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狄慈根，1873年）

科学社会主义

狄慈根

（1873年）

　　〔说明〕中译文刊于《狄慈根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5月初版，译者：宁一。

　　《人民国家报》相当多的一批读者不同意进一步修订本专栏内的论文，也不研究它们。因此，出版下列论文是否合适，我有疑虑。让编辑来拿主意吧。但我恳请人们考虑一下，在更高深的精神领域中花费一些精力，聚集一批学识广博精深的同志，是否真的不如出版通俗文章以争取一大批普通成员同样有价值。在我看来，这两个目标都不应放弃。如果党确实认为，从苦难中获得解放，不能靠改变某种特殊的罪恶，而只能靠根本的社会革命来实现，那末势必有如下结论：浮在表层上的鼓动无济于事，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基础的深入探究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职责。现在我们言归正传。

　　现代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性质的。目前，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如此接近，简直无法区分二者。以往，它们之间的差别就像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差别一样，在这两种情形中，后者都是前者始终一贯的、激进的应用。使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其它所有政治理论泾渭分明的是这样一个原则：人民只有在使他们自己从贫困中摆脱出来时，只有在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是在社会即经济领域取得胜利时，才可能是自由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现代形态与传统形态之间存在着区别：以往，构成社会主义的基础的，是对财富分配不公平的感受，是不自觉的反抗；今天，它是以知识，以对我们历史的发展的明确认识为基础的。以往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们只能看到现存社会的缺陷和罪恶。他们改造社会的方案是空想的。他们的观念不是来自现实世界，不是来自他们周围的具体条件，而是来自他们头脑的思辨，因而是捉摸不定的，感伤的。相反，现代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正像科学家不仅靠思辨而且也靠对物质现象的观察达到普遍结论一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也不是毫无根据的方案，而是从经济事实中抽象出的普遍结论。例如，我们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劳动方式正在由资产阶级自己一步一步地组织起来。只是分配还沿用旧方法进行，把产品从人民那里掠夺而去。大生产取代小生产的同时，小生产就在消失着。

　　这些，都是历史的经济发展造成的事实，与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什么阴谋毫无关系。如果我们把劳动定义为一种工人把其产品运用于自身消费的工业活动，把工业活动定义为一种其产品进入市场的劳动，就不难领悟到，工业的发展怎样最终必然导致一种生产劳动的组织。科学社会主义正是以这种物质的社会组织为基础的。

　　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使用归纳方法。他们坚决依据事实。他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而不是在经院哲学的唯灵论领域中。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社会之不同于现存的社会，仅在于形式的改变。毫无疑问，未来的社会正如雏鸟孕育在卵中一样包含在现存的社会中。现代社会主义与其说是某个政党的信条，不如说是一个科学的原理，尽管我们也正在迅速地向前一种阶段前进。说来也怪，国际是纯粹的民族产物：它发端于德国哲学。假如在“德国”科学的废话中有真理的颗粒，那末科学的德国只有在其哲学思辨中才能被发现。这种思辨在整体上是一段充满危险的旅途，但同时也是一条有所发现的航程，像我们祖父笨重的毛瑟枪是现在普鲁士的撞针枪必然经过的阶段一样，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思辨也是通向科学命题的一条不可缺少的道路。这个科学命题认为，观念、概念、逻辑或思维不是物质现象的前提，而是它的结果。一方面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在唯名论者和唯灵论者之间，另一方面在实在论者和感觉论者之间进行的旷日持久的关于世界产生观念还是观念产生世界、二者之中谁是原因谁是结果的争论，我认为，这构成了哲学的实质。其使命是解决思维和存在、理想和物质之间的对立。在《双周评论》1873年1月第2期的一篇关于有麻醉功能的消费品，如酒、烟草、咖啡、白兰地、鸦片等等的论文中，我发现了这一观点的证据。作者说明在人类社会的所有时代，所有民族中，在各种情形下都可以发现使用麻醉品的现象之后，宣称说：“只有在所有宗教和哲学存在的地方，即在我们生存的对立中，在半是天使半是动物的人性中，才能揭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人类本性中神性和动物性的这种对立，换言之就是理想与物质间的对立。宗教和哲学致力于这些相互冲突的原则之间的调和。哲学发端于宗教，并且首先反对宗教对生活的理解。在宗教中，观念是创造并制约事物的基本要素。作为宗教的女儿，哲学自然地继承了她母亲血液中健康的东西。世界不是精神的属性，相反，精神、思想、观念只是事物的一种属性。哲学要提出这种反宗教的、科学的结论，这种绝对正确的命题，需要经历一个成长时期。诚然，黑格尔尚未把科学推进到这个高度，但他已经非常接近这一点，以致他的两个后继者，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登上了这个顶峰。消除思辨，使费尔巴哈能为我们做出对宗教的绝妙分析，使马克思能够透视法律、政治和历史最深刻的底蕴。不管怎样，当我们看到哈特曼、叔本华、赫伯特等人还在继续进行思辨、推究哲理时，只能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落伍者，他们在自己思想的幻觉的深邃中迷失了方向，滞留在落后的边远林区中，不知道思辨之火早已在前面被克服了。与此同时，科学社会主义的领袖马克思，把归纳逻辑运用于至今曾被思辨粗暴地加以处置的知识的各部门中，从而正在取得辉煌的成就。早在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就在他的《新工具》中宣告说，归纳方法是摆脱一事无成的经院哲学的救星，是现代科学得以矗立其上的岩石。毫无疑问，无论在哪里，我们必须要涉及具体现象，或简言之要涉及可感知的事物时，唯物主义的方法早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居于绝对支配地位的东西了。然而，它需要的不仅是实践上的成功：它还需要在理论上得到详尽的阐发，以便彻底击败它的敌人，即卖弄学识的思辨或演绎。托马斯·巴克尔在他的《英国文明史》中不厌其详地道出了演绎精神和归纳精神之间的区别，但似乎并未抓住事情的本质；在他自己撰写的导言中，他不过是自己承认，虽然他对德国哲学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但并未充分地理解它。如果成熟的、天才的学识也不过如此，那些不成熟的、肤浅的、与任何专业无关只涉及科学的一般结论的一般知识又算什么东西呢？为了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我甘冒风险更全面地闯入哲学一般结果的领域，闯入解决演绎法和归纳法之间对立的领域。但我担心，如此炫耀地宣布的形而上学的结论，会使读者觉得它无足轻重，老生常谈。因此，我恳请诸位回想一下哥伦布，他用一个鸡蛋一劳永逸地做出了论证：伟大的发现是从天才的然而简单的想法中诞生的。

　　当我们退隐到与世隔绝的蜗居中，在深沉的静思默想中，或干脆说在我们大脑的最深处，去研究我们第二天早上要走的正确道路时，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只是由于我们以前的——也许是不自觉的——经验和我们直到进入蜗居前依靠记忆力所从事的尝试性活动，精神所作的努力才能卓有成效。这一点说明了哲学思辨或演绎的全部真相。这些哲学家以为他们不是从具体材料、而是从他们大脑的最深处得出其理论的，其实正是这时，他们也不过是在进行一种不自觉的归纳，这种归纳是一个思想的过程、辨析的过程，它不能脱离材料，反而涉及到无限的从而令人迷惑的材料。相反，归纳方法之所以声名大振，只是由于它是自觉地进行演绎的。科学的“规律”是人类思维从经验材料中抽取出来的演绎。唯灵论者之需要材料，正像唯物论者需要精神一样。这一命题以数学的严谨性问世时，它就是哲学思辨的结果。

　　这往往显得过于简单了，然而，对我们随便什么言论的草率考察都会告诉我们，人们对此是多不了解，以致于不仅对我们的记者和作家来说，而且对我们那些孜孜不倦企图提出观点和命题的历史学家和国务活动家来说，真理都不是来自现存的条件，而是出自他们的头脑、心灵、意识范畴规则或出自某些其它非现实的、神秘的、精神的角落。在同俾斯麦进行的关于强权先于真理还是真理先于强权的争论中；在同神学进行的关于世界创造上帝还是上帝创造世界，自然科学还是教义问答能启迪心智，历史是向前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还是复归于末日审判的争论中；在劳动还是资本创造价值，符合正义的政府形式是民主制还是贵族制，我们应贯彻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还是革命的路线等政治和经济问题的争论中，简言之，在抽象范畴中，在哲学、宗教、政治和社会生活事物的争论中，我们的科学的领袖在最不科学的混乱中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他们对依据正义、自由、真理等等诸如此类的观念或原则建立的各种人类的制度进行了考察。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我们按着事物的本来面目描述事物，而普鲁东却要我们与目前的社会与正义的设想保持一致，不按照它自身的经济发展规律规定它的存在。”在这方面，普鲁东是所有非科学的教条主义的典型。

　　在涉及所有这类问题时，现代社会主义是最高明的指南。它的哲学基础使它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反对派和各种意见的无止无休、花样翻新的争吵中，作为一种首尾一致、基础牢固、体系严谨的方法获得了极其突出的位置。物质事实对于归纳社会主义的科学的意义，正如教条对于宗教信仰的意义一样，而自由主义的观点，正像理想概念、正像自由主义者相信具有可靠基础的永恒正义或永恒自由观念一样变化莫测，难以捕捉。

　　归纳社会主义的基本命题可作如下表述：不存在永恒的原则或神圣、正义、自由等先天观念；不存在启示或选民。只存在物质因素，它们主宰着人类社会。

　　我们承认物质因素是绝对必然和绝对合理的东西，承认它是一种可以被想象力所否认，但既不能被改变，也确实不应改变的东西，这并不是一个值得悲叹的事实。承认物质利益统治着社会，并不是否认心灵的、精神的、科学的和艺术的各种理想的力量。我们不再纠缠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绝对对立，而只是研究它们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在理想依赖物质、神圣的正义和自由依赖世俗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这种知识中，我们发现了这种统一。在人类一系列需要中，肉体的需要是最不可缺少的；甚至在我们能够想到精神的需要，想到心灵的、眼睛的和耳朵的需要之前，肉体的需要就首先要得到满足。这在国家和政党生活中同样适用。他们的抽象概念依赖于他们谋生的方式。在我们以养牛为生的氏族中，人们公认存在的天堂观念和关于正义和自由的意识，在靠战争和掠夺为生的氏族中并不存在。骑士和僧侣中存在的正义、美德、荣誉观，肯定是不自由的，反资产阶级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手段不是靠工厂劳动和金融交易提供的。

　　当然，基督教的卫道士们强烈反对这些观点。为了证明精神脱离事物的独立性和哲学脱离经济学的独立性，他们断言，在一切地方、一切种类及各种条件下的人们中间，传授的永远是同一基督教真理。可是，他们忘记了他们是怎样根据风向调整船帆的；当然他们也同样合法地忘记了由天使和教父们宣扬的爱——送掉第二件外衣的爱，这种爱与在那使许多穷人赤身裸体的大衣里又套上许多衣服的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各种不同的基督教是与财产所有和交易的各种不同方式相对应的。在美国，奴隶制是基督教的，而且基督教在那里也是蓄奴的。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不是社会改革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这时的社会改革是伴随经济中心从庄园转向城市而出现的，在此之前是航海业的兴起及新大陆和新贸易航道的发现，它表明了制造业的兴盛。根本用不着禁欲之躯的工业生活引进了宽容的新教教理，为了适应严格的工业活动，它取消了宗教仪式。

　　当我们在政党问题上应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时，这种历史观更明显地表明，它是科学的归纳而非无根据的思辨。依靠唯物史观，就能从政党斗争这团错综复杂的乱麻中轻而易举地理出一条清晰的连续的线索来。在整个绝对君主制时代，地主在政治上是热心的，因为绝对君主制只与地主政治有关。企业家、商人、银行家，简言之，资本家们是自由主义者或立宪主义者，因为立宪政体是资本主义的政治表达方式，它使贸易和商业自由化，给工厂提供自由的工人，促进银行业务和金融业务，并在总体上照顾了工业生活的利益。小市民、小店主、小商人和农民则按照对促进其福利、减轻其与大资本竞争的后果等等许诺，或者加入这个党，或者加入那个党。

　　我们营垒中的一个叛徒向乐意雇用他的俾斯麦提出了议会政党相互关系中司空见惯的、在政治上虚伪的指责。贵族的和中间阶级的意识是由土地、产业和商人阶级的物质需要构成的，在他们的宗教的、爱国主义的、自由的和进步的理想主义口号后面隐藏着作为原动力的具体利益；对这些保持缄默，是上述指责的基础。我不否认，他们的许多追随者并不知道他们的真正动机，而真诚地相信他们的政治活动是纯粹理想主义的。但我愿意指出，正由于他们像染上传染病一样对此保持缄默，他们才不着边际，人民才觉得他们莫名其妙。的确，我们现在的政治上的虚伪一半是自觉的，一半是不自觉的。有很多人把意识形态的说法当作福音真理接受下来，而且那些想要使它们照这种方式被接受下来的狡诈之徒也绝不罕见。这种情形很容易解释。那些由其不同的物质状况区别开来的不同阶级彼此继承政治权力。统治阶级的利益在某一特定时期总是与社会的利益相一致的，也就是说，是与文明的进步力量相一致的，而且正是这种一致性使得统治阶级有充分理由把自己看作社会福利的源泉。但是，历史继续向前发展改变了一切，也改变了统治阶级权力的合理性。当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不再与普遍利益相一致时，当统治阶级已经丧失了它的职能走向腐朽时，它的领袖人物只能靠虚伪来维持这个阶级的统治地位。他们的言论丧失了一切现实内容。有一些个人超越了本阶级的利益，加入了代表社会利益的新生社会力量，这种情况无疑也是存在的。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埃贝·西哀士和奥诺莱·米拉波就是如此。他们虽然属于统治阶级，但成为第三等级的拥护者，这种例外仍然证明了这样一条归纳的法则：在社会科学中与在自然科学中一样，物质的东西先于理想的东西。

　　以黑格尔具有显著唯心主义特征的哲学体系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萌生地，这也许显得有点自相矛盾。然而，黑格尔的“理念”正在力求现实化；它确实是一种伪装的唯物主义。相反，黑格尔的现实是戴着“理念”或逻辑概念的假面具出现的。最近，约翰尼斯·沃尔克特做了如下评论：“我们现代的思想家们不得不屈服于经验主义严格的检验，黑格尔主义的原理没有理由对这种检验感到担忧。按照它的原理贯彻到底，就意味着：历史精神只有通过现存物质才能孕育出来。”类似的真理的微熹，我们在期刊文献中时有所见，至于对这一理论系统的首尾一贯的应用，我们还必须发展到科学社会主义。归纳方法从具体事实中引申出它的思想结论。科学社会主义认为，我们的观点取决于我们的物质需要，我们的政治立场取决于我们所属的阶级的经济地位。而且，这一学说与广大群众的愿望相吻合，而广大群众的需要又是居于首位的物质。统治阶级必然要把它们自己置于演绎原理的基础上，置于这样一种先入的非科学的见解之上：广大群众的精神拯救和智力训练应当先于社会问题的解决。

感谢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