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资本家阶级

第一节商业和信用
第二节分工和竞争
第三节利润
第四节地租
第五节赋税
第六节利润的下降
第七节大生产的发展。卡特尔
第八节经济危机
第九节慢行的生产过程

第一节商业和信用

　　我们已经看到，在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度里，人民大众日益沦为无产者，即沦为与自己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不能独立自营任何生产、为了不致饿死而不得不出卖他们所有的唯一商品——他们的劳动力的劳动者。大多数的农民和从事小经营的人，事实上已经属于无产阶级的行列。他们与无产阶级不同之处，就是他们尚有些微的财产。但是，这些财产不过是一层薄薄的幕帷，它只能掩盖他们的被剥削和失去独立性，而不能防止他们不受剥削和失去独立，它被微风一吹，就要卷起和扯破。
　　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一小撮有产者，即资本家和大地主。单这些人，就占有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全体人民的最重要的生活资料。这种垄断性占有，使得他们有可能并有权力使一无所有的人依赖他们，并剥削这些人。
　　当大多数人民日益陷入贫困和苦难的深渊的时候，一小撮资本家和地主以及投靠他们的寄生分子，却独享现代文明的一切成就，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及其实际应用方面的进步所带来的全部巨大好处。
　　我们来详细考察一下这一小撮特殊人物，研究一下他们在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和由此对整个社会所发生的后果。
　　我们已经说过，资本有三种，即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和产业资本。这后一种资本，是最年轻的，它大约不过几百年，而其他两种资本，则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小弟弟却比两个哥哥成长得更快，而且非常迅速地成长起来，变成了征服哥哥并迫使他们为自己服务的巨人。
　　对于完善（古典）形式的小生产来说，商业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农民或手工业者只要需要，就可以直接从生产者那里购进生产资料，而且他们也可以直接把自己的产品卖给消费者。在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商业主要是供应奢侈品，不论对发展生产和维持社会来说，都不需要商业。
　　相反地，前面已经说过，资本主义生产一开始就依赖商业；同样地，商业发达到一定阶段之后，为了自己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生产越扩大、它越占统治地位，整个经济生活就越需要商业发展。今日的商业已经不是单纯地供应多余的东西和奢侈品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整个经济生活，甚至连人民的食物供应，都有赖于商业是否能够自由活动。这是今日的世界战争比过去更具有破坏性的原因之一。战争使商业停滞，而在今日，这种停滞意味着生产、整个经济生活的停顿，意味着广泛蔓延的经济崩溃，其为害之烈，不亚于战场上的破坏。
　　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说来，高利贷的发展也具有商业发展所具有的那种重要意义。在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高利贷者是乘他人穷困之危或挥霍行为而吸吮鲜血的寄生虫。在通常情况（这种情况就是生产者都拥有必要的生产资料）下，他贷给别人的货币，只供非生产之用。例如，一个贵族向人告贷，是为了用钱享乐，而农民或手工业者向人求借，主要是为了支付租税或诉讼费。因此，放款取利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受到人人谴责。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现在货币成了装备资本主义企业，购买和剥削劳动力的手段。在今日，一个企业家借款来创办新企业或扩充原有企业，并不意味着他支付的借款利息会相应地使原来的收入减少。当然，这要有一个条件，即企业生意兴隆。借到的款项恰恰被他用去剥削劳动力，从而使他的收入增加，而且增加的金额，比他支付的利息要多得多。现在高利贷已经失去原来的性质。它作为乘他人穷困之危和挥霍行为而进行剥削的手段的作用，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而另一个新作用，则登上首位。这个新作用就是使资本主义生产“获得丰收”，即让资本主义生产比它单靠工业资本家的金库所积存的资本可能达到的发展，要发展得展快。现在对高利贷者所具有的厌恶感消失了，没有人责难高利贷者，他得到了一个响亮的新名字，叫做债权人。
　　与此同时，生息资本的主要流动方向也发生了变花。以前高利贷资本家金库中积存的货币资金，通过数千条小渠道，从这种蓄水池流向非资本家的口袋。现在，高利贷资本——信用机构——的金库，已使自己变成把非资本家经由数千条小渠道流进来的金钱，再流向资本家手里的蓄水池。也和过去一样，信用是迫使非资本家——有财产的和没有财产的——支付资本利息的手段。但是，现在它也成了使各种非资本家阶级手中的财产（从天主教教会和旧贵族的庞大财富直到女佣和短工的些微储蓄存款）转化为资本的有力手段。换句话说，它成了一个阶级剥削和瓦解另一个阶级的手段。有人赞美现代的信用机构——储蓄银行等等，说它们把工资劳动者、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小额储蓄存款转化为资本，使这些人成了资本家，即确立了一批现代制度的拥护者。但是，用这种方法收集非资本家的货币的唯一目的，就是把新的资本交给资本家支配，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这对工资劳动者、农民和手工业者意味着什么，我们早已说过了。
　　既然现代的信用机构越来越关心把各种非资本家阶级的全部财产转化为供资本家阶级支配的资本，那末，它也关心使资本家阶级自有的资本能比以前得到更好的利用。它们把各个资本家反正没有机会在自己企业中使用的一切货币资金集中起来，把这种放置起来就会变成“死钱”的资金，提供哪些需款的资本家使用。此外，信用机构使商品在没有出售之前就能变为货币，从而缩短流通时间，并减少经营一个企业每次所需的资本的数量。
　　由于这一切，资本家阶级所掌握的资本的数额和力量空前地增加了。所以，信用现在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与机器制造业的高度发展和产业后备军的增加一样，信用也是使现代生产方式具有弹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只要稍微一动，就可以促成工业飞跃发展和猛烈增长。
　　但是，信用对于各种干扰，比商业还更敏感。它一受震动，就会波及整个经济生活。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信用是可以使无财产的人或略有财产的人变成资本家的手段。但是，顾名思义，信用是以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信任为基础的。后者的财产越多，他所提供的保证就越大，因而，他所得到的信用贷款也就越大。因此，信用事业只是一种能使资本家得到比他们持有的资本更多的资本，增强他们的优势，加剧社会对立而不是削弱或消除这种对立的手段。
　　可见，信用不仅加速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使它能够利用各种有利的机会，而且也加速小生产的灭亡。最后，它还使整个的现代生产方式变成日益复杂并对一切干扰日益敏感的肌体，使资本家日益感到不安并使他们的活动基础愈加不稳。

第二节分工和竞争

　　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商业和信用与工业的联系日益密切，另一方面由于分工日益精细，又促进资本家应在经济生活中执行的各种业务（作用）愈分愈多，而成为彼此独立的企业和机构的专业。以前，商人不仅是买卖商品，而且还要收集商品，把它们库存起来，时常把它们送到遥远的市场去销售。他必须亲自把商品分类、陈列，使商品容易到达各个顾客手里。今天，不仅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大商业和小商业）之间有了分工，而且还出现了经营运输和保管商品的专业性大企业（仓库、谷仓）。在一些巨大的中心市场——交易所，买和卖各自成为独立的活动，同商人的其他业务分离开来，在这里不仅买卖着远在异地的货物，或尚未制出的货物，而且买者买货，未必真想要占有这些货物，而卖者卖货，手中实际上却没有那些货物。
　　过去，资本家都必须设有一个大保险柜，以便保管他们所得到的资金和从中取出货币以应各项开销之用。今天，在所有经济发达的国家，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资本家的出纳业务，都已交给一种特殊企业——银行^[1]代理。现在已经不直接向资本家付款，而是向他的银行付款；向资本家索债时，也是去找银行取款，而不必去找资本家本人。因此，几家中心企业就代办了全国的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出纳业务。
　　然而，如果说资本家的各种业务就这样交给了各种独立企业的话，那么，它们只是在外表上和法律上彼此独立而已，在经济上仍和从前一样，互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和相互依存。假如同它在业务上有关系的其余一切企业遭到某种困难，则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照常经营它的业务。
　　商业、信用和工业之间的相互依存越加密切，资本家阶级的各种业务越细分给单独的企业，每一个资本家也就越要依存于其他资本家。每一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整个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变成一个庞大的机体，它的每个部分彼此极为密切地联系着。人民大众越来越依存于资本家，而资本家相互之间的依存，也越来越密切了。
　　现在生产方式的经济机构，变得日益复杂和敏感，所以，只有在它无数齿轮全部彼此密切配合、正确地执行应负的职责的时候，它才能毫无阻碍地活动下去。从来还没有过一种生产方式，像现代的生产方式这样要求有计划的调节。但是，私有财产制度却使这个机构没有可能实行计划和建立秩序。各个企业在经济关系上越来越彼此依存，可是，在法律关系上，它们仍然各自独立。每个企业经营业务所需的生产资料都是私有财产，它们的所有者可以任意加以处理。
　　大生产越向前发展，各个企业的规模越扩大，就越要严格地按照周密制订的一定计划调节和规定其中的每个企业的经济活动，连最微末的细节也不能放过。但是，各个企业的互相配合，仍然受自由竞争的盲目力量所摆布。自由竞争是在人力物力的大量浪费和不断加剧的经济震荡的条件下，维持经济机构的活动。它不是通过使每个人各得其所的办法，而是采取消灭任何一个妨害这一机构运转的人的办法，来维持经济机构的活动的。这叫做“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然而，被自由竞争摧毁的，并不是不适者，而是不得其所的人，他们没有能力或资本（后者倒是最主要的）维持自己的地位。可是，在今天，自由竞争却并不以消灭不适合于“生存竞争”的人为满足。毎个被摧毁的复灭者的这种复灭，都接着引起同破产企业有经济联系的其他无数的人应者等的破产和动荡。
　　“祸福由己”这句谚语，今天仍然十分流行。它是从小生产时代流传下来的。那时，每个劳动者的命运，以至他的家属的命运，都依存于他个人的品德。但是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个成员的命运，越来越不依存于他个人，恰恰相反，而是越来越依存于千百种完全非他所能控制的条件。今日竞争所造成的选择，决不是“适者生存”。

第三节利润

　　资本家阶级是由什么地方得到他们的收入的呢？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最初依靠扣除需要它们帮助或作中介的各阶级的人物的财产来取得自己的收益和利息。产业资本则不同，它是依靠剥削一无所有的工资劳动者而得到利润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产业资本就越是压倒其他各种资本，并且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也就越是迫使它们为自己服务；不过，它只有把剥削工资劳动者而得到的剩余价值让一部分给其他各种资本才能做到这一点。由于这种发展过程的结果，无产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日益成为整个资本家阶级从中取得收入的唯一来源。正如手工业和农民经济一样，从剥削非资本家阶级当中吸取收入的旧形式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正在丧失经济上的作用，它们对于现代社会的实质所发生的影响也在日益减弱。现在，世界上已经出现没有手工业者和农民阶级的国家，比如英国就是。但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如果没有大生产，那是不可想像的。要想了解资本的现代形式的人，都必须从研究产业资本出发，因为全体资本家的利润的最重要的、日益被提到首要地位的来源，必须到资本主义工业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中去寻找。
　　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考察了工业无产者所创造的而被工业资本家掠夺去的剩余价值。我们也看到了各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增殖速度怎样超过工资增加的速度，这种增殖，是由于工人的劳动负担加重，采用节省劳动的机器以及使用廉价的劳动力而发生的。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被剥削的无产者的人数也增加了。于是，流入资本家阶级手中的剩余价值数量，也就日益增加了。
　　但是，——可惜得很!——“垂死之人，不能享受宁静的安乐”，尽管资本家阶级极不愿意把幸福“分给”别人，他们也不得不同地主和国家“分享”他们掠夺来的剩余价值，而且地主和国家所要求的份额，还在一年一年地增加。

第四节地租

　　当我们谈到那些日益成为唯一的所有者，剥削者，生产资料的垄断者的阶级时，我们应当把资本家和大地主区别开来。土地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资料。在一切生产资料当中，它是最必要的生产资料；没有土地，就不可能有任何人类活动；就是航海者和飞行员也得有启航或着陆的地点。同时，土地又是一种不能任意增加的生产资料。但是，至今恐怕还找不到任何一个比较广大的地区，它的毎块土地都由居住在这里的居民耕种起来。即使在中国也还有大片的土地未被耕种。
　　在中世纪的欧洲，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当时每个农民都有自己的房舍和耕地。水源、森林和牧场都是公社的财产，而且未耕的土地面积很大，以致每个人可以占有他开垦出来的那块土地，并在达块地上耕种。后来，商品生产开始发展起来，并带来了我们已经知道的种种后果。土地的产物变成了商品，而且具有价值。结果，土地也变成商品，也具有价值。在这种情况之下，各个农村公社和村社就竭力限制它们的成员人数，开始把公有的和一部分共同使用的（如森林和牧场）土地不再看成是公社或村社的不可割让的公有财产，而看成是公社的现有成员及其继承人的私有财产，不让后来加入公社的人随便使用。他们想把土地变成自己的垄断物。
　　但是，还有另一些人，即曾经是公社财产的保护人的地主，也对公社的公有财产垂涎三尺。如果说具有这种价值的地产现在成了私有财产，那末，正是成为他们的财产。在许多地区，主要是大农业发达的地方，地主把农村公社的财产掠为己有。接着而来的是剥夺农民的土地，把一些农民撵出他们的家园。现在，一切土地，甚至未用于农耕的土地，都变成了私有财产；占有土地成了少数人的特权。
　　可见，由于经济的发展，主要由于大地产的形成，早在全部可耕地未被用尽，刚刚人们谈到人口过剩以前，土地就变成了垄断物。因此，如果说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也由于本身不能任意增加，而有了一种特殊地位，那末，这种情况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现有的全部土地已被开垦完毕，而是因为土地——最低限度在文明国家——已完全为少数人据为己有。于是一种完全独特的垄断出现了。当然，资本家阶级垄断生产资料，是对一无所有的阶级而言的。而在资本家阶级内部，一定的生产资料并不是资本家阶级的一定成员的垄断物，最低限度不是他们的永久垄断物。即使某家资本家公司垄断了某种极其重要的发明，比如新机器，那也经常会有另外一些资本家或者把这种机器收买过来，或者通过新机器的发明来打败它，或者迟早把它仿造出来。这样一来，前者的垄断地位就要动摇。可是，这一切情况不适用于土地占有。地主的垄断不仅是对没有财产的阶级而言，而且也是对资本家阶级而言。他们的垄断既绝对又持久。
　　土地占有的这种特点，在英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在那里，少数几个家族占有了全国的土地，他们紧紧地抓住这些土地，不肯出售。凡是需要土地的人，唯有缴纳一定租金——地租^[2]，才能从他们手里得到土地。在英国，一个资本家要想建筑工厂或住宅，开矿或经营农业，往往不能购买土地，而只能租用土地。
　　在我们德国，大多数资本家同时就是土地所有者，比如工厂主是工厂用地的持有者，矿场主是矿山的持有者。另一方面，在欧洲大陆，大地主多半兼营农业企业，而不把土地租给企业家。如果资本家在自己的土地上经营，如果他本身就是地主，那末，他自然不需要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分给地主。不过，这种情况不会使事情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要知道，他所以成为地主，只是由于他对原先的土地持有者支付了一笔资本，这笔资本的利息相当于地租。因此，在任何情况下，资本家都要支付地租；这些地租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占去他的一部分利润。
　　对土地的需要越增大、人口越增加，资本家阶级越需要占有土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土地占有的垄断性质也就越变本加厉。地租——资本主义社会中支付的地租总额也在同样程度上增加了。但并不是说每一块土地的地租都一定增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块土地越肥沃，它的位置越好（例如，离市场的远近），地租也就越高。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讨论地租发生作用的规律。开垦新的肥沃土地，会使瘠薄土地的地租下降，同时也会使新开垦土地的地租猛涨。同样地，交通工具完善了，也会使靠近市场的地区地租下降，而使远离市场的地区地租上涨。这两种情况，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间都出现过。当时，美洲的地租上涨，而西欧各国的地租则相应下降。到了十九世纪初期，欧洲的农用土地的地租又逐渐上涨。至于城市的地租，那是一直上涨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日益增多的人口麕集于城市所造成的。十分遗憾，工业资本家的收入由此受到的打击，较之贫民阶级的身心健康所受的打击要小得多。在城市里，居住问题成了无产阶级受苦受难的新的原因。不过，这里无法详细研究这个问题。

第五节赋税

　　如果说地主越来越多地蚕食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用直接的或间接的方法，比如提高工人的生活费用——，那末，国家也同样积极地这样干着。现代国家是随着资本家阶级并在这个阶级帮助之下壮大起来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使资本家阶级上升的最强有力的工具。它们双方相倚相助。资本家离开了国家就不行。它在对内对外方面都需要国家的保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它所造成的矛盾和对立也越尖锐，它的机构也复杂，这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依赖也越厉害，因此，也越需要高于一切并促使每个人去履行他的经济职责的权力机构。^[3]像现今的生产方式这样的灵活机构比以往的任何生产方式都更不容许依靠当事人的力量来消除对立和冲突。于是，由国家保卫的法律乃代替了自治。
　　资本主义的剥削决不是某一特定法律的产物。恰恰相反，正是为了这种剥削的需要，才引起现行法律的产生并保证现行法律的统治。法律并不产生剥削，它所关心的只是使剥削也和经济生活中其他现象一样，进行得尽量顺利。如果我们把竞争叫做现代生产方式的原动力，那末，我们不妨把法律看成是润滑油，它的使命在于尽可话减少经济机构中的摩擦所造成的阻力。摩擦所引起的阻力越大，一方面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的矛盾，有产者与无产者间的矛盾也就越加尖锐，无产阶级，特别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人数也就越增加；另一方面，在资本家阶级内部，各个企业主为了使自己的企业毫无阻碍地经营下去，也就越加需要其他许多资本家的协作，资本家也就越加需要法律来帮助他们实现这种目的，因此，也越加需要执行法律的机构——法院和警察——扩大其活动，同时，也就越加需要能赋与法律以强制力量的强有力的国家权力。
　　但是，对资本家来说，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只在国内有可能顺利地进行生产和买卖。对外贸易早就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日益占居统治地位，便愈加明显地看出确保和扩大国外市场，对于整个国家有休戚相关的利益。但在世界市场上，一个国家的资本家遇到了另一个国家的资本家的竞争。他们为了对抗竞争对手，便要求国家帮助，而国家也就必须用它的武装力量迫使竞争对手尊重他们的权利，或者最好是干脆把外国竞争者全部撵走。像国家和君主日益依靠资本家阶级一样，军队不仅为君主的私人目的服务，而且也为资本豪阶级的目的服务了。战争由王朝战争日益变成商业战争，以至最后变成民族的战争^[4]。民族的战争，归根到底也不外是由各国资本家间的经济矛盾所引起的。
　　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需要庞大的官吏队伍来办理司法和警察业务（当然也办理财务工作），而且也需要强大的军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两支队伍不断增长；而在最近，军队比官吏的队伍增加得尤为迅速。
　　当科学还没有应用于工业技术的时候，军事技术发展得极为迟缓。但是，当机器一在工业中占居统治地位，并引起工业不断发生变化的时候，军事技术方面先前的停滞状况也消失了。新的发明或发现每天都在出现，有的刚一试验成功，或刚花了很多钱加以采用，又被引起根本改革的其他新东西所排挤。于是，武器也日臻完善、复杂和昂贵。同时运输工业的进步，使得有可能将越来越多的大批军队运到战场去。结果，军队越来越庞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列强用于军事方面的国家开支（国家所借的债款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属于这类开支），简直以疯狂的速度增加起来。
　　国家的开支不断增加，它的负担日益加重了。在由资本家和大地主掌握立法权的一切国家里，他们自然是力图把这些负担转嫁到其他阶级头上。但是，从其他阶级身上可能搜刮的油水也越来越少了，所以，尽管剥削者先生们巧立名目，玩弄各种花招，他们的剩余价值还是由于支付国家的开支而日益减少。

第六节利润的下降

　　和刚才所讲的发展过程同时，资本家阶级“为了发展”而投入各种企业的资本总额，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即它的增长速度比工人阶级所受剥削增强的程度，即比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量增加的速度，要更加迅速。
　　要想理解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必须具备很多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能作详细的研究，但只须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种现象。
　　我们且举一个一望而知的例子。拿一百年前的一个作为家庭工业工人而受资本家剥削的手工纺纱工同现代的机器纺纱工比较一下。为了使一个现代的机器纺纱工能够工作，该需要多少资本，相反地，用手工纺纱时，工业家所需要的资本则是微不足道的！以前，资本家只向纺纱工支付工资，供给他纺纱用的棉花或亚麻就行了。从工资方面来说，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在今天，一个机器纺纱工所消费的原料，可能比手工纺纱工多一百倍；而为了使机器纺纱厂能够开动，又需要多么庞大的厂房、蒸汽机、纺织机等设备呵！
　　我们还要注意到另一种情况：一百年以前雇用纺纱工人的资本家，为了经营自己的企业，只要有钱支付工资和购买原料就行了，几乎没有固定资本，而纺车根本不值几个钱。他的资本周转得很快，比如说每三个月周转一次。因此，他开始生产时，只需预付全年所用资本额的四分之一，就能使企业开张。但是，在今天，一个机器纺纱厂投在机器和厂房上的资本，是大得无比的。即使用在工资和原料方面的那部分资本的周转时期仍和一百年前一样，而一百年前几乎不存在的其余资本的周转时间，也要很长。
　　也有许多原因发生着相反的作用。比如，信用，特别是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必然发生的产品价值的下降，就是这种原因。但是，这些原因怎样也不能使上述过程完全停止发展。这一过程仍在一切工业部门中发生着——在一些部门中较慢，在另一些部门中较快——，并引起工业中的每一个工人平均的全年资本耗用额迅速地和显著地增加。
　　我们假设，这个金额在一百年前为一百马克，而今日则已经增加到一千马克；再假设工人所受的剥削为一百年前的五倍。这样，如果在一百年前一个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为五十马克，那末，在今天，他的全年工资仍和一百年前一样，而剩余价值却达到二百五十马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数额是如此（绝对地）显著地增加了。但是，和资本家每年耗用的资本额相比，剩余价值则下降了下降了^[5]。一百年前，这个比率为50%，而今天只有25%。
　　当然，这不过是一个例子。但是，它所说明的趋势，在现实中却是存在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每年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总量，是不断地迅速增加的。但是，资本家阶级投入各种资本主义企业并应摊到剩余价值的资本总额，却增加得更快。此外，如果考虑到我们已经说过的情况，即国家抽取的租税和地租日益大量地蚕食每年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那就可以理解，尽管工人所受的剥削不断加强，分给一定额资本的剩余价值的年平均值却一直下降。
　　因此，和资本主义企业主预付的资本总额相比，利润，即留给资本主义企业主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有下降的趋势。或者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中，一定额资本所摊到的剩余价值，一般说来日益减少。当然，这是就相当长时期内平均说的。利息的不断下降，就是利润的这种下降趋势的一个证明。
　　可见，工人所受的剥削有加重的趋势，而资本家的利润率则有下降的趋势。这也是矛盾重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奇怪的矛盾之一。
　　有些人从利润的这种下降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的剥削会自行停止。他们说，资本所得的利润，最后将减少到使得资本家饿得不得不为自已寻找工作的地步。但是，只有在利润率不断下降，而资本的总额始终不变的时候，才能发生这种情况。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在各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总额的增长速度，都快于利润率的下降速度。资本的增加，是利润率下降的前提。同时，即使利润率由20%降到15%，最后再降到10%，也不会使在这个期间把资本额从一百万马克增到二百万马克或四百万马克的资本家的收入减少。这时，他依靠资本得来的收入，反而由二十万马克增到三十万马克，最后增到四十万马克。
　　利润率的下降，尤其是利息率的下降，决不表明资本家阶级的收入减少。要知道，他们所得的剩余价值量，是不断增加的。这种下降，只会使那些不能相应地增加资本的资本家的收入减少。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能使它的所有者维持“与他的地位相适应”的生活的最低限额，日益提高了。换句话说，为了使自己能够不劳动而只靠他人劳动生活所必需的最低财产额，日益上升了。五十年前还是一笔大财产，而今天已经不值几个钱了。
　　利润率的下降，并不会使资本家阶级灭亡，而只能使它的范围缩小。必然遭到灭亡而又要同样作殊死挣扎的小资本家，比如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小农民，一年一年地从资本家阶级的队伍中脱离出来。他们所作的垂死挣扎，虽然可以拖延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但最后必以他们本身或他们的子女沦为无产阶级而结束。他们逃避这种厄运的一切努力，大多只能加速他们的破产。
　　有许多笨蛋，蠢得使人吃惊。只要任何一个骗子手答应给他们以相当高的利息，他们就会把自己的钱交给这个人使用。但是，人们一般并不像他们所表现的那样愚蠢；骗人的勾当，是他们抓在手里的最后一根稻草，希望利用它从自己的一点点财产当中得到一定的收入。使他们迷误的，与其说是贪婪的念头，不如说是对贫困的恐怖。

第七节大生产的发展。卡特尔

　　除了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大工业间的竞争以外，巨大的资本主义企业和较小的资本主义企业之间也展开了猛烈的竞争。每一瞬间都有新的发明和新的发现出现，它们的应用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每这样向前一步，都或多或少地使企业的原有设备贬值，这就有必要革新生产和甚至常常扩大生产。凡是对此缺乏必要资本的资本家，迟早要失去竞争的能力，甚至倾家荡产，或被迫把自己的资本移转到较小的企业还有可能竞争的那种工业部门去。因此，大工业内部的竞争，引起小工业方面的过于膨胀，甚至使手工业在那些小生产还有一定立足余地的少数工业部门中遭到灭亡。
　　大工业企业越来越雄厚、越来越壮大。原来雇用几百名工人的大企业，变成了雇用几千名工人的巨大企业（比如纺纱厂、啤酒厂、制糖厂、铁工厂等等）。在各个工业部门中，较小的企业日益迅速减少。结果，工业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以后，也引起资本主义大工业企业的数目不断减少，而不是增加。
　　但是，还不止于此。经济的发展也促成资本主义企业日益集中到少数一些人手里，成为个别资本家的财产，或资本家公司的财产，但在经济上，资本家的公司也不外是一个当事人（法人）。
　　走向这一结局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其中的一条途径，是企图排除竞争的资本家打开的。前面说过，竞争是现代生产方式的原动力。的确，它是推动商品生产和商业的力量。尽管整个商品生产者社会十分需要竞争，可是，商品的每一个持有者都渴望自己的商品能在市场上不受他人竞争。如果他是这种商品的唯一所有者，即他垄断了这种商品，他就可以把商品的价格提高得大大超过它的价值，使一切需要这种商品的人，完全受他摆布。如果市场上出现数个出卖同类商品的人，他们也可以彼此联合起来，人为地造成垄断局面，作为唯一的一个出卖者在市场上出现。彼此的利害冲突需要调和的竞争者越少，这种联合组织——卡特尔，或联营组织，托拉斯、辛迪加等——也就越有可能形成。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市场扩大，增加市场上的竞争者人数，所以也给工商业方面垄断的形成造成困难。但是，如前所述，在每一个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迟早要使得工业企业的数目减少。从此以后，每一个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就越来越有条件形成卡特尔。在每一个国家里，只要它的国内市场由于实行保护关税而不受外国竞争，它就可以加速形成这种条件。因此，国内市场的竞争者数目减少了，而这种情况又可以使国内的商品生产者容易联合起来，形成垄断，并借助“保护本国劳动”的名义，勒索本国的消费者。
　　大家知道，最近十年用来调节一定商品的生产和价格的卡特尔，大大增加，特别是在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家，比如在美国、德国和法国，尤其如此。卡特尔一经组织起来，联合在一起的各企业，事实上就变成只有一个领导的一家企业，并且也常常在形式上属于一个总的管理机机构。
　　对工业发展最重要、最需要的商品——煤和铁等的开采和加工部门，首先组织卡特尔。大多数的卡特尔都把它们的影响大大扩展到被它们垄断的工业部门以外，使整个生产机构依存于少数垄断者。
　　在努力使同一工业部门的各种企业联合在少数几个人手里的同时，又竭力把相互供应原料或生产工具的不同工业部门的各种企业联合为一个整体。例如，许多铁路公司拥有自己的煤矿和蒸汽机车制造厂；制糖厂力图自己种植一部分甜菜，以供加工使用；马铃薯生产者自办酿酒厂等等。
　　还应当指出把各种企业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里的第三个途径。它比其余各种途径更简单。
　　我们已经看到，在现代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必须完成一些非常重要的职能。在其他生产制度之下，资本家也许会成为多余的，而在商品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大生产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为了进行生产和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里，必须有资本家拿出资本参与生产，对资本加以合理的运用。虽然资本家什么也不生产，也不创造任何价值，可是，他在经济机构中毕竟起着重要作用。资本主义企业的规模越扩大，资本家也就越是迫切地需要把自己日益增加的职能分一部分给其他资本主义企业，或交给他雇用的职员代理。当然，这些职能由雇佣职员执行，或由资本家本人执行，对于经济生活说来是没有什么不同的。这些职能决不会因为资本家把它们交给他人执行，而变成能够创造价值的东西。因此，既然这些职能不能创造价值，资本家就得为此付出一部分剩余价值。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剩余价值又一次被克扣，其结果是使利润随之减少。
　　如果企业的发展迫使一个资本家雇用职员来代替自己，那末，为此开支的费用，也不难用剩余价值的增加来补偿。剩余价值越多，资本家能够交给他的雇员去执行的职能也就越多，直到最后把他的全部职能都从身上卸下来，而只关心一件事情，就是怎样用未被他消费掉的那一部分利润去进行有利可图的投资。
　　达到这种状态的企业数目，一年比一年增加。股份公司的增加中最明显地表明了这种情况。即使没有远见的人也能看出，在现代的生产方式下，股份公司已经完全不需要资本家本人参加管理，只有他们的资本，对公司的经营才有意义。在英国（德国没有较早的统计数字），1845年创办股份公司57家，1861年——344家，1888年——2,550家，1896年——4,735家。1888年，共有股份公司11,001家，股本达到120亿马克；1896年，共有股份公司21,223家，股本升到230亿马克。1909年，共有股份公司46,474家，股本高达440亿马克。而在德国，1907年，共有股份公司5,148家，股本约为144亿马克。这些公司控制的企业有一万多家，雇用的人员达200 万人。
　　有些人认为，从股份公司这种形式中可以找到使“小人物”得到大企业的好处的手段。但是，无论是信用，或者不过是信用的特殊形式的股份企业，都日益迅速地成为把小人物的财产交给大资本家支配的手段了。
　　既然企业不再需要资本家本人参加管理，那末，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有必要的资金，都可以参加企业的活动，而不管他对该企业是不是内行。因此，个别资本家就能够把彼此完全不相联系的各式各样的企业统一到自己手里。大资本家最容易控制股份公司。为了使一个企业依附于自己，并迫使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资本家只须持有这家企业的大部分股票就行了；而股票是既可以很快买进，又可以很快抛售的。
　　最后，还应该指出大资本一般比小资本增长得快，因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资本越大，利润也就越多，即资本家所得到的收入也就越多，资本家用于自己消费的支出在这项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小，而他积累起来可以作为新资本而同原有资本结合的那一部分收入也就越多。一个资本家，如果他的企业每年给他带来一万马克的利润，那末，他只能用这笔该入过资本家所认为简朴的生活。这时，他如果每年能够积累二千马克——利润的五分之一——就已经求之不得了。假如另一个资本家，他的资本很多，使他每年可以得到十万马克的收入，那末，即使他的个人及其家庭的消费比前一个资本家多四倍，他也能把利润的五分之三加入原来的资本。如果一个资本家的资本多得使他每年可以得到一百万马克的收入，那末，他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个人消费之后（如果他是一个正常的人，充其量也只能花这样多），尽管他的生活极其豪华，他也能够安安稳稳地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积累起来。
　　和小资本家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日益艰难的同时，大资本家的财产却日益迅速地增长，并在很短时期内达到庞大的规模。
　　如果把上述的一切——企业规模的扩大，大财产的迅速增长，企业数目的不断减少，小企业日益集中到少数几个人手里——加以比较，那就可以明显地看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使已经为资本家阶级垄断的生产资料日益集中到越来越少的几个人手里。这种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一个国家或甚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全部生产资料，都成为个别的人或股份公司的私有财产，任凭他们支配；使整个经济机构变成一个统一的巨大企业，在这个企业里，一切都为一个主人服务，一切都属于一个主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私有制将使所有的人失去财产，而只有一个人例外。因此，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导致它本身的灭亡，使所有的人失去财产，把所有的人变成奴隶。这样，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便走向自己摧毁自己的基础的道路。当剥削者除了他所剥削的人以外便找不到自己的商品的其他消费者时，资本主义的剥削就变成违反常识的事情了。如果工资劳动者是唯一的消费者，那末，剩余价值体现于其中的产品，就将失去售出的可能性，而剩余价值也会一文不值了。
　　事实上，这里所描述的情况，是十分可怕的，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要知道，甚至只要接近这种情况时，社会上的苦难、对立和矛盾都要达到无法容忍的地步；如果发展不及时转变方向，社会就要离开正轨而趋于崩溃。
　　虽然，实际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可是，我们却正在迅速地，而且比大多数人的想像还迅速地朝着这一方向前进。这是因为：一方面，分散的资本主义企业迅速地向少数几个人手里集中，另一方面，随着分工的进步，我们又同时看到，表面上独立的企业的相互依存也加强了。但是，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变成小资本家对大资本家的片面依存。正如大多数表面上独立的家庭工业劳动者，实际上不过是资本家的雇佣工人一样，现在许多表面上独立的资本家，实际上从属于其他大资本家，而许多表面上独立的资本主义企业，事实上只是某一资本主义大企业的分支机构而已。
　　小资本家对大资本家的这种依存关系，比各种企业合而为少数人的私有财产的过程，进行得可能更加迅速。今天，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机构，从根本上说来，已经为少数几个巨大的资本持有者所按制，并受到他们的剥削。把这些机构在少数几家公司领导下统一起来，已经几乎只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了。
　　和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上日益依存于资本家阶级的同时，在资本家阶级内部，大多数资本家也更加依存于人数越来越少、而财富和力量却越来越大的一小撮资本家。
　　但是，这种依存关系，也像它不会使无产者、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小农民对自己的境况增加信心一样，也不会使资本家对自己的境况增加信心。情况恰恰相反，他们也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随着他们的依存关系的加强，他们对自己的境况也越来越丧失信心了。这种丧失信心在小资本家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可是，就是最大的资本家现在对自己的境况也没有充分的信心了。
　　我们谈到了资本主义企业曰益动摇的几个原因，即整个经济机构对于外来震荡的敏感性日益增强的若干原因。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使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各国之间的矛盾尖锐化，日益加甚一部分群众对另一部分群众的矛盾，使他们的斗争手段越来越强大，从而增加了上述震荡的机会，加重了震荡所引起的灾难。日益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不仅使资本家所占有的剩余价值增加，而且也使资本家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的商品数量增加。随着剥削的加剧，竞争，即企业主和企业主的残酷斗争，炽烈起来。和这种发展同时发生的是：生产技术不断革新，新发明和新发现相继出现。这些新的发明和发现，使现有的东西变成一文不值，不仅使个别的工人和机器变成多余无用，而且使整个企业甚至整个工业部门变成多余无用。
　　没有一个资本家能够预卜他的前途，没有一个资本家会有把握地知道他能否保住自己的财产和把它传给自己的子女。
　　资本家阶级本身日益分裂为两个阶层。其中的一个阶层，其人数经常增加，完全变成经济生活的累赘。他们终日无所事事，只是挥霍和浪费所掠得的日益增多的剩余价值，因为他们没有利用这些剩余价值来积累新的资本。如果还记得我们在前一章里谈到的有教养的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那末，看到如此大量的游手好闲的富人怎梯把金钱挥霍在庸俗低级的享乐上面，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
　　另一资本家阶层（这些人还没有成为他们企业的赘累），在人数上不断减少，可是他们操心的事情和责任却日益增加。如果说，前一类资本家越来越堕落为游手好闲的人，那末，后一类的资本家则挣扎在永无止境的长期竞争当中。
　　但是，对于这两个阶层来说，他们的地位都日见不稳定了。因此，现代的生产方式甚至使剥削者，即垄断一切巨大利益并把它们据为己有的人们，也不能完全满足了。

第八节经济危机

　　社会一切阶级普遍丧失信心的情况，在通常情况下就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而经济危机又使这种情况加剧起来。经济危机是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时时发生的。
　　由于最近几十年间，经济危机对于我们的整个经济生活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而广大的人士又还不了解危机的原因，所以我们稍微详细地谈一谈危机。
　　震撼世界市场的现代的巨大危机，是生产过剩的结果，而生产过剩又是与商品生产有必然联系的无计划性的结果^[6]。
　　生产量超过需要量的这种生产过剩，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可能发生。但是，如果生产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生产的，那末，这种生产过剩当然不会带来危害。比如说，一个原始的农民家庭某一次收获的谷物超过了它的需要，那末，它既可以把多余的谷物贮存起来以备歉收年份使用；如果他的谷仓已经容纳不下了，他可以将多余的谷物拿去饲养牲畜，最坏也不过把谷物丢掉不用而已。
　　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情况就不同了。商品生产（在它的发达形式下）的前提是任何人都不是为自己生产，每一个人都是为他人而生产。每个人都必须购买他所需要的东西。但是，社会的全部生产却不是按照计划布置的。恰恰相反，每一个生产者都要自行估计社会上对他所生产的商品的需要量有多大。另一方面，在商品生产之下，生产一超过物物交换的买卖这个低级阶段，除了货币商品和贵金属的生产者以外，谁也不能在售出自己的商品之前预先购进任何商品。这就是危机所由产生的两个根源。
　　为了便于说明，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定有四个人同时在一个市场上碰头，其中一个人是货币持有者，假设他是一个开采黄金的人，手中持有一块价值二十马克的黄金，另一个是酿酒人，带来一桶葡萄酒；第三个是织布的，他带来一块麻布；第四个是磨粉的，他带来一袋面粉。我们假定这些商品的价值相等，各为二十马克（如举别的例子，只会使情况复杂一些，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市场上只有这四个商品持有者。再假设其中的每个人都确知对方的需要：酿酒人把自己的那桶葡萄酒卖给采黄金的人，并用所得的二十马克从织布人手里买来了那块麻布；织布人用他的售货所得的款项买进了那袋面粉。结果，每个人都满意地离开了市场。
　　第二年，这四个人又碰在一起；每个人都想出售去年的那种货物。采黄金的人仍要向酿酒人买进葡萄酒。可惜酿酒人一点地不需要麻布；他或许需要货币去偿还债务，所以，他宁愿穿着破旧的衬衣，而不去购买麻布。结果，酿酒人带着二十马克回家去了。现在，织布人也找不到买主了。只要织布人找不到买主，磨粉人在市场上就白等一场。假如织布人的家庭已经断炊，他急想买进一袋面粉，可是他所生产的麻布却没有人要，于是麻布变成多余的东西，而面粉也因此变成无用之物。织布人和磨粉人手里都没有货币，他们无法购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现在就变成生产过剩的物品。同样地，为他们而生产的其他货物，比如（为了继续进行比较）木匠为磨粉人生产的而磨粉人也要购买的桌子，也成了生产过剩的物品。
　　经济危机的一些最本质的现象，已在这个例子中全都表现出来。当然，在这种简单的关系之下危机是不会出现的。在商品生产的初期阶段，每个企业总要或多或少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一部分东西，而每一个家庭的商品生产，不过是它的全部生产的一部分而已。在上面的例子中，织布人和磨粉人各有一块土地和几只牲畜，所以在他的商品找不到买主的时候，也能安然无事地生活一个时期。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他们找不到买主也能生活下去。
　　在商品生产的初期，市场的规模还不大，对市场还容易观察，而生产和消费，以至整个社会生活，也是年年岁岁沿着同样的轨道前进。在古代的小公社里，人人相识，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别人的需要和购买力。经济机构始终没有什么变化；生产者的人数，他们的生产效率，他们的产品数量，消费者的人数，他们的需求量，他们拥有的货币数量——这一切条件都变化得很慢，而且一有变化就会被人察觉和加以注意。
　　但是，随着商品交易的发展，就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在商品交易的影响下，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越来越居次要地位；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尤其是商人越来越完全依赖于自己商品的销售，并且是尽可能迅速地销售。商品销售的迟缓或发生障碍，对商品持有者说来，现在变成越来越大的灾祸。在某种情况下，这可以使他在经济上复灭。同时，商业萧条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通过商品交易，把彼此分散而远处各地的市场联系起来；结果，共同市场的范围扩大了，而对市场的观察也变得不容易了。因商业活动而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出现了一个或数个中介人，这也使得对市场的观察变得更加困难。同时，由于商业和运输的发展，商品的运转更加便利了，只要有一点刺激，就足以使大量商品涌向一个地点。
　　确定商品的需求和现存数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统计学的发展，也没有消除这种无法确切观察的情况，而只是使在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才开始的计算一般说来有了可能，而没有统计，这种计算是不可思议的。整个经济生活越来越依存于商业投机，而商业投机日益具有冒险性质。
　　商人向来就是投机家；投机不是在交易所里发明出来的。投机是资本家的必要的职能之一。商人通过投机活动，换句话说，就是估计商品的预期需要，到价格低廉的地方，即货物过剩的地方去买进商品，而在价格高昂的地方，即缺货的地方去卖掉。这样，商人便协助在独立的私人企业的无计划生产的混乱局面中建立了一定的秩序。但是，商人在进行投机的时候，也可能有估计错误的时候，何况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个商人，这使他不能在冒险之前长时间地仔细考虑。有成千上万的竞争者同他一样在等待着利用一个良机，谁最先抓住这个时机，谁就能大捞一把。这就是说，行动必须迅速，不宜详细打听，不能长久考察，而只能冒险：谁冒险，谁就能胜利！但是，也可能失败。一旦某个市场对于一种商品的需要大增，那末，这种商品就会大批地涌到这里，一直到超过市场的消化能力为止。于是，商品价格下降，商人不得不廉价出售，而且常常要亏本出售自己的商品，或者带着他的商品去另找价钱更好的市场。商入在这场赌博中所受的损失，可能大得使他破产。
　　当发达的商品生产占居统治地位的时候，市场上的商品供应不是过多，便是过少。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把这种情况，看成是最英明而值得惊叹的调节方法；但是，我们却有不同的看法，反正只要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商品生产存在一天，这种现象就无论如何不可避免。这种英明的调节，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引起这样的结果：由于某种非常强烈的刺激，商品充斥市场，堆积如山，使得商人所受的损失异常沉重，大批商人无力清偿他们的债务，就是说，遭到破产。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纯粹的商业危机。
　　交通工具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使商品更容易突然充斥市场，从而加速危机的进程，增强危机的破坏作用。
　　然而，在小生产还是生产的主导形式的时候，商业危机的规模和深度都是有限的。当时，不论有什么样的刺激，都不可能使为整个市场而生产的产品的数量迅速增加。在小手工业企业占统治的时代，生产不能飞速扩大。它也不可能通过增加工人的办法来扩大，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各居民阶层中的一切有工作能力的成员，都已经就业了。只有加重各个工人的劳动负担，比如延长劳动时间，星期日加班等等，才能扩大生产。但在幸福的昔日，独立的手工业者和农民，还没有受到大生产的竞争，他们不愿意那样拼命地工作。即使他们甘愿过度劳动，这也带不来多大好处，因为当时的劳动生产率还不高。
　　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兴起，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大工业，不仅把能使商业迅速地将商品运向市场的一切辅助手段发展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不仅创造了空前未有的劳动生产率，不仅把市场扩大为包罗全球的世界市场，不仅增多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人，而且也使生产能够适应商业的每一变动而飞跃地扩大。
　　现在，工人完全从属于资本家，他可以随意延长劳动时间，取消工人在星期日和晚间的休息。这种情况已经可以使资本家以快于以前可能达到的速度扩大生产。今天，由于劳动生产率已经大大提高，所以加班1小时所起的增产作用，与手工业时期完全不同了。因此，资本家现在能够迅速地扩大他的企业。特别是由于信用制度的帮助，资本具有了很大的伸缩性。事业的兴隆，提高了信誉，吸引他人的资金，缩短一部分资本的周转时间，从而增大了资本的效率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资本经常控制着工人的产业后备军。这样，资本家可以随时扩大他的企业，添雇新的工人，迅速地增加生产，最好地利用每一有利的行情。
　　在本章的开头，我们已经说明，在大工业统治的情况下，产业资本日益占居首要地位，逐渐控制了整个资本主义机构。而在资本主义工业内部，某些工业部门，主要是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又占主导地位。如果其中的一个部门受到刺激，例如，由于发现了比如像中国这样的巨大新市场，或由于像在美国那样突然开始进行的大规模铁路建设，那末，它不仅可以开始迅速扩大，而且还能把它受到的刺激传给整个经济生活。资本家开始扩大他的企业，创办新工厂，增加原料和辅助材料的消费，雇用新的工人。同时，地租、利润和工资也随之增涨了。对各式各样的商品的需求开始增加，各种不同的工业部门相继进入经济高涨阶段，最后这种经济高涨变成普遍现象。这时，好像每个企业都有欣欣向荣的前景；商誉成一种盲目的东西；信用无限制地膨胀，凡是有一点钱的人，都力图加以有利地使用。凡是在不断上升的地租和利润中占有一份的人，都竭力想把他的这份收入转化为资本。真正是皆大欢喜了。
　　这时，得到大大发展的生产，完全满足了扩大的市场需要；可是生产并没有停止。一个人完全不知道另一个人在做什么；即使某个资本家在头脑清醒的时候也可能产生疑虑，但是，他们仍然要受利用市场行情的必然性所驱使，而不肯把良机放过。落在后面必然要失败。生产过多的商品的销售越来越难，越来越慢，商号的库房里积压了大批商品，可是人们仍在兴高采烈。这时，就在这些商号里，有一家商号应当清偿几个月前从工厂主那里赊来的商品的货款。但是，商品还没有售出，他只有货物，而没有现款。它不能清偿自己的债务，于是，它宣告破产了。另一方面，工厂主也需款还债。可是，因为他的债务人（商号）无力偿还他的债务，所助他的工厂也倒闭了。这样，一个接着一个破产。最后，出现普遍混乱的局面。以前的盲目信赖，现在被程度相同的盲目恐惧所代替；恐慌成了一般现象，崩溃到来了。
　　整个经济生活从根底上发生了震荡。凡是基础不牢的企业，都垮台了。复灭的企业，不仅有大企业，而且也有平时勉强维持门面的一切企业。在危机时期，农民、手工业者和小资本家的财产遭到了极其迅速的剥夺。但是，也有不少大资本家破产了，谁也不敢说自己能够逃脱总崩溃的灾难。当然，没有垮台的大资本家们又获得了丰富的战利品。在危机中，不仅“小人物”的财产被剥夺了，而且企业更向少数几个人手里集中，大财产的增长也比任何时候更加容易。
　　但是，谁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在危机中自保，能否度过危机。在危机时期，只要工商业的活动没有走上比较正常的轨道，现代生产方式造成的一切恐惧，就要达到顶峰；不安，贫困，卖淫和犯罪现象日益增加。成千上万的人由于饥寒交迫而死去，这只是因为他们生产了过多的衣食住用品！这时，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现在的生产力越来越和商品生产不相容，生产资料私有制越来越变成该受诅咒的东西——首先对一无所有的人说来是如此，而归根到底对有产者说来也是如此。
　　有些经济学家希望通过卡特尔来消除危机。这是再错误不过的想法了!
　　利用卡特尔来调节生产，这首先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卡特尔必须控制一切主要的工业部门，并在国际范围内组织起来，普及到一切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但是，国际卡特尔是不容易组成的，而且也难于彻底维持下去。马克思早在五十多年前就已指出，不仅竞争产生垄断，而且垄断也产生竞争。^[7]组成卡特尔的一些企业所得的利润越多，则危险也越大，因为没有参加卡特尔的任何一个力量强大的资本家，都企图通过创办竞争企业的办法来掠取卡特尔的利润。
　　卡特尔和托拉斯本身，也成了商业投机的对象和原因。它们是股份企业的最高形式，使得能在这种企业的帮助下极其容易地实现的欺诈的投机行为达到极点。如果说从1871年到1873年那个投机盛行的年代，是创办股份公司的时代，那末，从1896年到1900年这个刚刚过去不久的投机盛行的年代，就是卡特尔和托拉斯创立的时代，在美国尤其如此。^[8]用卡特尔来防止生产过剩，通常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为了对付生产过剩，卡特尔的主要使命不在于防止生产过剩的发生，而在于把生产过剩的恶果从资本家身上转嫁到工人和消费者身上。卡特尔当然要帮助资本家转嫁危机的后果，暂时限制生产，解雇工人等等，而且不使资本家的利润受到损害。
　　我们且来假定一种甚至完全不可想像的情况：世界的主要工业部门，在最近的将来果真组成了具有国际性质和纪律严明的卡特尔。结果会怎样呢？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从一个方面消除同一工业部门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我们若去研究仍将继续发生的竞争的其他后果将会如何，那就离题太远了。我们只指出一点：同一工业部门的企业主间的竞争越减少，他们同依赖他们商品的其他工业部门的企业主间的利害冲突也就越增加。即使同一工业部门的各个生产者间的斗争停止了，生产者和广义的消费者间的斗争也会日益尖锐。这里所说的广义的消费者，也包括每一个生产者。例如，棉织品的生产者，不管他自己是否消费棉布，他毕竟是棉花、煤炭、机器和汽油等物品的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资本家阶级被分成若干互相火并的阶层，而不是分成独立进行竞争的个人。
　　现在，每一个资本家都力图尽量多生产商品，尽量多向市场供应商品，因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商品越多，利润也就越多。只有资本家看到市场的容量和他的资本有限，才会暂时限制生产。相反地，如果普遍组织卡特尔，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将不是像某些粉饰现状的人所说的那样，生产会得到调节，从而使危机得以消除；我们将会看到，每一个卡特尔都力求尽量少生产商品，因为商品越少，它的价格也就越高。以前，当市场上商品过多时，商人就故意烧毁一部分商品，以便使剩下来的商品能够高价出售。商人的这种惯用手法，这时将被普遍采用。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是不能存在下去的。每一个卡特尔一方面自己力求减少生产，另一方面又竭力迫使生产它所必需的商品的其他卡特尔生产过剩。达到这个目的方法是很多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比对方卡特尔限制生产的程度更加限制自己的消费。第二种方法是求助于科学，要求制造代用品，以代替生产受到限制的商品。第三种方法是有关的消费者自行生产他们所需要的商品。
　　我们举例来说明。假如几个铜矿组成了一个卡特尔，缩小铜的生产，把铜的价格提高。这样作的结果将会怎样呢？这时，在炼铜企业的工业家中，有一些人将停止自己的生产，等待良好的时机；另一些人就会竭力用其他金属来代替铜；其余的一些人则购置或自办铜矿，以摆脱对铜矿卡特尔的依赖。到了最后，铜矿卡特尔就要瓦解或破产，结果就出现危机。
　　如果这些做法都不成功，那末，铜矿卡特尔缩小生产的做法，将会造成人为的减产。结果，用这个卡特尔的产品作原料和工具的一些工业部门，也要发生危机。
　　可见卡特尔不能消除危机。如果说卡特尔在这方面也能发生一些住用的话，那至多是使危机采取另一种形式，但是决不是更好的形式。破产是无法避免的。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破产的范围更加广泛，不仅波及个别的资本家，而且每次都波及整个的资本家阶层，以及依靠资本家生活的一大批人。卡特尔无法消除危机，倒是会引起破坏性大大超过迄今为止所遇到过的一切危机的危机。
　　只有所有的卡特尔联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卡特尔，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全部生产资料都集中在这个卡特尔手里，换句话说，只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确实废除，成立卡特尔才能消除危机^[9]。相反地，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一天，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只要私有制仍旧存在，要想单单消除它的阴暗面，那是不可能的。

第九节慢性的生产过剩

　　除了周期性危机之外，即除了暂时的生产过剩和随之而来的暂时的财富损失与人力浪费之外，经常的（慢性的）生产过剩和经常的人力浪费也日益严重。
　　我们已经说过，技术革新在不断进行。它的范围日益扩大，因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年复一年地征服新的工业部门和新的地区，结果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且（就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
　　同时，新的资本的积累，也在不断进行着。对各个工人的剥削越重，被剥削的工人越多（不仅在一个国家，而且在一切国家），剩余价值量也就增加得越快，同时，资本家阶级毎年留下充作资本财富也就越多。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它是不能停滞不前的。生产的不断扩大，市场的不断扩张，对它说来，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停滞不前，就等于死亡。以前，任何一个国家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年年都生产数量几乎相同的产品，产量一般只是随着人口增加才有增加，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是一开始就决定了生产的不断增长；生产一有停顿，就意味着社会趋于衰落。衰落的时间越久，也就越加痛苦，越加难忍。除了由市场所引起的扩大生产的临时性刺激以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一种扩大生产的经常的意图，这种意图来自生产关系本身，它不但不是由市场的扩大引起的，反而使市场必然不断扩大。
　　但是，这种扩大也越来越困难了。
　　诚然，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扩张，地盘是非常大的，它越过一切地方界限和国家界限，使全球都成为它的市场。同时，资本主义生产也使地球变得太小了。一百年以前，资本主义工业（主要在英国）的市场，除了欧洲西部以外，只有其他各洲的一些沿海国家和岛屿。但是，资本家和他们的卫士与帮凶的精力和贪欲旺盛得很，他们所掌握的手段又十分强大，以致从那时以后，几乎地球上的所有国家都不仅对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商品，而且对欧洲和北美的所有资本主义工业的商品打开了大门。因此，除中国之外，尚未开辟的市场，只剩下这样一些地方，在那里，除了热带病和挨一顿棍棒之外，什么也得不到。
　　诚然，运输工具的异常发达，一年一年地使资本家对每个市场的榨取越来越方便。但是，恰恰在那些并不是完全没有开化、而是有一定文化和一定文明要求的国家里，市场越来越具有另一种性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商品的侵入，到处（不仅在欧洲）扼杀当地的小生产，使手工业者和农民变成无产者。这种侵入，使资本主义工业的每个销售市场都发生了两种重要的变化：第一，它使人民的购买力下降，因而妨碍了在那个市场上扩大销路；第二，更重要得多的是，在它使无产阶级产生的同时，就在那里为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了基础。因此，欧洲的大工业便为自己挖下了坟墓。市场的扩大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每次继续扩张，都意味着新竞争者的出现。比如，美国大工业不仅力图摆脱对欧洲大工业的依赖而完全独立，而且还想独占整个美洲；更加年轻的俄国工业已经开始独自向它的地跨欧亚两洲的全部领土供应自己的商品；东印度、中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正在发展成为工业国家，迟早将能够自己满足它们在工业方面的需要。欧洲工业的市场不仅不能继续扩大，反而要开始缩小的时刻，看来已经不远了。而这正是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
　　其实，从某个时期以来，市场的扩大就已经进行得十分缓慢，而跟不上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资本主义生产遇到的障碍越来越多，充分发展它的生产力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经济高涨的时期越来越短，而危机的时期却越来越长，这在英国和法国这些老牌工业国家，情况尤其如此。而在美国和德国这样一些刚刚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还能使繁荣时期拖长一些。但是，除了这些国家以外，还有几个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奧地利和德国，已经具有高涨时期缩短和危机时期拖长的特点。
　　因此，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或完全未被利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增加了，白白浪费的财富多如山积，得不到利用的劳动力多得惊人。在得不到利用的劳动力当中，不仅有大量的失业者，而且还包括无数的、还在继续增加的全部社会寄生虫。后一类人不能从事生产活动，而依靠大部分是完全没有用处的、而且常常是十分吃力的各式各样职业，勉强维持可怜的生活。在他们当中，有小商人，酒关老板，代理商和中介人；各个不同阶层的大批流氓无产阶级，比如上层或下层社会的骗子，罪犯，职业娼妓和依靠他们生活的一些人；其次，是为有产者作私人服务工作的人数众多的男佣和女仆；最后，还有数量巨大的士兵，也属于这类人，而如果没有生产过剩，使工业腾岀数量如此众多的劳动力，则最近二、三十年不断进行的扩军，是不可能的。
　　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在它固有的富裕中喘息；它越来越无力使自己所创造的生产力充分发展。要想使它不致分崩离析，就势必把越来越多的生产力闲置起来，把越来越多的产品白白浪费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代替了小生产。大生产的生产资料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而大生产的工人则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这种生产方式使有限的劳动生产率（这种有限的劳动生产率是手工业和农民的农业所固有的）提高到难以置信的地步。资本家阶级的全世界历史使命，就在于实现这一点。它通过使被剥夺和被剥削的人民群众遭受可怕的灾难的办法来完成这一使命，然而，它总算完成了。资本家阶级和它由以产生的两个基础——商品生产，以及与商品生产紧密联系着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私有制——一样，同样是历史的必然产物。
　　但是，即使说资本家阶级和它的基础曾经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可是，今天也不再需要它们了。资本家阶级的职能日益转交给雇佣的职员，而绝大多数的资本家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坐食他人的劳动果实。资本家已经和一百年前的封建主一样，变成多余的人了。
　　还不止于此。同十八世纪的封建贵族一样，今日的资本家阶级已经是社会向前发展的障碍物。生产资料私有制早已不再保障每个生产者有对自己的产品的私有权和自由了。目前，生产资料私有制正在迅速地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全体人民失去这种私有权和自由。生产资料私有制，日益由社会的基础变成摧毁社会的一切基础的手段。它由推动社会最快地发展其生产力的手段，变成迫使社会日益浪费和闲置其生产力的手段。
　　这样，不仅对小生产者说来，而且对整个社会说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最初的性质已变成了自己的对立物。它由社会发展的动力，变成了社会停滞和社会崩溃的原因。
　　现在，已经用不着再问人们愿意不愿意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它的灭亡是毫无疑问的。整个问题只在于：是让生产资料私有制把社会和它一道拖进深渊呢，还是让社会摆脱这种毁灭性的负担，以便有可能自由地并以新的力量沿着发展那规律为它指定的道路继续前进呢？

^[1]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银行，是一种资本主义企业，办理债权人和债务人间的中介业务。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生产的积聚和工业垄断的形成，也导致了银行业的积聚。巨大的银行通过收买股票、提供贷款等办法，使小银行从属于自己。资本家阶级的几乎所有的货币资本和其他居民阶层的货币资金，只受不多几个大银行支配。银行促进了股份企业的建立，它们一方面负责把个別资本家的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另一方面参加创办新的股份公司（成立公司）等活动。

^[2] 严格说来，租金与地租并不是一回事。租金通常包括资本的利息在内。不过，就我们的目的说，我们不妨把租金和地租看成一样。——考茨基

^[3] 考茨基在这里把国家看做似乎是超阶级的力量，从而对机会主义作了让步。在比较晚期的著作里，考茨基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提出“纯粹民主”的理论。这种理论宣传帝国主义时代国家的超阶级性，鼓吹无产阶级可能利用国家来同资本主义斗争。列宁在他的一系列著作（《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等）里，揭穿了考茨基的国家观点的机会主义实质。——俄文版编者

^[4] 考茨基在这里不是完全确切地使用了“民族的”一词。资本家所发动的战争，只是为了民族中少数人的利益。——俄文版编者

^[5] 考茨基在这里把利润和剩余价值，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概念混淆起来了。这里说的不是剩余价值下降了，而是利润率的下降。——俄文版编者

^[6] 生产的无计划幷不是同一般商品生产相联系，而只是与以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在生产资料转变为公有的情况下，虽然存在着商品生产，但是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却消失了，而出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有计划地利用后一规律来调节社会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俄文版编者

^[7] 参看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2-180页。）

^[8] 1871—1873年时期——由1870—1871年普法战争战胜法国和德国统一到1873年危机——是德国依靠加强掠夺劳动人民群众和利用得自法国的50亿战争赔款蓬勃发展工业与开始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时期。在工业发展的同时，投机倒把之风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
　　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从1896年到1900年，是资本主义垄断巨大发展、生产集中和资本积聚过程加强的时期。在这以后，爆发了1900—1903年危机。

^[9] 后来考茨基把这种建立一个全世界卡特尔就可能消除经济危机的思想，发展成为他的“超帝国主义”理论。这种理论造成一种幻想，认为资本主义有可能进入没有冲突、没有危机的发展时期，硬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似乎只要把一切国际卡特尔和托拉斯结合成为一个“超托拉斯”，就可能使各国的资本家达成协议，调和他们的利益，幷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战争。列宁揭穿了“超帝国主义论”在理论上的错误和危险性，指出考茨基只抓住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趋势——垄断的发展和垄断之间联系的加强——，而忽略了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俄文版编者

第一节 商业和信用

第二节 分工和竞争

第三节 利 润

第四节 地租

第五节 赋税

第六节 利润的下降

第七节 大生产的发展。卡特尔

第八节 经济危机

第九节 慢性的生产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