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姜君羊（田淑）
真理在前进中
——《失去强制的乌托邦》一文读后
〔姜君羊〕田友
（1999年5月1日）
偶然在《上海文学》1999年第1期上，读到一篇题为《失去强制的乌托邦》的文章，该文以●和▲分别表示两位作者金雁和秦晖的意见，全文几乎都是谈托洛茨基、其思想及托派人士的境况的。秦晖的“开场白”说出他们谈这些问题的导因：
“近来郑超麟先生的去世，以及去世前他的几部引人注目的著作的发表（《郑超麟回忆录》、《怀旧集》及海外版的《忆尹宽》等）引起了国人对‘托派’的强烈兴趣。从他的书中人们看到了当年中国‘托派’人士的悲剧人生与精神风貌。那么，托派在今日世界上的境况又如何呢？”
金雁接着“先讲点个人感受。1991年我在波兰看了华沙电视台播放的多集文献纪录片《托洛茨基》，拍得颇具感染力。尤其是片中1940年托洛茨基遇害后世界各地的群众性哀悼场面，令观者无不动容。关于托派的文献我过去看过许多，但这次的视觉效果仍令人震动：真没想到以极端主义小团体领袖和偏执的激进思想家形象出现的托氏还有如此的感召力，更没想到在素无托派传统，而当时又正值剧变后不久，社会情绪的钟摆趋于最‘右’之际的波兰，会播出这么一部片子，而且产生了如此效果。”
“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是托洛茨基思想在当今俄国的影响。……剧变至今布哈林热早已销声匿迹、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则明显上升。今年（98年）10月7日反叶利钦大示威中为传媒关注的口号之一就是：“普里马科夫当心点，托洛茨基的子孙将把俄国引上另一条道路！”
托洛茨基主义“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之后，在1968年西欧学潮、工潮期间，乃至在东欧剧变前后，它的影响曾三度上升。尤其是苏东剧变后世界范围内各种左派思想几乎全面退潮，而托洛茨基主义几乎是唯一未受影响还有所发展的。”
“普里马科夫当心点，托洛茨基的子孙将把俄国引上另一条道路！”这个带有警告性的口号，使人不由得想起二次大战前夕，法国驻德大使去见希特勒，希特勒津津乐道在同斯大林签订的《苏德条约》中他得到的好处，并沾沾自喜地瞻望战争胜利的前景时，法国大使警告希特勒说：你以为自己是胜利者，但最后的胜利者会是托洛茨基。这真是历史性的巧合。这是必然？抑或是偶然？当然，在二次大战中，胜利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托洛茨基。但这不妨碍这里提到的巧合。
早在三十年代，斯大林已经把苏联国内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斩草除根地消灭干净了。即使是被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本人及他的亲人，也难逃过斯大林派遣的特务的谋害。但，六十年后的今天，竟然有“托洛茨基的子孙”要“把俄国引上另一条道路”，这确实是斯大林那样的人始料所不及的。当然，这里所说的“托洛茨基的子孙”指的不过是要奉行托洛茨基思想的新一代俄国工人阶级革命家。
“托洛茨基的子孙”能把今日的俄国引上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俄国的传媒没有明说。这也如同那位法国大使对希特勒没有明说托洛茨基的胜利是什么样的胜利一样。但毫无疑问，虽然时间不同——相隔六十年，人物不同，时代背景不同，而说者和听者都心知肚明，心照不宣。所谓“托洛茨基的胜利”就是指革命的胜利。所谓“托洛茨基子孙引上的道路”，就是指革命的道路。而这里所说的革命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亦即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尽管人们自以为读过不少托派文献，但很难说是了解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和主张。人们至今还在指责“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明确充斥着左得出奇的命题”，托派是“极左派”，是“极端主义的小团体”等等。尽管这些指责比指控托洛茨基、陈独秀、托派为“间谍”、“特务”、“杀人犯”、“匪帮”、“汉奸”来，要温和得多，好听得多，但这些指责毕竟仍然是斯大林辞典里的陈词滥调，没有丝毫实质性的内容。如若要人们在提出这些指责时要提供事实根据的话，可以肯定说，那只能在斯大林的著作中找到如下的话，什么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就是“不要民族”，什么托洛茨基反对派提出建设水电站、实行工业化的主张就是“要农民不要耕牛，而去买留声机”等等之类的荒唐话。但，这绝对不是什么根据，而是斯大林一贯玩弄的歪曲、诬陷、伪造、栽赃、不讲道理的技俩。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代表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两个人真是冤家死对头，彼此绝不相容。但这绝不是个人之间有什么不解的冤仇，也不是什么个性的冲突；而是代表两种不同社会集团或社会阶级的利益首先反映在思想上理论上的矛盾，即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之间的对立和矛盾。这一对矛盾及其斗争，从二十年代起贯串了整个二十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
列宁死后由斯大林扭曲建造的苏联这座大厦，它的理论基础就是一国社会主义论。这座大厦的门口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到处贴满了“社会主义”的标志。斯大林把他的一言一行，他所推行的国内政策和国外政策，都用“社会主义”来包装。在长长的几十年中，在苏联几乎绝少有人敢怀疑和指出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而托洛茨基和托派却敢于揭穿斯大林的欺骗性，指责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的错误，他所建设的苏联并非社会主义天堂，而是实行历史上少有的野蛮和暴虐的官僚专政。这个国家虽然由于十月革命而脱离资本主义经济的世界锁链，但它自身却充满解不脱的矛盾，特别是苏维埃官僚集团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窒息了这个国家。它的前途要么是工人阶级推倒官僚集团的统治，在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亦即无产阶级民主下，走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正途；要么就会在官僚集团的统治下陷入资本主义复辟的深渊。
六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还只是一瞬间。但这六十年苏联和世界的变化却使人瞠目结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苏联瓦解了。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见了。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早就散了伙，它的成员争先恐后地要加入帝国主义者那个“反苏反共”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去。这些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在推行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这些改革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只差还没有在庄严的宪法上写上：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词句。
但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命运，过去和现在都不是只由占据统治地位的官僚集团来决定的。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过去反对斯大林官僚集团，今天仍然在反对后斯大林主义的新官僚统治集团。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并不愿意回到资本家、地主阶级统治的时代去。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的发展，正体现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坚持要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事实胜于雄辩。几十年来阶级斗争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斗争体现了工人阶级当前的和长远的利益，托洛茨基的主张是正确的，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被苏东剧变证明是错误的。真理战胜谬误。这就是历史的裁决！
在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假社会主义迅速崩解，斯大林主义彻底破产面前，在托洛茨基主义在群众反对官僚集团统治的斗争中获得迅速发展的面前，那些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却给搞不清楚了。他们分不清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区别，分不清斯大林的假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当然更不懂得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不断革命论反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斗争的重大历史意义了。人们谈论什么“强制的乌托邦”、“失去强制的乌托邦”，什么“低调的理想主义”、“高调的理想主义”，什么“无强制的乌托邦”，什么“强制的现实主义”等等。用这些“概念”把斯大林的假社会主义视为“乌托邦”，也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视为“乌托邦”，把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视为“理想主义”，也把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视为“理想主义”。
在他们看来，不管是斯大林，是托洛茨基，乃至于列宁、恩格斯和马克思，通通都是“乌托邦”，都是“理想主义”。他们之间只有“强制”和“不强制”、“低调”和“高调”之分。人们并不追问斯大林是怎样背叛了十月革命，篡夺了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权力，杀害了一整代布尔什维克，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优秀分子。
不过，该文作者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者的“强制”手段是有所批评的。秦晖指责说：“理想过于‘高调’会使其难以实现，但‘难以实现’不等于造成灾难。而强制才是真正的灾难之源。……站在某种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可以力求避免乌托邦而达至意识形态理想的实现，但站在超越意识形态的立场上我们首先要避免强制而消弥那不管以什么‘主义’为口实的灾祸。
金雁则具体说出这种“强制”所造成的“灾难”事例：
“过去社会主义各国都把托派称为‘托洛茨基匪帮’，指其犯了种种可怕罪行。苏联说他们是西方间谍、暗杀集团，中国说他们是‘汉奸’，领了日本人的钱来破坏抗战。如今在俄国，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究竟谁搞暗杀已不是个问题，而在中国，今天谁还相信陈独秀、郑超麟这样的人是‘汉奸’？……斯大林都搞出了‘古拉格群岛’。……在中国的‘左’史上我们听到过许多‘无不同政见者’，被借‘信仰’之名以营私的政治流氓冤杀的故事。”
而对于“不强制”的“第四国际”及所属各国党的评价，金雁则认为：“在意识形态上是比共产国际还‘左’的革命党，但党务上却是议会传统下的社会民主党色彩，一直坚持‘党内民主’，派系纷出。……以致于一直流为社会边缘状态的一小撮理想主义的独侠。
秦晖：“中国托派也是这样，陈独秀、郑超麟这样的人物堪称信仰纯、意志坚，……其中人与人的关系倒十分‘君子化’，从未发生斯大林主义组织那种不择手段的自相残杀与血腥内斗，但要说作为，就实在谈不上了。”
金雁：“但另一方面，这也使它们较少背上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包袱，直至今天仍能作为民间力量，在当今民主社会中承担某种社会批判功能。而像郑超麟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在当今斯大林主义队伍中还有几人？”
事实上，斯大林不仅对托洛茨基及他的同志肆意污蔑、迫害，而且“古拉格群岛”、监狱、集中营、劳改营囚禁着千千万万无辜的人民。这一切都是历史写下的血迹斑斑的事实，绝不是什么“乌托邦”，什么“理想主义”。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新旧官僚集团的统治，是争取自身解放的实实际际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是总结这个斗争经验的科学，绝不是什么“乌托邦”。
早在三十年代末，托洛茨基就曾说过，某些知识界的人对斯大林的厌恶，会转变成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对。这真是先见之明。这样的事例时常都可见到。
尽管社会的发展多么曲折和难以预测，但社会要朝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却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资产阶级，不管是“民主”的、法西斯的、军国主义的，都一致地要扑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星火。旧的和新的斯大林主义者也费尽心机，动用强大的专政力量，消灭了一代又一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一切终究阻挡不了一代又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涌现和成长。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据，说明真理是不可战胜的。
历史在前进中！真理在前进中！
1999年5月1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