆垃圾拋棄為止」。（《馬恩全集》22卷229頁）
恩格斯說這話是有根據的，並不是「空想」。
「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這是自有國家權力機構以來不容抹煞的歷史事實。歷史上所有的剥削階級都毫無例外地利用它所掌握的國家機器來加強對勞動人民的統治和剥削，這對廣大勞動人民來說，剥削階級的國家機器當然是「一個禍害」。對於這一點，老百姓都有親身的體會，只要想想剥削階級所豢養的大批官吏隊伍，以及他們的走卒：憲兵、警察、特務之類的打手如何欺壓老百姓，如何作威作福便可以理解的。所謂「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就是老百姓對剥削階級政權這個禍害的一種生動的概括。但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不同。無政府主義主張立即廢除一切國家權力組織；而馬克思主義則主將無產階級在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之後，仍需要建立自己階級的國家權力組織，即無產階級專政，才能打破資產階級及其他反動派的任何反抗，確保自己的階級統治地位，進行徹底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社會變革，實現共產主義的最終目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從一開始便必須廢除舊的國家政權「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即組織得非常嚴密的龐大的享有優厚薪金和種種特權的官僚隊伍和軍隊、警察、憲兵之類的用以鎮壓人民的武裝組織。馬克思親身經歷巴黎公社的鬥爭，研究了巴黎公社的全部經驗，認為巴黎公社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典範，它在廢除舊國家政權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做得非常有成效。它廢除舊國家政權龐大的官僚隊伍，它的全部公職人員都由人民自由選舉自己所信任的人員來充當，這些公職人員同人民一樣只享有同等的社會、經濟的權利，沒有任何特權，而且，人民可以隨時撤換他們。巴黎公社還廢除了舊的國家政權用以鎮壓人民的「特殊武裝」，而代之以人民的武裝組織－自衛軍。僅僅這兩項措施就使巴黎公社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成為人類歷史上最民主最廉潔最有效率的國家政權。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一貫要求所有的革命者都應當學習巴黎公社的經驗，才會懂得甚麼是無產階級專政。
至於《今》文說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存在的時間極短」的話，這完全是《今》文想當然的虛構。任誰來查閱全部《馬恩全集》都不會找到馬恩二人說過這樣毫無根據的話來。《今》文用自己想當然的主觀虛構的話加於馬克思的頭上，這是絕對不允許的誣陷和栽贓。為了說明真相，我們且舉如下的例子：
馬克在《法蘭西內戰》的初稿中有如下一段話：「工人階級知道，他們必須經歷階級鬥爭的幾個不同階段。他們知道以自由的聯合的勞動條件去代替勞動受奴役的經濟條件，需要相當一段時間才能逐步完成（這是經濟改造）；這裡不僅需要改變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種新的生產組織，或者勿寧說是使目前（現代工業所造成的）有組織的勞動中存在着的各種社會生產形式擺脫掉（解除掉）奴役的鎖鏈和它們的階級性質，而且需要在全國範圍內和國際範圍內進行協調的合作。他們知道，這個復興事業將不斷遭到既得利益和階級自私的反抗，因而被遲緩，被阻撓。他們知道，目前「資本和土地所有權的自然規律的自發作用」只有經過新條件的慢長的過程才能被「自由的聯合的社會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所代替，正如過去「奴隸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和「農奴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之被代替一樣。但是，工人階級也知道，通過公社（指巴黎公社－引者）的政治組織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前進。他們知道，為了他們自己和為了人類解放，開始這一運動的時刻已經到來了。（《馬恩全集》17卷594頁）
看吧，細細地認真地思考吧。馬克思考慮問題何等細緻，何等全面，何等深刻。他沒有像那些所謂「急於求成」的人那麼幼稚天真，以為工人階級今天取得政權，實現了階級統治，明天就能實現社會主義。馬克思不僅想到了「需要相當時間」，「經過漫長發展過程」，才能使社會主義的自由聯合的經濟組織取代舊的資本主義及其他私有制度的經濟組織，正如同歷史有過的封建主義的經濟組織取代奴隸制的經濟組織，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取代封建主義的經濟組織，要經歷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一樣。所不同的只是社會主義的自由聯合體的經濟組織要取代資本主義及其他私有制的經濟組織，這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條件下，才能「立即向前大步前進」並進而得以完成。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還指出了無產階級取得階級的政治統治地位之後開始把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運動這個「復興事業」的過程中，「將會不斷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階級自私」的「反抗」，因而「被延緩」，「被阻撓」。這個「反抗」「延緩」，「阻撓」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復興事業」的「既得利益」者和「階級自私」者是誰呢？馬克思這些話是在1871年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說的，距離十月革命成功近半個世紀，卻能夠科學地預見到第一個工人階級的蘇維埃共和國竟然在建立不久便出現「既得利益」者、「階級自私」者出來「反抗」、「延緩」和「阻撓」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復興事業」，請虛心地誠實地進行反思吧，馬克思所說的「既得利益」者「階級自私」者不就是指的以斯大林為首的蘇維埃官僚特權階層嗎！
《今》文說：馬克思「根據巴黎公社的經驗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無產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存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究竟用甚麼國家機器來代替就沒有下文了。」讀了《今》文這段議論，叫人真不知怎麼說才好。是的，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不能運用現存的國家機器來達到實現共產主義的目的。這是因為現存的國家機器是剝削階級為了剥削和壓迫人民而精心培養和挑選出來的一大批高踞於社會之上的官僚隊伍，和組織嚴密訓練精良的武裝力量組成的，是剥削階級的馴服的壓迫工具。所以，無產階級必須「打碎」這個舊的國家機器。至於用甚麼國家機來代替呢？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便說得很明白：「巴黎公社的秘密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佔有者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這就是說工人階級要用巴黎公社那樣的「政治形式」（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來取代舊的壓迫人民的國家政權，才能運用像巴黎公社那樣的國家政權來實現從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到公有制的共產主義社會的轉變。而自認為曾經學過馬克思著作的《今》文卻不知道馬克思主張用甚麼國家機器來取代舊的國家機器，這不是很奇怪嗎？這不能不使人懷疑《今》文根本就不曾學習過馬克思論述無產階級專政的《法蘭西內戰》這本名著；即使是讀過也是極不用心的。不然的話，《今》文怎麼能夠說出「（馬克思）究竟用甚麼國家機器來取代就沒有下文了」這樣毫無根據的話來呢？像一個懶惰的學生，不怪自己沒有學好，只怪老師沒有教好，而隨波逐流地從那些心懷不軌的人的嘴裡編造的慌言拿來當作論據對馬克思進行無恥的攻擊。這只能說明人們缺少起碼的做人道德。如果人們真的是真誠反思的話，就應該虛心地老實地重新學習馬克思的「原」國家學說才是。
《今》文在「馬列的原國家學說應予修正」這一小節中還有如下的議論：「列寧《國家與革命》一書卻只片面強調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階級鎮壓的工具，並且強調工人階級之所以需要國家，僅僅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旦當鎮壓的任務完成，國家本身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對國家來說，列寧實際上強調的是暴力，是階級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列寧認為『任何國家，都不是自由的，』因此一般地無區別地反對建立『自由人民國家』之說」。
說列寧「片面強調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階級鎮壓的工具」，這是千百年來階級社會的歷史事實。這裡並不存在甚麼「強調」「不強調」的問題。恰恰相反，列寧如同馬克思、恩格斯一樣，根據客觀的事實，全面地深刻地論証了國家的階級本質。
說列寧「強調工人階級之所以需要國家，僅僅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旦當鎮壓的任務完成，國家本身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這裡也不存在甚麼「強調」的問題，這里所講的是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發展的必然規律：既然無產階級反抗資產階級的統治，奪取了政權，建立了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這個政權自然也是「階級壓迫的工具」，當然對階級敵人實行專政。即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促使「自由聯合的」社會主義經濟組織逐步地發展壯大，取代了剥削勞動者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和其他私有制的經濟組織，人人都成了「自由聯合的」社會主義經濟組織的勞動者，因而沒有了階級分化，階級剥削，也就沒有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作為階級壓迫工具的無產階級專政自然喪失鎮壓的職能，而歸於「消亡」。正如恩格斯所說，到了已經沒有階級分化的時候，就應當把作為階級壓迫工具的國家機器放到博物館去和那些古代遺物如青銅斧之類一起，讓歷史學家們去研究了。
說列寧強調「暴力」。是的。列寧強調的是革命暴力。試想想看，當今的統治階級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各種各式的現代化殺人武器，組織嚴密訓練精良的警察等龐大的武裝隊伍。無產階級不組織起自己的武裝力量能戰勝資產階級，奪取政權，並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嗎？當然是不可能的。這是歷史上所有的革命經驗証明了的，這正是「實事求是」，不容有絲毫的幻想或「空想」。
說列寧（當然也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反對建立「自由人民國家」的主張。這說對了。人民是一般的抽象的概念。在階級社會裡，人民是分裂為階級的。既然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當然也就不可能有一般的人民的國家，不會有一般的人民「自由」了。任何一個維護剥削制度的統治階級都樂意標榜自己掌的國家權力是屬於全體人民的。我們中國的歷代王朝都有「民貴君輕」「以民為本」的說法，但這些都是欺騙老百姓的謊話。事實表明，沒有也不會有那一個王朝是代表全體人民的。美國歷史上著名的林肯總統曾宣稱他建立的是一個民治、民有、民享的共和國。事實上，儘管他為解放黑奴立下了歷史的豐功偉績，但他對人民卻說了慌話。他建立的並非民治、民有、民享的共和國，而是一直延續至今的美國資產階級所治所有所享的共和國，而美國的廣大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卻仍是受資產階級壓迫和剥削的奴隸。
為了說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反對「自由人民國家」之說不對，《今》文似乎滿有把握地說：「將近一個世紀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証明『人民國家』的出現已經是鐵一般的事實，難道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真正的人民國家嗎？」
不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東歐曾出現過一度被稱做「人民民主」的國家，以後又改稱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如波蘭、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民主德國、阿爾巴尼亞等國，但，不管你叫它做甚麼，終歸是「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不是相反。從上個世紀的80年代末開始，這些所謂的「人民民主」國或「社會主義」國家，包括蘇聯這個老大哥在內，都一一相繼消失了。這確實是不以人的意志或「意識」為轉移的。至於《今》文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是「真的人民國家」的問題，問得好。但不知是問馬克思、恩格斯，還是問列寧呢？馬、恩、列都不可能復生親自來回答這個問題。但，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這篇著名的文章中說得很清楚，他說：「人民是甚麼？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今》文當然非常熟悉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論》這段名言。毛澤東說得明白，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人民是指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所以「人民專政」也就是這四個階級「聯合起來」的專政的國家，並不是一般的「人民國家」。至於這四個階級是不是真正享受和行使民主權利和專政權利，這固然是個理論問題，更重要的也是實踐問題。實踐當然會作出回答的，這裡就無須討論了。
《今》文在「馬列的原國家學說應予修正」這一小節的最後兩段話，中心之一是責備列寧「極少顧及社會主義國家建設，尤其將國家的民主法制排除於視野之外」。這種指責，肯定說是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列寧生前為蘇維埃政權制訂的規章制度政策法令，都是按照民主集制的原則首先在布爾什維克黨內各相關組織如政治局，中央委員會乃至黨的代表大會等討論通過後，才提交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或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討論通過後；才由蘇維埃人民委員會貫撤執行的。列寧為了對黨的各級領導機構進行監督，建議設立布爾什維克黨的具有獨立行使職權的監察委員會。為了對蘇維埃各級人民委員會進行有效的監督，列寧建議成立工農檢察院。無論這些機構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起不起作用，以及為甚麼不起作用，這是另一個問題，可以另行研究討論。而列寧的出於公心，重視無產階級政權的民主法制的建設則是不可否認的。
《今》文提出要「修正」馬克思主義「原」國家學說所依據的另一理由是它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導致了「以黨治國」「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個人專斷」「第一書記說了算」的「政治格局」。這真是黑白不分是非顛倒的典型。
中國古時候有個指鹿為馬的故事，說的是秦朝第二代皇帝胡亥時，有個專制殘暴的丞相趙高，他為了試探那些人膽敢不聽他的話，特意將一隻鹿送去給胡亥說：這是馬。胡亥不知底裡，轉問群臣：到底是馬還是鹿。有些人懾於趙高的淫威，不敢說真話；有些人為了討好趙高，以便保住自己的烏紗帽，還指望得到趙高的賞識和提拔，都齊聲說是馬。只有那些真正實事求是的人，才敢說真話：是鹿不是馬。事後，趙高把說真話的人都殺死了。這個故事說明趙高憑藉自己掌握的權力，有意混淆黑白，顛倒是非，目的就是以此發現和清洗敢於說真話不聽從他為非作歹的人，藉以加強他的統治權力。在當代的政治生活中，有沒有像趙高那樣混淆黑白顛倒是非的人呢？有的。那就是權傾一時的斯大林。而在混淆黑白顛倒是非的手段方面，他比趙高更為陰險惡毒。趙高的指鹿為馬是明火執仗，硬是把鹿說成是馬。換成斯大林，他就不會這樣幹，他會把一張馬皮披在鹿的身上做偽裝，使人不能一眼看穿真相。斯大林是個善於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來做偽裝的人。比如在1924年提出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他就是用馬克思主義的外套來包裝的。而事實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沒說過或論證過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相反，在他們所有著作中都斷然否定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思想，而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事業是世界性的事業，因此提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戰鬥口號，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進行鬥爭，才能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目的。縱觀20世紀的歷史變化，蘇聯的瓦解便充分說明斯大林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理論的破產。事實証明，斯大林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只能導致的倒退，所以是反動的。
為甚麼斯大林會泡制這樣不符合歷史發展的反動的「理論」呢？
在十月革命之前，或者說在列寧謝世之前，斯大林在列寧的領導下曾經是布爾什維克革命者中的一分子，在特定的十月革命環境和機會中獲得了如列寧評價他時所說的「無限權力」。但在十月革命後，他漸漸地變了，變成了脫離無產階級革命紀律而濫用權力的官僚主義分子。在歷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在成功之後都會發生新的社會分化。十月革命也不例外，在革命隊伍中，包括領導在內，一些人只圖保有已經取得的成果而忘記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長遠歷史利益，只求有個所謂「和平」的環境讓他們安安穩穩地生活，因而趨向於保守。斯大林以其掌握的組織權力就成了這些貪圖享受革命成果的保守分子的保護傘。另方面，社會各階層的人民經歷了延續幾年長長的革命與反革命鬥爭的動蕩之後，都渴望和平和安寧，而大量的投機分子和舊國家政權留下來的人員則乘機紛紛鑽入革命隊伍中來以求得在新的國家政權中一席之地；他們投機鑽營、拉幫結派、吹拍奉承，都投到了斯大林的旗下，依靠斯大林的權力，從上到下霸佔了國家生活各個部門的領導權。這樣，從黨內到黨外，以斯大林為首的蘇維埃官僚集團就形成了。這個官僚集團一步步地完全剥奪了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所享有的民主權利，使自己成為「凌駕於社會之上」的統治者。這就是斯大林「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偽理論的階級基礎。所謂「以黨治國」「以黨代政」「黨政不分」「個人專斷」「第一書記說了算」也就成了斯大林官僚集團實行統治的唯一的政治模式。由此可知，斯大林官僚集團的統治所採取的政治模式同我們在文章開端所提到的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基本觀點毫無共同之處，同馬恩列所提倡的巴黎公社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毫無共同之處。毋寧說它是十月革命後新形成的蘇維埃官僚集團為了保護自己取得的「既得利益」，背叛馬克思主義的「原」國家學說，背叛十月革命的產物。正是在斯大林官僚主義的專制統治下，他執意推行的一系列國內國際的機會主義政策才得以付之實施。從而造成了蘇聯人民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無法估量的巨大損失，使社會的發展至少倒退了六、七十年。歷史的步伐又得從新的十月革命開始。這就是斯大林官僚集團犯的不可饒恕的歷史罪行。
自從斯大林官僚制度統治的罪行被公開揭露出來至今已有近半個世紀，從蘇聯最高法院公開為上世紀30年代斯大林官僚專制統治下寃枉的受害者平反以來也有20年，為甚麼一些人不能在客觀的事實面前認清它的階級本質呢？這個問題倒是值得深入反思的。這裡也有不同情況，因人而異。一些人習慣把斯大林奉為神明，把斯大林偽造的教義視為金科玉律，他們像宗教教徒一樣，從來沒有想過，也不敢想過教皇和他宣佈的教義有甚麼不對。他們從不曾認真地學習過馬、恩、列的著作，因此也就分辨不出斯大林官僚主義專制統治的政治模式同馬、恩、列主將的無產階級專政有甚麼區別。這些人在痛苦的現實面前，既不能分清是非黑白，也沒有勇氣尋根究底，只好隨波逐流，得過且過。另一種情況是：一些人在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專制的政治體制中，已經取得了一定的地位，獲得了一定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利益；他們事實上已成為官僚集團的一分子。他們既不願放棄自己既得利益，自然也就會「官官相護」，千方百計尋找理由為官僚主義的政治體制所造成的罪孽多方辯護。《今》文提出要「修正」馬、列「原」國家學說，就是為官僚專制統治作出最拙劣的辯護。比如《今》文明明知道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某領導人」「利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將國家的行政權力集中於少數人乃至個別人之手」「實行個人專政」，「個人說了算」。既然事實如此，為甚麼還要把這種明明是官僚主義專制統治的政治體制當作「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寫成洋洋萬言的大块文章呢？這豈不是為官僚專制統治推缷責任麼？就算按《今》文的邏輯來說，至少也是「文不對題」。正因為這樣，《今》文不能明明白白地針對馬克思主義「原」國家說的基本觀點提出要「修正」的論據，而只能胡亂地東拉西扯地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進行毫無道理的誹謗和攻擊。也正因為如此，它才費了那麼大的勁，連篇累牘地把斯大林官僚主義那套政治體制的「以黨治國」「以黨代政」「黨政不分」「個人專斷」「個人說了萛」等等，通通貼上「無產階級專政」標簽。從而把斯大林官僚專制統治所造成的罪惡通通推到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身上。這就証明，《今》文所謂的「實事求是」完全是虛偽的。
總的說來，在蘇聯瓦解這個嚴酷而又痛苦的事實面前，所有願意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事業獻身的人，都應當本着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的觀點：「存在決定意識」，「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認真地進行思考斯大林官僚專制的政治模式的思想根源和階級根源，以及它對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事業所起的破壞作用，才有可能從蘇聯的瓦解中吸取斯大林主義失敗的教訓，從中找到在今後的無產階級革命鬥爭中防止既得利益者官僚集團篡奪無產階級政黨和國家權力的有效辦法和措施來。這是另一個重大課題，此地就不說了。
2002年6月初稿、2005年12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