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波希米亚兄弟会

　　塔博尔失陷了，但它并没有从此湮没无闻，这个共产主义的军事国家有过光辉的历程，它的业绩在当时的社会关系中有着深厚的基础。在它覆亡以后，这些社会关系不仅没有消失，相反却显得更加昭著鲜明，因此，塔博尔派在创建业绩时所坚持的那些基本思想尽管为适应形势的变化而改换了形式，但却仍然保持着生命力。
　　在塔博尔沦陷以后，那里有两个派别的组织得以延续下来。这两个组织出自同一渊源，甚至具有相同的名称（它们都叫做波希米亚兄弟会），但双方却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其中一派继承了塔博尔在军事方面的传统，而另一派则继续进行共产主义的实践。
　　我门已经看到，当初一些外国士兵之所以前来投奔塔博尔派，仅仅是为了同他们一起分享胜利的荣誉和战利品。而另一方面，塔博尔派自身也在长年累月的战争中染上了粗野的习性。在他们当中，许多人最后都把抢夺财物、领取军饷当成了参加战争的真正目的。
　　塔博尔被攻陷以后，这些人在波希米亚就再也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了，于是，他们便前往国外，准备在那里受雇于人；其中一部分人后来成了零散的雇佣兵，另一部分人则建立了具有严密组织的军事集团，今天为这个人所雇用，明天又为那个人所雇用。这样的集团在当时屡见不鲜，一般都是由某个著名的将领纠合一些雇佣兵组成，这位将领从一开始就自任集团的主帅。而波希米亚兄弟会军队却同这种采用专制方式组建的军队截然相反，它是以塔博尔派为楷模，用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的。
　　在一段时间里，波希米亚兄弟会的军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匈牙利和波兰，这种作用尤为明显。据记载，16世纪初在乌克兰境内崛起的哥萨克骑兵就是按照这些军队的模式组建起来的。
　　不过，相比之下，另一个性质不同的波希米亚兄弟会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中世纪的共产主义者一般是爱好和平、憎恶暴力的（参看第二篇第一章第七节）。这一点既反映了当时无产者的软弱，也体现了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传统。可是后来，波希米亚爆发了胡斯革命，原有的权威已被打翻在地，下层民众奋起斗争，并在起义中连连奏捷，这时，大批的共产主义者就被卷入了潮流。这些人一旦投身于暴力革命，客观形势就必然按照固有的逻辑把他们推上民主派起义的领导岗位，使他们成为起义中最急进的一部分力量。
　　不过，即使在塔博尔派赢得辉煌胜利的时刻，那种爱好和平、反对战争、谴责一切暴力行为和强制手段的思潮也没有完全消失。这一思潮最主要的代表是彼得·海尔奇茨基。他大约生于1390年，原先可能是一个破产的贵族。当时，他住在沃德尼亚尼（塔博尔派控制的城市之一，参看第二篇第五章第五节）附近的海尔奇茨村，过着宁静的隐居生活，并在那里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早在1420年他就宣称，在涉及宗教问题时，不应施用暴力，在革命战争时期，他进一步坚定了这种信念。他诅咒战争，说战争是一切罪恶中最可鄙的罪恶，认为战争的参加者丝毫也不比杀人犯和谋害者善良。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你们所说的负有战争使命的骑士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大概就是那些身居城堡要塞、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盖不住臀部的短衫的纨袴子弟吧?如果说只有他们才有权进行战争，那么，市民和农民在战争中又将干些什么事情呢？……因为无论是国王、诸侯和地主，还是那些失意潦倒的贵族，都不是独自进行战争，他们都毫无例外地用暴力驱使农民走向战场，并唆使全体士兵去屠杀、去作恶。”（转引自帕拉茨基：《波希米亚史》第4卷第1册，第478、479页。）

　　海尔奇茨基是主张实行平等的、原始基督教式的共产主义者。他认为，人们不应当通过战争和国家的强制性措施迫使社会实行普遍的平等，而应当避开国家和社会去实现这种平等。真正虔诚的信徒不应当参与国家的任何事务，因为这种事务是卑鄙邪恶、亵渎神明的。在他看来，社会的不平等状态是由国家造成的，财产、地位和职衔的差别是由国家规定的，因此，这一切只能随同国家一起消亡。基督徒消灭国家的唯一途径就是对国家置之不理。真正虔诚的信徒不仅禁止担任国家公职，而且也禁止向国家政权提出任何请求。警察机关和法庭不是为他们而设立的。真正的基督徒应当主动行善，不应当强迫别人行善，因为上帝要求行善必须出于自愿。任何强制性的行为都是一种罪孽。
　　海尔奇茨基认为，在现存的国家和现存的社会里，真正的基督徒只能在最底层找到立足之地，在那里，人们只有服从和效劳的义务，没有发号施令和进行统治的权利。任何一种统治的实施、任何一个阶级的组成都同博爱与平等的信条格格不入。基督徒不应当实行统治，也不应当进行剥削。所以，他们严禁从事任何商业活动，因为要经商就必然要进行欺骗。城市是商业中心，那里是罪恶的渊薮。该隐^[1]创建了城市，又创立了度量衡制度，这样，他就使原先质朴单纯的生活充满了狡计权谋，因为过去民众在交换物品时是从不计量长短和轻重的。当然，最可鄙、最可恨的还是贵族。^[2]
　　当时，随着厌战情绪的日渐高涨，随着塔博尔派的统治日渐失去下层民众的同情，这种无政府主义的、但却十分温和的共产主义就获得了日益众多的拥护者。
　　塔博尔陷落以后，波希米亚出现了一些共产主义的教派，其中一部分是由散居各地的塔博尔派成员组成的。在这些共产主义的教派中，由海尔奇茨基的拥护者组成的教派（即海尔奇茨兄弟会）是影响最大的一派。
　　在彼得·海尔奇茨基的弟子中，格利高里教士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原是贵族，后来家道中落，十分贫寒，以致不得不靠从事缝纫业来糊口。1457年，原塔博尔派的一些成员在森夫滕贝格（塔博尔派的思想在这一地区仍有影响）附近的昆瓦尔德村建立了一个居民点，当时，他们推选了格利高里担任领导人和组织者。住在这个居民点的人（即“兄弟们”）接受了海尔奇茨基创立的教义，并按照这种教义的规定来全面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一切，大概主要是格利高里努力的结果。
　　波希米亚兄弟会初期的组织状况至今仍然若明若暗，这是因为，后来的兄弟会成员都为自己的组织在最初阶段实行过共产主义而感到羞耻，他们千方百计地遮掩这段历史。不过，波希米亚兄弟会的后继组织海恩胡特兄弟会的情况还是为人所熟知的，这个组织是波希米亚兄弟会内部斗争的产物，我们可以通过它来了解波希米亚兄弟会后期的组织状况。如果我们从后期的组织状况出发进行探讨，并对内部的斗争情况作一番考察，那么，我们就可以对这个组织的概貌作出如下描述。^[3]
　　不言而喻，兄弟会的每个成员都严禁当兵服役，严禁因担任国家公职或地区公职而介入国家的管理事务；同时，兄弟会的成员也严禁向国家提出任何请求，严禁向当局提起任何诉讼。兄弟会主张在共同体内部实行完全的平等，不允许出现贫富差别，并禁止一切形式的剥削活动。所有的富人或特权阶层的成员在加入组织之前，都必须首先放弃自己的财产和特权。任何一个“兄弟”都不准经商、放债、开设旅店。另一方向，每个会员乃至整个团体都有责任帮助所有遇到困难的兄弟。
　　私有财产和个体家庭没有遭到取缔。在有家庭存在的情况下，共产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强调博爱精神，提倡与同伴甘苦与共，努力保持平等，做到既没有人高踞于众人之上，也没有人屈居于他人之下。而在保存私有财产的情况下，要想做到这一点，只有颁行最严格的纪律，并在整个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执行这种纪律，就连家庭生活中最隐秘的方面也要受到纪律的约束。
　　牧师和长老是经过教徒选举产生的。彼得·海尔奇茨基的无政府主义理论鄙弃一切强制性的手段，认为这是违背基督教精神的邪恶行为，而牧师和长老们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行使着一种惩戒权。在现代人看来，这种权力大概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阴郁、乖僻的思想本是中世纪共产主义的普遍特征，而由于胡斯战争给人们带来了不幸和难以言状的痛苦，结果，那种阴郁、乖僻的思想在波希米亚兄弟会中就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牧师和长老所行使的惩戒权就更令人难以忍受了。
　　在那里，各种娱乐、各种舞蹈全都遭到了禁止，人们认为，这些活动是魔鬼为了戕害教徒而设下的陷阱；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人间必须履行的唯一职责就是生活、劳动、默默地忍受。当时，人们已经完全按照清教徒的方式来过礼拜日了。
　　私有财产和个体家庭虽然没有遭到取缔，但人们还是认为，只有保持独身状态才显得更加高尚和圣洁。按照规定，牧师不能占有财产，而且必须过独身生活。独身者按照不同的性别分别居住在兄弟之家和姐妹之家，在那里，他们一起劳动，共同生活。我们只要看一看伯格德派之家的实例，就可以推想这种兄弟之家和姐妹之家的情景了。
　　同塔博尔派一样，波希米亚兄弟会也对学者持鄙弃的态度。他们认为学者也属于特权阶层。格利高里教士直到逝世（1473年）以前，始终告诫教徒要对学者保持警惕。而与此同时，他们也象塔博尔派那样十分重视对民众进行扎实的基础教育。图书印刷术推广之后，他们立即以巨大的热忱掌握了这种有益于民主事业的技术。金德黎在《波希米亚兄弟会的历史》一书中这样写道：“大概很难找到一个基督教派别象兄弟会那样，为捍卫自己的立场而公开印行数量如此可观的书籍。”（见该书第1卷第39页。）从兄弟会成立时起，到该组织在夸美纽斯逝世（1670年）以后几乎遭到彻底覆亡时为止，他们出版的图书就数量来说远远超过了波希米亚在同一时期印行的其他各种出版物的总和。此外，还有一点也使兄弟会感到自豪，那就是他们率先用本国语言出版了圣经（在威尼斯付印），从而使波希米亚人在这方面比其他各民族先行一步。^[4]16世纪初，波希米亚境内总共有五个印刷所：其中一个为天主教势力所控制，设在比尔森；另一个为饼酒同领派所控制，设在布拉格；其余三个全都掌握在波希米亚兄弟会手中，分别设在永本茨劳、莱托米什尔和魏斯瓦瑟。即使有了这三个印刷所，兄弟会有时仍感到不能满足需要，他们还常常委托纽伦堡印刷所完成刊印书籍的任务。
　　兄弟会规定，在未经集体同意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成员都不准擅自撰写和出版著作。这一规定看来颇为奇特，但它同兄弟会制定的那种严格的纪律是完全吻合的。在他们的教会章程中有这样的条文：“书稿必须经过其他人审阅并得到大家的认可方能印行；倘若没有经过审阅并得到认可，任何人在我们这里都不允许出版书籍。”^[5]
　　1571年，波兰人约翰奈斯·拉西茨基访问了波希米亚兄弟会；他在《波希米亚兄弟会的起源与奥秘》一书中描述了兄弟会出版图书的情况：

　　“在那里，任何一部著作在出版之前都要经过许多长老和教会工作人员审阅；人们推选和任命这些工作人员，就是为了让他们执行这项任务。……而且，一般说来，任何著作都不是由个人单独出版（除非有特殊原因）；相反，那里的每一种著作都以整个兄弟会的名义印行，这样做是为了让教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象其他成员一样从中分享荣誉，从而彻底打消作者心中常常容易萌生的那种沽名钓誉的念头，而且这样做也会使著作本身显得更有份量，产生更大的影响。”^[6]

　　然而，尽管兄弟会作出了上述种种规定，那里的书籍仍以惊人的数量刊行于世！
　　这个新的共同体继承了塔博尔派的许多传统，同时又吸收了原塔博尔派的许多成员，因此，毫不奇怪，虽然这个组织具有温和、驯顺的色彩，但在当权者的眼中，它仍然是一个十分可疑而又危险的团体。在格奥尔格·冯·波杰布拉迪统治下，当局早在1461年就对兄弟会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格奥尔格·冯·波杰布拉迪，当初，塔博尔正是在他的干预下役底丧失了独立的地位。1452年，格奥尔格还是一个摄政者，到了1453年，在国王拉迪斯拉斯去世以后，他已经当选为国王了。格奥尔格在当政以后最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对波希米亚兄弟会施行迫害，并将兄弟会的领袖格利高里教士等人投入监狱。昆瓦尔德教区遭到了摧毁，教区成员被驱逐出境，当局还禁止他们举行任何集会。
　　夸美纽斯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道；

　　“当时，各地都奉命对兄弟会成员进行严厉的审讯，在这种情况下，兄弟会的大多数成员、特别是那些杰出的人物便风流云散，进人山林，开始了穴居野处的生活。然而，即使在那里，他们也没有安全的保障。只有在夜间，他们才能平平安安地燃起篝火烧煮食物，因为只有入夜以后，那袅袅升起的炊烟才不会暴露他们的行踪。在这种时候，他们总是冒着严寒，围坐在火堆旁边阅读圣经，进行虔诚的交谈，以此来消磨时光。有时，他们不得不踏着很厚的积雪外出寻找食物；一路上，大家总是踩着先行者的脚印一步步前进，而走在最后的人则拖着一根枫枞树枝，用来扫平积雪，覆盖脚印，使人无法辨认，这时，雪地上残存的印痕看上去就象一个农夫拖着一捆柴火走过以后留下的踪迹。由于他们过着这种穴居野处的生活，敌人便用讽刺的口吻称他们是‘穴居野人’。”^[7]

　　“穴居野人”这一称号果真是在当局进行这次迫害的过程中才出现的吗？事实是，在德国西部地区，人们早在14世纪就以揶揄的口吻把伯格德派信徒称作“躲藏在角落里的人”，因为这些信徒总是在秘密状态下举行集会；而在德国东部地区，伯格德派信徒则被称作“洞穴蛰居者”，这个称号经过迻译，便成了“穴居野人”（这个词由捷克语“Jama”一词派生而成；“Jama”意即“坑井”、“岩穴”）。这个称号也表明，伯格德派的传统在波希米亚兄弟会中可能确有影响。民众不仅把兄弟会称作“穴居野人”，而且也称他们是“皮卡尔特派”。
　　直到波杰布拉迪于1471年逝世以后，当局施行的第一次迫害才宣告结束。
　　在后来的岁月里，兄弟会有时也曾遭受迫害，但一般说来，这种迫害并没有给他们造成严重的损失。当时，波希米亚的国家政权还很虚弱，而一些地主和城市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充当了兄弟会的有力的保护者。那些聪明人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早已看出，这个教派所坚持的那种反对国家、追求平等的立场绝不会造成丝毫的危害，相反，它所宣扬的吃苦耐劳、清心寡欲和逆来顺受的精神却为人们培养了最理想的剥削对象。
　　兄弟会在遭到第一次残酷迫害以后之所以还能迅速地发展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得到了这种庇护。同时，由于他们在信仰问题上表现出极为豁达的宽容态度，这就更加有利于他们去争取信徒。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同塔博尔派的思想完全一致，而与同时代的其他一些教会组织的思想却截然相反。兄弟会之所以能采取这种态度，原因就在于它不是一个进行统治的组织，在这一点上，它与其他教会组织迥然不同。1464年，兄弟会在里赫诺夫山区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不仅有波希米亚的代表，而且还有来自摩拉维亚的代表。这次会议宣布，建立社会组织的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而信仰问题则居于次要地位。兄弟会始终坚持这项原则。他们在这一方面同后来的路德派教义针锋相对、互不相容，因为路德派教义认为，能够使人获得幸福的是信仰，而不是实践活动。
　　由于采取了这种宽容的态度，兄弟会成功地把许多性质相近的团体和组织争取到了自己一边。而当实际的分歧摆在面前的时候，他们则更加严格地坚守自己的立场。1467年，兄弟会在洛塔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用今天的语汇来说，里赫诺夫代表大会确立了共同体的纲领，而洛塔代表大会则使共同体具备了固定的组织形式。亚当派的残余力量为了提出联合的建议，也派遣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可是，他们的建议遭到了拒绝。对于兄弟会来说，亚当派的共产主义确实是过于急进了。在亚当派中，只有单个的成员在发誓纠正自己的“谬误”之后，才被批准加入组织。
　　另一方面，兄弟会同韦尔多派就双方联合问题举行的谈判也没有成功，因为韦尔多派在当时已经带上了十分浓厚的机会主义色彩和市民色彩。格利高里在他的小册子（题为“人们应当怎样对待罗马教会”）里这样写道：

　　“我们同韦尔多派的牧师，特别是同斯蒂凡牧师进行了多次交谈。斯蒂凡牧师从来就不主张按照罗马方式举行礼拜活动。（当时，韦尔多派的牧师为了免遭迫害，通常都按照罗马方式举行礼拜活动。——卡尔·考茨基注）在韦尔多派内部，在德国人中间，斯蒂凡从事过秘密活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后来被活活烧死在烈火之中。他曾主动地向我们表示，要去匡正韦尔多派中的一切同基督的信仰、同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背道而驰的倾向，而且，要按照圣徒的经典，重新恢复早期教会在昔日实行的制度。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决定实施这一计划；可是，由于韦尔多派同罗马方面任命的牧师们交往甚密，向他们透露了实情，于是，那些牧师便出来阻挠计划的实施。”

　　结果，双方没有能够实现联合。格利高里在小册子中接着写道：

　　“韦尔多派的一些成员也承认，他们已经背离自己的先驱所走的道路；而且，在他们中间已经出现了害群之马，这些人向别人索取钱财，为自己聚敛财富，而对穷人却漠不关心。作为一个牧师，本应把世俗的钱财乃至自己从父母那里继承的财产用于布施赈济，绝不能对陷入困境的穷人坐视不救；而现在，他们却为自己积聚财宝，这种行为实在同基督徒的信仰大相径庭。……”^[8]

　　可是过了不久，韦尔多派的这种命运就无可挽回地降临到波希米亚兄弟会成员的头上。
　　波希米亚兄弟会坚持清教主义，以此向现存社会表示抗议，同时他们也通过这一途径同现存社会实行分离；然而在盛行商品生产的社会里，清教主义却正是发家致富的极好手段。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这种清教主义同原始基督教的苦行主义虽然在表面上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参看第二篇第一章第六节）。诚然，它们都宣称人生欢乐和各种享受具有虚无空幻的性质，甚至认为这是卑鄙无耻的行为多可是，同原始基督教的苦行主义紧相联系的是浑浑噩噩的懒惰习性，而同宗教改革时期的清教主义紧相联系的却是它的信奉者所表现的那种孜孜不倦、兢兢业业的勤勉精神。今天，在已经建立了大型工业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具有勤勉特色的清教主义，这个“节俭的阿格尼斯”^[9]的福音，自然不可能使大批雇佣工人、农民和小资产者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使他们满意的程度。可是在当时，在自然经济以及零星的、简单的商品生产向普遍的、已经具有部分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转化的过程中，清教主义却是使小资产者转变为资产者的极其有效的手段；而且，居民群众在当时越是崇尚那种单纯质朴、怡然自得的生活方式，清教主义的上述效用就越是明显，因为一般说来，这种生活方式是同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的，而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们进行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出售产品，而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不是为了积累，而是为了消费。除了坚持清教主义以外，兄弟会成员还普遍地接受了良好的学校教育，这一点势必也对他们的经营活动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当初，塔博尔派靠夺取利品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而正是这种富裕的生活使他们的共产主义遭到了毁灭，现在，波希米亚兄弟会依靠自己的勤勉、朴素、节俭和聪明才智，也迅速地达到了富裕的境地。
　　波希米亚兄弟会的富裕生活为他们招引来了大批新的追随者，这些人来自社会各界，他们前来投靠兄弟会完全是出于世俗的动机。另一方面，随着那里的生活日渐富裕，许多老会员也越来越感到严格的纪律已经成为一种桎梏。因为这种纪律为了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不允许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更加富裕；而且，它还禁止一切人把自己获得的财富用于赚取利润，也就是说，它禁止人们去经商或放债。随着生活日渐富裕，那里的财产纠纷也日益增多，于是，人们就不可避免地要提起诉讼，大家都需要国家政权保护自己获得的资财。
　　这样，兄弟会内部就渐渐形成了一个温和派。这个派别虽然还不敢对原先颁布的规章进行否定，但却力图使人们相信，这些规章只能被视为崇高的、无比神圣的理想，而不应当被看作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条文。
　　后来，有两个地主和一些骑士也申请参加兄弟会，这时，两派之间便出现了第一次公开的冲突（事情发生在七十年代初期）。严格派认为，这些地主和骑士只有放弃自己的财产和地位，才能加入组织。而温和派则认为无须对他们提出这种要求。最后，严格派还是取得了胜利，在申请者中间，只有那些完全按照共同体的要求去做的人，才被批准加入组织。
　　不过，到了 1480年，温和派已经获得了一次成功：一个名叫鲁卡斯的学者被吸收加入了兄弟会，接着，另外一些学者也获准参加了组织。学者们跨进了兄弟会的大门，这是温和派取得的一次胜利；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学者又使温和派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这时，严格派以沃蒂茨的织工格利高里为首，对日益发展壮大的温和派势力进行了口诛笔伐，但结果却徒劳无功。1491年，在奥尔利采河畔的布兰迪斯召开的代表大会（即宗教代表会议）上，温和派赢得了胜利。这次会议决定：从此以后，富人和身居高位者即使不放弃财产和地位，也可以加入组织；人们需要提醒这些人注意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他们如果不放弃自己的财产和地位，就很容易丧失灵魂得救的机会。这样一来，平等的要求虽然没有被彻底勾销，但事实上却遭到了贬抑，变成了一种虔诚的愿望。
　　这些虔诚的兄弟还用相似的方式，巧妙地为自己开辟了一条参政的道路。就在那次代表大会上，他们宣称：“如果世俗政府向一位兄弟下达命令，让他去担任法官、陪审官或行会首领，或让他去参加战争，或让他同其他人一起，对拷问或处决某个罪犯的决定表示赞同，那么，我们将声明：一个幡然悔悟的人绝不应当违背自己的良知，勉为其难地去干这类事情，面对这样的事情，他最好是隐遁和规避。不过，如果他经过恳切的请求或其他的努力仍然无法摆脱这些事务，那么，他就应当顺从政府的决定。”兄弟会成员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仅允许进入国家的强制性权力机构，去担任公职、参与战争，而且从此以后，他们也可以向这种强制性的权力机构、向法官提出请求，甚至还可以从事剥削活动，去开设旅馆、经营商业——当然，这一切也必须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这些决定把先前的平等、自由和博爱精神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对此，严格派感到十分愤慨。他们努力进行鼓动，反对这些决定，并在鼓动中把昆瓦尔德的马蒂亚斯主教争取到了自己一边，对于那些犹豫不决的人，他们或者进行威慑，或者进行挟制。在他们的催逼之下，马蒂亚斯召集了一次新的宗教代表会议，推翻了布兰迪斯会议的决定，并宣布一定要重新坚持原先制定的各项基本原则。
　　可是好景不长。原来，严格派在获取胜利的过程中并没有凭借本身的实力，而是依靠了突然袭击的手段。因此到了1494年，在里赫诺夫宗教代表会议上，他们便再次陷入少数派的地位，这时，严格派才认识到，要想在共同体内部重新恢复他们的基本原则，已经毫无指望，于是，两派便分道扬镳了。1496年，双方也曾努力实行联合，结果却出现了互相指责的局面，致使矛盾更加激化。
　　严格派被称作少数派。他们的人数寥寥无几，其成员都是没有文化的人，即农民和手工业者，而且，这个派别同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格格不入，因此，他们的力量便日渐衰微。1527年，严格派的一些成员在布拉格被处以火刑，从此，这个派别在公开场合便销声匿迹了。
　　温和派的情况则与此相反，他们依靠富人和有权势的人增强了自己的实力，他们可以自由地参与管理国家的事务，并利用这种机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还建立了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组织，因此，这个派别便迅速地成长壮大起来。1500年，温和派已经掌握了二百个教会。在整个16世纪，他们发展成了波希米亚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只要看一看兄弟会中的贵族成员在1575年向皇帝呈送的那份请愿书，就可以了解贵族在这个组织中的势力是多么强大了；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名的有十七名男爵和一百四十一名骑士。
　　当时在这个组织中，一切带有初期共产主义痕迹的制度都已荡然无存，而且，如前所述，人们还煞费苦心地在兄弟会的文献中剔除了有关共产主义传统的内容。他们一方面允许富人加入组织，一方面竟使兄弟会内部出现了乞丐。1609年，人们在兄弟会的教会章程中曾经指出：“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使我们的人不致沦为乞丐。”这时候，人们所负有的那种扶助兄弟的义不容辞的职责已经不复存在了。
　　金德黎在《波希米亚兄弟会的历史》一书中这样写道：

　　“波希米亚的清教徒原是一些狂热分子。在波希米亚，彼得·海尔奇茨基比胡斯更受他们的尊崇。当初，他们依照圣保罗的教义奉行独身主义，不举行任何宣誓活动，不担任任何公职，不谋求任何奢侈的享受，不允许积累任何财當，也不为牟取利润而发放债款；对于战争，他们抱着憎恶的态度。而现在，这些人却变成了十分殷富的财东、尊贵体面的夫婿、机灵乖巧的商贾、威仪赫赫的市长和陪审官、精明稳练的将军和政治家。”（见该书第2卷第312页。）

　　截至三十年战争爆发时为止，即在白山战役于1620年打响之前，这个派别一直在蓬勃地向前发展。自1526年以后，哈布斯堡王朝占据了波希米亚的王位，于是，波希米亚贵族就同哈布斯王朝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而白山之役则最终决定了斗争的结局。这一战役使波希米亚贵族全军覆没，结果，贵族的财产遭到没收，分给了耶稣会会士和宫廷佞臣。同时，这一战役也使波希米亚兄弟会陷入衰亡的境地。从此，这个组织残留的少数成员便星散各地，在艰难困苦之中维持生存。最后，他们终于在信奉虔诚主义的伯爵亲岑道夫^[10]的帮助下，于1722年在他的萨克森领地海恩胡特找到了避难之所。
　　然而，在海恩胡特兄弟会中，人们既没有保持严格派的共产主义激情，也没有继承温和派通权达变的传统。意志消沉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仅仅因为居住在极其落后的穷乡僻壤才免遭当局的迫害，因此他们也不可能保持兄弟会组织的那些特色。
　　16世纪，波希米亚兄弟会已经退出了社会主义的历史舞台。到了 17世纪，这个组织在整个历史的舞台上也渐渐地悄无声息了。

^[1] 该隐是圣经《旧约》中的人物，相传为亚当和夏娃的长子，曾杀死其弟亚伯。——译者注

^[2] 参看雅罗斯拉夫·高尔《有关波希米亚兄弟会的历史资料和研究论文集》第2卷：《彼得·海尔奇茨基和他的教义》，1882年布拉格版。

^[3] 我们在前面曾提到约·阿·夸美纽斯，根据他撰写的《波希米亚兄弟会教会史》，根据兄弟会在1609年制定的教会章程，根据该组织在1535年呈递给国王斐迪南的宗教信条，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了解波希米亚兄弟会后期的组织状况（上述三种文献均收编在夸美纽斯的《波希米亚兄弟会教会史简编》一书的德文版中，该书于1739年在施瓦巴赫出版，由“享有至高无上特权的书籍和论文出版者J·J·恩德雷斯”刊行于世）。兄弟会后期的组织是当时斗争的产物。有关这些斗争的情况，A·金德黎在《波希米亚兄弟会的历史》（1857年布拉格版，两卷集）一书中作了详细的描述。

^[4] 参看夸美纽斯：《波希米亚兄弟会教会史》第57页。

^[5] 参看夸美纽斯：《波希米亚兄弟会教会史》第296页。

^[6] 转引自夸美纽斯：《波希米亚兄弟会教会史》第328页脚注。

^[7] 见夸美纽斯：《波希米亚兄弟会教会史》第45、46页。

^[8] 转引自高尔《有关波希米亚兄弟会的历史资料和研究论文集》第1卷：《兄弟会与韦尔多派的交往》（1878年布拉格版第98页及以下各页）。作者在那里按捷克文原版摘引了格利高里的著述，并将引文译成了德文。

^[9] “节俭的阿格尼斯”是德国自由思想党领袖欧·李希特尔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社会民主党对于未来的描写》一书中的人物。李希特尔在这本书中对社会民主党进行了攻击。——译者注

^[10] 尼古拉·路德维希·亲岑道夫（1700—1760），奥地利贵族出身，生于德累斯顿，是18世纪的宗教改革家，德国虔诚派的重要人物。——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