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南〕爱德华·卡德尔，1979年）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

〔南〕爱德华·卡德尔

1979年

　　黄雨辰、李振锡译自《卡德尔文选》第4卷《民族与民族关系》，1979年版。中译文载于《民族译丛》1983年第2期。

　　我首先所要解释的一点，就是民族主义思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所起的具体的社会历史作用及其含意，而不是仅仅谈论其人所共知的、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形式的、庸俗的政治表现。因此，事先就应当对我们这里的中央集权主义、一统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的某些鼓吹者的一切企图予以坚决的回击。他们说什么民族主义是民族意识、忠于本民族和关心本民族的权利与正当利益的一种正常的表现。不能从一统主义的中央集权主义和任何一种霸权主义的立场去反对民族主义，只有在每一个民族具备使该民族得到全面确认的一切可能性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进行这场斗争。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象，在历史上首先是以这两种形式出现的：一种是作为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意识的一体化，从而又作为民族的一体化和民族觉醒的一个因素出现的；一种是过去和现在一直都作为争取民族解放，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奴役和民族压迫的民族的一种意识形态出现的。
　　所以，当我们批判地谈我们这里所出现的民族主义的时候，今天我们必须明确地说，我们所考虑的，不是在它处于进步历史阶段那个时代的民族主义，也更不是考虑民族意识的表现及其形成的问题。
　　当然，民族主义是在民族意识形成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它作为民族的一体化的一种表现，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历史环境里和在不同的场合起过十分不同的作用。它在造就现代民族的时代里，随着年轻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曾起过一体化的进步作用。但是，当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开始加深的时候，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民族主义就成为统治集团用来极力抹煞社会冲突的阶级性质和社会性质并鼓吹劳动与资本的所谓民族合作的明显的阶级意识形态。这样一来，民族主义就成了明显的反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往往也是鼓吹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甚至也成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出发点。甚至，我想提起一个荒唐的现象，正是民族主义曾经被斯洛文尼亚白卫军以斯洛文尼亚的名义用来同侵略者合作来反对解放阵线，这个阵线从来也不是民族主义的组织，相反它不仅彻底忠于本民族，而且也是人民解放战争的组织者。
　　但是，当民族主义在当代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意识发展的条件下愈益成为在社会历史不断进步的条件下人类的人道主义意识一体化的反动障碍（因此处在这种反动的意识形态恐怖之下的落后民族必然会落在历史发展的后面），当民族主义作为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取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独立的国家的意识形态时，仍然具有进步的历史作用，因为它可以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把这些国家中各民族的斗争力量团结和联合起来。
　　而我们这里的民族主义的根源是什么，起怎样的作用呢？毫无疑问，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南斯拉夫各民族的过去的一种表现。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过去的一段历史是令人极不愉快的，它充满了民族主义的相互残杀的鲜血。有人指望这样的过去在人们的思想和感情上不留下任何东西，是毫无意义的。终究发生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南斯拉夫各民族——不是在压力下，而是自愿地—在铁托的团结友爱的口号号召之下，在欧洲规模最大、最深入的一支人民运动中，在人民解放斗争和革命中联合起来。南斯拉夫在过去正是以此战胜了民族主义。如果民族主义今天以更强烈的形式重新出现，显然不能把这个现象完全归咎于过去。这个现象在我们社会的今天，在今天的冲突中有其重要的渊源和目的。
　　我们还要提出一个问题：民族主义是南斯拉夫某种悬而未决的民族问题的一个表现吗？
　　我认为，尚不要急于谈这个问题。当然，我不认为我能断言在新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战后发展中没出现过使民族关系的这个或那个方面时而尖锐化的理由和原因。就是说，革命的成功要求在行动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化，因而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样的发展也为官僚主义的集中制的性质蜕化变质和大国霸权主义和一统主义倾向重新抬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社会资本在联邦集中化，也助长了这种蜕化变质现象。但是共产主义者联盟对这种现象早就进行过抵制，而在这一抵制中也取得了胜利，尽管它的队伍在这方面并没有统一过。南斯拉夫的各民族需要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一定会强大起来，只要所有的民族在这里自由、平等地生活，即只要它成为各民族的自愿的民主的共同体，其中每一个民族在这个共同体内将为本民族获得全面的确认实现一切条件，包括独立地支配其劳动产品的话。
　　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今天在我们这里恰恰同未解决的民族问题毫无联系，除非它滥用在经济关系和其他关系上某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所以，如果民族主义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手段，那么显然它只能成为掩盖其他政治倾向—反自治、技术官僚主义、政客式的个人名利、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的政治倾向的假面具。它的作用，在实质上也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它已成为统治阶级在反对工人阶级、反对阶级斗争的反动的阶级工具时所起的作用毫无两样。民族主义试图掩盖这样的事实，即我们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冲突并不是南斯拉夫各民族之间的冲突，或者说这个民族或那个民族和联邦之间的冲突。就是说，基本冲突产生在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群众体现在争取社会主义和自治的斗争中的利益和那些社会势力表现在反自治的、技术官僚主义的、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的和公开反社会主义的思想上与政治上的利益之间。这在我们这里就是那个真正的思想和政治的、阶级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冲突。技术官僚主义在这一冲突中和在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自治的公开的斗争中也不能得逞，而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对此就更没有希望了。因此他们需要民族主义。就是说，民族主义是一种被认为很快就能找到其信仰者的想入非非的东西。希特勒借编造把造成一切困难的罪过归咎于凡尔赛和犹太人的胡思乱想掀起了民族主义的歇斯底里。我们的民族主义者正借编造把造成一切困难的罪责归咎于联邦或某个其他的南斯拉夫民族的胡思乱想企图煽起民族主义。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实质上都是同样反人道主义的愚弄群众，同时也是攻击社会主义力量、攻击共产主义者联盟、攻击革命。
　　但是，当我们今天谴责民族主义的这种反动的意识形态时，我们也必须强调指出，领导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力量是他们本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对它的命运承担历史性的责任。但是，我们的民族意识，我们那种属于本民族的意识，我们对本民族的关怀，都是建立在这种人道主义意识基础上的，即只要每一个民族都是自由的民族，并且都具备自由发展的一切可能性，所有的民族就能够和睦地相处，并能彼此合作。斯洛文尼亚的共产主义者在战前、战争中和战后都证明了他们同本民族是有多么紧密的联系，他们懂得同本民族的一切社会主义力量和民主力量一道来保卫他们的自由及其真正的民族利益和权利。可见，反对民族主义的斗争不等于说是向任何强行限制斯洛文尼亚民族或任何一个南斯拉夫民族的主权意志的思想让步。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南斯拉夫的各民族，斯洛文尼亚民族也一样，在共产主义者和其他革命的社会主义力量的领导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决定把南斯拉夫建设成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共同体，绝不是偶然的。建立这样的共同体的决定，他们是在包括分立权和联合权在内的自决权基础上，而且在他们手里掌握着武装和拥有决定问题的充分自由的时候自愿做出的。他们今天也没有放弃他们在当时作为联合的基础的这些原则，也不能放弃它们，因为，如果放弃了这些原则，那就是放弃他们自我支配的权利。他们赞成联合，是因为他们过去有、现在仍然有意义十分重大的长远的共同目标和利益，而首先是以下的目标和利益：在一些小民族的自由和经济上与政治上的独立性不断地受到一些强国和富国的压力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世界里保卫共同的独立；共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保卫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在科学技术革命的现时代对小民族来说绝对需要的条件，在为每一个民族的经济及全面的发展而建立物质基础和其他基础时进行相互帮助。当然，促进这种联合的，也有某些其他的因素，如我国各民族过去命运上的联系、他们在民族上的类似性和亲密的关系等。
　　试问：南斯拉夫各民族在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联合起来的基础和利益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完全肯定地说，没有。如果是这样，那么显然，南斯拉夫各民族的共同体的社会主义力量不能允许任何反社会主义势力通过煽起南斯拉夫各民族之间的仇恨来破坏这个团结。同样，他们也不能允许任何人或任何民族主义利用经济上或政治上的任何暂时困难作为攻击南斯拉夫各民族长远的共同利益、攻击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团结的借口。我们并不是为了每天都要问一遍我们要不要在一起相处才联合起来的，而是由于我们所生活的历史时期要求南斯拉夫各民族的团结以实现其中每一个民族的利益才联合起来的。南斯拉夫以其对内和对外政策及在这两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世界各国人民中间赢得了崇高的威望。而这一威望只不过是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稳定的一个表现和保证它的独立与和平的基础。正因为如此，我国的社会主义进步力量不能允许任何人把他们通过迄今进行的斗争和努力而取得的这些伟大成就视为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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