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教育（〔南〕爱德华·卡德尔，1975年11月21日）

革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教育

〔南〕爱德华·卡德尔

1975年11月21日
金大白摘译李德齐校

　　这是南共主席团委员爱德华·卡德尔1975年11月21日在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库姆罗维奇市“约·布·铁托政治学校”建校典礼上的讲话。本文据讲话摘要翻译。
　　原文原载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杂志1975年第12期。中译文来自《哲学译丛》1978年第5期。

　　我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代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参加这所为南共盟员开办的学校的建校典礼。这所学校是以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铁托同志的名字命名的；铁托同志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自治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不可估量的创造性贡献。把这个名字赋予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科学的这个重要中心，反映了南共联盟对于这个学校的工作和成果所寄与的期待。同时，这也使学员、教员和研究人员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不能不负起重大的职责。
　　设在库姆罗维奇市的教育、研究中心（这所学校是它的一个部分），是由我们国家各族劳动人民和公民捐款建设起来的。将在这里学习的学员，都是来自各个共和国和各个省份南共联盟盟员。这个学校的创办，使铁托同志的建议和南共领导机关关于在南共联盟学校与训练班中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决议，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这种教育，要使那些在行动中表明自己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积极分子的南共盟员、首先是青年，能够实际运用理论知识和独立地、创造性地开展党的政治工作和社会活动。南共联盟采取这一步骤，意在发展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方法，即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如马克思本人说的那样，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也就是说，当作一种活生生的科学，用之于人类历史现时代革命的社会行动，亦即用之于工人阶级当前的斗争，以求得本阶级的解放，而这也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借以最后消灭一切阶级、阶级的一切形式以及其它类型的压迫。
　　马克思本人曾经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关于一个理想社会的哲学，而是工人阶级手中的一种科学和知识的武器，用它来战斗，把现今社会中业已存在的力量解放出来，并用它勾画出明天的实践的轮廓。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并不是有待于建立的一种局面，不是现实必须与之相符合的理想”，而是“废除现存状态的一种现实的运动”。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发挥实际影响的角度看来，或者从对我国当前社会现实（有关某一具体的社会主义行动和实践）进行任何一种进步性的批判这个角度看来，如果这种批判的基点仅在于指出今天的实践同“最终目的”即共产主义还有很大差距，那就很不够，而且肯定是不会发生什么决定性影响的。
　　当然，如果南共联盟忽视了共产主义这个决定其自觉行动方向的目标，它就不能发挥其由这个目标所决定的、它作为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先锋队的作用。然而我们共产党人既不愿作教条主义者和空谈家，把历史已经不再容忍的样板强加于实践，也不愿作实用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跟在社会意识的后头当尾巴。由于同样原因，我们也不愿效法国内外那些哲学唯心主义者，他们——用政治语言来说——有时打扮成极左的宗派主义者，有时又以右翼自由派的面目出现，他们先制造出一个抽象社会的理想，然后就以“批判一切现存事物”为借口来批判具体的社会，硬说它没有按照那个主观虚构的模样改变它自己。
　　因此，我们必须好好思索前面引用过的马克思的那个思想，并把它作为对实践和理论的指针，在南共联盟以及整个社会中，坚持不懈地并系统地予以发展。这是由于：只有当南共联盟能够在当前现实中找到明天的萌芽并促进其发展时，也就是说，只有当它经常不断地帮助社会倾向中那些客观的关系、利益和因素使之日益增强，当它作为革命力量的先锋不断把这些物质力量转变为社会主义行动时，它才会成为一支能够朝着进步方向改变现状的实际的物质力量。
　　例如，目前，这方面最重要的问题就有：那些因其阶级利益而成为唯一能够引导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的社会力量，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了引导作用？它们为实现这个目标而选择的道路和手段，能否推动这一发展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这一发展？在生活和工作的各个领域中，有哪些眼前的工作应该作好，以便使社会主义自治社会能够真正朝着那个长远目标前进？等等。而归根到底，所有这些问题都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应该选取哪些途径和方法，去推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使他们不再在任何形式上受制于那些阶级或社会势力——这种势力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垄断了对劳动与生产资料的支配，即对生活的物质来源的支配。马克思在这样揭示了工人阶级解放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也指明了：只有工人阶级，才是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付诸实现的物质力量。
　　作为一位英明杰出的学者，马克思既不容许日常实践中主观任性，更不容许工人阶级运动的实践恣意胡来。相反，他在批判工人运动的弱点和失败方面是毫不容情的。然而同时他的全部理论（正因为它是革命理论，并且是在批判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揭开人类社会的未来的）又是同那个实际存在的工人运动联结在一起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去通过理论工作和政治工作来影响工人运动的思想觉悟。马克思说过，解放的头脑是哲学（他指的首先是社会主义理论），解放的心脏是无产阶级。正如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理论的物质武器、物质力量，理论也是工人阶级的精神武器，是他们本身意识的力量。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是工人阶级革命实践的反映，同时又为这一实践开路，把自觉性贯注到这一实践中去，并引导人们去创造新的实践。
　　马克思强调指出过，只有物质力量才能摧毁物质力量，只有实践才能摧毁实践；他还强调过，当科学掌握了人心，它就会变成物质力量；而科学只有当它是通过社会实践向人们表现出自己、当它在这种实践中表现人们的客观历史需要和他们的利益时（不管科学是解决人们一定时刻的眼前需要与利益或是探索人类实践的长远趋向.也不管内容是自然界与人的关系或是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科学才能够掌握住人心，掌握住各阶级的意识。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用一句话把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极其精练地表达出来：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

　　通过实践（社会主义理论以及整个科学是这种实践的一种表现），人不仅对他生活于其中并赖以为生的那个物质世界和社会的“此时此地”作出反映，而且（如果我可以这样大胆地说）他还会成为自己历史的“建筑师”，在这个历史中，他能够自己决定他可以有多大范围的自由——他有多大能力去改变他对外界依赖的范围和形式，有多大能力去改变周围世界和这个世界中的自己，他就能在多大程度上作到这一点。工人阶级必须对自己的作用有这样一种清醒的认识，它才能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来改造社会和改造社会中的自己本身。而能够以这种意识来鼓舞他们并向他们提供从事创造性的社会主义行动的能力的，首先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工厂生产实践时，在《资本论》的脚注中写下的这些话，比前面引用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话更加鲜明地表述了这个思想：

　　“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2]

　　马克思的这些话，再次谈到这个事实：理论是人的实践中的物质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实践则被看作一个完整的辩证历史过程。不过，我引用这些话，并不是为了教人们去注意他关于社会与人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基础，而是由于这些话既展示了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实践的方法，也使我们看到为了实践而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方法。
　　我还想回过头来再次引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我必须重说一遍，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实践，指的首先是用历史过程的实践，而不是特殊的日常实践。理论或科学，只有当它们能够比人们的日常实践看得更远时，才有权自称为理论或科学。哲学、理论和意识形态是这个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它们有的是捍卫事情的现状，有的是批判这个现状，反叛这个现状，并预见未来的发展。然而它们并非是生活在除它们以外再无他物的抽象世界里，像马克思说的，它们并不是通过以经院方式相互斗智和战胜对方中来表明自己和相互否定的（虽然过去常常有、今后也还会有这种企图）。哲学、理论、意识形态是生活在可以由感官感受的实际事件之中的，这些事件作为一个不间断的历史过程，反映在人的实践及社会之中。
　　因此，我们不能以教条占了垄断地位而具有强大势力为理由就断定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真理和具有现实性，也不能因为激进主义是从本本上来的，或根据在经院式斗智中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真实的一方”，就作出这种判断，而只能根据那种理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和社会的实践，也就是它有多大能力成为社会力量的精神武器（这种社会力量，由于它在社会中的客观地位，能够支配现状，同时又不满足于这种现状，而是去批判它和改变它），来断定这种理论是否是真理，和是否具有现实性。这首先就是工人阶级和一切其他进步的社会力量，运用这种理论或作为这种理论的有组织的社会意识，能够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各种形式，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工人阶级将能够赢得对于生产资料的垄断，以便借此去消灭这种垄断。这就是说，工人阶级通过其革命实践，必须能够不仅胜过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传统的资本主义垄断，而且还要能够克服这种垄断的历史痕迹，这类痕迹反映在官僚主义体制和专家治国体制的垄断上，掌握国有化资产大权的势力是维护这种垄断痕迹的。
　　我国革命通过采用自治制度，就使我国工人阶级获得了这种力量。因此我觉得在我国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对前面引述的马克思那个思想作这样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工人自治作为其物质力量；工人自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其精神武器。
　　同南共联盟的实践相结合的南共联盟内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为了使盟员在我们的自治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从事创造性活动而对他们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一样，是南共联盟的两个极为重要的前提，依靠这两个前提，南共联盟才能在社会中发挥它思想政治上的引导作用。这是因为：只有这样一个思想上和政治上统一起来的社会力量，这样一个能够比从事日常斗争的工人阶级自身看得更远、同时又不把自己隔离起来而是作为工人运动以及整个进步社会运动的一个部分而行动的社会力量，才能名符其实地发挥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从而也作为每个民族的最进步的社会力量发挥其作用。
　　由于上述情况，南共联盟能不能发挥先锋队作用和进步的社会力量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发挥得如何，就同整个社会发展的性质如何、社会发展的结果如何的问题有机地联系到一起了；这种先锋队作用因而就必须每天不断地由实践中取得的成果来重新加以证实。这种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并不是一旦由“上天旨意”决定下来就永不更改的，而只能是由南共联盟不断更新其名符其实地站到社会进步的前沿的能力来达到的。不论南共联盟使出多大气力要把它的引导作用加诸社会，如果它无力去开道路以便朝进步方向不断地改变现状，那么它的这种引导作用就只能是徒有其名。
　　要使南共联盟在我们岛在去由名符其实地发挥这种先锋队的思想政治作用，有两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是必须使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能够稳定，这就是要使社会主义自治的民主制度中无产阶级专政的某些至关重要的岗位能够保持稳定。这是因为“以南共联盟为首”的工人阶级和全体社会主义创造力量，不能无视这个事实，即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谁战胜谁”终局未定的特点，因此，保证使权力分配到那些将能容许工人阶级及所有社会主义力量（从而也包括南共联盟在思想政治上的引导作用）自由采取社会主义行动的社会力量之间，对于整个社会主义进步、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就依然是一个极为重要、带有决定意义的条件。没有南共联盟的引导作用，在今天这样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自治的进步而斗争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稳定是不能设想的。
　　南共联盟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引导作用所依靠的另一个条件，就是它的革命创造力——不仅是它在日常实践中的活动力量，而且是它的知识的力量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的力量。这就是说，南共联盟需要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既研究它本身的和世界的社会主义实践，也要研究今天的实践在其中展开的历史条件。只有在这种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上，南共联盟才能够把理论同实践结合起来，并指明社会主义今后朝着进步方向发展的道路。不言而喻，在这种理论工作和干部教育中，南共联盟必须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出发，但它同样必须依据世界的和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是一门活的科学，它的发展并未以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的出现而告终结。范围日益广泛而内容日益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通过发现和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断发展，不断演化着。
　　因此,南共联盟的这个学校和其他政治学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以及总的说来整个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就不应归结为仅仅是向共产主义者提供一大堆书本知识和语录。掌握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创始人的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马克思主义教育还应该把理论同实践、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全部知识这样结合起来，以便使作为战士的共产主义者能够独立地并且勇敢地——用列宁的话说——去探索和开辟道路，攀登最高峰，而这就是独立地把理论同实践、把社会批判同创造性的社会行动结合起来；这就是通过个人的创新精神来提高对于整个革命运动的责任感；这就是把革命远见同对于社会主义力量与国内外其他社会力量（这都是影响我国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因素）之间力量对比的实事求是的估计结合起来。换句话说，我们共产党人不仅愿意了解、而且有义务必须去了解（同我国全体劳动人民一道）：我们在向哪里前进和目的何在？我们要通过什么手段和如何去作才能达到某些社会主义目标？还有，我们沿着这条路前进时，将会遇到何种抵抗和何种反对势力？因此，南共联盟本身又必须使自己的实践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审查，并且要保证使所有盟员都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从最基本到最高级最精深的教育。
　　当我们谈论今天共产党人在这个领域中的任务时，我们讨论的已经不再是那有待于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孵化出来的社会主义了，那曾是马克思当年研究的主题；也不是那刚刚诞生并为了在旧社会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生存下去而艰苦战斗的社会主义了，那曾是列宁当年研究的主题。我们所讨论的，是业已赢得历史性胜利而现今必须在其已有基础上加紧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至于我们的社会，则更是如此，这是沿着自治和自治民主的道路奔驰前进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些国家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发展所采取的各种不同形式，包括伴随每一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以及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而产生的全部矛盾；各国人民反帝革命的成就及其在世界范围内带来的后果（反映在殖民主义的崩溃和不结盟运动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和各民族关系；在资本主义仍然统治的所有国家中工人阶级社会作用与政治作用的增长，——所有这些过程的错综交织和相互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创造出这样一种形势：今天，社会主义实践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实质上存在于每个大洲，并通过革命和解放战争或通过社会结构的变革，作为一个全球性过程而展开。在这整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力量和理论力量而存在，说明这个历史过程的不可避免性以及这个过程借以展开的各种不同道路的前因后果，并且作为一种创造性的革命力量、作为工人阶级和所有社会主义力量的强大武器而存在。
　　社会主义已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成为波澜壮阔的实践这个事实本身，就向我们表明：马克思主义无论作为一种理论或意识形态，已经不是、并且再也不能仅仅以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为其对象了；相反，今天它必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去解决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实践和一种制度）发展的规律与矛盾有关的重大问题；并且还要在社会关系的一切领域中这样去作。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水平；对某些国家中社会主义实践的捍卫，以及在不同国家捍卫社会主义实践所面临的不同国际条件；不同的思维方式与文化基础——就是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因素，决定着这个或那个国家中社会主义实践所面临的困难大小与问题性质的不同。所有这些情况，正如对待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理论问题与意识形态问题不同的主观态度与做法那样，都使马克思主义需要日甚一日地把它的注意力转向社会主义实践本身的矛盾与问题。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把自己降低到仅仅是在资本主义面前为社会主义实践进行革命辩护。如果在为维护一些国家最早的几次社会主义革命和捍卫它们的成果而斗争的时期，这样做还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今天就已不再是如此了。此外，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还可能会为前述原因或其他原因而发生客观的利害冲突，如果我们再把这一点也考虑在内，前面这个道理就更加无可置疑了。
　　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实践中各色各样的问题全都作为自己的反映对象，因而已不再是仅由少数学者专门从事、其他人等一概无法过问的科学了；相反，这种意识形态现在首先是属于广大群众和为社会主义而战斗的力量，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它是在至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主义也如群众的和社会实践的任何其他一种意识形态一样，有时会像马克思说的，变成把“一个特殊时代的一定的实际生活条件”“神化”的形式。今天，不仅有走向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的道路和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而且还有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也就是哲学、理论和意识形态上各种不同的倾向，都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虽然有些学派有较多的权利以此自命，有一些只有较少的权利，另一些则根本无权以此自命。马克思主义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激烈的思想斗争，正在这些学派之间进行；这些斗争有时确有实际内容，但更多时候则显然是学院性的。这场斗争中，站在一极的是教条主义，它通过把一个特殊时期、特殊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实践加以升高，力图规定出人人必须赞同的某些普遍有效的主观定义，同时却不肯承认任何其他“学派”有权自称为马克思主义。有一次莫萨·皮雅杰^[3]说过，这种教条主义者就像历史上某个时期的罗马教皇在欧洲各个帝国之间分配皇冠那样，想由他们来决定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哪个国家是社会主义，然后分别施舍称号。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自然也像任何一种教条主义一样，同样是保守的，因为它实质上也是要死守现状，因此就成了阻碍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绊脚石。“马克思主义学派”中的另一个极端是“打扮成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它使马克思主义同某种特殊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客观条件之间的联系模糊起来，也使社会主义实践同工人阶级及其革命行动的历史意义之间的联系模糊起来。这种“打扮成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有时表现为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另一些时候又表现为带有破坏性的社会超激进主义。然而通常情况下它的实际目的则是要使真正能够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积极力量(在我国，就是工人阶级和南共联盟)丧失信誉。
　　这两种极端，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都显而易见地是学院式学派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因为它们在相互间的思想斗争中，都是以某种哲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结构的名义，企图把各种不现实的办法强加于整个社会实践，或者是想借此维持那种无法维持的东西，或者是强使社会主义社会去从事某种实践，而这实际上就将是否定那唯一能够保证这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力量，或挖这个力量的墙脚。
　　思想和理论上的这两种极端，对于社会主义领导力量所采取的行动的性质，造成十分消极的影响，往往使他们在实践中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来回摇摆。教条主义阻碍社会主义关系出现更高、更发达的形式，从而成为促使社会关系中矛盾越积越多和政治紧张愈益加剧的因素。我前面提到的“打扮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心主义”和其它与此相近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则不承认：社会主义关系必须以历史上形成的物质条件与物质力量为其客观条件，只有它们才会使社会主义关系成为可能。如果不具备这些物质条件和力量，那么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任何对社会的批判也必定是为时过早的和旷日持久的，更为常见的则是：这种社会批判往往是不现实的和起破坏作用的，一般最后都会以“超阶级的自由主义”告终，和把专家—官僚垄断“神化”为施舍绝对社会正义的力量。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从上述情况中，应该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的工作引出些什么结论呢？第一，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使自己首先同我国本身的以及当代一般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规律、问题与前景结合起来，并把世界力量的实际对比放在考虑之内。其次，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仅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持批判态度，而且要对我国日常的社会实践以及一般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持批判态度。对实践进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从来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特点；马克思主义理论把这种批判同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结合到一起，把它当作这种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南共联盟必须努力创造一种条件，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实践的批判能够在这实践本身中起到它的创造性作用。然而同时，南共联盟还必须使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意识到，他们对于工人阶级和共盟的地位与社会权力负有社会—历史的责任，因为在社会主义实践的这些成分中如果没有工人阶级和共盟起引导作用，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不管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来，在一个特定时刻对他们的实践进行彻底批判是如何正当合理和如何不可缺少，但如果离开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些物质力量，实际上就等于是离开社会主义。我国以及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迄今发生过的思想与政治危机的经验，提供了很多这方面有说服力的例子。因为社会批判如果忘记了它对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动力所负的社会—历史责任，就是忘记了马克思指出过的理论与理论批判的物质武器，即工人阶级本身及其革命实践。而社会主义实践的这个基本情况如果被忽视了，也就是说，如果这种理论不能在工人阶级的意识中扎根，它就必不可免地要同“杰出人物统治论”、“知识分子在社会中起领导作用”的论点、以及“ 工人阶级或社会的不同部分之间存在对抗关系”的论点等纠缠到一起。这一类理论通常的结局都是不再成其为社会主义实践的一部分，甚至变成另一种实践的工具。
　　我们，作为工人阶级，作为共产主义者联盟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是自我批判的，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实践,必须采取批判态度，而且还必须采取彻底的批判态度。这不仅是决定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否发展的一个条件，而且也是决定我们的社会实践能否前进的条件。共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一向是努力要作到这一点的，有时比较成功，有时不那么成功。但它的社会批判既是负责的，又是创造性的。它进行批判，是为了建设，而不是为了诋毁。这种批判的结果，就是我们迄今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自治，我国的不结盟的国际政策，以及许多其他等等）。共盟在对实践进行批判时，不断加强了工人阶级和一般劳动人民在我们社会中的作用，他们是社会进步的动力。马克思曾把这一点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任务之一，加以突出。
　　不仅如此，共盟还同时坚定不移地鼓励通过这种批判来发展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从理论上展望社会主义实践进一步发展的道路。而这便是切望成为社会主义的先锋或动力的那种思想与政治力量的第二个基本任务，历史将证实他们确是起到了这种作用的。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篇,第13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

^[3] 莫萨·皮雅杰（Mosai Pijade,1890—1957年），南斯拉夫著名革命家、画家和评论家。逝世前是南共联盟中央政治局委员。——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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