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序言（卡尔·考茨基）

第二版序言

卡尔·考茨基

　　本书第二版印行时，我们在形式上作了变动。这本书现在已经不再作为一套丛书的首卷出版，而是以独立著作的形式刊行于世了。不过，我并没有因此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任何修改；就内容来说，本书基本上依然保持原貌。我只是对书名作了改动。这部著作原先题为《近代社会主义先驱总论》，现在改成了《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
　　这一改动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我感到十分必要，因为本书第一版的题目与内容不尽相符。产生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当我确定了本书的主旨，开始执笔起草的时候，人们还没有决定把这本书编入社会主义通史，并作为这套丛书的首卷在日后出版。
　　早在《社会主义史综述》这套丛书的出版计划拟定之前，我已经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来编写本书，并且完成了其中的主要章节。将近1/4世纪以前，我就已经着手为撰写本书进行研究工作了。当时我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作出的伟大贡献就在于把空想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这也是恩格斯早在1845年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提出的要求。^[1]1886年，我在《新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组题为《哲学的贫困和资本》的文章，对这一思想作了详细的阐述。那时候，欧文和魏特林等人所坚持的空想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明显。我很想了解这种矛盾的由来是否能上溯到过去的时代，同时也想探究这种矛盾在当时具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我感到，研究宗教改革时期的情况对于弄清上述问题十分有益，因为在那个时期，许多略具雏形、刚刚萌生的矛盾已经产生了影响；后来，由于专制主义的压迫，这些矛盾未能显现出来，直到17世纪中叶、18世纪末期以及19世纪，它们才分别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中重新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认为，在宗教改革时期，这种矛盾在托马斯·闵采尔和托马斯·莫尔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在这个问题上，我并没有作出错误的判断，可是，我所设想的计划却与事实相距太远：当初我以为，只要用几个印张的篇幅就足以阐明这两个人物的特征及其在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地位；而后来，我却很快就陷入了日益繁复的工作之中。
　　在研究托马斯·莫尔的过程中，我的工作进展得倒还十分顺利；1887年，我已经出版了有关这个人物的专题著作。^[2]莫尔在学术方面造诣深湛，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著述，我们从这些著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本质特征。在同时代的作家当中，莫尔享有崇高的声誉；那些作家经常饶有兴致地执笔为文，评述他的为人和作品。莫尔生前是一位政治家，临终时成了天主教会的一名殉道者。正因为如此，人们也常常怀着爱戴的心情描述他的政治生涯。况且，莫尔所参与的学术事业和政治活动都是在上层进行的，而社会的上层总是为公众所瞩目，因此我们也就比较容易掌握那个领域的情况。
　　可是，当我着手研究闵采尔的时候，却遇到了远为复杂的难题。闵采尔所接受的并不是人文主义教育，而是神学教育；他给后世留下的只是一些传单，而这些传单又裹着厚厚的一层神秘主义外衣，人们很难揭开这层外衣，以窥见其中的实质性内容。闵采尔的信徒和朋友大都是没有文化的无产者，而当时那些记述闵采尔生平活动的文献编纂家又都是同他势不两立的仇敌；而且，闵采尔所献身的运动始终处于秘密状态之下，因此，有关他的生平事业和思想的那些记载就不仅充满敌意，而且往往显得十分含混。
　　所以，我绝不能单纯以这些史料为依据；在参考史料的同时，我必须用更多的注意力去认识闵采尔参与的那场运动所蕴含的规律性的东西，以便用这种认识去阐明闵采尔的斗争历程。这种做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所遵循的唯物主义方法从一开始就提出了这种要求。
　　我在历史研究中遵循的这种方法常常遭到曲解，那些批评我的人总爱指责我随心所欲地“杜撰”历史，因此，这里有必要对我采用的这种方法作一番简要的论述。
　　历史的起点从来都是人类个体的历史。我们所说的社会，实际上只是人类个体相互关系的总和；个体之间的合作、互助或斗争乃是维持其生存的必要条件。如果个人的作用不再产生实际效果，历史的发展就会戛然而止。唯物史观之所以与传统历史观迥然不同，并不是由于唯物史观无视人在历史上的地位，而是由于唯物史观绝不仅仅着眼于个别的杰出人物。在历史文献中，唯有这些杰出人物的事迹才得到流传，也只有他们才被看成是历史进程的体现者。而我们则认为，历史的进程是全体参与者共同创造的结果，单独的个人即便拥有无边的权力，也无法象全体群众那样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我们要想理解历史发展的进程，就必须首先弄清促使群众投入运动的原因。
　　可是，给我们提供历史资料的那些文献编纂家却很少考虑到群众。他们所推崇的是曾经对群众产生过特殊影响的个别人物。当然，在探讨历史问题的时候，我们唯物主义历史学家也常常需要从研究杰出人物入手，为此，我们可以去研究莱辛和弗里德里希二世，也可以去研究大革命时期的人物或宗教改革时期的社会主义者。可是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个别人物的研究不过是整个研究工作的起点罢了。我们不能把群众看成是一连串毫无价值的“零”，以为只有在这些“零”前面加上一个数码才能使它们构成有效数字；我们也绝不打算从群众领袖的身上去领悟群众所起的作用。在促使群众投入运动并激励他们发挥作用的诸种因素中，领袖仅仅是一种因素，而这种因素并不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况且，领袖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从群众中汲取力量，并根据群众的意愿去确定目标，如果没有群众，领袖就变成不可理解的人物了。
　　因此，如果我们需要描述和理解一个历史人物，首先就应当研究这个人物的各种特征，看其中有哪些成份属于他所处的时代以及该时代的人民所具有的社会共性，哪些成份属于这个人物本身所特有的个性。在确定了这一点以后，还要进一步研究这种个性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对个人产生影响的特殊环境和特殊命运铸成的。在这一切全都弄清之后，这个人物身上剩下的那一部份禀性就只有用他本人的天赋条件来说明了。而面对这个领域，历史学家则应当停住自己的脚步。对于艺术家和自然科学家来说，也许正是剩下的这一部份禀性包含着待别引人注目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对于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却没有丝毫的意义。
　　在达到了上文列举的各项目标之后，我们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直到这时，我们才开始接触到这一任务的最艰巨的部份。
　　当我们把需要研究的人物所具有的个性和他的社会性加以区分以后，我们还必须努力弄清这种社会性的内涵。这个人物以社会运动的代表和先驱的身份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因此，面对这场社会运动，我们也同样需要努力区别其中的特殊因素和一般因素。为此，我们必须把这场运动同其他各种类似的运动加以比较，以便通过这一途径去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和共同之处。
　　在这一工作完成之后，我们还要进行一项最浩繁、最艰难的研究工作。我们必须把历次运动同那个时代、那个民族的整个社会进程联系起来逐一加以考察，而整个社会的进程归根结底又取决于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探讨每一次运动的历史特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当时的社会特征和经济特征加以解释，一方面又要研究历次运动的共同特征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种社会形态和各种生产方式所共有的那些因素。
　　只有在这种研究获得成功之后，我们才可以说，我们能够把某个历史人物作为起点，进而去深入探究，以便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一旦掌握了这种规律，我们便可以回过头来阐释个别人物和个别运动的历史中存留的某些尚未澄清的问题。
　　我们缺少翔实的史料，因而无法详尽无遗地了解那些对于认识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许多文献已经散佚不存；而有些文献又仅仅记述了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其内容或则讹误悖谬，或则语焉不详。而且，许多事件在史籍中未见记载，因为编纂者认为这些事情不值一提；直到后来人们才认识到，当初某件无关宏旨的小事原来正是一起重大事件的胚芽。还有一些情况在史籍中根本无从查考，因为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些情况不言自明，毋庸赘述。可是在今天，这一类情况却使我们感到十分陌生、难于理解了。
　　即便是最严谨、最精邃的史料考订工作，也只能澄清原始资料中业已充分记述的史实；我们丝毫也不可能通过考订工作去填补历史文献的空白。每一个历史学家都会遇到这种史料残缺的情况；他必须进行极其审慎的判断，然后再去勉力从事补苴罅漏的工作。然而，历史学家只有从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出发，才能站在坚实的基础上去完成这项任务。正如古生物学使人们有可能凭借残存的骨骼去再现某些绝种动物整个躯体的原形一样，历史学也必须根据个别的征象努力再现整个社会结构的原貌。当然，这里所进行的仅仅是一些构想，但是，这绝不是随心所欲的杜撰。在这项工作中，人们肯定会发生错误，然而，这却是重现历史进程全景的唯一途径，因为文献资料只能使我们对历史的进程获得一鳞半爪的印象。
　　在进行这一工作的过程中，如果采用上文论述的那种方法，我们就会取得比传统的历史编纂学更加确切可靠的成果。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也必须再现历史的原貌，不过，它所努力再现的并不是社会的结构，而是个别人物的内心世界——它只要迈出了这一步，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取得确切可靠的成果了。人的内心世界是一个千变万化、云谲波诡、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领域，任何其他领域都无法同人的内心世界相比。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充分认识他自己；至于别人，那就更不可能对这个人进行充分认识了。而现在，有人竟想去描述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的内心世界，这个人生活在距今十分遥远的时代，其内心世界与今人迥然而异，而对于他的情况，史籍的记载实在少得可怜，更何况这种记载已经被各党各派出于自己的好恶歪曲得面目全非！如果人们要议论什么“凭空杜撰”的话，这种描写伟人的方式才真正是凭空的杜撰。诚然，在叙述历史时，我们不得不把某些杰出人物作为起点。可是，历史编纂学的工作如果仅仅局限于此，而不努力把过去流传下来的那些空疏浮泛的人物评传置于社会基础之上，进行脚踏实地的研讨，那么，它就不仅不可能为阐明历史规律作出任何贡献，而且永远只会给人们提供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
　　当然，上面所说的一切都只是针对历史学家而言的，因为历史学家的出发点是人类行为的规律。谁要是发誓保持自己的意志自由，他必然从一开始就会拒绝我们所说的史学方法；可是这样一来，他也就根本没有资格奢谈什么历史科学了。对于他来说，史学只是一门多少带有一点庄严色彩的艺术，在这门艺术中，正确性当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挥道德的功能，即感化的作用。
　　由于采用了上述唯物主义的方法，我对闵采尔生平事业的研究很快就步步深入地进行下去了。这种方法一方面促使我去研究再洗礼派，一方面又推动我去研究中世纪的共产主义教派，它甚至还迫使我追根溯源，去研究原始基督教的共产主义。通过研究，我要弄清什么是闵采尔独具的特征，什么是闵采尔同当时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共有的特征；同时，要弄清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具有何种特色，以及这场运动同其他类似的运动在哪些方面互相吻合；最后，通过研究，我还要弄清各种运动产生的经济背景和政治背景。闵采尔始终是我所要论述的中心人物，可是，我的论著的内容却远远超出了这个中心人物的范围。
　　就在我的著作即将完稿的时候，我的朋友、拙著的出版者狄茨拟定了《社会主义史综述》的编辑方案；他向我提出建议，希望把我的书稿作为这套丛书的首卷出版。我欣然同意，因为我感到应当支持这项旨在解决燃眉之急的工作。我的书成了阐述近代社会主义问题的各卷著作的引论，因此，我当时将本书定名为《近代社会主义先驱总论》。
　　可是，本书的内容同这个题目并不完全契合。有些评论者已经正确地指出：我的著作没有囊括所有可以被看成是近代社会主义先驱的人物；而且，对于书中论及的人物，我在评述时也没有均匀地使用笔墨，有关早期历史人物的情况，我写得比较粗疏简略，而对于闵采尔和再洗礼派的情况，则写得十分细微周详。
　　可惜我们未能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出版《社会主义史综述》这套内容详尽的丛书。我们最后不得不放弃了这项计划。这样，本书第二版便以独立著作的形式出版了；借此机会，我根据上文申述的理由更动了书名，以便使题目更切合书中的内容。我实在不想完全舍弃第一版的书名，否则，我会将本书的标题改作《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共产主义者及其先驱》。
　　我最初为本书拟定的标题是：“托马斯·闵采尔与托马斯·莫尔的对比研究”。现在，要想恢复这样一个标题肯定是不行了，因为随着我的研究工作的深入，闵采尔在书中已经不再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对他的论述仅仅是全书的一个组成部份。而在其他各个组成部份中，也没有一个人物占有如此突出的地位，足以决定全书的性质。
　　不过，书中倒有一部份内容构成了全篇的高潮，这一部份内容论述的是再洗礼派在明斯特的斗争。同其他各个章节相比，我在这一部份上花费了更多的精力。在本书的前一部份，除了论述矿工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的那些内容之外，我所介绍的具体情况几乎都是公认的史实，而且其中大部份都为广大读者所熟知。本书前一部份的新颖之处仅仅在于：笔者没有孤立地铺叙这些事实，而是把它们看成是无产阶级整个奋斗历程的组成部份。
　　而对于再洗礼派在明斯特的斗争，我却必须根据史料重新进行研究；迄今为止，有关这场斗争的著述要么就是不得要领，要么就是用心险恶，满纸谎言。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已经为主张和平的再洗礼派进行了辩护，而对勇猛善战、坚持斗争的再洗礼派却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过去，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曾经那样热心地为提比略和卢克雷茜亚·博尔吉亚^[3]洗刷污垢；现在，这种历史学一如既往，它不仅毫不踌躇地听信那些诋毁明斯特再洗礼派的极端愚蠢的谎言，而且还摆出满怀激情、维护道义的姿态，一再公开地散布这种谎言。那些先生以为，只要对1534和1535年间涌现的无所畏惧的英雄人物大张挞伐，他们的矛头就可以同时刺中当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先驱！这正是他们的居心所在，如果不了解这一点，人们就无法洞察他们的所作所为了。
　　这也是他们对所谓无前提的科学作出的一种贡献！
　　我对再洗礼派的情况进行了论述，迄今为止，我尚未发现有人对此加以反驳。无论是这一部份内容，还是本书前一部份的章节，我都感到没有必要进行重大的改动。
　　不过，我倒十分希望扩充这部著作的内容。可是我没有时间从事这项工作。我只是把有关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的那些提纲挈领的论述加以扩充，写成了一部探究基督教起源的专著^[4]；能做到这一点，我已经感到满足了。那是一部独立的著作，但与本书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本书揭示的一些合乎规律的逻辑联系，也是我在撰写那本专著时所依凭的指针。这两部著作是互相依存的，谁要是打算批判其中的一部，那就必须对另一部也加以剖析。
　　我不得不放弃了从其他方面来扩充本书思想内容的打算。人们对这部著作的新版盼望已久，如果我还要等待下去，以便挤出时间对各章各节进行更加详细的阐述，并搜集新的资料进行比较研究，那么，新版的问世恐怕就会遥遥无期了。
　　从历史的角度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进行追根穷源的研究，这一工作确实很有裨益，甚至非常必要；可是，我们绝不应当因此而忽视当前的阶级斗争。对于我们来说，理论不应当成为僵死的知识，它应当推动我们的实践。科学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它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当然，我们运用这种手段绝不是为了实现一个政党的目标，也不是为了实现一个民族的目标，而是为了使整个人类得到发展。一切科学都应当为实现这一宏伟而又实际的目标作出贡献。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科学不仅“应当解释世界，而且还应当去改变世界”；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应当立足于“新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可以把马克思主义者称作人道主义者。

卡尔·考茨基
一九〇九年四月于柏林

^[1]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社会主义和宪章主义的合流，法国共产主义在英国条件下的重现，——这必然是最近的将来就要发生的，而且已经部份地发生了。只有在实现了这一点以后，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那时，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也将向前推进，这种发展将有利于这个新生的政党，促使宪章主义的继续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7页。）——译者注

^[2] 《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附历史引论》，1888年斯图加特版。——译者注

^[3] 提比略（公元前42—公元34年）是古代罗马的第二代皇帝；卢克雷茜亚•博尔吉亚（1480-1519）是意大利的贵族女子。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曾竭力为他们辩护，并颂扬他们的功绩。——译者注

^[4] 《基督教的起源》，1908年斯图加特版。——译者注

^[5] 这两句话引自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原文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页） ——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