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社会革命（1902）
6．再生产过程的组织
即使把以上所论述的托拉斯的两个方法应用于生产，也还没有充分利用无产阶级政权在增加生产方面可资利用的手段。生产过程要不断更替下去，要进行再生产，就需要不受干扰地不仅继续进行生产，还要继续进行周转。要不间断地继续进行生产，就不仅需要有制造产品的工人，还有必须使原料、材料（煤）、必备的工具和机器、工人的食品等等的供应不致中断，使制成品也能找到销路。
周转的停顿就意味着经济危机。周转发生停顿，有时是由于同一种商品生产得太多。在这种情况下，出产这种商品的工厂可以因为产品销路不好而不完全继续开工。它因为销路不好而没有钱，结果就缺乏资金去购买原材料，支付工资等等。但是，也可能由于某些商品生产太少而发生危机，譬如英国棉织业就曾发生过由于美国南北战争引起棉花大幅度减产而带来的危机。
危机是对现代化生产方式最严厉的批评。无产阶级政权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消灭危机。但是，这只有通过对生产和周转，以及再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才能做到。
人们总是认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组织生产。但是，这一任务有一部分已由资本加以解决了，其方法是用拥有数千名工人的大企业的生产来代替许许多多独立的小企业。托拉斯甚至能组织整个工业部门的生产。但是有一个唯独无产阶级政权才能解决的任务，即有计划地调节产品的周转，调节企业与企业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换。在这里，消费者这个概念是指最广义的而言。它不仅包括个人消费，而且也包括生产性消费。譬如说，纺织工人在生产性消费中消费棉纱，而他所吃的面包，则属于个人消费。
无产阶级只有废除企业的私有制，才能实现其对产品周转的调节。无产阶级不仅能够实现它，而且必须实现它，才能领导生产过程，才能使其政权存在下去。无产阶级政权必须根据对现有生产力（工人和生产资料）和现有需要的计算，来确定每个社会生产场所的生产量；它必须设法使每个劳动场所不仅获得必要的工人，而且获得必要的生产资料，并把产品销售给消费者。
而这种任务在现代大国里不是很难完成吗？譬如，有人设想：在德国，国家必须成为二百万生产场所的生产领导者及其产品周转的调节者，这些产品有一部分是作为生产资料彼此供应的，有一部分是作为消费资料销售给消费者的，而在消费者中，每人都有其时时改变的特殊需要。这项任务显然会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否则就得按照一个简单公式自上而下地调节人们的需要；像过兵营生活那样，让每个人只分得其最低的份额，从而把现代化的文明生活降到何等低下的水平！难道我们就必须成为一个兵营式的或监狱式的国家吗？
确实，这项任务是不简单的。它是无产阶级政权所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会给它带来许多难以对付的棘手问题。但是也不能夸大困难。
首先必须指出，这里所谈的并不是非得在一夜之间凭空建立起一套调节生产和周转的全新的体系不可。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体系已经有了，否则今日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问题只在于如何把迄今人们一直不自觉地在倾轧、破产和危机的痛苦经历中靠价值规律的作用反复实践出来的无意识的体系变成有意识的体系，在这新体系中，将用预先测算各种主要因素的办法来改变那种由供求关系事后调整的局面。各个生产部门之间既已有了虽不太完善和不太稳定的比例关系，就不必从头作起，只须使其完善和稳定就行。正如对待货币和价格那样，在这方面也应该承袭历史上的传统作法，不宜一切推倒重来，而仅仅在某些方面加以扩大，在另一些方面加以限制，使原来松弛的关系更趋紧密即可。
正如我们已经论述过的那样，把生产集中于最完善的企业就能使企业的数目大大减少，因而在改变体制时，问题就简单多了。德意志帝国在1907年所有的2，086，368个企业中，只有13，250个是有百名以上工人的工厂，其拥有的工人总数在一千一百万产业工人总数中占四百万人。我当然并不断言，将来只有这些大企业才开工。就未来的情况提出确切的数字，这样做是可笑的。援引以上的数字只是为了举例说明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不足以确切描述未来事物的实际情况。这里只是用两百万个工业企业与一万三千个大企业这个比例来表明，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工业企业的数目将大大减少。
除了减少企业的数目外，还有其他办法来减轻生产和周转的组织工作上的困难。
生产可以分为两大领域：为消费而生产以及为生产而生产。由于分工越来越细，生产资料的生产在今日已成为生产的最重要的方面，并且不断迅速增长。至于消费资料，则几乎没有一件是完全从一个生产者的手里制造出来的，而要经过许多生产场所的手。因此，使消费品能使用的人，只是生产者长队中的最后一个。但是，消费资料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各有其完全不同的性质。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大规模企业（如钢铁业、采矿业等等）活动的领域。这些企业今日已在卡特尔、托拉斯等企业主联合组织中高度组织起来。同时，在生产资料的购买者中间，也普遍发展起了企业主联合组织。今日在这些行业里，已不是一个企业与一个企业打交道，而主要是企业主联合组织与企业主联合组织、工业部门与工业部门打交道了。在企业主联合组织不大发达的那些地方，生产资料的生产者总是较少的，与它有关联的消费者也少。因为在这方面，消费者并不是个人，而是整个企业。例如，在纺织机器制造业中，1907年有1，177个企业，共有31，072名工人，但其中却有702个企业总共只有1，364名工人，因此几乎用不着加以考虑。一百名工人以上的大企业只有五十七个，共有工人18，742名。它们的买主是136，000个纺织企业（不单是纺厂和织厂）。但在建立社会主义企业时，纺织企业的数目可能减少到几千个，甚至几百个。因此，在实现了集中生产于最完善企业之后，生产者一方还剩下五十个机器制造厂，消费者一方还剩下两千个纺织厂。于是，双方就供应机器达成协议，以便有计划地调节机器的生产，这难道不可能做到吗？
由此可见，在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较少的情况下，对生产资料的生产来说，这时为公开市场的生产就会减少，为定货而生产，也即有计划有调节的生产和周转就会增加。
消费资料的生产则具有另一种性质。在这方面，虽然我们也有大企业（制糖厂、酿酒厂），但还是以小企业为主。这是因为这类企业，主要应该适应顾客的个人需要，而小企业比大企业容易做到这一点。在这方面，企业的数目是很大的，而且也不能像对待生产资料的生产那样使它减少。它们主要是为公开市场而生产的。在消费者人数很多的情况下，要对公开市场作通盘估计，就比为生产而生产时难得多。在这个领域内，企业主联合组织的数目较少，因此比起生产资料来，消费资料在生产和周转的组织工作上，就存在着更大的困难。
在这方面，我们还必须区分两个门类：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和奢侈品的生产。对日用必需品的需求，波动比较小，因而比较稳定。比如，人们每天只需要同样数量的面粉、面包、肉类、蔬菜；对皮靴和换洗衣着的需求量每年也变化不大。反之，消费资料愈具有非必需的奢侈品的性质，其需求量的变动就愈大。这是因为人们虽然乐于占有奢侈品，但没有它们也过得去。因此，其消费量就更加变幻莫测，得视情绪而定。但是，只要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这种情绪变化与其说来自买主个人，还不如说来自工业界。比如，大家都知道，时装的变化与其说是由于公众审美观的改变，不如说是由于生产者要使已出售的旧商品显得不适于继续使用，从而促使消费者另买新商品。因此，时髦的新商品必须与旧商品有显著的区别。这里除了现代生产方式本质上就具有的不可停滞性外，生产者的竞争欲也是时装迅速变化的主要原因。他们总是先生产出新时装，再把它强加于公众。
但是消费资料，尤其是奢侈品，在销售量上的被动，与其归因于消费者趣味的变化，还不如归因于消费者收入的变化。收入的变化只要不是个别情况，而是社会上较普遍的情况，就能明显地影响社会的消费。它的变化幅度是随着繁荣与危机的消长而波动的，是根据劳动力的需求情况，即失业人数的增减而起落的。只要我们调查一下产生波动的源泉，便会发现它总是先出现于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今日特别容易出现危机的是钢铁工业，这是众所周知而且普遍公认的了。
由此可见，繁荣与危机的消长及其引起的消费资料供求关系的重大波动，都是发生在生产资料的生产领域里的。我们又看到，这一领域的企业集中和生产组织今日已发展到最能将其生产和周转完全组织起来的程度。生产资料生产的稳定也会促成消费资料需求的稳定，因而可以不经调节消费，就能很容易地用统计方式确定消费资料的需求。
但是，在生产所引起的周转失调中，只有一种情况可能最不利于无产阶级政权，那就是生产不足，而不是生产过剩。在目前情况下，消费过剩是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因为今日最大的困难是出卖，即销售产品。反之，购买，即取得产品，通常不大令人忧虑，至少对于那些在口袋里有所需零钱的幸运儿是如此。可是在无产阶级政权下，上述情况就倒转过来了。这时用不着担心产品的销售。因为它不是某个私人为了卖给另一个私人而生产的，而是社会为其本身的需要而生产的。只有当某些产品（不管它是供生产上消费的或个人消费的。）生产得不够，不敷所需时才会发生危机。反之，如果在某处或处处都生产得太多，虽然意味着劳动力的浪费，会使社会蒙受损失，但这并不妨碍生产和消费的继续。新政权主要关心的事必须是：使任何生产部门都不会生产得太少。这时，新政权当然要力求不在不必要的生产上浪费劳动力，因为任何这种浪费都意味着从其他各部门抽取了劳动力和不必要的延长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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