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德〕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1887）

第一编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时期

引论

　　通向社会主义的入口处站着两个伟人：这就是当时驰名全欧的托马斯·莫尔和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一个是政治家兼学者，在他的国家获得了最高政治地位，他的著作曾使当代人士击节称赞；另一个是鼓动家兼组织家，通过他的鼓动和组织力量，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迅速团结起来，德国王侯们因而战栗失色。这两个人在观点、方法和性格方面虽截然不同，不过就他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来说，就他们的勇猛无畏和坚定信念来说，就他们的结局——两人都死在断头台上——来说，两人又是相似的。
　　有人刻意要否认开创社会主义历史第一页的荣誉是属于莫尔和闵采尔的。这些人引用了一句谚语：世界上本来就有穷人，将来也还会有穷人。因此，他们就声称世界上本来就有社会主义者，将来也还会有社会主义者，当然，社会主义者永远不会走近他们的目的。为了证实其说，他们又列举了一系列古代“社会主义者”，从吕库戈斯（Lykurg）和毕达戈拉斯（Pythagoras）至柏拉图、格拉喀（Gracher）弟兄、卡提林纳（Catilina）、基督耶稣以及耶稣的使徒和弟子。
　　我们并不想否认，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古代就有了所谓无产的自由人阶级，罗马人称这个阶级为无产阶级（Proletarier）。针对当时的情况，确也发生过致力于废除或缓和某些不平等社会现象的企图。但是，古代的无产阶级完全不同于现代的无产阶级。这一点已屡经证明，因此，我们不再在这里详细叙述。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近代的无产阶级之不同于古代的无产阶级，就等于创造全部文化的、一日不可缺少的工人之不同于游手好闲的懒汉。
　　古代的所谓“社会主义”之不同于近代社会主义，也正和古代无产阶级之不同于近代无产阶级一样。如果要证实两者之间的不同点，需要一部包括全部古代史的专论，因为古代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从表面上看来，虽然好像是出自同一原则的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实际上却有不同的起因并为不同的趋向服务。
　　传统的历史著述以为在恺撒（Julius Cäsar）时代的罗马和在德摩斯忒涅（Demosthenes）时代的雅典，也可以遇到像在拿破仑三世时代的巴黎和在受到小规模包围时代的柏林所能遇到的那种无产阶级。但是实际上，即便近代无产阶级在从它发生那天起至今的短短四百年间，也从来没有一直保持原状，而是随着时代的经济发展情况而起了巨大变化。今天的无产阶级在许多重要方面已经不同于1848年的无产阶级，那么，今天的无产阶级和“乌托邦”时代的无产阶级又该有多大的距离呢？当时，资本还刚刚在其经济革命的开始阶段；封建主义对于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还行使着广泛的权力。由新的利益所制约的新的观念也还披着封建主义思想方式的外衣，并且，虽然和这种思想方式相适应的物质基础早已崩溃，但这种思想方式在传统的幻想中仍继续起着作用。
　　当时的社会主义也必然适应于这个时代的特有的性质。莫尔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他不能超出那个时代的界限，但是他在当时的社会中已经看出其中所孕育的问题，这可以证明他的敏慧，或者也可以部分地证明他的天性。
　　莫尔的社会主义的基础是现代的，可是却被包围在大批非现代的枝叶中，致使我们极难窥见其本来面目。莫尔的社会主义绝无反动倾向；他的社会主义远不像十九世纪许多“社会改良家”的社会主义，以为复返封建状况才能拯救世界。但是他在解决他所发现的问题时，时常只有封建时代的方法可以供他运用支配，因此，他往往就利用离奇古怪和牵强附会的方式，企图使这些方法硬生生地符合他的现代目标。
　　因此，谁要只是浮光掠影不求甚解地研究莫尔的共产主义，不免就会觉得他的许多说法有些离奇古怪，甚至异想天开，实际上，只有对当时人们的需要和达到目的的手段有了真知灼见以后，他才能发出这番议论。
　　如同对待每一个社会主义者一样，对待莫尔也只能依据当时的时代来理解他。但是他的时代比以后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所处的时代都较难理解，因为他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要理解莫尔的时代就必须不但先认识资本主义的开始，还必须理解封建主义的衰亡，尤其需要理解一方面是教会另一方面是世界贸易在当时所起的巨大作用。莫尔也受了这两种势力的深刻影响，所以，我们如想对这位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人格和著述作一个轮廓的描写，就不得不先指出产生他的那个历史环境（至少是提纲挈领地），否则只有徒托空论、含糊其辞罢了。
　　本书第一编的任务即在于作这样一种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