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土地问题（1898）
第三章 保护农业底利益
一 社会民主党并不保护企业家底利益
上述的改革所指的已经不单是农村无产阶级底利益，它对于农业也同样有利。像上面已经说过的，这种改革，自然，只有利于无产者的小农作人；对资本家的农作人，这种改革只有在那种场合内，即租金跌到地租底正常水准以下才能有利。但这种情形也就是一般租佃制底完结，因为在这样场合内土地所有者自己从事自己土地底耕作就更加有利。无产者的小农作者就有可能使用自己的由于租金减少底结果而增多的收入，不仅用来提高自己的生活程度，而且也用来合理的措置自己的企业，如获得优良的生产工具、优良的种子、土地底施肥等等。
这样看来，要求特别法庭缩减过高的租金就构成旨在保护农村工人底利益的一些办法过渡到为农业利益所引起的一些办法。
很显然地，农业的这些利益，在社会民主党看来，决没有农村工人底利益具有的那样大的意义，农村工人底利益在社会民主党看来应当是特别重要的，社会民主党在保护农村无产者的时候，是十分孤立无援的。对农业的态度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现时农业底利益和企业家及地主底利益一致，和农业资本底利润及地租底利益一致，正如工业底利益和工业资本的利润底利益一致，而商业底利益则和商业利润底利益一致。这些生产部门对于我们的全部社会生活，也就是说，对于无产阶级，无论怎样重要，但它们有别的、比无产阶级的保保护者更有力的保护者。农业遭受损夫，其原因自然不在于：在现代国家内农业及土地所有者底利益没有充分地提出，它们没有充分地受到政府和国会的注意；原因是在于那些条件，那些条件甚至极其同情农业利益的国家政权也不能加以废止，当现代社会底基础尚被保全及其生存条件尚未连根破坏的时候。
从宣传的立场来和农业魔术师比赛称赞立即恢复遭受损害的农业的各种奇异手段，这不是社会民主党底任务，犹之以保存和整个社会利益相和谐的农业底现存制度作为自己请求底根据，不能是它的任务一样，而保护工业，尤其商业底利益在社会民主党看来更不能作为自己的任务。这并不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不承认这些利益的意义，而是因为这些利益充分受到现代国家的承认，现代国家采取它做得到的一切手段来鼓励它们，社会民主党倒可以完全放心。
社会民主党对工业家和金融资本家，同样对农业经营者和土地所有者（小的和大的）的态度不是以煽动者的角色出场来鼓动他们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是以观察者的资格，以监视者的资格出来监视他们，使他们的特殊的利益不超过整体的利益之上，使暂时的利益不致牺牲了经常的利益。
社会民主党当然是顽强地不屈不挠地为无产阶级底利益而工作，在问题是涉及保护整个现社会利益的地方，本质上它就采取消极的豫防的策略；在这一领域内，最低限度，到目前为止在它对国家生活尚未具有决定影响以前，它的积极作用总是落后于消极的作用。
从这一情形已可得出结论，即社会民主党在大批独立的，不依靠副业收入的农业经营者与土地所有者当中，是永远不能战胜替农业经营者和土地所有者要求特殊利益，以损害共同利益的农业政党的。虽然在理论上有好心来帮助农民，在实际上社会民主党看出自己不得不常常和农民急切要想得到的那些土地法规作最坚决的斗争。
就让它这样吧，可是现在总是已经有几处社会民主党可以积极地为农业发展底利益而工作。
二 封建特权·狩猎
社会民主党在这一领域内首先应当把活动指向废除封建时代底残余并且指向在封建残余还被保存的地方以及在它们复活地方。社会民主党对于封建特权，无论是承继权，无论是世袭财产制，一点也不感兴趣。不待说，它虽反对世袭财产的土地占有底合并，却并不坚持把它们分割为小块的农地，像资产阶级民主派所做的那样；我们以为，这在技术方面是后退一步。
在东普鲁士还保存了比世袭财产制更有害的大地主的权利，把自己的地产当作独立的地主的地区从农村公社分出来，并且将自己应负担的那部分义务完全由公社去负担。大地主享受公社的街道和道路，他们的工作人员把自己的儿童送进公社的学校，但他们或者完全不负担由此发生的费用，或者只负担一小部分，小到可笑的程度。即如，下述的情况是可能的：“鲁美尔堡区（下波美拉尼亚）朱凯尔斯道尔夫村有一个保守派的骑士地产所有者佛·海金斯差不多购买了全部农民的共有地（公社）并将它合并到自己的领地，所剩的一共只有两个独立的农户。他们现在组成一个‘农村公社’，而骑士领地则形成独立的地主的区域。学校的楼舍需要重新建筑：但是费用专由‘公社’，即由两个农户负担，地主则以‘一区之主’的资格，免除一切负担。这两个农户想对这桩事提起讼诉，但有人劝他们不要这样做：反正一样不会有什么结果”（见“骑士底后裔”，第四六页）。
普鲁士地主贵族对农民的好意，用他们据为己有的狩猎权来说明，也不亚于上述的情形。这种权利不仅存在于普鲁士，而且存在于全德意志、奥地利，并且自身就含有许多封建特权底残余。
狩猎底封建特权是两重性的。第一，狩猎是适合贵族的、雅致的“封建”娱乐；只有高贵的地主们才能醉心于这种娱乐。法国革命扫荡了这种特权，像扫荡许多别的特权一样，并且以土地所有底特权代替了等级的特权。每个人都有权利在自己土地上自由打猎。德国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也有同样的结果。但是反动势力虽然没有力量恢复旧时封建的特权，可是在这个范围内却取消了农民和大地主底平等。大地主（在普鲁士有七十五公顷土地才算大地主）有权在自己的地产内自由打猎，小的土地所有者只有在被圈围的土地上才享受这些权利。许多小地主（公社或区底）未被圈围的土地被联合为一狩猎区，在这个狩猎区内只有替公社服务的人或猎户才有权打猎。
狩猎权底这种限制于我们无损。不言而喻的，狩猎不能是无产阶级或一般人民大众底经济的或道德的提高的一种手段；狩猎对无产者说来是享受不到的，无论它是一切土地所有底特权或单是大地产底特权，全都一样。
从封建时代因袭下来的，狩猎底其他特权，在我们看来更为重要：即它为法律所承认的超乎农业的优先权。农业，也正是农民的经营供狩猎之用，而不是狩猎供农业之用。
在历史上经过的封建时代，农民一定要替仁慈的领主饲养野离。禁止他圈围自己的田地和从田地上赶走野禽。很显然地，从一七八九年那时候起，这种情形就停止了，但是野禽对农民的播种来说，还是继续占有特权的地位。领主应当将有害的野兽关起来，至于说到野禽，他顶多只是对凶猛的野禽才担负这种义务。别的一切野禽则享有自由，农民就是在野禽蹂躏他的耕地时也没有权打死它。自然，授权农民用篱笆将耕地围起来并从那里将野禽赶走是仁慈的，但这只意味着一点，就是把不让野禽在农民的田地上所需的费用从打猎的领主转嫁到农民身上。
此外，农民对饲养在邻近的大地主森林内的动物底数量和种类底决定上，无权过问。狩猎政策直接违反农业底利益。
凶猛的动物并不带给农村住民以很大的害处。甚至老虎并不是东印度农民底敌人，而是他的帮助者。只有少数特别凶猛的老虎，人们不挑逗它，它也扑人和人所保护的畜群。老虎并不需要这种捕获物，因为热带森林内有异常丰富的野禽。老虎值得农民感谢，因为它消减着很难不让其到田间来的野禽。
在欧洲没有群兽之王的虎，狼本来也不多，有的只是狐和貂。这些狐和貂也像猛禽一样不大伤害照料周到的，夜间把自己的家禽藏得很好的村民。它们甚至很有益于村民，它们最有力最活动地防制着蹂躏农民播种的鼠类及其他啮齿动物底过分繁殖。
猎人也恨小的猛兽，因为它们有时会伤害兔和鹧鸪——这引起森林看守人，而不是农民底烦恼。
为农民底利益，至少在限制贪食植物的各种野禽数量时，要爱惜大部分的猛禽到一定的程度。现时占支配地位的狩猎政策要求着相反的情形，这种政策超出农民底利益之上。
自然，有责任赔偿野禽所招致的损害，但这种赔偿是怎样微乎其微！猎户或地主猎户对于某些动物（兔！）一般说来都完全不负赔偿损失的任何义务。这里普鲁士的地主贵族又赤裸裸地表现出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们明显而确定地拒绝狩猎违警律中对野禽招致损害的一切赔偿的义务。在提议取消这种特权的许多自由党的方案被否决之后，在一八九一年中央也提出野禽损害赔偿的法案，在这个法案内要求对一切野禽应当饲养在圈定地内，然后对于从别一狩猎区逃出的野禽所招致的损害就由这一区的所有主赔偿，对于其他大的野禽招致的损失（小的野禽可以照旧吃光一切而不受罚）就由猎户赔偿。在—切场合内，这个极其稳健的法律，被地主贵族歪曲成那样的意义，即：（一）完全免除因逃亡的野禽招致的损害赔偿的各种诉讼；（二）取消把野禽饲养在圈定地内的义务；（三）赔偿损害底义务从猎户转到公社身上，也就是说使全体农民对此负完全责任；（四）取缔对这些事件的各种诉讼手续；对这种事件发生争论时，地方警察局就是裁判的机关，其实，大地主或区委员会，也就是说，所有大地主就是裁制的机关。
为了要把因野禽而发生的这一类损失赔偿奉送给农民，就需要有普鲁土地主贵族那样的厚脸皮，普鲁士政府以及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
在别的地方这个问题处置得稍微好些，但在整个德国和奥地利无论什么地方都没有满足农民底利益。大家知道，在民法里面帝国议会承认兔子到处有自由找寻食物的权利。狩猎底享乐比人民的食物更重要：封建时代底这种残余还有待于废除。
但这应当如何实现呢？一切人在自己土地上自由打猎的权利，很少保障被大的狩猎区所包围的农民，那时农民就不得不抛弃自己的田间工作，并空费自已的时间：虽然是在富于森林和野禽的地方，但被大的一个和一个连接的狩猎区所围绕的农民，最后会因野禽底损害而被毁灭，但另一方面也有这样的农民公社，以出租狩猎益用权而取得利益；大城市附近的公社就是如此，那里森林和野禽都很少，但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以打猎取乐的人，他们为娱乐忽而在这里，忽而在那里射杀一只兔和鹧鸪，愿意花上一大笔钱。这样看来，打猎完全自由就会从某些公社夺去一笔很大的收入，而同时对于农民，尤其是对于小农，并没有予以丝毫的利益。
在现代社会内这一问题（狩猎）底最好解决，在我们看来，不是扩大，而是限制土地私有权。构成私有的狩猎区，像构成私有的农场地区一样，大土地所有底特权应当加以废止。无论是私有的狩猎区，无论是私有的农场地区都应当归公社所有，而在这种情形较为便利的地方，则归区所有，无论在大地主底森林内的打猎，或在农民的土地上，其解决之权应属于公社或区（自然是根据普遍、直接和平等的投票权组织成的），一般讲来，它们是整个狩猎区底狩猎政策底决定机关。
由于一切森林地转移到国家手里，——最低限度，在民主国家内如此，狩猎政策的问题就更加简单了。在各个地方，狩猎合理地适用于农业底需要，那时也就完全办得到了。我们自然同意在这样场合内对于当作一种娱乐的狩猎，加以某些可能的限制。
三 耕地的交错现象
在小农所有地麕集的地方，农业从个别小块土地底交错现象比从狩猎中受到不是小的，而在目前说还是很大的害处，这种交错现象也是封建时代底遗物，是具有三田制经营及强制轮种法的中世纪马克公社底残余，像我们在第一章内所描写的。我们已看见，在这种制度下各个农业经营者底小块土地并不构成单一的整体，而是照各种不同的界标划分开的。
封建制度底没落及土地完全私有制底确立，更其不是废除了各个所有者土地私有权底细分，反而还常常增大了，这种细分是按照遗嘱人底全体儿女有平等承继权，因而过小农地又再分割底结果。在这样小而又小的土地上，合理的措置经营事业是完全不可能的。此外从这一块土地转到别一块土地所必需的时间有很大的浪费、大量土地损失在道路、田界等等上面，简言之，耕地的交错现象，不仅是阻碍提高农业的一切企图，而且甚至促成它更大的衰落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土地所有权底细分在某些地方达到了何种限度，萨克森、美林根的一些数字就可以告诉我们：“在美林根区内，里特尔斯道尔夫平原有五二〇·六公顷耕地，三七·六公顷草地，一·八公顷园地，五五·七公顷牧地，一九一·二公顷森林地，——包括道路、水利、住宅等，一共有八三五·九公顷面积作建筑之用，在这里七十六家（！）农户，三六三个居民竟有七·七八五块（！）细分地；海尔普夫区有五九八个居民，在同一区内，有一、八〇八公顷地面，其中八五六公顷森林地，——一〇、九七三块细分地；贝鲁根有六九五个居民，雷姆吉尔德区一、三七八公顷面积的土地分为一三、九一〇块细分地；其中有三二〇公顷为森林地；瓦尔弗拉姆斯干仁区居民，有四二三人，八〇四公顷面积分为九、五九六块细分地，其中有一四五公顷为森林地”（见海恩：“萨克森·美林根大公国内农民底状况”，载“德国农民问题”，第一卷，第一〇页，并参看第二八，第一三七等页）。
把属于各个土地所有者的土地（用化零为整、围墙、农地划分等办法）联合为一整块土地就产生出非常优良的结果。例如，从上爱仁纳赫区来的通信说：“虽然常常有很大的款项用来建立新的公共机关，这费用占百分之四乃至百分之六，可是收成在实行这种联合之后，比起从前就大大地增加了；那时以前极大面积未被利用的土地，由于土地底各种改良，取消田界，篱笆和境界，就成为有收入的土地；土地的价格也往往在土地调整后，最短时间内提高到极大的限度，往往提高了三分之一，同时在各块土地上很快看到经济状态显著的改善”（同书，第三一页）。
根据迈岑的话，在格罗森和阿尔登霍特区（在慕尔汉森，在屠林根）有一二、九三四莫尔根的土地面积，由于土地底合并，每年收入增至五九、三三九马克，即是一莫尔根收入增至四·五八马克。包括灌溉的沟渠、新的道路、桥梁等等费用，达到了一三〇、九〇二马克，即一莫尔根土地要耗费一〇·五〇马克，这笔费用，由于巨大的排水工程就非常之大”（“普鲁士国内底土地及其他”，第一卷，第四三八页）。
虽然有这样多的利益，可是耕地底合并还是进行得很慢。其原因之一就是耕地合并所引起的费用。不仅合并的手续，其本身像我们此刻所看见的，需要很多的费用，而且问题在于，耕地底合并大部分要以从附有牲畜牧场的旧时三田制经济过渡到需要更多资本的更高、更集约的经营形式为条件。在没有具备充分资金的地方，耕地底合并可以成为农民负债底原因，而在他已经陷于负债地位的那种场合内，就能使他破产。
另一方面，这样的合并，对于个别的人就办不到；这种合并需要共同轮种底全体参加者底同意，因为只有在各地段彼此搀合的条件下才能完成。要做到使任何人不受压制就很难，要做到使任何人不觉得自己受压制更难。如果我们一想到农民底保守的和不信任的性格，那末在我们看来是很明显的，这里我们所涉及的还是土地私有财产制在这一领域内予进步以不易克服的障碍。
这种情况在开明专制时代就造成承认土地私有制是使前进成为可能的一种暂时现象。可惋惜的是自由主义在这种场合内不得不破坏私有制度底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一部分有利害关系的人就要求耕地化零为整，其余的人照法律应当服从这种要求并将自己的财产和别人的财产相交换。
可是，农地的交错现象在现时无论如何还未成为过时的现象，并且在这一方面，为改善农业底状况还有许多事可做。
社会民主党有一切根据来赞助从细分的、不合理的、中世纪的经营到更大的更集约的现代经营方法的这种进步，并且在它能利用这种进步的地方，它自然不放弃机会来表示自己的影响，因为这种进步是用适当的方法进一步限制私有制来实现的。
相反的，社会民主党在关于地主党人方面所常常要求的，国家补助这种耕地合并的问题上，应当极端慎重。一切程序就意味着地租底增高，——土地价格，像我们看见的，可以增高三分之一。国家的补助金当然是由全体纳税人支付，无产者及在自己事业上受压迫的小有产者也是其中之一。拨出自己极小收入底一部分，使许多地主将已增的地租取为己有，是否也列入他们的计算以内呢？有这样的情况，当吋这一类的公款补助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是适宜的，但无论如何不能列为无产阶级政党底任务，使它在自已的政纲上将这样的礼物许给土地占有。
在限制土地私有权底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在消灭耕地交错现象的问题上的任务当然是完全不同。如果经过过渡时期以后，耕地交错现象底消灭给土地所存者以无可怀疑的极大的利益，那末这种消灭就是剥夺农村无产者方法之一。
田地边缘、牧地（即收获后之闲田作牧场用者）供给农村无产者以可能饲养山羊，甚至饲养牛。隔离的地块底合并就取消了这些公共的牧场——在格罗森霍特和阿尔特霍特公社内，由于边界和田界底减少，就省出了六三七莫尔根宜于耕种的土地，于是，无产者要饲养在他们的家庭经济上十分必要的乳用牛的可能性也被剥夺了。
另一方面，小农往往因细分地底合并而受损失。细分地底合并主要是有利于中农和富农，而非有利于少数小块土地底所有者。小所有者对细分地底合并得要垫出和大农一样多的费用。往往在这种情形下他会直接受骗：他在农村中无权无势，在边地上，也就是说，在不利的，和时间底极大损失相连的地位上的田地，才落到他手里。
这种情形无论怎样令人担心，可是社会民主党总不能出来反对消灭耕地的交错现象。这里在我们面前有一种情况，当无产阶级底某一阶层底利益与经济发展底利益相冲突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就不能去妨碍这一发展。它的作用在这里，像在取消牧场及森林用益权及诸如此类用益权的时候一样，要注意到，一力面，权利底取消并不是简单的没收，而是以相当的赔偿或给以一定数量的土地来补偿，另一方面，在执行这种任务时，尽可能不许有不公正的处置，一部分要使小所有者和大所有者一同有平等的投票权，一部分则用费底分配须照土地底累进税原则。如果我们既不能，也不应党阻碍经济的进步，那末就应当做到，使经济的进步尽可能没有痛苦地实现出来。
四 土壤底培养
我们用来考虑取消耕地交错现象这一问题的那些原则，当然也指导我们去考虑因企图鼓励农业而发生的其他问题。
现时我们已经要求森林及水利收归国有。可是在森林及水利的私有权尚未被取消的时候，我们将赞助对这种权利加以一切合理限制以保证森林及水利合理的措施。
与水利问题有密切联系的，就是在本质上不是别的，而是供农业之用的、公共水利底一部分的，土壤改良与土壤培养方面的巨大工程问题：这里是指土地底排水及灌溉、沼泽底排水，筑堤以增大土地底范围以及诸如此类的工程。
将这些工作的执行给予个别的经营者是没有可能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萌芽的时候，专制国家就着手做过这一类工作，并且拨款提高了土地所有者底地租，正如专制国家靠公款补助来提高工业企业家底利润一样。自由主义的国家把新的原则放进土壤改良的政策内。如迈岑关于普鲁士说道：
“现在（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完全确定地和国家机关底古老制度相反，作为土壤改良的一种根本思想规定出一方面坚决地鼓舞私有的土地所有者积极活动来提告企业底收入，另一方面竭力巩固和支持这种事业欲和自助精神为目的。为避免坏事情起见，凡是在承认警察的保护，法律方面对强制私有者进行合理的土壤改良工作不加妨碍的地方，保证利益的其他的设备，只要一些指示，准备工作、技术方面的意见以及公款补助底保证就可办到，而在这些方法付诸实行，但充满危险和意外的时期，则竭力用金钱的补助和借贷来排除工作上的一切停顿，尽力吸引对这些设备有厉害关系的人来行动，并保证合作社适当的，事业上充分发展底可能性，虽然在这上面现在只有一些数字的说明及事业底条件方面的准备而已。”（“普鲁士国内底土地及其他”，第一卷，第四六三页）
社会民主党在这里又有新的原则：它要做到水利由国家经营，但不是像专制国家的办法，费用由国家负担而将利益给与土地所有者。社会当然仍为水源底主人，水利的收入，亦即土地收入底增高，是水利经营制度底结果，应当归社会所有。
在这种情形不可能的地方，在土地私有权是一种障碍物而且是一种不可克服的障碍物的地方，那里只有仍旧抱持自由主义底立场土壤改良的设备不由国家来实行，而由有利害关系的靠自己拿钱的土地所有者底合作社来实行；那时国家方面对农业的帮助，不是表现在对土地所有者赠与，而是表现在限制他们的私有权，表现在克服反对分子底反抗，可是，没有他们的协助，也就不能进行土壤改良。
只有在土壤改良不是专为土地所有底利益，而且也为社会的利益，如因沼泽底排水而使气候改善，或因开凿运河而建筑新的交通道路的时候，才能有例外。那时国家可以，而且应当把水利的经营拿到自己手里。
但在这种场合就必须要求，凡对此有利害关系的土地所有者都担负设备方面的费用，其限度以他们的地租因这种设备而增加的为限，并且在他们拒绝交纳相当经费时就要剥夺他们，如果意大利政府要想使罗马的卡巴尼亚变为干涸之地，那来罗马和全意大利都会因此而获得利益。要是靠贫苦的意大利的人民负担，使这个荒漠的区域变为繁盛之地，而使大财主、罗马教会、罗马王族坐享其利，那就是太多余的事。
应当反对将公共资金用于不是为社会利益所迫切引起的种植事业方面；这不是单从无产阶级底观点来说，就是从这些工作收入底观点来说，也必须如此。自然，从种植底观点来说，应当赞成沼泽开垦或将海底变为农业耕作，但显然，这些工作，除掉像上面所说的，为社会的目的，我们假定，为着卫生上及诸如此类的目的而外，只有在它们保证收入多于支出的时候，才应当赞助。
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有力倾向，但很恶劣地作资本主义打算的十六世纪开明专制，为了提高耕地地租的这样企图上，曾付了极高代价。在现时，在地租低落底时期，需要特别谨慎。当资本主义积累一天天开辟着欧洲以外极其肥沃的处女地底新的巨大面积时，当欧洲本部肥沃的土地再变为牲畜的牧场，甚至变为森林地时，要花大笔费用辛辛苦苦将几块不毛之地变为宜于耕种的土地，那是完全不适宜的。罗赛尔引证一封信，在这封信内还在一八四一年关于巴伐利亚土地培养问题曾说道：“在巴伐利亚森林中，在丰饶土地上，看了三十年战争时期农村废墟以后你对投到多瑙河沼地内的资本和人力，会体验到极大的痛苦”（“国家农业经济”，第一二二页）。自然，要通过土地培养方面这些工作来帮助农业底需要，或一般地说，来帮助农民，那是谈不上的；何况他们感到缺乏的并不是土地。
不言而喻，能够产生收入的许多土壤改良工作尚未实行；金钱的缺乏对于这些工作底实行所加的妨碍不及土地私有制及土地在许多所有者之间的分散。货币可以借贷，一旦企业保证有收入，就可借贷，但是大多数土壤改良工作只有在大范围内才能进行，并不是每个为自己打算的，个别土地所有者都能进行。只有联合一切土地所有者，才能实现土壤改良工作，可使这种情形却极其困难。懒惰、愚昧、不信任就是这种工作底障碍，此外从大的土壤改良企业所得利益对于每个参加的人也各有不同。
只有限制私有财产，国家底强制在这一领域内才能建立强固的统一。一旦一定的人数有这样的要求并且计划被认为是合理的，一切反对分子就应当受到强制，要他们交出自己的土地并分担费用。社会民主党总是赞成这种保护土地培养的利益的方法。
五 和疫病斗争
关于和威胁着动植物、威胁着文明人底生存条件的害虫作斗争的问题其重要性不亚于土壤改良工作。
我们在笫一章中就已经指出，现代生产方式对于动植物底健康有极大的危险，对牡畜和植物底流行病大开其门。
因此对于牲畜和水果的输入发生了一切新的困难。对于整个区域底农业，经过某种感染了病毒的标本底输入而遭受破坏的实际危险无论怎样大，这些输入的困难往往只是一种掩饰，在它后面隐藏着并非卫生性质底考虑而是保护关税性质底考虑，在这种情形下所要注意的，不仅使感染病毒的牲畜底输入，而且一般地使各种牲畜底输入有许多困难，甚至使输入成为完全不可能。应当要求的不是和国外隔绝，而唯一的是和传染病发源地隔离，传染病底发源地是在国内或在国外都一样；自然，前者的危险最大，因为传染病发源地是和国家息息相关的。要是不和他们防止国内流行病一同进行强有力的斗争，那末，在国境上一切警戒方法都完全无效。
但是在这里我们发现私有制乃是最大的障碍。如果防止动植物传染病的一切斗争不是坚决地有计划地在全部受威胁的地区于同一时候进行，那末，防止就没有希望。如果牲畜所有者将自己有传染病的厩舍加以消毒，而其中有一人要见规避，则这一件事就足以使刚被驱除的恶害有重复出现的可能。如果在某一地方所有葡萄园所有者都驱除葡萄虫，而有一人是例外，那末葡萄虫一样会回到葡萄树枝上。这里帮助只能是废除私有权，即使是暂时的，应当以国家方面的强制来代替经营中的自由。
而且这种情形不仅在不得不和恶害进行斗争的时候是合宜的；在这里正如在其他各处一样，最好的政策是预防。不仅必须爱护和培养有时给他们以害处的害虫之敌，例如，马铃薯甲虫，而且在耕作土地，建筑厩舍等等的时候，应当用强制办法采取各种预防的手段。按照对于人的住宅情形一样，对于牲备的厩舍应当颁布一定的卫生指示，并设置检察人员以监督这些指示底实施。
要防止牛底结核病，应当施行强制的结核菌免疫注射，将有病的家畜和健全的隔离，并以消毒牛乳饲养幼畜。在丹麦免疫注射得到了优良的结果。在法国全部被输入的牛都施以免疫注射。我们不是要来考察结核菌免疫注射底功效，但是免疫功效一旦确定了，它的强制实行，自然会为我们所赞同。
社会民主党绝不因私有权的恐吓而害怕用强制手段，这些手段是用来和农业底敌人斗争的；但是，不用说，社会民主党关心的，是要使这些手段尽可能合理地实现。
国家政权已经是而且现在也是一种强制的权力，对于和家畜及植物流行病作斗争的问题上，不是由于自愿，而是由于必要，用强制手段去干涉财产权。虽然这些手段是有利于农业经营者的，但总是常常碰到顽强的抵抗。其原因不是懒惰和愚昧，而是农民养成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那种不信任；平常这些机关对农民的态度是压迫和横征暴敛的机关，如警察局和征税官，农民对于自己的农业，不希望从它们的官僚主义的保护中得到半点好处。
在防止流行病时，国家底强制权力推广得愈广，则一方面，更应关怀农村人口底教育，不是一时的而是有系统的教育，另一方面关怀到，要使强制手段不是由法官、警官和从前的皂役，而是由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有教育的明达事理的人来发布和施行，使之和公社或区底民主自治机关完全一致。
谁应当担负实行这些办法的费用呢？国家？这就意味着——将农业方面的生产费用底一部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并且靠他们来提高地租。可是另一方面，把这些办法的费用使受到传染病害的生产的那些农业经营者负担，而这些办法的实施又是为着全体农业经营者底利益，那是很不公平的；此外在这里每个人都有一种有力的动机想把自己牲畜间或自己土地上传染病的出现隐瞒着。
因此，这些费用常常加在有利害关系的农业经营者底全体，并且在接到即时通知的时候就立即赔偿在某些流行病——牛疫、鼻疽、流行肺炎、脾脏脱疽等等发生时，因消灭病畜所受的损失；这种习俗一推广，所有者就认为自己有了保障，在某些流行病发生时可以免于损失，并且在赔偿成为家畜所有者全体底义务的地方，可以说，就具备有流行病的义务保险。农村居民希望同时将其他的流行病，牛底结核病及猪瘟包括在这种义务保险内，对这种愿望不能不希望其实现（布亨贝尔格：“土地政策”，第一八八页）。
自然，对这一类的国家保险，不能加以任何反对。
同时我们要说到新的问题，即国家保险对于农业的意义问题。
六 国家保险
通常都断定，保险在农业领域内比在工业内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如果在个别的工业部门内不能实行国家保险以防一切可能的不幸的灾害底后果，那末在农业范围内却应当做到国家保险：农业完全受自然力的任意支配，在工业内这些自然力则为人所控制。
但是生产底不断增长，对于商品生产者，并不单是为一些自然的因索所制约，也为社会的因素所制约，而这些因素对于工业比对于农业更多苛求。农业多依赖于自然底变动，而少依赖于市场底变化无常。农业经营者大部分都独立制造出工业家不得不购买的原料和补助材料，即使在国外竞争出现的时候，销售市场对于农业经营者总比对于工业家更有保证，更少依赖于流行式样。自然界底不公道对于农业经营者经过市场媒介往往变为它们的对立物；灾荒本身可以引起价格底提高，此种提高除补偿欠收外还有余。
此外，保险差不多正是不适用于农业中最有破坏性的灾害方面，它只适用于通常使多数人中少数个人陷于不幸的这样的灾害——如每个人出很少的费，就足以完全补偿受损失的人。干旱或潮湿的夏季，严寒的冬季，洪水，——所有这些都是这样的灾患，它们危害广大地面，甚至危害全国，它们例如洪水，能引就这样的不幸，在它面前保险也完全无能为力。这里只有增加受公社支配的所有力量才能有所帮助。然而公社并不常常具备那样的力量。
社会民主党既然没有理由要求将城市和农村中全部保险事业交由国家办理，因而它也就很难有理由将农村内全部保险不分皂白地委之于国家。
我们不愿藉此就说，国家方面对农业所固有的保险部门，加以一定的干涉，现在已经不必要了，即使这种干涉是适当的，如：牲畜保险和雹灾保险。
牲畜保险有两种：传染病保险，像我们看见的，早已由国家办理，成为国家卫生警察组成的一部分。除这一种保险外，还存在着一种不是为传染病所造成的牲畜底死亡的保险。
这一类保险只是对于小的牧畜业才有意义。在大经营内一两头牲畜病死算不了一件真正危害企业的大事。生产愈大，则某一头牲畜的损失愈快，乃是十分正常地定期复现的现象，是生产之不可免的费用底一部分。大群牲畜底所有者，像大船的船主一样，最善于用自己的力量来保证自己。
小农则不然。单是一头牛的问题，在他就已经是很大的损失，对全部企业往往是严重的阻碍。他的收入太少，他无力定期地从收入中匀出一部分作为准备金来购买自己的家畜，并且各个不幸的机会，在他付清买价以前，就会危害及他的牲畜，在这样情况下不能求助于保险的农民，除了向牲畜商人借贷之外，毫无别的办法；于是，这个牲畜商人既是商人，同时又是高利贷者，他有可能竭力剥削农民。
很显然的，这就是为什么某个农村内牲畜底所有者——农民，要联合起来，互相担保使自己免于这样的灾害，并且共同担负灾害的费用。这种形式的牲畜保险是企图用合作的办法使小生产能得到大生产的益处；但这些企图无论怎样有益和必要，它们在这里也只是大生产之可怜的代用物而已。
自己保险自己，大企业就这样既不损失资金又不损失利益地尽可能采用适当的预防方法来预防牲畜的损失；农民则不然，不言而喻，他的牲畜有时由于资金底缺乏，有时由于厩舍底不良建筑或不足的饲料，常常遭到危险。保险费底偿付，在一切情况下，并未改善他在这方面的地位。诚然，农民更大的关怀自己的家畜是可以相当补偿资金底缺乏，但是保险正是向他指出这一类关怀之无益，并且常常是直接的诱惑，使他不妨击毙坏的家畜，而用保险公司赔偿的钱换一个好的家畜。
因此，农民的牲畜保险的经验开始得无论怎样早（在十六世纪时我们就发现有这种保险了），资本无论怎样贪求着它能够置于自己势力范围之内的新的领域，可是直到现在资本宁愿远离这样的试验，这些试验，在企图使资本走上这条道路时，总是以完全失败而结束。在农民当中存在着相互保险的地方，他们就会相当的彼此注意牲畜饲养，但这种情形，在牲畜保险成为资本主义企业时，就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经常的危险威胁着资本主义家畜保险的，就是农民方面的欺骗，他们的利益只能表现在那种情况内，即是他们自己努力欺骗自己的顾主。可是，对任何牲畜商人都可容许的这种办法，不会引诱大资本，大资本宽宏大量地将保险底这一领域委之于国家或公社，——这也是特有的……一种社会主义！
一直到现在牲畜保险通常不会越出当地的小的组合范围以外，这类组合在牲畜受损害时以这一种或别一种方式来援助自己的个别的会员。这些组合是一些彼此很熟识的人底联合，因此管理监督是一件非常轻而易举的事，而个人方面底疏忽或显著的欺骗所生的对于团体的损害，也能及早加以预防。但是这一种组合也有其不利的方面，即限制着参加保险的人数。因比在每个地方牲畜伤亡，例如因饲料缺乏而增加的时候，组合就表现出已经无力完成自己任务，也就是说，全部保险都成为欺骗的和无望的了。
无疑地，国家应当干涉这一领域。国家或者可以使个别的地方组合和互联合起来，那时他们就有可能共同担负起他们当中某一个极严重的一时的损失，而不冒组合瓦解的危险，或者强迫个别的牲畜所有者加入组合并以此扩大保险的范围。
无产阶级总是尽可能不选取官僚政治协助下的组织，宁可选取自由的民主主义的组织，这就对他的保险机关而言也是对的：同样没有政府的帮助，无产阶级也能建立起自己的职工会以及在全国组织阶段上的互助储蓄会。但是如果农民觉得有必要将自己的地方保险公司联合为一个全国的组合，他总是认为自己不能够靠自身努力来实行这类办法，并在别的情况下转而求救于他所遇到的不足信任的官僚政治，无产阶级没有理由停滞在中途。此外如果他在这里也还是有用的，他马上就于以帮助。
如果向国家呼吁是一种手段供给一些个别的土地所有者以补助于由纳税者来负担，例如，当国家用丰富的保险储金使土地所有者能靠公费去改善牲畜业底状况，那又是一回事。无产阶级底政党绝不赞助这一类小恩小惠。
雹灾保险的情形就完全不同。提供漠不关心的和不诚实的经营者以获得贷款的藉口的那种可能性在这里完全被排除了。另一方面，雹灾的危险以同一程度威胁着大经营和小经营；雹灾可以一下子毁灭大经营与小经营幸福底全部基础。如果阻碍国家的农业发展及加强不合理的土地耕作的小土地所有对社会的依赖常常是国营牲畜保险底后果，那末在雹灾保险情形下这一类危险并不存在。
雹灾保险和家畜保险不同之点就在：雹灾保险注意到受全区甚至全国全部经济破坏威胁的危险，而家畜保险则在某些地方却可避免威胁着这一种或那一种经济某几部分财产的灾害。雹灾的破坏在这方面有些和水灾的结果相似，但雹灾的彼坏多半只限于比较小的地面，因之和后者相反，雹灾保险在足够的人数时对于参加者就不是特别重的负扭。“雹灾保险底组织（如果这种组织包括比较狭小的地面），如何没有生气，这从威敦堡和黑森当时爆发的保险公司底破产中，而同样从那个事实中，即较小的互助社往往不能不付出最高限度的贷款中，就可明显地看出（例如“柏林柴雷拉公司”在一八八七——一八九〇这四年期间，付出最初保险金底百分之一七五，九九，一三三又三分之一及百分之百”（布亨贝尔格：“土地政策”，第一七六页）。
在大多数地方雹子不均匀的降落，以及雹子特别常常降落在同一的地方这一事实都会妨碍由私人企业家经营的保险的普遍性。有些地方，在相当时期以内完全没有遇到雹灾，当地的人就容易有一种没有危险的感觉，而不要保险，这对于平常没有过多资金的农民尤其如此；而在特别受雹灾威胁的区域内，私人设立的公司或者完全拒绝保险，或者答应保险，但对这种保险，要求极高的保险费。
这样看来，国营的雹灾保险组织就有必要了，这种组织在巴伐利亚和巴登已经实现到相当程度。国营雹灾保险组织底必要性是由雹灾造成的荒芜的那种危险性表示出来的，并且此种危险在没有任何保险的地方就可以引起像水灾一样的灾难，因此国家不论愿意不愿意都得加以干预并予以必要的援助。国家援助底这种必要性在未实行保险的地方，就完全证实国家贷款给保险公司的正当性，因为这正可减轻国家在非常时期救济的费用。
我们虽然绝不倾向于任何的，那怕最小的扩大警察国家底活动范围及其社会作用的范围，可是刚才所述的那种雹灾保险在我们看来却是全然合理的办法。
但不应当把无论是国家保险无论是私人保险底可能结果估价过高。保险对于遭受破坏的人无论怎样有益，在别人的双肩上，要别人负担这些灾害，这种保险就被人觉得是一种新的赋税，保险底面积愈广，被保险者应当负担费用的灾害底范围愈大，则这些赋税增加得亦愈多。
这些灾害和现代文化发展底进程平行地增长着，现代文化带给我们的，是牲畜死亡数更加增多，各种有用植物绝迹，水灾以及大雹灾，如果亚尔古地方的森林官——吕里凯尔的理论是正确的，雹子的要常常在无隐蔽的高地上面发作，即是说可以把森林所占面积底减少认为是雹灾底原因。保险完至不涉及灾害底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保险用来防止破坏农业的最严重的灾害的发生是不济事的。保险顶多只是一种可怜的代用品，代替那些使农业经营者不依赖自然底瞬息万变，而使自然屈服于人类意志的办法。减少水灾及雹灾危险的森林及水利经济底科学设计的体系，防旱的灌溉设备，以及防止过度潮湿的排水设备，不仅注意生产率底提高，而且注意改良品种底耐久性的有用的动植物底人工选择，食虫鸟底保护，厩舍之合于卫生的建筑，适当的饲料等等——这些办法比任何保险更有帮助。不言而喻，这些办法中很多办法和地少的农民底整个生活方式立于显著的矛盾地位！你试试要求他在宽敞的清洁的厩舍内合理的饲养和照料牲畜罢！
七 合作社·农业教育
由当地公司承担的牲畜保险，像我们已经看见的，实质上，乃是企图利用合作社的组织来获得大经营底利益。在讨论有关土壤改良的诸问题时，我们就已经涉及合作社问题。这里对这一问题还得再说几句，当作我们评述农业的那些要求（这些要求是会得到社会民主党方面的赞助的）的结论。这里我们简略地说一说，因为在以前的一章中我们已经充分说过关于合作社在农业中的意义。可以直接了当地声明，社会民主党一般地异常同情于合作社，尤其同情于农业合作社。我们完全不把它们估计过高，也不把它们看做是拯救农民的生产方式的一种手段，因为它们既适合于大经营，也适合于小经营，而且在它们加强小经营的地方，它们更加把小经营的所有者或者变为资本家剥削者或者变为被剥削者。但我们也并不把农业合作社视为到社会主义王国的过渡阶段，除了它们像一切股份企业和每个大生产一样，一般地同是这样一个阶段的意义以外。
无论如冋，合作社（在农业中甚至比在工业中更甚）是经济发展底强大力量，并且也可供作小生产过渡到大生产的一种手段，也许，比这一发展——剥夺小私有者——底专门的资本主义手段更好些。我们不能在现代制度底范围内去妨碍后一方法（剥夺小私有者）底发展，但我们也不愿意去帮助这种发展。相反的，对于合作社我们倒应当帮助它发展。
可是，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只限于废除那些妨害这种合作社自由发展的立法的枷锁。用国家的款项补助合作社在某种场合内只是在无产阶级帮助下供给个别私有者贷款以提高他们私人物质幸福水平的一种办法。发给贷款来促成腐败的公司的滥设及金钱底轻率的浪费，那不是为合作社本身利益，至于拥有合作社补助金，可以成为每个政府尤其是不民主的政府吸引政治同情到自己方面的一种手段，可以成为收买底手段，有如弗尔夫王底基金一样。
所以合作社底大部分自己就拒绝绝国家的补助金（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克留格尔博士载于“社会实践”〔Sociale Praxis〕中的论文，第六卷，第三三八页、第七卷，第二〇三页）。这可以名之为“自由贸易论派”，但其实国家补助私人为满足他们私人的欲望也离社会主义太远。以利润供给资本空而以危险归诸国家，亦即归诸人民大众来保护农业的商品生产，这种社会改良，无疑是地主党人底最迷人的理想，但是这种改良或者不能大规模地实行，或者不是为无产阶级底利益。此外，还有一个有力的手段来改善农业底状况，不仅不阻碍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异常地加速经济中发展。这手段就是普及职业教育。
在这问题上一般可以说到的最重要之点，我们在上面观察国民学校问题时就已经说过了。这里用不着多说，社会民主党尽力促进农业和工业教育，准备在一切场合内比大量初级国民学校底简单设备更进一步：当问题涉及中等和高级农业学校，农业实验室及实验场底设置和改善，涉及模范农庄、展览会等等底设置时，社会民主党是不会吝惜的。
我们相信，我们已经涉及了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对农业底发展有意义的并容许社会民主党干涉这一过程的一切最本质的要素。
在我们的结论之后几难有人再断言，我们的观点只是“社会重商主义”底表现。可是，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要求并未越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的土地政纲界限之外，而在“急进主义”意义上这些要求其至比地主党人及土地改良主义者底别的政纲还略逊一筹。我们从这样的“缺点”中倒以那种希望自慰，即我们在自己的土地政策中遵守了工业与农业发展底统一性，我们的观点在两方面全然一致，并且我们对于农业绝不要求与工业相反的东西。地主党人和土地改革者在这问题上用不着感到不安：根据他们的意见，农业是一个独立的整体：社会民主党人底义务则只是把农业当作一个同一的社会有机体底一部分，即只有完全适应这个整体才能发展的这样一部分。
会有这样的情形，即实际家由这里所提出的要求中，会找出某些要求是不合理的。
但在决定这些要求底目的性时，问题应当是关于它们是否能够促进农业底发展，不必注意它们是否能够吸引农民。我们早已同意，这些要求中有些要求（其中不仅是那些关于保护劳动者的要求，而且是涉及限制土地私有权的那些要求）正是会妨碍将农民吸引到我们的阵营来。
但如果说，能够把农业提到较高的发展阶段的那些方法不适宜于争取农民底同情，那末这绝不是证明这些方法底不合理，而只是证明小农生产方式底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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