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关于民主和关于民族国家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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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关于民主和关于民族国家的若干问题

　　很不幸，这样的时期再一次地又来到了：即为了阐述明白起见，必须从最基本的东西讲起。有一些同志认为，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一切，现在已经证明是骗人的玩意儿，或者已经过了时，只符合那种不再存在的情况，现在只能作为“自由主义的遗产”而属于“古董仓库”里的东西了。
　　帝国议会党团8月4日声明中所宣布的关于“每一个民族都有民族独立的权利”的原则，也被说成是这种过了时的观念之一。
　　这个原则现在遭到党内同志的攻击。关于这个原则，我们必须弄清楚：它在行将到来的和平谈判中将起巨大的作用。
　　温尼希同志在12月8日凯姆尼茨《人民呼声报》的一篇文章中说：这个原则不是“社会主义固有的原则，同其他某些东西那样它是工人运动从十九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精神武库中接收过来的”。他还认为，这种要求同科学社会主义毫不相干。

　　 “社会主义既不能把划分目前的疆域当作世界政治现状的基础，也不能把每个民族要求彻底独立的绝对权利当作世界政治现状的基础。只要社会主义能够影响战后的新秩序，那末社会主义在这里，正如在其他各处一样，也必须根据总的发展趋势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来确定其计划的方针路线。
　　但是在今天，国家制度毫无疑问地是朝着大国的方向发展的。”

　　温尼希没有说明，我们根据“总的发展趋势”想要建立的这种大国应该是怎么样的国家，但是显而易见，这该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国家。
　　这种看法在右派以及在左派那里，在卡尔斯鲁厄以及在哈勒都博得喝彩。卡尔斯鲁厄《人民之友报》以赞同的态度转载了哈勒《人民报》的一篇文章。其中包括这样一段：

　　 “拉萨尔在他的关于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小册子里说，如果没有独立的民族国家，就不可能有民主。为什么不可能，这却无法看出来。为什么像德意志帝国——其中除了德意志本族人之外还有波兰人、丹麦人、法兰西人——这样一个国家就不能加以民主管理？即使一千二百万德意志-奥地利人不参加进来，为什么目前不是清一色民族组成的德意志帝国就不能成为民主国家？今天使得全国公民完全平等的民主制度未能实现的，不是民族差别和矛盾，而是阶级差别。”

　　这位哈勒方面的作者还认为，拉萨尔1859年的看法并不因而就是荒谬的。这种看法当时是有理由的，因为德国和意大利在当时都需要建立统一的国家。但是，从那以后，资本主义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也大大地提髙了：

　　“其发展规模是如此巨大，以致于对资本主义说来民族国家的范围已变得太狭窄了。多年来，国家的追求世界大国地位，一直是政策的巨大动力。这就是说，每一个大国都力求越出它的国界向外扩张，必须向外扩张，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进一步扩大已不再可能了。”

　　在最后一句话里，作者显然忘记在“已不再可能”这几个字前面加上“在迄今为止的国境之内”或“在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等字样，不加上这些字，结论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所有这些言论都包含了许多正确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把其中隐藏着的重大谬误之处不留神地一并接受过来的危险也就越大，而这些谬误之处可能给我们的宣传造成严重的损失。
　　为了把它们揭示出来，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回溯一些来由，并且首先来讨论一下民主的实质。
　　民主的历史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人类最初的组织就是群体；这些群体有时根据传统和习惯，有时通过自由选出的有经验的领袖作出的决定，有时依照聚会的群体成员所通过的决议来管理其事务。不言而喻，所有群体成员都能互相交谈，都说同一种语言。有时某些从战争中俘虏来的妇女说另一种语言，然而她们却恰恰并不构成民主的成份。民主所及的范围也就是共同语言所及的范围。这就是说，所有在同一个民主公社里的人都说同一种语言。但是反过来，并不是所有说同一种语言的人都联合在一个公社里。后面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绝大部分是不存在的。
　　当阅读和书写还不曾发明、不曾被群众所掌握，而且交通工具还不发达的时候，民主只能通过口头的交谈来实现。这样就给各个民主公社的地域和人口划定了它们所无法逾越的界限。人民大会是最高一级的民主；公社的地域不能扩大到其成员无法经常参加人民大会的那些地方。另一方面，公社的人口也不能多得使某一部分成员无法参与议事的程度。因此最初的民主是越不出村社和城邦的范围的。
　　在这个阶段上，一个较大国家的形成，一般说来只能通过这样的途径：即一个特别强大或条件优越的公社——可能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巩固的城邦——征服了另外一些部落或公社并使它们纳贡，但同时被征服者一般说来仍然保持自己管理一切内部事务的权利。公社的民主就可能如此地成为国家里专制主义的基础，正像东方今天还往往存在的情况那样。恩格斯早就指出过，俄罗斯的专制主义是立足于村社民主的基础之上的。
　　由于每一个公社都继续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因此联合在一个国家里的各个公社也就没有必要都说同样的语言。只须每个公社里有一两个代表懂得统治者的语言就够了。在各个民主组织的范围内流行着共同的语言。把它们统一在一起的专制制度扩展到各种不同语言的地区。因此在这个阶段上，一个国家的扩张只受到居统治地位的公社的力量的限制。但是它并非没有任何其他的联系手段。唯有居统治地位的公社的作战力量才构成国家，而国家又能凭借这种力量来迅速地大举扩张。一旦这种力量消失，那么这个国家也许就会迅速瓦解。甚至在近代，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类国家扩张的实例。俄国从十七世纪以来之迅速向东西伸展，以及英国在十八世纪之迅速取得大部分东印度，如果不是这样一种公社的原始民主在这里和在那里还居统治地位的话，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原始民主之上，有一种作为国家组成因素的军事强制统治髙高地居于支配地位。俄国的面积从而变得等于欧洲的两倍以上；不列颠帝国主要也是由于印度，才能使它的人口几乎与欧洲相等。欧洲有四亿四千三百万人口，不列颠帝国大约有四亿一千八百万人口，其中四分之三在东印度。俄国大约包括一百五十个民族，印度语言的种类则比这还多。
　　然而在这两个庞大的帝国形成的同时，已经产生了越出公社或村社的领域而在一个较大的国家内实行民主从而用现代民主来替代原始民主的物质条件。这是由于交通事业和印刷事业的发展以及阅读和书写的普及化而实现的。现在已经产生了一种对懂得同样语言的一切人毋须发生个人接触而讲话的手段。在同书面方式，尤其是印刷方式相比之下，口头方式的相互沟通的意义越来越小了。不仅对于少数受过教育的上层分子，而且对于运用同样语言的全体群众来说，现在已经形成一种紧密的精神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又进而凭借共同的书面语言而使复杂的方言退居次要地位，从而使得使用共同语言的共同体的扩大和紧密方面又有进展。同时，拥有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和固定的关卡疆界的现代大国也形成了。它首先加强了国家中央权力机关的权力，这种权力成为一种绝对的权力。但是由于交通事业和新闻事业的发展，全国的居民越来越能够了解中央权力机关作什么和不作什么，对之加以讨论和批评。同时，对于每个个人来说，中央权力机关的这种行为也越来越变得重要起来，国家权力的范围也扩展了。因而迫切要求通过由群众选举产生并受群众监督的议员和代表制度对中央权力机关的行为施加影响。这样就发展出现代民主制度，它的主要特点是议会制度、新闻事业以及遍及国家整个领域的巨大的政党组织。对这些制度进行批评，这是再容易也没有的事了；而要在现代民主中把这些制度剔除出去，则又再没有比这更不可能的了。尤其是议会制度，不断地遭受风暴的打击，而且自从有这种风暴以来，就一直有这种不断被人重复的断言：议会制度已经过时了，应该代之以一种更加完美的民主制度。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一下，这种代替物总是表现为一种原始民主形式。这一点也适用于由人民直接制定法律以及它的更加烈性的变种——群众性的罢工。这两种形式虽然能够发挥意义重大的历史作用，但是只能作为议会制度的补充，或者在议会制度一旦发生故障时作为其促进力量；然而它不能代替议会制度。议会制度的最坚决反对者——无政府主义者也彻底到甚至愿意重新恢复公社制度，使国家变成一群主权公社，以便摆脱议会制度。他们由此而十分明显地表明，那种想把代议制排斥在外的民主是何等原始，他们的打算是何等反动。
　　正如一切社会活动一样，政治的官能是语言。只有当我掌握我的党的语言时，我才能对我的党发生影响；我愈是熟练地掌握其语言，我就——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愈加能够对它发挥影响。如果一个国家里说着不同的语言，那末一位政治家、一家报纸、一个政党几乎不可能对全体人民讲话，而只能对一小部分人讲话。甚至像社会民主党这样的国际性政党在奥地利因而就分裂成了不同的党组织，它们彼此之间无法了解，其中每个组织只能对整个国家里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发生影响。
　　我们在哈勒的党组织的这位工作人员问道，为什么拥有波兰人、丹麦人、法兰西人的德国不能实现人人的充分民主。但是一位波兰政治家，或者一家波兰杂志，或者一本波兰书籍，无论用波兰语言向我们说得如何娓娓动人，令人信服并且含义丰富，它们也许会对德国境外的波兰人发生影响，但是决不能对德国人民发生影响。民主的实质毕竟是存在于对人民的影响以及通过人民所发挥的影响之中的。
　　在一个拥有统一民族的民主国家里，一切政治家和政党只有这样一个可能性来扩大他们对国家的影响，即通过在人民中间宣传他们的主张，通过这种主张争取拥护者。在多民族国家里，任何人不能对全体人民发生影响，而且在数目有限的讲同一语言的居民中间进行宣传时，任何人都会发现有一个限度。这种居民人数愈多，他的宣传就愈有前途，他在国家里的权力也就愈大。所以，在多民族国家里，由于民主的发展以及各党竞相宣传其主张的斗争，不同民族的各个政党组织彼此都努力（尤其是通过相应的学校组织）在全国居民中影响其本民族的——也即其语言共同体中尽量多的人。由于一个国家内部诸民族之间的斗争，民主就遭到了窜改和支解，并且在与国家中央权力机关相形之下受到了削弱。
　　这里还要考察民主的另一方面。民主不仅意味着由人民来掌握国家权力，而且意味着每个个人在国家权力面前的平等。这种平等在多民族国家里也受到了侵犯。每个现代国家都需要统一的行政，因而为此也需要统一的语言。没有一个现代国家没有一种至少必须为高级政府机关所理解和掌握的国语。美国包括许多民族，它甚至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然而它有统一的国语——英语。甚至由于共戴一君制而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联合起来的两个多民族国家，都各有其国语——匈牙利的国语是马札尔语，奥地利的国语实际上是德语。仅仅有不完善的国语，对于这个国家来说不是很有利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一个小国可以有两种官方语言。一个国家里有多种国语，这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显而易见，一个国家的语言的多样性将严重影响民主和平等。在这种国家里，会讲国语的人常常比不会讲国语的人有利得多。如果法官和律师不懂得被告的语言，那末被告的处境是很不利的；一个学生如果只能很吃力地勉强说说在听课和应考时所使用的语言，他的处境也是十分不利的。一个官员不能掌握政府机关所用的语言，就会被免职。议会里的一个发言者如果说一种他并不精通的语言，或者说一种只为一小部分在场的人能听懂的语言，他的作用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作为国家里的个别的外族人，他不得不忍受这种情况。作为国家里的一个强大民族的成员，他就会对于个人由于民族原因而受到的歧视表示愤怒。民主的感受愈强烈，那末要争取他的民族在国家里享有平等地位的要求也就愈强烈，于是，民族反对派就会同国家的生存条件越来越发生矛盾。
　　但是阶级斗争将由于民族之间的这种敌对而受到削弱。如果一个民族在国家里受到另一个民族的侵害，那末这个被压迫民族的各个阶级在压迫者面前就十分容易团结起来。阶级矛盾就会被抹煞或者被窜改，根本不表现出来，或者以一种被歪曲的方式表现出来。同一个阶级的成员之间的团结，尤其是被剥削阶级的成员之间的团结就会受到影响，被剥削阶级的阶级感情大多本来就不像剥削者那样形于外的。
　　这一切困难在全国所有人民群众都讲同一种语言的地方，即在民族国家里，是可以避免的。在那种在现代民主制度产生以前就已经形成的旧的多民族国家里，这些困难将由于居民的习惯和适应性而有所减弱，这种居民还没有体验过民族国家的好处。这些困难也会变得完全无法容忍，如果用强力把这样一种异族分子并入一个国家的话：这些异族分子已经使现代民主制度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要建立民族国家的努力，是与那种要建立现代大国民主制度的努力同时出现的，而且是与它十分密切地联系着的。那种认为奥地利只要有民主就能够生存的看法，是再荒谬不过的了。使奥地利复兴的一切民主尝试，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这样一个想法出发的：即想使这个统一的国家变成民族国家的联盟。这也就是俄国边疆地区各民族所要求的民族自治。在每个这样的民族国家里，才可能有完全的、不单单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和有效的民主。
　　社会民主党从资产阶级民主中间接受了争取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当然，我们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但是我们与资产阶级民主派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我们认为民主似乎是什么微不足道或者完全多余的东西。无产阶级作为国家里最低层的阶级，除了通过民主之外根本没有其他的方法来取得自己的权利。我们只是没有这样一种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似乎一旦争取到民主，无产阶级仿佛就已经取得了它的权利。这只是无产阶级据以争取自己的权利的一种基础。无产阶级并不在民主制度下停止解放斗争，而只是采取其他的斗争形式。
　　恰恰是对无产阶级来说，而不是对资产阶级来说，民主是生存的一种必要条件，资产阶级抛弃了目前高度的民主理想，从而也抛弃了民族国家的观念。资产阶级今天对国家理想的追求已经越出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他们把这种“自由主义的遗产”抛进了“古董仓库”。但是这确实不能成为我们也这样做的理由。我们不应该这样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即认为既然资产阶级“总的发展趋势”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接受这种趋势。无产阶级有它自己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同样也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无产阶级必须遵循这种趋势，不管这种趋势是否与资产阶级的趋势不同，或者与它根本相反。
　　当然，以上所谈到的只是人们必须理解并且必须有意识地遵循的趋势，不是绝对的死公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而有些人对千篇一律地用这个公式提出了批评，但他们却认为这种趋势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温尼希和哈勒的那位同志就是这样做的。
　　首先，不能把争取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理解为一种要把讲同样语言的一切人全部组成一个共同国家的绝对义务。民族国家的观念只是说：如果在国家里全体人民群众都说同样的语言，那末民主就能最美满地发扬和最完美地实现。在这个国家之外，也完全可以建立另外一个讲同一种语言的国家。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违背了民主的要求呢？如果在美国，英语是国语，在巴西，葡萄牙语是国语，在南美其他国家，西班牙语是国语的话，那末谁也不会把这些国家与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的分离看成是违反民族性原则或违反民主。
　　诚然，建立民族国家的努力，往往与那种把所有讲同一语言的人结合在一个特殊的国家机体中的努力具有同样的意义。这只有对这样的地区才是可能的：在这些地区里住着聚集在一起的同一民族的群众，而且彼此互相接壤。
　　在这种条件下，民族统一要求的产生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即首要的因素，是使民族国家尽量庞大和强盛的愿望，这种愿望大致上和民主相符，除非这种强盛用于对别国施加暴力，而不是用于保卫自身以防止外国施加暴力。其次是一种由于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流而产生的要取消任何小国林立状态、取消国内关卡和争取统一的商业条件——货币和法典——的愿望。这些因素中的第三个因素是一种在下层群众中间尤其活跃的动力：即如果在民族的邻近地区内他们同一民族的人受到很不平等的对待，或者甚至遭受虐待的话。民主的感受和民主的团结心愈强烈，那末要使同民族的人获得解放的要求也就愈加强烈。
　　似乎如果由马札尔人完全统治奥地利，在维也纳国会里只许讲匈牙利语，在学校和大学里只用匈牙利语讲课，国家官吏都必须人人精通匈牙利语，那末我们这位哈勒的同志也许才会不那么强烈地驳斥瓦解奥地利，以便使那里的一千二百万德意志人归属德国。那时，他也许才会懂得，民主与民族独立之间有多大的关系。
　　针对着温尼希想要借此嘲笑争取建立民族国家的努力的那种企图，还必须提到另外一点：即他把这种努力看成是单纯的死公式，看成绝对的权利。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往和联系的工具，但不是唯一的工具。讲不同语言的人也能互相交往，只要通过译员就行了。每个国家之内都形成经济的、亲属的、政治的关系，这些关系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比语言共同体的联结更加紧密。现代大国中没有一个是一举而建成民族国家的，其中每一个都是多民族国家，而且大多数至少还带有从不同的民族建立起来的痕迹。在历史上的国家里的不同民族集团之间因而在这方面和那方面形成了紧密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解除可能是令人痛苦的，甚至简直可能引起经济和政治的退化，如果这种关系的解除是采取征服的方式强行实现的话。如果有谁想简单地把欧洲语言分布图拿来并且按照这个分布图来实现我们这个大洲的重建，那末他在有些地区将遭到强有力的反抗。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亚尔萨斯人在1871年何等强烈地对于归属德国表示抗议，而亚尔萨斯人对德语的熟悉程度是超过法语的。讲法语的瑞士人不愿意成为法国人，而愿意同讲德语的瑞士人继续结合在一起，此外，还有些意大利人害怕，的里雅斯特在摆脱奥地利统治之后会陷入经济衰落等等。
　　如果我们承认这些情况，那末民族性原则还有什么意义呢？温尼希认为，于是我们只能维持现状，而现状却又同民族性原则一样地无法持久。

　　 “人们也许会反对说，民族权利原则应该这样地去理解：即不使今天的国家划分有任何改变，首先德国和奥地利不应把任何异族居点和外语居民吸收入它们的国家组合之中。但是这除了意味着把人所共知的现状提髙到社会主义世界政治体系之外，不能再意味着任何其他东西……并且除此之外还意味着拒绝一切将来的发展，使目前的疆界永久化”。

　　自然，现状并不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政治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并不要求无条件地一定要实行民族国家的主张，并且把不符合这个主张的一切现有疆界全部改变。单单这一点就可以使温尼希和我们那位哈勒的同志对此放心：我们并不要求使大国瓦解为无数个小的民族国家。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会看到，有办法使小的民族国家合并成较大的共同体。
　　我们根本不是对现状感兴趣，而恰恰是对于如何改变现状的方式感兴趣。
　　民主制度以及与它密切相关联的民族国家观念要求：非经有关居民的同意，不得改变现状。它还要求：任何国家都不能单单根据征服权而把那些反对改变的居民兼并进来。没有人能像社会民主党那样地坚决反对现状。但是也没有人会像社会民主党那样坚决地拒绝那种作为改变现状方法的征服权。如果我们站在这样的立场上，那末我们所同意的改变现状只能显得是进一步接近民族国家的观念，而不是又去违反这个观念。
　　如果这次战争把目前基本上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德国变成一个多民族国家，也就是如果德国的非德民族的成份更加扩大，那末德国人民的遭遇就再不幸也没有了。那些希望有这种结局的人，还从来没有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有过亲身经历，所以不知道多民族国家会如何歪曲和压制民主。
　　但是我们岂不因而违抗了经济必要性吗？难道经济必要性不是迫使现代国家“超越它们的疆界而向外扩张，因为否则的话生产力的进一步扩大就不再可能了”吗？