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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列宁给高尔基的书信
列·加米涅夫
1924年
1924年，俄共（布）中央列宁研究院把收藏在该院的列宁1908-1913年给高尔基的书信汇编起来，初次刊载于《列宁文集》第一卷。该文集当时的主编、列宁研究院院长加米涅夫为这一批书信的发表写了一个前言。现在将前言发表在这里，标题是编者加的。原文原载于《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卷第79—83页，中译文来自《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
凡是看到这些书信的人，无论敌人或朋友，都会承认从中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出色时代的极出色的文献。在这些书信中，许多都是讲的琐事，同后来经历的重大事件相比似乎是次要的，或者说毫无意义的。的确，这些琐事已经或者即将被人忘却，但列宁对待这些琐事的态度则保留着，还将保留下去，并将成为正在创造的工人阶级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促使列宁写信的那些生活琐事为信中的一种包罗万象、深思熟虑的思想的集中光芒所照耀，这种思想就是使人类摆脱自身积累起来的全部腐朽、卑鄙、肮脏东西的革命思想。由于这一思想，日常的、平凡的斗争中的一些个别事件正在汇入发展中的巨大历史事件的洪流，并且具有历史意义。
在列宁的信中既没有壮丽的词句，也没有“历史人物”的那种激昂的风格。这些书信朴实、自然，常常还有点开玩笑的味道，可又始终是“实事求是”的，写来犹如纵马驰骋，“一挥而就”，清澈见底。而当你翻阅这些书信的时候，就会清楚地感到那样一种工作的伟大，那样一种智能的威力；列宁的信就是这种工作、这种智能的偶然的和细微的反映。这就像是伟大的思想大师工作台上留下来的闪闪发光的余屑。
当你正在观察他是如何提出和解决所看到的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会突然清楚地看到刀光闪闪，一把钢刀正直刺深处，剖析着人类思想或是人类历史中的某个最复杂的问题。这时，你不由地会对他伟大的头脑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准确性、明确性和灵活性赞叹不已。没有一点含糊，没有一点晦涩，没有一点表面的“华丽”，没有一点陈词滥调，有的只是异常清晰的政治思想和那样一种令人惊异、令人信服的能力，这种能力善于把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同总的世界观的基本原则和历史时代的重要任务明白无误地联系起来。
对于这些书信的作者来说，工人运动、工人政党的建设并不是一种他为之“服务”、为之“工作”的身外之物。不，他已经和这一事业彻底融合在一起了。要想从本质上和生理上把对他个人的“主观方面的”评价同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进程的角度对他的评价分开来，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伊里奇身上这两种评价已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了。无论何时何地，在个人的爱好、利益和观点同发展着的历史进程的利益和观点之间，都丝毫没有细微的缝隙。
正是这种一致性甚至使得列宁这些书信中的某些意见具有某种重大意义，尽管形式上它们都是简单朴素的，而且似乎还是偶然的。越深入分析这些意见，你就越会明白，通过列宁的口在说话的是历史上一个新的正在振奋起来走向生活和斗争的阶层，是成百万的人，他们不受任何定了型的观点、任何权威的约束，他们探索并找到自己的对待历史和生活的全部问题的态度。
因此，在伊里奇的这些书信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新的正在斗争中产生的无产阶级文化的真实文献。正因为如此，这些书信就是战斗的文献，是新的阶级在思想战线上日复一日不倦地进行着的战斗的文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是毫无缘故地认为自己的某些书信是“激烈的”。
战斗精神，随时投身于争取工人阶级的真正价值的战斗的准备，对一切美化腐朽的旧思想并使工人阶级沾染上这种旧思想的企图所表现出来的愤懑－所有这一切都渗透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全部书信中。思想上的无情构成了这些书信的特点。
当出于革命的需要不得不妥协时，列宁是在实践中“妥协”的大师，但他永远是在思想领域中“妥协”的大敌。他准备接受同“魔鬼及其祖母”的事务上的联盟，如果革命运动的进程有这种要求的话；但列宁从来也不容许在思想领域中，在理论方面，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有丝毫的“妥协”。“分开走，共同战斗”，“先划清界限，然后妥协”——对这些列宁策略的常用公式，他总是解释成这样：工人阶级和异己的力量在实践中无论达成什么样的临时性协议，必须有一项先决条件，这就是工人阶级自己的路线应该是准确无误、毫不含糊、明确肯定的。而这也就要求以极为无情的态度去对待那种想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中掺进同它格格不入的因素的任何企图。伊里奇在思想战线上所进行的、并如此鲜明而强烈地反映在他给高尔基的信中的那些没有间歇的“激烈”战斗的源泉就在于此。“我宁愿四马分尸，也不愿加入宣传这类东西的机关报或编委会，”[1]——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对于他不久前的志同道合者的说教这样写道。
很久以前，在俄国解放运动初期，“狂怒的维萨里昂”即别林斯基宣布不调和的遗训，他拒绝同“非利士人”坐到一起，这反映了民主主义者同贵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决裂。同那时一样，七十五年之后，列宁反对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他的“宗派”和“分裂活动”，他在思想上的无情，成了战斗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意识形态形成的必要的和起决定作用的条件。
列宁给高尔基写道：“请把所有这一切，即1908—1912年间社会革命党、劳动派、无题派、立宪民主党的全部思潮同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加以对比（有朝一日，总有人，大概是历史学家一定会做这项工作的）。您会看到，社会民主党人以外的所有的人，的的确确是所有的人，都按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同样的，的的确确是同样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我们这里有一批人脱离了党，倒向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
资产者、自由派、社会革命党人都喜欢大叫大嚷地说社会民主党人闹“内部纠纷”，这批人对于“急待解决的难题”是不认真的，他们跟着别人跑，玩弄外交手腕，并满足于折衷主义。社会民主党人同所有这些人的区别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内部纠纷体现着具有深刻的明显的思想根源的各集团的斗争，而他们的内部纠纷在外表上是磨去棱角的，在内容上是空虚的、琐碎的、微不足道的。任何时候我都绝对不会用社会民主党各派别间的尖锐斗争来换取社会革命党人之流的妆扮得体面的空虚和贫乏。” [2]
列宁给高尔基的信是在工人运动最喑哑、最受压迫的时代写的。1908年初，第一次革命失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到了枯燥无聊的日内瓦，“就像进了棺材”，——他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这样说。漫长的反革命年代，运动低落、公开和秘密的背叛、变节、取消主义和悲观失望的年代开始了。可是在伊里奇的信件中，我们却找不到丝毫悲观失望、怀疑或是动摇的语调。蓬勃的朝气：对运动定将复苏的深信不疑的口气；对于工人运动经过巨大的牺牲、通过新的道路、在新的环境下必将克服其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的信念，即对无论如何“我们会有时来运转的一天！”[3]的信念——书信中这一切所表现出的锐气使人震惊不已。
除了这样绝对相信自己的事业终必胜利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对工人运动迈出的每一小步都由衷地欢呼。伊里奇怀着怎样的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告诉高尔基：一份小型工人杂志出版了；从俄国来了一个工人——“好小伙子”；布尔什维克在工会或者保险基金会中获得了胜利。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小市民习气、对一切小市民习气——首先是思想上的小市民习气的深刻的、本质上的和根源上的憎恨，以及作为自己动力的革命热情，在他的数十篇文章中都有所表现。但是，这种憎恨和热情在给高尔基的信中，较之在任何其它地方，却表现得更自由，更无拘无束，因而也就更明显。
正因为这是抽空写给友人的信件，丝毫没有想到会发表，所以我们从中看到的就不仅仅是政治领袖、党的领导者的列宁，而且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伊里奇。使成千上万的人有可能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个性、他的精神面貌的基本特征的文献，较之把他作为学者、领袖、政治家来刻画的文献，是太少了。这种文献真是极少，极少。在这些为数极少的文献中，给高尔基的书信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器重阿·马·高尔基，认为他是新的革命俄国的最伟大的艺术家。列宁还把高尔基看作是共同事业中的强有力的同盟者，一个以另一种武器作战，为着同一目标打击同一敌人的战友。列宁对高尔基的武器——艺术语言——评价极高，赋予它以重大意义。当他觉得，这一武器指错了方向，这位同盟者开枪打不到靶子上的时候，他就表现出十分焦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高尔基的力量评价越高，越希望看到高尔基在共同的斗争中同自己站在一起，他也就更加仔细地看待高尔基的每一项文学、政治活动，更加关心地提醒高尔基注意围绕着锻造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道路的那些思想泥坑的危险。
然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不只是器重高尔基，简直就是喜爱他，认为他是一个巨人，是一个来自最“底层”的人；从这一最“底层”的胜利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已经到来的阶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流露着他对高尔基的真正关心和眷念之情。这种关心和眷念之情，列宁在口头交谈中表达得更为明确……所有这一切就形成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对待阿·马·高尔基的态度中的那种大家都知道的口气，一种友好直率和真诚关心的口气。
由于这样一些出色的文献呈现在我们面前，工人阶级要庆幸的不仅在于这些文献是列宁所写，而且还在于这样一种情况，即列宁有高尔基这样一个通信者。这一情况还使列宁给高尔基的书信不仅成为他公开发表的著作的宝贵注解，而且也成为认识作为一个人的列宁的极珍贵文献。全世界的代代无产阶级青年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将学习革命群众的最伟大领袖写给革命时代的伟大艺术家的这些书信。它们将成为新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永世长存的财产。
注释：
[1]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13卷第429页。
[2]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第31—32页。
[3]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第80页。
感谢 佐仓绫奈 整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